中国古代史名词

朝审
明、清时由朝廷派员会审死刑案件的制度。始于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每年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称为“朝审”。清代朝审与秋审并行。朝审是复审刑部判决的案件和京师附近的斩监侯和绞监侯案件。朝审的时间略迟于秋审，于每年霜降后十日进行，冬至前结束。经过朝审，把死刑案分为情实、缓决、可玲、留养承祖四类。除情实类要执行死刑外，其他三类均可免除死刑。

军机处
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为了当时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以达到办事密速的效果，一开始仅是临时性机构，称军机房。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初设时仅为军事方面，后来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实权远远超过内阁。它的设置彻底清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军机处不下属机构，所以权力虽大，但并不同于宰相，仍同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大臣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充任，俗称打军机，其幕僚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

理藩院
清朝中央政府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地位与六部平等，凤尚书、侍郎等官，由满人和蒙古人担任，汉人不得参加。下设六司，分掌各事。理藩院的设置，标志着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隶属关系的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已经深入到边区了。

三藩之乱
清康熙初，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福建，时称“三藩”。“三藩”多拥重兵，久镇其地，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亦相继请撤藩归辽东以为试探。圣祖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乃下令撤藩。吴三桂遂于十一月发动烦乱，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及广西将军孙延龄先后响应，清政府军事上并无准备，一时，三藩占有云、贵、桂、粤、闽、湘、蜀等省，以及赣、浙、陕、甘、鄂的一部。清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在军事上遏制吴部于湖南，然后剪其两翼。十五年，尚之信、耿精忠及陕甘的王辅臣相继反正，吴三桂于衡州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开科取士。寻吴三桂病死，孙世璠嗣位于贵阳，改年号洪化。十九年吴世璠败走云南。次年，清军入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乱平。耿精忠、尚之信等被处死，藩产入官，尽撤藩军入北京。寻于福州、广州、荆州设八旗驻防，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

改土归流
也称改土设流、改土为流、改土易流。明清时对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之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即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始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云南越州土知州阿资因作乱被斩，乃废土州，置越州卫。其后时有此举，而规模较大者，一为永乐时平贵州思南、思州两宣慰使之乱，析其地为八府四州；一为万历时平四川播州宣慰使之叛，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清雍正间，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的改流，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涉及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广五省。总计当时改流所添设的府州县，约有六十多个。在改流地区，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残暴统治，杜绝土司之间之纷争，促进边远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但直至清末，土司制度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金瓶掣签
藏语“金奔巴”，奔巴即“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为防止蒙藏贵族操纵大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挚签”制度，特颁发两金瓶，一贮北京雍和宫，一储拉萨大昭寺。凡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所觅若干个“灵童”的名字署于象牙签上，置签于瓶中，分别在雍正宫、大昭寺，由理藩院尚书或驻藏大臣督掣定，此后遂成定制。这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驻藏大臣权力的进一步提高，加强了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

齐行叫歇
康、雍、乾时期，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镇手工业工人队伍迅速壮大。手工业者为了摆脱作坊主和官府的束缚，曾经分别起来进行“齐行叫歇”的斗争。这些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侧重与经济方面，主要是为了增添工价，反对克扣工资和随意解雇。说明当时行会内部劳资双方的冲突已经激化，从前的铺匠相安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丁随地派
又称丁随田亩。清代一些地区按田派征丁徭的赋役法，即将传统的按人计丁派役法改变为按田计丁派役法，根据纳粮户的田产数量计算和派征丁徭。其做法为将州县全部的丁额分派于全部土地之内，若干数量的地亩折算为一“丁”，承担一丁所要交纳的丁银和差徭。每户丁徭及“人丁”数量完全随其实有地亩数量的增减而变化。五年一次的人丁编审，地方==也只查地不审丁。

八旗制度
清代满族一种军事、社会组织形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初创黄、红、蓝、白四旗（旗皆纯色，后称正黄、正红、正蓝、正白）。四十三年，又增添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旗色黄、蓝、白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满语称“固山”）。每旗下辖甲喇（参领），每甲喇下辖五牛录（佐领），每牛录初为三百人。每旗所辖牛录的数目，以及牛录下的丁数，时有变化。凡八旗成员分别隶属于各牛录之下，平时从事生产，战时负戈从征。出征时，军械粮草自备。皇太极时，新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增多，分别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八旗组织的整体。入关后，于摄政王多尔衮死后，世祖福临收掌起所领之正白旗，于是称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从清初起，满族统治者以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北京附近，俗称“京旗”或“京旅”，而将期于部分分别派到全国各地若干重要城市和据点驻防。利用八旗兵丁加强对本民族和各族人民的控制，并规定发给八旗兵丁一定饷额，出征时坐饷之外还有行粮，但其生产只能日益缩小。作为军事组织，八旗兵和绿营兵共同构成清统治全国强有力的工具；作为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八旗各级署衙与州县地方官并存，直至清末。八旗成员与州县所属“民人”，虽同受清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奴役，但又有所不同，在政治待遇上民人远低于旗人。清亡，八旗制度虽之全部瓦解。

牛录
满语音译，汉名佐领或简称佐。清代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原为女真人早期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据载：“筏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州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这种旧形式的十人组合体，称为牛录。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沿用此旧名称，把它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的新型组织形式。邻近女真部落，有挟丁口来归者，编为牛录。这种牛录的不断编设，并以容纳编置同血缘和同地缘而居的人。后来规定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兵籍单位。皇太极时，又改为二百人。清入关前，八旗牛录统计为五百八十三，又半分牛录二十八。顺治十七年（1660），改称牛录为佐领。时满州三百一十九，又半分牛录十四；蒙古一百三十；汉军二百零六，又半分牛录三。八旗牛录统计共为六百六十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