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教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的资料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十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十章   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及其解决。
2、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3、中越关系的曲折发展。
●教学要点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中有原来的第一世界国家，也有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不仅面积相差极大，而且政治、经济实力悬殊，一些国家同中国存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努力创造稳定、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90年代以来，中国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采取“稳定周边，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战略，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
在和平和发展的世界潮流下，在中苏两国政策调整的基础上80年代末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一）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
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两个邻国，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处于全面发展时期；6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甚至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70年代是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基本处于僵冷、对峙的局面。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开始发生变化。苏联方面，由于在70年代大肆对外扩张,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苏联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在外交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新政治思维”，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强调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停止对抗、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加强合作，强调与西方和平共处。在这个背景下，苏联领导人提出了缓和中苏关系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当苏联领导人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后，中国作出了反应，在缓和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认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关键是消除三大障碍。这三大障碍是指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消除这三大障碍既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样也涉及到维护世界和平。
（二）两国关系的改善
自1982年11月以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中国派团出席吊唁活动，即所谓的“葬礼外交”。
从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经过了六年12轮的磋商。中苏特使级的谈判虽然在三大障碍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开始逐步恢复。此后，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愿意作出努力以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出现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双方决定，在结束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使命的同时，开始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直接准备。1988年底和1989年初，两国外长完成了互访，并发表了中苏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九点声明。至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解决。双方还商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
（三）两国关系正常化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对我国的第一次访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5月18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中苏《联合公报》为两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在中苏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此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既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也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僵冷对抗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践也说明，两国只有建立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才能真正经受住国际风浪和国内形势变化的考验，双方关系才能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
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周边国家，同苏联建立起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二、同俄罗斯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　
（一）中俄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继承国。中国政府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于1991年12月27日与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俄关系进入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新阶段。
中俄政治关系良好，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再次访华，中俄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4月2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些表明，中俄关系在政治方面稳步发展，并为21世纪的中俄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并为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最广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创造了条件。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经济上互利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
机制化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运作方式的重要特点，主要内容包括：1、高层定期政治会晤制度。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会晤一次，两国外长常来常往，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元首间热线电话联系。2、双方合作协调和指导制度。两国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统管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能源、运输、核能等一系列重要领域的合作，敦促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3、国际磋商制度。两国将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在各个级别上就涉及各自重大利益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全球性、地区性重大问题交流信息，认真探讨，制订对策，协调立场，相互配合。4、民间交往制度。两国已建立跨世纪的综合性民间友好机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加强人民之间深层次的理解和信任，加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
1996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俄罗斯，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正式启动。到1999年中俄政府首脑己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1996年和1997年，我国与俄罗斯等国还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这对加深相互信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江泽民主席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宣布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叶利钦总统第三次访华和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双方一致表示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推向21世纪。
（二）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
近几年，中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
第三，军事信任度不断提高，两国安全感增强。
第四，在国际问题上两国共识增加。
三、中越关系的曲折
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其建交的国家。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中国人民和政府同越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越南在即将取得战争胜利时，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越关系的做法。
（一）两国争执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1．关于华侨问题；2．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3.关于领土纠纷。
1、关于华侨问题
中国在越南的华侨约有100多万人。1955年中越两党曾就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达成过原则性的协议。但是，越南刚刚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就违背了两党达成的有关解决华侨问题的文件，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到1978年7月，被越南驱赶回国的难侨总数达16万人。其次，越方在全国采取歧视华侨的政策，在越南的华侨不得享有越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中国的努力下，1978年8—9月间，中越双方在河内就华侨问题举行了副外长级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提出了解决华侨问题的四项主张：
第一，越方应立即停止歧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对于那些被越方驱赶到中国的华侨，如果他们中有人愿意返回越南原居住地的，越方应给予妥善安排。
第二，对于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中方主张按照1955年两党协议的精神，华侨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加入越南籍，不得采取强迫手段。越方应按文件规定给华侨加入越南籍创造条件。少数愿意保留中国籍的华侨也可以在办理必要的手续之后，保留中国籍。
第三，对于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中国愿意按照1955年的协议来解决。南越反动政权过去公布过的有关华侨转籍的法令全部无效。
第四，居住在越南的中国籍华侨，应遵守越南的法令，尊重越南的风俗习惯，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希望越南政府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正当权益不受歧视。
对于中国的合理主张，越南给予拒绝。越南继续大肆迫害华侨。
2．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尽管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但还是答应立即给予越南人力和物质上的援助。1950年8月12日，中国第一批援越的300多名军事人员抵达越南。同时，中国还给予了越南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方面的援助。在越南的抗法斗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指挥了边界、奠边府等重大战役。可以说，没有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不可能在70年代取得胜利。
60年代中期，当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时，越南领导人要求中国扩大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援助。从1965年6月，包括陆海空及数十万民工在内的中国援越大军直接参与抗美斗争，直到战争胜利。中国援越的总额已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200多万人，保证了战争期间越南人民的吃穿用。除物质外，中国还派出专家、顾问2万多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为越南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万多人。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最多、最实惠的。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胡志明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说：“中国的援助是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这不仅是言词，也是事实。
1975年，越南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还在进行“文化革命”，1976年又遇唐山大地震。中国想减少对越南的大规模的援助。但却遇到越南的反对。不仅如此，越南还大肆攻击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随着越南恶化中越关系的做法越演越烈，1978年7月，中国认为，中国专家已无法在越南继续工作，停止了对越南的继续援助，调回工程技术人员。
3．关于领土纠纷
中越之间领土纠纷包括领陆和领水。中越陆上边界全长l 347公里，是已定国界。1975年前后，越南声称有争议的地区170多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1973年以后，越南当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大批武装部队，不断挑起事端，进行武装挑衅和敌对行动。
1975年3月，中国建议举行边界谈判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但越南以种种借口拖延。1976年，中国再次提出边界谈判，由于越南的原因，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77年10月才举行。谈判中，中国提出解决中越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但是，越南对谈判并无诚意。后来，边界谈判中断。
越南同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北部湾都有争议。
（二）中越边界冲突
1975年6月越南派兵入侵柬埔寨，1977年侵柬进一步扩大。1978年11月，越苏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同时，苏联将越南拉入经互会。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时很少给予援助的苏联，此时却将大批武器和装备运往越南。越南入侵柬埔寨严重威胁印支和亚洲的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尽一切可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者。
1978年夏，越共中央全会确定：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直接的敌人是北京和柬埔寨。越南当局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越南派15万大军进驻老挝，15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在中越边界大肆进行挑衅，仅半年的时间发生边界事件700余起，打死打伤中国边民300余人。
1979年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反动当局向民主柬埔寨大举进行武装侵略。2月17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自卫还击。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明中国进行自卫还击的原因和立场：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明日张胆地入侵柬埔寨；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安定的边界；中国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3月5日，中国军队回撤，16日撤退完毕。正如中国领导人说的，中国的行动在兵力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中国虽然撤回了部队，但是边界枪炮声持续了10年。1987年，越南向中国境内发射各类炮弹12万发，制造边境事件900多起。越南军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达30多公里。1988年，越南向中国境内发射各类炮弹2万余发，制造边境事件319起。1989年，两国关系仍然没有改善。在中越边界地区，越南军事人员不断入侵中国境内，制造事端。
（三）两国关系的改善
中越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之后，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经过努力，中越副外长级谈判分别在河内和北京举行。会谈中，中国提出解决问题的八项原则立场：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存在的问题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第二，任何一方不在印支谋求霸权，个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出的应立即撤回；第三，尊重中法界约规定的两国边界线；第四，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公平合理地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区和大陆架；第五，西沙、南沙是中国的领土，越南应从这些岛屿上撤走一切人员；第六，对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均应友好相待，不得进行迫害和非法驱逐；七，越南政府应尽早接回被驱赶到中国境内、愿意返回的越南公民；第八，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方面的关系。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越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邓小平强调，中越恢复关系有一个条件，就是越南干干净净地从柬埔寨撤军。随后，中国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间，中越两国就柬埔寨问题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双方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随着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发展，中越关系开始松动并逐步得到改善。1991年6月，越共七大表示愿意早日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促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8月，中越两国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了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的磋商，双方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签署了贸易及两国边境事务的协定。双方同意，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两党关系以四项原则为基础，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异同无关。中越关系正常化与第三国无关。至此，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两国关系恢复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和往来日趋活跃。
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的和平与发展。虽然中越关系在90年代得到了改善，但是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华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越南片面宣传“北方威胁论”等问题，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1、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主要是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一方面，适应亚太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努力巩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相互沟通和增进理解。
东北亚局势在90年代有所改观。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双双加入联合国。朝鲜同美日关系有所松动，苏联也同韩国建交。韩国积极推行“南北外交”同中国建交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有鉴于此，中国在努力巩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与大韩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中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双双加入联合国。朝鲜同美日关系有所松动，苏联也同韩国建交。中韩两国在贸易关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于1992年8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建交以后，两国高层领导互访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两国也有着许多共同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中韩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自主统一，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繁荣。
2、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十分平稳。也有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比较晚，还有一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了较大的曲折，存有争议问题。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在90年代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双边关系得到了普遍改善和发展。1990年7月，印尼外长进行以“继续两国复交相关系正常化”为主要目的的访华。两国外长签署了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90年8月8日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0年10月，中国同新加坡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1991年9月，中国与文莱建交。同时，随着柬埔寨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同越南、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1988年，中老两国重新互派了大使。1989年8月，两党关系恢复。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成员国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七国。1971年11月，东盟外长签署《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宣布将东盟建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目标。此后，中国对东盟采取了友好的支持态度。
198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同东盟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称霸，也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企图，中国在本地区不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对于国与国之间某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第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第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的原则。
80年代末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加强。冷战结束之后，东盟积极推进内部经济合作，扩大成员国，谋求地区安全的发言权，日益成为亚洲新兴的战略力量。中国重视发展同东盟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强调“同东盟各国永远是好朋友”。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
中国同某些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尚有一些阴影和存在着争议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在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以后，仍有一些东盟国家与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再如华人问题。在东南亚国家由于华人的数量相当大，华人问题在各国十分突出。印尼对待华人始终存有戒心，在历史上印尼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华事件。“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颇有市场。
目前，中国同东盟国家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南沙群岛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西沙和南沙进行管辖、经营和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南沙群岛不存在争议。东南亚一些国家一直承认这些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从60年代末，主要是在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不仅吞食中国的岛屿和海域，而且疯狂掠夺中国的油气资源。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侵掠中国南海岛屿和资源的过程中，呈相互勾结之势。他们试图将南沙问题国际化，借外部力量牵制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对南沙主权问题的解决既要尽量避免诉诸武力，不使矛盾激化，但又不能久拖，久拖对中国不利。中国在坚决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同有关国家积极达成协议，妥善解决南沙群岛问题。
3、与南亚国家的关系
苏联解体以后，南亚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印苏特殊关系不复存在，俄罗斯一度不足以作为印度的战略依托。但是，很快俄罗斯恢复和保持了同印度的关系，成为印度的重要伙伴。然而，印俄关系已非昔日可比。美国一改美巴伙伴关系，先是重印轻巴，后则搞印巴平衡。
南亚地区局势的变化关系到中国西南边陲的安宁。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十分珍视中巴友谊，巴基斯坦也把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从而中巴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政府如何更迭，两国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领导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关系都保持着全面发展的势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也保持着友好磋商与合作。
80年代末中印关系得以改善和发展。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这是时隔34年之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1991年12月，李鹏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印度。
1992年5月，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中印建交以来，印度总统首次访华。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问中国，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1998年，双边贸易额为19．2亿美元，增长势头良好。中印两国都是新兴力量，又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同语言，业已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开展磋商和合作。
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和周边的和平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冷战以后印度并没有放弃谋求世界大国和夺取亚洲的主导权的努力。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仍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些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
此外，中国同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国保持着友好关系。
4、与中亚、蒙古的关系
1．与中亚国家迅速建立和发展关系
中亚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这些国家位于中国的西边，多数国家同中国接壤。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迅速与中亚五国建立和发展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1992年1月上旬，中国先后与这些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中国发展同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就中亚国家而言，他们开国伊始，经济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尖锐，国内形势复杂。同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稳定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巩固独立地位。
就中国来说，中国一贯奉行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的睦邻友好政策。中亚五国乃穆斯林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毗邻。新疆地区居住有90万哈萨克人、10万多吉尔吉斯人和30万塔吉克人。应该看到该地区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与中亚五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可以预防民族分离主义对中国西北边锤的恶劣影响。中亚国家基本上对中国承诺反对民族分离主义。个别国家对中国怀有戒心，对中国在西部地区进行核试验颇有微辞，此外，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2．同蒙古的关系
蒙古在中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冷战时期，蒙古同苏联关系十分密切。80年代，中蒙关系处于调整时期。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苏联能否从蒙古撤军，成为检验苏联是否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个标尺。90年代中期，蒙古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89年，苏联从蒙古撤军，蒙古外长访华，中蒙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年，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进入90年代，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1990年和1994年，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分别签订了《中蒙联合公报》和《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从而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深入的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8年，两国贸易额为2．43亿美元。苏联解体后，蒙古对中俄采取了政治上保持距离、经济则靠近中国的政策。
发展同蒙古的关系是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再将蒙古视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工具。两国4000多公里的边界和蒙古族跨界分居在两国境内，更需要中国发展同蒙古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同蒙古国毗邻，历史上渊源较深。中国更希望蒙古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边界安宁，使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思考题
1．中苏两国是如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2．中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中越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如何评价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环境?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十一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5日


第十一章  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
2、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3、如何看待冷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
4、如何评价冷战结束后的中欧关系？
5、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得到哪些启示？
●教学要点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发展
五、六十年代，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先后发动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并从1950年起派兵进驻我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在这期间，中美虽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使级谈判，但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隔绝状态。
  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和各自国家利益，中美双方从七十年代开始相互接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双方先后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等三个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截至1989年以前的这一期间，中美两国虽然不时出现摩擦，但总体上看，关系发展尚较平稳，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两国关系出现反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先后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我方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期间向台湾海峡水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我方进行了坚决、果敢的斗争，从而促使美方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决定，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和方向。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方在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江泽民主席访美后，两国关系保持着积极的发展势头。美国总统克林顿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于1998年6月底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国家元首的互访将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并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统计，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已从1979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89.9亿美元，增加20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1997年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2.44万个，协议金额400亿美元，实际投入174.8亿美元，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外，美在华投资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二、同西欧国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至六十年代末，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发展缓慢。在这期间，我国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和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七十年代起，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西欧出现同中国建交的热潮。到七十年代末，除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梵蒂冈外，中国已同所有西欧国家及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平稳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至1989年初的10年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高层互访频繁。我国总理、国家主席、总书记相继访问法国、欧共体总部、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和荷兰等国。联邦德国总统、法国总统、奥地利总统、英国女王以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等国首相或总理及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访问中国。所有这些访问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在这期间，我国还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就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欧对我国实施“制裁”，致使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双边政治交往减少，外交摩擦增多，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受挫。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遂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关系逐步恢复、发展。1991年，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1992年，李鹏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94年，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江主席这次访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1994年底，欧盟正式宣布取消除军售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1995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1996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访华，因德议会通过“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反华决议而受到严重干扰的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和正常发展的道路。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华，中法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进入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2月，欧盟一改过去多年的作法，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不搞针对中国的提案。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主张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双边关系的建议。4月初，朱镕基总理在出席亚欧领导人会议期间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中国－欧盟首次领导人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欧愿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建立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其间朱镕基总理先后对英国、法国进行正式访问。4月下旬，欧盟决定将中国从其反倾销规则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继法国之后，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大国也都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世界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欧关系正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十年来，我国同西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7年，我国同欧盟国家的外贸总额为430亿美元，是1978年的17.9倍。到1997年底，欧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8352项，协议外资金额314.4亿美元，实际投入130亿美元，在中国引进外国投资总额中居第三位。截至1997年底，我国从欧盟国家引进技术共6864项，合同金额380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引进技术总额的44.9％。欧盟国家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累计128.08亿美元，占外国政府和官方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贷款总额的41.9％。此外，中欧科技、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也有长足发展。
三、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是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经过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官方、民间各界有识之士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中日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此后，江泽民、李鹏、彭真、万里、乔石、荣毅仁、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10位首相以及几届众、参两院议长也先后访华。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两国总理成功互访，双方共同确认，要在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目标。李鹏总理访日时还提出了指导两国关系的5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互相了解；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
  中日经贸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8亿美元，1982年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08亿美元。日本连续5年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从1994年起也跃居日本第二大贸易国。截至1997年，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6290项，协议金额294亿美元，实际投入184亿美元。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日本主动向我国提供了四批总计19843亿日元的政府优惠贷款和三批总计17000亿日元能源贷款。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我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无偿援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日本态度积极，多次表示支持中国加入。
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问题，其中主要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领海问题。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对于不利于中日友好，有损于中国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中国政府总是及时向日方提出严肃批评和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定的原则，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从而保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二十年来，我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思考题
1、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日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在当前，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十二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5日


第十二章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本章重点掌握
1、毛泽东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提出。
2、中国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
3、中国如何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
●教学要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一、          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认为，帝国主义在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上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这个中间地带是指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对中间力量看法的变化，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最终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进入60年代，在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被确定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60年代初期，当世界出现了动荡、分化、改组的新特点时，毛泽东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又及时地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二是中苏同盟破裂，毛泽东认为两个阵营不复存在，开始尝试对世界政治潮流和力量格局做新的认识和描述。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第一个中间地带和民族民主运动是直接同盟军，我们应该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它们；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矛盾，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为间接同盟军。
第二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这一思想主要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部分同美苏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外交第一次抛弃了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三个世界思想”提出的背景包括65—71年的备战、中国外交的发展和曲折，国际形势的变动等等。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试图对国际格局作出新的结论，以此来指导中国的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三个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根据他本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提出的指导思想。
7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多次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在恢复了联大合法席位之后，进一步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上阐述了上述思想。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朗起来。这一战略思想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分力量集团的观念，代之而用的是“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这就有可能使中国联合最大多数的国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三个世界的理论是讲力量的配置，也就是依靠、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
（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划为第一世界。它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苏联推行的霸权主义，正确认识国际政治全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属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它主要是讲国际力量的组合，也就是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这一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五十年代，我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亚非万隆会议，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缅甸、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我国睦邻友好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到1975年10月，我国已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它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我国尊重它们的选择，宣布承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并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我国与老挝签署了《中老边界条约》，与越南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与印度签署了《中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对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中国从维护周边稳定的大局出发，在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提出了“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主张，得到了有关国家的赞同。
二十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高层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我国领导人也都访问过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继1996年7月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后，双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同年12月，江泽民主席出席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围绕二十一世纪中国－东盟关系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立了双方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巴基斯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睦邻伙伴关系，中国－印度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参加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的对话与合作，为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同东盟及其它有关国家一起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199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与柬四方在巴黎签署《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中国作为柬埔寨的近邻，一直对柬局势表示关注，并为解决柬问题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多边对话，出席了东盟地区论坛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历次会议，并在北京举办了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充分体现我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建设性贡献。中国积极支持和推动东亚合作。1997年12月，江泽民主席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首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与东亚11国领导人共同展望二十一世纪东亚发展前景，并就东亚经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江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指出东亚合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参与，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要加强经济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形成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利益平衡、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经济合作模式；要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增强信任，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成功举行，揭开了由东亚国家主导的地区合作的序幕。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8年7月，江泽民主席还出席中、俄、哈、吉、塔五国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迅速扩大。1996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983亿美元。
    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关系。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五项原则，努力发展同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支持该地区各国反帝、反霸、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事业，审慎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努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截至1978年，除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外，该地区其余国家都已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关系得到全面、稳定的发展。我国对中东问题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赢得了普遍赞赏，我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关系的立场日益为各国所理解。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同该地区国家高层来往频繁。与该地区国家贸易不断扩大。对本地区存在的争端和问题，我国采取积极、稳妥、推动和平解决的方针。我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向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根据中东形势变化，对阿以争端采取了均衡立场，推动政治解决，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认相互的生存权。1989年9月我国提出对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支持政治解决阿以争端。1997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东时又提出对中东问题的五点新主张。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对海湾问题，我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在安理会通过包含授权对伊动武内容的决议时，我投弃权票。海湾战争爆发后，我呼吁有关各方克制，防止战争蔓延和升级。海湾战争后，在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我支持安理会决议应得到必要和切实实施，但主张随着决议的实施，应逐步取消对伊制裁。对海湾战后安排问题，我国主张海湾事务由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8年初，美国与伊拉克就武器核查问题发生危机，我国表示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得到执行，希望伊拉克政府同安理会合作，履行义务，但反对对伊动武，主张在核查中伊的尊严和主权及正当的安全关切也应得到尊重。我国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促成了危机的和平解决。
中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我国领导人先后对撒哈拉以南6个非洲国家进行了8次访问。撒哈拉以南25个国家的领导人45次访华。其中，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期间，提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强调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强调中国提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些原则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同大部分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支持下，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1978年至1997年，42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副元首、副总理）137次访华。我国22位领导人（包括副总理）对非洲41国进行了154次访问。其中，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我国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议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对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非洲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阴谋。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八十年代我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多种形式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
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拉美国家同我国的关系曾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影响。但这一影响无法割断中国人民与拉美人民感情上的联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巴拿马人民和多米尼加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爱国斗争。1960年中国同古巴，七十年代，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12国建交后，中拉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1971年许多拉美国家在第二十六届联大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在200海里海洋权和拉美无核化等问题上也给予拉美国家以同情和支持。
八十年代以来，中拉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与我国建交国已增加到19个。一些同我国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20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高层往来频繁。40位拉美国家总统、总理来华访问。我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先后访问拉美。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1994年，我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国。1997年5 月，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式接纳我国为该行成员国。同年10月，南美一体化重要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代表团访华，同我国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和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数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2.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83.75亿美元。此外，我国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投资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可喜进展。  　
20年来，我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思考题
1、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及意义。
2、如何看待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十三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5日


第十三章   中国的多边外交关系
●本章重点掌握
1、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成就。
3、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教学要点
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都分。多边外交是指数行为主体通过建立的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条约、举行的国际会议等所开展的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发展多边外交关系。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特别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进入了几乎全部政府间的多边合作领域，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边外交出现新局面。
一、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开展多边合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意义尤其重要。中国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发，制定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第一，中国不参加任何带有军事色彩的多边合作条约，反对任何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组织，中国参加多边活动是为了世界和平与正义。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都积极支持。
第二，中国主张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大国利用多边外交活动干涉他国内政。大小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国际事务。
第三，积极参与多边经济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是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凡是有利于世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促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条约和组织，中国都积极支持。凡是中国参加的，都积极承担义务。
第四，中国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把联合国作为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场所。
二、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斗争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联合国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达22年的艰苦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主要来自美国的无理阻挠。   
从1951年至1960年，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中国政府谴责美国的做法，同时满怀信心地预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一定要恢复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再次玩弄程序上的花招，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
在整个六十年代，尽管美国仍能操纵联大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却不断增多。1970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
1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政府不但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再次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对美国明目张胆地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外交部于8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1973年，联合国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
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如联合国人权、社会、教科文、环境等的多边外交活动，并同其他专门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1、从新中国成立到恢复联合国席位期间的中国多边外交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不多，主要原因是在许多领域里没有中国的席位。但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展了多边外交活动。这一时期，我国参加了关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并为这些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一贯积极主张裁军，从五十年代起多次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积极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建立和平区和无核区的主张
日内瓦会议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
1954年4月，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了日内瓦会议。中国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上中国同朝鲜、苏联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破坏，使朝鲜问题的解决没有最终产生任何协议。在讨论印支问题时，中国同苏联、越南提出了同时完全停火和区域调整原则，以及根据三国不同情况实施方法有所不同的六点建议。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印支三国完全停火的原则。7 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祖国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代表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预示它另有图谋，这为美国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笔。
    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由印尼、缅甸等五国发起召开，中国等29个国家出席的亚非会议，在风景秀丽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支持和赞扬。但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竭力抵毁和破坏这一盛会的召开。1955年4月11日，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策划暗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的政治阴谋，美台特务炸毁了由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机上的八名中国工作人员全部遇难。“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动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但是，美蒋的任何破坏都不可能阻挡亚非会议的如期召开。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和支持，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代表团与一些国家代表团进行广泛接触，加强协商，密切合作，为争取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讨论了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与会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就有关亚非国家的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等七部分，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
亚非会议是在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形势下召开的，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开展了灵活的“会外外交”。4月22日，中国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仅仅20分钟的签字仪式，标志着两国长期以来悬而末决的问题的解决。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短短的69字声明，被西方记者称为是“万隆会议期间最轰动的新闻事件”，与会者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和平行动。
2、联大席位恢复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
我国政府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努力。1971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联大席位恢复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联大。此后，我国开始逐步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到1978年，中国在联大专门机构的席位绝大多数被恢复，但是由于受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及时地派员参加工作。1973年，中国参加了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工作，1982年，中国为首批签约国之—。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并发表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积极务实、逐步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各领域的工作。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将多边外交列为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之后，我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认真负责地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为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独特作用。
  3、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控制与裁军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联合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它的崇高目标，并将裁军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一向赞成全面、彻底裁军。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主张，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应率先采取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同。从1986年起，我国连续5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提案，均获一致通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裁军会议和谈判，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达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积极参加亚太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主张新型安全观，积极支持世界各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我国相继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军控条约。先后两次主动采取大规模裁军行动，分别于1985年和1997年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和50万。
4、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发展与合作。目前，除世界贸易组织外，我国已参加了所有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我国积极参与了有关多边经济组织历年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债务、资金贸易、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讨论，主张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多边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领域的工作中，我国积极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和有关文件的起草与磋商，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95年9月，我国在北京成功地主办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对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产生跨世纪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妇女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与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广泛参与了其它国际和地区性多边外交工作。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我国倡导的“APEC方式”和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等主张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1990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七次挫败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展与联合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交流与合作，包括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对话，增进了相互了解。欧盟和美国今年宣布放弃搞反华提案。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80年代，中国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呈现出了中国多边外交最为活跃的局面。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条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领域广阔。80年代以前，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仅仅局限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而且主要是在政治安全领域。80年代以来，中国多边外交出现了最为活跃的局面，中国在加强发展同联合国的关系的同时，与全球和地区性的经济、军事、社会、文教等组织和会议加强了联系，对第三世界的一些组织，如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广阔的多边合作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第二，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享受权利。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多边外交活动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所以，尽管中国在70年代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也只是把联合国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讲坛。80年代，中国的多边外交从国家利益出发，在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的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中国在大量的多边外交实践中，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第三，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发展为目标，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主要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多边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调解地区冲突中做出了建设性的努力，为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南南合作作出了贡献。
●思考题
1、              中国关于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特点。
3、              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4、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及意义是什么？
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6、              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十四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5日


第十四章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
●本章重点掌握
1、苏联、东欧巨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韬光养晦”战略的背景与内容。
3、如何评价冷战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教学要点
一、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战略
1、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战后雅尔塔两极格局终结。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和随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对中国外交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制裁政策，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苏联、东欧国家基本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和立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同中国保持着友好合作的政策。
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当时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严峻的局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正确决策，迎接挑战。
2、“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提出
（1）客观分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
苏联与东欧巨变从政治、战略、经济等各个方面看，虽然给国际形势造成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处境也造成了某些不利因素，但国际形势变化中也包含着有利的因素，如我国北面的威胁被根本解除，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可能更加迅速的发展，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巩固，在混乱的局面中，国际社会实际上要求中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种要求更加强烈和迫切。
（2）“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提出
在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面前，邓小平同志审视度势，高瞻远瞩，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判断。1989年9月4日，他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其核心思想就是准确认识国际形势，集中力量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要冷静观察，决不当头。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在对外政策上，要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其具体内容包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概念，并成为90年代以来跨世纪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这一外交策略，是实事求是和深谋远虑的。
邓小平的28字外交战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冷静观察，决不当头，是指在西方反共反华的浪尖上，不要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风光。但是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捍卫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上还是有所作为的。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很快走出了六四风波后的困境，稳妥地处理了罗马尼亚事件、苏联的“八一九”事件，抓住时机积极发展同东欧及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在地区冲突中采取超脱的立场和态度，并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外交迈向了一个全方位的新局面。
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
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存在三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它曾经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并使双方在1996年春发生军事对峙。第二类是当时以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它曾经几次将中美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由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解决上述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确实是对双方的真正考验。
1997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终于走出谷底，其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
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条件。首先是两国决策层都表现出希望发展关系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中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成为中美两国决策层决心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与前一阶段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相比，共同面对和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以及就当今国际秩序中的重大原则进行对话和争论，将在中美关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二、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
1、发展大国伙伴关系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中美关系的动荡。1997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终于走出谷底，其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基本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小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倒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发表第三个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与欧盟“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在经历一段曲折后，迅速向前发展。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报告，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6月29日欧盟15国外长会议批准了该文件。
与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表明了双方通过合作，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严重矛盾和问题的意愿，并制定了加强中日关系、进一步推动合作的一系列措施。
2、全面推动睦邻外交
睦邻政策和睦邻外交一直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睦邻外交，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正是有所作为的重要表现。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睦邻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国同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的友好关系得以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同印度尼西亚、越南、蒙古、老挝、印度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同韩国、新加坡、文莱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东盟建立了长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在对原苏联国家关系上，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原则立场，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同绝大部分有领土接壤的国家，通过和平协商，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华侨问题等。
中国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解决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柬埔寨、阿富汗等问题，作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
3、积极发展多边外交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是90年代中国外交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创造出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主客观条件。在许多全球和地区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多边外交涉及了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所有领域，包括联合国、裁军、经济与贸易、国际人权、环境与能源，打击恐怖主义与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等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是中国正日益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    思考题
1、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2、如何认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
3、名词解释：韬光养晦

这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的资料！

孔孟之乡的学子学习都很用功。

谢谢楼主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