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教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的资料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教案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课程名称：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
●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为国际政治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这门课系统的学习和阅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调整变化的基本线索，熟悉中国外交史上重大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掌握各个时期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及其决策的背景、依据、指导思想、目的、政策内容和实施效果等。初步掌握对外交事件和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在中国外交外事及国际事务领域工作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习这门课程，要注意史论结合、全面把握与重点掌握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相结合，等等。
●授课层次：本科生
●课程学时：72学时
●教材：李宝俊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其他主要参考书目：
1、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2、外交部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3、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卷。
5、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励志出版社2002年版。
6、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7、刘山：《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8、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上、中、下），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0、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14、卫灵、孙洁琬：《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中央文献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5、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韩景云：《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张蕴岭：《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唐希中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张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
22、刘宏煊：《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23、滕藤：《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25、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6、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27、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九卷、十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28、杨福昌：《跨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辉煌50年”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29、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30、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郑宇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32、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郭明：《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4、军事科学院编：《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5、肖佳灵、唐贤兴：《大国外交——理论·决策·挑战》（上、下册），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36、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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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一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一章    绪 论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外交的定义
2、新中国外交的分期及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教学要点   
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是一门政策性极强、严肃而又敏感的学科。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我国历届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凌掠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回首50多年的新中国外交，可谓曲曲折折，轰轰烈烈。50多年来，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谋求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外交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巩固和加强，同各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日益活跃，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然，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历程中，中国外交在无成功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难免出现一些失误，走过弯路。这与中国外交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历史是镜子，是书本，是箴言。”我们应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找准自己的位置，奉行正确的外交政策，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正因为如此，这门课程的学习便显得更加重要。在这个学科领域中，需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国家与国家的官方关系、政党关系以及民间关系。
本课程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时期为脉络，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为教学内容。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了解中国外交史上重大外交决策和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探讨中国外交战略的布局、内涵及其演变。重点分析中国领导人和我国政府在各个时期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调整变化的背景、影响因素、目的、政策内容及实施效果等。力图清晰、准确地阐述和揭示新中国50年外交重大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二、对外交概念的界定
外交一词，现在应用的非常广泛，而它的内涵和外延也确实非常丰富和复杂。外交定义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异。各国外交家、外交学者或辞典等对当代外交下过不少定义，可以列出上百条。如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牛津英语词典》、美国《韦伯斯特英语辞典》、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我国的《辞海》、〉汉语大辞典》等。
外交一词应从三方面界定：外交的性质和要实现的目标；外交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外交是由谁进行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行为，是一国捍卫本国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外交采用的是和平方式，主要是谈判和不同形式的对话，包括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从事外交活动的不仅是专职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还包括国家和政府首脑多种方式的直接参与；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艺术和技巧。
外交发展到今天就其内容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的。狭义的解释就是对外关系。广义的解释可包括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三个方面。外交理论是指一个国家在外交思想、原则和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指导本国外交战略的理论依据。外交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进行外交活动时所遵循的方针。对外关系（外交关系）是外交中最基础、最直接、最具体的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三、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分期及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关于分期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标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大体经过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1、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后期
2、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3、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4、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5、九十年代
第一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实行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从当时两个阵营严重对峙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重大外交决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重点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第二个时期　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末，中国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这是中国外交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中国把50年代的“一边倒”调整为“反帝反修”，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中国坚决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压力，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加强同它们的政治、经济合作。中国不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一些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随着中法建交，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进展。在这一时期，新中国迎来同外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第三个时期  七十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为缓解苏联的压力，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抗苏的外交政策。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的霸权主义，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在1972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同近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时期  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实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国际地位大为加强。
第五个时期　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冷静观察，从容应对，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外交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中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
中国外交的特色：（1）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3）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倡导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6）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主张。
中国外交独特的风格：①独立自主，自强不息；②坚持原则，求同存异；③实事求是，以理服人；④原则坚定，策略灵活；⑤仗义执言，不畏强权；⑥开拓进取，求真务实；⑦平等待人，不卑不亢；⑧信守诺言，说话算数。
●思考题
1、什么是外交？
    2、新中国对外关系分为哪几个时期？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二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二章           新中国外交的奠定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2、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方针及“联苏抗美”政策。
3、新中国建交方针的提出与实践。
4、50年代中国同英国、荷兰的建交情况。
5、新中国是如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的？
●教学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实现国家主权的真正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一外交目标，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领导人确定了以“一边倒”为核心的外交三大决策。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势力；争取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承认，并同其他一些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外交政策的制定
（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交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际面临着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们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一边倒”）等外交思想和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1、及时割断外国同旧中国残余力量方方面面的联系，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旧势力、旧特权，才能维护新中国的独立。
    2．打碎包括外交机构在内的旧国家机器，才能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外交。
    3．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兄弟党。前苏联在我军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就派人来华商谈合作。“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新中国联合前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
    4．美国扶蒋反共，对新中国不予承认。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经济封锁、政治敌对，发展同前苏联的关系，是新生的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必要的经济技术援助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盟。虽然中苏联合，但是中国一直保持着在发展建设道路上以及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独立自主。中国也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倾向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和斗争。但是美国却在一段时期内，一直把中国看成前苏联的附庸，看成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个重要敌人。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和恼怒不能不把中美关系推向对立和敌视。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方针，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席主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要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这说明了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胜利后的对外关系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一边倒”政策就是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此要弄清楚为什么说“一边倒”的决策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国际上正在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而且，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战争干涉，而苏联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邓小平认为，从“一边倒”产生的背景来看，中共与美国改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所以才有倒向苏联的政策；从意义来看，主动地倒向苏联比将来不得已而被动倒向苏联要好得多，对我更有利；从内容来看，中共倒向苏联并不是屈从于苏联或依赖苏联，其基本点仍是自力更生。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三大决策的提出，解决了新中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即：1、“另起炉灶”，解决了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决了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3、“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解决了我国如何正确处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上述三大决策以及周恩来提出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等外交决策及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三）《共同纲领》关于新中国对外方针政策的规定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法律化。“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等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守法的在华外国侨民”。
《共同纲领》规定的外交目标、外交原则和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法律依据，指导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1、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和势力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强迫当时的中央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权，使一个偌大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些条约绝大多数为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获得了如下的特权：
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赔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中国的海关；享有领事裁判权。此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获得了自由经营权、司法权、航务特权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中国开设了一些宣传机构。这些特权和势力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2、肃清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和势力
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保证新中国的完全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新中国也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和《共同纲领》中关于“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规定，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分别先后缓急，有秩序地进行了取消帝国主义特权的工作。
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影响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肃清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特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外国人在华企业和房地产；清理外国政府、私人团体在华兴办的文教、卫生、宗教事业。这些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中国政府加快对外国在华企事业的处理，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了外国人在华兴办的企业、文教、卫生、救济等机构，一举铲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势力，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自主，并且为新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
三、新中国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新中国的建交原则
   一个国家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特别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以使自己走向国际舞台。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是新政权能否得到巩固，中华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
    ①国际法上的承认，系指既存国家以某种方式对新国家或新政府的出现这一事实表示确认的一种政治和法律行为。国际法上的承认一旦作出，就将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和法律效果。
   ②对新中国的承认是对新政府的承认。
   ③建交时必须坚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国际法主体的唯一合法政府。
   周总理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把新中国与外建交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要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将各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过谈判方式保证建交原则和条件的实施。
    新中国建交的三个原则和建交谈判的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个建交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在后来的长时期的建交过程中都是适用的。
   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两国政府相互致以承认的电文，即是建交的开始。新中国采取的“谈判建交”的原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创举。体现出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崭新风格。这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做到的。理解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必要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在正确的外交方针指导下，新中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同几乎所有的(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西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⒈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采取了不经谈判，即迅速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巩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互派大使的。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样为首任驻苏大使。
继苏联之后，新中国相继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的不足四个月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建交高潮。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⒉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中国先后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中国周边的一些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历史上都经受过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在地理上这些国家同中国最接近。中国同这些国家建交，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谈判中，新中国坚持下述三条建交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并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交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⒊同部分西北欧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西欧、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也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一般说来，它们或是因为战后经济困难需要寻找出路，或是有较多的在华投资和利益需要维护。这些国家也各有不同的政治需要和考虑。
从1950年至1956年底，中国先后同瑞典、丹麦、瑞土、芬兰、列支敦士登、英国、荷兰等八个西北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英、荷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重点掌握中国同英国、荷兰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1)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的对华态度比较实际，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照会，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愿意同英国就建交举行谈判。中国提出中英建交的原则立场：英国应同国民党断绝任何关系；英国应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英国应对国民党集团在香港的机构及在那里的中国财产明确态度。英国在谈判中想回避实质性问题。但是，中国同英国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无任何结果，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不公正和极不友好的。这是英国在华问题上采取两面政策所造成的。英国既要保持同美国的盟国关系，又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的两面手法，必然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在联合国问题上，英国也仍然支持国民党集团。
经过双方的磋商，中英于1954年6月16日商定了联合公报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外并办理商务和侨务，代办处人员的待遇则与正常外交人员相同。6月17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说，英国只同意我们建交原则的一半，我们就同他们建立半外交关系，即代办级。
(2)中荷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荷兰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1950年4月，中荷在北京举行了建交谈判。谈判中，中方提出了中荷建交的原则立场：第一，荷兰政府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第二，荷兰政府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由于荷兰在中国恢复联大合法席位问题上同中国的立场相反，建交谈判便搁浅。朝鲜战争期间，荷兰加入“联合国军”入朝作战，并在联合国污蔑中国是“侵略者”，中荷建交便无从谈起。中英达成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后，荷兰多次提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像英国那样互派代办。1954年11月19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互换代办的公报。中荷仿照英国的办法建立起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目的，中和人民共和国在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之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外交成就。
●思考题
1、名次解释：另起炉灶、承认、《共同纲领》
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是什么？简述其内容。
3、为什么是“一边倒”决策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4、简述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我国为什么要采取谈判建交的方式？
5、新中国是如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
6、为什么50年代中英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三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三章   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
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如何看待中苏结盟？
2、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3、如何看待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教学要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执行向苏“一边倒”的政策。50年代初、中期，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占据核心地位。中国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以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全面合作的友好局面。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一方面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
一、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中苏外交关系建立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顺利发展。中苏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互利合作，在国际问题上互相配合，形成了两国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好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苏共的往来
新中国建立前夕，为取得苏联对建立新中国的支持和意见，经斯大林同意，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样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共代表团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增强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为苏联早日承认新中国和毛泽东访问苏联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中苏结盟的社会历史背景
新中国之所以很快与苏联结盟，除了中苏两党具有共同信仰、共同追求外，主要是因为：第一，与苏联结盟是新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第二，与苏联结盟是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三，与苏联结盟是新中国确立与苏联平等关系的法律基础的需要。
（三）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和中苏谈判缔约
　建国初期，新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中苏建交后，两国关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冬去苏联访问时向斯大林建议：中苏应签订一项新的条约，以取代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方面表示同意。  
随后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进行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两国外长互换了三个照会：《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废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有效期三十年，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中苏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对保障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重大意义。
（四）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个时期，中苏关系根据条约的精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了全面发展。直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
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结为盟国，全面友好合作。这个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并举。中苏两国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方面互相配合和支持。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两国基本上采取一致的立场。在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互相促进。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党关系的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以两党关系发展为基础的。50年代初期，两党的关系发展正常，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第三，在国际斗争中互相配合。中苏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一致的立场。中国对苏联提出的一些主张，如裁军立场、和平主张等都给予积极的支持。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恢复联大席位的合理主张。双方对朝鲜战争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尽管中苏两国友好合作，但是两国两党间仍存在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以及苏共的大党主义，给两国两党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二、同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关系
中国同南斯拉夫和古巴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最晚的。南斯拉夫是由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原因在50年代中期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古巴是由于革命成功比较晚，在60年代初期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后不久又都出现了曲折。70一80年代，中国同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关系得以改善。
（一）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1949年10月5日，南斯拉夫就承认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并提出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当时受共产党情报局的影响，中国在政治上要同苏联保持一致，所以对南斯拉夫的表示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留有余地的态度，把中南建交的问题搁置起来。当时中国虽未同南斯拉夫建交，但是南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南斯拉夫高度评价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支持中国恢复联大的合法席位，赞赏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主动派出了驻南斯拉夫大使，改善了苏南关系。苏联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是错误的，希望各兄弟国家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过研究，中国认为，苏联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作出了同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955年1月11日，中南两国发表了建交公报，并互派了大使。
中南建交之后，两国往来逐步增多。中南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中南关系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分歧所致。中南关系的改善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推行的外交政策有关。苏联入侵捷克，中美关系的解冻，不结盟运动的发展等等，对中南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同古巴的关系
1960年以前，虽然中古未建交，但是互访团队很多，中古还签订了文化、贸易、科技协定。1960年9月24日，中古讨论了建交公报。28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古两国的关系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古外交关系建立之后，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古巴人民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支持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中苏论战，中古关系出现裂痕。1964年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时大肆攻击中国。60年代中期以后，两国除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和正常的贸易往来以外，其他往来均中断。1983年以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1989年以后，双方的往来和交流逐步加强。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坚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主要表现在：
1、加强政治关系的发展；2、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3、加强其他领城的交流与往来。中国同一些国家互派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代表团进行互访，开展了包括文艺、体育、广播、出版等方面在内的交流与合作。
●思考题
1、中苏同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
2、《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3、社会主义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
4、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四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四章  奉行睦邻政策，和平公正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掌握新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
2、中印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3、中国和印尼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4、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争胜利的意义。
●教学要点　
一、           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与实践
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关系。因此，在对待边界问题上，新中国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
边界问题的基本状况：中国与朝鲜、苏联、蒙古、越南、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等合计接壤约21，108.19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边界线大体分为三种情况：条约划定的边界线、传统习惯线、新中国对边界的实际控制线。这三种情况出现，使解决边界问题变得十分复杂、麻烦。也是中国边界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有时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与主权。今后将出现陆路边界基本平静的时期，不大可能再发生因边界纠纷引发的军事冲突。
中国一贯主张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
中国对解决这些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考虑是：（1）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邦，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建设。(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真正平等、互利、公正地解决边界问题。(4)对解放前历届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中国政府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中国愿意同邻国签订合理的、平等的边界新条约，以代替不平等的旧条约，并根据新条约全面划定边界线的走向。依据这些原则和立场，中国基本解决了同邻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认真执行上述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情况，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妥善地解决了同绝大多数邻国，如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至1963年，尚未解决的只剩下中国与印度、不丹、越南和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的解决，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关系，而且对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二、中印两国关系的恶化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1、中印历史遗留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同印度建交后，尚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和边界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少分割的一部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曾以印度为基地，侵略中国西藏，企图策动“西藏独立”。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却提出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全部特权、控制相关的领土，企图继承印度在西藏的侵略遗产和特权，对西藏抱有野心。而西藏地方当局认为应该全部取消英国的特权，归还被英国占领的西藏领土，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原西藏领土。这是中印在西藏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印曾经是友好邻邦。两国领土接壤，印度是第二个承认中国（第一个是缅甸），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缅甸大使到任晚一些，印度任命原大使）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在当时是对中国的支持和鼓舞，得到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好感。印度曾为中国恢复在联大合法席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解决中国同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印度曾把中印友好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作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冷战时期，印度奉行和平中立政策，主张缓和。对此，中国给予支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尼赫鲁也对中印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但就是这种背景下，印度向中国提出不合理的大面积领土要求，并准备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中印代表团代表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月29日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在其中鼓动、支持西藏叛乱。3月31日达赖到达印度，印度给予庇护，高规格接待。外交部的领事级司长到边境迎接并陪同到新德里，印发了伪造的达赖喇嘛声明。4月24日尼赫鲁亲自接见，舆论界更是狂躁地宣传，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同锡金的贸易也受到印度警察的阻挠、刁难。关闭了中国驻印度的贸易办事处。
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印度的干涉彻底失败，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与印度的旧关系彻底结束，它也标志着近代以来外国势力侵略欺辱中国西藏地方的历史到此终结。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以后，中印矛盾转向边界冲突。
2、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在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双方在边界东段、中段、西段共有12.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主要争执点又在东段和西段。
中印双方对边界线的不同看法涉及大片领土的归属问题；不过，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中印边界仍维持了将近十年的和平状态。中印边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印度企图继承英国的政府政策，侵占中国的领土。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向中国提出不合理的领土要求。
鉴于中印边界纠纷已经开始给两国关系带来比较重大的影响，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方面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并建议双方应在“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正当中国主动地准备就边界问题同印度协商时，西藏拉萨发生了武装叛乱事件，印度当局一些人对这种民族分裂活动采取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中印友好关系受到影响。在叛乱平息以后，中印边界问题一下突出出来。
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印度政府无意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多次宣称印度所主张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由于印度武装人员不断深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边防部队挑衅，并发生了中印之间的武装冲突。
印度政府当时除领土野心外，反华主要还是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尼赫鲁自印度独立起就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在双方实际上都不便用兵的西段荒原上大作文章，宣扬中国“侵略”，更大的目的在于掀起反华反共浪潮，在国内转移视线和打击进步力量，在国际上换取美苏援助并在第三世界败坏中国声誉。
面对印度向我边境的扩张蚕食，当一再警告无效后，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大规模军事反击。1962年我军在中印边界进行反击战。此后印度虽继续敌视我国，仍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却长期不敢再进犯。
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少数不明真相的国家利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大肆进行反华，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有的国家甚至把这场冲突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为争端的实质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领土争端。
三、中国和印尼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两国关系发展不够正常。中国和印尼建交后，两国尚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共同纲领》规定，中国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但印尼华侨存在双重国籍问题，因而华侨的正当权益无法保护。1950年，印尼颁布条例，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必须在1951年12月27日前向印尼有关当局选择国籍，在规定时间内不办理的视为印尼籍。这就是“被动制”。“被动制”是印尼单方面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1951年5月，中国制定了第一个有关国籍问题的政策性文件，规定，在自愿原则基础上，一人选择一国国籍。中国还提出解决华侨问题的四点建议：第一，印尼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不是殖民主义者。他们为印尼的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事业作出过贡献。第二，中国主张按自愿原则一人选择一国国籍，鼓励在印尼的华侨选择印尼籍。第三，印尼政府应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对选择中国籍的不应歧视。中国要求中国籍的华侨不参加当地的政治运动，遵守当地的法令，同本地人友好相处。第四，中国保护印尼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印尼无法生活的，中国可根据自愿原则接回中国。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1954年11月，中国、印尼双方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举行了初步的谈判。1955年3月，两国继续举行会谈。4月22日，两国外长在万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有效期为20年。
1960年12月。双方公布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条约基本上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61年5月，两国开始正式办理选籍。中国提出：自愿参加所在国国籍的，很好；保留中国籍的，同样好；愿意回国的也好，中国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印尼籍。选籍结果，拥有双重国籍者大部分选择了印尼籍。至此，印尼华侨选籍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同时，也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60年代中期以后，两国关系出现了较大的曲折。1967年10月23日，印尼照会中国使馆宣布关闭印尼在中国的使馆，并要求中国关闭在印尼的使馆。10月27日，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0日，两国中断外交关系。1969年4月，印尼单方面废弃了同中国的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国、印尼中止外交关系长达23年，其中与印尼片面夸大华侨的作用，担心中国通过华侨对该国政治经济施加更大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中国一贯坚持双方达成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立场，华侨应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鼓励华侨参加所在国的建设。
●思考题
1．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2．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立场。
3、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起因。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五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五章               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缓慢发展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美关系。
2、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影响。
3、中苏两国是怎样对待朝鲜战争的？
4、中日民间外交的主要过程。
5、60年代中法为什么能实现建交？
●教学要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中国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有些还处于相互敌视之中。这一时期，除中法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外，中国重点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交往，为日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奠定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美关系
1、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30年代，美国的记者、官员就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接触。1947年，两大阵营形成，冷战的铁幕拉开，美国采取援蒋反共的政策。
在冷战初期诞生的新中国，奉行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外交政策。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入侵台湾，使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美国以出兵朝鲜、侵略台湾、支持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战争等，对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试图以军事手段来反对新中国。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2、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
在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抗美援朝与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是指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到战争结束，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朝鲜战争则是指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的整个过程，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参战的三国四方。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为统一问题而爆发了内战。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还增加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支持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战争，在中国周围建立反共堡垒。美国政府妄图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遣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大规模侵朝。10月15日以后，联合国军又疯狂向“三八”线以北进犯。
    美国军队的行径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唇亡齿寒。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周恩来也指出：“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朝方要求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经过周密部署作战计划，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兵入朝。
    为配合军事斗争，中国在外交上也对美国进行了回击。应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于11月24日来到纽约，参加控诉美国侵略的讨论，并于28日、30 日两次在安理会发言。中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议案》，揭露美军侵略行径，驳斥美国无理论点。中国还提出建议，要求美国及其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将美国置于受审的地位，大灭美国威风。虽然美国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中国提案，但中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部队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中朝军队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称霸一时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快将美军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经过5次战役后，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形成了僵持局面。美国政府看到“武力统一朝鲜”无望，只得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美国不甘心于使朝鲜战争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使停战谈判变成一场长期、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双方边打边谈，时断时续，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以自己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新中国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显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的外交和军事举措，是同美国遏制战略的直接较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它使两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尖锐对立状态达到了顶峰。由朝鲜战争引发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一直解不开的疙瘩。
援越抗法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援越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等。这样既没有将中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的国内议程，包括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和保持基本安全。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3、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就中美关系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构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背景。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中国希望在缓和周边形势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表明缓和意愿的声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7月13日，美国在英国、印度斡旋下作出反应，建议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1955年8 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后由续任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担任），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第二项议程下，各方均可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9月10日，双方就第一项议程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随后，中方提出第二项议程的两个议题，美国禁运问题和中美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由于美方坚持把双方就“互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作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因而使会谈在第二项议程上陷入僵局。为推动会谈继续进行，中方从1956年9月到1957年12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但均为美方所拒绝。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又以其大使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致使会谈中断达9个月之久。1958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美方限期派出大使级代表。7月28日，美国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美方代表。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地举行。中国政府在会谈中始终坚持两项原则：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维持了15年之久，共举行了136次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双方除了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和达成任何其他协议。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举行了十多年的外交官会谈，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种创举。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两国交换对世界重大问题看法的场所，成为双方互通情况的重要渠道。
二、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
在50年代，由于受到美国的严重阻挠，中国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没有取得突破，不过，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
新中国成立时，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但是日本国民中许多人希望同中国人民建立联系，政界一些人也要求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日本经济界对开展中日贸易更有浓厚兴趣。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存在着严重障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决定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逐步加强友好往来，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
1952年，日本参议员帆足计、高良富、众议员官腰喜助三位代表冲破日本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绕道巴黎等地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同他们进行商谈，双方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
1952年5月，三位议员访问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前来访问中国的日本政界人士。他们在北京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个贸易协定的产生，其意义超出了贸易的范围。它不仅为战后中日贸易开辟了新途径，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恢复了中日贸易，而且在中日关系史上开创了民间外交的新途径。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被打开了。
1953年秋，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代表团应邀访华，经过商谈，双方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5年3月，中国国际贸促会副主任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代表团的方针和任务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和细水长流的方针，积极争取进一步加强中日经贸关系；介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经济建设成就，通过民间接触，力争同官方挂勾，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5月4日，双方签署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实现了民间协议、官方挂勾的目的，为实施协议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协助在华日侨归国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是中国政府为加强中日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在日本深得人心，许多前战犯后来都在“日中不再战”的口号下，积极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随着中日民间往来的扩大，日中友好在日本己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民运动。在民间外交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也对开展中日贸易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所有这些，在日本产生良好反响。当然，中日民间外交也经历了波折。如岸信介内阁和佐藤荣作内阁执政期间，推行追随美国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1958年4月，在日本长崎发生的国旗事件，使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不仅如此，岸信介政府还竭力阻挠两国人民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经贸关系。
在中日关系处于低潮的时候，日本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因此，尽管中日关系在60年代后期存在一些障碍，但是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中日民间交往的势头还是保持了下来，并为7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尖锐对抗，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加之美国的控制，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的立场。因而50年代，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得十分缓慢。
当时，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西北欧为数不多的几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些国家希望和平，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它们同中国建交主要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第二种，半建交的国家，即英国和荷兰。这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它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创造的一种外交形式。第三种，同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同台湾还保持有“外交关系”，尚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类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中国虽然同这些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有传统的民间往来。这个时期，中国同西欧国家的民间外交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间性的贸易机构日益增多。
根据当时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实际情况，中国确定了同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即民间开道，逐步推进，水到渠成。60年代，由于西欧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西欧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使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同法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
（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中法接触准备建交的过程中，主要障碍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阿尔及利亚问题。1905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58年，中阿建交。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对阿尔及利亚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和援助。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法国人希望，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然后法中再建交。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决不能为求得中法建交而改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陈毅也说：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法国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中法建交扫清了一个障碍。二是关于台湾问题。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应邀访华，主要是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这实际上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正式”访问。中国十分重视富尔的访华。双方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富尔来京后立即向中方提交了法方拟定的关于中法建交的三个方案，而且表示决不采取英国式的拖泥带水的半建交的方法。法国提出了三个建交方案是：第一，无条件建交。即法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表示同意。第二，有条件建交。即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建交。中国认为这是合理的方案。但富尔表示，法国马上驱逐台湾代表有困难，因此，合理不现实。第三，近期承认。即法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形成一种特殊局面。戴高乐希望第一种方案能够实现，第三个方案是备用的，法国根本无意采取。中国适时提出中法建交的三点声明：第一，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二，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第三，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考虑到中法建交对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反复强调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灵活措施，为中法建交奠定了基础。
依据上述原则，中法两国外交官员在瑞士进行了建交谈判。1964年1月18日，双方达成了建交协议。27日，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并于三个月内交换大使。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法已经建交，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法建交之后，台湾撤出了在法国的“使馆”。
（二）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
1．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58年，戴高乐执政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的控制。法国一直坚持建立独立的核力量，这也是法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焦点之一。1960年2月，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有核国家，美国仍然想控制法国。法国拒绝在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等条约上签字，继续独立自主地发展核力量。法国毅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在古巴、柏林危机中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法国的这些外交行动，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沉重打击。戴高乐认为美国靠不住，强调欧洲是欧洲人的，法国不会听命于任何人。有人称法国的外交是“我行我素的外交”。
2．法国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
法国长期以来同台湾保持有外交关系，但是一直比较冷淡，仅维持代办级关系。而对中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早就有民间往来。在5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民间团队就访问过法国。1959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法国也未公开攻击中国。戴高乐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当然，法国同中国建交也有自己的目的。60年代初，由于美法矛盾上升，法国同美国拉开了距离。中国当时同美国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同中国建交无疑会增加法国在同美国的抗衡中的力量。出于对外战略利益的需要，法国需要立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比较实际的。
3．中国采取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中间地带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毛泽东认为，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西欧同美国不一样。毛泽东还认为，法国同中国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制，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需要加强往来。
4．中法双方利益的需要
从政治方面看，中法是当时世界上有影响的两个国家，两国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世界有利，特别是对两国在反对大国干涉国际事务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经济方面看，法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两国经济有互补性。从安全方面看，两国当时都在反对美苏的争夺，反对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两国携手对西欧和亚洲的安全与和平会起到重要作用。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打开了通向建立超越对抗、发展合作的道路，对中国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思考题
    1、抗美援朝战略决策是怎样形成的？
2、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3、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4、中法建交的主要原因及意义。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六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六章 中苏关系的恶化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演变及其原因。
2、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
3、中苏论战及其影响。
4、中苏大战最终引而未发的原因。
●教学要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友好合作的时期。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国家关系方面出现了分歧。到60年代末，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和世界局势，使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出现了新的分化和中苏关系出现分歧。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中最为曲折复杂的关系。两国跌宕起伏、曲折波动的关系，经历了由内部争论到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到国家关系破裂的过程。
一、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中苏关系的变化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3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调整了内外政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同中共中央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前，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新观点和对斯大林的评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迄今仍毁誊不一。尤其是秘密报告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并相继酿成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引起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国党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对苏共二十大还是给予了支持。中共中央在其八大的文件中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反对个人迷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也阐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二、两国关系出现分岐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领导人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全球战略，遭到我国的抵制。主要矛盾和分歧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三、中苏关系的恶化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难以避免的。苏美首脑1959年秋“戴维营会谈”后，苏联当局更加积极地推行“美苏主宰世界”的国际战略和“三和”外交路线。为此，苏联蓄意扩大和加深中苏两党分歧，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60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党断绝往来；两党的对立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
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并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纠纷。同年9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并在会上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
1960年，可谓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里程碑。中苏双方公开或私下的论战，以及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全部经济技术合同，已经使中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中苏关系又一次开始恶化，不过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
1962年，苏联当局乘中国经济暂时困难、美蒋敌对势力不断骚扰大陆之机，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那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对印度入侵中国领土而进行的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伊犁叛乱和中印边界战争使中国感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已受到来自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一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增加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成分。
1963年，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谈(7月4日一20日)。其间，苏共于7月14日公布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7月25日，苏联与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苏美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提高和改进核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无权通过一般的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苏联的目的显而易见，即在确立苏美核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屈服于苏联的核威摄，依附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以便其对中国进行控制。苏联这一反华的严重步骤，使中苏关系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核力量。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领导还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
1965年3月，苏共单方面发起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中共等7个反对苏共路线的党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标志。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邀请，没有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此，中苏两党彻底断绝关系。
1968年8月，苏联胁迫华沙条约集团几个成员国一起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继承了“赫鲁晓夫路线””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将苏联引上了推行霸权主义的道路。随后，苏联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从理论上支托其对外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为霸权驱使的苏联当局于1969年3月终于挑起了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的军事行动，企图以军事挑衅和入侵来改变中苏边界现状。这证明苏联执行的是十足的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政策。随后，苏联拟袭击中国的核基地，并为此试探美国的态度。
苏联当局不断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不是一般性的国家间的矛盾，而是妄图通过高压迫使中国屈服，故中苏矛盾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向题，是关系中国能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事实上，中国并没有被压垮，顶住了压力。
中苏论战及其影响
从1960年至1964年，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时期。关于中苏同盟的破裂，目前的研究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苏同盟的破裂主要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同盟的破裂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引起的。
这一轮交锋的显著特点是，双方明显不再指望说服对方接受自己意见，所以公开指责对方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对方扣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双方的着眼点也不再限于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而是以此为基础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纲领路线之争。至此，中苏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党。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信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6月27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7月5—29日，两党代表举行了秘密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从此，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公开的论战。7月14日，即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在内部发出《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全国范围内传达。随后，从7月中旬到10月底，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肆意攻击中国，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为此，从1963年9月1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进行了严厉的评判，并指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中苏两党的大论战，已使两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间的矛盾已上升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1965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而断绝了中国共产党同苏东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同时，这场大论战使国际共运出现大分裂，使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宣告解体，也导致了一些党出现严重分裂和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各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
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
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与中苏边界冲突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中苏边界全长73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界之一。历史上，沙俄曾采用武力手段，蚕食了中国的大面积领土。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从中国掠夺的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中苏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沙俄统治时期割去中国大片领土，而且还由于它在不同时期超越这些领土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区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两国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从1960年至1965年，苏联制造的边界事件有5000多起。为此，中国曾在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1963年8月23日，中国政府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有关建议。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1964年2月至8月，中苏首次边界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由于苏方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坚持苏联从未侵略过中国领土，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
60年代，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增加兵力，最多时达54个师，100多万人。特别是《苏蒙友好条约》签订之后，苏联把军事力量推进到距中国首都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苏联方面挑起的边界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中苏边界事件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
面对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政府重申了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中国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则包括：第一，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第二，中方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三，任何一方违反条约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四、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党和政府对待中苏分歧一贯采取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国从来就不希望中苏关系恶化，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的最高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国希望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改善中苏两国关系。但苏联却宣称，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更有甚者，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对于这种无理挑衅，中国代表团当即给予了回击。
此后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声称要对中国进行“坚决的反击”。苏联甚至想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国的核基地。暗地里，苏联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先后向东欧国家和美国试探。面对苏联发出的威胁，中国不得不作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准备。苏联甚至想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国的核基地。
随着上述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苏联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突出强调了准备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好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甚至打核大战的准备。中国的战备工作迅速进入高潮。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中苏大战最终引而未发。1965年2月5日至6日和2月10日至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毛泽东说，笔墨官司继续打下去，不死人，理论和原则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国家关系还是要继续下去。
为争取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国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坦率谈话。双方在和解气氛中达成谅解：双方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先签两国军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举行两国关系谈判和两国副外长级磋商。所有这些谈判和磋商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两国关系的气氛逐步有所缓和。两国高层往来逐渐恢复，两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重新启动。
7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没有继续恶化，是中国不断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的结果。
五、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推行和平竞赛的政策，同美国大搞缓和，试图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中国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国提出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有战略上的分歧。当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出现分歧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将中国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和反控制。
第二，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坏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
第三，边界冲突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标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不仅将两国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珍宝岛事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由于苏联将相当多的兵力集中在中苏边界上，使其减少了在欧洲的兵力。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寻求同西欧国家改善关系，导致了同西欧国家关系的缓和。中国为了减轻苏联的威胁，及时调整对外战略，采取联美反苏的政策，逐步改善了长期以来尖锐对立的中美关系。同时，也缓和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思考题：
1、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
3、从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4、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七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对外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极左外交政策的根源。
2、“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影响。
●教学要点
在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为极左思潮，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外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出现混乱局面。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及时排除“左”的干扰，扭转了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将极左思潮对外交的干扰和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否认正确的外交路线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进而全盘否定“文革”前的外交路线。否认了建国17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次，极左分子还大造外交部的反，实行夺权。四人帮说，外交部是“卖国部”。1966年3月的使节会议后，外交部决定，所有的驻外使节夫妇都要到山西临汾参加“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批判“四不清“干部。1967年初，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领事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先后将驻苏联、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大使撤回，时间长的达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将绝大多数驻外使节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馆务工作由临时代办或其他人员主持。由于使馆的主要领导回国，致使一些驻外使馆陷入因难局面。这些人员回国后，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6年夏季，在四人帮的支持下，红卫兵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在造反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他们提出，外交约束不了革命力量，要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推翻旧的外交惯例，创造一套全新的外交惯例。外交部长等一大批领导者被打倒，被批判，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处于困难局面。
二、几乎陷于中断的外交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他们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有的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在对外交流中大送“红宝书”，出访演出中，必念革命性极强的“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1967年，尼泊尔首都有少数人到中国使馆的橱窗前闹事。中国使馆向尼外交部门提出了口头抗议，尼方表示不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就此事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受侮辱的人员表示慰问。我方使馆人员认为可不再提交书面抗议了。但是，康生则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方向尼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致使两国关系紧张。
1967年6月，在民主德国发生中国使馆的一辆公务车与德方的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的事故。中国大使馆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向民主德国提出最强烈抗议，怀疑德方在搞政治阴谋。后来，证实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
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代办处。据有关材料记载：造反派进入英代办后立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宙、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烷。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经赶来的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大火在午夜被扑灭。此间，在上海发生了红卫兵闯入英驻沪领事馆的事件。在发生火烧英代办这种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包围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坐镇指挥的竟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
在极左思潮的泛滥及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的指挥煽动下，中国的外交这时四面出击、打倒一切，国家关系以是否信仰毛泽东思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为划分敌我的界限。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关系紧张。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中国这时完全处于孤立地位。
三、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从1968年起，毛泽东、周恩来采取措施、逐步地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况。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一大批外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表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陆续派出了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并在各种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自认，主动修复关系。由于毛、周等领导人及时地、负责任地纠正了“文革”初期对外交工作的干扰，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对外关系，虽然“文革”在国内仍在继续进行，而外交工作却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中国外交的混乱局面也得到基本控制。从60年代末开始，在正确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比之对国内工作的破坏，程度要轻，时间要短。
●思考题
1．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哪些干扰?
2．毛泽东等是如何扭转中国外交混乱局面的?
3．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什么样的思考?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八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八章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2、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历史背景。
3、在中日关系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为什么在70年代初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4、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特点。
   ●教学要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调整了对外战略。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在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同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到1979年底，中国已同12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搞得很凶，向世界各个角落伸手。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在制定本时期外交政策过程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报告中，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元帅们的建议对中央的外交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二、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战后以来，美国到处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使其国力大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战略，并处处得手，而美国感到力不从心。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采取了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他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即：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越南化，以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打开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就通过美国《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同中国接近的主张。他上台后于1970年10月1日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随后，尼克松于当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时，要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欢迎尼克松政府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这样中美之间就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中国同样面临着调整对美政策的必要性。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中国重新调整了外交战略。其次，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交面临重重困难，陷入困境。中国对外关系几乎陷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国际环境的日益恶化。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调整对美政策是其中的关键。
因此，6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年4月，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民间往来形式表明中国松解中美关系的实际行动，使小球带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是一个长期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的元首访问。机场上虽然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的人群，但中国的接待热情同到，彬彬有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的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表明美国20年来敌视中国、不承认中国政策的破产。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有利于中国双向反霸方针的调整。
2月28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订下了良好的基础。《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中国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也是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卡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下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中美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第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中美正式建交之日，就是美台“断交”之时。12月29日，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了华盛顿。1月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正式关闭“使馆”。4月，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1980年1月1日，美国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中美接近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大约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双方经过改善、徘徊、建交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
1980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里根政府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围绕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斗争。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国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是最后解决。
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中美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斗争也一直时有发生，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势头。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根本原因是两国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两国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针对苏联的扩张，不失时机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条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20多年来不顾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高涨的呼声，一味仰美国的鼻息、视美国的眼色行事。所采取的那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政策，在国内遭到了日益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进入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领导人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直面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另一方面对盟友美国搞“越顶外交”颇为不满，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浩大声势压力下，1972年7月5日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的田中角荣，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首相表示，“关于外交，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就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即：（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新政府的态度并及时作出积极反应。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首相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4年1月，中日签订了贸易协定；4月，双方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1978年2月，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长期贸易协定；同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条约中，日方终于接受中方关于载明“反霸条款”的重要主张。这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政治基础。
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
四、 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缓慢发展时期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历经缓慢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三个时期。在70年代以前，关系处于缓慢发展时期。主要原因是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美国的牵制。同美国结盟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也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至 60年代末，这类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仅有法国等6个西欧国家。
（二）全面发展时期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西欧某些国家逐步结束它们的殖民统治，使原来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捆得很紧的西方国家，毫无顾忌地同中国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10月和11月，中国先后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与这三个国家建交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发展的新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同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此后，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推动下，中国又迅速同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圣马力诺同中国建立了总领事级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1975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的关系。此后，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在1979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0多个，仅此期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近70个，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中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至此，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同西欧国家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而有着息息相关的共同利益。西欧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中国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中国同西欧国家各有优势，共同合作的领域极为广阔。因此，双方都愿意在互相等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建交后不久便访问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访问了对方国家。双方领导人在互访中，就重大国际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同时，还达成了一些协议和协定，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合作也十分活跃。
●思考题
1、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2、《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4、70年代，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建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名次解释：《乒乓外交》、《“八·一七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 第九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九章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2、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3、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有哪些基本特点。
●教学要点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思考题
1．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