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三、 袁世凯夺取政权

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对中国情况了解较深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就已经预见到汉口将会发生兵变，但是，他们不可能了解事变的确切时间和声势。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以及由此造成的声势仍然给帝国主义造成很大震动。武昌起义后，帝国西方列强纷纷调集军舰到汉口水面。西方列强纷纷增加租界的驻军。列强调集军队，名义上是保卫租界、领事馆以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实际上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监视革命，就近观察革命军与清军的战况，并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革命者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在涉及外国人的事情上就非常小心，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使革命不带排外性质。并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有特权和地位，换取列强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清政府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期望外国的不是中立，而是同他们站在一边，对革命进行干预。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公然站到清政府方面直接阻挠中国革命，他们都采取了中立政策。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并形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使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远东，只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中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国，由于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战火扩大势必对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损害，所以它迫切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使局势安定下来。紧临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其基本利益在中国的东三省和中国北部其他地区，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也都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清朝统治。俄国一度考虑联合日本，援助清政府，干涉辛亥革命。但他们很快看到，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中国的南北对立以及各省分裂更便于他们从中取利。日本的方针是乘机在中国树立优势地位，着重于保持并发展在东三省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关系措综复杂，他们中间的任何一国都不感轻率地独自采取行动，破坏列强之间在中国形成的均势局面。就中国内部的情况来说，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革命的发展来势迅猛，形势的发展还难以判断。革命党人也完全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和威胁。这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既无必要、也无借口去镇压中国革命。这也是他们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列强的这种中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联系，但避免卷入清政府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地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但拒绝承认革命方面为交战团体。在这个大范围之内，各国由于处境不同，利害关系不一，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革命方面和清政府的态度往往有所不同。
与中立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加强了磋商，为共同对付中国而协调一致。列强之间的协调一致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待清政府提出的借款要求。最初，列强之间的态度不一致，经过协商，列强都同意不给中国任何一方贷款。因此，列强没有向清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而当孙中山在欧洲为革命政府谋求借款时，也遭到列强的拒绝。
随着各省宣布独立，长江以南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天下。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通商口岸，表现得更加明显。础汉口外，宜昌、长沙、上海、芜湖、重庆、南京等地发生革命时，列强的军舰就很快赶去。在一些地方，有的国家还以保护领事馆和租界为名，派军队登陆。
上海的革命引起各国最大的重视。列强纷纷在调集军队在上海登陆。同时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利，改变上海会审公廨（音xie，指官吏办事的地方）的地位。同时夺取所有中国口岸的关税管辖权。帝国主义还派人保护京津铁路的交通。帝国主义者还从政治上加强对中国事态的干预。这种干预就是扶持袁世凯。
在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时期，袁世凯曾被赶回河南养病。帝国主义者对此非常不满，盼望袁世凯能尽快复职。武昌起义发生后，列强希望清政府能有一个象袁世凯这样的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控制局势。1911年10月，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去镇压武昌起义。但是，这个职务对袁世凯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借故不出。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帅前线军队。袁世凯才到湖北前线。但是，这个职务仍然没有满足袁世凯的权力欲。11月，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到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者对此感到高兴。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得到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王朝高层只剩下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所谓孤儿寡母。袁世凯就更加容易独揽大权。
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首先从军事上打击革命。他派军队夺取了汉口和汉阳。但武昌起义后，各地形势发展很快，袁世凯单纯使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于是又展开谋和。谋和的作法符合英国的愿望。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希望不仅武汉一带，而且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11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向黎元洪转达袁世凯愿意停战的愿望。于是，一条以袁世凯──朱尔典──葛福──黎元洪的谋和线路就建立起来。12月，交战双方以葛福为中介，决定在武汉地区听战三天。停火的期限虽然很短，时间有限，但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成为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转折点。11月底和12月初，革命各省的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讨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决定如果袁世凯反正，就推举他为大总统。12月，革命军攻占南京。这使袁世凯认识到，革命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因势力导，把停火变为停战，由停战导致和谈。12月，他与袁世凯拟定延长停火的新条件。12月，停战条件正式成立。内容有三条。一是停战十五天。二是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讨论大局。这个议和条件一签字，从整体上说，辛亥革命的武装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结束。由于停战协定后来一再延长，所以，这次停战也就带有最后的性质。另一方面，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政治解决的大门也就正式打开。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一手促成的，英国同袁世凯的联系日益密切。12月，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同革命方面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展开谈判。
和谈的主题是讨论大局，即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集中起来就是，保存清王朝，还是推翻它？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怎样确定中国的政体？革命方面坚持推翻清朝帝制，确立共和政体。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原则。但为了使这个目标易于实现，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拿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把袁世凯吸引过来。袁世凯在各种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地声称，要维护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但是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武昌起义后就主张，清王朝体面地退位，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他并且把自己的主张明确地告诉了朱尔典。朱尔典一眼就看出，这个主张一定会导致建立共和政体，很可能已经得到袁世凯的默许。这是上海谈判开始时双方当时者的基本立场。双方很快取得基本谅解：袁世凯方面不会反对共和，但还不能公开宣布；革命方面声称只要对方承认共和，一切办法都可商量，不反对开国会以定国体。双方没有严重的分歧。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没有一个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实行共和。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共和制对中国不适宜。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对列强的利益没有影响，所以他们不想对此进行干预。他们关心的是，使上海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为此，他们对南北和谈代表施加压力，促其尽快达成协议。同时，英国也宣布，不论中国处于何种政体之下，都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这等于宣布英国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全国统一于共和总统袁世凯之手。英国的这一表态对南北议和是一大推动，注定了清政府被帝国主义抛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这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于是，和谈出现一些波折。但是，由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再表示，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他准备随时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逐渐相信了孙中山的诚意。于是，袁世凯开始策划迫使清廷退位。2月，清帝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灭亡，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
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怎样统一。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基础上组成，还是由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提出三项条件，以对付袁世凯。一是临时政府的地点在南京，不能更改；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任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接着，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希望在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在北京也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特别是使馆区地位特殊。北京到天津的铁路线上有外国驻军，使列强随时可对中国的政治中心施加影响。但在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特权和方便。所以，他们同袁世凯一道，不西文中国的首都迁到南京。到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精心策划了一场兵变。2月29日晚，驻扎在北京的北洋陆军突然暴动，展开抢劫，并发展为全市性的骚乱。专使的驻地也被抢劫。兵变很快蔓延到天津和保定。天津的破坏超过北京，保定的商业区成为一片废墟。但兵变对外国人都秋毫无犯，表明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是证明北方果然有不安定的因素，袁世凯必须坐镇北京。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革命者只得对袁世凯妥协。南京参议院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内阁。重要的内阁部门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4月，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成立南京留守处。同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中国南北两方实现了统一。

四、二次革命

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决定着推翻清王朝之后，中国究竟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还是任凭袁世凯巩固他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统治。围绕这个问题，以袁世凯为首的“袁派势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表面上介于二大势力之间，而实际上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原君主立宪党人，彼此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落在袁世凯手中。其最大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势力比较强大。以袁世凯为首的袁氏集团，这时已是一支强大的反动势力，它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着北洋军队，手下有一批为他效劳的官僚政客，而且有着极其狡猾的政治权术。更重要的是，这时袁世凯掌握大总统的职位，处于合法的地位。这样一支反对势力，与革命党人相比较，显然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原立宪党人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十分薄弱，缺乏有力的领导，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松散。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的原因所在。
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从来不认为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的制度。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之所以承认共和，完全是为了窃取政权。可是，他也懂得，要取消革命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专制独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上台之后，一方面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巩固扩大其反对力量。一方面拉拢、欺骗、分化、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同时，采取各种狡猾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裁减军队，退出政府。一旦到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公开武力镇压，直到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立宪派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表面上看，它仿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差不多，都有爱国思想，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所不同的似乎只是手段上，一个主张用改良的办法，实行君主立宪；一个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已。在民国成立后，原来的分歧似乎应该不存在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并没有排斥立宪派。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更是和他们的头面人物张謇、汤化龙等推诚相见，以为立宪派是可以和革命派合作的。可是，事实并费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宪派成为袁世凯的支持者，继续与革命派为敌。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立宪派在这场斗争中，不去支持革命派，而去支持袁世凯？这与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长期尖锐对立，彼此间存在着敌对情绪有很大关系。但是，袁世凯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也是积怨很深，但在辛亥革命后却能重归于好。因此，理解立宪派不去支持革命派，而是支持袁世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由于立宪派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旧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相当复杂，它不仅包括已经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地主、官僚和大崐商人，而且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正在转化和企图转化的地主、官僚和大商人。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封建地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封建的科举考试中得过功名，拥有官职。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与原来的旧秩序有着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尽管清王朝已经堕落的洋人的朝廷，但立宪派仍然坚决反对革命运动，因为革命将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带来损害。因此立宪派一致以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抵制革命的手段。
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所领导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平行发展。在立宪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立宪派通过成立谘议局、谘议局联合会，特别是要求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政府的大请愿，不仅成立过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而且和清政府的部分官僚无形之中结成类似于一大政党的组织。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打起拥护共和的旗号，出来组织政党。他们既然要与革命党人争夺权力，恢复其旧日的势力，那么，作为旧势力总代表的袁世凯，自然成为立宪派支持与依赖的对象。他们认

为，袁世凯有力量来恢复已被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就可以达到排挤革命派、并从袁世凯那里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
立宪派本来想通过支持袁世凯来排挤革命派，使他们在议会中取得优势地位。但是，事实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当他们帮助袁世凯完成专制独裁统治之后，他们自己也被袁世凯抛弃。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派代表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不少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上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开始革命的。他们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比较多地停留在反满和政权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是把这些人当做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在起义取得成功后，如何对待立宪派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制订对待立宪派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同时，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团体同盟会，早在武昌起义前就趋于分裂、涣散。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利用革命党人的一些弱点，加以拉拢和分化，使同盟会组织涣散和意见分歧的情况更加严重。同盟会内部也分为稳健和激进两派。稳健派认为，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了完美无缺的中华民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此后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国家。对于袁世凯，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激进派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因为已经让袁世凯作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得不到一点改造，谈不上胜利。他们反对袁世凯。
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政见上虽然存在尖锐对立，但认为法律万能，企图用法律来和袁世凯进行斗争，则是一致的。稳健派认为，可以让袁世凯作总统，而用约法、议会和责任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搞独裁。激进派主张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又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最后还是想依靠法律，通过选举，把袁世凯从总统的宝坐上拉下来。
这三大力量的特点，规定了民主与法制和专制独裁之间的斗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中心内容。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前，提出了限制袁世凯的三个条件。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在正式的宪法产生以前，约法的效力和宪法相等。从此，袁世凯为头子的“袁派势力”和革命党人之间，就围绕破坏约法与维护约法的问题，展开长期的斗争。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力，削弱同盟会的力量。同盟会则希望尽量保持自己在内阁、参议院和地方上的力量。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的斗争，首先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内阁。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从策略上考虑，一时未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决心控制内阁，使责任内阁制有名无实。袁世凯推荐自己的亲信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但同盟会希望由自己的会员担任总理。立宪派从中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在内阁成员中，除农林、教育、工商、司法四个部门由同盟会员担任总长外，其余的要害部门，全部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表面上看来，在十个内阁成员中，加上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因此，这个内阁被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二、参议院。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后，下令改选参议院议员，作为削弱同盟会力量的一个步骤。原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虽然是由各省督抚选派的，但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所选派的多是革命党人，所以同盟会会员占很大的优势。袁世凯下令从各省临时议会中改选参议院议员。各省临时议会，是武昌起义后由谘议局演变而来，议员大多为立宪派分子。这次改选，增强了立宪派在参议院中的力量。
三、各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迫不急待地想尽快把北方各省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同盟会在南京附近有十万军队。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表面上是重用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解散军队。黄兴大力压缩同盟会的军队。结果，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集中的十万军队，有的被遣归原籍，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所编。袁世凯削弱南方革命党人军事力量的愿望初步实现。
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后，本想乘机控制内阁。但内阁中的同盟会员，却想根据责任内阁制的规定，对袁世凯有所限制。这种限制，是袁世凯不能容忍的。于是袁世凯寻找借口，逼走唐绍仪，迫使同盟会内阁成员退出内阁。袁世凯组成陆征祥内阁。
1912年，发生了沙俄侵占中国蒙古的事件。武昌起义后，在沙俄驻库伦领事馆的策动下，蒙古王公中的少数叛国分子，赶走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并自行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这些叛国分子在沙俄的支持下，于1912年攻占了满洲里等地,造成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沙俄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变蒙古为沙俄的殖民地。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国各阶层的极大愤怒，全国掀起主张征蒙抗俄的热潮。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原来国内对立的各个党派，纷纷表示联合一致，共同对外。但袁世凯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他想的是，如何摆脱革命党人对他的限制，以加强其统治。袁世凯的这种态度，很快使人民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内政方面。
1912年底，国会议员的选举揭晓。国民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此后，围绕选举正式总统问题，国民党和袁世凯展开激烈争夺。就袁世凯来说，他认为自己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的，势在必得。但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却不愿意让袁世凯担任正式总统。但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则仍然主张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特别是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在内阁中掌握实权，同盟会员不担任总统，但暗中却有拥护黎元洪取代袁世凯，担任正式总统的活动。1913年初，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说，攻击袁世凯。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经过追查，证明主谋实际为袁世凯和他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于是，全国震惊，袁世凯与国民党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国民党内部在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上，形成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武力解决，一派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而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二人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在国民党当权的省份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武力解决，尽快出兵；湖南和广东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军队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没有一个全党统一的决策，从而丧失了利用宋案真相暴露初期出兵讨伐袁世凯的大好时机。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积极准备用武力来对付他们。为了筹集战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非常苛刻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五月，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内阁代理总理，成立实际上的战时内阁。不久，袁世凯确定了用兵计划。七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讨袁，并与北洋军队在湖口、九江地区展开战斗。很快，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但从实际力量对比看，袁世凯在军事上明显占有优势。安徽、江西等地相继被袁世凯的军队攻占，福建、广东、湖南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这次发生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史称二次革命。至此完全失败。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之间的一次大较量。这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十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相当活跃。尽管它在政治舞台上始终没有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但对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曾经有过直接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中，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得出结论的。他们的原则是个人绝对自由。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早就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无政府主义又逐渐活跃起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俄国逐渐进入高潮。在日本的社会党内部也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是在西欧、俄国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法国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支持下传播进来的。
1903年，出现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潮流。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最初，它的重点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其主要的用意，是认为借助这种宣传，可以激励人民去从事革命。他们虽然知道虚无党的哲学是无政府哲学，但对这种哲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却知道得很少。但是这种宣传，自然会引起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不久，报刊上就大量出现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次对虚无党人的介绍和赞扬，除在思想上产生影响之外，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一些原来想从事暗杀活动的激进分子，立刻把思想转化为行动。1904年，一些革命党人从日本携带炸弹去北京，准备炸死西太后，没有成功。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携带炸弹，暗杀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苏报案以后，众多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革命。他们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纷纷转入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去。一些原来从事文字宣传工作的激进分子也大批转入实际的革命组织和发动工作，文字宣传工作反而有所放松。1903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很多刊物，大多数不再继续出版。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有关战争的消息和评论占去大量的篇幅，对虚无党的宣传已经很少了。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以后，在着重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还注意翻译介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报》中涉及无政府主义的部分，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宣传俄国虚无党的活动，其中包括刊登虚无党人暗杀活动的照片、著名虚无党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历史与传记等。
二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来进行介绍。
1907年春，在东京和巴黎的中国革命党人中，分别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派别。在东京的，以张继、刘师培、何震和汪公权为代表。他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半月刊。在巴黎的，以张静江、李煜瀛、吴敬恒和褚民谊为代表，他们出版了《新世纪》周刊。从1907年6月开始，《天义》和《新世纪》东西呼应，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
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与二十世纪初年，东京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相崐当流行有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初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思想，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1901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成立社会民主党，但刚成立就被禁止。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但是，这个新成立的社会党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的分歧。以片山潜等人为一派，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和议会的多数来实现革命；以幸德秋水等人为一派，完全否定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现革命。1907年，两派正式分裂。片山潜等成为软派，组织社会主义会；幸德秋水等被成为硬派，组织社会主义金耀（星期五）讲演会。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影响了原先已经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人。1903年，张继曾经翻译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1906年，他又将幸德秋水翻译的意大利人的著作《无政府主义》翻译成中文，他本人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久，张继又认识了幸德秋水，双方往来不绝。刘师培、何震到东京后，很快也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时，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刘师培要借此改组同盟会，但因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而失败。于是，他就和张继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互相呼应，造成一定声势。
在巴黎出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别，也和东京一样，是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结果。在巴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有几十种。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张静江和李煜瀛，都结识不少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密切的交往，在思想上也直接受其影响。他们创办的《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新世纪》的报社也就在法文《新世纪》编辑部的楼上或隔壁。

1907年，在东京和巴黎的革命党人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创办的刊物《天义》和《新世纪》，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在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尽管各有特点，但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点是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科学的真理狂热地加以宣传。
二是宣传无政府革命优于民族民主革；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以暴易暴”；主张在反满革命成功之后，不再另设政府，就实行无政府。
三是揭露帝国主义，批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宣传国内外的革命形势。
四是宣传用各种手段，包括以下层群众的武装斗争来实现无政府革命。
《天义》和《新世纪》除有上述共同特点外，各自还有一些特色。
《天义》较多地反映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注意农民问题，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幻想在革命后立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农工结合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派别还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声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
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并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们还突出妇女解放问题。
《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天义》派相比较，《新世纪》这一派相对说来是比较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除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外，自己的发明创造不多。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反对国粹主义，主张尊今薄古和“行孔丘之革命”。

无政府主义流派及其特点产生的根源：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出现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并具有各自的特点，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下，由革命派所处的具体环境及本身条件所决定的。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社会问题日益尖锐，所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这自然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并促使向欧美学习的中国革命党人，去寻找“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新的革命途径。但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展开，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样，中国的革命派，必然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一些城乡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资产阶级的专横怀有很大的恐惧。他们憎恶强权，渴望个人的绝对自由，这是促使在日本和法国的少数中国革命党人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原因。
至于《天义》和《新世纪》所宣传的内容虽然都是无政府主义，但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原因何在？
总的说来，《天义》宣传的无政府主义，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愿望。而它之所以形成前面所说的特点，又与他的主要任务刘师培所处的环境、他的教养和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曾经中过秀才和举人。他比较注意农民问题，称陈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从古未有的英雄”，具有“军人革命”和“农党革命”的双重特色。这说明，刘师培对中国历史上农民的作用和力量有所认识。他后来提出“实行农民革命，消灭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是有思想基础的。
可是，刘师培这种反映农民小生产者要求的思想，却是和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来完成无政府革命、实现他的人类均力说幻想结合在一起的。
刘师培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有中国农民和小生产者中长期流行的平均主义思想，有老庄的虚无思想这一类传统观念；也有外国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颂扬小农经济，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和代议制的无政府主义，对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托尔斯泰对中国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其观点大致如下：第一，他对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很久以来就是羡慕的。第二，中国决不应学习西方的一套。第三，中国决不能学习西方的代议制度。
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刘师培的影响很大。他的托尔斯泰的观点大为赞赏。托尔斯泰的消极的无政府主义，也为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古已有之，提供了理论依据。托尔斯泰认为，东方各国人民比西欧各国人民稍有自由，而中国人民又比东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这种观点，正是刘师培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中国最易”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还有他自己独特的根源，那就是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一种思想，它在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教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他们鉴于当时的欧化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试图从中国过去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中，总结出某些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东西。由于国粹主义者都是从旧学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受旧学的影响较深，因此往往容易陷入故纸堆中不能自拔，被落后的东西拖住后退。国粹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制度作不伦不类的比较。刘师培是当时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既然已经接受无政府主义，为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寻找历史根据，自然要拿无政府主义来和中国历史上的东西来作比较。这样，使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天义》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些作品。但《新世纪》却完全没有。这是因为，在欧洲，自从第一国际将无政府主义开除之后，无政府主义就建立自己的组织，长期同马克斯主义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会再介绍马克斯主义。西欧包括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斯主义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新世纪》。因此，《新世纪》出版将近三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斯和恩格斯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他们的作品了。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幸德秋水等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原来曾经学习和宣传过马克斯主义，只是后来才接受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仍然翻译和介绍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天义》介绍、宣传马克斯的一些学说，同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天义》还比较注重妇女问题，也是受日本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谈论妇女解放问题。何震本身是妇女，自然有亲身的感受。于是，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仇会”。刘师培为了帮助何震“出名”，也帮助何震写文章。刘师培本人有时也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一时弄得“名声很大”。
至于《新世纪》宣传“厚今薄古”和“行孔丘革命”的思想，客观上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急待批判。这种客观的历史要求，在当时革命派的一部分报刊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天义》最初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政府的问题，吸引了革命党人主要的思想和精力，以至于对这个问题放松了。《新世纪》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感到革命派一些人的国粹主义思想，妨碍人们接受无政府主义，于是便一方面批评国粹主义，一方面宣传“厚今薄古”，“行孔丘革命”。这就形成了《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虽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推翻清朝统治这个问题上，所以，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影响不大。辛亥革命后，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统治和社会的腐败日益厌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在痛苦中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宣传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就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刘师复成为当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人物。
刘师复原名刘思复，后来贯彻其废姓主张改称师复。1912年，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后来，又出版自己的刊物《晦鸣录》。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但是，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没有超出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内容。不过，师复通过发行通俗性的小册子，和解答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疑问，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比较严格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师复也有所批判，但其深度不如《天义》和《新世纪》。师复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但是，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天义》和《新世纪》在海外发行，国内很少流传；同时也与民国初年的社会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有关。

对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何评价？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初期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并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只是到五四运动后，马克斯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无政府主义的消极作用才日益明显。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可分为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两个阶段。
在辛亥革命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两个方面，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共同的要求，而且是进行积极宣传的。虽然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揭露和批判，是和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结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同时，还应该指出，他们在如何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如何完成反清革命这两个主要问题上，就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提出过比较深刻的思想。如，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不仅有害于弱小民族，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有害；认为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应该互相依赖、互相支持。指出佃农制度是中国农业不进步的原因。他们还提出“农民革命”和“劳民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逐渐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还对‘封建迷信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祖宗革命”、“女界革命”和“三纲革命”。这些观点，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
至于无政府主义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起了什么样的影响，也要具体分析。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无国界、无政府等观点，以及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国方案是“以暴易暴”等观点，确实不利于当时的革命斗争。但是，无政府主义宣传的这一套，当时对人们的影响并不大。同时，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对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也还是积极支持的。孙中山也并未感觉无政府主义对他领导的革命有多大的危害性。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开来。但是，无政府主义也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什么作用。
到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许多人把它看作新思想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那些看起来很激烈、很彻底的主张，一开始很容易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因此，在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无政府主义占优势。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早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到后来，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们的矛头指向马克斯主义，因此，发生了马克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时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思潮。不过，即时如此，无政府主义也始终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第八章 北洋军阀

第一节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护国运动

袁世凯加强独裁统治，复辟帝制的最大障碍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着部分军队；二是国会和临时约法。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随后便着手准备对付临时约法和国会。但是，这时的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要当正式大总统，必须经过国会选举，所以袁世凯不能不暂时利用国会。这时，在国会内部，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梁启超的进步党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袁世凯让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内阁。在新组成的内阁中，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这几个人当时被看作“名流”，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第一人才内阁”。其实，名流也好，人才也罢，并没有危机北洋军阀的统治。且不说进步党本来就是支持袁世凯的，就是当时的外交、陆军、海军、内政等总长，仍然由北洋军人担任。但即时如此，袁世凯对这个名流内阁仍然不放心，嫌这些名流先生们作起文章来斯斯文文，不够干脆，延误时日，于是就指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所谓“公民党”，作为袁世凯选举总统的工具。这个公民党，实际上是袁世凯自己的党。
根据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政府和临时总统，正式的宪法才能选举正式的总统。袁世凯早就对临时约法和临时总统的名称不满意。进步党准备通过国会起草一个宪法，以便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通过和袁世凯合作，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袁世凯迫不急待地要当正式大总统，因此，他等不得“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安排，指使“公民党”和他的爪牙大叫大嚷，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进步党只好表示同意，国民党议员也无力反抗。于是，1913年，先指定宪法中关于选举总统的部分，名为《大总统选举法》。在选举总统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军警、地痞和流氓数千人，把选举会场层层包围，名义上是保护国会，实际上是威胁议员。但是，前两次投票，袁世凯都没有获得通过。这时，地痞和流氓就大喊大叫，表示，除非将公民希望的总统选出，否则不许选举人出会场。这样，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崐点，那些投票的国会议员忍饥挨饿，经过第三次投票，袁世凯才获得多数票，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国会便成为他独裁的障碍。于是，他寻找借口，首先取消国民党，解除国民党人议员的资格。这样，350多个议员被取消了资格。但是，剩下的国会议员仍然超过一半的法定人数，可以照常开会。于是，袁世凯又下令，即时原来已经脱离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也要取消资格。于是，又有80多个议员被取消了资格。这样，剩下的国会议员就不足半数，不够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国会无法活动。在国会无法活动的情况下，袁世凯组织了一个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经过这个会议的讨论，认为解散国会的理由正当。于是，袁世凯下令停止现有国会议员的职务，国会于是完全解散。这样，国会从成立到解散，只有九个月。它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然后就被袁世凯一脚踢开。随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这样，象征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东西，从中央到地方全部遭到破坏。随后，名流内阁也宣布垮台。
解散国会以后，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结果，约法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在短短的四十天之内，就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根据这部约法的规定，总统享有外交、军事、财政、制订宪法、任免官吏等一切权力。国会没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同时，也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这样，根据这部宪法，总统的权力实际上等同于皇帝。不久，袁世凯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根据新的办法，总统的任期为十年，但是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孙为总统候选人。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了全部权力，为帝制复辟扫清了道路。
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还大造舆论，在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一上台，就大肆提倡尊孔读经。1912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和麦孟华等人，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支持下，与清朝遗老沈曾植、粱鼎芬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袁世凯立即予以批准，并聘请陈焕章为总统顾问。这个孔教会在各省、市成立支会，出版《孔教会杂志》和《经世报》。同时，会长康有为又创办《不忍》杂志，作为孔教会的另一个舆论阵地。
1913年，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但是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没有得逞。
与孔教会活动的同时，袁世凯的亲信在北京成立“孔社”。各地的尊孔团体纷纷出笼。太原、济南、上海、北京、长沙、扬州都有类似的团体。
一些西方传教士也闻风而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组织了“尚贤堂”。一些传教士象李提摩太、丁韪良以及前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康格都成了尚贤堂的永久会员。
在国内外一片复古声中，袁世凯举行祭天和祀孔仪式。同时，要全国的学校恢复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得到列强的支持和默许。日本首相表示，中国应该有皇帝。德国皇帝表示，将在物质方面给袁世凯大力援助。俄国外交大臣表示，俄国不反对在中国实行帝制政体。英国表示，中国随时可以实行帝制复辟。美国表示，盼望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公开的鼓吹帝制，他以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名，说什么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要比共和制好。否则，不会有好结果。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说什么君主比民主好，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动员袁世凯出来做皇帝。
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杨度、严复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研究君主和民主政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并且很快得出结论，还是君主立宪好。鼓吹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否则，中国就要灭亡。“筹安会”是公开宣传复辟帝制的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化。到1916年，袁世凯这个跳梁小丑居然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炫然大波。筹安会出现后，很多人认为杨度背叛民国，并要求杀掉杨度等人，以谢天下。孙中山毅然举起反袁斗争的大旗。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善民国为宗旨，从事武装反袁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领袖黄兴，虽然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投入反袁斗争的行列。1914年，李根源等人在日本组织爱国团体“欧事研究会”，黄兴实际上是欧事研究会的名誉领袖。欧事研究会虽以研究欧事为名，实际其注意力仍在国内问题上。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黄兴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起桥梁作用。欧事研究会的成员，最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一致支持袁世凯。但是，粱启超也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不满。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拒绝袁世凯二十万元的高价收买，无视各种威胁和陷害，在1915年8月31日，发表一篇长文章，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反对帝制。此文一出，震动很大。
这样，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情况下，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受革命情绪影响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在反对袁世凯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反袁联合阵崐线。
反袁联合阵线的形成，引起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动荡和分化。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对帝制活动持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与袁世凯往来，权衡利害。即时在袁世凯的家庭内部，也引起了不安。袁世凯的第二个儿子袁克文，流露出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忧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说明，袁世凯政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至于护国战争的首先爆发于云南，是因为云南有它的特殊条件。一，云南位置偏僻，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与云南相连的四川的军队非常混乱，四川将军陈宦一时还不能统一起来。二，云南原有两个师的陆军，约1.8万人，在辛亥革命后几乎是全国唯一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队。其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中下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因此民主思想比较浓厚。三，云南陆军的武器比较先进，基本上都是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的产品，枪炮火力之强，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因此，曾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的说法。四，云南当时的几个当权人物，原先多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士，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五，此时的云南，北洋军阀的势力还没有达到，因此，北京政府对云南有鞭长莫及的感觉。由于云南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它有可能成为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最理想的地方。
云南反袁起义是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中下级军官，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后爆发的。自从筹安会出现以后，云南的中下级军官就以三五人为一组，暗中商讨反袁计划，先后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决定反对帝制，并且制订了武装讨袁的具体计划。云南将军唐继尧虽然十分犹豫，但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考虑到自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不可能从袁世凯称帝中得到多少好处，于是，他秘密招集云南军队中团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窥探动静，结果全体投票，一致反对帝制。唐继尧又派人到各地考察对帝制问题的反映。等到获悉蔡锷要来昆明的消息，以及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也表示，如果云南发难，他就接着起事的消息，唐继尧才最后下定决心。
1915年底，蔡锷等人到达云南。蔡是梁启超的学生，曾经担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在全国反对帝制的浪潮声中，蔡逐渐下定了反袁的决心。蔡和梁启超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等袁世凯下令称帝后，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在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在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和贵州的力量攻占四川，以广西的力量攻占广东。蔡到达云南后，云南军队将领在蔡锷和唐继尧的参与下，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等人致点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并限25日上午十点钟答复。结果，袁世凯到期没有答复。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并组成讨袁护国军，向贵州、四川和广西进军。于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爆发以后，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的称帝，使北洋军阀其他头面人物，也失去了爬上最高统治地位的希望。因此，他们有的不愿为帝制活动卖力，有的干脆持反对态度。例如，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不肯腑首称臣而告老退休；段祺瑞则在一旁冷眼观看，闭门不出；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互通声气，并联合北洋军阀系统的几个将军，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这使袁世凯颇为难堪。
更是袁世凯感到被动的，是列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帝国主义国家本来是支持帝制的。但是，随着反袁斗争的激烈，列强也不得不考虑对袁世凯的态度。1915年10月，日本要求英国和俄国一起，对袁世凯提出口头警告。袁世凯给了答复，但日本不满意，再次质问，此后，日本反复干涉，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也加入了对袁世凯的警告，结果，三国警告变成五国警告，并决定对袁世凯实行监视的态度。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中，不敢登极。接着又下令取消帝制。但是，当皇帝不成，袁世凯还想当大总统。但是，西南方面表示非去袁不可，并要求袁世凯早日退位。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几个省份成立军务院，这样，中国实际上出现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1916年，陈树藩在陕西宣布独立，陈宦在四川宣布独立，汤乡茗在湖南宣布独立。陈宦和汤乡茗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是袁世凯特意派到四川和湖南去坐镇的。他们的独立，使袁世凯深感绝望，从此一病不起。到6月，袁世凯病死。
袁世凯一死，护国战争也就失去了目标，无形

第二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军阀一般有三个特征，首先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它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方；大的可以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也不讲“法治”。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期，是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而且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北洋军阀才完全表现出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都近代化了，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根据他们近代化程度的不同，北洋军阀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代表。近代军阀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台，有的军阀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北洋军阀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 采用外国兵制。
二， 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来源主要是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入。
三， 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来自破产农民或其它劳苦群众，也有些无业游民。
四， 北洋军阀不仅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最后发展成为各个派系，各据一方，连年混战。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去了一个代理人。列强为了争夺中国，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就要进一步寻找新的代理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各自的代理人。其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形成很多派系，这些派系分别得到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再次，在护国战争中，有的地方军阀趁机宣布反袁独立，袁世凯死后，他们各自割据一方，形成了新的地方势力。这些新的势力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既有矛盾，也有联系。最后，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瓦解产生军阀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样，各派军阀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进行长期的混战，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分裂为三个主要的派系：皖系、直系和奉系。其中，皖系和直系是北洋军阀的嫡系，即所谓“小站系”。
皖系军阀的头子是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和北洋军队的骨干。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段祺瑞一致担任陆军总长职务，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控制着华北部分地区及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份。皖系军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
直系军阀的头子是冯国璋。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心腹和北洋军队的骨干。二次革命时，冯国璋率军进攻南京，并以南京为基地，进行扩张，与段祺瑞一南一北，左右中国的政局。袁世凯死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和直隶等省份。
奉系军阀的头子是张作霖，是奉天海城人。张作霖原先是一个马贼（又称“红胡子”），和北洋军阀本来没有直接关系。日俄战争后，他开始和袁世凯的北洋派拉上关系。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带领北洋军队出关，并以此为基础，扩建成东北新军。张作霖的军队也被改编。后来，张作霖大力扩张地盘，占领了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个省份。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
在北洋军阀内部，除直系、皖系和奉系之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或从他们当中派生出较小的军阀或派系。例如，直系军阀中后来派生出保派（曹锟，常驻保定）和洛派（吴佩孚，常驻洛阳）；洛派中又分出冯玉祥的国民军系和孙传芳部；还有依附于直系的宁派（江苏军阀齐燮元）。皖系中有浙派（浙江军阀卢永祥）和陕西军阀陈树藩，还有所谓交通系、安福系等。奉系也有新旧之分，还包括一些小的派系，象直鲁派（直军李景林，鲁军张宗昌），以及郭松龄部，等。
依附于北洋军阀的还有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期间，任山西都督，后来投靠袁世凯。袁世凯死后，他依附于皖系军阀段祺瑞，继续占据山西。
各派军阀的头子都是大地主、大买办，有的还大资本家。皖系军阀的头子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片土地，还是几个企业的大股东。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在苏北和张謇合开盐垦公司，占地达七十万亩，在南京等地设有几个钱庄。徐世昌在河南占地五千亩，还是几个大企业的股东。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并且在东三省的一些企业中有大量投资。其他的大小军阀，也有类似情况。
在南方六省，存在着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西南军阀。
西南军阀是指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有六个基本上不属于北洋军阀的省份，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形成相对独立的若干地方军阀集团。在这些地方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
以滇系、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形成于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从历史上看，所谓滇系和桂系的称呼，也是在护国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在南方六个省份中，湖南的地位比较特殊，它处于南北军阀争夺的中心地带，其北部主要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其南部主要控制在西南军阀手中。
南北军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存在许多不同之点，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
孙中山有一句话，叫“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对于南北军阀的共同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南北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一致的。封建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给军阀割据带来可能性，列强在中国物色各自的代理人，为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第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掠夺和压迫人民，是南北军阀的共同特征。第三，拥兵割据，战乱频繁。
南、北军阀各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
南、北军阀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尽相同。北洋军阀产生于清朝末年。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淮军）也全面溃退。清政府成立新建陆军，并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北洋军阀就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发展起来的。西南军阀产生于民国初年。滇系和桂系利用护国战争的声势，扩大势力，并正式形成地方军阀。
南北军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关键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经历却不尽相同。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基本上是清末行伍出身的反对军官，他们先是与清政府结合在一起，后来又反对民国。但是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中，有的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还加入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他们的前半生或多或少是有功绩的。
南、北军阀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但二者的权力是不一致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权，可以利用中央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但西南军阀仅仅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而已，没有什么统一的机关可言。
南北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但投靠的程度不一致。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而西南军阀由于力量有限，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不很密切，也比较间接；有些较小的军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时期之内，还会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然而当他们的势力发展以后，投靠帝国主义又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南北军阀最终都被推翻，但被推翻的方式与具体情况不同。北洋军阀的主体是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被消灭的，少数则统一于国民党之下。而西南军阀的结局则要复杂得多。西南军阀的主体滇系和桂系是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被吞没，但随之而起的新滇系和新桂系，虽然加入了国民党新军阀，但有的头面人物，出于爱国的民族气节，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成为起义将领。还有一些人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表现了进步性。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担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从1916年到1920年，是皖系军阀在统治中国的时期。
段祺瑞一上台，就企图破坏临时约法，恢复1914年袁世凯制订的约法。1916年袁世凯死后，关于总统继位问题是按照袁世凯的约法为依据的，即“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据此决定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
但是，西南军政首领虽然同意由黎元洪担任总统，但是在法律依据上，却反对根据袁世凯的约法“代行”大总统。西南方面在反袁斗争中，根本不承认袁世凯的约法。他们依据的是临时约法中的《大总统选举法》，“总统缺位，副总统继任”。于是，在黎元洪的总统资格问题上，便发生了所谓“代行”与“继任”、“临时约法”与“袁世凯约法”之争。
段祺瑞自己也感到，他们主张的“代行”，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代行”只能是三天，超过三天，则仍然要进行选举。但是，这时国会早已被解散，没有选举机关，而且在三天之内选出新总统，也不可能。于是，北洋军阀有意含糊其辞，时而说黎元洪是“代行”，时而说他是“接任”，有意混扰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约法的界限。
与新旧约法同时争论的，还有国会问题。临时国会和临时约法一样，是袁世凯非法废除的。所以南方各省在主张恢复临时约法的同时，也主张恢复临时国会。但是，在如何恢复国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恢复临时国会，只能重新选举。但是，重新选举国会议员，一则需要时间，二则当时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为北洋军阀控制，选举只会有利于北洋军阀。另一种意见认为，袁世凯解散临时国会时，国会议员的任期只有三年，不满法定的五年，差的两年，应该补足。
正当南北争论不休的时候，海军宣布拥护临时约法，对北京政府独立，并声明在临时约法和临时国会恢复，正式内阁成立之前，海军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海军的独立，严重威胁北洋军阀在东南沿海各省的势力。段祺瑞政府被迫接受南方的要求，声明遵守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到八月，国会召开，临时国会恢复，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新旧约法之争暂时获得解决，南北表面上和解。这次和解，被看作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南北统一。
临时国会恢复以后，国会中党派林立。这些党派，不是拥护段祺瑞，就是拥护黎元洪，成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所谓的“府院之争”的工具。
所为府院之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的反映。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走的是日本路线；黎元洪在美国的支持下，走的是美国路线。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扩大在中国的利益。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力图效法袁世凯，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飞扬拔扈，视黎元洪为魁儡，国务院的一切事务，都不允许总统黎元洪过问。总统府成了国务院的橡皮图章。但是，黎元洪却不甘心自己的魁儡地位，也要争权夺利。因此，国务院和总统府之间由暗斗发展到明争。到1917年，在中国参加世界大战问题上，终于趋于白热化和表面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当时，英国、俄国和法国曾建议，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但是日本认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会妨碍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因此坚决反对。当日本进攻青岛时，北京政府建议中国进行协助，也为日本拒绝。1917年，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使用潜水艇政策，美国即宣布对德国绝交，并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中立国家都对德国绝交。美国还表示，如果中国对德国宣战，美国可以免除庚子赔款，中国实行关税自主，美国取消治外法权，等。黎元洪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以抵制段祺瑞，当然愿意接受美国的邀请。日本也看到，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占据优势，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为日本服务，所以也支持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政府就向德国提出抗议，表示如果抗议无效，就绝交。日本既掌握了段祺瑞，又利用英国、美国等也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和他们签订秘密条约，使他们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并规定，英、美等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作为日本赞同中国参战的条件。
日本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使美国感到孤立。于是美国改变了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干脆主张中国不参战。黎元洪就赶紧起来反对对德国绝交和宣战。于是，在参战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日益尖锐。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反对参战；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极力主张参战。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国会和一部分内阁成员支持总统府，而研究系和北方军阀则支持国务院。孙中山和南方倾向于不对德宣战，以反对北洋军阀以参战为借口，扩张实力。
1917年，段祺瑞主持的国务院通过对德国绝交提案，但黎元洪不盖章。段祺瑞和全体内阁成员到总统府向黎元洪请愿，也无效。段祺瑞愤而离开北京，到达天津，联合北洋系统的将领，威胁黎元洪。黎元洪被迫暂时屈服。但是，黎元洪的屈服是有限度的。他仍表示反对参战。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依附于北洋军阀的张勋等人也表示反对参战。于是，段祺瑞决定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军事会议，统一督军意见，压迫国会。督军开会后，一致签名，赞同段祺瑞的外交政策。五月，当国务院召开会议时，二十多个督军和代表，闯入会场，喧宾夺主，争先恐后地发言，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提案。内阁成员无人敢反对，对德宣战通过。但是，黎元洪再次拒绝盖章。当国会审查对德宣战提案时，段祺瑞以每小时七八个铜钱到半个银元不等的价格，雇佣一批流氓，包围国会。结果，内阁成员纷纷辞职，只剩下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议会在内阁改组之前，也不讨论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利用群众反对段祺瑞的要求，加上英国、美国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但是，在段祺瑞的鼓动下，安徽、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督军先后宣布独立。于是，北京政权陷入瓦解之中。黎元洪四处派人求救，一筹莫展。最后，他要求张勋进京调解。针对黎元洪的做法，段祺瑞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让张勋复辟，然后借“反复辟”的名义，再打倒张勋，掌握大权。这样，各派政治势力都把希望集中到张勋身上。而张勋则欣然表示，愿意调停。而张勋调停的结果，就是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旧贵族、旧官僚。主要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一是以张勋等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复辟势力。二是以溥伟、善耆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复辟势力。三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和清朝遗老。但是，民国以后，复辟不得民心。于是，张勋复辟来得快，失败得也快，前前后后只有12天，比袁世凯的83天短得多。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段祺瑞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总统则由冯国璋代理。但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积极扩军备战，更加蔑视临时国会和约法，使中国变成军阀横行的世界。这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他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开始筹划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的护法运动。就在这时，北洋海军总长程壁光，因不满北洋军阀的横行霸道，率领舰队到达上海。孙中山一方面加强与海军的联系，说服他们首先起义；同时与西南各省联系，呼吁他们参加护法。这样，就开始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但是，西南军阀唐继摇和陆荣廷对护法运动并不热心。护法运动的参加者内部也发生了矛盾。孙中山于1918年发表通电，表示滇系和桂系对护法并不热心，中国的最大的祸害，是军人割据，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即时声称护法的省份，也不肯遵守法律与民意。这说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在本质上并无两样，依靠南方军阀反对北方军阀是不可能的。要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这对于孙中山的思想转变是有积极意义的。滇系和桂系军阀看到孙中山的这个通电，大为愤怒。唐继尧在孙中山的通电上批示“无耻已极”；唐继尧的秘书长也在电文上批示“一片胡说”。
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尾声。它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护法运动仅仅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且又是希望依靠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既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发动群众，所以失败了。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建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在新的形势下，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试图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找出救国的新道路。他们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而不能坚持下去，主要原因是国民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和提高，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不彻底，没有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因此，他们着眼于对旧思想旧道德的猛烈批判，对新思想新道德大力的提倡，为民主共和制扫清道路。这就是从1915年到1919年间的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一。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在五四前，主要是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有巨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比辛亥革命前进了一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骨干和代表的《新青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影响崐和李大钊相等，当时有所谓“南陈北李”的说法。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移至北京，改名为《新青年》。从这时起，陈独秀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也先后在北大任教。这样，在《新青年》周围，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是陈独秀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主流。
首先，他热情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大胆地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挑战，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向青年呼吁，要从封建思想束缚造成的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树立积极、进取、追求功利、科学、民主的思想。陈独秀还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其创造的灿烂的文明文化，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自由、平等、博爱，是这种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还是法家的思想，都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相对立。他还强调，国家、政治、法律，都应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原则，提倡自由的、自治的国民自治，反对军阀和官僚的专制的统治。
其次，是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陈独秀认为，实现民主共和的重要条件，是废除封建宗法道德，树立新道德。他尖锐地批判“忠孝节义”一类封建的道德，他指出，封建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是损坏个人的独立、自尊、意志自由和人格的，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陈独秀提出，要以“勤、俭、廉、洁、诚、信”的新的道德规范，代替忠孝节义的旧道德。
最后，陈独秀最早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坚决捍卫了科学与民主思想。他认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和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批判封建礼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必须反对纲常名教。批判封建礼教比较突出的，是吴虞。吴虞是四川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吴虞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通信和文章而知名。在这些通信和文章中，吴虞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宗法道德、儒家学说和道统，批判了八股和旧教条，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一定的反响。他的反传统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吴虞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是要求改革旧文化，但正面的论述较少，缺乏更积极的主张和见解。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批判封建的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吴虞认为，以封建礼教为规范的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是害人的、吃人的。他赞成鲁迅对封建礼教罪恶的揭露，认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认为，改革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实现共和制的前提。因为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全是靠礼教来维崐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反对礼教的总的倾向上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
吴虞认为，整个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是“忠”，封建家族制度的基础是“孝”。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孝道。他认为，孝道即是家长对子女的独裁专制，也是一夫多妻、祖先崇拜等的理论依据。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提倡忠孝两全，他们把忠君、孝父联系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家族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吴虞认为，这些封建礼教是吃人的，是与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不相容的。因此，吴虞大声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可见，吴虞反对君主、反对圣人、反对礼法的思想是比较鲜明的。
第二，批判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吴虞认为，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点来看，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应该废除。他指出，等级观念、等级制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为统治阶级、独夫民贼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在政治上，为巩固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服务，思想上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束缚。吴虞对提倡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孔子和儒学，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最大的民贼，而且由于儒学被定为国学，一些尊孔复古分子，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
第三，揭露和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吴虞指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愚弄群众，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吴虞指出，孔子指责小人喜欢犯上作乱，不合儒家道德，是从根本上排斥反抗者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上定一尊于孔子，根本上排除了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吴虞进一步揭露，儒学独尊，儒学专制，特别是腐蚀了儒生们的身心，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追求名利的人。他还认为，那些靠尊孔读经追随袁世凯的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袁世凯本人，鼓吹尊孔读经，目的在于窃国，复辟君主制。可见，文化专制是为政治专制服务的。
第四，揭露“永恒道德”的虚伪性，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不道德。
吴虞认为，世界上没有万古不变的、任何时代都适应的永恒的道德。时代变了，社会不同了，道德也得变，也不同以前。此外，一个社会之内，不同社会集团、不同学说观点的人，对道德的看法、标准也不是一致的。甲认为是道德的事，乙、丙、丁就认为未必是道德的。
第五，反对孔学教条，希望人们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要怕被戴上“名教罪人”和“非圣无法”的帽子。他指出，历代的统治者，直到袁世凯，都以名教罪人、非圣无法的帽子恐吓老百姓，其实，使用这个武器的人，不过是要达到个人的野心，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虞认为，这些教条本来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人们还要受它的束缚呢？显然，吴虞希望人们孔学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有启蒙意义的。
吴虞在五四前，顺应历史潮流，解放思想，积极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对封建宗法制度、旧道德和儒学的批判，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唯心史观，找不出旧道德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因此不能揭露儒家道德的本质。其二是形而上学方法。他的一些观点的根据，不要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用历史类比、形式逻辑的推理，以至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和前进。这是五四时期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通病，吴虞只是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五四运动以后，他未能冲破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日益消极，最后默默无闻。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是安徽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1910年到1917年，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跟随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回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他的其它著作还有《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及《留学日记》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良而知名。1916年，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提倡文体改革。后来它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chu）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的意见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把文体改革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文学革命的主要对手，是桐城派旧文学。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一文，抨击封建制度。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技巧和风格上。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和缺陷是：它在性质上没有脱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还是进化论与机械唯物论，并受到唯心史观的严重影响；它没有与群众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此外，形而上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片面地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崐展的必然结果和反映，是新文化运动新阶段的开始。

二、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早年，他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但并没有脱离政治。在思想上，他反对旧思想，欢迎新思想；反对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民主。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但却是倾向前进的。他提倡文化改革，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主张。
一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提倡平民教育。蔡元培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受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反对封建专制、愚昧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培养新的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元培提倡新教育，反对旧教育，是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的。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强调“学而优则仕”，为封建统治培养官僚。这样的旧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自由发展的人，而只能培养唯命是从的奴才。蔡元培主张，新教育应当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教育要脱离政治”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观点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因为，它的内容是，反对学校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反对反对势力对学校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
蔡元培非常同情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受不到教育的愚昧状态，不满有权势有钱财的人对教育的垄断。因此，他积极鼓吹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就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平民教育历来被看作超阶级的口号。实际上，从蔡元培总的政治倾向和他关注的目标来看，平民教育主要在于容纳社会下层，争取社会下层受教育的权力，反对把劳动人民排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反对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操纵、控制和垄断。它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派生出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在客观上是符合教育的社会性规律的。
二是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主张各派兼容，新旧并包。针对北洋军阀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摧残新思想、压制进步刊物、镇压进步青年的活动，蔡元培极力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1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组织评议会，教授会等，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允许学术上自由研究，鼓励师生向学校提出建议，学生可以自治。这些主张和措施，有利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推动了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三是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反动文人向新文化运动猛烈反扑。蔡元培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例如，当时的一些反动文人称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蔡元培写了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想，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锰，把旧日的习惯都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到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户都扬荡了。”至于猛兽，蔡元培认为，“恰好做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五是同情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倾向空想社会主义。蔡元培早年受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希望消灭旧中国“贫、病、恶”这三种毁坏劳动人民身心的坏事。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要消灭贫、病、恶这三种坏现象，而消灭贫是最主要的；因为贫是病、恶之源，消灭了贫，病与恶也就随带着消除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时，蔡元培表示厌恶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不满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恶现象，同情劳动人民穷困、愚昧的生活遭遇。他赞美劳工神圣，并且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希望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改革社会经济组织，使人人都成为劳动者，整个世界都成为互助团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民主义、大同主义的世界。这些言论表明，蔡元培曾经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试图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
蔡元培的最大贡献，还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原则。1917年初，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到北京。蔡元培又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纂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但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逮捕后，刘师培也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激进的、保守的都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也爆发新旧思想大论战。1918年底到1919年初，保守势力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比较著名的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文言小说，叫《荆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陈独秀）、金心异（钱玄同）、狄莫（胡适）。荆生把三人斥责一番后，将他们赶走。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保守势力的挑战。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用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用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通过论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王韬将有关报导编成《普法战纪》一书，其中介绍了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1899年，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刊登了一篇《大同学》的文章。该文作者是英国人颉德，译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国人最早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附带提到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要点，以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派别，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李大钊的几篇文章，比较有名，象《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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