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暴力镇压的对象，这个很明显，主要是针对地主阶级的。太平军一直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法庭、监狱也主要对付破坏革命的敌对分子。关于太平天国的纲领和政策，上面我们已从几个方面讲了它们是利于哪阶级，为哪个阶级利益服务的；在诸多政策中哪是最主要的；从总体上衡量，太平天国的纲领政策的倾向性如何。在听的过程中会得出一个初步印象。但所讲主要是限于前期，后期的情况尚未讲，只有当明瞭了前期的情况后，对其动态变化才能有更全面的了解，这里我们不妨对太平天国政权性质作出了总结，有的论据待后面讲到有关内容时可以得到印证。
下面对太平天国的性质问题作以总结--
综观太平天国政权，从政体上说 ，虽不可避免地因袭君主制，但也有着某些改进的地方，更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从国体方面看，是和封建地主政权有根本区别的。太平 天国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以农民革命领袖为主体的。地方官员的成分虽然复杂些，特别是到后期更是这样，但对全局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太平天国暴力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从太平天国纲领政策方面看，它提出了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具有鲜明反封建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它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实际贯彻，而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等政策，但是太平天国在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地主豪绅，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太平天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封建政权方向蜕化，而在尚没有蜕变为封建政权的时候，被中外反动势力给扼杀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逐步向封建政权蜕化着的农民政权。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学术界过去一些年里争议比较大，在太平天国史论文学中占的比例很可观，但争议没有取得基本统一的结果，有些争不下去了，这些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也相对“冷”了。综观各家各种意见还保留着，主要有过四种意见：一是农民政权说，二是封建政权说， 三是双重政权说，四是农民政权逐步封建化说，我们是采纳的后一种意见。对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可以独立思考。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和法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一次新的侵华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在于攫取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所获得的更多的侵略权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叫做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年到1860年间，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表面看来，这两大事件的直接联系不甚密切，但实际上不然，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地域上说，虽然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南中国，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津京地区，但在这两个战场上作战的其中一方都是清朝军队为主。清朝对太平天国革命者和外国侵略者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把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心腹之害”，而对外国侵略则认为只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所以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下死力坚决镇压，而对外国侵略者则很软弱，媚和妥协，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以清朝失败而告终了。通过这次战争，外国侵略者不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而且，进一步迫使清廷就范，促使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通过这一节，我们不仅要了解外国侵略者是怎样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对中国侵略的，而且也要了解，中外反动势力是怎样勾结起来的。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
1、战争的引发：“修约问题”和“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亚罗号事件”。（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英法发动战争的借口，战争前导）
①修约问题：它们扩大侵略权益的企图首先是表现在修约问题。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扩充这些不平等条约侵略要求。他们提出的修约的“理由”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有这样的规定：“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南京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关修约的规定，但英国却引“最惠国条款”进行狡辩。《南京条约》到1854年已签订12年，这时以英国为首，而美法两国附合，进行了第一次修约讹诈，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驻京等等。这一次，清政府基本上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当时英法正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进行）之中，而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以逼迫清政府屈服，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到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届满12年，这次由美国作为主角又进行第二次修约讹诈。要求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等。清政府也没有表示同意。这时英国和法国已经着手发动战争了，所以美国也就停止了修约交涉，参与英法侵略活动。他们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②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
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马神甫事件”。1854年，天主教法籍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进行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无恶不作，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在1856年2月，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并处死了马赖。法国政府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借口，伙同英国一起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当年9月，法国通知英国政府，说它准备派一支远征军到中国。
③亚罗号事件
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船的名号。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在停泊于黄埔海港的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嫌疑的水手。亚罗号船为中国船，它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的英国当局领过通航证，但在被搜查之时，此证早已过期，船上不再挂英国国旗。因此，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方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硬说西罗号是英国船，并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代理事巴夏礼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水手，并赔礼道歉。叶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将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又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收。在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收西马糜各厘率军舰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正如寓言《狼和小羊》所说明的：“坏人存心要干凶恶残酷的事情，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
2、战争概况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856年10月英军进犯广州，到1858年6月《天津条约》的签订：
①挑起战争，进攻广州。英军于1856年10月23日挑起战争后，向广州发动进攻。叶名琛不作备战，到29日，英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攻入内城，纵火焚烧大批民房，还抢劫了总督衙门。当时“英兵不满千，而兵勇及团练赴援者数万人”，爱国官员 和广大民众英勇抵抗，英军遂于当晚撤出广州，退踞虎门，等待援军。
②扩大战争，攻陷广州。185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10月法国政府人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一支侵华军，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积极支持英法，但因国内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联军，但也派出全权大使列卫廉同英法密切配合。沙俄为了实现占领大片领土的目的，当然也积极支持战争。这样，这四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侵华利益，暂时结成了侵华联合阵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斗争。在1857年12月，侵略者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好”，还要求另赔偿其所谓损失等等，不然就要攻城。再说叶名琛其人，很有意思，不做战备，而好吹牛，说大话，弄得他的部属都哭笑不得。他还很迷信，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里面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说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他扶乩来预卜军事，据说得乩语说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阳历12月30日）便可无事。当他的部属劝他准备打仗的时候，他却颇为自信地说：“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可见昏庸到何等地步。（笑语：还真让神仙给算着了）果真没过阴历十一月十五，而在十三日，即阴历12月28日，侵略军向广州城展开进攻。叶名琛害怕之极，神仙也保不了他了，他逃到内城的粤华书院躲避。爱国官兵进行了抵抗，但到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广州城就陷落了，叶名琛在都统衙门的后花园里的藏身处作了俘虏。当时人们嘲讽他在广州的作为，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不久，英人把他弄到香港，过了些天又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囚居在海边的“镇海楼”。1859年病死在那里。侵略军占领广州之后，烧夺抢掠，无恶不作，并且成立了一个所谓“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广东巡抚柏贵照旧任职，为外国侵略者效劳，成为“中国通”巴夏礼操纵下的傀儡政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首先制造的一个傀儡政权。
③北攻津门，《天津条约》。侵略军攻占广州，这还没有给苟且偷安的清廷以足够的震动，为迫其进一步就范，决定沿海北上，进攻大沽，震慑京畿。当英法使者到达上海的时候，咸丰帝在上谕中却说：“现在中原未靖（指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过镇压下去）……对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可见，在广州失陷，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的时候，清政府妥协的宗旨仍没有改变。1858年4月，英舰十余艘，法舰6艘驶往大沽口，英法美俄国四公使也各恃兵舰，到达的河口外，并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清政府谈判。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交涉，英法公使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进行刁难。而美国和沙俄，则一方面为英法打气，一边充装调停者，这样一打一拉，连压带骗地对付清政府，而清政府对此却看不透，自欺欺人地把希望寄托在美俄的调停上。而侵略者一方面利用谈判之机待援，探测情况，加紧发动进攻的准备。经过周密地策划和布置，1858年5月19日。英法军舰多艘闯进海口，次日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交出炮台，清军不予理会。两小时后，侵略军悍然发动进攻，尽管爱国官兵奋力抗击，但由于战备做得不好，谭廷襄等官员胆怯奔逃，大沽炮台终于陷落。接着英法联军沿河而上，进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急忙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在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结天津谈判求和，遂有《天津条约》的签订。
谈判期间，英国代表骄横要挟，美俄仍是故伎重演，扮演调停的角色从中渔利。俄使普提雅廷诱胁清政府于6月13日首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可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通商口岸停泊兵船），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规定“两国从前未定明之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6月18日，美国代表列卫廉要挟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接着，6月26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代表人额尔金。6月27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代表人葛罗。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
①各国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③英、法等国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通商、游历。
④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⑤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⑥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不久，根据《天津条约》中的有关原则规定，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商税率比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降低，对一般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5%）抽税，货物转口运销除征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这些内容和中英南京条约以及中法黄埔条约对比，重申了哪些特权，扩大了哪些权益，及它的危害，我们讲完北京条约以后再分析。
3．战争的第二阶段，从《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到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其间的主要线索：
①战事重起。《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并未能促成和局。清政府方面，它对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缔结的城下之盟并不甘心，而是忧心忡忡，事过之后，又想，“尽力挽回”，或是“罢弃条约”（《筹办务夷始末》咸丰朝卷32，页3）。它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清朝统治者由于误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宗教带来的，因此对象增开通商口岸和外国侵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怀有很大疑惧，怕再酿起事端，甚至担心外国侵略者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危及清朝统治。第二，仍有虚荣心理作祟，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向来只有贡使才能入京，而现在允许外国公使入京，夷人又不肯跪拜，“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大失天朝体面。总之，是出于清朝统治本身的考虑，清政府又试图和外国“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其他条款的条件。而外国是坚决不答应，说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其实，它岂止是不准修约呢，它对条约规定的权益仍不满足，还要扩大，双方是这样两种态度。所以和局是不可能维持的了，所以战事再起。1859年初，英法分别派遣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额尔金、葛罗先后回国），它们拼凑联合舰队，在6月中旬，到达大沽口外。
②大沽之战（第二次）。清政府看到大兵压境，又软弱惶怕起来，只好允许按期在北京换约（条约签订后要经双方政府认定换约后才能正式生效），为了防备外国军队再次进攻大沽炮台，威胁津京，指令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进京。1859年6月25日，英舰队司令何伯率领联合舰队悍然闯进白河，进攻大沽炮台，中国爱国官兵奋勇抗击，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身先士卒，舍身酣战中炮阵亡。史荣椿身负重伤，临死之前，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激战结果，侵略者遭到惨败。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艘，击毙击伤敌军近500人，英军军官伤亡20多人，英、法司令都受了伤，这次大沽之战，以我胜敌败告结。英法公使逃往上海，其联合舰队则逃往镇海海面集结，但清政府却不改变妥协方针，仍然要英法公使往北塘赴京换约。
③扩大战争。清政府的态度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反动气焰，英、法政府也为大沽之败而决意报复，遂于1860年再度分别经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扩大侵华战争。英法联军舰船200多艘，军队25000人（其中英国舰船173艘，军队18000余人）开到中国，7月底，联合舰队再次集结大沽口外。此时，清政府还想罢兵求和，而僧格林沁作为津沽前线的统帅，在大沽加强防备力量，但北塘没怎么设防，目的是诱敌深入，然后聚歼。
④攻陷津京。敌人在侦知北塘情况后，就于8月初占据北塘，登陆向天津进攻，塘沽、大沽炮台的清军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抵抗。但清政府并无抗战决心，咸丰帝晓谕僧格林沁撤退，说什么“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不日，天津陷落，清政府乞和，侵略者提出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不想在此时谈判，要给清廷以更大震慑，于是转而进兵北京。9月21日，进击通州，僧格林沁撤队反奔，以致失守。次日，咸丰皇帝出逃热河，留下他的异母弟奕訢求和，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在北京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典型的罪行之一，就是焚掠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自康熙年间在明朝贵族废园的基础上扩建，到战前，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园面积达五千余亩，内有综合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杰出建筑物二百余座，殿亭楼塔，山水林苑，蔚为壮观，举世罕见，凝聚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辛勤血汗。园中还在有许多珍宝和珍贵的典籍文物堪称人类文化宝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又将全园放火焚烧，数日里火光熊熊，烟雾弥漫，黑云压城，日光掩没。该园的被焚掠，是中国和人类文化重大损失，也永远留下了侵略者的罪证。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又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
⑤《北京条约》。在上述情况下，奉命谈判乞和的奕訢，乞请沙俄公使从中斡施。俄使提出要以先解决俄中边界问题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然后又要求奕訢答应英法侵略者的一切要求。奕訢在英法武力的逼迫和沙俄的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25两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该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了以下几项条款：A、增开天津为商埠；B、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华工；C、中国割让九龙司（归属香港 内）；D、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原分别为400万两和200万两）；E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父在葛罗的指使下，在条约文本中偷偷加入）。11月14日，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我们将在下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内容里专讲。（大家也要注意到，中美没有签订《北京条约》。）从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大家可以看出，比以前条约又增加了一些侵略权益。下面我们就把《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跟《南京条约》、《黄埔条约》作一个对比，看看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又扩大了哪些侵略权益。这就是下面要讲的第4个问题。
4、英、法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较前又扩大了哪些侵略权益，以及它对中国的危害。
《天津条约》比《北京条约》中，有些内容，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项内容是对前约的重申和进一步加强，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主要看增加了哪些内容：
①外国公使驻北京。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不属于双方互派公使，驻在对方首都这样一般的平等的国际关系惯例，而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直接控制清政府的开始。
②除前五口外，又增加了11口（天津条约增10口，北京条约中又增天津）。标志侵略势力从沿海扩张到长江流域，从华南扩张到东北。这些口岸不仅成了列强侵华的经济据点，而且也规定外国军舰有权驶入口岸，因而也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天津开为商埠，更利其在军事、政治上控制北京和从经济上掠夺华北。
③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较前降低商税（5%的海税和2.5%的子口税，这是通过《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不但扩大了其商务特权，而具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和税务。
④割占九龙司（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⑤分别给英法800万两的赔款，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残酷掠夺。

⑥教会侵略势力夺取了在各省买地建造和传教的特权，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另外提一句，这些权益不独英、法享得，因为不平等条约中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所以列强可互相援引。
至于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从原则上说来，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大为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就是当时清朝在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同时，又面临着太平天国革命，而清朝是把后者作为心腹之害。为了镇压国内革命，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而和侵略者勾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促成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和联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
二、沙俄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很狡猾的角色。它没有公开地直接出兵参与战争，而以所谓调停者的身分出现，看准火候，趁火打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大的国家。
沙俄早就开始对中国的领土进行侵略，上面我们曾提到过有关内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沙俄已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并在沿江上下，遍设哨所。而更大规模的侵略，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实现的，主要是通过下述条约：
1、中俄《瑷珲条约》
1858年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率领军舰驶向瑷珲，他向黑龙江将军奕山（鸦片战争当中讲到过）提出重划中俄边界的侵略要求，奕山最后在沙俄的武力要挟和外交讹诈下，于1858年5月28日被迫签订《瑷珲条约》，主要内容：
①黑龙江北岸中国60多平分公里的领土割归俄国，只有江东64 屯照旧由中国管辖、俄国“不得侵犯”。
②由乌苏里江至海的所有地方，为中俄“共管”之地，
③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通过，别国不得航行。
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进行处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沙俄是扮演的调停角色，从中趁火打劫。在1858年的天津谈判当中，俄使普提雅廷诱逼清政府首先于6月13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清政府代表是桂良，花沙纳），主要内容
①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处口岸通商，并可停泊兵船，若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并且俄国在中国可随意扩大陆路通商点的贸易，不加限制。
②俄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③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为进一步鲸吞中国领土制造了借口）。
大家应该注意到，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条约当中，沙俄当时尚未取得和英、法、美等国同等的侵略权益，主要是没享得沿海口岸权力。而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在这方面后来居上，而且在天津条约中还有勘界的规定，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条约借口。
到1860北京谈判，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与奕訢分别代表俄中双方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时间是1860年11月14日，主要内容除了清政府被迫确认《瑷珲条约》外（当时清政府未承认），还有：
①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该区在中俄的《瑷珲条约》中为“共管区”）。
②规定了中俄西部“未定边界”的大致走向。
③俄国取得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权。设立领事，并享领事裁判权。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通商特权，更主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把瑷珲条约中的共管区4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同时，又为割占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上的借口。
北京条约以后，沙俄强迫清政府勘定西部边界，到1864年10月7日，沙俄又强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代表为扎哈罗夫等，清政府代表是明谊等，地点在塔尔巴哈台（塔城），主要内容是具体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山口（今苏联境内）到浩罕的中俄边界，这样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占，总面积为44万多平方公里。
至此大家可以预算一下，瑷珲条约中割60多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以北），北京条约又割乌苏里江以东40多平方公里，这次又割西部44万平方公里，总共是144万多平方公里。这主要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还在中国西部割占了一些领土），可见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最大获利者。
三、辛酉政变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辛酉政变，又叫北京政变也叫祺祥政变，清朝宫廷内部的一次政变。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今承德），到1861年8月病死，遗诏6岁的儿子载淳（即以后的同治帝）继位，年号“祺祥”。因为他小，不能亲政，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1835-1908）这时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不久加“慈禧”徽号，称慈禧太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西太后（当时她和慈安并为太后），此人权欲极强，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他指派人上奏要求她“垂帘听政”，肃顺等人加以反对，双方的权力之争紧锣密鼓地，或明或暗地展开了。肃顺也是个权欲很强的人，据说当时也有窥窃大位之志，野史中有记载说他尝戏坐宝座，问人看象不象皇帝的样子。还有一则轶事说，肃顺每晨未起之时，先在帐中饮人葠汁一杯，有一小内侍专司其事，杯子用得是咸丰帝赐他的玉杯。有一天小内侍不慎把玉杯打碎了（肃顺不知），惧而欲逃，一老监给他出主意，让他向一位姓陈的大臣求救，这位大臣一向以多谋著称。小内侍从之，陈某教他如何如何……。小内侍回来用胶把碎杯粘合，次晨复用之盛人葠汁以进，方入账，惊呼倒于地，杯碎汤洒。肃顺叱之，小内侍跪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两道黄气，长五、六尺，如龙状，所以惊倒，打碎了怀子，死罪死罪。”肃顺闻言窃喜，遂不怪之，更觉自己当有真龙天子之命运。他也有一帮同党，与慈禧对抗。慈禧这边的同谋是恭亲王奕訢，并且拉拢了握有军权的胜保等人。当时外国人控制了北京，在对待外国的态度上，肃顺一伙和慈禧一伙是有区别的，肃顺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心有疑惧，不大驯顺，而慈禧、奕訢等人主张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
奕訢就是被留下进行所谓议和的，慈禧一派为了进一步取得外国的支持，而外国侵略者也为了利用驯顺的走狗，于是慈禧、奕訢一方取得了外国的支持，慈禧一伙密谋政变。9月初，奕訢以奔丧为由赶至热河与慈禧密谋，不久返回北京布置。10月26日，两太后偕小皇帝打道回京，咸丰帝的灵柩则由肃顺等另路护送。11月1日，两太后抵京当日召见奕訢，具体部署，次日发动政变，逮捕肃顺等人。几天后，将肃顺等人在菜市口处死，而载垣、端华赐死（让其自杀），其余五人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慈禧自此取得最高统治权，这就是北京政变。经过北京政变，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
清政府决意求助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2月宣布对东南地方官所谓“借师助剿”不为遏制，实际是正式批准这一政策。外国侵略者高兴地说：“我们在北京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外国侵略者也就彻底抛掉了“中立”的面纱，赤裸裸地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了。通过这次政变，慈禧为首的清廷对内则注意调整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更依赖他们，对外则联合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太平天国所面临的敌人较前更强大，形势也就更加复杂和险恶了。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决不是偶然的，不是仅仅通过一次偶发事件而造成的。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必然结局。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外国列强对一开始不很驯顺的清政府一个逐步制服的过程。

思考题
1、英法两国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较前又攫得哪些侵略权益？
沙俄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

名词解释：
亚罗号事件 马神甫事件 　辛酉政变

※自学会党和少数民族起义、配合太平天国的内容。
太平天国是当时的反清革命高潮中的主导，但不是唯一的，如果说是众星拱月的话，太平天国革命是“月”，其他为“星”。
1、胡有禄、朱洪英、天地会起义，建号“升平天国”（1852-1855 广西），教材P61
2、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建号“大明太平天国”（1853.9-1855.2），教材P61-62
3、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1855-1872），教材P62、P108
4、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1856-1872），教材P111-112
5、捻军
①捻军的组织特点，以走击敌，云翔风驰，劲疾剽悍。
②1855年8月，雉河集（在安徽蒙城）会盟，张洛行为盟主，各路联合。
③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④1865年在山东菏泽击毙僧格林沁
⑤1866年冬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为东捻、西捻两支。
⑥1851年（河南南阳一带捻党聚众起义）--1868年（其间太平军北代经过安徽时，捻军大力响应，并开始趋向联合，1855年雉河集会盟正式联合起来。）

第五节 天京变乱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天京变乱的发生及其对太平天国的影响
1、天京事变的原因
太平天国领袖集团矛盾的激化是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又是哪些条件和因素影响并促成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呢？
一方面是敌人颠覆破坏的影响，这是外部条件。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颠覆和破坏，不可避免地要对革命队伍内部产生影响。敌人颠覆破坏的例子，张继庚反革命集团案可算得上典型。张继庚是一个潜伏的反革命奸细，太平军攻南京城时，他从长沙赶到南京，混入革命队伍。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知法混入北殿典舆衙刺探军情，联络人手，结纳死党，准备暴乱，被察觉。1854年3月，在东王杨秀清的主持领导下，镇压了张继庚及参与的骨干分子129人，这次反革命暴乱虽未得逞，但说明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颠覆破坏是无孔不入的，革命队伍的防线，特别是思想防线不可能严密得滴水不漏。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和直接的方面，是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密不可分的。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和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上的蜕化。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伴生的阶级，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已远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化为小生产者，虽然能够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变革封建社会制度。太平天国领袖们同样也无法摆脱这一法则的制约。太平天国建立的农民政权，不仅依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而且因袭了旧的封建君主制度，因而，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因袭封建君主制度，就势必依据封建主义原则处理领导集团内部及领导集团与群众的关系，上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关系。洪秀全法定地居于塔尖。也就是说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同时，因为农民没有有效的批判的武器，无法抗拒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们本身就保持着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家长制扩大到皇权主义在所难免，皇权主义原则本身就意味等级服从的不平等。这无疑是破坏革命队伍团结、导致分裂的因素。也就是说，无法从思想上保证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太平天国刚刚在天京定都，甚至太平军还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时，洪秀全就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贼情汇纂》卷6）。洪秀全陶然于声色享乐之中，他花了许多精力制订

了一套旨在约束后妃、维护宫廷秩序的制度。就仅举他为后妃们制定的“十该打”和“四不准”的戒律来说吧。“十该打”：服事不虔诚，该打；硬颈不听教，该打；起眼看丈夫，该打；问王不虔诚，该打；躁气不纯静，该打；讲话极大声，该打；有喙不应声，该打；面情不欢喜，该打；眼左望右望，该打；讲话不悠然，该打。“四不准”：不准多喙争骂；不准响气喧哗；不准讲及男人；不准讲及谎话。（见《天父诗》，《太平天国》册2）。可见，他的革命精神严重消损。昔日患难与共的兄弟，这时却俨然君臣。而东王等人，对洪秀全却不是诚心臣服、甘拜下风的，而是竞侈豪，争权势。当然，也不能把天京事变的发生完全归结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上去，认为它绝对不可避免。事实上并非每次农民革命都一定发生火并事件。也应该追究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个人责任。总之，是外部条件的影响、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自身过错交错，共同酿成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最后导致了一场互相残杀的变乱。那么其矛盾状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突出起来的是洪杨矛盾。洪杨的矛盾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地位，就是对洪秀全权位的挑战和威胁。到建都天京以后，他更是包揽军政实权，培植起雄厚的亲己势力，渐渐地，对自己的位次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容忍。杨秀清企图不仅在实际权力，而且在名位上都不能居于洪秀全之下。为了张扬自己，显示威风，他兴建的府第，也是“穷极工巧，驰心悦目”，“土木冠绝天京”。有地主文人曾赋诗说：“制军（指清总督）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册4，页737）。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贼情汇纂》卷1），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定，然后才会奏于天王府的，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画诺而已。杨秀清甚至利用天父传言的地位和权力，借口洪秀全粗暴地对待嫔妃和女官，要予杖责，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免和代为受过，杨秀清都不肯。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表示甘愿接受杖责方罢。杨秀清先以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的“本身”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地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双方都心照不宣，假戏真做。（事在1853年12月，见《天父下凡诏书》（二））。到1856年夏末秋初，更发生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据当时隐藏在天京的一个反动分子记载：“一日（杨秀清）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功劳，何止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是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页702-703）事情至此，便把洪杨矛盾推到激化的高峰，成为促成天京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同时，杨韦矛盾也尖锐起来。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不只是对洪秀全一人。他是上压天王，下欺诸王。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韦昌辉采取“韬讳”之计，阳奉阴违。他在杨秀清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他百般谄媚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肠肚嫩，几不知此’”（谢全鹤：《金陵癸申纪事略》，《太平天国》册4，页669）。其兄与东王的妾兄争夺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韦昌辉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同上）。其阴忍残酷由此可见一斑。韦昌辉在表面折服、迎奉杨秀清的同时，暗中却利用洪杨矛盾，想借助于洪秀全把杨秀清除掉。他也极力讨好洪秀全。例如，早在1853年12月，杨秀清欲杖责洪秀全之时，他哭求再三，表示自己“愿代天王受杖”。洪秀全承认自己有差处，他却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天父下凡诏书》（二））随着洪杨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曾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还持“坚忍不怒”的态度。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便采取了联韦诛杨的行动。
此外，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也激化了与石达开、秦日纲之间的矛盾。石达开虽然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中地位较低,但因统帅军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拥有较雄厚的实力。他同韦昌辉始甚相善,并得到洪秀全的倚重。杨秀清也喜欢他的诚实忠厚,故屡委以军事,并常常利用他去分韦事权。后来，由于杨秀清跋扈日甚，“威逼太过”，也渐渐引起石达开不满。对杨秀清忌恨的还有燕王（1854年封）秦日纲。于是，共同的思想情绪就促使石达开与韦昌辉、秦日纲一度结成同盟，谋杀杨秀清，但他们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忠王李秀成自述》）
可见，在天京变乱爆发之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已是严重激化了。矛盾的交汇点在东王杨秀清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这样，他的被杀就不是偶然的了。清除他，就成了天京变乱的开场戏，他也就成为天京变乱中的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2、天京变乱的经过
悲剧的第一幕：洪秀全密诏图东王，韦昌辉乘机行滥杀
杨秀清逼封万岁事发后，洪秀全起了杀机，想借“心腹盟弟”韦昌辉之手杀掉杨秀清，乃发布密诏给在江西的韦昌辉，命他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密诏后立即带领心腹武装于9月1日深夜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将队伍迅速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剌杀。韦昌辉将东王首级送天王，“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接着，洪秀全、韦昌辉又用计诱杀东王府部属，2日上午，洪秀全下诏书，谴责韦、秦杀人太多，超过其诏谕旨意，“令受鞭刑四百”（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17期），同时说明东王逆谋是自天庭露的，而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玛高温：《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33期）。“诏旨一宣布出来，韦氏之党痛心疾首怨声四起”，但韦昌辉却“满口谢罪而甘愿受刑”（裨治文语）在天王府前，韦、秦二人装模作样地“伸手足受刑”，秦日纲“很可怜地哭泣，手抚被笞之部。而行刑者尽力一击，响声可闻，木棍当场折断”。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计，遵命前来观刑，被骗解除武装后，全被杀害。东王余部奋起自卫。据《金陵杂记》说：太平天国的京都“闭城月余，互相自杀”，“韦部小挫，随后东党势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据说，诛杨之役前后有两万多人被杀。这便是天京变乱这场悲剧的第一幕。
悲剧第二幕：石达开回京险遭难，洪秀全诛杀韦昌辉
杀害杨秀清及其部下，石达开没有直接参与，因为当时他在湖北前线。听到天京城内变乱的消息，他急忙从前线返回天京。前边我们讲到，他和杨秀清有矛盾，曾和韦、秦一起合谋杀杨，但只议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此时他目睹天京惨象，对韦昌辉顿生不满，斥责他妄杀无辜，说：“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于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王韬：《记翼贼事》，《瓮牖余谈》卷6）而这时的韦昌辉已经犹如一个红眼赌棍，一个嗜杀的狂徒，哪里容得了石达开的斥责，便顿起他心，竟反责石达开说：“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同上）并且要把石达开杀掉，当时洪秀全也怀疑石达开要杀韦昌辉（《石达开自述》）。石达开见事极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便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行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赶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其首级（如清廷上谕说：“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悬赏购石逆首级。”《剿平粤匪方略》卷163，页23）。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韦，他上奏天王，要求诛杀韦昌辉，并且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据简又文译文，载《逸经》第33期）。最初，其要求未被天王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11月初，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城内也群起反韦，加上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洪秀全才下令杀死韦昌辉和秦日纲，“附从北王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200人，且交战仅2日”（玛高温：《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函送石达开，并令于营中贬之曰“北孽”。这便是天京变乱悲剧的第二幕。和第一幕相比，角色和矛盾发生了变化。因为杨秀清没有了，角逐便在韦昌辉、石达开、洪秀全三人之间展开，而以石韦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导，最后以韦败亡告结。
悲剧第三幕：翼王回京遭疑忌，率师出走不复回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到天京，石达开的作为，使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全朝文武向洪秀全保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忠王李秀成自述》），并因“善其义气，推为义王”（《忠王自传别录》，《太平天国》册2，页842）。石达开回京辅政，“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忠王李秀成自述》），对石达开存猜忌之心，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册4，页704），另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而此两人为庸懦之辈，朝野很有意见，石达开更是极其不满。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委曲求全，二是推翻和取代洪秀全，三是率部出走。石达开不肯忍辱负重，也不愿搞军事政变。他既害怕遭到洪氏集团暗害，又对洪秀全能否挽回太平天国颓势表示怀疑，因此，走了率部出走的道路。1857年6月，石达开出京，走经安庆，他沿途张贴布告，表白自己“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倾吐自己内于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飘然远行的苦衷。石达开离京后，洪秀全因天京军政无人主持，不得不令各官“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福济奏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092号）并将洪仁发、洪仁达的封号削去，并镌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大小官员求救表章，一道送往安庆。石达开仍是不从。1857年10月，他率部自安庆远征。这是天京变乱的最后一幕。以洪石矛盾为主导线索。
统观变乱的全过程，多角矛盾交错。可以说，变乱先因洪杨之间的矛盾而爆发，继因杨韦矛盾冲突，导致更惨的局面，再以洪韦与石韦之间的矛盾发展作为继续，最后以洪石矛盾的解决--石达开出走告结。
3、关于天京变乱的性质问题
对天京事变的性质争论颇大，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一种是认为天京事变是农民领袖之间争权夺利之争，是历史上农民阶级中常见的火并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说一次“内讧”。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阶级斗争性质，或认为是韦昌辉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或认为应该看成阶级斗争在农民队伍中的反映。这种“阶级斗争说”在“文革”以前就存在，文革时期大搞影射史学，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定论”。说天京事变是一次典型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是神化洪秀全，除他之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再无好人。杨秀清是野心家、阴谋家，韦昌辉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石达开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简直是“洪桐县里没好人”。这样，天京事变自然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杨秀清要篡夺最高领导权，洪秀全下诏杀他，是他罪有应得，韦昌辉则是乘机搞反革命大屠杀的刽子手。石达开公开分裂革命队伍，唯洪秀全独革、独左。显然，这里边已经包括进明显的现实比附因素，已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当然，天京事变的性质变是怎样的，完全可以有不同认识，认为它是阶级斗争事件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作为学术研究，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我们不同意这最后一种观点，而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基本理由：第一，从原因和背景看（具体内容上已讲过，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导致，而非阶级斗争的外部因素）；第二，参与天京事变的这几个人都是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在事变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同，错误有大小之别，个人品质有优劣之分。
当然，关于诸王间的矛盾状况以及事变的情况，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关于是否有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情，洪秀全是否有图杨密诏，就有争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如果说没有杨逼封万岁之事，洪也没有图杨的密诏，那么，天京变乱的问题好多情节也就值得重新考虑，但并不影响得出“属于领导集团内讧性质”的结论。
4、天京变乱对太平天国的危害
①搞垮了领导核心。经天京变乱，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遭诛，翼王石达开出走，开国之勋中仅剩洪秀全自己在朝，大有孤掌难鸣之势。
②削弱了革命力量。经天京变乱中的互相残杀，仅东王部属被杀就有二万人，其他各王的部众也有损耗，死者中不少文臣武将。石达开出走，带走十万精兵。尽管他仍然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坚持反清斗争，但与天京革命力量各自为战，远不如合力对敌，削弱了革命力量。
③摧折了太平天国的信仰支柱。太平天国革命是披着宗教外装的一场革命。尽管宗教从本质说不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而是麻醉剂，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拜上帝教却起到了交融革命理想、维持革命信仰的作用。经天京变乱表明：在宣称率领群众建立地上天国素以兄弟相称的领导之间，所谓天父的第二子和在凡间的代表（洪秀全）所要建立的原来是洪氏的家天下，而天父的第四子及代言人（杨秀清）居然居功逼封，天父的第六子（韦昌辉）则肆意残杀手足，天父的第七子（石达开）也居然“拥众自雄”。这样，他们以德标榜的“以天父真道，蓄万众一心”的说教，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人们不能不对以往的信仰产生怀疑，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忧虑。信仰的支柱不能像过去那样坚固了，这显示了太平天国在政治思想上的破产，过去那种生机勃勃、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局面不复存在了。从敌方幸灾乐祸的一首歌谣可以看出情况的严重性：“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立，依旧让咸丰”。（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2，页163）

④导致战局急剧逆转。由于天京变乱极大地损伤了革命元气，而敌人却获得喘息和乘机反扑的良机，太平天国方面从军事全胜的局势迅速跌落下来，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清方则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总之，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史上一次影响巨大的事变，它成为太平天国局势的转捩点。以此为界标，太平天国的历史明显分为兴衰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
天京事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面我们从原因、经过、性质、危害及影响等几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讲述。下面我们以“评天京事变”为题作一归纳和总结（因为侧重在“评”，故把以上讲的内容中的经过部分略掉，把其余几个方面的要点提炼综合起来就行了）：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性质。其发生的原因，虽然与敌人颠覆、破坏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制约以及有关人员的个人过错所造成。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思想上的日益蜕变，最终酿成了这样一场大变乱。这场变乱搞垮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摧折了革命理想和信仰的支柱，导致战局急剧逆转，对太平天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1、政治整顿。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使革命形势发生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为挽转局势作了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
①崇杨贬韦，挽救思想危机。天京变乱发生后，鉴于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同时也鉴于人心的向背，洪秀全采取了崇杨贬韦的作法。于事变结束不久，即着手为杨秀清恢复名义。从1857年12月出版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的新历上看，对于杨秀清生前的爵职，不仅一律照列，而且还加上“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封号。1859年，洪秀全下诏规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公历9月2日）为东王升天节（《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册1，页208），洪秀全还给杨秀清续嗣，将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他，并封为“幼东王”。而对于韦昌辉，则除名削爵，其爵职在奏章文告中均不在列，没有他的位次。
②重建领导核心。天京变乱之中，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联做”（《福音敬录》，《太平天国》册2，页514）。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在1857年10月，封蒙得恩（广西平南人，初名得天，因避“天”字之讳，改名得恩。早年参加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1853年授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为正掌率（当时天王以下的最高官职），封陈玉成（广西藤县人，14岁从教父陈承鎔参加金田起义）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并且在李秀成等人的劝说下，暂时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并且数次派人争取石达开回朝，事未果。陈玉成、李秀成都是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尽管非统筹全局之宏才，但不失为智勇双全的将领，他们参与军政，特别是主持军事，对太平天国后期局势起到了支柱的作用。至于蒙得恩，则是一介庸才，无所作为。到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其人在金田起义后，曾赶到广西浔州参加，时太平军转战永安，没有来得及追上革命队伍。由于清方追捕，他从1852年起避居香港。在西方传教士处教书,并学习天文、历数，研究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1854年，他曾到上海，想去天京，因沿途为清军所阻，无法到达，1859年初，他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仁玕\的特殊生活经历对他的思想特色有着很大影响，他向往并一直设法投身太平天国革命，但却没有经受革命战争的洗礼，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缺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了解，而较多接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这不免在他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洪仁玕\到达天京以后，洪秀全大喜过望，骤加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封洪仁玕\为军师，号为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节制”（《忠王李秀成自述》）。为了克服困难骤加重用洪仁玕\而引起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的不满，洪秀全相继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这样使得领导核心达到了变乱之后的空前坚强有力。
2、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的内容及其性质透视。
洪仁玕\是在他总理朝政后不久提出《资政新篇》的，这是洪仁玕\立意统筹全局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A、经济方面的内容是资政新篇的核心，《资政新篇》的主题就是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竣河道，以兴车马和舟输之利；主张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主张发展邮政事业；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开矿设厂，并且奖励民间开矿，同时提出奖励民间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准专其利”若干年，“准其自售”，以大力发展民间企业。
B、在政治方面，他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没有提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羡慕。例如，说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并且，他明确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君主制度之中，例如主张政权既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要求洪秀全自今而后遇事“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并建议设立报纸，置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公议”。他还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联盟”。这既是一个设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用人问题。
C、《资政新篇》还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主张设学馆、医院、设育婴堂等社会福利设施，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禁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学风文风。
D、此外，在外交方面，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以上是《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下面透视一下其性质。
从这篇文献的内容上看，它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社会改革方案。这各个方面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其中，以经济方面最为主要，最为鲜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献在太平天国却并未发生多大的实际影响。要说，天王洪秀全是表示基本赞同的，他在这一文件上作了多处批示，大多是“是”，“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之类的字样。他只是对个别条款作了“缓行”的批示，例如在设新闻官一条上批示说：“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基本精神是肯定的，这一文件是经他赞同批准颁发的。这反映了洪秀全后期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一文件，在太平天国广大官员和群众中，却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人们对此并不关心，未产生兴趣。它在施政实践中并无地位。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既没有思想渊源上的联系，也不是农民战争实现的产物，它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最要害的是，对于土地问题，即《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它却只字未提。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这样，洪仁玕\《资政新篇》中的资本主义内容，也就是一些皮毛。如果将这一文献和《天朝田亩制度》相比，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关系而得到解放，这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头脑中连一点资本主义的幻影也没有，而《资政新篇》所设想的直接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新社会，但是却脱离了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没有找到到达资本主义新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似可以说，从适应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需要说，《新篇》远不及《制度》，而从它们的内容所达到的时代思想的高度说，《新篇》又远超过《制度》。
3、经营苏、浙。
太平天国后期，除原有的江南省（天京附近）、安徽省（以安庆为首府）和新建了以江浦为中心的天浦省外，李秀成等率军攻下苏杭之后，又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和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在各个省区内，设置省、郡、县三级政权，并且在基层推行乡官制度。
苏浙地区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的地区，也是清朝统治比较牢固的地区，太平军挺进苏浙，其势如狂风骤雨，虽然推翻了清朝地方政权，但并不等于扫荡了封建统治势力，当地的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各种方法来进行抵制和破坏。而直接统辖该地的李秀成等人，基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再加上后期封建思想日益严重的侵蚀，同时又面临政权骤间易手的形势，抵抗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破坏因素的能力比较软弱，因而，使苏浙政权与太平天国前期政权相比，表现出封建因素增强的一些特点：
第一，政权的组织构成上，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原封建政权的成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利用了不少原清政权的官员和地主士绅。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李文炳、何信义等人，他们都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的官衔。他们摆了摆开城迎接太平军的姿态，便立即在太平天国方面得到官职。像这种事例不少。乡官成分更是严重不纯（具例事例见讲义页110-111），甚至还有少数地区不设低级乡官，而利用旧有统治机构的情况。例如在浙江的海宁花溪水镇、海盐通元镇一带就是这样。再一方面就是表现在作为政权支柱的武装力量上，收编了一些团练和枪船。团练是地主阶级为对抗太平军而组织的所谓“民团”武装。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如讲义页109-110举列的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昌元等。枪船是一种凭借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武装组织。它的参加者虽大多数是游民产者，但领导权却掌握在地主和流氓分子手里。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对这种敌对的武装，李秀成未采取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而是以招抚为主。当然，在军事打击取得成效、敌人严重动摇的时候，适当发起政治攻势，进行招降，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是可以的，但李秀成的招抚则是无原则的宽纵的，不解除它们的武装，这就使得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成份不纯，埋下了隐患。例如上面举列的那些团练、枪船头子，李秀成就对其授职授爵，使得他们摇身一变，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依旧为非作歹，而一遇适当机会，他们就又公开反叛，尽管有的被镇压，但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参见讲义页109-110）。
第二，在所执行的政策上，封建性色彩严重。最突出的是维护地主政权。我们知道，承认地主地权，允许地主取租办赋，但又限制地主，以利农民，是太平天国前期实际推行的土地政策。而到了苏浙政权这里，就演变为相当程度上主动维护土封建地权的政策。这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地主的权益，向地主颁发“田凭”，作为地主占有土地和向佃农收租的凭据。再就是，积极支持地主收租，宣称“粮从租办，理所当然”（《黄某某告示》，《近代史资料》总34号，页2），设立“租息局”、“钱粮局”之类的机构专门办理收租完粮，甚至动用政府权力机关协助地主收租，严禁“农佃抗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抗租斗争。（具体材料参见讲义页111末段所列举的）
从上述这些情况，特别是苏浙政权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苏浙政权已带有明显的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否就能说是已成为地主政权，似值得慎重考虑。（讲义上就持地主政权说，见页111）。因为如果全面地看，尽管它的封建色彩浓重。但它毕竟是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以农民革命武装为支柱的政权，和原封建地主政权有很大不同。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地主阶级的一些政策。例如，镇压并驱逐了一批地主士绅和贪官污吏，因而造成许多事实上的无主土地，其中一部分事实上就转移到农民手里。再就是辖区有些地方的租额减免。根据材料总的看来，苏浙地区的租额，高的每亩七斗二升，少的三斗多，而清朝统治时每亩一石以上，可见减的不少，个别地方还出现过暂时免租的事例。此外，苏浙政权和军队还和群众开展了剥夺地主浮财的斗争。例如，坚持以“打先锋”的形式剥夺富绅财富。在工商业方面，似较前期政权更积极有力地采取了扶植和保护的政策。
4、太平天国领导人政治、思想上的蜕变。
苏浙政权是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蜕化的典型。这不是偶然的，不能只归咎于李秀成个人。整个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在日益蜕变。天京变乱以后，天王洪秀全尽管不无振作之气，但总的看来，其革命精神愈益减弱，而封建思想的迷信观念却恶性发展。他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猜忌心理，对别人不放心，极力想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建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一方面， 他一味加强宗教活动来作为达此目的和进行自我麻痹、自我慰藉的途径。此时的宗教，已经脱离群众，一方面成为自我麻醉与欺骗的毒剂和进行荒证宣传的素材。例如，在1859年秋发布了一个《打死六兽梦兆诏》，大概内容是：这天五更时分他做了一梦，梦见他偕二妇人同行，见路前有四只黄色大虎，他怕二妇人害怕，带之返回，但虎追赶，他即用手打，虎忽变人形。未甚分明之时，他忽然醒来想此事非同小可，便请求天父无兄让他把梦做完，以兆明白。于是……找见刚才打虎之处，见四黄虎二狗同在一处，四虎已死，二狗中一条已死，另一条死而复生，他用手擒住复打，狗作人声喊曰：“我恐！”他说：“朕要诛死你”，便又把它打死，这样，共打死六兽，因此“男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诛残妖”，“天朝江山万万年”，特发一诏书。另一方面成为他追逐个人物权的工具。比如，他令长兄、次兄出面撰写《福音敬录》，来证明自己确曾上天受过天命。他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酥，以兼祧二宗。他反复宣传天父天兄天之幼主父子公孙永作主的神圣性。他任人唯亲，“立政无章”，朝纲紊乱。他采取过某些“肃正朝纲”的措施，但是不但无利，反而成弊。例如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竟有二千七百多王”（《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册2页857），他滥改国号，如1861年下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过了不久，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目的是突出他家天下的神圣性，受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如李世贤始终拒不执行。如此等等，越闹越乱，以致造成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赵烈文：《上曾涤生大帅书》，《能静居士日记》卷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3，页191）的局面。而手下将帅，有些人则公然“结盟联党”，弄兵逆命，破坏铨选制度，再也不顾大局。

思考题：
1、天京事变的性质和危害。
2、从《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透视其性质。

第六节 湘淮军、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及其最后失败

经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给清朝反革命武装以反扑的有利时机。敌我双方战局发生明显变化。太平天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清方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清反革命营垒中最凶恶的力量是湘军，特别是越到后来，湘军越成为对抗和镇压太平天国主力，另外还有淮军的配合。关于湘淮军，教材上介绍的很简略，我们拟在本节专题介绍一下湘淮军的情况。
一、湘军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农民阶级与清朝统治阶级的一场阶级大搏斗，它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清朝与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对抗的主要敌手是湘军，最后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也是湘军。我们要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只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情况是不够的，还要对它的主要对立面--清朝，特别是湘军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讲此专题。
1、 湘军产生的契机
湘军是当时特定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产物。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宏观上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清朝统治的危机这一总的背景条件有个大概了解。其中有些内容，如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情况，清朝在政治上的混乱和腐朽，财政上山穷水尽，入不敷出等方面。前边讲课已经涉及到了，不再重复。下面就单刀直入地从有关我们这个题目的最直接的方面讲起。
①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
清朝在成立以前，当时的正规军有两种。一是由旗人组成的八旗兵，数额约为二十五万，平时有大部分卫戍北京，也有一小部分驻防其他要地。绿营兵的数额是六十四万，分布在各省。清兵这么多，在对抗太平军当中无效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湘军的创始人曾国潘有一句概括的话：“百年受养兵之累，临急无破寇之效。”
组成八旗兵的那些旗人子弟，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早就腐化不堪了，打仗是很不中用的。在对抗太平军的战役中，清廷也曾调用八旗兵作战，表现出的是纪律最差，最无能。曾带兵多年直接对抗过太平军的满州大员胜保自己就曾亮底说：“京营禁旅，蒙古乘骑，非初历戎行，即素性怯懦。”
当时绿营兵作为所谓“国家经制之兵”，充当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地主阶级统治的支柱。清朝统治集团起初就是幻想让绿营兵一举把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扑灭，挽救其统治危机。其实却未能。
太平起义之初，人数并不很多，攻桂林的时候也不过万数来人。当时广西的绿营兵是二万多人，又从好几个省调援，它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并未能把这些初历战阵的以农民为体的年轻革命军队扼杀掉。尽管清朝一刻也没放松部署对太平军的围追堵截，但太平军却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突入湖南，又直下武汉，再长驱金陵，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在金陵，建都（改名天京），与清朝反动政权对峙、抗衡并着力摧毁它。就从1851年1月到太平天国定都前的1853年2月这期间，清王朝接连四次更换前线统帅[林则徐（未诣营道卒）、李星沅（1851.5死于武宣）、赛尚阿（1852.10革拿）、徐广缙（1853.2革拿）、向荣等]，先后调集兵力达五十余万，都不能战胜太平军，清军反而一败涂地。对这种情况，曾国潘曾发议论说：“自军兴以来两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统统见贼逃溃而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统统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已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鈀与之交锋者。”（《曾文正公奏稿》卷1，页56）还有一个叫江忠源的，曾有这样的评论，说当时：“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亡为长策。”（《中兴将帅别传》卷3，页12）湘军的第二号头目胡林翼说得更是一针见血：“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胡林翼：《论东路事宜启》，《胡文忠公遗集》卷55，页1）可见绿营兵也极其腐败无能，是不可以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的。
清王朝是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它要在军事上作出努力挣扎，于是，除了继续利用绿营兵以外，又开辟了新的途径，就是招募勇丁与绿营协同作战以及在地方上编练地主武装--团练。这就为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契机。
②办团练与用勇营（团练：地方上用以自卫的地主武装）
早在1851年的下半年，清廷的渝令中就提到过办团练防御太平军的事。到1852年9月任命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到1853年1月命令湖南在籍（因丁母忧）礼部右侍郎曾国潘在本省督办团练，这时清廷已经作为一项重要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办团练了。除了上述两省外，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等省都先后任命了团练大臣。清廷本来是很看重此事的，想借它给自己增一道救命符。经实践证明，这一招也未奏多大实效。曾氏一开始就对办团练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也没有兴趣操办团练。他后来在1860年又曾上奏清廷说，他“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役，专守一城者”。（曾：《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片》，《曾文正公奏稿》卷12）。胡林翼也说过：“大抵团练一事，流弊最多，而御辱打仗实不可恃。国家养兵养勇，束以队伍，重以口粮恤赏，然将不得人尚不得力，况驱乌合之民以言战事乎？”（胡：《东湖县禀呈酌议条款批》，《胡文忠公遗集》卷85，页6）
至于用勇营，也并非自清朝对抗太平军开始。例如嘉庆时对抗川、楚白莲教起义时也用过。不过在此前，勇营均属临时性的，战事结束即自行解散。所谓“勇”跟“兵”的区别，就在于“兵”为国家正规军员，而“勇”是临时招募的。而“勇”跟“团练”的区别，就在于“团练”是地方自卫的组织，而“勇”则是随军出战的。至于曾国藩把“团练”分解成“团”与“练”两种不同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他为了借受命兴办团练的名义组织军队而独出心裁的“新解”罢了。（参见《曾国藩传》页52）太平军起义之初，清朝用勇营的规模不是很大，但这种方式却比团练奏效。当时，湖南最早就有一勇营，是湖南新宁县籍的官绅叫江忠源的所领，在1852年夏，就经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调，赴援桂林，解围，他因此而升为知府。不久，他又在湖南全州的蓑衣渡阻击太平军，然后又追击太平军一直到长沙，成为一股很凶恶的反革命武装。江氏所领的营伍当时号“楚军”，最多仅5百人。他就是借这支队伍擢道员，又升湖北按察使，直到安徽巡抚（不久死于庐州）。江忠源实际上是湘军集团中的元老之一。《湘军记》说“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页3），又说“湘人出境讨贼”也是自江忠源始（页5）。
如上面所述，八旗、绿营作为清朝正规军腐败无能，而团练兴办亦杯水车薪，需要有强于它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勇营则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于是曾国藩就借受命办团练的机会和名义，不办“团丁”而练“官勇”，将其固定化，独立成军。于是影响晚清一代军制，同时也对政治制度发生很大影响的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出现了，从此太平天国方面就逢上了比较强硬的对手。
③湘军的编练初成
湘军初成立时有水师和陆军两个军种。最先编练的是陆军。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候，湖南巡抚张亮基就檄调湘乡（曾国藩既湘乡人）团丁千人来防守省城，湘乡秀才罗泽南、王錱就应命前往，这时曾国藩奉旨到长沙，最初所练就是这千来人，分成左、中、右三营，这就是湘军最初的基干，以后又陆续增募。在咸丰三年七月，曾派罗泽南等人率一部分人救援南昌。这是初次出省试战，结果败了，好几个营官被打死。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大为高兴，说是“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湘军记》卷四）。随后,他又着手猛练水师，到咸丰四年初，湘军船厂完工，战船皆仿广东战舰式制造，另外还购些民船，在衡州（船厂所在地）和湘潭募船夫为水勇，编成水师十营，五千人。陆军这时已扩充到五千余人，另外雇了一些工匠夫役。军中统共一万七千余人。就在1854年这年的正月二十八日（2月25日），曾国藩率军从衡州出发，到湘潭会师，水陆并进，并发表反革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讨粤匪檄》（教材62页提到），“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殆尽”，开始了所谓的“东征”，正式走上对抗太平军的战场。
④湘军之所以产生于湖南的原因（兼为补充湘军产生的又一条件）
从根本上说来，湘军是适应清朝对抗太平天国目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一下，当时太平军达到诸多省份，办团练募勇营不也独在湖南一省，那么为什么湘军产生于湖南而不是产生于其他省份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除了一般都涉及到的湖南当时的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紧张的客观形势条件之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湖南地主阶级势力的特点以及曾国藩个人的因素。（客观上清朝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清地主阶级内部亦有能适应其需要的这么一股力量）
我们说八旗、绿营腐败无能，这不只是军队本身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清朝当权集团的腐朽。而湘军这支较强的反革命武装之所以能够出现，又说明当时地主阶级内部还蕴藏着一股较有活力的势力，那就是地方上的汉族地主势力，一股在野势力（尽管开始这股势力中的一些人就有较高的官位）。当时有的满州权贵分子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例如文庆就曾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孰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瞢然于大计者乎！”即使像肃顺那样以专横著称的人也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尚秉和：《辛壬春秋》，转自《中国近代史稿》册1，页166）在当时湖南，这种地主势力比较雄厚，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历史的以及现实的、政治的以及思想、学术上的多种因素造成。这批人里边以封建士子为主体，他们主要依同乡及仕途中造成的内外联系，在野而又通朝，耳目比较灵通，嗅觉比较敏锐，活动能量也比较大，他们把所谓的保卫桑梓（家乡）和挽救整个清朝结合起来，把争取个人的地位权势和维护封建皇权结合起来，于是操戈上阵，充当对抗太平天国的凶顽。所以，单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来说，湘军出现是清朝地主阶级内部满州权贵与汉族庶族地主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也是较有实力的这种汉族地主势力在各个省区的力量分布上不均衡造成的结局。至于曾国藩本人的因素，我们这个专题中随处涉及到，不必专说了。
2、 湘军的发展和兴盛
湘军成军以后，并不是直线发展，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太平军连连给予它沉重打击，甚至几度使其溃不成军，另一方面，就是清政府在利用它的同时也在较长时间里限制它。
清朝是满州贵族建立的政权。它当然首先是维护和代表满州贵族利益的，尽管他们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采取联合、利用汉族地主的政策，尽管满汉藩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削弱，但是到太平天国革命这个时候，清廷对汉族地主的疑忌心理还是相当浓厚，生怕它危及自己的最高统治权。在以往，满州贵族对兵权就是控制的特别紧，从不授汉族地主兵柄，这时候让异于国家经制军的湘军独立成军存在，实在是迫不得已，所以采取又利用又限制的双重政策。怎样限制它呢？
第一，派满州官员监视。就在湘军成立之初，所谓建族车下的这个时候，咸丰皇帝却以曾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贵州赴其水营，同时诏湖广总督台湧会其师，对曾氏的水陆两军统统置人监视。
第二，不给曾国藩地方事权。
为什么在这点上限制他呢？就是不让他军、政集于一身，以防尾大不掉之患，这样，曾国藩只有督率其军的权力，在地方上是为“客寄”，在人家地方督抚的地盘上面，就不能随心所欲。两者之间互相牵制，主要还是想让地方官员限制曾国藩。当时湘军要有大的扩充发展，离开地方事权是不行的。主要因为军饷问题不好解决。过去国家经制兵的饷需是由国库拨发的。这时候国库空虚，连绿营兵的军饷拨发之额也相差甚远，何况湘军这样一支军队呢。湘军主要是要靠“就地筹饷”，在地方上筹饷，处“客寄”地方的难处可想而知。
在地方权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清廷既要限制湘军人员，但限制太死又不行，离了湘军支撑不了局面，这个寸分、火候还是不好把握的。嘿！清廷开始的做法是，不得已时，宁给湘军其他人员地方权柄，但就是不给曾国藩。江忠源在咸丰三年就被授安徽巡抚，但其时安徽没有清朝能施行有效统治的地盘，授其巡抚主要是督责他，给他的是送死的头衔。湘军头目中第一个真正行使了疆吏职权的是胡林翼。他是咸丰五年春受命署理湖北巡抚的，到次年底实授，到咸丰十一年秋他病死。此人湖南益阳人，原在贵州做知府。在咸丰四年初，带领“黔勇”六百赴援湖北，不久就被置入曾国藩部，在咸丰五年他脱离曾军来湖北，接着就被任命为疆吏。这个人很有才华才干，不亚于曾国藩，他的名位职权一逾超过曾国藩。他比较成功地经营了湖北，使湖北成为湘军的基地，给了处境一度很艰难的曾国藩很大助持，成为湘军的台柱子。这个对湘军发展的状况关系很大，权且在这里交待一下。

第三，从空间上限制湘军。
在清朝对抗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是湘军和绿营并用的。投入的绿营主力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可是清廷与湘军和江南北大营的亲疏关系是大为不同的。他们把江南北大营看作是自己的嫡系，一直让其扼住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而把湘军限制在西线，这样东西两线分明。清廷这样安排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江南北大营坐收灭亡太平天国的卒功（江北大营覆灭较早，后来只剩江南大营），而用湘军在西线卖力，承担艰危。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咸丰十年的春夏之交。在这一期间，湘军有发展，但比较艰难。特别是曾国藩所部湘军，较长时间地固守江西，无大展望，并且曾氏有一度借丁父忧的机会赌气不干了，而清廷也想顺水推舟，抛弃这条走狗。曾在家蹲了一年多，由于军事形势再度紧张，清廷权让他出来，但仍无事权。至于他所部军队人数，数年间只是在一、二万人之间徘徊，不超过水陆成军之时的规模。而因为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胡部湘军大有发展，人数多至六万余人。另外，还有其他若干支系的湘军。顺便说明一下，并非只有曾国藩本部才是湘军，湘军由曾国藩创始以后，又分化或组建成若干支系，比较繁杂，相互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到咸丰十年春夏之交，形势发生了突兀的变化，为湘军飞跃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就是江南大营为太平军歼灭，清廷依靠湘军出力而让江南大营收功的幻想破灭，清朝的东部半壁全赖湘军支撑了，这时候，他只好依靠湘军，放手使用曾国藩，授予他两江总督的大权，并且让他兼领钦差大臣。清廷方面对湘军的限制便可以说是荡然无存，特别是经辛酉政变，慈禧上台后，进一步调整在满汉关系方面的政策，湘军更可放开手脚地与太平军决战了。在其后直到灭亡太平天国的四年多时间里，湘军达到鼎盛的颠峰。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达十二万人，加上其他各部，估计不下三十万人。曾氏自信：“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旗族”，“长江三千里无一艘不挂鄙人之旗号”，就是湘军鼎盛局面的生动写照。
3、湘军和八旗绿营异同的比较
这部分我们重在揭示湘军的特点。特点见之于比较，无比较就无所谓特点。湘军和淮军也有所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湘军是作为对八旗、绿营之否定而出现的。所以我们通过和八旗、绿营的比较来揭示湘军特点。
在揭示特点以前，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二者的共性。
从阶级本质上说，都是作为清朝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都是以对抗和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为自己的根本职责的，只不过它们所能承当的力度不同罢了。
由其阶级性质决定，在它们和清廷的关系上，尽管由于亲疏程度的不同，但都是听命于清廷的，都是置于清廷控制之下的。如果说湘军的私属性强，它主要体现在其军队内部关系上，还不是主要体现在它与清廷的关系上。
二者的不同，湘军的特点：
其一，内部关系上的不同。
八旗、绿营作为国家正规军，其兵员和兵权都是直属中央的，而不是将帅所得而私有。（兵为朝廷所置，将为朝廷所选，兵与将之间，将与将之间皆没有私属关系。）八旗最初为旗主所私有，但入关以后，旗兵大权悉收归国家，武力尽握于天子一人手中。在绿营方面，其制兵掌于兵部，凡兵家有籍，叫“兵籍”，与民籍、商籍、灶籍并列。凡额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兵有急额，在任的兵，都注册报兵部。将则归兵部筛选，调补任免权都操于兵部。为了防止武臣专兵和地熟弊生，远自康熙年间起，就有三年俸满加衔更调的制度。至于一有大的兵事行动，朝廷则特简经略大臣统兵，事后收回兵权。这样兵与军官之间没有私属关系，军官之间也不会有特殊私人关系的纽带。
湘军的情况就不同了。
A，兵为将有。湘军凡统帅欲建军，先拣统领数员，各檄募若干营，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兵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自上而下地层层挑选成军，建立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不但初建军时如此，即使成军后，无论哪级军官有变故，需要更换，也得把所属兵勇先行遣散，然后由新任的军官重招。如果违反这一原则，那兵勇就要拒命，使其部有哗变溃散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咸丰十年春，湘军的一个将领唐训方因改赴他任，恰在此时太平军大举入浙，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胡林翼没有将原唐部湘军解散，就叫一个叫萧翰庆的人统带赴援浙江，但部卒却不认萧氏是自己的主人，未及大战就告溃。湘军兵为将有的私属程度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就是最高魁首曾国藩对他属下将领的越级调配权都成了问题。例如当曾国藩决定调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部改归淮军，程即拒不受命，说无曾国荃之命不敢改（见《程学启神道碑》，《吴汝纶文集》）正是这种兵为将有的关系，使湘军更利于控制和指挥。
正是由这种特点决定，清政府能够通过曾、胡等人支配湘军，但却不能随意改换调配其将领。
B，湘军将帅内部的特殊关系网。
因为湘军将领并不是中央调配的，是由湘军头自行筛选的，因此他们之间就有着八旗、绿营军官中所没有的特殊关系：一是同乡关系。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湖南人。罗尔刚先生曾作过一个统计，他所查到的从统帅到帮办大小军官182人中，他省的只有26人，未明的26人，确定无疑是湖南籍的130人，而高级官员一般都是湖南人。二是朋党关系。他们都是自行结合在一块的，当然首先就是政治观点，志趣相同，臭味相投。他们中间有些本来就是熟识的挚友，有的则是朋党的推荐。三是师生同学关系。例如曾国藩、江忠源同属曾为湖广总督吴文鎔的门生，胡林翼、左宗棠也曾在一同肄业，王錱、李续宾都是罗泽南的学生。四是亲属关系。如曾国藩兄弟五人，在军者四人（国藩、国荃、国华、贞干），本门亲属，从军任职者二十余人。江忠源一门则有江忠义、忠清、忠朝、忠洛等从军。还有李续宾、王錱、刘坤一等人都有几兄弟亲属同时领军。再如曾国藩与郭嵩焘兄弟、李续宾、李元度、刘蓉、罗泽南等湘军主要头目都有“亲家”关系。左宗棠与胡林翼也有亲戚关系。就是通过这诸多特殊关系，更容易结成并保持他们的死党关系。
其二，人员素质上的不同。
朝廷命官当中，是文武分明的。八旗、绿营的武官多是武途出身的，文化水平不如文职官员高。而士兵都是多年恒定的，系绿营专有“兵籍”之家，当兵就是其常业。久而久之，都成了混世魔王，平时散散漫漫，不务正业，临阵不思打仗，专设法避险，浮滑刁钻，懒散偷夺。旗、绿营从官到兵官气十足，恶习严重，从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到文化素质都很差。
湘军就不同了。
A，湘军的人员构成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它的将领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罗尔纲先生也作了这方面的统计，在上面述及的182名军官中，书生出身的至少有104人，而且是越上层军官，知识分子所占比例越大，例如所有的统帅和重要幕府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像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李宗羲等人都是进士，左宗棠、江忠源等人是举人。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在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出来的。他们就具备如下特点：
第一，反革命的政治态度特别坚决。他们平时就是农民的死对头。一旦农民起来革命，在他们眼里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罪在十恶之首。于是乎，他们就甘心在反革命的战场上冲杀卖命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曾疯狂的叫嚣“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不特纾君父宵肝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他曾表白，要以“杜鹃泣血”“精卫填海”般的仇恨和意志来从事反革命事业。胡林翼更是这样。他曾说：“吾人以身许国，就难以进退任情”，如“女子结褵（古时指女子出嫁），从一而终”。为了反革命，他简直到了不顾己身一切死心塌地的程度，能在艰难之际，不失反革命信心，“志气弥厉”，抱定“有一二几希之望”，仍要“尽力干去”的韧性。甚至在他病到“血色如白纸，神彩如槁木，两鼻孔日夜翕张，盖喘息粗而神明已竭”的程度，仍勤于职守，表示“愿即军中毕此生，无他志耳！”他们特别强调“忠义血性”，这就是“忠义血性”的最好结局。
第二，具有较高的反革命才略。他们文化素养较高，博知古今，贯通中外，便于利用和借鉴历史的现实和经验教训，从而反革命策略水平比较高，战略眼光比较远大。他们之中，确实相当一部分是文武双全之材，从用兵、治军到理财、施政都能做的比较出色。单说武这方面吧，湘军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措施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和借鉴的明代戚继光的军队。他们也较好地研究和借鉴了古代兵略兵法。如胡林翼把《左传》、《通鉴》等书中的有关军事的内容辑录起来，名曰《读史兵略》，达数十卷，刊刻颁行，以指导军事。向左宗棠，号称“精通地舆”，“畅晓兵机”。我们说这些，并不是用玫瑰色来描写他们，不是给他们唱赞歌。我们是要通过素质上的分析，看一下在个人主观条件方面，他们比八旗 、绿营军官优越在什么地方。同时，也可以进而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作出比较。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文化水平比较低，这确实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很大局限。对这一点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帅自身也有所认识，因此，他们是比较重视团结和利用知识分子的。在李秀成回答敌人审讯中提出的“双方何事办得好，何事办的不好”的问题时，就把湘军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作为双方优劣比较的一方面内容。（见《李秀成自述别录》，《太平天国》册2，页846）
当然湘军将领中也有非湘籍且文化不高者，如鲍超。鲍原是胡林翼提拔起来的，后拨归曾国藩，此人勇有余而智不足。曾国藩很会用人，笼络他让他充当炮灰，专挡艰险。由胡部拨曾后，曾曾书“英姿飒爽来酣战”奖之。据说鲍因不甚识字，每被围，向曾请援，仅大书以“鲍”字，周围点数十重，加封飞递，曾国藩折看便知其意，遣驰并必复书：“援军由外杀进，弟可杀出，杀他个片甲不留，吾弟显真本领，莫让关云长专美”云云。曾一直不把鲍作为嫡系。到平捻时，与刘铭传结怨，事情虽不怨他，但曾氏兄弟怕得罪李鸿章，也不认真回护，怒而回籍（四川）。此人脾气不小，但似乎又很豪爽。他回乡后还在风雅屋中挂着胡林翼等人的条屏。由川人赵某写联配之：“英雄老去惟屠狗，大将生来不读书”，实讥讽鲍。有人告诉鲍，他并不生气，反大笑曰：“你不知道这‘屠狗’两字，刚道着我！当年我随老师（指曾国藩）打“四眼狗”陈玉成，记得快过年了，全军齐说老帅有诗，要准备永丰（属湘乡曾籍）辣椒、益阳酱油，好屠狗过年，嘿！后来真把四眼狗屠掉了。这幅联能说到屠狗，硬是要得！”（曾戏寄胡林翼诗云：“江南江北阵云连，笑指洪崖一拍肩，我备芳椒君备酱，与君屠狗过新年！”）
B，湘军的士兵主要是由“山农”构成的。
湘军招募士兵，有这样一条条规；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士气为上，其油头粉面，有士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更具体的解释说：“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习气，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湘军招募士兵多在湘乡、宝庆（现在的邵阳）一带山僻之地。湘军特别强调，不论是官是兵，凡有“绿营旧习者”皆不收用。这样的募兵原则，显然是为了保证招募的士卒便于他们愚弄和驱使，诱胁和欺蒙这些人流血卖命。平时，湘军除了坚持军事训练以外，还特别注意进行反革命的思想教育，用封建的纲常名教来毒害士卒，用所谓同乡关系来作为维系军内团结的一条纽带。因为湘军士兵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营伍里边，尤其是更基层的哨、队，更多有同村、邻村之人。
可见，不论是湘军将领还是士卒，从素质上和八旗、绿营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它的反革命能量较大，它的战斗力较强，它的凶残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俘虏了太平军，惯用挖目凌迟等酷刑处死，甚至军官令士兵削肉生吞。他们攻下一个城池，便残暴的进行烧杀淫掠。拿他们最后攻下的太平天国的都城为例吧，放火焚城，大火连烧十余日，他们不仅残酷地杀戮太平军将士，甚至连洪秀全的遗体也掘出来加以污辱，城中的居民也不能免于罹难。曾国藩在奏折中曾说，破城之后，各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当然，当时城中所余太平军并不多，至多有一万来人，连上居民也就是几万人，曾国藩的数字是夸大了，但也足见，当时不管是太平军还是一般居民被杀戮殆尽，财物更是被抢劫一空。日后他们自己人回顾起当时湘军官兵抢财物的情景来，都说是“丑态可鞠”。经过这场浩劫，昔日繁华的古都，变成了一片废墟。范老说：“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这为湘军绘了一幅逼真的画相。
其三，军种配备、营制上的不同
A、军种配备
以往的八旗、绿营只有陆军一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步兵，旗兵有马队。
湘军除了陆军（其中多兵步兵，后立马队，但奏效不大，）还创立了水师，这是对抗和最后占胜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原因。因为双方夺争的主战场是在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王定安在《湘军记·水陆营制》篇中说“朝廷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郭嵩焘挽曾国藩联中也有“考战绩以水师为著”之论。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水陆相依，也就成为湘军的一大特点。
B、营制
八旗、绿营无水师，当然也就谈不上水师营制。就说综合作为陆军营制，也很散乱。绿营不讲编制，所立营汛，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及遇有事抽调成军,每营编制,也没有足制可遵。所以太平军起义,时人对绿营有“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的评论。
湘军的营制（这里仅以陆军为例）非常严整。它以营为基本的编制单位，最初每营300多人，到曾国藩练水陆两军成军的时候，并改为每营500人，成为定制。营下边设“哨”，“哨”下边是“队”。每哨的八队又各以使用武器类别分类，如刀矛队、小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等，适当配备。营上边有分统、统领，再集中到大帅，对营、哨、队的人员名额、种类配备都有具体规定。另外还立有“帐棚之制”，对有关后勤事宜有明确规定。这样编制严整，可杜军官像那样借端每占名额的流弊，特别便于控制、指挥，不失为其战斗力的保障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比较，可见湘军比八旗、绿营从人员素质、内部关系到组织制度、军种配备等方面都显出不同特点。湘军为什么较八旗、绿营能在对抗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中就可得到基本解释了。
4、湘军的战略战术
湘军和太平天国发生关系主要是武装对抗的关系，下面就大概讲一下湘军的战略战术。
其一，以上制下，节节推进的战略原则。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声势浩大，兵锋曾达当时中国十八行省，占区非常辽阔。相应，湘军也是凶锋四指，在太平军到过的地方遍留它罪恶的足迹。仅湘乡“一县亡人，征伐偏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太平天国的基地和战略重点是在南中国，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海一带，湘军的主战场也正是在这里，在当时的交通和军事条件下，长江是南中国的一条军事命脉，而要在长江的争夺上取得优势，就得取以上制下之势。从湘军的敌方--太平军看，在广西起义后，陆路进军时就显得迁缓些，到了岳州取得舟楫之利，便能势如破竹地进军，就是靠长江水利，并且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它建都以后，又把西征作为战略重点，目的也是为了夺取和控制上游，来保卫天京。湘军则针锋相对，也是竭力夺取和控制上游，节节向下游推进。综观全局，它的这一战略原则最后得以胜利实现，攻下了天京，灭亡了太平天国。
关于这一战略原则，早在曾国藩初练水师尚未出兵之时，曾氏就明确提出。当时，太平军在安徽的攻势凌厉，庐州吃紧。清廷急命曾国藩出兵援助安徽。曾国藩就持论：论目前形势，庐州为燃眉三急。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得武昌，则扼金陵上游，因荆襄门户，通两广四川饷道。目今之计，宜合两湖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为决不可易之策。
正因为武汉和湖北居上，形势重要，所以为双方激烈地反复地争夺之地。从太平军进军金陵途经武汉，到1855年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曾经三次夺取武昌，四次夺取汉阳。而湘军最后夺取并开始保守住武汉是在1856年底。这场战役用了近两年时间，花了很大赌注，是由胡林翼主持指挥的，就在胡夺下武汉之后，他进行战略总结说：

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本根既摇……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因东南一大都会矣！……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甚有据险之势，军士无返顾之虞……是则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
此后，湘军正是坚持了这一方针，把湖北作为它的战略基地，一面要保守湖北，一面阵兵江西九江，一下子把太平军的兵锋向下游推去几百里。九江也是太平军较长时间控制的一个据点，过去湘军也力攻过，但未成功，自从它踞守了武汉和湖北，取得了以上制下的战略优势，局面就不同了，尽管大平军在九江顽强御守，但到1858年夏初，湘军就攻下了此城。在这个基础上，湘军又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围攻安庆上。其间，江南大营覆灭，所谓“平吴”的任务，也落到湘军头上。清廷从空间上限制湘军的条件不复存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仍然是稳扎稳打，坚持以上制下的方略，曾国藩说：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终蹈覆辙，终无了期。
湘军坚持了平吴先须得楚这样的战略原则，最后卒得攻下天京。
总的看来，尽管湘军在执行以上制下的战略原则当中也有不小失误，比如说曾国藩在武汉和湖北未占领以前较长时间困军江西，有时则显得过于拘泥，缺乏灵活。但总的看来，它坚持实行这一战略原则还是比较成功的。而太平天国虽然也为争取以上制下的战略优势而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在实践中失误就更大些。最典型的是在1860年二次西征的时候，明明有可能再次拿下武汉，动摇湘军后方，但是没有采取这一战略步骤。再如后期，有的领导人就专意保苏浙之地，放弃对上游战略优势的争夺。洪仁玕\就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曾致函李秀成说：
自古江山，屡先西北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夫长江者，自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湘军坚持以上制下为战略原则，所以，它战局的发展也就以此为基本线索。从成军初战，到咸丰五、六年的武汉战役，再到咸丰十八年的九江战役，再到安庆战役，最后攻下天京。从湘军战局发展的角度说，大致即此。
其二，以静制动、攻势防御的基本战术原则。
战术方面我们只举出几个方面：
A，坚扎营以自固。湘军每到一处扎营不论风雨寒暑，不论扎驻时间长短，哪怕一宿，也深沟高垒，为坚不可破之计。
B，查地势以居险。湘军用兵极重看地势，时人因称之为“湘军派”，地势的险易，既审衡于作战之前，而地位的利害，又先讲辨于平日。曾国藩攻武昌，先找小舟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湘军各级军官都视查地势为用兵之要务。
C，勿攻坚以全军。湘军最忌攻坚浪战，防止拼消耗，很注意保全自己的有生力量。胡林翼就曾明确提出这样的军事原则：“兵事以全军为上，得土地次之；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斯下”，又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从军事学角度着，湘军的这一军事原则有着很高的战略战术水平，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对方嘛！
D，取长围而破敌，这是“勿攻坚以全军”紧密相联的另一面。湘军虽攻坚，而重视困围，采取深沟高垒，严密围困，阻敌援军，断敌粮道，待对方饥疲不堪，势孤境危之时，再发动攻击，以此来取胜。像九江战役、安庆战役，就是典型战例。
当然，战争，特别是具体到战术上，最忌拘泥，须机动灵活。湘军将帅对此也认识和掌握的比较好。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太平天国败亡后数年所言）
臣窃谓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因袭拘泥）之而反败……斯乃古来之常法，并非勇营之新章，终未可弃而不讲也。（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页10，转自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页239）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讲的湘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比较成系统，这样有较高水平。它是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甚至是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有时候，议论和实际并不相符。例如胡林翼在武汉战役的前半段就竭力攻坚，而致其军有较大损耗。太平天国战史上的得意之篇--三河之战，就因为李续宾轻举冒进而致全军败溃。曾、胡也决不是长胜将军。曾国藩几次陷于绝境，几次寻死。可以说，他们决不是轻易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
5、湘、淮军对清朝制度和清朝统治的影响
湘军作为一支凶残的反革命大军自镇压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就逐渐衰落下去了，这也是必然的现象，但它却对清朝的统治和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和淮军紧密相关。
其一，淮军的产生和湘淮军势力的相对消长。
淮军以李鸿章为魁首。“淮由湘出”：1861年为出援上海的军事需要，曾国藩让在他手下当幕僚数年的李鸿章招募一支武装，主要是自淮地招募，次年春，先在安庆立营，不久就由李鸿章统率赴沪，接着李鸿章又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出任江苏巡抚，从此淮系势力从湘系分化而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淮军担当了“用沪平吴”的主力，但就整个战局事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以湘军的元凶的。而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曾家兄弟行裁湘留淮，而李鸿章壮年新进，急功近利，野心勃勃，正巴不得，所以到了平捻军事中即改为以淮军为主力，主帅产生以李代曾之变。以平捻为契机，出现湘消淮长的变局。李鸿章正是借平捻之功飞黄腾达。权位为曾国藩所不曾抵。不过，就手下人出任督抚大员的情况看，淮系一直不如湘系，主要是晚起于湘，人员素质也不抵湘系。从组织角度上说，湘淮大致仿同，异点在于地缘上的“湘”“淮”不同。再就是，淮军近代化色彩浓，主要因为在上海与外国直接接触较多。
其二，湘淮军对清朝制度和政局的影响。
①暂时挽救了清朝统治的危机。
它作为主力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暂时地挽救了清朝统治的危机，使得清朝从濒死的边缘又挣扎了回来，甚至它的肌体上还显露一点“康复”的气色，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同治中兴局面的奠基、创造以至维持者，主体就是湘军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淮军的头面人物像曾、左、李都是嘛。
②使清朝军制发生变化。
湘军不只是起到了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它对晚清的制度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制度上的变化首先是军制上的变化。
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是作为对八旗、绿营的否定而产生的， 这种否定又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既然如此，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朝的兵制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而只能按照湘军所代表的趋势进行变革了。变革的结果就是以“

防军”和“练军”代替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军队。
先解释一下“防军”。湘军以及由他衍生的淮军，当时是以别于国家经制军而被称为“勇营”的。在咸丰，同治军兴的时候，勇营还不仅是湘淮两军，其他各省因绿营不可用，都各自筹勇营以资战守，而其制都仿自湘军，及军事既定，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及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撤外，在直隶、江、淮南北通都大邑，与各省险要的区域，都仍以勇营驻屯，称为“防军”，防军营伍，在营制、营规、饷章上都仿照湘军。
再说“练军”。练军是从原绿营中挑出来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创始，刘长佑也是原湘军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头目，他所定练军章程也是仿湘军制度。到同治四年（1865年）兵部，户部会议选练直隶六军，遂定“练军”的名称。同治八年（1867年），曾国藩调直隶总督，继续从事练军。这时战争已经过去，清政府曾试图让各省恢复绿营经制。但绿营积弊太重，旧制既复，也终不可用，各省都仿照直隶练军的办法来编练绿营。凡挑选的练军，例将绿营营底的额缺裁去，完全由练军自行掌握，等于与绿营割断了关系。与招募没有多少差别，其营制、营规、饷章复都准按照湘军制度。
有了防军，又从绿营中选出练军，这样绿营号复旧制，但其精壮者已选为练军，不予善补，老弱留营底的，渐被淘汰。于是绿营之制，名存实亡。（直到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聂士成、袁世凯等创新式陆军军队制度始另转一新方向）
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军队组织形式上的变化，特别是导致军队内外部关系上的变化。就军队内部来说，建立起了兵为将有的私属关系。从军队与清廷的关系来说，尽管它依然是清朝地主政权的支柱。但它受制于清廷的程度大大减弱了，而越来越成为地方实力派手中的工具，而这时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汉族权贵。
③汉族地方实力派参政揽权趋势的加强。
我们知道，封建政权是要按照地主阶级地主各阶层和派学集团实力地位的变化来进行政权再分配的，不管最高统治者愿意不愿意。他也是无法抗拒这一历史法则的。尽管一开始清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给湘军头目地方事权，但到头来还是限制不住的。以后地方督抚大权大多省份落到湘淮军头目及其同盟势力手中，单湘军头目中就有二十多人先后出任督抚。他们本来就是凭军队起家、掌握兵权的，再获得地主事权、军、政、财大权集为一身，和昔日文武分离的情况迥然不同，这样中央集权相对削弱了，而汉族地主的势力增强了；满洲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了，而汉族地主的势力相对增强了，所以，可以说湘军也影响了一代政局。
关于湘军对清朝的影响，范老作了这样的概括：“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于此。”这段话，除开渗透着一点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偏激的感情之外。其大旨是很精辟的。就是说，从客观作用上看，湘淮军既有挽救、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也有削弱和瓦解清朝满洲贵族统治权的一面。

思考题：
1，试析湘军产生的原因。
2，和绿营相比，湘军的优点是什么？
3，从湘军所影响的清朝制度上的变化，试析湘军对清朝统治的影响。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
在对湘军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之后，现在我们讲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总的说来，太平天国后期在战略态势上是居于战略防御的被动地位，但也不是直线下降这样一个过程。太平天国在战略防御中几度发起主动反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使战局几度出现转机。在相当长时间里，敌我双方战局呈胶着的态势，经过双方的艰苦对峙，最后才现了敌方胜利，太平天国失败的结局。下面我们就勾勒一下战局的基本线索（参照教材第52页）。
1、湖北、江西重要军事据点及大部分占领区的沦陷。
①武汉及湖北大部分占领区的失守。因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破坏了内部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敌的有利时机，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咸丰皇帝一再谕令：“乘此机会，设法进兵。”清军，特别是湘军乘机展开反攻。胡林翼在1856年底指挥湘军攻下武汉，不久，又所谓“肃清”了湖北全省。武汉和湖北的失陷，是太平天国战局逆转的一大关键，丧失了“以上制下”的主动权。
②九江及江西大部分占领区的失陷。胡部湘军在取得湖北战场上的胜利之后，接着马不停蹄，东下江西，围攻九江，原来就在江西的曾国藩部湘军积极配合，这样太平军在江西的大部分占领区沦陷，而重要的军事据点九江在1858年的5月，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守将及其部众一万七千余人壮烈牺牲。
2、天京外围数役之捷，战局一度出现转机。
①枞阳会议。太平军在西线战场上由于湘军的反攻失利，而在东线战场、江南北大营也加紧围困天京，形势也很不利。为了扭转局势，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汇集各路将领，在安徽的枞阳镇（桐城县南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首先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这就是著名的枞阳军事会议。
②摧垮江北大营。枞阳会议之后，陈玉成率部以凌厉的攻势拿下庐州，进军溆州的乌衣镇，与李秀成会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部和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的胜保的马队，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击败江南大营的援兵，乘胜进兵浦口，摧垮江北大营，这时是1858年9月（在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曾第一次击溃江北大营，再溃后，未再重建，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和春节制。至此江北大营告结）
③三河大捷。正当太平军全力进攻江北大营的时候，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以后，趁势攻占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逼庐州（合肥）西南五六十里的三河镇。三河是庐州咽喉，又是天京庐州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平军在此筑城一座，凭河设险布兵固守。湘军李续宾部猛扑三河，守军向天京告急。洪秀全急调太平军主力赴援，陈玉成奉命自六合（江苏境内，在南京北面，扬州西面）西上驰援，在11月初包抄三河后方，断李续宾的后路，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南下狙击舒城方面之敌。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分三路进攻李续宾大营。当日大雾漫天，陈玉成忽从李续宾后路杀出，一马当先，冲陷敌阵，正在激战之时，李秀城率军从白石山赶来助战。守军也积极配合，李续宾进退无路，经过三天的战斗，李部六千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万多名毙命。这样，不但安徽战场的形势转危为安，而且东西两线的战局总形势都发生转机。
④攻灭江南大营（它是清军驻扎在天京附近对抗太平军的反动军营，由向荣尾随太平军到南京城下建立，向荣1856年死后易帅和春）。如上所述形势有了转机，但东线虽然击垮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仍在困围天京，仍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在1860年太平军又发动了围歼江南大营的战役，这次战役的作战方案是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的，很成功，干净利索。用的是“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典故：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齐国派田忌率军救赵，田忌用军师孙膑的策略，乘魏国内部空虚而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因而赵国解围。〕派李秀成率领精兵千里跃进杭州，震撼苏浙。在3月中旬，李秀成攻下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急派张玉良统军13000余人支援杭州，敌人到后，太平军在

城遍插旗帜，迷惑敌军，而悄悄地飞速撤出杭州，经皖南回师，在其他各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合击江南大营，攻下清军营垒50余座，击溃清军数万。统帅和春、张国樑败逃，最后张溺水死。和春逃至苏州的浒墅关自杀。这样江南大营也不存在了。攻破江南大营是在1860年的5月。这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江南大营，解除了敌人对天京的围困，并为太平军横扫苏浙开辟了道路。但是这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天国的颓势，而且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利因素，那就是清廷依靠湘军出力、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力依靠湘军，这就给了湘军大发展的一个契机。它失去了内部的牵制羁绊，可以放开手脚镇压太平天国了。
3、东进与二次西征。
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天国又举行高级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洪仁玕\认为，苏、杭、沪离天京较近，乘胜下取，容易成功，洪秀全也考察到苏、浙物产丰富，且顺势易取，就决定东进。按照计划，这个东进并不是主要目标。其第一步，就是东进占领苏、杭后，根据地扩大，然后第二步再西上，合取湖北，会师武汉。东进的主帅是李秀成，他率军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然后直逼上海。这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清地方当局说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英法公使则应两江总督何桂清和上海官绅的要求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太平军与中外反动军队进行顽强战斗后于8月下旬撤退。而在上边讲到的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天国举行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决定的二次西征的方案。主要是为了重占湖北，并解决安庆之围，扭转西线战局的危急。因为江南大营覆灭，湘军可以放开手脚在整个战线上镇压太平天国了，它采取步步推进的方案，把战略重点放在夺取安庆上。安庆为天京东边的屏障和锁钥，是太平天国仅次于天京的第二政治军事中心。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太平天国方面贯彻原定作战方案，把战略重点放在夺取湖北和武汉上，安庆之围即有可能不打自解。因为湖北是胡林翼的老巢，对安庆来说又有以上制下之势，湘军是不会放弃湖北不顾的。但是原定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陈玉成的北路军首先进入湖北，当时湖北防备空虚，夺取武汉的可能性甚大，但陈玉成听信英国侵略分子巴夏礼的讹诈，放弃了这一批亢捣虚的良机，退了兵。而李秀成的南路军复入湖北后，听说陈玉成已退兵，他也是虚晃一枪而。李秀成在天京军事会议上是公开支持洪仁玕\方案的。但这时他一味想着的是东进，经营苏浙（故不久就亲自率军入浙），而陈玉成则把重点放在安徽，这样二次西征没有达到联合的目的，安庆之围不但未解，而且形势越来越被动。终于在1861年秋，安庆被湘军攻下，这样，天京就直接暴露在湘军的进攻之下，而这时太平军只在东线维持并力争扩大根据地。同时，向南增辟了浙江。在1861年4月，侍王李世贤（李秀成堂弟，1865年7月被原为他部属的汪海洋杀害）率部进入浙江，不久，李秀成从湖北退兵后亲自率部入浙。12月，克省城杭州。这样，浙江和苏南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太平天国不但着力坚持于此，而且以此为基地向中外反动势力蚁聚的巢穴上海发动第二、第三次进攻，时间分别是在1862年的上半年和8月份（第三次由慕王谭绍光率领，仅历数日）和李鸿章的准军、沙俄干涉军以及华尔的洋枪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给了敌人沉重打击，最后都是撤退出上海（太平军首次进攻上海是在1860年为解除天京之围李秀成率军东下之时）。
4、形势恶化，天京陷落。
①陈玉成死难。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转移庐州，湘军攻打，进行顽强地抗击后，陈玉成向北突围，他率部到寿州时，被反复无常，首鼠两端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至胜保大营。胜保妄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说：“大丈夫死则死尔，何饶舌也！1862年6月，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26岁。陈玉成的死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
②石达开败亡。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于1863年6月牺牲。石达开虽然出走远离天京，但是，他打的仍然是太平天国的旗号，仍然坚持与清军作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起着配合中央太平军的作用。几年里，他辗转数省，于1863年春分兵三路进攻四川，他自率的一军于5月进入大渡河紫打地陷入重围，几次抢渡失败，兵马丧失大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产生了“劳终无益，穷竟不通”的悲观情绪，怀着“舍命全军”（当时手下军队7000人左右）的念头。携5岁的儿子石定忠和3个属官投赴敌营。此前，他已令他的5个妃子怀抱两个儿子投河自尽，但是他想错了。敌军不但把他们残酷地杀害了，而且也未能全军。他的部下当时就被杀了一些精壮的。另外一些人虽然名义上被遣散回家，但途中也大部分被截杀了。石达开等人是在成都被凌迟处死的。他临死表现还不错。“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自言……今天亡我，我复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纵观他的一生，虽然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投身革命，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领袖人物之一。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天京事变中率部出走尽管事出有因，但这毕竟是一错误，分裂了革命力量。不过走后他仍然打着太平天国旗帜，坚持反清斗争。最后他在绝境中投赴敌营，既使“舍命全军”的目的是真实的，但也说明他对敌人，对残酷的敌我斗争，缺乏认识，这一行动是不可取的。不过，他在临刑之际，表现还是坚强的。全面权衡，他是一个有错误的农民革命领袖，而不是什么阶级异已分子和革命判徒。石达开的覆灭，也是太平天国形势更加恶化的一个表现。
③苏杭失陷。这时，苏浙战场上的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中外反动派加紧联合，对抗太平军。华尔的洋枪队在1862年3月被命名为“常胜军”，发展到6000人。法国海军军官勒佰勒东也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也叫“花勇”，另外还有若干支外国干涉军。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江浙地区太平军的若干据点被攻下。太平军江浙政权成分严重不纯，这时，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乘机进行一系列破坏和投降活动。1863年12月，苏州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被郜永宽等叛徒刺杀，叛徒们献城投敌（叛徒们投降后也被李鸿章杀害，这是其可耻下场）。苏州失陷，这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
④天京陷落。在1864年的3月底，杭州也失陷。这样一来，天京已成孤危坐困之势。外围的防御工事被湘军破坏殆尽，城内粮食缺如。在这种情况时已在京理政的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保有太平军的实力，突围到别处开辟根据地，徐图发展。但此时洪秀全已经陷入一种病态，不但不采纳而且还对李秀成大加斥责。说什么他是“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俱曾妖者乎？”城内无粮，他令军民食“甘露”，纯粹自欺欺人。1864年6月3日。洪秀全逝世，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湘军将城攻破，“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实行血洗、火焚，一座繁华的京城蹂躏成一片废墟。
5、最后事局。
天京陷落前后，洪仁玕\在外征粮调援。天京城陷落后，他迎护突围出来的幼天王，继续坚持战斗，率部转战皖、浙边界，9月底入江西卒败，幼天王遇害，洪仁玕\也陷入敌手，在南昌慷慨就义。他表现的气节很好。他对敌人表示自己立志效法宋代的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诗句），说是“予每谈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就义前他写下了绝命诗。最后四句是：我今即家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据胡滨教援依据英译文回译）。李秀成突围后，为了保护幼主，将他的好马让出，因自己所骑的马劣，“马不能行”，走入天京东南的荒山之中被俘获，他在囚笼之中，忍痛疾书，写成了一部数万言的《供词》，一方面记述太平天国历史和本人战绩，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天朝十悮”，另一方面又阿谀敌人甚至提出所谓“收齐章程”，酬报敌人。晚节不忠，构成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最后，他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走向刑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领袖之一，

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对他被俘后的表现如何看待，这是一个多年来有争议的问题，但曾有不短的时间不能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在1964年，就曾掀起过一场批判叛徒李秀成的政治运动。戚本禹在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为李《自述》是一份叛变革命的“白皮书”，李是一个十足的革命叛徒。戚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1964年7月27、28日分别转载，打出明确的“信号”。争论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罗尔纲为批驳戚本禹，撰写了《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说李秀成那些自污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的“招齐章程”，主要是为保存天国力量，以图复国而施的苦肉缓兵之计。与罗、戚两文的观点都不同，特别是针对戚，苑书义等于1964年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如果说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多少还有一点学术讨论的味道，那么到1964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那就一点也谈不上学术探讨了，完全是政治影射，为日后现实政治中的大抓叛徒、大批叛徒制造声势，鸣锣开道。从这以后， 争论就是一边倒的了。其实，发罗尔纲文章时就是有意作为反面文章，作为批评靶子的了。毛泽东同志曾有“白字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十六字言。只是有些人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发文章，有的知情者则……甚至把清样要回去。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李秀成问题更是铁案如山，仿佛他成了揪出的大批活着的所谓“叛徒”的祖爷。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才认真重新进行学术探讨。尽管对李秀成晚节错误的程度认识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再认为他是革命叛徒，而是一个有错误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呢？主要是综合权衡他的一生，被俘前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自不待言，被俘后虽气节表现上有污点，但还是不能叛变投敌。关键是对其自述的评价。他的自述洋洋数万言，既有向敌人乞降的表示，又不完全是这样的内容，并且更主要的内容是对太平天国的追念和对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他以很大的篇幅追述了天国历史，并且总结出“天国十悮”，流露出对失败的遗憾，如果只是乞降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写这些内容。到天京陷落，就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失败。但是，也不是说至此，太平天国革命力量就荡然无有。太平天国余部仍然坚持斗争。特别遵王赖文光部（他1862年奉陈玉成之命西征广招兵马。1864年春奉命回援天京，被阻于皖、鄂、豫交界处。）与捻军领袖张宗禹、任化邦部等合作，斗争一直坚持到1868年初（有关内容见讲义页123-128，大家自己看一下）。
三、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1、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仍旧作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而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①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历时14年（如果算到余部力量则为18年），转战18省，先后克复城镇600多座，声势空前浩大，规模空前宏伟，成为中国历史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建立起与清朝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制度，提出了以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又提出了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的革命文献--《资政新篇》，提出并部分地贯彻实行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给予了猛烈的冲击，这无疑会起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成长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的作用。
②太平天国革命还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反侵略的任务，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某些时候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他们坚持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坚持严正的外交立场，并且与配合清朝镇压革命的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慨和爱国主义精神。
③太平天国革命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大平天国革命运动也是19世纪中叶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革命运动。它对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对于促进欧洲大陆政治革命的到来都有着很大影响。当时俄国进步作家冈察洛夫在曾经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通危机爆发。这个普通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恩选集》第2卷，第6页）。
2、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分析失败原因，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考虑。
从客观上说，主要是中外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从清朝方面来说，尽管它从总体上来说已经腐朽没落，但还不是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它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拥有广大的统治地基，具有反革命的统治经验，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地方势力的崛起，他们具有反革命的坚定的性和较高的才干，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者的凶恶敌手。因为大平天国革命不但打击封建势力，同时也直接威胁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外反动势力最终建立起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太平天国的敌方势力是很凶恶强大的。
从主观上说，一是由于农民阶级无法避免的局限性造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譬如说，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和生产方式，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它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明确领导方针（尽管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革命纲领，但它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们用以指导行动的是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这种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是革命的，但不能摧毁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他们尽管能建立起农民阶级的政权，但不能防止它向封建政权蜕变。小生产等的狭隘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弱点，使他们在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纯洁、对敌方的认识等方面都受到局限，这些都是造成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方面的因素。
二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人为因素。例如为追逐个人权位不惜在内部互相残杀，以致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农民阶级无法杜绝封建思想的侵蚀，在维护内部团结方面受到一定局限，但像天京事变那样的内讧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每次农民起义都一定发生火并，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如在第二次西征中没有实施既定方案，在最后天京城被围困之时不采取“让城别走”的正确作法，等等。



















第三章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先就全章的内容和我们讲授的分布作个简单交待。使大家心里有个总谱。
我们第三章所讲的内容，就时间断限来说，大体上是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正式开场以前，大约三十年间的事情。这期间，如果按“三个高潮”说，正是第一次革命高潮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谷期。如果按“四个阶梯”说，那就不是进步进程中的低谷期。因为在这一阶段中，恰有洋务运动贯穿始终，而四个阶梯说，是把洋务运动作为进步社会潮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的，并且是比太平天国要重要的一个阶梯，因为这种观点把洋务运动视为资产阶级运动发生的源头。这个特别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教材，现用的是第四次修订本，跟初版本和第二、三次修订本比较，关于洋务运动的内容是改动较大的地方之一。总而言之，不论哪种观点，洋务运动确是一个应该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无疑问。我们拟把它作为一专节重点来讲，另外，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拟作为一专节来讲。这两节，对比课本内容及层次上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增删。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