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案

第三节、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1.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1）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
     20世纪初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1901年起，\"新政\"的推进一步释放出社会革命的因素:
     新式学堂陆续兴办；
     留学蔚然成风；
     西学传播更加广泛；
     接受新式教育、具有崭新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崭露头角。
     这个新兴阶层的力量所在，不在于它所承担的经济社会职能，而在于它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扰乱中国传统社会那种极为活跃的能力。
     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而从生活情趣、思想修养到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要求，都与传统制度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期望中国也能像欧美一样，进入富强境地。
     他们到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濡染，开始有了民族觉醒和清晰的民主要求。
     与晚清帝国分化离解的社会景象相反，或者说正得因于这一分化离解的社会过程，新兴知识阶层的集团化倾向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增加，他们或麕集都市，或在国外，在学堂、报馆或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事政治组织活动。
     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后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
     但由于政治的黑暗，国内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极易被镇压。而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反满运动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外国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日本，聚集了中国大多数的留学生，日本人的成功，中国人的失败，老师(中国)和学生(日本)的易位，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施恩态度和民族歧视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留学生，陶冶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各种学术、爱国团体逐步向革命的统一体发展。
     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1903年拒俄运动以及同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苏报案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武装反满的革命观念，群体性地完成了向革命派的转化。
     由于清政府的搜捕和杀戮，国内各省志士也陆续避往日本，一时，日本汇集了不少民主革命的知名人物，相互砥砺，酝酿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而注目于孙中山，希望他成为革命党的领袖。
     2）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建立
     孙中山最早建立的革命团体是兴中会。
     兴中会分会和会员的分布，就地域言，偏于广东、香港和海外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籍，其中籍隶香山县的又占相当比例。
     作为会员间联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毋宁说多赖乡情里谊；
     就会员成分而言，绝大多数为商人和会党分子，不少会员分不清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区别。
     随着孙中山与维新改良思潮的分野日趋明显，孙中山产生了舍弃兴中会、改组新的革命组织的念头。
     1905年,孙中山到达日本，约集分属国内17省的旅日留学生和华侨集会，议决建党。8月13日，留日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多人，中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
     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指导同盟会的革命实践，尽管这个纲领中还有较多的缺陷，但它却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现代化纲领。
     最能体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先进性的是\"创立民国\"和\"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主义。但当时尚未发育出清醒一致的现代化共识，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全部意义，大多数人还只能理解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三民主义往往成为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
     最能影响民众心理，引起大众共鸣的是民族主义。就理论和中国现实而言，民族主义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意识；一是反对列强侵略的独立意识。
     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许多杰出的革命党人也仅仅专注于反满革命。
     排满的口号能起到最大的动员作用，造成反清的革命形势。
     它既迎合了一般汉人光复大汉政权，对满人报仇雪恨的民众心理；
     又适合革命志士推翻清政府专制政府以救亡图存、争取民主的情势需要。
     排满因而成为革命的焦点。
     同盟会的会员多系自由加入，各类人等混杂其中，各种思想纷出杂陈。思想分歧加之很狭隘的乡土观念乃至个人宿怨经常导致内部的严重对立，使同盟会党内有党，派内有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仅包括大部分原兴中会会员，而且包括一些出身于广东的同盟会员，如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这个派别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广东和海外。
     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为光复会会员，其活动区域主要为江浙地区；
     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主要以华兴会员为主，但实际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革命党人也大都属于这个政治派别，其主要活动区域是湖南、湖北和四川三个内部省份。几大政治派别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3）革命党人的社会支持
     革命党人除了寻找外部援助以外，主要在国内争取会党和新军的支持。
     革命党人向秘密会党寻求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会党力量的强大。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从内地到沿海，从驻军兵营到交通码头，从乡村到城市，会党均混迹其间，其气甚壮，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势力。
     这是一股受社会挤压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对抗力量，其成员
     心怀离异和不满情绪；
     有着激烈的破坏性心理；
     他们不受社会的尊重；
     也不受法律和社会正统秩序的制约；
     他们不仅具有自图饱暖乃至劫富济贫的经济追求；
     也有强烈的反清抗官意识。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自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所以，各地的革命分子普遍面向会党，开展会党工作，对秘密社会进行教育和改造，力争将其纳入革命的轨道。
     联络会党存在的问题:
     许多革命党人充任了各地会党的领袖。改造会党的工作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有的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时，也只是联络会党头目，或在联合组织中空托几个首领名目，不注重或不可能广泛发动会党群众；只满足于反满宣传，不注重深入细致的民主革命教育。
     有的会党组织服膺革命思想，赞同同盟会组织的纲领；
     有的会党组织，则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书生气十足的士人，不愿接受革命派的改造，不肯抛弃横眉竖眼、两胁插刀的积习。
     所以会党与革命组织的联合相当脆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会党，使本来就具有流氓无产者特征的会党群众，常在紧要关头，号令不一，组织涣散，指挥失灵，跳不出陈旧观念和邪恶习俗的包围。革命党人发动的每次起义，几乎都有会党的积极参加，但几乎每次起义后都暴露出会党固有的劣根性。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了会党反抗强暴的勇气和打击力，但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在历次起义失败后，逐渐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挠\"。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改弦更张，别图良法。
     1908年以后，不少地方的革命者将工作的主要目标转向新军，所以，革命党和会党一度处在各行其是的状态之中，只是到1910年革命形势出现新的高涨时，才再次促进会党与革命党的合作。
     新军是晚清时期，政府为弥补日益衰微的道义权威和政治权威而组建的武装力量。
     新军均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均按西法购备，编练多以德国人为教习，编制则多仿日本，与依靠膂力、使用刀矛弓箭的旧式军队自然不同。因而要求战士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从清政府社会营垒的崩坏中，被抛到十字街头的士大夫已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许多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应募入伍，尤其是新军军官，一般由军事学堂出身者充任。
     为此，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都设立了武备、陆军学堂，国家还分批派遣青年出洋学习军事。日本的成城学校就是一所专供中国学生学习军事的学校。进士官学校的也有不少中国学生。
     清政府要求学生政治可靠，训谕他们\"牢记尊君亲上，无得娱听邪说\"，但这些青年，除了亲贵子弟和贪图私利者以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复受日本人的陶冶，和西方思想的熏陶，也产生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有些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以至在日本军校的学生中充斥着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
     各省督抚为了迎合清政府新政的气氛，标榜新派，对学成回国的军校毕业生争相延揽，给予较高职位。因此，清军的社会成份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革命党人为了开展新军工作，积极投入其中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翔、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进行革命宣传，并在新军中谋建各种秘密组织。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前夕，虽然与革命为敌者，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也占相当比例，但湖北新军的大部分人已倾向革命，这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2.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1）20世纪初的路矿权与民众权益
     近代工商业者虽对\"官督商办\"深恶痛绝，但仍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
     同时，清政府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的重要作用，试图以振兴实业挽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重本抑末\"的陋习，上自朝廷，下至某些地方督抚，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必须尽速联络商情，力除官商隔膜之弊。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其后数年，全国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各地工商业者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它们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增强了商人抗衡官府的能量，在晚清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直接关涉自己经济利益的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中，更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几度酿成清政府的政治危机。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清政府在承受巨额赔款负担和\"新政\"费用的情况下，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取悦列强，不断地出卖中国路矿。
     这种严重状况不能不极大地惊醒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觉悟:路矿权利的丧失不仅是-个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爱国志士们尤其是现代知识阶层，提出收回\"利权\"，保护中国主权的要求，一些商人则在爱国思潮的裹挟下，纷纷投资路矿，以分洋商之利，抵制侵略。
     1903年以后，商办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纷纷成立，收回路矿运动逐步高涨。控制各地路矿公司的大多是绅商，对清政府仍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加入毕竟增加了收回\"利权\"运动的物质力量。张謇、马良等人，由于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在运动中常常取得支配地位，在江浙铁路风潮中尤其如此。他们在运动中总是主张\"文明抵制\"，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引向劝集股款上来，力图把运动限制在合法请愿的范围以内，经济比较落后的内地各省，在自办路矿过程中，除认购路股外，还采取抽股和勒捐的方法，因而涉及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使收回路矿运动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知识界在运动中最为激愤。在江浙铁路风潮中，浙路业务生邬钢和副工程师汤绪先后因路事呕血或绝食而死。1906年10月，山西留学生李培仁愤于清政府卖矿而蹈海自杀，革命派则乘机进行鼓动，几近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摇摆于列强的财政贷款和国内民众停纳租税的威胁之间，犹疑于\"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与国内叛乱的威胁之间，小心行事，希望维持满清社稷于不坠，但这个梦想终于被四川危机打破了。

2）川路修建与保路运动
     四川僻处内地，民族工业极为薄弱，无法担任修筑铁路这样工险费巨的负担；中央财政极为拮据，左支右绌，难以为继，无力参与川路修筑；而列强对于川省铁路则\"群思揽办\"，特别是\"英法眈眈，垂涎相视\"，刺激了全川人民。川督锡良主张自办铁路，引起各界共鸣，川人有感于朝鲜、印度和中国东北因失路权而连及主权的事实，义无反顾地决定自筹股款，自办川路。
     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它明确宣布不募外债，不招洋股。
     1905年，各州县选派士绅二三人为首，成立租股局，并于当年秋后开始征股，自是，全川140余府、厅、州、县，除峨边、懋动、打箭炉、理番等少数极为穷僻之地，都开始征收川路租股，出股者及于农村各个阶层。
     1907年，在蒲殿俊、萧湘等300余四川留日学生的促进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正名为商办。使股东把自身利益同川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和矿山抵押举借的外债，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至四川，清政府借债卖路真相大白。
     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出面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川省各州、县也多由各股东分会、租股局倡议，普遍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还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租股股东中的农民群众亦积极投入保路运动，在\"保卫财产，防备外患\"两个方面，他们与立宪派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保路同志会最初力图把抗议限制在温和的气氛之中，但朝廷拒绝妥协、斗争逐渐集中在政府的专横方面，抗议开始超出经济范围，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使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
     清政府从湖北调军，由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入川镇压。四川危机立即触发了清政府全面的政治危机。
     3）一夜之间的成功
     清政府调军入川，造成武汉地区的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机会已到，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在经历了一连串偶然事件以后，起义在10月10日爆发于武昌，11日和12日，汉阳、汉口被起义军占领。
     武汉三镇迅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后。遂请湖北咨议局 议员和地方绅商会议，推举黎元洪出掌湖北军政府。
     4）全国的相应与政权建立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最先相应的省份是昏暗、陕西。仅在武昌起义后的两个多月中，全国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握有军事政治实权的北洋重臣袁世凯随后发表通电，倒向共和，根据南北协议，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3.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一半。它推翻了满人统治，但最能体现其革命性的，是其作为民主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
     尽管这个共和国软弱而短命，难以胜任现代化的重任；但它的建立毕竟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改变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的发展基调，民主、议会、共和、选举、法治等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特别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高唱入云；党团林立，五彩缤纷；议员选举，城乡轰动。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整个中国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一种胜利，辛亥革命是很外在的和很短暂的，虽然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是面向全体国民，其经济构想比较倾向于下层群众，但革命党人却始终未能克服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的距离，不是把农工大众视为举足轻重的革命动力，而是视为有待解救的对象，要么乐观地估计民众对民主共和的热情，要么归到改良派的思想境界，嗟怨民智未开，觉悟太低，受专制流毒太深。
     革命党人十余年的革命发动仅在于列强、华侨、会党；新军和知识界中，孙中山们的革命事业也就成了孤立和狭隘的活动。革命还外在于一般民众，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政府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混乱。限制和束缚人们--包括革命的、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们--的清规戒律崩解了，社会整合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振荡、更新、失衡、重组等现象纷至沓来。
     孙中山们扰乱旧王朝形势的能力绰绰有余，但吸引或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自己的能力明显不足，其现代化纲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物质、心理断层，因而，缺乏持续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力量来填补帝制崩溃后所留下来的权威真空，社会转机仿佛成了一个无序的自发过程，新社会因子的增长赶不上传统社会的突破速度，中国又从辛亥革命将其升华的高度上跌了下来，由一个皇帝的统治变为多个\"皇帝\"的分治，革命的成果被军阀、官僚、政客所攘夺。中华民国远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4.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
     1）清政府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分解
     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在其他省引起连锁反应。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里，全国18个省中便有14个省发动了成功的起义或宣告独立。在其中的一些省份中，只发生了小规模的零星的战斗，而在另外的一些省份中，几乎没有发生流血的战斗，政权就已改旗易帜了。这种情形与清政府建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从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并亲率步骑两万征明算起，到1644年清军入关为止，共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其间战斗无数，死亡无数。而在不到三百年之后，这个政权却几乎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战斗的情况下，就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清政府的崩溃不仅不同于其前代明王朝的灭亡，而且也不同于自秦代以后任何一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朝廷的更替都是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次改朝换代时期的农民战争都旷日持久，血流成河。
     难道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用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交替的形式?无论是当时的情形，还是以后的历史，显然，都无法使人们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中能够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清政府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它自己垮台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政府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帅部分部队赶赴湖北，以镇压起义之师。但清政府自知荫昌并无指挥北洋军的能力，于是两天之后，在奕劻的大力举荐下，清政府任命当时在家\"养疴\"赋闲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因为在当时袁世凯是唯一一个可以指挥得动北洋新军的人。
     这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于当时大权在握且又是袁世凯的死对头的载沣来说，当然是极为勉强而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政府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政府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政府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政府统治者\"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而自己起来推翻清政府罢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取清政府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清政府只是授予他节制调遣湖北的军队及各路援军时，袁便以足疾未愈为由，借故拖延，并提出他出山的六项条件。
     在清政府答应了袁的条件，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之后，袁才开始向武昌革命发动认真的进攻。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清军连陷汉口和汉阳，使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受到严重挫折。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革命军内部，战斗力较弱而在军事行动中又步调不一。当时的革命军除少数是原起义的清军外，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缺少训练和战斗力。而且在革命军内部充满各种矛盾。
     相反，从清军方面来看，在11月中旬，集结在武汉的清军已达3万多人，其中包括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一个混成协。这些清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
     因此，人们有理由推测，如果当时清军进一步进攻武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对清政府极为有利的时机，袁世凯却突然命令停止进攻武昌，实行停战议和。这中间当然有其他省举行起义或宣告独立所造成的压力的原因，使清政府需要将一部分兵力调离湖北以对付其他地方的反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停战议和是袁世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所导演的整个戏剧的一部分，就在汉阳被攻克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与驻北京的各国使团一起，进行斡旋，并提出停战议和的三个条件:
     双方即日停战，
     清政府宣布退位，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三项条件不仅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也得到了黎元洪、黄兴和程德全的首肯。停战于12月2日开始，接着清政府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接受共和。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及其他地方的起义虽是造成清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清政府能实现对自己的军队的控制的话，清政府再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清政府垮台的原因对以后的政局和政治走向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清政府垮台之后所出现的政治社会分解和权威危机的程度、范围和性质。
     我们从一定意义上将清政府的垮台看作是一个王朝自己烂掉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在这个王朝腐朽溃烂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组织和制度一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国家与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的关系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阶层的存在与效忠是维持传统政治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支柱。(官本位)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和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而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维持一种很高程度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较为发达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和一支官吏队伍。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科层化行政机构曾被誉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不过，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系统却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将国家的权力机关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就是士绅阶层。维持官府和士绅之间关系的纽带，不仅有他们之间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而且还有一套相当发达的制度化的机制--科举制。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官府与士绅在利益上又并非完全一致和互相依赖，利益的分配往往会导致两者的矛盾。一般地说，在正常情况下，双方所实现的势力均衡会有助于达成有关利益分配的默契，但在内外交迫，需要官府从社会中抽取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一旦双方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由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加剧，这种均衡被打破的潜势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期就已存在，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相当明显了。
     其结果，是清政府已无力扑灭农民的造反运动，而不得不依靠士绅自己建立地方武装来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与其说是清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士绅对清政府和农民的双重胜利。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在士绅与清政府的对立中，前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士绅拥有了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而朝廷的军队则日甚一日地腐败和无能。
     与此同时，原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在明显松懈。有资料表明，在17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当时人口总数大约为1500万，在19世纪中期增加了近两倍，达到4300万。但在同时，法定的政府公职的数额和科举的名额都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这也就直接意味着士绅家庭成员获得功勋和官职的机会在相对缩小。
     到1905年，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由于这种种原因，既有的制度吸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能力下降了，而士绅阶层中的离心倾向却在日益增强。大量的资料表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士绅阶层在地方的起义和独立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人们也可以理解当时的清政府与其军队的关系。
     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更早一点的时间，也许是一次新的改朝换代循环。但是，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二三百年，其时已经在收获这种历史性变革所结出的果实。而且，与这种变革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都赋予这种文明以一种极强的辐射力。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这种国际环境直接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下述影响:
     使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结合在一起，加上当时所面对的其他因素，使清政府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修复其机制，以应付内外急迫情况的压力骤然增加。这使清政府垮台的日子提前到来了。只要与历史上那些较重要的王朝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过程是相当突然的。
     第二、在旧的制度框架内造成了最后埋葬这种制度的力量。
     这主要包括现代的工业企业家、商人和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别在晚清末期，西方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派出的大量留学生在西方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有力地促进了这部分社会力量内部的价值整合，而各种商会特别是各省咨议局的设立，更为这部分力量的积聚创造了组织上的条件。
     第三、世界潮流的冲击，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为士绅对官府的反抗蒙上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使这种斗争能在新的共同象征符号下进行。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原来清政府主要社会基础的士绅在与官府的对抗中采用了现代民主主义的旗帜，后面这两点不同程度地决定了20世纪初随中国已不再可能发生过去那种意义上的王朝更替。换言之，传统的君主统治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下去了。
     在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往往会伴随着形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但由于旧的合法性基础往往很快瓦解，而新的合法性基础却形成缓慢，便会出现合法性基础的断裂，或权威真空和权威危机。
     在清政府垮台后，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不过，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权威危机要远远超过许多受同一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的整体性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中间，皇权既是权力中心、社会与治整合的中枢，又是主要的文化象征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的被推翻，意味着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同时呈现真空状态。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民国初年所面临的权威真空。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远超过奥斯曼帝国分解后的土耳其。
     最后还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帝国晚期整个政权机构所受到的深刻的损害。这种损害实际上从清帝国鼎盛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前所述，在清帝国最繁荣的日子里，其人口增长了两倍。但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清政府一直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此，在疆域不断扩大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显得越来越虚弱。
     伴随财政虚弱而来的就是行政的虚弱。这突出表现在，在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加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支持行政机构的扩大。这也是导致士绅力量不断加强，而政府日益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中央权威不断丧失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化专制型集权的作法，包括削弱地方的权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外朝\"的权力以强化\"内朝\"的权力等，但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同时，如同历史上其他行将灭亡的王朝一样，各种腐败现象在权力机构内部日趋普遍化和严重化。
     上述这三方面的情况，是辛亥革命后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面对的遗产。一个政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有效的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四章、 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与制度创新
第一节 民主与制度
1. 民主
     民主一词出自希腊语，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毫无疑问，当林肯为民主一词下定义为\"民治、民有、民享\"时，他心中想到的就是这层意思。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这样一种制度。
     纯粹的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都有权参预每一项决策。但是，如果大家都热衷于参加决策，人们就没有时间做其它事情了，因而纯粹的民主只会引起全面的混乱。这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只在小公社范围内，比如说在古希腊城邦和早期新英格的小镇里，大致实现过。然而，即使在这些城邦和小镇里，也仍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参加议事的权力:
     在新英格兰，妇女和无财产者是无权参预决策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奴隶和妇女也无权发表意见。
     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把那些明白无误地承认政府的权力需经被统治者(民众)同意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把定期在竞争者中挑选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政府官员这一作法制度化了。
     它们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由选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其代表，再由这些代表负责做出政治决定。
     民主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十分重视个人选择的权力。这种选择权是享受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先决条件。
     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较短、较为罕见并且有些势单力薄。
     这种代议民主制仅限于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地或是那些移植了其传统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植总是短命的。有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近独立的几个非洲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还保持着已沦为装饰品的代议民主制。这些国家确实也实行选举制，但是，选举结果却是事先拟定的，因为是一党执政，人们别无选择。为什么要实行一党\"民主\"制呢?其根据是:因为党已经\"了解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因为怕党内分歧会引起社会分裂。没有自由选举制度，这一诊断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就无从验证。人们自始至终会怀疑:一个政党之所以不愿正视自由选举，恐怕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在选举中失败吧。
     2.实行民主制的先决条件
     民主制政府只有当几种基本条件大致齐备时，这一体制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高度发达的经济
     塞穆尔.马丁•李甫塞特(1959)细心研究了从四十八个国家中搜集来的资料。他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的建立有着十分密切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看来尤其重要。
     首先，经济发达的国家总是有一大批城市化的、有文化的和成熟的民众，这些民众期望或渴望参加政治活动。
     第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广大中产阶级的存在可能是稳定性产生的根源。
     作为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反对一切政治动乱，
     而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被压迫阶级也已经减少，因此，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让其公民自由地选择政治领袖而不必担心国家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混乱局面。
     在下层阶级人口较多的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统治阶级则很可能对扩大民主权力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2)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如果设立限制国家权力的机构，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限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法律可以限制权力的施行范围，宪法允许人们对政府官员提出控告，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介则可以让人们自由地发表批评言论。简言之，非正式准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这些准则竟成为不容违犯的法规了。这些\"行为细则\"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却是一切民主制的关键组成部分。
     3)无重大分歧
     一个在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国家，以及一个现有制度得到广泛赞同的国家，最有可能建立民主制。
     明显的政治分野或分裂，有可能把国家分裂成为互不妥协的军事割局，而妥协正是贯彻民主制的关键。
     一个国家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越是激烈，要求政府强硬地遏制这类冲突的压力就越大。
     在严重割局的国家--如黎巴嫩的宗教分裂，南非的种族不合，以及玻利维亚的经济分裂--民主制度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
     4)容忍不同政见
     能够容忍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是民主制的基础。
     执政党必须遏制其想把自己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等同起来的欲望，否则它就会将反对意见视为不忠或背叛行为。
     对民主制构成的另一种危险是\"多数人专制\"。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情况，民主制的施行过程会导致少数民族成为永久的失败者。对于处在这一位置的人们来说，民主制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的装饰品而已。
     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当承认在政治上比较弱小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如果政治过程中的失败者认为使他们失败的过程是不合法的，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更过激的非法手段。
     5)获取消息的渠道畅通
     民主制要求其公民在了解情况时再作出选择。
     如果不让公民了解作出选择应当知道的情况，或者给他们提供了错误的、不真实的消息，那么，民主程序就成了虚设。
     新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和负责公共事务的人须讲真话，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均不清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民主地参预决策显然是行不通的。
     6)权力的分散
     权力分散以后，专制统治行不通了，这样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巩固。
     分散权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权力扩散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宪法把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时常可以起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水门事件中行政权力的滥用就受到了另外两个权力分支的阻止和调查。
     分散权力的另一种作法是，把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地方政府部门。此外，权力还可分散到政府部门以外的其它机构和组织中去。工会、公司、妇女联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其它单位都拥有各种侧重点不尽相同的权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相互监督的平衡系统，以保证每个组织都不得无视其它组织的存在。
     3.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生存下去并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
     例如，必须哺育培养儿童；必须保障文化知识代代相传；必须遵守和维护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必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等。
     同时，社会成员又反过来创造出思想和行为模式，为解决以上这些不断提出的需要提供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把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称为制度。
     1）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围绕某种社会基本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稳定的价值、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
     家庭制度保障了对儿童的照顾和培养；
     教育制度负责向年轻一代传授文化知识；
     政治制度保障权利分配和维持社会秩序；
     经济制度负责提供商品和服务；
     宗教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用以加强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种典礼仪式。
     这些主要制度内部又包含较小的单位。如棒球运动是体育制度内部的一种行为模式；医院是医疗制度的一部分；监狱是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等等。
     2）制度的特点
     保守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行为模式只有在得到习俗和传统的支持、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接受时，才能制度化。
     人们容易厌恶乃至抵制对任何已经熟悉了的制度的攻击。(例如，假设提出消灭家庭；终止义务教育；以新的宗教取代现存宗教，人们可能产生的反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抵制变化的倾向常常具有一定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和变革时期，如果旧秩序已经变得过时、无效甚至暴虐，那么抵制变革只能导致社会功能失调。
     制度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结合相当紧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注意到，文化的不同方面在总体上趋向于和谐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紧张，甚至文化分解。
     同样，为了避免出现过度结构紧张和社会分解，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和谐。
     因此，社会主要制度趋向于坚持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表现一致的目标和重点，支持或惩罚相同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因为制度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所以每一种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
     制度的变化很少孤立进行，任何一种主要制度发生重大改革都可能伴随其它制度的变化。这是制度的第三个特点。
     经济制度的变化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人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会产生多种影响。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从乡村农业经济转为城市工业经济，就需要进行其他许多制度方面的调整以维护社会的一体化。
     3）政治与制度
     两千多年以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类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动物。我们（人类）确实是政治动物，而且必须具备这一特性，因为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所有的社会中，珍贵资源总是稀缺的，而政治最终决定\"何人在何时如何得到何物\"的过程。政治形势和政治行动的特点随社会，人群的更移变动而出现大的改变，但政治程序本身却是相同的。
     政体是制度化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些个人或团体获得权力并对他人实施权力。现代社会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国家的政治化的过程。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946)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成功地获得了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垄断权力的机构。当然，国家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另外一些代理机构，如地方政权、警察、军队等，但最终可以驱使这些机构运转的仍是国家。因此说，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顺便提一下，\"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国家是抽象化的社会制度，政府则由一个个实体的人构成。无论何时，总是由这些实体的个人来行使国家的权力。
     政治同权力密切相关--谁掌握权力?怎样获得权力?如何运用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说，权力就是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在被控制者不情愿时统治他们的能力。即权力就是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
     因各种原因不能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人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炫耀权力，也可以诡谲地使用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也可以非法地使用权力；可以正当地使用权力，也可以不正当地使用权力。
     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诸如财产、地位、声望、数量、有影响的组织等都可产生权力。然而，权力归根结底是一种强迫他人服从的能力，在必要时，需要通过威吓或动用武力来达到使人服从的目的。

第二节、 中国人初识民主
1.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在不同国度、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古代典籍早就有\"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等记载，但这里的民主只是指\"民之主\"。\"民主\"就是君主，就是帝王。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历二千余年而不变，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为何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憧憬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假托孔子之口描述的\"大同\"之世，不仅在中国古代成为怀疑和非难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而且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仍将此作为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利器。
     2.近代中国人认识的民主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人民\"和\"权力\"的合成，意指\"人民的权力\"。
     列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然而，和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抽象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同。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以群体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 这是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谈不上争取所谓的\"人民的权力\"。
     只有坚决地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只有推翻腐朽无能的封建主义政权，建立能够领导人民革旧图新的政权，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
     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它只能是一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去探索去奋斗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是在谋求自强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西方侵略者的炮火震撼下开始的。因而，带有非常强烈\"救亡\"特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具有全面意义的较量和竞争，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政府竟然被远隔重洋的\"英夷\"打败，这一残酷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极大地刺激了不愿目睹祖国沉沦的忧时爱国之士。
     1）地主阶级改革派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情愫出发，以研究和介绍世界知识为发端，他们开始用审视的、批判的目光打量中国封建制度，认真地、冷静地了解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此间思想界关心和议论的热点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开始了粗略和朦胧的认识，其代表人物就是魏源、徐继畬、梁廷枏三人。
     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不仅以肯定的口吻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与西方诸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在介绍英国议会--\"巴厘满\"制度时，魏源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关系，议会制度的民主原则，上议院、下议院的权力界限，官员的黜陟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都有大致准确的勾勒。
     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赞扬美国四年一届的民选\"总领\"(即总统)，\"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是为\"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是为\"周\"。
     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民主共和制，魏源以钦羡的口吻将之称为\"西土之桃花源\"。
     应该说，魏源不仅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也是从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角度，称赞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第一人。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前后与外国人较多直接接触的沿海封疆大吏，他于1848年写成的《瀛环志略》一书，是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和欧美民主制度的名著。
     此书对欧美民主议会制度，包括其形式、职能、议事程序，甚至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方法，任期规定等均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徐氏对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他不仅\"创古今未有之局\"，居\"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而且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被西方视为民主共和制度创始人的华盛顿，深刻影响了后来一代辛亥志士的思想与实践，徐继畬则是介绍华盛顿事迹于中国的第一人。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四种。
     其中《合省国说》为梁氏参考美国人《合省志略》一书，结合自己在粤海关等处搜集的有关美国资料编纂而成。
     与魏源、徐继畬著作相比较，《合省国说》不仅专门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进一步注意到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进一步从时空观念，民族特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美国之所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梁廷枏不但知其然，而且努力知其所以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从一般了解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2）早期维新派
     19世纪60年代后，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尤其是经历了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后，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一场以\"自强\"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登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前台，直至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洋务运动从\"求强\"到\"求富\"经历了30年的历史过程。
     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深入，从赞扬\"君民不隔\"，仿照\"君民共主\"，以至主张\"开设议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通过沿用中国古代圣贤的术语和形式，冯桂芬发出了学习西方近代民主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微弱呼声。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改革中国政治有了更为迫切的愿望，仿行西方\"君民共主\"成为此时民主思想的主流，其中郑观应和王韬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易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
     王韬《重民》明确地指出了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政体的区别。
     19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代替\"君民共主\"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的主流。
     1883年，崔国因《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就向清政府直接提出将开设议院作为十强之策的关键，主张由王公大臣及民间推举之士分别组成上议院和下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利于\"人才辈出\"及\"增饷增兵之制\"的落实。
     次年，两广总督、淮军重要将领张树声口授的《遗折》，也倾吐了开设议院的主张。
     同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出使大臣郭嵩焘也都语焉不详地赞同开设议院。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几位官吏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汤震、邵作舟、黄遵宪、陈炽、宋恕、陈虬、何启、胡礼垣等都公开赞同设立议院，甚至具体到如何设立议院的办法。
     概括地说，他们设计的议院可分为两类:
     一种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虽然有种种好处，但在目前的中国难以实行，因而应当\"变通之\"，实行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
     另一种认为要使朝野上下一心，真正做到为政公平，应当实行民选议院，此与西方的议院已相当接近。除部分朝臣官吏、有识之士外，一般知识青年也都纷纷表示赞同开设议院。
     1893年，王韬主持下的上海格致书院，曾以\"议院论\"命题，组织学生撰文讨论，其中被评为最优的三篇文章均肯定开设议院是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并批驳了反对设议院的种种论调。
     由此可知，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已成为倡言变法自强的人们的中心话题。
     3）戊戌维新派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刺激了维新人士将变法图存由坐而论道一变而为实践行动。
     是年4月，《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维新领袖康有为即发动在京参加会试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公车上书\"，不仅明确提出了公举\"议郎\"，实现\"君民共主\"的立国自强大计，而且其行动本身即显示了一代维新志士在追求民主道路上的群体自觉。
     维新派对民主的议论和认识，已经开始从对西方国家的直接介绍上升到理论和逻辑的说明，此间中国民主思潮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民权思想的广泛宣传。
     康有为早在1885至1891年间写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稿中，就以\"几何公理\"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则是\"公法\"；若\"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则是根本违反\"几何公理\"的，也是不益于\"人道\"的。可以看出，康有为是以自己的语言将近代西方关于人的自然权利思想说成是人类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它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西方民主的核心。
     与康有为相比，严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阐述更加鲜明准确，他将西方\"天赋人权\"的口号译之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原强》、《天演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译著中，一面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宣传介绍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西学\"，并重视启蒙，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的教育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民权、自由的思想观点，维新派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愈发觉得难以忍受。
     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以激愤的言词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其中表露的正是追求民
     权和自由的内心。
     梁启超则从\"公\"和\"私\"立论，抨击专制倡言民权。梁氏认为，所谓\"公\"，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有自由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所谓\"私\"，就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如此\"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则必然导致政权的灭亡。这里，梁启超已经多少触及到专制制度腐朽无望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维新志士在极力宣传民权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他还向光绪皇帝专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认为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同君权政治的传统彻底决裂，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光绪皇帝，变法也只能是利用君权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的有限的改革；
     封建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变法中维新与守旧的直接利益冲突，又不能不使他们注重策略而改变和调整\"变法\"的内容。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已有明显后退，康氏已缄口不言。对于议院、国会、宪法，光绪的变法诏书中对此也未有涉及，反而康有为一再劝说提醒皇帝对此不可操之过急，康有为在专门进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所加按语中写道:\"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就在于\"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不仅如此，当百日维新已开始一个多月后，他还在《国闻报》上特意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表示反对设议院、兴民权\"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有论者指出，维新派在变法前后关于民权、平等、自由的宣传，是一次真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但是，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它并未留下什么实际的成果。\"就民主化进程来说，戊戌时期基本上仍属于思想领域，或者说正在试探着从思想迈向行动。\"这种概括可谓中肯。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正像追求其他新事物一样，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是思想先于行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有识之士从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观念开始；进而羡慕赞\"君民不隔\"，主张\"君民共主\"开设议院；进而呼唤民权，倡言自由；表现的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急迫之情，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初识民主，不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缺陷，更有与封建传统难以割断的历史局限。从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直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以及对民权思想的宣传，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戊戌维新也仅是将其实践限制在君权的范围之内。近代中国将民主思想转变为政治实践，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正式形成是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年。

第三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
    20世纪初年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历程中的一个特殊年代。在纷纭复杂，风潮激荡的时局中，出现了清政府的\"新政\"，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活动。
     颁布新法，集会请愿，论辩驳难，武装对抗，三方都在为实现自己设计的政治目标而各尽所能。
     历史最终做出了选择: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统治者来说具有切肤之痛的震撼。
     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政府之无能和无可救药。
     下层群众以\"民变\"的形式发泄着对现实的严重不满；
     上层社会也渐有改弦更张，变法以存的异调和要求；
     西方列强则进一步逼迫清政府\"更新\"内政，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已成大势所趋。
     1900年1月，就在慈禧太后捕杀维新志士的戊戌政变两年又四个月之后，也是在联军陷京，政府\"搬迁\"的西安途中。
     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一变法宗旨，实质就是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改革\"。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新政初期，也只不过是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若干旧有机构而已，这样的\"改革\"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也感到难以满足。
     1.立宪派与君主立宪
     1）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一脉相承，最早鼓吹立宪的也是原来的维新派人士。
     早在1901年春，梁启超即发表《立宪法议》，正式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少数工商界人士及出使官员如张謇、李盛铎等人也开始公开建议实行宪政。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借鉴。
     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日本的君主立宪胜于俄国的君主专制。
     是年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大臣联名奏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即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主调的\"仿行宪政\"谕旨。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不仅使立宪派人士欣喜若狂，而且使立宪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906年底，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苏、浙、闽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随后，湖北、湖南、吉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旨在立宪的政治团体；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于1907年令海外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则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具有政党规模的政闻社，公开登台演说，宣传立宪。
     自1907年秋开始，立宪派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不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尽快实现其立宪的政治目标。清政府则利用不同的时机，一面作点表面文章拉拢利用立宪派，一面又严厉呵斥愚弄立宪派，最终使立宪运动归于破产。
     2）对君主立宪制的\"误读\"
     由于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制度变革驱动因素，也就是说，在中国缺乏西方布尔乔亚与市民社会这些促成立宪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具有积极促进变革的刺激力量。因为它可以刺激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进取心与亢奋心。
     乐观的进取、亢奋与制度引入
     人们以为，只要在中国引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条件地产生西方社会同样的效能。
     这种简单的直线的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看法，似乎中国只要有了泰西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欣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的思想状态中。
     例如，在郑观应看来，既\"蕞尔三岛\"的英国，由于设立了议院，而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那么，如果中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换言之，尽管中国当时远不具有实行立宪政治所应具备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制度决定论式的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冲动，产生一种对自己并不真正理解却充满期待的美好事物的模糊的欣快感。
     由于它给人们带来一种与现实政治对比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也就会促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并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而所有这种种向上的动力，却来源\"中国式\"的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读解。历史与逻辑就是如此的矛盾。
     从逻辑上来看，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过于\"早熟\"的立宪观，如果只有经济条件成熟到与西方社会相近时，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以市场经济契约为基础的原生态的立宪主义思想，那么，改变现实的动力，将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循环\"的陷阱之中。更为具体地说，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而言，作为立宪政治的基础的近代市场化经济的长入与充分发展，又必须以思想与价值观念层面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巨大冲击与变动作为前提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精神方面的冲动力，就难以产生改变现状、发展经济的契机与动力，而没有这种动力与契机，也就是说没有使立宪政治得以实现的那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条件，这样，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如过去世代一样的死水一潭。
     文化误读的制度决定论立宪观的消极方面
     人们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毕竟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的历史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制度决定论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于某种效能的渴求(例如克服民族危机或富国强兵等等)越是强烈，人们也就越发向往迅速地建立那种被认为可以产生该种效能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民族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也就越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只有立宪才能拯救中国，中国既然业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只有立即采取立宪政体，才有希望摆脱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史就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根源。
     其次，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又具有引发失范和整合性危机的盲目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的一些学者曾分析了传统集权体制条件下嫁接西方立宪政治的困难。
     他们指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能否在新兴国家中顺利地建立并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是持续或发展了原有的制度，还是仅仅从宗主国家输入的外来制度。这种差别关系到立法者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以及这种立法变动与传统的信念、价值与习俗的相容性。
    在前一种情况下，立法变革较为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社会成员更容易理解在这种与传统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的新体制中如何行事，这就使得公开的冲突与政治机能上的严重的断裂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新制度将会是十分脆弱无力的，并很容易在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当作\"外来物\"而扫除掉。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立宪政治何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失败。
     典型的立宪政治，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把它当作寻求富强的工具而从西方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时，这种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同构点，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容性和结合点。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如何行事，也没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可供遵循。
     对于日俄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也就越是向往某种被他们认为具有消弥危机\"功效\"的西方制度，其心态也就会越发激进，其结果则会是越发脱离实际。
     中国此后所面临的问题将是这样的:在旧体制尚来不及进行适应现代化挑战的转型以前，在传统的权威基础对社会转型的整合功能尚没有有效形成以前，这些旧物便将因为这种基于制度决定论的激进政治选择而急剧崩解。然而，那些仿效西方的新体制，却由于缺乏和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配合，而同样无法取得整合社会的成效。
     于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制度决定论所引发的社会失范，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之-。
     2.革命派的民主革命
     与立宪运动旨趣截然相反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真正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1）革命派的民主理论认识
     早在1894年11月，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章程所附入会誓词中，孙中山即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里的\"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此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又不断地阐述、完善这一纲领。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演说时更明确讲道:\"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仿照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将\"建立民国\"作为革命政纲之一。至此，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式确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目标。
     次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一文中，更为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都投入到批判专制，宣传民主的活动中。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被人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2)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一往无前之气势推翻了清政府，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最终在\"新政\"、立宪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响应的形势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即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实现其扫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革命目标。
     政治方面: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人民具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权利；解放\"胥户\"、\"惰民\"等所谓的\"贱民\"，允许他们享有一切公民的权利；革除官厅封建陋习，规定无论官阶大小，均穿同样制服，领取相等津贴；革除具有封建等级色彩的\"大人\"、\"老爷\"之类称呼，代之以\"先生\"、\"君\"之类的平等称谓；公开宣布妇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社会改革方面: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禁止蓄辫、缠足、eww等恶习；废除跪拜礼，代之以鞠躬；
     教育方面:旧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除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式教科书；新编体现民主共和宗旨的新式教科书，禁止小学读经，允许男女同校；教育总长蔡元培还专门写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将清政府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法律方面: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典籍；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临时政府发布的此类政令，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极大冲击，而且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期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它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即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和内阁责任制；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请愿、讼诉、应考、选举及被选举等各\"自由权\"；
     人民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
     不仅如此，《临时约法》还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民国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制复辟的法律依据。
     4）民主共和观念的扩展深入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深入社会。
     以\"民主\"、\"共和\"命名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旨在倡言民主的《民主》、《民声》、《民视》等各种报纸杂志似雪片飞向城镇乡村；
     教育界\"学校禁读经书，私家如有私授经者，官吏至加以刑罚\"。
     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还以 《临时约法》中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条款为法律依据，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
     禁止缠足，提倡\"天足\"，妇女从香闺绣榻走向社会，甚至组织团体、参政议政；
     社会风尚改革中，剪辫易服、确认阳历、破除迷信、禁止烟赌、改变称谓、废止跪拜、婚姻自由、改良戏剧┅┅
     无不反映着辛亥之后民主共和的浓厚社会氛围。

第四节、新理论的探索与追求
    辛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了民国，而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
     1社会失范
     失范: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
     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结构在不断加速分化，使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
     到冲击而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在结构分化到重新整合之间的过渡时期，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这种社会失范又经常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化的程序被打乱、力量被削弱而加剧。
     革命派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野心家也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新旧\"反复\"和\"羼杂\"的两种特别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注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搏斗。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保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不仅屡起屡败，而且每况愈下。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心情十分沉痛，他\"痛心疾首\"地回顾辛亥以来七年的历史说:
     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2.新的探索与追求
     1）孙中山的探索
     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越来越不满意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
     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先后写成《民权初步》、《实业计划》、 《孙文学说》三书，对未来中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府的建设提出了一套新的构想。
其要点是:
     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能够直接指挥国家权力机关；
     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使国家权力机关本身具有更加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更高的效能；
     实行\"县自治\"，在县一级区域内实行直接民权的选举法，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直接参与本地大事的决策和管理。
     孙中山等人为中国民主制度设计的蓝图是十分粗略的，但他在批评西方代议制度弊端的同时，坚持主权在民、政府成员只是人民公仆的原则，表明革命民主派已破除对西方代议制度的迷信，寻求一种比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更为真实和彻底的民主模式，而这种寻求本身就包含着对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自觉抵制。
     2）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探索
     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的迅速失败，不仅引起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反思，也使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和怀疑:
     建设民主政治的美妙构想和种种努力，何以在转瞬之间化为泡影?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种种行为何以使许多人感到顺理成章?
     欲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首先大力批判和清除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传统，以此唤醒人民的民主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追求。
     1915年9月，曾经列名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致信章士钊明确指出:应当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经验，用新的文艺形式向广大人民传播现代思潮，以改革人民的旧思想，对中国作\"根本救济\"。至于中国人的旧思想，黄远生则概括为\"笼统主义\"--\"凡在今日为造国保种变化进步之公敌之病象，无一不归之\"。
     与黄远生的说法不同，蓝公武认为中国旧礼教的根本问题是\"奴性\"。中国要图存于今世，首先应当铲除\"奴性\"，在黄、蓝二人看来，中国当务之急，在于用资产阶级民主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只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旧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政治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此种过于笼统和模糊的议论，因其缺乏具有号召力的鲜明内容，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的响应。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使黄远生、蓝公武企望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变成了现实。
     3.新文化运动与民主
     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大声疾呼民主和科学。
     他指出，科学与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又明确指出:
     中国欲求自存，必须抛弃官僚专制的个人统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觉悟；
     人民应当积极干预政治，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而不应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于\"善良的政府，贤人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场震撼人心和影响深远的抨击和批判，同时又从破除封建主义奴性和愚昧的角度极力张扬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
     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政治民主化才从单纯的政治制度构造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的高度。没有个性解放，没有人权意识和自由精神，中国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这种认识对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个人价值和自由能否实现，是要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新文化运动显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文化变革究竟能把中国引向何处，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也只有茫然和盲目。
     实践证明，只有民族的觉醒才能真正促进民主的启蒙。

第五章、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消长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经济的根本特征
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自然经济的具体表现:\"耕\"与\"织\"--即衣、食这两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结合，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的经济结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与\"织\"结合的经济结构仍在中国占主要地位。
     2）\"耕\"、\"织\"结合的形成:
     广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由于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以及家庭人口的生存负担，使农民单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因此，全家老少不得不利用一切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只有兼做手工劳动，才能勉强糊口。
     不仅农民的经济生活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主要是自己享用，很少用于交换。--地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以内。
     2.商品经济的发展
     1）一般意义: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
     商品:a.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b.供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
     c.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d.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
     不同所有者的结果。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能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还是要看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准备大市场；能否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和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的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商品生产、交换不断、有所发展……
     2）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
     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
     农民家庭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由于资源分布和所需生产条件的限制；（盐、铁专卖除外，其它生活所需物品，不一定都能自产，需要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换。）
     市场交换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且是其必不可少的附属物。 （农民家庭需以自己的部分剩余产品去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自然经济下，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生产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马克思的理论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前的社会环境；
     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思、历史的回顾。
     中世纪欧洲:
     庄园制经济单位远大于中国的小农经济；
     生产、生活用品在庄园内就可以解决，不需通过市场和交换。
     中国与西欧同期不同:
     农民家庭所需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
     地主家庭自给性较强，但消费结构与农家不同，奢侈品需以市场交换解决；
     发达的贩运贸易主要重奢侈品，土特产品或生产者在满足自己需要后的剩余产品。
第二节、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破败
在近代中国，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然而，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越来越呈现出破败的局面。近代以来农村经济的衰败，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凭借着这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侵略者开始向中国输出商品。
     1）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自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为主）的基地。
     在1865-1894年间，进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首先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推销市场（为主）。
     在进口的货物中，除大宗的鸦片外，最主要的是棉纺织品，其中包括棉纱和棉布，此外还有毛织品、铁、锡、火柴、煤、煤油、糖以及其他装饰品等等。
     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主要是农副产品，而工业产品在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比重很少。即使在所谓工业产品中也主要是丝织品、砖茶、糖等，这些工业产品不仅原料仍来源于农副产品，而且其本身也大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实际上仍是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在这些农副产品中又以蚕丝和茶叶为大宗，此外还有棉花、蔗糖、豆类、烟草、草帽辫等农副产品也供出口。
     2）甲午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变化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中:
     进口货物的激增，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特权向中国进行商品推销的结果；
     出口货物总值的增加、种类的繁多和各种商品所占比重的消长，完全是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所造成的。
     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此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因而，中国农业经济的性质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方向转化了。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又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将其势力直接伸展到中国农村，利用其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侵略体系，采取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向中国推销其商品和掠夺原料。
     3）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的形式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接对中国农田的侵夺。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各通商
     口岸开辟租界侵占了大量农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特别是到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教案\"赔款的名义，在全国各地侵占了大量农田。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还利用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到处霸占土地。
     外国商人买地建厂侵夺农民土地的情况也很多。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农业生产活动，推行殖民地农业经济。
     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适应它们的需要，便直接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种种干涉农业生产的活动。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买办以发放高利贷的形式去剥削农民。
     凡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它们都利用大小买办直接深人到农村的初级市场进行掠夺。一般是采取预购、包销办法去剥削农民。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加紧了对中国农业生产进行干涉和控制，使之更加适应于它们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经济便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广的地域上日益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并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这是造成农业破败的主要原因。
     4）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显著变化
     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对于传统农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鸦片战争以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多年里，这个分解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当时，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和上海附近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受到些打击之外，就全国范围来说，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以机制棉纺织品的低廉价格为武器，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进行了打击，使中国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强制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开来；
     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又强制手织业与农业分离开来。
     原来以纺纱织布为副业以补充其生活之不足的农民，不得不放弃手纺织业，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化；或是离开农村，寻找其他的生路。这对小农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分解进程大大加速，加快了小农经济的瓦解。自然经济的分解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但是，中国自然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的结果并没有迅速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中国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半殖民地。不过，自然经济分解的过程是异常曲折迂回的。大体而言，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较早较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僻乡村，这个过程进行得较晚较慢，甚至有的原封未动。
     2.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也是造成农业衰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村的情况和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中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鸦片战争以后仍然保持下来。甲午战争以后，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地集中的现象和集中的趋势仍然存在。
     全国土地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南方高于北方，长江流域高于华北平原。
     由于地租收益比较优厚可靠，地主、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都争相购买兼并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中国地主阶级，仍旧将土地分散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直接向他们榨取封建地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也有增长的趋势。而且，晚清到民初很长的时期内，封建剥削仍然十分残酷，它使广大中国农民处于贫困、愚昧、落后之中，顶多只能在简单再生产中不断反复，难免于失业破产的命运。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造成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破败不堪的社会根源。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对农村的搜刮更是有增无已。为了筹集军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以及各省政府，还大量发行公债。北洋军阀政府自1912年至1926年，年年发行公债，实发额共计6.12多亿元，各省所发行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公债都是强迫人民购买或进行摊派的。这些公债摊销之后从不偿还，形同捐税。
     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无不用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剥削人民，以补其财政收入之不足，并从中牟取暴利以饱私囊。各地军阀铸造的铜元，由于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获利甚大。滥铸硬币，兑价自然跌落，物价更无形抬高。物价腾贵，广大农民的负担必然加重。滥发纸币的后果更严重。这些纸币没有任何储备金，也没有任何信用，不予兑现，随发行随贬值，最后成为一堆废纸。
     物价节节上涨，农民负担极重。北洋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税不断加重，杂税名目繁多，加剧了农村的破败。军阀连年混战，广大农村遭受兵差征发、炮火破坏以及兵匪抢掠的损失已无法统计，这不能不给已破败的农业以沉重打击。
     4.人口压力及灾荒对农业经济的抑制
     1）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突破有史以来的1亿大关；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相继突破2亿和3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亿；
     咸丰元年（1851年）时更达到4.3亿，成为清代人口数量的最高点。
     过剩人口是近代中国社会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过剩人口队伍的日益庞大；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吸收大量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问题难以解决。
     在近代中国，过剩人口存在的最主要形式是存在于农业人口之中\"潜在的过剩人口\"。中国近代潜在的过剩人口是在农业经济破败凋零的基础上存在的，它的存在又加剧了农业经济的破败。\"
     2）灾荒近代中国农业
     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和严重:
     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水涝、瘟疫、霜雹、沙碱等不仅连年不断，而且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需要说明的是，灾荒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兵之后，必有灾年\"，说的就是人祸与天灾的相关性。
     晚清水利失修，致使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水旱灾害年甚一年。△185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
     两广地区的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
     北洋军阀时期，\"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苦痛\"。
     由于农业的破败，使农民走上了贫困化和饥饿化的道路，这就降低和削弱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破败。
     近代中国的农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农业中的技术作物和商品经济，虽然曾一度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只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农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中国农村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与掠夺之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苛捐杂税、战争、天灾等日益增加，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据调查，当时全国耕地面积大约在15亿亩左右，从19世纪70年代起，除新垦区(特别是东北各省)外，耕地一般都没有什么扩大，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是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的。
     在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单位面积产量也陷于停滞、萎缩，乃至下降的状况。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必然促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近代中国的农业陷入日益衰败的局面。

第三节、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1 自然经济与近代农业商品化
     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一方面自然经济逐渐分解，传统农业陷入衰败、停滞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增强，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根本对立的。所谓自然经济的分解，实质上就是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遭到了破坏，组成它的主体的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因此，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分离仅是自然经济分解的标志之一，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中国的农业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商品性农业，但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异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逐步发展，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更为迅速的客观发展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棉花、蚕桑、罂粟、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发展，以及小麦、谷物、豆类等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提高；同时还表现为某些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而起伏。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初，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后来由于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了，如茶、甘蔗、蓝靛等，另外又有一些经济作物，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
     2 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发展
     第一，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趋势。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大多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都有明显的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除玉米有所提高外，其余作物不是没有变化，就是有所下降，商品性经济作物排挤自给性粮食作物种植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近代中国发展较快的商品性作物主要有棉花、蚕桑、茶、甘蔗、烟草、花生、大豆、罂粟等，其中棉花最具典型性。
     第二，商品性经济作物，多以出售为种植目的。
     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洋棉入口逐渐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价格提高，入口减少，出口呈现增加，棉花由入超变为出超。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外资本都开始在中国投资创办机器棉纺织业。
     以上原因都刺激了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
     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增加，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的增长，棉花销售中心市场也逐渐形成。如上海、武汉、天津、青岛、济南、无锡、郑州等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棉花中心市场。
     蚕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蚕丝出口有所增长的，促使国内桑树的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不断增加。
     19世纪60-80年代，欧洲和日本蚕丝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欧洲和日本丝的竞争，虽然生丝出口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1900-1918年间中国生丝的出口一直徘徊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
     茶 鸦片战争前，茶在出口总值中占到60％以上。19世纪40～80年代，茶产量突飞猛进，19世纪80年代每年出口茶叶竟在200余万担以上，虽然茶叶的出口占出口货值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但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茶叶的种植几乎遍于南方各省。
     自19世纪80年代起，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茶的生产便大为下降。1919年后，茶的出口量每年都在100万担以下。
     中国茶叶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由于中国茶业种植仍旧停留在小农经济生产技术的水平上，加工仍然是落后的手工业，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相竞争。于是国内茶价跌落，再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茶农纷纷破产，茶田荒芜，有的改种别种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近代有所扩大，但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还是较低的。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始终没有突破20％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不发达。
     第三，粮食商品化的发展。
     促进粮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逐渐增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排挤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了某些农业区粮食总产量的减少，变成了仰给外地的缺粮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比较多，某些地方反而成了缺粮地区。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刺激了粮食商品率的提高。
     再次，粮食加工工业，特别是酿酒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
     适应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粮食集散中心开始形成了。当时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有芜湖、无锡、长沙等。
     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粮食商品率的提高并没有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相反，农民为了换取货币以购买日用品和支付货币赋税与地租，不得不压低生活水平而出卖口粮。便导致了一方面粮食商品化的深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粮食短缺。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枯萎和农民贫困化的一种反映。
     第四，中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重要标志。
     当时已出现农业专门化区域:
     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
     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
     烟草多集中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
     大豆主要产于东北；
     花生主要产于山东、广东、安徽等省；
     稻米主要产于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浙江等江南一带；
     而小麦主要产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和东北一带。
     农业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
     近代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和扩大，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促成的。
     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促成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
     近代农业专门化区域形成和扩大的程度并不太高，小农经济始终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衡。在交通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大城市的附近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而在一些边远的省份和地区要低得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3.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若干特点:
     首先，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太大，而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大肆搜刮中国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扩大和加深，中国近代农业也就被大规模卷入到商品经济中来。外国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农产品，某种农产品就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反之，则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导致市场萧条，田园荒芜，农民破产。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不仅制约着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权，旁落于外国资本主义者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半殖民地、殖民地化，以及中国农民日益贫困化。
     其次，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只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鸦片战争之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前途。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中，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垦殖公司等，但这些土地所有者占有大量土地宁可出租给农民耕种，也不进行资本主义规模经营。
     这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的中国，利润不经常，不保险，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所以当时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经营者，没有向资产阶级转化，反而更多地向封建地主转化，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为市场提供商业农产品的，并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仍旧是广大农民所经营的个体小农业。既然中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村中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问题，主要就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再次，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以牺牲广大贫苦农民的必要劳动量来维持的；中国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外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中国农村中的小农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量很少，劳动产品并不足自给。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完租、还债，农民常常要出卖自己所产的细粮，换回粗粮充饥，所饲养的家禽也必须尽量卖出，有时不得不贱卖贵买农产品。这种现象导致伴随中国近代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农民更加贫困化。
     农民经济卷入市场后，市场价格对它便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农民所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剪刀差价(即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在上涨或下跌时，有一个差额)、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农业商品化后积累的财富，经过许多商业环节最终集中到支配国际市场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和小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商业买办资本家手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就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

第四节、中国人为农业现代化做出的努力
在近代的中国，尽管从总体上说来，农业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但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中国人也在试图寻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1、近代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寻: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
     一方面，是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破坏着中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独立的小手工业；
     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因而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同时，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
     这一切都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1)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中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其经营方式主要的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民对市场依赖的增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民分化的加剧。加上农业生产某些部门中利润的刺激也使部分资本流向农业，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应当是租地农场主的出现。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就其价值构成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在中国近代农业中，这种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家--租地农场主，在整个农业中几乎没有。
     2)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地主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所谓经营地主；在农民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富农经济，以及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些新式农牧垦殖公司。
     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近代中国农业中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组成部分。近代的富农经济按其经营情况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式富农；另一种是旧式富农。
     新式富农经济 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有所发展。新式富农仿照外国资本主义的方法经营农业生产。
     20世纪初，中国农业中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租地农场主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的数量还不很多，经营规模较小，多使用手工劳动，使用农业机械生产的很少，但表明在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已经存在了。
     旧式富农 这是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旧式富农占有土地不多，因为自家劳动力不足，经常雇佣一个或几个雇工耕种，自己也参加些劳动。他们还往往出租一部分土地和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旧式富农具有半地主的性质，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类型。
     富农经济成分在近代中国整个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经营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富农经济在当时代表了农业中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它们的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中农或佃农多，拥有比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故生产率较高。
     中国的富农经济一般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
     首先，中国的富农经济中，多数是自有土地，雇工经营，有的还将部分土地出租，进行封建剥削。
     其次，在富农中多数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对农民进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盘剥。
     再次，富农经济雇佣劳动也带有半封建性，如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很低，存在人身奴役，还有\"工偿制\"的现象，等等。
     最后，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进一步去掉其封建性向完全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而是资本愈加积累、土地愈加扩大，土地出租的部分也就愈多，甚至最后蜕变为租佃地主，即倒回到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由此可见，旧式富农固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半封建性。
     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是一种自己经营农业生产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将一部分土地出租，剩下一部分土地雇工经营，本人不参加劳动。
     这种经营地主在华北一带，特别是在河北和山东省比较多见。
     经营地主和富农不同的地方:
     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较多，出租的部分也较多，本人不参加劳动。
     雇工经营的规模也较富农大，土地往往由\"大伙计\"或管家代为经营，本人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封建性较重。
     经营地主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农牧垦殖公司 农牧垦殖公司是近代农业中一种新型经营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清政府放垦官荒政策的推行等多种原因，农牧垦殖公司开始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有所发展。
     这种农牧垦殖公司顾名思义应当是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但实质上绝大多数带有极其严重的封建性，或者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甚至名为公司，实为收租栈、土地投机机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12年全国共有农牧垦殖公司171家。
     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多半在垦殖区，其次是在工商业比较发达或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些公司的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其次是商人、买办、归国华侨，也有个别的工业资本家。
     经营的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如种棉、植桑、造林、种植桐树或漆树、垦荒、园艺、饲养牲畜等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期农牧垦殖公司的经营成效绝大多数都不大好。许多虽名为农牧垦殖公司，却并不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经营，仍然将土地分租给农民，按对半或四六分成进行收租；有的实为收租栈；还有许多并不进行农业经营，而是垄断地权进行土地投机。
     从近代中国富农经济、经营地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来看，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虽有所发展，但极其缓慢，资本主义成分所占的比重十分微弱，封建农业经济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缓慢曲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造成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和盘剥之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利润极少，且极不稳定，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这不仅妨碍了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同时还经常促使富农、经营地主、农牧垦殖公司向封建剥削方式退化，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
     2.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
     国家兴农政策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即认识到改良农学的重要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中，就曾建议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光绪帝因此下诏令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
     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联名奏折中也提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到1903年，清末新政开始，兴办农业教育成为其中一项内容。
     近代农业学校的建立
     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年。中国的农业学校，以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农务学堂和杭州知府林迪臣于杭州创办的蚕学馆为较早。
     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1903年，清政府陆续制定丁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在农业教育体系上，农业学堂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招生对象分别为初小、高小和中学毕业者。农业学堂教师的来源于: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担任农业学堂教习。农业教习讲习所培养的师资；聘请外国教习。
     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励下，1906年起农业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起来，其中以湖北、山东、四川、江苏、直隶等省发展较快。到1909年，全国有高等农学堂5所，中等农学堂31所，初等农学堂75所。这些农业学堂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他们所学习的农业知识已经是西方农学，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有很大的作用。民国初年，农业教育发展较快，1913年时，全国乙种农业学校(初等)达244所，甲种农业学校(中等)达42所，高等农业学校达7所，在校的农业学校学生有1.7万多人，这对于中国近代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作用。
     2）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在农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
     最早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务农会\"。1898年，上海农务会改为\"江南总农会\"，是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农业科学传播机构。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农会。
     1910年建立的农会数已达29个，主要分布在沿海几省，尤其是农业发达的江浙和山东地区。
     江南总农会出版的《农学报》，大量翻译了欧美和日本的农业论著，所做的农业科学实验有在海宁种美棉，在瑞安种日本水稻，在如皋养蚕和种麦，在淮安种引进的葡萄、洋葱、西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学报》以介绍\"欧美日本农书\"中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宗旨，从1897年创刊到1906年停刊的十年中，前后刊载翻译东西方近代农学著作171种，以及各种外国农业文章，全面地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土壤、肥料、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欧洲农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在《农学报》的基础上，罗振玉又主编了《农学丛刊》，共分7集，清光绪末年石印出版。《农学丛刊》中既包括西方农学译著，又包括中国传统农学要籍，体现了利用欧洲农学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促使实验农学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思想。
     3.中国农业对外在因素的反应和利用

第五节、近代中国农民与土地
1.近代中国社会土地状况
     在整个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存在和继续保持，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农业陷入了危机之中。农业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农业生产囿于传统制度和土地关系的束缚，无论扩大耕地面积，或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陷入了艰难的困境。而土地占有不均，更加剧了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国农村普遍出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无论是农民本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按照本阶级的意愿进行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的土地关系以及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
     19世纪中叶，封建土地关系日趋腐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促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广西，土地兼并的程度十分惊人。
     1851年清代人口达到了最高点-4.3亿人，人口压力、剥削的沉重，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2.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把中国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1853年下半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
     1）《天朝田亩制度》
     △主要内容
     第一，利用中国古代\"大同之世，天下为公\"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处理物质财富总的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明确规定其\"归上主\"所有。
     第二，以家为单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第三，实行耕织结合的个体小生产经营方式。维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
     第四，农家产品不得私有，在乡官监督下留足自给部分后，全部上交国库，统一分配。第五，规定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
     2）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分配方案，它反映了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对广大农民群众起了巨大的革命动员作用，使得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空想和落后的纲领，它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超越了反封建的任务，而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这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如此平均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是无法实施的。
     《天朝田亩制度》所包含的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的矛盾，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动力--贫苦农民和失业破产的小手工业者的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一方面，他们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出发，迫切要求消灭社会上财产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迫切要求获得土地；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想像中的社会改革方案，只能是一种根源于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农村发展蓝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既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各项规定无法实施，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不得不采取现实的土地政策:照旧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承认租佃关系，允许地主收取地租，并督促佃农交纳地租。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广泛设立监督收租与征税的机构。太平天国发给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不论自耕农或地主--一种称为\"田凭\"的土地证书，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各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而维护出租土地的收租权。
     太平天国也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主要限于下列两大类土地:
     一是官田、公田，即清政府的官田及寺观田等。
     二是妖官田产。太平天国称清政府官僚为\"妖\"，没收其一切财产，包括田地在内。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贯彻实施，清政权统治时期的一些旧制度、旧办法，仍被保存、沿用下来。但是农民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很大的冲击，部分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
     3.孙中山的\"平均地权\"
     20世纪初，各地农民的抗粮、抗捐、抗租的斗争此起彼伏。农业危机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地权不均，中国广大农民为了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中把自己解放出来，首先要求的是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他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与\"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结合在一起的。\"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的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辛亥革命前，它是民生主义的惟一内容，辛亥革命后，它与\"节制资本\"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
     1）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其具体办法是，先由地主自报地价，交送政府备案，作为永久的土地价格。
     他认为:规定地价后，就可以有利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国家就可以逐渐获得土地。土地定归国家所有，然后，贷给农民耕种，要求农民只向国家缴纳单一的土地税。于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就消失了，土地的垄断和贫富的悬殊现象就可以避免。
     2)评价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但是，他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行不通的。
     首先，按地价收税，地主可以把土地税收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会加深加重；
     其次，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把土地一一收买；
     最后，中国土地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其土地价格不可能上涨很多，那样，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就会遇到困难了。
     平均地权本想防止资本主义，结果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想使农民得到土地，结果将对农民无利，却有利于资本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此断然，\"平均地权\"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不能实现，除了因为具体的办法行不通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土地纲领并不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
     孙中山对当时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对封建土地关系、对地主土地所有制，都缺乏真切的认识，这就注定它无法付诸实施，也难以获得农民的支持。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局限性与软弱性，使他们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幻想在不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这只能是空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农民，并且想团结农民、利用农民，却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无法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并完成对农民意识的改造，结果，革命的领导权被篡夺，革命的果实被抢走，辛亥革命归于失败。
     客观地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提出以平均地权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纲领。平均地权的主张，只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