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名词

范缜与《神灭论》
（约450—515年），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南乡舞阴人。他生活在佛教盛行的齐、梁时期，一生勇敢地向佛教宣战。针对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发表《神灭论》，系统地阐述其无神论思想。他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结合的，有了肉体，才有精神，肉体毁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神灭论》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欺骗。面对统治阶级的打击和围攻，范缜毫不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真理。范缜继承和发扬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当时流行的有神论。

竹林七贤
晋惠帝元康年间以嵇康、阮籍代表的\"竹林七贤\"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鉴于玄学名士何晏等因党附曹爽，已身败名裂，于是便走向极端，采取撕裂名教的观点，主张达生任性，对欺世骗人的名教礼法提出了尖锐抨击。因此，嵇康被杀，阮籍也一生沉沦，很不得志。

租庸调
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规定课户每丁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交绫（或绢、絁）二丈，如纳布为二丈五尺，输绫、绢、絁者纳绵三两，输布者纳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以纳绢、布代力役），每日折绢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则租调俱免，正役和加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租调征收时，据收成好坏，定减免办法。五品以上官员及皇室、外戚等俱可按规定免赋役。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绢粟。租庸调制必须配合以均田制的施行才能实行，客观上需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及健全的户籍制度才能准确按丁授田及征收赋税。租庸调项目分明，官吏无从作弊，此外百姓所交纳的都是本身已有的，如粟出自口分田，布帛出自永业田，故不需改售农作物为货币的纳税，避免了因物价升降带来的影响。租庸调的税率也较前代轻，在租庸调实施期间，由于民户是固定于均田之上，政府有完整的户籍记录，故政府的税收实较稳定。租庸调和均田制的破坏是相关联的，连续九年的安史之乱，更有力的冲击了租庸调制，激化了土地变异和人口流移，租庸调的根本精神已经无法适应变动的社会，建中元年（780）随着两税法的实行，租庸调正式废止。

《唐律疏义》
唐初统治者曾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成了一部《唐律》。至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唐律疏义》一书，共30卷。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该书记载《唐律》共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笞、杖、徒、流、死5种20等刑名，共502条律文。唐律从各个方面维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有显明的阶级性。但也有很多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规定，其社会性也是不容否定的。因此，它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

《姓氏录》
659年，武则天操纵高宗再次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后族武氏跃为一等，五品以上官僚皆入士流，旧的门阀氏族进一步遭到打击。
安西四镇
唐朝安西都护府掌管着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兵，史称“安西四镇”。碎叶镇是其中最西的一个军事重镇，是边沿和中西陆路交通的战略要地。

安史之乱
唐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后期，政治黑暗，中央实力削弱，藩镇握有重兵。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伪称奉密诏讨杨国忠，率藩、汉十五万军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连败唐军，攻入洛阳。次年正月，自称雄武皇帝，占有河北大部州县。七月，玄宗逃往蜀中，朔方留后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肃宗）于武灵（今属宁夏）即位。叛军进入长安，所至烧杀抢掠。至德二载（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将郭子仪等与回纥援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部将史思明降唐。次年，史思明复叛，并南下救援安庆绪，解邺城之围，干元二年（759）杀安庆绪于范阳，自称燕帝，再度南下攻入洛阳及附近州县。上元二年（761），叛军分裂，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收洛阳，叛军北逃。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缢，叛乱始平。叛乱历时七年余，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唐朝从此由盛转衰，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潘镇割据
中国唐代中叶后，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与唐廷抗衡的政治局面。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边兵，并创设节度使制，节度使以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之权。这些节度使统掌的军镇有藩卫（即保卫）唐廷之责，故又称藩镇。安史之乱后，为了抵御叛军，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唐代后期，藩镇林立，这些藩镇亦称方镇。其中一部分不受朝命，不输贡赋；有的甚至倚仗自身实力对唐廷跋扈不驯，割据叛乱，或藩镇相互兼并，最后唐廷被强藩朱温所灭，演变为五代十国。

牛李党争
唐代后期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两党对进士科都十分重视，在执政时，两党也均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却无心解决，派系间的斗争削弱了中央的力量，使外重内轻的局面愈发严重。旧说，宪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对策时因讥讽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父）而久不得升迁，双方结怨。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宗闵因其婿以关节进士及第，被贬出朝，旧史有谓翰林学士李德裕证成此事者。从此各分朋党，相互倾轧。大和三年（829），李宗闵得宦官之助为相。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被召入朝，裴度荐以为相。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出李德裕为四川节度使。此后双方攻讦不休，成为朝中形同水火两大派系，史称“牛李党争”。五年，以维州受降事，两党斗争更烈。李党所为，牛党必斥之。故李德裕虽有善政，亦收效甚微。武宗时，李德裕入朝为相，李宗闵被贬死，牛僧孺亦被贬黜。宣宗时，牛派得势，李党全部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与崖州，牛僧孺还朝后亦病死。牛、李便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两大派互相倾轧近40年，据今人研究，认为旧史所述事实谬误颇多。元和三年对策讥弹的权贵指宦官，有与僧孺、宗闵同时以对策被排斥之皇甫湜策为证。长庆元年，李宗闵被贬事，李德裕并未介入，正式此事者为元稹。并认为，牛李党争的开始，最早只能从大和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起算。从该年至大中初元不过十七八年，旧史称四十年亦误。错误在于传世数据多出牛党之手所致。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宦官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当时固然多数官员屈服于宦官的权势，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但是也有奋起抗争者。唐制，朝官的衙门多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宦官专权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引起朝臣的反对，因此，当皇帝和朝臣想有所作为时，势必与宦官展开斗争。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改新）和“甘露之变”。顺宗即位，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人，与刘禹锡、柳宗元等结成联盟，实行“永贞革新”，共谋打击宦官势力，不幸失败。文宗大和八年（834）和九年，文宗深患宦官擅权，擢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以大明宫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观看，以图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事败，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南衙北司之争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灭亡。

飞钱
亦称便钱，唐时私人创设的货币汇兑方式。始见于元和元年（806），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缺不付敷用，来京贸易之商贾，将销货款委托各道进奏院（诸藩镇驻京办事处），诸军府、节度使或富家领取半联票券，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即可取款。此举可解除商旅长途携带钱帛及各地运输税钱入京之劳。后官府欲独占飞钱之利，于元和七年限定商贾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缗收费百钱，但因官营信用不固，虽免汇费，商人多不肯至，仍未取代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