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清 三人行

帝国的政治体制
满族建立的清朝，为了减少汉族的疑惧与隔阂，减少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基本上沿用明朝的政治体制，给人一切照旧的延续感。中央政府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内阁、六部、都察院，以及通政司、国子监、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吏、礼、兵、刑、户、工六部的负责人，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也是满汉各一员，意在满汉官员互相牵制，但其职权比明朝有所削弱，无权决定大政方针，只限于办理具体事务。都察院的负责人，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员，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员，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外省总督、巡抚兼任，其职权也比明朝有所逊色，已经没有封驳诏令、巡按各省的权力，仅限于稽查官府、纠察官员而已。
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沿袭明制，分省、道、府（州）、县四级。全国有十八个省和五个特别行政区。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五个特别行政区是：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总督或巡抚，总督与巡抚在明朝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朝成为常驻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督一般统辖两个省的军政与民政，也有单辖一省的（如四川、直隶）。巡抚只管辖一个省，他们与总督并没有上下级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互相制衡。
道的长官是道员（别称道台），府的长官是知府，县的长官是知县。道下设直隶州、厅，与府平级；府下设州、厅，与县平级。京师所在地顺天府，盛京所在地奉天府，与省平级。盛京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留都，设立内大臣一员、副都统二员，统辖东北地区。以后又把盛京总管改称盛京昂邦章京、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此外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改为宁古塔将军），统辖吉林、黑龙江地区。
但是，它毕竟是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满族色彩，八旗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便是最突出的表现。
八旗制度。满族在关外的军队称为八旗兵，它源于八旗制度。八旗是满洲早期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建立于努尔哈赤时期，它的编制大体如此：
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牛录即满语“大箭”，汉语译为佐领）；
五个牛录编为一个甲喇（甲喇即满语“队”，汉语译为参领）；
五个甲喇编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各有黄、白、红、蓝旗帜为标志，因此汉语把固山译为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起来就是八旗。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旗下面，有五个队；每一个队下面，有五个大箭。在这种严密的编制下的满人，既是民，也是兵，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全民皆兵。每一个旗由一个满洲贵族统领，称为固山额真，译成汉语就是旗主。以后在满洲八旗之外，又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事实上已有二十四旗，仍然称为八旗。编入八旗的人，称为旗人或旗下人。
顺治以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称为“上三旗”，因为皇帝曾经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号称“天子自将”，皇帝的警卫部队都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其他五旗则称为“下五旗”。
八旗有京营与驻防之分。所谓京营，又称禁旅（中央禁军），约有十二万人。所谓驻防，即地方警卫部队，负责地方镇抚，由将军、都统负责。将军位高权重，可以监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分别驻扎在江宁（南京）、杭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宁夏、绥远，部队约有十万人。
天下太平以后，享乐腐化之风在八旗中盛行，八旗子弟游手好闲，不习武艺，战斗力急剧下降。顺治皇帝在位的后期，就发现这种苗头，他说，今日八旗人民懈怠于军事，终于导致军旅败坏，没有了先前的盛况。到了康熙时期“三藩之乱”爆发时，八旗兵已经毫无战斗力，只得依靠绿营兵。
绿营兵是入关以后改编或新招的汉军，因为军旗为绿色，故称绿营兵。在北京的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约有一万人。在各省共有六十余万人，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统辖。平定“三藩之乱”时，朝廷调动了四十万绿营兵，每次战役都是绿营兵冲锋在前，八旗兵在后跟进。
议政王大臣会议。清朝虽然沿用明朝的内阁制度，表面上是最高行政机构，却并无多大实权。有关军国大事的决策权，由凌驾于内阁之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操纵。
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全由统率八旗的满洲王公贵族组成。由于他们掌握兵权，由他们作出的决定，称为议政王大臣决议，对皇帝也有约束力，内阁不过是执行议政王大臣决议的办事机构而已。这种体制固然可以限制皇帝的独裁，却极容易滋生一些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的倾向，事实上顺治、康熙时代已经屡屡出现这种状况。
顺治时代，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年幼的小皇帝福临。多尔衮运筹帷幄，位高权重，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议政王大臣会议听任他摆布。所谓“皇父”云云，据郑天挺的考证，并非皇帝父亲的意思，而是满洲旧俗的“亲贵爵禄”。至于和“皇父”相关联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说，被渲染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毫无根据的穿凿附会之词。对此，孟森已有精辟的考证。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去世，临死前留下遗诏，由四名元老重臣辅佐他的儿子玄烨（即康熙皇帝），朝廷大权操纵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议政王大臣手中。索尼病死后，鳌拜诬告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迫使皇帝下令处死苏克萨哈。鳌拜终于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康熙八年（1669年），十六岁的康熙皇帝初露雄才大略，机智果断地逮捕鳌拜，以三十条罪状判处他死刑，鉴于他的战功，减刑为禁锢终身。由于议政王大臣势力强大，在剪除鳌拜及其党羽以后，先后出现了索额图、明珠专权的局面。这使得康熙皇帝深深感到，必须削弱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加强皇权。于是，他在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选择人品与才学兼优的汉人官僚作为秘书班子，替皇帝批答奏折，起草谕旨。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继续削弱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在宫内建立军机房，选择亲信满汉大臣参与机务，处理军机大事。以后又把军机房扩大为军机处，直接听从皇帝指挥，总揽全国军政大权，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到了乾隆时代，彻底消除了八旗旗主干政的权力，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第十六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康熙的文治
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使台湾回归祖国；率领军队征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击败它的首领葛尔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件大事，彪炳于史册而毫无愧色。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文治，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的倡导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拾遗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九百卷的《全唐诗》等鸿篇巨制，并且企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他还豁达大度地派遣耶稣会士到全国各地测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在他第五次南巡时，交待曹寅编辑、出版《全唐诗》的任务，这是他十分看重的大型文化工程项目，力图在显赫的武功之外，突显自己的文治。曹寅正好是一个恰当的人选，他既是满洲亲信，又是一个在汉人文学圈内崭露头角的诗人，而且他先后担任的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都是肥缺，有足够的财力资助这一文化工程。曹寅团结了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完成了收罗二千二百多诗人、四万八千九百多诗作、篇幅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为康熙的文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治的另一方面是对宋学的提倡。
清朝文化中最鼎盛的部分，首先是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这一时期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超过了两汉以来的经学，经学研究扩展到一般学者中，使之成为一门学问，具有学术性，是两汉经学所无法比拟的。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成为主流，是一大特点，这与康熙皇帝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在康熙以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宋学，学者们一边讲学一边钻研宋学，继承儒家正统学脉，阅读经典原著，进行踏实的研究。到了康熙时代，学者们停止了浮而不实的讲学（讲会）活动，专心对儒学原典进行深度探究。孟森《明清史讲义》中说，“圣祖尊宋学”，“欲集宋学之大成”，是切中肯綮的。江南名士徐乾学收集宋朝经学家著作，编成《通志堂经解》，就是集宋学之大成的尝试。李光地、熊赐履都是以宋学名臣而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他们著书立说，以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为己任。因为这个背景，康熙一朝，宋学名臣辈出，诸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等人，不仅对于宋学的发扬光大有所贡献，而且自身的道德、操守也成为一时的楷模。
在清朝诸帝中，康熙最值得表彰的是他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充满自信的心态，接纳耶稣会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西学。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中说：“康熙帝是个对西洋学术非常感兴趣的人，又有统一各民族的雄心，因此，绝对不是只尊重中国学术的人，在尊重中国学术的同时，对西洋的学术也很尊重，大量地使用西洋人。”事实确实如此。
耶稣会士南怀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是由于他在南怀仁身上看到了西洋人比中国人具有更精密的、实用的知识，因此要他制造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规定，以后的天文历法工作，一定要由西洋人主要负责。在南怀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梅文鼎写了《历算全书》，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奠基之作。康熙本人在这方面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在新旧历法的争论中，他为了判明其中的是非，破天荒地努力学习西洋数学。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了当年康熙的“算草”——演算数学的草稿纸，以及他使用过的三角尺、圆规、计算器。一个皇帝竟然如此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曾再有，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于康熙任用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感到意外了。以前的中国地图缺乏地理学、测量学的支撑，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是十分奇怪的示意图。传教士用西洋的做法，测量土地的经纬度，确定城市的方位，用实地勘测的方法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至今仍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和俄国的尼布楚条约谈判，康熙皇帝任命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席代表，同时委任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参谋官随同前往。他们两人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成为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康熙皇帝还大力支持西医的传入中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向他讲解西洋科学知识，由于他的患病而中止，却为白晋、张诚提供了向他讲解西洋医学知识的机会。康熙病愈后，仔细阅读他们编译的西医讲义，非常赞赏。他希望传教士推荐西洋医生前来中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在给大学士明珠等人的谕旨中说，鉴于南怀仁年事已高，听说澳门有同南怀仁一样熟悉历法的人才，希望你们会同礼部，请南怀仁推荐，同时推荐精通医术的人才。
南怀仁神甫察觉到这是一个传教事业的契机。在利玛窦以后，耶稣会士能够得到朝廷重用，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长，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清朝初年，汤若望神甫、南怀仁神甫接连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负责人。但是由于西洋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在理念方面的差距，使南怀仁感到，继续向中国输入西洋的天文历算，可能会影响传教事业。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的兴趣，使他预感到，派遣传教士医生可能是有助于传教事业的最佳选择。双方的共同愿望，促成了西学东渐的中心，由天文历算转向了医学。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高潮。
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精通医术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北京，进入宫廷。其中有颇受康熙器重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法国耶稣会士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康熙皇帝御医、外科医生——意大利耶稣会士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宫廷药剂师——葡萄牙耶稣会士魏哥儿（Miguel Vieira），在京行医三十二年的外科医生——意大利修士罗怀中（Giovanni Giuseppe da Costa）等人。他们在中国的行医活动，为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功不可没。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康熙后期，由于所谓“礼仪之争”，显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障碍。康熙皇帝派遣耶稣会士白晋作为他的特使，随同罗马教皇特使铎罗（de Tournon）回到欧洲，解决礼仪纠纷，但是没有成功。铎罗代表教皇宣布在教会中禁止中国的礼仪，使得双方矛盾激化。清朝方面则采取了比较灵活务实的对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一道皇帝谕旨宣布，西洋人必须领取内务府颁发的“印票”（执照）后，才可以在中国传教，没有领取“印票”的传教士必须离开中国，但是具有西洋技艺的传教士不在驱逐之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帝在接见福建的传教士时，再次重申传教士中的“会技艺人”不在驱逐之列。他还授意罗马教皇派来的神甫，写信给教皇：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无以图报，今特求教皇选拔具有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等学问的传教士，来中国效力。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一个大国君主的宽容风度，没有盲目排外，为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精彩的一页。康熙时代，西方传教士受到了礼遇，得以深入宫廷，深入上层政坛。不仅如此，在皇帝多次南巡中，沿途都把会见天主教传教士作为议事日程。传教士普遍满意于皇帝对他们的关注，皇帝给传教士留下了令人喜爱的形象。耶稣会士白晋两次受到接见，并且陪伴南巡，使他以后有机会向皇帝介绍欧洲的科学和医学，对皇帝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来白晋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传教士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欧洲，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最辽阔、最富饶，管理最完善，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1645—1716年）、伏尔泰（1694—1778年）、魁奈（1694—1774年），都受到了影响。给他们影响最深的是，清朝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择最有教养的人为官，使中国因此而避免了欧洲世袭贵族政治的弊端。他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欧洲从未实现的柏拉图理想——由哲学家皇帝统治的国家。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根据这些记载，对18世纪的中国作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极其辽阔的国土，数量庞大的居民，气候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省份产品的多样性，还有大部分省份之间利用水上运输的方便交通，使得那个如此辽阔的国家，单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足以吸纳极大量的商品，并容许甚为重要的劳动进一步细分工。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规模上大概比欧洲所有各国加在一起的市场小不了多少。
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奠定了清朝的盛世，无怪乎有的历史学家把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相比拟。

清帝入主中原


　　1.清朝定都北京


　　顺治帝入京 李自成既败退，多尔衮领兵直趋北京，凡所过之处，皆宣布定乱安民，勿杀勿掠，因而州县官民，皆开门迎降。五月二日，多尔衮至北京，明文武官员皆出迎五里外。多尔衮由朝阳门入宫，登武英殿受朝贺，下令兵士勿入民家，秋毫无犯。多尔衮既入京，即议定迁都，遣官往盛京迎顺治帝。九月，顺治帝自盛京出发，进山海关，经通州，抵北京。十月一日，顺治帝祭告天地，登皇极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定都北京。

　　清初政策的得失清兵初入关时，为了稳定政权，曾颁行一些安民措施。

　　其一，为明崇祯帝发丧，令官民服丧三日。凡明诸帝陵，皆设官守护。

　　其二，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明朱姓诸王，亦仍保留王爵。

　　其三，赋税除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尽行蠲免。明朝后期的厂、卫诸弊政，亦一律废止。

　　其四，礼俗衣冠暂用明制，汉人薙发与否，听从其便。这样的政策对争取中原地区汉族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

　　可是才过两年，清政府的政策突变，开始强制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主要的有“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①。剃发即“剃头”，是要征服区的汉人剃发束辫，从满人习俗。衣冠即更明朝衣冠，从满人服饰。圈地即“圈田”，是把畿辅五百里内汉人的田地圈占给八旗将士。大规模圈田三次，共圈占田地约十六万余顷。名义上是圈占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其实这些田地已在农民战争中归于农民所有。此外，还有许多自耕农的田地亦被圈占。“投充法”，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仆从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充奴仆，特别是各色工匠更逼投充。“逃人法”，即满洲贵族的奴仆有逃走者，“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②隐匿逃人者，亦要治罪。此外，在战争中还多次发生屠城之事。这样的政策的实行，加剧了民族矛盾和斗争。


　　2.各种抗清势力


　　清兵入关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存在过四种主要反清势力。

　　一为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主力，二为李、张农民军余部，三为明朝贵族所建各南明小朝廷，四为郑成功部。李自成、张献忠之败李自成自北京回到西安，清兵由英王阿济格及豫王多铎分别统领，向李自成大举进攻。李自成由蓝田出武关，入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至武昌，阿济格及吴三桂在后紧追。这年夏天，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年仅三十九岁。余部由郝摇旗、刘体纯、高一功、李过等率领南下。张献忠在四川两年多，四川地区的豪绅地主普遍组织武装与他对抗。张献忠放弃成都，进入川北西充山中。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命豪格与吴三桂统兵入川，进攻张献忠部。十一月，清兵至西充之凤凰山，张献忠在战斗中中箭身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走云贵。

　　南明福王、鲁王、唐王政权顺治元年五月，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这个政权腐败不堪，内部矛盾重重。马士英、阮大铖擅权中央，政以贿成，官以钱得。马士英为操纵政权计，排斥史可法，使他督师江北。驻武昌军阀左良玉又与马士英有隙，举兵讨马士英，向南京进攻。不久，清廷命多铎移师南下。顺治二年四月，扬州城破，史可法被执，不屈而死。五月，福王被俘，多铎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福王政权灭亡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这两个政权不但没有联合抗清，反而互相摩擦，形成水火不容之势。顺治三年六月，清兵渡钱塘江，鲁王兵败，逃至海上；八月，唐王被执而死，两政权都灭亡。

　　农民军余部与南明桂王政权的联合抗清农民军余部抗清的主力有三支，一为李自成余部，二为张献忠余部，三为稍后的夔东十三家。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尚不下四、五十万人，分为两支进入湖南：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抵达湘阴，共十余万人，与明将何腾蛟联合抗清；一支由高夫人（李自成妻）、高一功、李过等率领抵达常德，约三十万人，与明将堵胤锡联合抗清。农民军与南明军队联合后，曾一度几乎全部收复湖南之地，屡次把桂王政权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但是至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调集大军进占湖南，何腾蛟于湘潭被俘杀死。次年，清兵攻克广州，又入桂林。在清兵压迫之下，桂王政府退居广西南宁。张献忠的余部孙可望于顺治八年（1651年）迎挂王至贵州之安隆所，改名安龙府。次年，孙可望等发动了大规模的东征北伐。刘文秀、白文选进攻四川，大败吴三桂军，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李定国、冯双礼进攻广西，又接连收复湖南、广东等省。在这次征伐战斗中，农民军先后收复了西南数省。但是孙可望嫉妒李定国之军功，阴谋削他的兵权，以致挑起内战，最后失败，投降了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三路入滇，李定国作战失败，桂王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吴三桂兵临缅甸，收执桂王。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绞杀桂王于昆明，李定国病死于猛腊。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先后转移到川、鄂地区，即夔州府（今四川奉节）以东地区，由农民领袖刘体纯、李来亨等与明将王光兴等联合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康熙元年，清兵大举进攻十三家军。康熙三年（1664年），十三家军抗清失败。至此，明末农民战争结束。

　　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郑成功，福建泉州南安人，父芝龙，母日本女翁氏，出生于日本，七岁返国读书，十五岁为南安县学生员。原名森，字大木，唐王甚器重，赐国姓（朱姓），改名成功，自是人称“国姓爷”。郑成功不肯随父降清，在郑芝龙降清北去后，他入海抗清，以金门、厦门为海上抗清基地。郑成功善于治军，精练士卒，军纪严明，势力日益强大。经常派军出没于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攻城略地，屡败清军。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夏秋的北伐。当时，郑成功率大兵十七万，分为八十三营，扬帆北上，直抵南京城下，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但郑成功犯了胜利轻敌的错误，对南京围而不攻，以待其降，并开宴纵酒，放松警惕，致遭清之骑兵突袭，郑军大乱而退，伤亡惨重，退回厦门。郑成功为谋取抗清复明的根据地，决计进兵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由金门科罗湾出发，二十四日抵达澎湖。在澎湖阻风乏粮数日，又冒风雨开船行进。四月一日，大队船只齐进台湾鹿耳门，顺利登岸扎营。郑军迅即攻克赤嵌城（今台南），荷兰侵略者退守台湾城（今安平）。四月二十六日，郑成功致书荷兰总督揆一招降；“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①揆一不降，郑军急攻不下，乃筑长围以困之。郑军又在海上屡败荷兰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又得知台湾城内无井，欲塞城外水源。揆一穷蹙无计，于十二月三日出降。从此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为祖国收复了台湾，在台湾督兵大兴屯田，招集福建、广东人民前来开荒，设官府，兴学校，进一步开发了台湾，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病死于台湾，年三十九岁。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1.平定三藩


　　三藩割据 清初，利用明朝降将以镇守南方：平西王吴三桂驻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驻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驻福建，称为三藩。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兵力不下十余万。因此，清廷对他颇存顾忌，一切不敢过问，假以专制云、贵二省的大权。当时清廷所给云、贵二省督抚的敕书，都要写入“听王节制”四字。吴三桂可以随意题补官吏，号曰“西选”。凡朝廷所选文武官至云南，吴三桂即派人加以收买，以为己用。吴三桂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势力。他占据明代世镇云南的沐氏庄田七百顷作为藩庄①，又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北胜州互市，以茶换取蒙古的马匹。又派许多人出外做生意，贩运辽东人参及四川的黄连、附子，以牟取利润。又大量地贷钱给商人，谓之藩本。还强征关市之税，开矿鼓铸。吴三桂欲效明代沐氏故事，世守云南，所以从各方面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他尚、耿二藩也和吴三桂一样，兵员众多，经商括财，强征市税，遍置私人，坐地称霸。三藩各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严重威胁着清的统治。三藩的存在，每年要消耗官府兵饷二千余万两，在经济上也成为清廷沉重的负担。因此，清廷考虑撤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尚可喜请归老辽东，而欲使其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抓住这个机会。即命其父子率属下兵丁家小同撤。吴三桂、耿精忠闻之，也奏请撤藩，目的在于试探朝廷的态度。当时朝中大臣畏惧吴三桂的武力，多数人不敢主张应允。而康熙帝则毅然作出决定，吴、耿二藩也一齐撤掉。三藩叛乱撤藩之令既下，吴三桂首先于这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而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发布檄文，倡言“兴明讨虏”。吴三桂军由云、贵直入湖南，长驱至岳州，占领湖南全省。吴军又分军入四川，四川的提督、巡抚、总兵先后投降。至此，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尽入吴三桂之手。响应吴三桂叛乱的还有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此三王之叛乱，史称“三藩之乱”。此外，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省的军政官长也相继响应叛乱。这样，中国的西南全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及中原、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混乱起来。康熙帝平三藩以吴三桂为首的反叛势力是虚弱的，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而且吴三桂一开始即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本来他以锐不可挡之势占领湖南全省，但却立即收住了攻势，沿江布置防御工事，与官军对峙。另遣兵一由长沙犯江西，企图与耿精忠合，一由四川犯陕西，企图与陕西提督王辅臣合。
　　这样一种打法，就给予康熙帝以调兵遣将、从容布置的机会。康熙帝在应付这一事变中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他看出主要的叛变者是吴三桂，所以其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只要肯降，不咎既往，以此来分化敌人，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利用汉将汉兵作战。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的王辅臣和福建的耿精忠先后投降朝廷。次年，广东的尚之信也投降。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已起兵六年，年六十七岁，为排除胸中苦闷，于这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一死，其势即土崩瓦解。官军攻下岳州，占领四川，进攻云贵。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官军进入云南省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波及十数省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2.统一台湾
　　郑成功死后，其子孙继续占据台湾，以恢复明朝为旗帜，其实恢复明朝在大陆的统治已不可能，只是在这个名义之下走向了封建割据的道路，日益变成全国统一的障碍。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成熟了。这年郑成功之子郑经死，诸子争位，长子郑克■被杀，幼子郑克塽立。郑克塽时年十二岁，大权操于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康熙帝即用施琅为水师提督，进兵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施琅统战船三百，水师二万，攻打澎湖。一战而克，大获全胜。郑军二万士卒，二百只战舰全部被击溃，守将刘国轩遁归台湾。郑克塽等见大势已去，即向施琅投降。康熙帝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于福建省。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驻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康熙帝收复台湾，完成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政治统一，大大促进了以后台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此台湾成为我国东南海上的重镇，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南沿海的国防，有利于抵御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康熙帝统一台湾，其意义极为重大。


　　3.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叛乱


　　准噶尔部首领叛乱，始于康熙年间，继续于雍正年间，终结于乾隆年间，历时达七十余年之久。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关系到国家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的统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蒙古三部明末清初之际，我国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明时称作鞑靼）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明时称作瓦剌）三大部。漠南蒙古分为二十五部，早在皇太极时就已归附清朝，清廷封其封建领主以亲王、郡王等爵，并与之世代通婚。喀尔喀蒙古分为四部，即扎萨克图汗部、三音诺颜部、士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在皇太极时，各部已向清廷进贡，还各遣子弟入朝。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四部各有其牧地，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雅尔（即塔尔巴哈台）。明末，和硕特部又迁徙游牧于青海。土尔扈特部也因受到准噶尔部压迫，弃雅尔牧地，全族西走，进入已为俄罗斯占据的旧日牧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游牧。在土尔扈特部迁走以后，本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则进入雅尔地方，又自成为一部，所以厄鲁特仍为四部。在厄鲁特四部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平噶尔丹叛乱，统一外蒙古康熙初年，噶尔丹做了准噶尔汗。他野心勃勃，首先把厄鲁特各部并入在他的统治之下，又征服南疆的回部（今维吾尔族），成为控制今新疆、青海的巨大割据势力。他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向东推进，打败喀尔喀蒙古，迫使喀尔喀数十万众南徙。噶尔丹成为对清朝北部疆域的重大祸患。康熙帝一面把喀尔喀部众安置在内蒙古北部放牧，一面命噶尔丹退兵，要他归还属于喀尔喀部的牧地。但噶尔丹在俄罗斯贵族的支持下，不但不听康熙帝之命，相反地却继续东进，侵入内蒙古。在此情况下，康熙帝决定讨伐噶尔丹。康熙帝对噶尔丹三次亲征。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分左右两翼出击。右翼军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和噶尔丹接触，作战失利，噶尔丹乘胜急进，深入乌兰布通（今赤峰市境），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左翼军则以优势火器击破噶尔丹用万驼围成的“驼城”，噶尔丹军遂大败。第二次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于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东南）地方大败噶尔丹，噶尔丹仅以数十骑逃走。第三次在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亲往宁夏对噶尔丹实行包围，噶尔丹穷蹙无计，饮药而死。战争结束后，康熙帝使喀尔喀诸部仍回原牧地，并把喀尔喀各部一律改编为旗，共分为五十五旗，旗设扎萨克（旗长），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雍正年间，喀尔喀又分为七十四旗，到乾隆年间，因人口繁殖，更增为八十四旗。从康熙朝开始，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廷，外蒙古地区完全处于清廷的管理之下。至雍正、乾隆两朝，清廷又先后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及科布多（今吉尔格朗图）筑城，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以掌管喀尔喀蒙古的军政大权，从此遂为定制。平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继续向外扩张，在康熙五十五、六年间（1716—1717年），发兵攻入西藏。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派兵入藏，击败了准噶尔的军队，并使亲清的康济鼐管理前藏，颇罗鼐管理后藏，并以蒙古兵二千人留守西藏。雍正、乾隆时，又在西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


　　统一新疆  新疆北部属于蒙古准噶尔部，虽一再为清朝所败，但仍未归服。南部为回部（维吾尔族），长期受准噶尔的控制。乾隆时，准噶尔部不断发生内争，贵族达瓦齐乘机以武力夺得汗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朝政府出兵平乱，兵抵伊犁，达瓦齐逃至南疆，为维吾尔族人所擒，送给清军。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又起兵反清，不久兵败，逃入俄罗斯。此事件后，清廷即在伊犁设将军，总管本地区的行政、军事。又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在巴里坤各设领队大臣，都领兵屯驻。蒙古族仍分旗编制，各旗设扎萨克，由蒙古人充当，管理本旗事务。天山南路的回部，于乾隆二十二年也发生了以大小和卓木为首的叛乱①，人数众多。次年，清廷出兵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向西逃窜，逾葱岭，入拔达克山（在今阿富汗东北），为当地人所杀，回部之乱平定。清朝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参赞大臣之下，依回部旧制，于各城设立伯克，由维吾尔人担任，管理本城事务。土尔扈特归国土尔扈特原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其牧地在新疆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至哈萨克斯坦塔尔巴哈台山以南）一带。明末，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压迫，西迁旧牧区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驻牧。但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欺压剥削严重，风俗又不同，始终怀念祖国。清初，土尔扈特不断遣使入贡。后来贡道被准噶尔阻绝，土尔扈特便假道俄罗斯，与清朝相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遣使假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帝嘉其诚心，当年即遣图理琛等人出使土尔扈特。图理琛等到达阿玉奇汗驻地，宣传朝廷慰问之意。阿玉奇汗大喜，留住使臣十数日，深切表达了故国之思。图理琛等此行，加深了祖国与土尔扈特的感情。


　　土尔扈特受俄罗斯的压迫太甚，俄罗斯屡向土尔扈特征兵，用来与邻国作战，土尔扈特部众死者很多。后来俄罗斯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又征兵于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众人人忧惧。因此，渥巴锡汗（阿玉奇汗之孙）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月率众回国，沿途遭到俄罗斯追兵袭击，又遭到哈萨克等邀击，历经千辛万苦，死伤极多。至次年六月，才到达伊犁。是年九月，乾隆帝便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乌巴锡等人，一一给予封爵。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乌巴锡率领，在伊犁以东地区游牧，归伊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由舍稜率领在阿尔泰山布尔干河游牧，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4.平罗卜藏丹津叛乱，安定青海


　　雍正元年（1723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反叛清朝。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余万人，进攻西宁。雍正帝命年羹尧为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统兵进讨。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岳钟琪发动奇袭，罗卜藏丹津军大败，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部，清朝加强了对青海的统治。


　　5.改土归流


　　西南土司制度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一带，其居住地区与汉族地区犬牙相错。这些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是苗族，其他还有瑶族、僮族、彝族、傣族、黎族等。清初对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是沿袭元、明的土司制度，即以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当地的土官，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这种土司制度的最大弊病在于世袭，得以世代统治其土地和人民，名义上虽是朝廷的命官，实际是独立王国，对当地居民的压迫、剥削极其残酷，真是无法无天；又极容易与朝廷对抗。所以自明朝以来，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消弭土司之患，即开始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清朝也不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集中地、较大规模地改土归流，是在雍正一朝。鄂尔泰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奏请改土归流。雍正帝同意他的意见，把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命他总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负责规划其事。从雍正四年至九年，改土归流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次第推行，许多土司被撤消，清廷在原土司地区设立府、厅、州、县，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纳粮当差等。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及巩固西南边防。改土归流是进步性的措施。不过这次改土归流以后，土司之未改流者仍然很多，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的边远地区，也有一些散布于甘肃、青海、西藏地方，直至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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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总结明清专题

学台、藩台、臬台

学台：即提督学政。又叫督学使者。清中叶以后，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均从进士出身的官吏中简派，三年一任。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在充任学政时，与督、抚平行。

藩台指布政使，清代的布政使是总督和巡抚的属官，主管一省的人事和财赋；

臬台是指提刑按察使掌管刑事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