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美国把侵略中国看成是扩大在华特权的好机会，因此它表示，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美国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以便“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取得平等的一份”。
德国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提高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扩大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阻止其他列强插足山东。
日本既害怕俄国趁镇压义和团之机武装占领东北，又担心列强侵华会加强他们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所以表示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保持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意大利和奥地利虽然在中国的势力不大，但也希望乘机捞到更多的特权。
当列强开始向北京进攻时，清政府内部主战和主和两派的斗争空前尖锐。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一批官僚，都坚决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认为，八国联军之所以侵华，根源是义和团的仇外，只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就会退兵，清政府就会转危为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连上奏折，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这种观点得到光绪的支持。以载漪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坚决反对主和。这派人在思想上以传统的封建纲常作为最高准则，墨守成规，反对改革，仇视进步；在外交上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在他们看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废除光绪帝，重新立新皇帝的问题。因此他们对阻挠废除光绪的帝国主义不满，主张借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乘机废除光绪；然后再回头镇压义和团。到那时，哪怕割地投降，也在所不惜。西太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支持主战的意见，但她也知道，列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战败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她面对争论日益激烈的两种意见，难以下决定。当联军向北京进攻时，西太后主战的倾向日益明显，并于16日和19日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希望能够说服主和派，对外宣战。
16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议上，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荣禄、许景澄、袁昶为首的主和派展开激烈争论。西太后和光绪也各站在一方，直接对立起来。
主和派反复强调，中国力量弱，要战必亡。光绪也侃侃而谈，认为中国没有同时与几个国家开战的道理。主战派认为，抵抗外侮是人心所向，不宣战会丧失人心。义和团的法术很灵敏，可以用来报仇雪耻。
主和派认为，义和团是乌合之众，他们的法术没有什么效力，不能把战胜八国联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战还是和，没有最后确定，但主战派得到西太后的支持，略占优势。
载漪为了促使西太后对外宣战，于16日晚上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的“归政照会”，西太后一见这个照会，又悲又怒，于是决定对外宣战。并于17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会上，主战派大骂主和派是汉奸，后党官僚二十多人痛哭流涕，要求主战。西太后当即宣布与列强宣战。
但就在同一天，清政府收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由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他们坚决反对宣战，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这封电报在清政府中引起强烈反响。西太后见主和派得到地方大吏的支持，而且态度坚决，人数不少，心里有些胆怯。既想宣战，又想推卸战败的责任，于是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迫会议通过宣战。在会上，主战派不顾国际惯例和主和派的反对，悍然请求首先围攻外国使馆。但西太后见主和派坚决反对宣战，也不得不推迟宣战。
19日，大沽口陷落的消息传到清政府，西太后惊慌万分，急忙召开第四次会议，强行决定对外宣战。
 21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正式对外宣战。
 但是，宣战还不到五天，西太后就于25日和26日，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表白，宣战是不得已的苦衷，并称赞他们主和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29日，西太后进一步通过清政府驻外公使向列强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即时不自量力，也不敢与各国同时开战。希望各国体谅。7月3日，清政府正式向俄国、英国和日本求和。表现出一幅地地道到的奴才相。
促使西太后由宣战转向求和，是因为，她看到，义和团迅速发展，她逐渐感到难以控制。归政照会查无实据，西太后开始为向列强投降留后路。主和派继续肯请西太后转战为和，西太后对他们的话越来越不能掉以轻心。开战之初，西太后幻想一战而胜，至少打个胜仗再去求和，也可发泄一下不满情绪。谁知屡战屡败，不几天，失败已成定局。西太后不得不在没有完全失败之前求和。
但是，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求和并不理睬。他们攻占天津后，又攻占北京。西太后等人逃亡西安。于是中国彻底失败。

第四节 东南互保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迅速发展，使上海等地的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担心义和团运动扩展到长江流域，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英国当时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投资多，贸易量大，并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因而英国对义和团的发展非常关注。但英国公使窦纳乐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被围困在北京，与外界消息隔绝，于是英国在上海的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 Warren）在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F. A. Aglen）的支持下，主动承担起保护英国权益的任务。1900年6月14日，当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霍必澜电告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说，北方的消息越来压越坏，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给英国带来巨大损失，他建议，英国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并认为，如果总督指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维持和平。他建议英国给张之洞和刘坤一海军支援。这时，英国非常担心其它国家乘机侵入长江流域，破坏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已命令其海军采取措施，阻止其它列强占领舟山和长江炮台。得到霍必澜的电报后，英国外交部授权霍必澜向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保证，如果他们能采取措施维护秩序，他们将得到英国的全力支持。
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主张镇压义和团。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英国的建议非常高兴，他向英国表示，他迫切需要英国的帮助，愿意尽力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也欢迎英国的支持，但不愿接受英国的海军保护。张之洞和刘坤一商量后，告诉英国政府，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不需要英国海军帮助。英国政府考虑到上述意见，电令英国海军暂时不进入长江。
霍必澜提出英国海军进入长江的目的，是想实现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现在他的打算落空，感到失望，于是放出欧洲国家将攻占吴凇的空气，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和英国共同防守吴凇炮台的要求。刘坤一表示，如果英国能阻止其他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并授权上海道余联沅和霍必澜商定具体办法。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美国和法国的不满。刘坤一也转而认为，英国要求海军保护，确实是诡计，不同意英国和中国共同防守吴凇炮台。
北方的战争也引起上海的官僚、买办、商人盛宣怀等人的恐慌。他们预料上海及长江流域必然发生战争，于是四处奔走，力图使战火不烧到这一地区。他们认为，要保全上海和长江流域，应该由刘坤一和张之洞共同出面，与上海领事团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立条约，实行互保。由于盛宣怀长期主持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消息灵通，和列强及地方督抚都有联系，因此被推出来进行联系活动。6月23日，盛宣怀得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支持后，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要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未接到清政府的宣战命令之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立互保章程。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也建议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刘坤一和张之洞接受上述建议，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要求盛宣怀以邦办名义，协助订立条约。26日，余联沅邀请上海各国领事开会，提出《中外互保章程》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互不干涉。但是对于有些条款，列强存在争执。他们以订约必须事先由清政府授权为理由，没有签字。但是，第二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代表各国领事，致函余联沅，对刘坤一和张之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加赞赏，并宣布，只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能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西方各国无意在长江流域采取任何行动。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和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西方各国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双方都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英国本想单独与刘坤一和张之洞实现互保，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列强都参加到互保中来。不久，清政府宣战的诏书到达上海，刘坤一和张之洞扣押诏书，防止扩散，同时向各国领事保证，无论情况如何，仍照商定的办理。李鸿章甚至声称诏书是伪造的，他决不执行。
《互保章程》虽然没有签字，但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以后的各种场合中，仍然把它当作已经签字的正式文件，继续大力贯彻执行。互保的局面维持下来。东南互保的作用是限制了义和团运动在长江流域的发展，便利了帝国主义在北方对义和团的进攻，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
东南互保的范围，原来只限于两江和湖广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五省。浙江也要求按互保章程办理。福建地方当局也和西方列强订立《福建互保章程》，其办法和东南互保章程不谋而合。广东也宣布列入互保范围之内。山东巡抚袁世凯曾表示和刘坤一、张之洞采取相同立场，这样山东也算是加入互保的地区。此外，四川和陕西的地方当局也都支持东南互保，尽管他们没有正式宣布加入。
英国对这个列强都参加的互保很不满意，英军在上海登陆。但随后，法国、德国、日本军队纷纷在上海登陆，使英国树立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的企图遭到挫折。这些军队直到1902年才撤走。
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积极笼络张之洞，并给刘坤一和张之洞支持。义和团运动期间，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企图在长江流域联合会党起事，拥立光绪复辟。他们还同霍必澜联系，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霍必澜坚决表示，英国不同意自立军在长江流域采取行动，自立军领导人不能得到英国的支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汉口的英国领事帮助张之洞逮捕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二十多人，加以杀害。英国还给张之洞提供贷款，帮助他解决军饷困难。

第五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西太后逃亡西安。在逃走前，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各国进行谈判。后来又加派奕劻为议和代表，但列强不加理睬，它们并不想马上议和。但是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它们在攻占北京前采取的协调一致的局面消失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很快出现了以英国、日本和美国为一方，和以俄国、法国为一方的互相对立的形势。沙俄为了讨好清政府，以便使清政府允许它吞并东北，要求列强将使馆和军队撤往天津。这个建议几乎遭到所有列强的反对，俄国不得不放弃这个建议。
德国人瓦德西当时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正在由德国向北京进发的途中。德国为了拖延时间，使得瓦德西来中国前，不进行议和，提出否认李鸿章代表资格的主张，并宣布准备在李鸿章北上的途中将他当做人质加以逮捕。由于李鸿章亲俄，这个主张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德国又提出清政府必须交出赞成、支持义和团的祸首，由列强惩处，作为同中国开始议和的先决条件的建议。对于这个激烈的办法，多数国家表示反对，认为和谈迟迟不能举行，不但装拖垮清政府，而且对列强自己也不利。10月4日，法国照会各国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基础。一、严惩由各国代表指定的主要罪犯；二、禁止输入军火；三、对国家、社团及个人的合理赔赏；四、北京使馆永久驻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北京、天津间择二、三处军事占领，使沿海和北京间的交通畅通无阻。这个方案得到列强的支持，清政府不得不迅速予以接受。
日本提出补充意见，要求除对六条基本内容进行讨论并对它们作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外，还可以提出照会上没有提到的要求加以讨论、审查。各国采纳日本的建议。从10月中旬开始，列强接连召开会议，以法国提出的照会为基本内容，按日本建议的方式，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确定以下各点：一、扩大惩办的范围。英国提出，除惩办那些直接攻击各国使馆、复有责任的王公大臣外，对各省杀害外国人的官员，也列入惩处的罪犯名单中；二、关于赔款问题，作了两点原则性规定，第一，放宽赔款的范围，凡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为外人服务而遭到损失的中国人，也予以合理的赔偿；第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决定中国政府应按照各国的要求实行财政改革，以保证偿付赔款的本息。三、美国代表提出，清朝地方官吏负有镇压排外群众的责任，各省总督、巡抚一下官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活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英国代表提出，发生事端的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四、关于修改通商行船条约以及解决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这些要求，列强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被清政府接受后，列强便商讨具体细节，以便签订正式条约。
此后，列强争论的焦点，是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
德国故意提出惩办祸首作为开始和议的先决条件，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当瓦德西到达中国后，德国也就不再坚持原议。但惩办哪些主要罪犯，及如何惩办，列强之间意见分歧。以俄国、美国和日本为一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讨好清政府。他们坚决主张免去“懿亲”死刑，法国追随俄国表示赞成；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英国四国，坚持重办，凡列入名单者均应处以死刑。为了联合德国，反对俄国，英国甚至表示，即时因此而疏远美国，亦在所不惜。英国、俄国在惩办凶手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实质上为了挑选各自的代理人，这是争夺对清政府控制权斗争的继续。俄国极力想保全西太后，英国企图废除西太后，拥立光绪帝。俄国曾建议清政府迁都盛京，使之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英国则考虑强迫清政府迁都南京，使它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最后列强同意日0本的意见，对“懿亲不加刑”，端王载漪等可定为死刑，但皇帝可酌情宣布减刑，流放到新疆，永远关押；如果他们从流放地回来，就立即处死。其余被指定为祸首的王公大臣，由清政府以各种方式处死，已经死亡的追夺原来的官职，撤消恩典。为了迫使清政府同意，瓦德西下令各国军队进攻山西，并故意让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清政府终于屈服，于1901年2月，根据各国提出的祸首名单及处理意见，判决支持义和团的一些保守派或者自杀，或者斩首，或者革职。
惩办祸首问题解决后，赔款问题便上升为最主要的问题，成为全部条款中困难多、费时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赔款问题上，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鲜明地反映出它们贪婪的侵略本质。
赔款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它们都想趁机大发横财。德国皇帝在瓦德西来华前夕，要他“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其主张”，其目的是要用这笔赔款来建设海军，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沙俄企图用赔款来弥补国库亏空和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巩固它在远东和中国东北的地位。英国和美国一方面进行勒索，一方面又主张赔款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避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造成对它们对华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害。大体说来，这种对立存在于在中国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国、法国、德国与拥有较多的经济利益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
为了确定中国赔款的数额，列强需要了解中国的偿付能力。最后列强主要根据赫德提供的数字，认为中国能够负担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他们主张用抵押债务后的海关税余额、常关税、盐税以及关税提高到切实值百抽五等作为赔偿专款。
赔款总数确定以后，列强任意提高要求，竞相提高赔款数量。俄国因中国拒绝在由它控制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恼羞成怒，把赔款一下子增加到一亿三千万两，比任何国家都多。德国原来打算掠夺三亿马克，此时增加到四亿马克。英国和美国的赔款数目也增加了很多。
 赔款问题确定下来以后，1901年9月，列强的代表与李鸿章、奕劻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就是《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
二、拆毁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
三、迫使清政府承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按照条约规定，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从王公大臣以下，地方从巡抚以下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发生反抗斗争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五、修订新的商约。
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进一步加深。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工具。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使馆区，设立兵营，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为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侵犯和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拆毁大沽炮台，列强在北京附近驻扎军队，使北京的门户洞开。不准中国输入军火和生产军火的材料，使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生产能力，削弱到更底的水平。
清政府派亲王、重臣赴德国、日本赔礼认罪，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种作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士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合理、合法，助长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气焰，使他们更加横行霸道。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五年文武考试，目的是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利的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利，强令清政府将其改为外务部，使之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影响。
其次，帝国主义的勒索，使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按中国人口数量，是每人一两。但实际的赔偿数字比这要大得多。加上利息，和当时全国的货币白银贬值，再加上不少的地方性赔款，清政府只有增加各种税收，这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经济。


第七章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虽然内容复杂，但主要是三种力量在中国舞台上活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革命派提出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清起义，是其主要活动内容。立宪派参加、策动清末立宪运动，最后由于对清廷立宪的失望，最后促使立宪派走向反清的一面，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走向联合。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主要贡献，是策动“和平独立”，加速了清廷的崩溃。
革命派方面的问题：
1、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
2、 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日知会、光复会的理论
3、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两派的合作与论战
4、 同盟会武装斗争的策略分歧及对同盟会中部总会、日知会的评价
5、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及其性质
改良派方面的问题
1、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的海外保皇活动；自立军起义；
2、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改良派
3、 对立宪派策动各地和平独立的评价
清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清末新政和清末立宪运动
1、 清末新政的起源、内容及经济活动、军事活动、警察活动的评价；
2、 清末经济政策的变化；
3、 日俄战争对立宪运动的刺激；
4、 立宪运动中的谘议局、资政院及其活动的评价
5、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交关系：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日俄战争时期的中立，武昌起义时清廷、革命派及列强的关系
思想文化领域
1、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一节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东北和邻国朝鲜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发生于1904-1905年，而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时就已经埋下火种。1900年俄军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使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形势日益紧张，经过三年半，战争终于爆发。
俄国对中国东北三省的武装占领，激化了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俄国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俄国与英国、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俄国和中国的矛盾是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俄国依靠军事实力，俨然成为东北三省的实际统治者。它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极力扩大侵略权益，扩大中东铁路的管理范围，并在此范围内驻扎军队和警察，设立法院，征收地税，兴建房屋等。中东铁路总站的哈尔滨，成为俄国在东北三省侵略的枢纽。因此，要求俄国撤军，是中国当时强烈的愿望。
英国和俄国之间在东北三省存在矛盾。当时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实际利益虽然不是很多，主要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一些权益，如借英国资金修筑的京奉铁路利权、在营口的商业利益，以及赫德控制的中国海关在东北的部分所带来的利益，但英国从侵略中国的全局出发，不能容忍俄国独占东北，从而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心京津一带和整个华北地区。
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比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要激烈得多，它涉及重大的实际利害关系。甲午战争后，日本受到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威胁，被迫退出辽东半岛，是不甘心的。后来俄国夺取旅顺和大连，建立海军基地，更增加了日本的忌恨。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而进行的扩军计划从1896年就已经开始。俄国占领中国的东北，是日本以朝鲜为基地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从此双方争夺朝鲜和争夺东北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日本统治者此后多年叫嚷的所谓“满韩问题”。
美国和俄国之间也存在矛盾。美国想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从而使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俄国想独占东北，竭力在东北实行门户闭关政策。
因此，英国、日本和美国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支持，又分别指使清政府抗拒俄国对东北地区的独占。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前，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一方面与俄国一起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东北问题上支持中国抵制俄国。《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体矛盾得到解决，俄国独占东北这一局部性问题的地位突出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英国和日本迅速走上正式结盟反对俄国的道路，这个同盟就是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是帝国主义相互斗争的新形势促成的。英国为了对付俄国，最初想同德国结盟，但最后没有谈成。在远东，自甲午战争后，英国和日本的勾结成为明显的趋势。日本竭力靠拢当时称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国，1901年曾一度向英国提议，两国共同保证，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清政府抵抗俄国。反过来，日本因在远东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受到其它列强的重视。从1901年起，德国屡次促使日本出面，在远东组织日、英、德三国同盟。法国也不断与俄国密谈，想把日本同英国方面引开，实现日本、法国和俄国三国合作。在日本国内，联合英国抗击俄国的一派逐渐得势。1901年10月，在《辛丑条约》签字后不到一个月，英国和日本为缔结同盟，在伦敦举行正式谈判。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签字，即日生效。
根据英日同盟，如果日本与俄国一个国家作战，英国就不介入，并尽力防止法国加入俄国一方；如果法国或其他国家参加俄国对日战争，英国就应给日本以援助，共同作战，共同媾和。双方还秘密约定，平时两国海军协调行动，并在远东海域保持优势。英日同盟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货朝鲜内部出现的类似义和团那样的反帝运动，二是同俄国和法国等国家争夺中国和朝鲜。英日同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它的缔结，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开始重新组合以来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前，英国在国际上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方针，不同其他大国结盟。英日同盟后，英国的这个方针宣告结束。日本得到英国的支持后，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气势大增，在侵略中国及朝鲜问题上不必再担心三国干涉还辽一类事件的重演。
英日同盟对俄国来说，是一个晴天劈雷。事有凑巧，在同盟条约订立的第二天，美国向中国、俄国及其他列强发出一份备忘录，强烈反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独占。这等于配合了英国和日本。俄国急忙拉住自己的盟国法国，一起发表声明，宣称如因第三国的侵略行为或因中国再度发生动乱，从而对俄国和法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时，俄国和法国为确保自己的利益，对于应采取何种措施，保留磋商的权力。这个声明同英日同盟是对立的，担调子显然要低得多。
清政府得知英日同盟的消息后，对于英国和日本随时可能借此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有所担心，但整个说来，他们认为这个同盟有利于促进对俄谈判。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出兵中国的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按规定，俄国应从东北撤军，但它却一直赖在东北不走。为此，清政府屡次同俄国谈判，但没有结果。英日同盟签订后，俄国不得不作出一点退让的姿态。中国和俄国终于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终于同意分三期从东三省撤军，但其中仍然包含一些苛刻的条件。但第一期撤军后，俄国就不再履行条约。这时，俄国政府内部一个有极端侵略性的派别开始得势。这个派别以别佐勃拉佐夫为首，以一小撮地主、贵族和军官为主，从十九世纪末形成以来，一致对中朝边境一带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报有野心。这个派别主张在远东采取积极的侵华政策，大力与日本对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开始在撤军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刁难，并提出了七项新条件。根据这些新条件，俄国不但要继续控制东三省，而且还要控制蒙古以及整个中国北部，同时规定在东三省，不容许英国、日本和美国插足。为此，俄国不但不在东北撤军，而且还重新布置军队，极力贯彻以巩固在东三省的独占为目的的所谓新方针。
俄国的七条要求传出后，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产生很大的震动。中国国内的拒俄风潮迅速兴起；在国际上，俄国也成为众矢之地。清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俄国不得不将七条要求压缩为五条。清政府在日本等国的压力下，将五条也加以拒绝。于是俄国一方面停止同中国谈判撤军问题，一方面继续强化它在东三省的侵略地位。并设立远东大总督，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进一步控制东三省，统一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步调。在俄国首都则设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由沙皇本人任主席，各主要部门的大臣参加，以监督远东大总督的职务，协调侵略远东的方针。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操纵在别佐勃拉佐夫集团手中，而远东大总督和这个集团的对华政策一致。
俄国的七条要求在列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它促使美国在远东与英国和日本合作，使美国几乎成为英日同盟的一个未签字的成员。日本的反应更加强烈。它一方面对清政府采取进逼姿态，一再告诫清政府对俄要坚决，同时与俄国直接进行谈判。它还秘密通知英国，日本已决定改变此前对俄国的容忍政策。这说明，日俄矛盾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1904年2月5日，日本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三天后，日军向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攻击，10日，日俄双方互相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要求清政府，如果日俄发生战争，希望中国中立。对清政府来说，在当时的处境下，它也没有别的出路。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如果中国追随俄国，那么日本就会用海军攻击中国的东南沿海，如果追随日本，那么俄国就会攻击中国的西北地区，因此，他建议，日俄发生战争，中国应当局外中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的规模很大，战斗很激烈。日本动员的兵力有110万，俄国动员的兵崐力超过日本。陆地上的战争主要有辽阳之战，沙河之战、奉天大会战和旅顺口围困战，俄军接接败退。海上的战争主要是对马海峡之战。结果俄国由波罗地海舰队组成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经过将近七个月的航行后，被日本海军一举消灭。俄国败局已定。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扑茨茅斯开始谈判，最后签订了《扑茨茅斯条约》。规定旅顺大连租借地及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让给日本。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南部取得优势地位。这对后来的中国政局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节 清末新政

清政府的所谓新政，以1901年发布的变法上谕为开始的标志。在上谕中，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致法”，同时声称，“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这就是说，清政府的统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是不能改变的，但一些具体的治理措施却可以改变。这就规定了清末新政的原则，只能是点点滴滴的改革，并不触动清政府的既定统治秩序。清政府随即设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人为督办政务处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先后加入，具体处理新政的各项事宜。接到变法的上谕以后，一些官员纷纷递交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递交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简称江楚会奏。第一折中提出兴学育才四条办法，第二折中提出应该整顿变通的一些办法，第三折中应当采用西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后来的新政措施，很多就是从江楚会奏而来。
新政主要有下面一些措施。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裁撤冗衙，节省浮费。为了节省开支，减少重叠和虚设的机构，陆续裁撤了一些旧衙门，如河东河道总督、湖北和云南巡抚、粤海关、福建水师提督、詹事府及通政司、广东巡抚衙门等等，省以下的机关，各省也裁撤了一些。
裁汰书吏差役，整顿吏治。裁撤各部书吏，命令各级官员自行办理政务；革除差役；不准捐纳麦官；等等。
恤刑狱，结民心。1905年，经过沈家本等人的建议，废除一些苛刻的刑罚，如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用罚款代替鞭打，无力交纳罚款的，也可以用工作来代替。
准许满汉通婚。废除浙江堕民籍，准许入学堂读书，毕业后给予出身。
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1901年，停止武举考试，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挑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一律练习新式枪炮。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1902年，推广北洋、湖北训练新军的经验，令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迅速选派人员到北洋学习；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地选派人员到湖北学习。此外还从八旗军队中选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训练。1903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以袁世凯为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确定新军以镇（师）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旅），设协统。每镇有军队1.2万人。遇到军事行动，以二至三镇为一军。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36镇。由于缺乏军饷，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到清朝灭亡时，全国编练的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6镇，其余的大多只有一协或者不满一协。
编练巡警。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北京和天津一带原来维持治安的军队早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袁世凯于是从新建陆军中抽调年龄较大，应该退伍的士兵，委派赵秉钧统领，加以短期的训练，在北京站岗，维持治安。1902年，袁世凯又招募三千人，暂时住在保定。等到接管天津时，列强通知清政府，天津二十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于是把这三千人派段芝贵统领，用警察的名义进驻天津，并于同年在天津设立警务学堂。同时，张之洞也在武昌创办警察，同时派人到日本学习。同年10月，清政府认为袁世凯设立的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很妥善，通令各省督抚仿照办理。于是，各地陆续设立巡警和警务学堂。1905年，清政府感到巡警关系重要，决定设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管理巡警事务。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新政时期，清政府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首先是成立各种专门经济机构，发展近代经济。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和伍廷芳筹划组织商部。9月，商部正式成立。下设四个司：保惠司，主管贸易和商业学校，负责向商人提供保护，发布专利权；平均司，主要负责农业和林业方面的事务；通艺司，主要负责工业规划、机器制造以及铁路、开矿等事；会计司，主要负责税收、银行等事。由于与原由的机构在管辖范围方面存在重叠之处，商部的业务周转颇为不灵。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业务划归邮传部。
商部和农工商部成立后，其主要成效，是成立各种经济机构及制订各种经济法规。1903年，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制订奖励公司章程；1904年，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奏定矿务章程；1905年，设立劝工陈列所和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制订大清矿务章程；等等。
根据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于新发明者，分别给予五十年到十年不等的专利；根据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五十万元至五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聘为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议员或顾问官有向商部就商务事宜提供建议的权力；根据1906年的奖励商勋章程，对于拥有发明权或仿制权者，分别给予级别不等的“商勋”奖励； 根据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集股二十万元至二千万元以上者，分别被聘为农工商部级别不等的议员或顾问官；根据1907年的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无论独资、合资或附股兴办实业能够“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民生计”，并达到一定规模，即可得到级别不等的奖励。这些奖励规定，由于要求的条件过高，因此没有多少人符合条件，其实际意义不大。这些规定，更多地是形成一种鼓励兴办近代经济的气氛和政策。同“官督商办”强调官方控制相比，这种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作法，无疑是清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变化。
在清政府新政时期的经济措施中，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举措。
根据《商律》中《商人通例》的规定，商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设立流水帐簿，并每年将帐目盘查一次。按照《公司律》，公司分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四种。合资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以一个公司名称集资营业者；合资有限公司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并声明以所集资本为限者；股份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者；股份有限公司指七人或七人以上集资营业，同时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者。《公司律》`还规定了公司的成立办法、股东权利及应遵循的制度等。
在商部（包括后来的农工商部）的鼓励发展实业活动中，劝办商会，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西方列强在华商人很早就在中国成立商会组织。1847年，广州的英国商人成立广州英商会。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总商会，同年，德国人也在上海成立德国商会。1887年，天津的外国人成立商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天津外国商人成立的唯一组织。天津外国人商会在创办时，共有16个会员，其中英国7个，德国4个，俄国3个，法国和美国各1个。二十世纪初，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加入，成为这个组织唯一的中国会员。虽然外国人在中国成立了很多商会，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成立自己的商会。
中国传统的商业组织，是按照行业形成的行会和按照地域形成的“帮”（或“公所”、“堂”、“会馆”）之类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关心的地域或传统的利益，而较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地域色彩非常浓厚，与近代的商会关注整个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明显的不同。梁启超曾形象地指出，“一埠有一埠之会馆，商会者，即合各埠之大会馆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规，商会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规也。一帮有一帮之公所，商会者，即合各帮之大公所也。”
传统性质的行会之类组织，在直隶，以北京为最多。清代北京共有大大小小的会馆445所，其中光绪年间还存在的有387所，名存实废的有58所。其中，属于省一级的会馆，一般是一个省或两个省组成；属于府一级的会馆，一般有一、两个府或州组成；此外，还有若干属于县一级的邑馆和行业性会馆。在这些会馆中，绝大多数按籍贯组成，主要供本籍人士来京或参加科举考试时居住，对外籍人士一般不开放，即所谓“非土著（同乡）则不可，僦于人亦不可，例也。”这类会馆，大多与工商业无关。
在北京的众多会馆中，纯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约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业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北京还有按行业组成的行会组织。据统计，1840-1911年间，北京共成立行会20个此外，天津和保定等地也有类似的会馆和行会组织。同光年间，天津有会馆、公所11个，保定则有外省人设立的会馆10多个以及类似于行会组织的行会事务所。
1903年，商部提出设立商会的建议，认为商会有“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轨，有信誉而无诈虞”的功能，并指出，设立商会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剔除内弊”，即消除中国商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是“考察外情”，即设立公司，抵制外来产品输入。商部同时指出，各地设立商会的具体细则，由各地商人自行处理。商会仅制订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作为总的原则。按照商会简明章程，在商业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总会；在商务不很繁荣的地方，设立商务分会，隶属于商务总会。后来，商部对总会和分会之设又作了详细规定：“设立总会，均系商务繁富较著之区。至分会，则各府州县均应设立。”一些村镇，亦可设立商务分所。商会有保护、振兴商业的责任。商会可办理商人内部纠纷，也可代商人向地方当局办理案件。商会按年将各地的商务情况，报告商部，以备考察。涉及商务重大事件，商会可随时报告商部。商会章程还规定商家应设立帐簿，建立财务制度。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了商部提出的建立商会的建议。此外，商部还制订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发布商部劝办商会谕贴，鼓励各地兴办商会。到1908年，全国建立了58各总商会，其中海外总商会有19各，商会分会有223个。到1912年，商会总数增加到794个。
为了达到劝办商会的目的，商部首先在北京成立商会，“以为各省之倡”。经商部劝说，北京的金银号、汇兑庄首先建立公所，由商部发给凭证，接着，北京的茶业、丝绸、布业也陆续仿照成立。公所成立以后，“均能声气相通，渐臻融洽。”于是，又在商务公所的基础商成立商务总会，并选举出总理和协理。
直隶最为重要的商会，是天津总商会。
1902年，天津被中国从八国联军设立的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收回时，市场萧条，金融危机。天津的一些商人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仿照天津外国商会，成立统一的商业组织的建议，并得到批准，于是有天津商务局的设立。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和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分别被任命为总办和帮办。但天津商务局官方色彩很浓，办事不力，引起商人不满。1903年，天津行商上书袁世凯，要求设立商务公所，得到批准。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后，提出挽救天津市面的四个办法，即推缓新旧欠、倡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举。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天津市场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天津30多个行业的商人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将天津商务公所改为商务总会，得到商部同意。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以王贤宾为总理，宁世福为协理。
成立后的天津商务总会会员，来自天津的32个行业，有工商户581家。天津商务总会是在原有行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行会是商会的主要成员，并起着商会基础组织的作用，致使商会这一较为近代性的团体中，包涵着大量的传统性的小团体，而成为一种近代与传统的结合体。当然，“行会与商会结合的结果，不是商会迎合于行会的传统性，而是行会在商会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向现代性过渡”。
1904-1912年间，天津商务总会共有会董31人。从它们所属行业看，天津商务总会在人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从事盐、粮、钱业等封建性行业的旧式商业商人数量很大，有11名（其中粮商5名，钱商4名），占会董事总数的36.6%。盐业在清末还没有未加入商会，因此，盐商会董只有2名。但是，商会一职却由担任长芦纲总的王贤宾长期位居，这反映出盐业在天津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在天津总商会会董中，洋行买办有9人，占30%；洋布洋货商8名，占26.7%，若二者相加，则是17名，占全部会董的半数以上。这是金出口贸易在天津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反映。其三，在会董中，有候选县令以上职衔的共计28人，其中有五品州官以上职衔的12人，占42.8%。这反映出官僚在天津商会中的地位之重要。其四，会董中，仅有3人投资于近代民族工业，这说明，近代民族工业，在天津经济中的比重，还很低。这些特点的出现，是天津经济的反映。说明天津正处在由传统的漕运、盐务为主要经济支柱，逐渐地向近代的商业贸易和工业为主的城市的转变过程之中，是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过渡型城市的一个反映。
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不但自身成员迅速增加，而且还推动了直隶各地纷纷建立商会。据统计，1905年，天津总商会中的入会行业有32行，商号581家；1906年增至38种行业，813商家；1910年，增长为56行业；1911年，又增加到64种行业。在天津商务总会的影响下，直隶各地有50多个州、县、乡、镇建立了商务分会或商务公所。
废科举，办学校。1901年，清政府以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1902年开始，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建议清政府，科举阻碍学校，请将科举选中的人数，按年递减。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听，士大夫有侥幸得第的心理，学堂就没有兴起的希望。建议从1906年开始，所有的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流行数百年的科举制度到此全部废除。
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下令举办学堂。1901年，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令各省的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州的改为中学堂，县的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学堂中，除学习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等课程。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的学制，将学堂分为七级，即蒙养院、初等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大学中又设通儒院（相当于研究院）。此外还有各类实业和师范学堂。北京陆续设立农、工、医、法政、师范各高等专科。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荣庆为学部商书。
但是学校教育毕竟周期漫长，为了解决人才急需问题，又在北京设立仕学院、进士馆，各省设立课吏馆。仕学院吸收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等部门的官员学习，课吏馆各省官员学习。一些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到进士馆学习。1902年下令整顿翰林院，令其中的人员研究古今政治及中西学术。此外，还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鼓励自费留学，等等。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内容大抵和戊戌变法差不多，但它并不是戊戌变法的重现。其性质大体上是洋务新政的翻版。在新政措施中，比较有成效的是编练新军、设立巡警、废除科举、鼓励留学、成立商部等措施。其中振兴实业的措施，显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学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西学的传播，一批同封建士大夫不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堂和留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一些扩散的园地。
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和北洋务军阀的崛起，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1895年被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小站练兵”，这是袁世凯有军队七千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袁世凯将军队扩充到一万七千人。新政时期，袁世凯进一步扩充实力。到1905年，袁世凯的部队扩大到六七万人，编为六个镇，即后来著名的北洋六镇。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士兵的选拔和奴化教育。在北洋军队中，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天命令士兵磕头行礼，使军队逐渐养成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使这支军队完全成为袁世凯的私人武装。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部将的培养和笼络。在部队中，他成立学堂，一边训练新军，一边培养部下。后来北洋军队扩建，军官大多是从这些学堂中选拔的。因此，北洋部队中的军官，既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他的门生，彼此之间，又存在一般的同学关系。袁世凯通过这些手段，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笼络了一些文臣武将作为自己的骨干。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第一号亲信。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军事骨干。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外交干将。周学熙和梁士诒是北洋集团的理财专家。赵秉钧和杨士琦是北洋集团的警察和特务头子。
这样，北洋新军就同其他省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新军有重大区别。北洋新军中门户之间很深，如果不是从袁世凯辖属的学堂中毕业的，就很难插足，甚至在其他省份很受重视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如此。北洋新军中风气闭塞，控制严密，成为一支非常反对的军阀武装。其主要倾向是敌视人民革命，充当镇压革命的工具。而长江流域等地的新军多数没有形成派系，因此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比较容易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力量。

第三节 孙中山和兴中会

孙中山是广东中山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山位于珠江三角洲，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多年侵扰，鸦片走私猖獗的地区，也是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一个重要地区。1878年，孙中山十二岁时，到达檀香山，投靠他的大哥孙眉。当时孙眉在那里开办农场。在檀香山的生活，开阔了孙中山的眼界。此后，他断断续续地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在香港，孙中山接受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目睹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歧视和残骸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又对欧美资产阶级殖民制度深感愤怒，并对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的斗争寄予同情。由此，孙中山对中华民族遭受西方的侵略感到愤慨，并相应地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人民的强烈愿望，开始走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大大激励了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政治热情。1886年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在那里，他经常同陈少白等人评论时局，抨击清政府的统治。由于言辞激烈，被人们称作“四大寇”。他曾经写信给同乡官僚郑藻如，建议学习西方，兴办农桑，禁绝鸦片，普及教育，并希望能运用自己的学识，加以推广。他也曾与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通信，交换意见。郑观应把孙中山写的关于采用西法改良农业生产的文章《农功》一文予以修改，编进《盛世危言》中。孙中山的言行，受到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的较大影响。1893年，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在广州筹划成立一个团体，取名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此后不久，孙中山又去从事一件与上述宗旨相违背的事情，即给李鸿章上书。孙中山先拟订稿子，然后到上海走访郑观应，并结识了另一个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王韬，由王韬写信介绍孙中山去天津找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见李鸿章，当面陈述自己的见解。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阐述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革新主张，并表示要游历国内外，参观考察。但到达天津后，李鸿章正忙于甲午战争，没有接见孙中山。
从孙中山的上述行动看，他的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改良主义，但也包含着一些革命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反清革命逐渐成为他的思想主流。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的成员，主要是华侨。从有姓名、籍贯可查的178人看，其中商人96人，工人39人，农牧业6人，此外还有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学生，还有12个会党。这大体可以看出，兴中会已经不同于以破产失业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结合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这个团体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正式成立。
兴中会成立不久，在广州发动起义，遭到失败。1896年孙中山到达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得到驻美使馆的密电，知道孙中山到达英国，即着手布置抓拿。后来被抓住，但消息走漏，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认为清政府使馆私自逮捕和囚禁政治犯，已经超出享有的外交特权的范围。孙中山得以脱险。后来孙中山将这一段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从此孙中山名声大震。
在伦敦居住期间，孙中山专心致志地钻研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并且仔细地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面貌，思想上受到很大启示，形成了自己的民生主义理论。
孙中山感到，需要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把中国引向既象欧美那样文明富强，又不致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免除欧美各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这样，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关于“土地国有”的主张，引起孙中山的注意。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亨利·乔治的学说，更受到他的重视。
亨利·乔治著有《进步与贫困》等书，提出单一税主张。他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进行革命，也不用实行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要将土地都收归国有，把属于地主的地租作为国税征收，用来造福社会，就不难解脱无产者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贫困处境。孙中山后来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其来源就是这种单一税学说。
在这段时间，孙中山也曾经努力和康有为等人合作。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到日本。孙中山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因此寻求两派合作。但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万木草堂师弟，仍然对清政府表示效忠，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是封建文人通过学习西学，接受资本主义影响，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种势力，尊孔忠君的思想相当牢固，不容易抛弃君主立宪思想。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影响很大。他们看来，只要西太后一死，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他们就立刻有出头之日。另外，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实际上就是把他康有为自己当成当代教主。如果转向革命，康有为的这种地位就会受到挑战。由于上述原因，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
虽然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但是曾经参加维新运动的湖南人唐才常和兴中会成员毕永年，却向孙中山建议，两派联合发动武装起义。于是，孙中山派毕永年等人到湖南考察会党的力量，作起义的准备。同时，唐才常等人也开展联络会党的工作。唐才常等人和康有为不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逐渐走向反满。这样，他们同康有为万木草堂一派保持关系，同时和兴中会在排满问题上立场一致。这样，改良派和兴中会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暂时的合作。但是，梁启超等人利用这种合作关系，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手段，在檀香山蒙骗不少兴中会会员加入他们的保皇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唐才常等人在原先成立的“正气会”的基础上，改名为“自立会”，准备乘机起事。康有为的保皇会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于是唐才常把原来起义的宗旨作了一些改变，加入了“请光绪帝复辟”这一条，自立军起兵勤王的宗旨非常明显。但很快，自立军受到张之洞的镇压。
到二十世纪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也经常宣布主张暗杀、主张破坏，主张讨满主义，万不能不革命。这些言论，就不仅迷惑了一些华侨，就连他的老师康有为也迷惑不解，一再责骂梁启超是叛党。其实，梁启超主要是想借此稳住阵脚，同时恐吓清政府，以便借此获得权力，其目的仍然是君主立宪。由于采用这种手段，因此保皇会的影响大增。各地华侨大半倾向保皇会。兴中会则狼狈不堪，几乎所有地盘全被保皇派占据。孙中山发表《警告同乡书》等文章，分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同时在华侨中继续宣传革命，到1905年，革命派的影响已经超过保皇派。
综上所述，自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并开始重视社会问题，探讨在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这样，后来称为三民主义的理论，这段时间就有了一定的设想和雏形。孙中山坚持反清的精神，也嬴得很多人的同情。最初他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不少人把他当成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但后来人们逐渐改变看法，对他产生好感，并为他反清起义失败感到惋惜。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孙中山争取康、梁一派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成效，但是改良主义思想却逐渐为人们抛弃，革命思想的影响日益广泛。这说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初步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节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个群体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这个知识分子群中的进步分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相联系，但也和清政府的新政有密切关系。在新政中，清政府开办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学堂出身和留学归国的大多数人，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西学的影响，不少人转化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关于清政府1901年后开设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大城市确已粗具规模。如在武昌，原来的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等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湖北的各类学堂有一定的基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很快，有各类学堂99所。其他各省的学堂也在陆续兴办。1905年以后，办学堂的风气更加盛行。到1910年，全国的各类学堂达到四万多所，到1911年增加到五万多所。随着学堂的增加，学生人数也在迅速上升。1903年，全国有学生数万人。到清朝灭.亡前夕，全国的学生总数达到156万多人。
当然，上面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因为官办学堂，大多是书院改头换面而来，其中有不少不够近代学校的资格。就象当时有人指出的，改者为少数，不改者为中数，似改而实非改者为大多数。而且，这些学堂大多是小学，高等学堂和各类中学堂所占比重教小。由此可见，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也可看出，上述数字仍然大体反映了近代学堂日益代替科举、书院的历史趋势，一批新式的青年学生已经涌现出来。
与国内兴学情况类似，出国留学也盛极一时。十九世纪末，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到1903年达到1300多人。1905-1906年间，又达到八千多人。其中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最多。
学堂和留学，培养出一批批的资产阶级小资阶级知识分子。
当资产阶级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国内整个舆论阵地仍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人们读得得是四书五经，灌输的是三纲五常。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受到严厉的排斥和阻碍。戊戌变法前，中国从西方引进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和新思想。但是，戊戌变法以后，改良派片面地宣传君主立宪的言论，对革命派进行攻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年中，海外华侨中间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康有为等保皇派所掌握。
早在1898年底，康有为便在日本发行《清议报》，宣传挽救清朝，包含光绪的观点。《清议报》出了一百期，到1901年停刊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重在开启民智。该报有梁启朝任主编。梁启朝文笔很好，他用通俗的语言，即所谓“报刊体\"，把自己的观点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在当时影响很大。
1900年后，革命派在国内掀起创办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热潮。江苏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行《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书籍，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己任。由改良派转化过来的秦力山等人创办《国民报》，提倡革命排满，反对保皇。湖南留日学生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湖北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后来改名为《汉声》。浙江的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等等。
革命刊物的发行，在日本最多。由于作了大量宣传，美洲、南洋一带华侨中的舆论阵地，基本上为革命派所掌握。在国内，广州、上海和港澳是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的阵地。上海原是改良派的舆论阵地。早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时务报》、《昌言报》等都是在这里创办的。后来革命派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在上海大量发行，情况才有所改变。1903年，湖南人陈范接办的《苏报》转化革命，在当时影响很大。
革命派在发行报刊的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这些革命书籍，主要有几大类。一是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政论性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二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三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四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小说，等等。在这些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关于其主要内容，教材中都有论述。
在革命书籍的传播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苏报》案”。
《苏报》最初是由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很平庸的小报。1900年，湖南人陈范承办。陈范曾经在江西任知县，因为教案事情被清政府革职，他的哥哥因为参加维新变法，被清政府逮捕入狱。因此陈范就想发表一点言论，于是就出资购买了《苏报》。在经营《苏报》的过程中，陈范走过一条从变法到保皇，从保皇到革命的道路。1902年，随着爱国学潮的不断兴起，《苏报》开辟“学校风潮栏”这一栏目，专门刊登学生运动的消息。不久，《苏报》聘请章士钊担任主笔，连续发表革命的文章。在一些文章中，称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称清政府是“野鸡政府”，而且还以大量的篇幅，向人们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因此引起清政府的愤怒。两江总督魏光焘当即下令封闭《苏报》，并捉拿邹容。勇于章太炎为《革命军》作过序，因此也被捉拿，被关押在上海公部局。
租借对这一案件进行审理。清政府竟自甘下贱，竟然作为起诉一方向租界当局控告《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这不仅遭到邹容和章太炎等人的驳斥，而且清政府在租界中同老百姓达官司的行为，引起国内外的义愤。租界迫于舆论的压力，屡审屡停，未能判决。清政府要求印度，租界不敢答应。经过辩论，一直拖到1904年5月，才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在监禁中，邹容病死。
由于作了大量的宣传，革命思想得到传播。从1904年开始，国内外也陆续成立一些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江浙的光复会。
华兴会的创办人是黄兴。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人，现在属于长沙县。湖南风气比较闭塞，黄兴早期主要受到太平天国历史的影响，也受到湖南人王夫之等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影响。这一派比较强调夷夏之辨。1898年，黄兴由岳麓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被张之洞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黄兴逐渐转向革命方面。1903年，黄兴在湖南长沙开会，决定成立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的纲领和章程。成立以后，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其成员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和在国内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联络会党方面，主要又是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不久他们发动起义，遭到失败。大批华兴会骨干逃到日本东京，这为后来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科学补习所成立于湖北。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是吴禄贞。湖北的留日学生比较多，其中的师范生大多曾经就读于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因此互相之间联系比较多。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发起创办昌明公司，秘密印刷和输入革命报刊。公司购买幻灯片放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观众很多，影响很大。后来湖北的团体日知会成员，大多是参与放映幻灯片的人们。
1904年，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武昌开会，讨论革命的方法。认为发动会党比较容易，但很难成功。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能动摇全局。军队中，军官大多利欲熏心，比较起来，还是新军士兵更为可用。他们总结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军队不可，并且不要轻易发难。此后，他们着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湖北的新军在招募、编制、训练等方面的某些变革，也给革命派的加入提供了可能。

第一，除从八旗中直接选派一批人改编为新军外，全国训练的新军士兵，一般是从民间招募。招募的方法，大体上模仿西方国家的征兵制，在各地分配名额，并且不准选派散兵游勇和市井游民。因此，新军士兵基本上不同于那些世代当兵的八旗和绿营，他们多数来自比较清贫的家庭，或者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比较容易激发其反抗意识，灌输反清思想。
第二，选拔新军士兵，一般要求有一定文化。文化高的人，提拔快。新军的待遇比旧军队高，因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报名应征，其中有很多科举时代的童生和秀才。这使他们比较容易接近资本主义民主思想。
第三，新军中排长以上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从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中选拔。于是，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并且利用合法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04年，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科学补习所。表面上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实际上是革命排满。科学补习所的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侧重于在新军内部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
光复会成立于上海。早在1900年，一些江苏的留日学生在杭州组成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叫浙会。1903年，江苏的留学生又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反清革命，批判保皇派。同年，部分浙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他们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到上海和湖南，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江浙留学生的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成立。同一时期，江浙地区的革命思潮也在迅速传播，但是，还缺少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来作为聚集各种反抗力量的中心。陶成章回浙江以后，一方面联络会党，一方面吸收骨干，为光复会的成立作了大量的工作。光复会的直接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联系。军国民教育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暗杀团，制订的规章比较严密。这时，原来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蔡元培到达上海，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加入。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陶成章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的青年志士和会党头目纷纷加入。徐锡麟、秋瑾和章太炎等人也加入光复会。但是，由于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控制很严密，因此光复会不易获得大发展。光复会便转向浙江。1905年，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按照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太炎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从表面上看，这个纲领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反清复明”纲领差不多，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是，在他们发表的告示中，又把光复、复仇与新国、共和联系在一起。就是排满之说最为激烈的章太炎在解释“光复”一词时，也进一步指出，“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就说明光复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
在光复会成员中，以知识分子及会党头目占大多数。有不少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会党。这使光复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领导人和骨干很多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而且不少人还是刚刚从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所以较多地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传统的思想语言，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另一方面，由于它通过会党与一部分下层群众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其政治主张和宣传内容有时又显得比较激进。

第五节 反美爱国运动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二十世纪初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给运动带来新的历史特点。
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排斥华侨事件。1848年美国西部加尼福利亚州发现金矿后，有大批的华侨到达那里。此后，华侨对美国的农业、工业和矿产业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美国修剪横贯东西的中太平洋铁路，华侨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华侨与美国白人移民在工作机会上发生竞争。美国国内的排华运动日益激烈。同时，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力量比较均衡，大选的结果经常取决于美国西部的几个州，因此，为了取悦于白人选民，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都采取排华政策，是排华运动从美国的西部扩展到美国东部。1880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限制华工的条约。此后，美国国内限制华工的条款日益严密。1904年，中美签订的限制华工的条约期满，应当签订新的条约。但是，美国国会却决定，过去签订的一切排华法案继续有效。因此，从1904年开始，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要求废除禁止华工的条约，重新签订新的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强烈。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政府谈判签订新的条约，但美国政府坚持原来的条约不改变。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用恐吓手段，威胁清政府同意旧的条约。这就导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运动的爆发。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以抵制美货为主要手段，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迅速扩展到全国。所谓抵制美货，就是不进美国人的货，不用美国人的物。1905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大会，会议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主持。在这次会议上，除要求清政府反对在美国限制华工的条约上签字外，还决定了抵制美货的具体步骤。即以两个月为期，到时如果美国不肯修改条约，就实行抵制美货，并通电全国二十一个通商口岸，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此后，广州、天津、北京、福建、南京、杭州、苏州等地都发生了抵制美货运动，使由抵制美货开始的反美运动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反美运动刚刚发生时，美国政府一以为然。但是，运动的迅速发展，首先使美国商人感到恐慌。美国国内以制铁业为主的亚细亚协会，多次派代表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商会代表也上书罗斯福，陈述中国反美运动给美国的危害。于是，美国政府加紧采取手段，威胁清政府镇压反美运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上海清地方政府，要求抵制反美集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召集上海的绅商开会，为美国的排华行动辩护。辩护不成，就照会清朝外务部，要求各省督抚一律禁止反美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也四处活动。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反美运动已使美国在华权益受到冲击，也开始恐慌起来。在美国的策动下，列强纷纷进行干涉。上海的欧美资本家也致电清政府，指责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在种种压力下，清政府要求各省督抚镇压反美运动。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在天津行动，不准成立反美团体，不准支持上海的反美运动，禁止报刊发表反美文章。并下令铁路、邮电部门不准发送支持反美运动的报刊《大公报》。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天津商会只得发出通告，进行照常贸易。上海和江苏是反美运动的中心。两江总督周馥为美国的行为辩护，并对反美运动施加压力。在广州，两广总督岑春煊按照美国的意思，下令停止罢市和机会。
在反美运动中，买办资产阶级竭力破坏反美运动。例如，在上海，以贩卖煤油、洋布及其它洋货的大商人、大买办集中的沪学会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提出，将“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分开，要求将已经定购但未到的美国货物退回，但将已经购买的美国货物继续出售。实际上，他们在继续购买美货。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因此，到10月以后，大规模的反美集会就逐渐停止，美货的销售又逐渐恢复。
虽然反美运动失败了，但是其意义是重大的：
一，这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美运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二，反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期间和此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受打击最大的是美国的纺织业和煤油。中国的棉纱、面粉等工业有所发展。三，反美运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

第六节 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东京设同盟会本部，在各地设立分会。本部的机构，分为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这是模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评议、司法两部一直形同虚设，崐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执行部中，又分成六个部门。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庶务、书记、会计三个部门。本部的机构实际比较简单。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向历史舞崐台。我们可以把它和兴中会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第一，兴中会有很大的地域性。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同盟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中国大陆十八省中，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其中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最多。这就突破了原来那种地域性的限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了。
第二，兴中会成员以华侨为主，其他大多是国内发动起义时临时参加的会党分子。华侨商人虽有爱国心，但不少人胆小怕事，支持革命主要限于经济上的资助。会党分子又多数是临时被吸引参加起义活动的，政治认识比较模糊。学生参加兴中会的很少。同盟会的情况就不同。成立时，它的成员大多是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或多或少具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无论在革命宣传或组织工作中，都能起一般华侨商人和会党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

第三，兴中会的组织非常松散，平时几乎没有固定的领导机构和经常的组织活动。孙中山常常是个人行动，最多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在旁，看不到多少有组织的活动。同盟会成立后，这方面的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尽管它的组织还然后松散，但本部和重要的分会还是有一些经常性活动，并且有比较经常的宣传机构和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了自己的战斗核心。
同盟会成立的意义还在于：
第一，它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誓辞中规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秘密地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第三，它使人数众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
在同盟会成立时，黄兴的作用非常重要。黄兴有两个条件是孙中山不及的。第一，他长期生活在国内，受过比较多的传统教育，还中过秀才，以后又到日本留学。这种经历和教养，同当时的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是相似的，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更直接的联系。第二，黄兴是湖南人，又曾在湖北求学，和两湖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留日学生特别是革命分子中，两湖籍的学生人数最多，而孙中山过去同他们的联系却非常薄弱。因此，在孙中山到日本前，黄兴是留日学生中威望最高的人物。但黄兴很谦虚，他积极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同盟会中，黄兴又被推任为地位仅次于总理、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的庶务。所以黄兴在同盟会中起的作用很大。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成熟。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崐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纲领，最初是十六字誓辞，即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它们归纳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教材中有叙述。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孙中山的这种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它应该如何评价？可以这样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特点，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辛亥革命就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发生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实现民族独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民主制度这三大目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这些目标。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为出发点的，但在它的纲领中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没有正确地、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并且在实践中幻想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清政府来对中国实现控制的。

第七节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它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起义放在重要地位。首先在那里发动起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兴中会时期，其成员主要由广东人组成，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都在广州或广州附近。华兴会的成员主要是湖南人，因此它发动起义的地点主要是湖南的省会长沙。现在，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成员几乎遍布各省，那么，它发动起义的地点应当选择在哪里？孙中山认为，发动起义的地点，应该“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同黄兴反复讨论这个问题，终于选择两广作为武装起义的发难地点，并且准备把广西作为起义后首先夺取的根据地。这个选择，主要考虑海外人力物力、特别是武器容易获得。最初，黄兴曾设想在长江流域作为首先起义的地点。此前黄兴曾在那里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但起义失败后，和会党的联系中断。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武器不容易运进去。所以黄兴最终还是同意孙中山在两广发动起义的建议。当时广西境内的中越边境地区，活跃着一些游勇队伍。孙中山对此非常注意，认为可以利用。当时广西兴办新军，黄兴同其中的某些人有一定联系，一些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也加入了新军。因此，同盟会认为，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清政府内部可以响应的力量，也以广西最雄厚。广西靠近越南，不少华侨同情革命，在广西发动起义，也容易得到越南华侨的支持。这就是同盟会决定在两广特别是广西发动起义的原因。
1906年，萍浏澧起义爆发。萍浏澧指江西省的萍乡县和湖南省的浏阳光、澧陵两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开始大量开采。特别是张之洞开设汉阳铁厂以后，需要的煤几乎全部由萍乡县的安源煤矿提供，因此安源煤矿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煤矿工人也迅速增加。这些矿工由于比较贫穷，很容易投靠会党。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脱离农村，因此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随着煤矿的开采，铁路也已经通车。秘密会党也随之非常活跃。在当地的会党中，力量最大的，是哥老会首领马福益。1905年，马福益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会党的力量虽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但力量却更加分散。浏阳的龚春台等人的影响较大。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等人回到湖南后，开始联络会党，发展会员，发动起义，虽然声势很大，但组织分散，经验不足，很快遭到失败。当孙中山等人得知起义的消息时，也曾派出一批同盟会员赶回国内活动，力图扩大起义的成果。回去活动的目标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时，起义已经失败，长江流域处于严密戒备状态中，不仅新回国的同盟会员难以活动，而且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有的活动基础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湖北，日知会受到打击，一些领导人被捕，日知会无形解散。在南京，也有一些同盟会员被捕。这使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难以迅速恢复和开展行动，处于低潮状态。这就促使同盟会把下一阶段发动起义的注意力集中到华南地区。一个同盟会员写道，“适逢事败，知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起义，愈益坚定。”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的钦州、廉州、潮州和惠州策划起义，起义的重点是钦州和廉州地区。钦州和廉州处于广东和广西的边境，在这里起义后，可以向广西的南宁进攻，取广西为根据地。钦州和廉州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从越南运送枪支弹药。孙中山等人发动当地的会党、群众和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准备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此前同盟会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这时，黄兴等人已经感到，利用会党发动起义，有很大的弱点。在这次起义中，他们采取以会党和军队同时并举的策略，以会党发难，由军队相应，并与当地的群众斗争相联系。这种计划比过去有明显的进步，准备也比过去充分。但是，他们利用会党，主要是联络他们的上层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来号召和发动下层会党群众参加，同时给他们提供武器，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单凭这些方法，是很难长期地利用会党的。往往起义开始时，声势很大，但不能持久。对于军队，同盟会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少数军官，并没有在士兵中花多少力气。而军官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常常表现得反复无常。当形势好时，他们支持同盟会，但当形势不利时，他们就推托，不肯发动起义，甚至反过来出卖同盟会，使整个起义计划流产。
当孙中山等人集中精力在两广发动起义时，一些光复会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而成。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光复会和同盟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孙中山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光复会侧重在反满。它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它的会名称作“光复”，也反映了这一点。二，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全国各省的人，光复会却有浓厚的地域性，会员大多是浙江人，多数又是绍兴人。
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具体处境是不同的。那时华兴会因策划起义失败，组织遭到破坏，其主要成员都逃到日本。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首先联络的对象，就是这些华兴会成员。以后大多数华兴会成员都参加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光复会的情况就不同。它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国内的浙江、上海等地。华兴会起义失败时，光复会也受到牵连，但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主要成员仍在原地，没有逃亡到日本。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员参加的人很少，它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人都没有参与同盟会成立事情。因此不能说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
光复会的灵魂，主要是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人。两人都是绍兴人。光复会的活动中心是绍兴大通学堂。学堂用学校体操的名义，购买了一批武器。陶成章把学堂改为师范学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哪里人都可以入学。结果有很多会党头目入学。学校成立后，徐锡麟和陶成章前往日本学习军事，没有成功。后来徐锡麟通过关系，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而陶成章则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徐锡麟到安徽后，想通过他担任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发动起义，夺取安徽。1906年，他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以被捕，遭到杀害。这次起义，给清政府造成很大震动。由于被刺杀的是安徽巡抚恩铭这样的封疆大吏、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革命党的首领又有着道员身份，并担任巡警会办这样的要职，因此使清政府感到革命党人神秘莫测，几乎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从而陷入惊慌失措的地步。
徐锡麟起义失败以后，直接牵连到浙江大通学堂。秋瑾被杀。秋瑾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903年到北京居住。1904年到日本留学，并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1905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其宗旨是唤醒广大妇女。1907年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也在浙江被捕被杀。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

当孙中山等人在两广发动起义时，同长江流域一带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会员，于1907年发起成立共进会。这些人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人。这些人主张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对同盟会的誓约作了一个重要的更动，就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中，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他们容易接受。共进会的成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同盟会忽视在长江流域开展工作的崐不足。后来的武昌起义，也主要是共进会发动的。
1908年，长江流域的一个革命团体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岳王会是安徽的一个革命组织，他们认为，南宋的岳飞抗击金国，至死不变，由于满清和原来的金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因此岳王会要继承岳飞的志向，抗击满清。岳王会成立后，把活动的重点放在新军中。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之一，是熊成基，他被推举为总指挥。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但可看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策略的变化。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主要利用会党。安庆新军起义，主要利用新军。此后，革命党人虽然仍注意利用会党的力量，但侧重点已经转移到新军方面。此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得到发展。
在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中，以黄花冈起义的影响最大、最重要。但是这次起义，由于组织有缺陷，也遭到失败。

第八节 清末立宪运动

一、 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

1905年秋，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到东西洋考察政治，准备实行立宪。但在出发的当天，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出洋考察只得推迟。12月，清政府再派载泽等人出国考察政治。考察分两路。一路由载泽等人访问日本、英国等国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等人考察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考察的重点，是载泽那一路。他们考察的重点，是日本和英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日本，考察团认为，日本的大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民间的意见也能够畅通，其根本是普及教育。然后，考察团留下一部分人，在粱启超的帮助下，以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模式，起草考察报告。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到英国考察。在英国，考察团认为，英国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行政掌握在大臣手中，法律掌握在司法手中，然后由君主进行总体裁定。因此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就是到了实行民主政体的法国，考察团也认为，法国虽有民主的名称，统治权实际与帝国相似。这可以清楚地看出，考察团的目的，无非是要找出这样的办法，在君主立宪的名义下，实行中央集权。1906年，考察团先后回国。回国后，他们上奏折，建议清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先编撰大清帝国宪法，公布地方自治的规定，制订集会出版言论方面的法律，为立宪作准备。同时，北洋大臣袁世凯也建议清政府，预备立宪应该让五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国家政务，作为上议院的基础；各地的绅士参与地方事务，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端方等人又建议，宪法请仿照日本，兵农工商请仿照日本和德国。
但是，清政府内部一些人担心，实行君主立宪，会妨碍君主的权力，而且立宪对汉人有利，对满人不利。于是载泽又单独上奏折，力主君主立宪。在奏折中，他列举了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君主的权力，认为日本君主的权力非常严密，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认为，宣布立宪，不过是表明宗旨，为立宪作准备，维持人心，使他们不致走到革命的路上去。至于实行的具体时间，可以宽立年限，从长考虑。针对所谓满汉之说，载泽认为，宣布预备立宪正是有利于满族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载泽的建议，使西太后很感动。于是，清政府召开会议，讨论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后提出的建议。九月，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从考察团回国到宣布立宪，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孤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革命火焰。二是安抚日益强烈的立宪舆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三是加强统治能力，巩固中央集权。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就是说，在一些政务方面，可以听听个方面的舆论，但权力必须掌握在朝廷手中。二是“必从官制入手”，就是说，宣布预备立宪后，要视具体情况再决定实行的期限，目前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改革官制。
上谕发表后，清政府派载泽、袁世凯等人起草官制改革方案。整个起草工作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们拟议的改革方案是，撤消军机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以此作为行政的总机关。以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副总理，这样，内阁的权力就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这个方案传出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这样做将导致大臣独揽大权，皇帝大权旁落。到十一月，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上谕正式颁布。它首先宣布，军机处决不能裁撤，内阁、军机处的一切规章制度，照旧执行。其余各部尚书均为参与政务大臣。这样，军机处不撤，大权自然掌握在君主手中，袁世凯的计划就落空了。同时规定，军机大臣中，除外务部外，不能兼各部尚书及其它差使，这样，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等人不得不退出军机处，袁世凯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都大大削弱。而且，改革方案本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规定外交归外务部，财政归度支部，军务归陆军部。这样，地方督抚的权力就大大削弱。袁世凯手中原来掌握军队和邮电等权力，也随即受到很大削弱。

二、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改良派非常高兴。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结束，今后应当研究的，是如何实行立宪。但是，改革官制的方案公布后，改良派的希望受到很大打击。粱启超却没有就此丧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政党的主张。他随即联合杨度、熊希龄倒退人进行组党活动，并把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看作是他们组织政党的最好机会。这时，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在国内很难活动，梁启超必须另外寻找新方法。他最初的想法是，除海外的保皇会外，再在内地设立另外一个组织，把张謇、郑孝胥等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康有为等暗中主持。但不久，梁启超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认为，建党活动还是应从日本的东京做起，然后再在上海等地发展。同时，梁启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革命派，而不是清政府。“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在他们看来，革命派已经造成一种举国若狂的局势，是心腹大患。因此，与革命派作战，自然要放在第一位。当时，清政府已经丧失人心，如果不反对清政府，会失去人心，助长革命党的声势。因此，他们也要与清政府死战。到1907年春，由于杨度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后来改名为宪政公会），梁启超就积极创办政闻社。要创办政闻社，梁启超认为，应该从创办报纸入手。这份报纸，就是后来的《政论》。政闻社的宗旨有四条，一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是改革法律，巩固司法独立；三是确立地方自治，区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政闻社成立不久，其中心机关就在马良的组织下从东京迁到上海，由马良等人主持。
这时，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是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张謇、郑孝胥等人成立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就在宪政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其成员包括江浙工商界的许多重要任务，也有一些现任官员。从开始，这个组织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赞助。预备立宪公会的政治色彩比较温和，其实际内容，是以传播立宪知识、使国民养成立宪资格为重点，极少批评清政府。它的机关报是《预备立宪公会报》。
经过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等一步一步的推动，请愿早开国会的活动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
最早提出要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个目标上来的，是杨度。后来，杨度组织宪政公会，推熊范舆为会长。1907年，熊范舆等人最早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速开国会。从1908年起，河南、广东、江苏等省，陆续有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早开国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也致电清政府，要求早开国会。这些立宪团体随着请愿活动的逐步开展，逐渐联合起来，由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共同成立国会期成会。此后发生一个意外的事件。有一个头脑顽固的大臣于式枚上奏折，痛斥立宪，反对召开国会。在清政府中担任职务政闻社的一个会员陈景仁致电清政府，要求将于式枚革职，三年内开国会。清政府大怒，反而将陈景仁革职，又下令查禁政闻社。政闻社不得不宣告解散。

三、放逐袁世凯

1908年和1909年之交的两个月内，清政府内部发生两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变动。一是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二是袁世凯被放逐。这使清政府内部一片混乱，整个政局动荡不定。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亡。清政府匆忙宣布，以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不满三岁的儿子溥仪为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第二天，西太后也接着死亡。光绪皇帝只有37岁，过去有人怀疑是袁世凯或西太后毒死的。现在根据清宫廷内部的医疗单，认为光绪皇帝还是病死的。他和西太后在两天之内，一先一后地死亡，纯属偶然。
光绪皇帝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他的死，对康有为等保皇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皇帝都死了，还保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政局而言，光绪的死亡，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影响。西太后的死亡，影响就很大。在死亡之前，她独自掌握清朝政权四十年，富有统治经验和权术，能够控制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派系。她死后，清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这使日益衰落的清政府逐渐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其原因，是清政府内部对袁世凯权力太大不放心，满族王室和汉族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的产物。早在1907年，西太后就对支持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奕劻不满。当时，袁世凯和奕劻的主要对手是军机大臣瞿鸿机和曾经担任邮传部尚书、两广、云贵总督的岑春煊。西太后准备免除奕劻的军机大臣职务。但是，袁世凯实行手段，伪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合影，激怒西太后；奕劻又向西太后告状，说岑春煊和瞿鸿机等人想恢复光绪皇帝亲政。这打动了西太后，结果岑春煊被调离北京，担任两广总督。瞿鸿机也被免除职务，回家休养。这个事件，被称为“丁未政潮”。在这次事件中，虽然袁世凯等人取得胜利，但还不能消除西太后对他们的疑心。不久，袁世凯被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任军机大臣，解除了兵权。
1907年8月，西太后和光绪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其内容看，大纲实际上规定了君主专制。按照大纲的规定，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布法律、召开和解散议院、设立官职、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以及司法等大权，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和外交大权，议院根本不能干预。这个宪法的宗旨，是巩固君主的权力。同时，使君主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反映了清政府内部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大权旁落的愿望。
西太后临死前，对支持袁世凯的奕劻不满更加明显。西太后死后，清皇室准备杀掉袁世凯。但是由于奕劻和张之洞的反对，袁世凯才免于被处死。仅仅是被免除职务。但是，通过训练军队，袁世凯的部下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势力仍然存在。袁世凯被放逐，使清政府内部更加分裂。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满族大臣中无一人能取代他的作用。列强也对清政府免除袁世凯的职务，非常不满。袁世凯被免除职务后，一些满族亲贵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这些满族亲贵大多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得军事。陆军改由荫昌统帅。荫昌实际依靠的是良弼。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当时清朝在各地编练新军，良弼大力主张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的意图是想在军官中形成一股由他掌握的力量，以便代替并排挤袁世凯的势力。但是，这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的还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派入新军，很快得到提升，有的还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武昌起义后，纷纷在各地发动起义，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四、各省谘议局

1907年7月，清政府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办法，让各省督抚迅速办理，在一年之内办成。这样，建立谘议局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在这次请愿中，资政院起了很大作用。资政院是按照预备立宪的步骤开办的。议员定额为两百名，钦选和民选各占半数。钦选议员是清政府指定的，大多缺乏能力，在会场上不起多大作用。民选议员从各省的谘议局中选出，不少人年轻有为。资政院没有任何实权可言。但作为一个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活动得到它的支持，声势显得更大。
这次请愿还得到不少地方督抚的支持。在总督中，计有东三省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伊犁将军、察哈尔都统；在巡抚中，计有吉林巡抚、黑龙江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新疆巡抚、江西巡抚、湖南巡抚、广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国会。在督抚中持反对态度的，只有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18省督抚联名要求速开国会和内阁，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十月，第三次请愿活动开始。代表团分别向摄政王载沣和资政院递交请愿书。又遍访王公大臣，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开会讨论请愿书。在会上，速开国会的意见占压倒优势。资政院随即上奏清政府，要求提前设立上下议院。
此时，清政府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清政府谈论立宪，其目的是趁机实行中央集权，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是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政权，组织革命的爆发。这样，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很大矛盾。十一月，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利。但他们又害怕，筹划中的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他们设想的一些措施还没有实行，一旦国会成立，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牵制，其中央集权的目的也不容易实现。于是，他们就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又不能在明年立即召开，而是要他们留出时间，解决上述问题。最后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时间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即1913年。
这个决定公布后，立宪派内部立刻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召开国会的日期提前三年，请愿就算取得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也有一些人不满意，要求继续努力，再缩短年限。立宪派也没有再发动第四次全国请愿。但有些地区仍然群情激昂，以东北三省和直隶最为激烈。东三省代表向总督锡良递交请愿书，要求明年召开国会。锡良上奏清政府，也请求明年召开国会。但清政没有同意。直隶代表向直隶总督请愿，也没有什么结果。资政院也上奏，提出同样建议。到12月，东三省的代表又到北京递交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下令把他们押解回原籍。天津一个学生代表提议全国罢学，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把他发配新疆，严加管束

至此，立宪派发起的请愿活动宣告结束。
立宪派以请愿形式发起的立宪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制革命。但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代表，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代替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是采取的手段、策略和预定在变革后建立的政体形式有很大不同；无论是按革命派的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按立宪派的愿望实行君主立宪，都无损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只是共和制更有利于中下层的发展，君主立宪制更有利于上层的发展。因此，把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执看成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对观点，是错误的。
就中国革命的影响来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清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清政府并没有立宪派的诚意。因此，对立宪的不足也应有所估计。
立宪运动是立宪派全部活动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事过其它一些活动，如收回利权，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即时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运动，也由于立宪派广泛发动集会请愿和舆论宣传，从而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传播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

五、皇族内阁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新的内阁官制，撤消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组成新的责任内阁，在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只有4人，满族占9人。在满族的9人中，皇族又占5人。因此，这个内阁被成为皇族内阁。它表明了清政府实行皇室集权的野心。同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借国有的名义，把中国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于是，立宪派要求真立宪和清政府坚持假立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达到破裂的程度。
皇族内阁暴露了清政府立宪的虚假。立宪派气愤异常，他们召开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皇族内阁。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也导致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关系恶化。
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矿山等权益起，一些中国人就看出它的危害，把它称作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矿等权力，开展收回利权的斗争，在当时被中国人民看作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创办商办铁路和矿业公司，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斗争成果。而商办铁路，是20世纪初大多数省份保护利权的主要内容。据统计，1903-1907年间，有15个省先后开展铁路公司，开始募集股份，修建铁路。尽管各省铁路公司一般是通过地方当局和富绅通过赋税附加等方式募集股份，但股份中也有不少是各种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的投资，并因为它具有同买办官僚借奴役性的外债的方法具有对抗的意义，因而属于民族资本的性质。到1911年，集股成效较大的四川川汉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等。
随着铁路公司的增多和集股成效的日益明显，与铁路有关系的一批地主官绅很快向资产阶级转化。公司的经理等主要官员一般是由地方督抚根据士绅的推荐，上报商部委派的，因此，这些通过办铁路公司起家的资产阶级同清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铁路公司的兴办，一般都是以维护利权为口号的，集股筹款后，有可能被清政府用专制手段加以掠夺，因此，他们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并竭力争取开议会，立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所以，这些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上层。
通过铁路产生的资产阶级上层在立宪派里非常活跃，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比较微弱的省份，他们是立宪派的重要支柱。象江苏铁路公司经理王清穆、协理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四川保路同志会首脑蒲殿俊，等等，都是立宪派里边屈指可数的人物。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质，是把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力取消，以国有的名义将铁路卖给帝国主义。首先被清政府借国有的名义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铁路。于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掀起保路运动。由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立宪派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他们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立宪派开始考虑对策。6月，全国谘议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定下了推翻现政府的目标；为此要在全国造成普遍舆论，使人人憎恨政府，必推到之而后已；同时注重实力，利用现有的汉口及上海商团为中坚，联络各地商会参加这一斗争。
立宪派要推倒的政府，主要是皇族内阁。他们主观上想摹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模式，来一次倒阁运动。但是，当内阁是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时，推翻内阁就意味着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推倒现政府的方针，客观上使它迟早必定与革命派合流。
立宪派还决定大办民兵。同时决定组织政党。这表明，资产阶级上层正走向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第九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一、 武昌起义与全国响应

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昌的军事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先后响应，推翻了清政府。辛和革命能首先在武昌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第一，湖北的经济近代化发展较快，资产阶级力量较大。
中国的近代化中，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基础。中国近代化进程，各地区不是齐头并进的，在发展程度上有强有弱。就总的趋势而言，沿海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发生早于内地，呈现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波浪式推进的格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之中，东西之间。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每一种变化的演变进程，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都影响到湖北，并在这里交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的经济近代化速度快于其它地区。
中国经济领域的近代化，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特征是卷入世界市场并依附于世界市场。第二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其特征是使用机器。湖北的经济近代化进程，以189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60到80年代，主要表现在商业、金融性质的变化。汉口是内地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汉口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通商口岸。商会发展很快。汉口、武昌都有商务总会。到1911年，湖北共成立商会30个，会员9500多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湖北的工业近代化发展很快。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引人注目。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新建立的工厂有二十多家，其发展速度仅次于上海。因此，武汉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强大。
第二，湖北革命党人的工作比较扎实。从科学补习所开始，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革命排满，日知会和文学社都是如此。共进会将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此湖北的革命党人只接受“二民主义”。在民族和民权主义的宣传方面，湖北革命党人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个字。在革命运动中，湖北的骨干力量是新军士兵。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湖北革命党人就得出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的结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因此，自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其不少领导人加入新军。日知会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共进会和文学社主要发展士兵。在发展新军的同时，他们采取谨慎策略，不轻易发难，注意保存实力。经过长期的坚苦的工作，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了五千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在学生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批的革命志士和同情者，因此，武昌起义的的革命力量比较充足。
第三，湖北革命党人对起义的部署比较周密。在起义之前，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详细的军事计划；随即又在新军中整编了原有的革命组织，便于起义行动。在政治方面，推定了起义的负责人，同时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还派人到湖南和本省各地联络，以便在起义后能得到各地的响应。这样认真的起义准备，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
武昌起义后，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立宪派发生分化。他们对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大体采取三种态度。
一是与革命派一起，发动武装起义。如上海立宪派控制的商团和云南蔡锷等分别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和昆明起义。二是坚决反对革命，勾结封建官绅屠杀革命党人，他们是立宪派中最反对的。三是以和平独立方式，表示赞成革命，拥护共和。湖南、山西、江西、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以及山东等省的立宪派曾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和平独立，就是劝说督抚或其他官员宣布脱离清朝中央政府，成立拥护共和的军政府。立宪派赞成和平独立，意味着放弃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与清政府决裂，附和革命。
在14个宣布独立的省份中，11个省的立宪派进行过和平独立活动。由于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力量对比不同，督抚的态度不同，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实现了和平独立，山东宣布独立十天后又取消独立，其他省份因督抚拒绝，或因革命派不同意让权给清朝官员，举行了武装起义。
立宪派举行和平独立，对革命的发展有利。从当时力量对比看，革命派声势很大，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清政府虽然腐败不堪，但是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官僚地主对地方的控制相当稳固。如果各省督抚和其他文武官员为捍卫封建阶级利益，进行拼命抵抗，革命无疑会遭到挫折。立宪派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控制着各省的谘议局、商会、教育会、自治公所等机关，有一批清朝官员、地方绅士、工商界和教育界人士跟他们走。立宪派利用他们与各省官员的密切关系，劝阻其抵抗革命的活动，从而大大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比如安徽巡抚朱家宝原来准备对革命军抵抗到底，宣布“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一面解散被认为受革命派控制的新军，一面调集军队进驻省城，下令搜捕革命党人。当地绅士童挹芳和安徽谘议局副议长窦以珏当面劝说朱家宝，朱家宝不得不撤消对抗革命军的措施。浙江谘议局议长陈介石苦劝地方军队不要抵抗革命军；福建立宪党人请闽浙总督交出八旗军队的武器弹药。因此，各地革命军起义时，大多没有遭到抵抗。立宪派劝说一批督抚宣布独立，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就实现和平独立的江苏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全国已有八个省武装起义，宣布独立，革命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清政府垂死挣扎，正组织力量分别向各地的革命军进攻，江南提督张勋死守南京，负隅顽抗。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处于相持状态，不少绅士正在观望。江苏的独立，支援了上海和武汉的革命军，稳定了局势。在江苏的带动下，广西、安徽、广东、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和平独立。清政府在各省的代理人，不是宣布脱离清朝归附民国，就是弃甲逃跑。结果，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清朝政府陷入孤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