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案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
1.中国近代史的范畴
     时间:1）1840－1949年 2）1840－1919年 ……
     划分标准:经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政治（社会制度、政治事件）
     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近代化过程
     2.中国近代化过程
     近代化是17世纪开始于西欧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是愿意或不愿意，都不能、也不可能自外于这股大潮流。当中国在1840年被撞开大门之后，这股大潮流便强行把中国拽入其中，迫使中国人跟着它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社会变革过程。
     这一过程并不像西方国家近代化那样是从涓涓细流渐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近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颇为宽广的人工开掘的运河。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近代中国人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现成的近代化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
     1）工业化，即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
     1859年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提出了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说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纲领，是为中国向这个方向启动的标志。
     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建成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产生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批最早从西方移植来的近代经济植株，成为改造中国这片中世纪荒漠的第一片资本主义绿色。在这以后，这片绿色逐渐蔓延、扩展，从只造枪炮、轮船的军事工业，扩大到民用的纺、织、粮食加工、造纸、火柴等轻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从官僚把持的官办工业演进至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内外商贸、金融业等等，渐渐形成了散布于全国的资本主义绿色植被，使荒漠不再是荒漠。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的出现:
     近代技术和机器渐次取代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
     非生物性动力开始替代人力、畜力作为生产、运输和通讯的基础；
     近代工商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等。
     至20世纪初年，政府终于放弃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立场，先后推出了各种近代经济政策，如商法、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商标制度、会计制度等。同时负责工商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产生，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科学化不断完善，说明近代经济已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知识结构的近代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偏狭、单一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失败。一些明智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便分别从实践上、理论上发起了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探求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方枪炮、轮船知识(如《演炮图说辑要》、《火轮船图说》等)为开端，中国人对近代知识的探求呈现出两个趋向:从研究西方枪炮、轮船，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研究世界地理、历史，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而且，这两大系统的知识不断地扩大、加深--在自然科学领域，从枪炮制造技术，扩及声、光、化、电之学，进而涉及西方现代数学、物理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从考察西洋各国的"情状"，扩及到近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从而使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了革命性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它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军队的近代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潮流，观念领域的弃旧向新。可以说，知识结构的革新，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
     3）政治领域的近代化。
     政治领域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是:民主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行政管理机构的科层化、法治取代"人治"等。这些也是近代化的主要内涵。
     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专制政治之下的一些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编译、1841年刊印的《四洲志》就特意向中国人介绍了"巴厘满衙门"。继起的一些中国人则对这个以"巴厘满衙门"为主要象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由理解、赞赏直至主张实行之。
     至19世纪90年代后，政治领域的近代化更呈现出较全面开展的状态--甲午战后，民众开始以主动的角色参与政治。从集会、请愿、组织政团及政党直至参选和竞选、口诛笔伐甚至以暴力对抗专制政治等，中国人表现出从未曾有过的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态度；
     政治制度也开始了革新的过程，从设谘议局、资政院、实行地方自治、立宪法、三权分立，直至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召开正式国会，展示出全新的政治面貌；
     同时行政管理机构也开始变革。从戊戌变法中建立专门的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到20世纪初年成立明确分科、分层负责的11部，至民国政府实行近代文官制度，行政机构初步实现科层化；
     20世纪初年还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工作，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国籍法及一系列新的行政法规相继问世，继而法院成立，司法开始独立，律师出现于法庭上，出现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势头。
     近代化的政治局面开始在中国出现。
     4）文化的世俗化。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世俗化不仅是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也是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
     就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来说，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如:世界地理知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培根科学思想、赖尔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等)，中国人开始以日渐觉醒的姿态，以“冲决网罗”的气魄，挣脱“天”、“神”、“圣经贤传”、死了的“圣人”、活着的“圣君”的束缚，本着理性精神、世俗态度和实效观点去看待万事万物和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个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新思想、新主张冲天而出:“以商为本”、“君末民本”、“自由为本”、“天欲人理”、“政者民之事”、“人有自主之权”、“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科学与人权并重”等等。所有那些死了的、活着的“圣”、“神”、皇帝；过去的经典、现在的“圣旨”的“圣”化的地位被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人开始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来说，文化开始走出封建贵族的圈子，日渐靠近民众。
一方面，旧的文化形式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革新。如:撰述历史要以“国民发达”为主体，语言文字旨在使农工商贾、妇女稚儿也“一目了然”，诗歌、小说朝着“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努力，戏曲要做民众的“大教师”等；
另一方面，又本着世俗化的宗旨，从西方引进新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以民众教育为目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被今人称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杂志，面向大众的话剧、电影，以“鼓民力”力宗旨的体育活动，为“众人”而不为“寡人”的西洋音乐、西洋油画、漫画等。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体现了世俗化的方向。

     文化的世俗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大内容和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5）城市化。
     在中国近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城市化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至少包含3个内容:
     社会经济由农业型转变为工业型。
     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产业(工商经济)、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为主，第一产业(农、牧、渔等天然生产业)则相对减少，成为以工商业为主导型的城市。这在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南通)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口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原来的农业人口大量地转变为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行业的城市居民，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城市劳动者有比较细的专业分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社会生活向都市状态转变。
     城市中聚集了各种社团，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服务的中心。
     如，由张謇创办企业而兴起的南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集中了一批工商企业，而且还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南通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金融、新闻机构；
     由此，近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开始产生。许多城市开始制定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建立了城市治安、卫生、消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条件和观念的改变，人们的衣着、饮食、交通条件等开始“西化”。穿西装、吃西餐、住西式住宅、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坐汽车等，这些“西化”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们的趋新心理所致，更是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律而作的生活风格的革新。同时，家庭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出现就是例证)，社会协作和交往关系扩大(如大众传媒的发达、各类社团和机构的产生、公众活动的增多等)，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上，也表现在公园、自来水、电灯、医院、学校、消防队等新事物的出现上)。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从落后、愚昧、闭塞、腐朽，转变为文明、科学、开放、健康。
     城市化是社会迈向近代化的综合反映，是与近代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工业化、知识结构更新、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城市化等，这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图景虽谈不上壮阔雄伟，但也称得上是全面进步。

3.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特点
     1）中国是被动的进入近代化（过程）
     a.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来自于外部压力
     发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动机，并非来自于本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外部的强大压力——在西方国家侵略造成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在基本没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条件下，中国人仓促地采借西方文明，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因此这种近代化运动完全是被动的。用现时流行的话说，是“后发外生型”近代化。
     不仅整个近代化运动是在\"御外\"、\"自救\"的动机下，从军事领域发起的；而且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点上，无不有\"救图\"(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类似的口号起了启动作用。
     那些在各个领域中第一次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如
     第一本世界地图集-《海国图志•海国沿革图》；
     第一次引进外国先进武器-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购买外国大炮200多门，五六艘兵船；
     第一家机器工业企业-1869年方举赞的\"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
     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许寿、华衡芳研制的\"火轮船汽机\"；
     第一个进化论历史观-\"三世说\"；（1898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个社会发展阶段。
     第一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1875年郑观应在《论议政》提出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等，其背后也无不有涂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的\"救国\"、\"救时\"、\"制夷\"的动机在驱动。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更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师夷\"的动机，而\"师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处。
     b. 中国近代化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主要是在外来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驱迫下，中国人迅速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变换择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运动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当中国社会还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时，近代科学却已经在这个基本没有工业和近代教育的国土上传播和应用；
     当中国人刚刚能区别物理学与\"格致\"学的不同时，潜艇以至飞机已在中国工厂中出现；
     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时，\"民权\"、\"人权\"、\"平等\"、\"自由\"等口号已经在各种出版物上频繁出现；
     还没等多数中国人完全理解\"民权\"、\"平等\"之类的概念，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治潮流已轰然而起；
     当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民主\"还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时，一些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为完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而奔忙。
     短短的80年间，中国人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
     c.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往往是颠倒的
     从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看，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出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理性思维泉源，浇灌出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自然科学、瓦特的蒸汽机及从培根、洛克到卢梭的近代哲学、政治思维，推出了英国、法国大革命；
     中国是等到蒸汽机、声光化电之学落户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逐渐产生；政治革命发生、共和国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泉源才被开启。
     在各个具体的领域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先是有作为尖端部分的军事工业产生，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采矿、冶炼、运输、通讯及轻纺工业的建立；
     在政治领域，先有议会、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提出，才有\"民权\"、\"人权\"、\"平等\"观念的提倡；
     在教育领域，先是有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普通学校的出现；
     在科技领域，先有应用科学(如机械制造、化工等)的引进，然后才有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和研究等。
     几乎全都是实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础部分的\"补课\"在后，呈现出\"倒宝塔\"现象。
     2）近代化的领导层只能由权力精英来担任
     由于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由社会内部的近代因素不断成熟、积累而形成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条件的准备，因此从近代化的领导层来说，只能依赖当时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倾向的权力精英，通过采借西方文明，发起近代化运动。尤其清末时期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不仅清末的整个近代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要是依靠当时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绅们，而且绝大部分近代事物--从新式工厂的创办、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西式武器的引进、新式军队的编练、新式学校的创办直至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们承担或首创的。清末以后，这种近代化运动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进的状况基本未变。
     且不说l912年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承担的，就是应当是群众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像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是由市民阶层推着领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会精英(革命派)们拽着群众向前走。这就使整个近代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是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中国也唯有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纪藩篱，迅速启动近代化。而且，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量变运动，客观上影响和带动了自下而上的量变运动，带来了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的条件的成熟和不断积累。
     近代化运动由权力精英发起、主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近代的权力精英们基本上是传统营垒的旧人物，他们所主持的近代化运动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颠倒近代化的程序，从传统立场出发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肤浅、偏狭的程度；而且还导致近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反方向效果:军事工业制造出的西式枪炮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君主立宪制度被试用于挽救封建君主专制，最新式的军队被用于支持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等等。
     3）（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的动力
     由于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足以使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动的近代化的动机，于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运动的动力。这个动机或动力固然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进行，但它也从某一个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使中国近代化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即行启动，跳跃式地、程序颠倒地进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权力精英们充当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又致使中国近代化运动仅以满足功利的、实用的目的为限，不可能深入进行。
     a.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现应是工业化。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从引进\"坚船利炮\"，到建立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刀矛换成后膛枪炮，直至仿造最新式的潜艇、飞机等。但直至1919年时，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因为新式工业、交通、通讯、矿业等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机器，仍然是牛耕、锄耙、人拉肩扛、手摇纺车等方式的人力、畜力及手工劳动；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农业经济。
     b.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应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设。
     中国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就提出了设议院、立宪法、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主张。历经数十年的斗争，1912年终于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民主型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c.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亦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人的素质的更新。
     我们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积极参加工商经济活动以\"求富\"，热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力争\"民权\"，对新知识的追求，对新思想学说的礼赞、引进和实践，对各种传统规范直至精神偶像的厌弃和批判等等方面看，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政治信仰系统正走向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信仰已开始起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直到民国年间，文化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还远没有达到新旧更替的程度。真正的文化革命至1915年才开始，而且也仅仅是开了个头，就因为更为急迫的救亡任务而中断。
     显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次快捷但又不深、不透的近代化运动。由此便造成了人们所说的近代化“脱序”现象:在新造的铁路上，却是用马拉列车；全用机器的工厂，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穿着时髦的西服，却是满脑子封建思想；挂着“大总统”的衔头，实行的却是皇帝式的统治等等。还造成了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文明“多重”状态:“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已从这里迈步走向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曙光正是从这时显现的。

3.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特点
     1）中国是被动的进入近代化（过程）
     a.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来自于外部压力
     发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动机，并非来自于本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外部的强大压力——在西方国家侵略造成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在基本没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条件下，中国人仓促地采借西方文明，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因此这种近代化运动完全是被动的。用现时流行的话说，是“后发外生型”近代化。
     不仅整个近代化运动是在\"御外\"、\"自救\"的动机下，从军事领域发起的；而且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点上，无不有\"救图\"(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类似的口号起了启动作用。
     那些在各个领域中第一次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如
     第一本世界地图集-《海国图志•海国沿革图》；
     第一次引进外国先进武器-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购买外国大炮200多门，五六艘兵船；
     第一家机器工业企业-1869年方举赞的\"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
     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许寿、华衡芳研制的\"火轮船汽机\"；
     第一个进化论历史观-\"三世说\"；（1898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个社会发展阶段。
     第一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1875年郑观应在《论议政》提出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等，其背后也无不有涂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的\"救国\"、\"救时\"、\"制夷\"的动机在驱动。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更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师夷\"的动机，而\"师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处。
     b. 中国近代化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主要是在外来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驱迫下，中国人迅速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变换择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运动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当中国社会还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时，近代科学却已经在这个基本没有工业和近代教育的国土上传播和应用；
     当中国人刚刚能区别物理学与\"格致\"学的不同时，潜艇以至飞机已在中国工厂中出现；
     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时，\"民权\"、\"人权\"、\"平等\"、\"自由\"等口号已经在各种出版物上频繁出现；
     还没等多数中国人完全理解\"民权\"、\"平等\"之类的概念，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治潮流已轰然而起；
     当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民主\"还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时，一些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为完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而奔忙。
     短短的80年间，中国人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
     c.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往往是颠倒的
     从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看，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出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理性思维泉源，浇灌出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自然科学、瓦特的蒸汽机及从培根、洛克到卢梭的近代哲学、政治思维，推出了英国、法国大革命；
     中国是等到蒸汽机、声光化电之学落户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逐渐产生；政治革命发生、共和国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泉源才被开启。
     在各个具体的领域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先是有作为尖端部分的军事工业产生，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采矿、冶炼、运输、通讯及轻纺工业的建立；
     在政治领域，先有议会、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提出，才有\"民权\"、\"人权\"、\"平等\"观念的提倡；
     在教育领域，先是有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普通学校的出现；
     在科技领域，先有应用科学(如机械制造、化工等)的引进，然后才有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和研究等。
     几乎全都是实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础部分的\"补课\"在后，呈现出\"倒宝塔\"现象。
     2）近代化的领导层只能由权力精英来担任
     由于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由社会内部的近代因素不断成熟、积累而形成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条件的准备，因此从近代化的领导层来说，只能依赖当时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倾向的权力精英，通过采借西方文明，发起近代化运动。尤其清末时期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不仅清末的整个近代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要是依靠当时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绅们，而且绝大部分近代事物--从新式工厂的创办、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西式武器的引进、新式军队的编练、新式学校的创办直至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们承担或首创的。清末以后，这种近代化运动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进的状况基本未变。
     且不说l912年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承担的，就是应当是群众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像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是由市民阶层推着领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会精英(革命派)们拽着群众向前走。这就使整个近代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是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中国也唯有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纪藩篱，迅速启动近代化。而且，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量变运动，客观上影响和带动了自下而上的量变运动，带来了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的条件的成熟和不断积累。
     近代化运动由权力精英发起、主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近代的权力精英们基本上是传统营垒的旧人物，他们所主持的近代化运动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颠倒近代化的程序，从传统立场出发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肤浅、偏狭的程度；而且还导致近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反方向效果:军事工业制造出的西式枪炮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君主立宪制度被试用于挽救封建君主专制，最新式的军队被用于支持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等等。
     3）（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的动力
     由于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足以使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动的近代化的动机，于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运动的动力。这个动机或动力固然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进行，但它也从某一个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使中国近代化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即行启动，跳跃式地、程序颠倒地进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权力精英们充当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又致使中国近代化运动仅以满足功利的、实用的目的为限，不可能深入进行。
     a.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现应是工业化。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从引进\"坚船利炮\"，到建立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刀矛换成后膛枪炮，直至仿造最新式的潜艇、飞机等。但直至1919年时，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因为新式工业、交通、通讯、矿业等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机器，仍然是牛耕、锄耙、人拉肩扛、手摇纺车等方式的人力、畜力及手工劳动；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农业经济。
     b.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应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设。
     中国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就提出了设议院、立宪法、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主张。历经数十年的斗争，1912年终于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民主型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c.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亦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人的素质的更新。
     我们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积极参加工商经济活动以\"求富\"，热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力争\"民权\"，对新知识的追求，对新思想学说的礼赞、引进和实践，对各种传统规范直至精神偶像的厌弃和批判等等方面看，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政治信仰系统正走向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信仰已开始起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直到民国年间，文化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还远没有达到新旧更替的程度。真正的文化革命至1915年才开始，而且也仅仅是开了个头，就因为更为急迫的救亡任务而中断。
     显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次快捷但又不深、不透的近代化运动。由此便造成了人们所说的近代化“脱序”现象:在新造的铁路上，却是用马拉列车；全用机器的工厂，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穿着时髦的西服，却是满脑子封建思想；挂着“大总统”的衔头，实行的却是皇帝式的统治等等。还造成了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文明“多重”状态:“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已从这里迈步走向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曙光正是从这时显现的。

第三节、 相关史料的查阅与方法
1.中国近代对外交涉的重要史料
     1)《筹办夷务始末》 2)《清季外交史料》
     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5)条约--条约是中外交涉和战争的结局性文件
     《中外条约》、《约章成案汇览甲乙篇》；20世纪初有个人编:《中外条约汇编》、《约章分类辑要》、《各国通商条约》等问世。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几个皇帝统治时的条约分别编印成集，如《咸丰条约》《光绪条约》等。
     6)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
     7)外交档案史料集
     常见的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季教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
     2.建国以来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书)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6册；齐思和等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太平天国》编委会编的《太平天国》8册；范文澜等编的《捻军》6册；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4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合编的《洋务运动》8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7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日战争》7册；翦伯赞等编的《戊戌变法》4册；翦伯赞等编的《义和团》4册；柴德赓等编的《辛亥革命》8册。
     2）《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
     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1840-1895年)；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年)；聂宝璋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年)；徐义生编的《中国外债统计资料》(1853-1927年)。
     3）《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包括《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上海市民族橡胶工业》等。
     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海关与英德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国海关与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5）《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欧阳兆熊、金安清的《水窗春呓》；刘禺生的《世载堂杂记》；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梁廷枬的《夷氛闻记》。
     6）《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李伯元的《南亭笔记》。
     7）《中国近代史料丛书》；《刘坤一遗集》《饧良遗稿》
     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9）《捻军史料丛刊》
     3.学习中国近代史有哪些常用的工具书?
     辞书、地图、年表，大事记、索引等类书籍，是学习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4.中国近代史中涉及到哪些纪年法，主要内容如何?
     中国近代史中涉及的纪年法有干支纪年法、皇帝年号纪年法、岁星纪年法、黄帝纪年法、孔子纪年法和共和纪年法等。还有太平天国政权使用的太平天国纪年和1912年中华民国使用的民国纪年。（常见的是前两种）

第二章近代中国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第一节 、18世纪中国的由盛而衰
从1644年到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统治时期。自康熙至乾隆统治的130多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为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
     1 盛世经济
     17－18世纪时，中国在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方面，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农业:不论是人口数量，耕地面积，还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人口总数增长到4亿多。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猛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中国为15:1，而英国为10:1。当时中国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手工业:1）手工业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
     2）手工作业的分工也愈益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产品种类。景德镇的制瓷业分工也很细密。分工细密，使手工业的成果愈来愈精美绝伦。
     商业贸易:1）品种的多样化，当时的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烟、茶、糖等都是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
     3）商业水上运输的发达。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南起广州经灵渠入湘江而达于长江的航线则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乾隆时修的金沙江水道，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方的陆路商运也不逊色。
     4）商业团体的活跃。 \"北京帮\"、\"山西帮\"远赴蒙古、新疆进行贸易。
     5）商业对外贸易的增长。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也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为丝、茶和土布。据统计，18世纪中，英国购买中国产品输出的白银，达20890万两；仅广州流入的白银，平均每年均在100万到400万两之间。相反，外国的商品在中国难以找到销路。--中国入超国家。
     6）都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世界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墟市、镇数量大大增加。
     2 盛世衰相的隐患
     清政府18世纪已隐伏着衰相。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
     1）清政府统治阶级已日趋腐朽。随着清政府经济的繁荣兴旺，统治阶级的侈糜之风也日渐增长。各级官吏为讨好圣颜，一掷千金，耗费惊人。每逢节庆，王公贵族、各级官吏更是以搜刮所得竞相贡呈。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
     2）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官场贪污之风普遍，许多贵族官僚都贪财纳贿。和珅的财物数量惊人，民间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许多士子都把科举看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旦科举高中，则极尽聚敛之能而不务政事。河、漕、盐三大要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都成为官吏从中渔利的渠道。乾隆时的贪污案件不可胜数，较大的如两淮盐案、山东库银案、浙巡贪污案等，每案银额数量惊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3）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及其败落。八旗、绿营受腐败之风侵袭。八旗、绿营是清政府的正规军，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到康熙平三藩时，八旗兵已军纪废弛，难以为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公务置之脑后。普通士兵平时缺乏军事训练，每日或架鸟提笼，或聚众赌戏，游手好闲，全无营伍之严肃。三藩之乱还是依靠绿营兵将才得以平定。绿营也不能逃脱腐败之风的浸染。各地军营中克扣军饷已成普遍现象，甚至出现有册无兵或雇人服役之事，还有的士兵干脆把兵械典卖糊口，以至兵匪不分，兵丐难辨。
     4）制度与政策的问题
     清中叶吏治败坏，军纪废弛，大大削弱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的衰败已势无可挽。
     其次，表现在经济上
     1)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清代农业有所发展，但成效并不突出。
     在农业工具的使用改进方面甚至出现停滞。
     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胜过前朝，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
     土地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营，只有江南极少数地区有了集约耕作，农业产量仍呈下降趋势。
     落后的农业生产管理。
     2)手工业的不发展。农民对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需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家庭副
     业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乏对市场交换的更高需求。
     3）（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不确立
     再次，表现在文化上
     文化专制主义的日趋严密。清政府统治者以严酷的文化专制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意识。
     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则超过了任何朝代。
     康熙至乾隆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达七八十起之多。康熙时，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这些文字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显示其专制之淫威。
     多次颁布禁书令。对那些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书籍，一律予以删禁或销毁，私藏
     禁书者重罚。
     文化专制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造成了整个社会思想僵化而脱离实际。
     再次，国内的阶级冲突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频频发生。
     会党起义。较大的秘密结社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
     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鄂、川、陕、甘、豫五省，抗击清政府达9年之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成为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地会、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也从来未停止过。
     2)农民的抗租。
     3)业者的罢工。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增加工钱、改善待遇，掀起了一次次反抗斗争。
     手工工匠在斗争中，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会馆\"、\"社坛\"、\"帮行\"等，他们讲团结、能互助，增强了工匠的战斗性，反映了工匠斗争力量在壮大和发展。广大中小商人和市民也反对富商囤积居奇，或是起而抢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衰世的种重迹象在盛世中生成。18世纪的清政府已开始走向衰落。

第二节、西方入侵前奏与中国的闭关锁国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对峙和冲突便开始了。
     1.西方资本主义到中国寻找什么？
     市场、原料供给
     英国
     1792年，英国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次年9月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群岛之一海岛划给英国，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将广州附近一块地方拨给英国，供英人居住，并允许英人在广州自由出入；减免英国货物在广州和澳门之间的税额等要求。
     乾隆逐条驳斥，并申明\"此事尤不便准行。\"
     马戛尔尼失败而去，但他也带回去一个信息和预言:中国衰弱已极。中英如发生战事，中国必将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欲望因此而更加张扬。
     1816年，英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口岸、让英人自由出入广州。旋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拒绝行跪叩之礼而被清政府逐走。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化名胡夏米的广东商馆职员及传教士郭士立等70多人，乘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宁波、福州、上海、山东文登县刘公岛及朝鲜、琉球等地， 6个多月后返澳门。
     一路上，他们调查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散发宣传品。胡夏米等根据这次侦察的情况，极力煽动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
     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预示任何英商都可以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成为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始了英国政府派驻华商务监督代表政府及其资本家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
     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监督律劳卑带着英国政府\"推广英国贸易\"、\"与北京朝廷发生直接关系\"的训令，乘军舰来到中国。
     律劳卑到达广州和澳门后，拒绝与公行的行商接洽，而直接在广州投递书信，要求面见两广总督，改变中国原有贸易章程。
     两广总督卢坤认为外国人直接投递书信不合定规，拒绝接受，并先后多次派行商面见律劳卑，向他解释广州的贸易章程，告知他外国文书向例由行商代递，并询问其来华意图。
     律劳卑态度蛮横，既不准行商代递，又不接受行商询问，还乘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张贴散发中文通告，谩骂清政府官员\"固执不明\"，并扬言\"大英国商人，特愿……在大清各地方交易，实为两国之要事，英国商等，定必勉求得之\"。意思很明白，英国要把它的经济势力扩张到中国各地，并要强行达到这一目标，显示了英国侵略者的张狂与急不可耐。
     9月初，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英国的两只军舰便闯人海口，一路轰击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各炮台，并闯进中国内河黄埔。同时，英国水兵也携带枪炮，开进广州商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包围了英国商馆。英国不甘心就此罢休。
     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
     法国
     19世纪初，法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外贸易无法同英国竞争，很重视利用天主教作为侵略工具。
     一些法国天主教士以传教为名，宣传殖民思想，刺探情报，甚至干预中国政治。康熙末年以后，法国天主教士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禁止。他们被逐出后，又改服易装，变姓易名，重新潜回中国，继续活动。
     美国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赚得3.7万多元。\"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后，极尽渲染对华贸易的厚利，促使大批美国商人、牧师和亡命之徒涌入中国。他们轻视清政府的\"文件、禁令、警告\"。
     总之，自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不断地向外殖民，中国成为它们掠夺的神话乐园。
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面对西方一次次叩关的热望，开国不久的清政府拒之以闭关坚守的冷脸。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由洋货行即洋行负责办理，洋人不得在中国自由贸易，中国人也不能自由出海贸易。
     康熙初年虽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仍不准外国人来华自由贸易，只允许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进行贸易，期限一到，外国人必须停止贸易回国。
        1）对外开放区域的限制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废除了海禁，设粤、闽、浙、江四关，允许西方各国与中国定期贸易。
     1756年乾隆皇帝对英国商船北上宁波，产生疑虑与不满，随后下令取缔闽、浙、江三关，只留广州一处与西方贸易。直至1840年，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惟一对外接触的口岸。
     2）严格限制中外交流的内容
     清政府对中外交流的内容也做了严格限制:
     严禁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出口；
     米麦杂粮和马匹因内地缺少，也在禁止之列；
     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
     丝、茶、大黄的出口量有一定的限制；
     清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人制造海船；
     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即使3世居于国外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族。
     清政府的这种闭关政策的实行，贻误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距离拉大了。
     3)闭关政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自然经济的抗衡。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广泛的对外贸易，让统治者感到无足轻重。
     清政府的自卫手段。
     西方资本主义初到中国，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作；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在华权益而发生纠纷、火并，扰乱了中国沿海的正常秩序。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防卫，而闭关政策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妄自尊大心理。
     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意识和盲目虚骄心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产生闭关政策的心理基础。
     隔绝人民与外界联系，以利专制统治。
     清政府以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多数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外，还平添了一重压迫，即
     民族压迫。对外国人的种种防范办法中，也处处体现出隔绝他们与中国居民接触的意图，反映出清政府对人民很深的猜忌心理。
     4）闭关政策的实行，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
     阻碍了国内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清政府死死卡住对外贸易的通道，对出海贸易横设障碍，多方限制，对华侨予以打击迫害，极大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展，最终使外国商人得利，使本国商民受害，使资本主义幼芽的成长缺乏应有的呵护。
     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既不辨其地理位置，也不知其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了。
     社会经济一蹶不振
     农业:1840年，中国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工业:中国只有手工作坊，根本没有近代意义的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中国纺纱女日纺纱5至6两，至多10两。（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15年有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中国年产铁只是法国的1/10、英国的1/40。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日产1000绞棉纱。）
     铁路运输: 1840年世界铁路总里程为9000公里，而中国根本不知铁路为何物。即使开关之后，不少中国人也视铁路为\"不祥之物\"而力谋禁绝。
     科技:明朝之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制造和科学成就大约300项，中国就占175项，占57％以上。
     经过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几近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才艰难而缓慢地被介绍到中国，为部分中国人所了解。
     总之，闭关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中国在世界大变革的潮流中闭目塞听，不求进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远远地被甩在世界文明的后面，终是遭人掳掠，受人欺凌。
     3.关于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
     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对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有借鉴作用的。
     1)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
     a.封建社会内部因素决定说 b.内部外部双重因素决定说
     2)闭关政策的内容
     a.不包括严格限制外商措施在内的一些商业的文化政策
     b.包括严格限制和防范外商措施在内的综合政策
     c.主要内容是限制外商的规条章程和公行制度
     3)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
     a. 基本肯定；b.全盘否定；c.一分为二和分时期评价

第三节、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
1.鸦片的输入与中国的禁烟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主要与英国进行相互贸易。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梦想，但实际的贸易状况令英国很失望。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机器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市场；
     清政府对中外贸易限制严格，使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屡屡亏损。
     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商品却在英国市场上大受欢迎。
     以茶叶为例，从18世纪后半期，英国市场茶叶需求逐年上升，茶税也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使得中国在对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
     英国资本家为打开中国市场，费尽心机，终于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
     鸦片，学名罂粟，别名阿芙蓉，俗称大烟。具有强烈的兴奋麻醉功能，吸食成瘾，会使人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1773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正式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开始\"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
     从此，英国鸦片贩子无视清政府的禁令，不择手段，大肆从事鸦片（武装）走私贸易。
     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也日渐扩大。
     1800－1820年，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000余箱；1839－1840年，达3.5万箱。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英贸易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清政府则由出超变为入超。继英国之后，美国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沙俄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外国侵略者运到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在3亿元以上。
     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恶果:
     首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库空虚；银贵钱贱，人民所受剥削大大加重。
     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5。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年白银外流量，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白银外流的增加，必然使国内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增大，即银贵钱贱。如1794年，白银1两兑换铜钱1000文，1838年是1两兑换1600文至1700文。
     其次，造成中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
     当时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广州，一是江南。
     在广州，最富的商人是行商。然而，鸦片战争以前，他们已经叫苦不迭:\"近来粤东银两日少，百行生意，转动愈难\"。\"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行商生意困难，累赔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国商人的债务，终至破产倒闭。
     在江南，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的商业后上奏称:\"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闠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的调查所反映的，正是江南地区正当贸易因鸦片泛滥而阻滞的情况。
     第三，清政府统治者更加腐化。
     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使封建政权更加腐朽贪婪。地主、商人吸食鸦片，必然加紧向劳动人民巧取豪夺。
     据有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在京城宫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更为严重。他说，整个社会上，\"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天津竟烟馆林立，明目张胆，这正是各级官吏包庇的结果。京、津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本已腐朽的清政府，经此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他们必然把由鸦片造成的一切耗费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人民平添几分辛酸和血泪。
     第四，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烟毒自上而下弥漫，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
     \"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由于吸食鸦片，\"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有外国人统计，自鸦片输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由原来的3％下降为1％，许多地方志也有鸦片使人口下降的记载。
     连英国人也承认，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为残酷，因为奴隶贸易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奴隶的生命，且没有败坏奴隶的品格，没有腐蚀奴隶的灵魂，而\"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总之，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充分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残本质。面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恶果，清政府统治者在经过于一番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争论后决定严禁鸦片，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壮举把这场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
     2.两次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者以销烟为契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又两个月。
     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条约规定:中国开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偿英国2700万元(包括《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银元)。
     此后不久的《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居住及租地权。
     英国所取得的权益，极大地鼓舞了美、法等国侵略者，他们趁火打劫，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贪欲的膨胀，原来武力比通商贸易更能迅速地获取好处!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条款稍可变动的规定，联合美、法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国本拟立即挑起战争，但因英国正和俄国交战，无暇东顾。1856年，英俄战争结束，英国、美国、法国在重提修约遭到拒绝后，悍然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广州，英军抢掠布政使衙门库银22万7千两，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
     天津，\"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皆荡然矣。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
     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不仅使中国开放了更多的口岸，而且割九龙司给英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侵略者还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从此在中国横行无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的领海、内河、海关、贸易、司法等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从此更加沉重。
     中国北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际，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0年11月，俄国继英法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由此又获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4年，沙俄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总计霸占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
     19世纪后期，外国侵略者又制造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以掠夺新的侵略特权。
     沙俄又霸占了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日本进犯台湾，吞并琉球，设琉球为冲绳县；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使西南门户洞开；
     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不胜而胜，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南，还攫取了通商和筑路的权益。
     3.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先从中国邻边地区入手。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定了\"大陆?quot;。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取得在朝鲜驻兵的特权。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东学道\"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7月，日军占领朝鲜，组成傀儡政权，宣布废止朝鲜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突袭清北洋军舰，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占领旅顺后，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即杀，有的被砍去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或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四天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甲午一战，日本从中国掠夺两亿白银，是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割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甲午之战的结果暂时满足了日本侵略者，同时又刺激了其他侵略者，列强各国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沙俄通过1896年的《中俄密约》、《合办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等条款，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新界和威海卫，同时迫令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租让他国，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贪欲又起，把福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面对中国被瓜分殆尽的局面，后来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与列强均沾在华利益。
     西方侵略者以有形的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同时，垢ㄖ�以教会势力的侵略�br> 自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不少是以布道为志愿，本分从事宗教活动的。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某些先进的学术文化。
     但也有相当多的传教士，以征服者自居，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侵略形成了凶险的教会力量。
     至19世纪末期，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共有3200多人，建立了40个教区，60余个教会，招引入教者达80余万人。其中一些人专门搜集情报，充当谋士。
     传教士还霸占民房地产，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为害乡里。
     教会势力的横行无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洋教斗争遂此伏彼起，最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4.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后增至10多万人。
     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成为人世间最野蛮、最凶残的强盗。联军铁蹄所至，到处是断壁残垣，尸横遍地。
     侵略者在津、京等地施暴的同时，沙俄还在中国东北海兰泡等地进行血腥屠杀，至少有25万多人惨死在沙俄的屠刀之下。

第四节、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抗
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必然有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1.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反抗
     虎门销烟的壮举，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无数爱国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颂歌。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和葛云飞，两江总督裕谦，吴淞的陈化成，镇海副都统海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炮台的守军奋起抵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聂士成主动请缨赴台湾抗敌，刘铭传更是短衣草履亲临前线，与士兵同饮同食。
     中日战争爆发。
     在平壤战役中，总兵左宝贵坚守阵地，视死如归。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抵抗，令敌人胆颤。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中国官兵同样以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2.民众自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三元里抗英、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台湾人民抵抗外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侵略: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权斗争……
     总之，自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第五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四个跃进\"
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起步。这种学习，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到物质技术的学习，政治制度的借鉴，再到思想文化的探寻四个阶梯式的跃进过程。
     1.面向世界的思考-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在民族创痛的刺激下，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
     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明确阐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
     他提出中国当以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榜样，励精图治，赶上\"西海之国\"。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固然有攘外之急需，但绝非皮毛之见，它包含着深刻的革新思想，已显示出他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问题的远见卓识。
     2.物质技术的学习
     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人学习西方长技的正式开始。
     基于对敌强我弱形势的清醒认识，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政府统治。这些人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怼br> 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对外事务，衙门内设有英、法、美、俄四股，以后又增设海防股；在总理衙门之下，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分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和交涉事务。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还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文。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洋务运动的进行创造了条件。
     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目的。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或是经费不足，或是煤铁等能源不济，这使洋务派原先创办军事工业时的踌躇之志顿减大半。无法回避的困难，令洋务派备受困扰。他们终于明白，单靠军事工业的兴办是不能强国的；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国与民的富足。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必然外现于行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进入了寓强于富的\"求富\"阶段。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种种作为，体现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勇气。但是，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先进技术来挽救国家危局，这是不可能的。
     3.政治制度的借鉴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的破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作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是在\"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拉开帷幕的。它从一开始就把学习西方的着眼点放在政治制度上，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挽救中国任人宰割的危局，真正实现中国的自强自主。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
     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变革旧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都表达同样的见解。
     光绪皇帝以\"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要旨:
     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自由设立学会、报馆，给予言论、出版自由。
     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立国家银行，设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派人出国留学。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海军，行征兵制，用西法练兵。
     维新变法内容广泛，其核心就是通过变革旧制，渐进地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实现强国之目的。
     最终，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慈禧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镇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继续进行着学习西方、变革中国的努力。他们认为:靠温和的改良是不能实现变革图强的理想的，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思潮蓬勃兴起。一大批革命的报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大潮在中国兴起。
     1911年武昌起义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
     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的果实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整个中国成了大小军阀的角斗场。要想真正使中国走上正道，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彻底批判封建的思想文化，树立全新的文化观念。
     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4.思想文化的探寻
     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号召。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烈追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变革，必须从器物及制度的移植向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方面转化。
     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举凡一切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形态，如自由、平等、公正、人权、个性解放等教育可以德先生即民主代表，民主是合乎理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自由、公正、平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认识到，科学是与专制对立的，因为专制帝王思想的背后就是愚昧和迷信；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问题，才能真正破除迷信，革去愚昧，使国民素质有质的改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为中国人接纳、吸收人类进步文化铺就了平坦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正是由此如潮涌入，以致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异说竞起，百家争鸣。最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考、辩驳、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总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第三章、 革命与改良
第一节、太平天国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自有统治阶级的压迫以来，就有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农民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斗争频频发生。1841-1849年中，农民的反抗斗争就有110次。
     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反侵略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更为典型。
     1.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骤然打开，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掠夺。
     清政府封建统治者又把战败的负担统统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自然灾害频频发生……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
     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农民斗争前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2.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时熟读经书，曾四次到广州考秀才，但次次落第而归。
     在失意的痛苦中，洪秀全阅读了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宣传基督教的赠书《劝世良言》。抛弃邪恶和迷信，不拜偶像，敬拜真神上帝，才能让受苦者获得新生的说教，使洪秀全如梦初醒，他开始被这说教所吸引。旧的理念开始在他心中动摇，新的信仰在他心中萌生。
     他自行洗礼，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
     他首先说服他的族弟洪仁玕\和至友冯云山加入拜上帝会。
     他们还把孔子的牌位除去，表示他们独信上帝，不信它教的决心和勇气。
     他们到达广西贵县、桂平等地宣传新教。
     1844年到1848年，洪秀全返回家乡从事理论阐释，先后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著作。这三篇著作向人提出了反抗封建等级制度，要求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思想。
     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来到桂平紫荆山地区与冯云山会合。此时的紫荆山地区经过冯云山的艰苦工作，拜上帝会众已达到三千多人，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也加入拜上帝会并成为骨干。
     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广大农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铤而走险者不计其数。
     1850年6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令各地的拜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西。
     3.定都南京与军事上的全盛
     1851年元月11日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诞生。从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英勇向前。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北号称50万大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在巩固天京防务的同时，又派出大军进行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的北伐，转战五千里，横贯六个省，连克数十州县，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思想，致使北伐军孤军深人，缺乏广阔的后方为依托，最终北伐失败。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还展开了西征。经三年苦战，太平军控制了天京上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大军事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大部和湖北东部的广大地区，确保了天京的安全。
     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6月，又攻破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威胁，达到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4.太平天国建设政策的推行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 1853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人间天国理想的具体化。
     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即把全部土地合为三级九等，十六岁以上，不论男女，按人口多寡，土地好坏各半，十五岁以下者减半。考虑到各地土地、人口和年成好坏的不同，还规定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原则。
     《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使天下人人享皇上之大福，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这种理想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农民群众追求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虚妄幻想。
     除了对土地问题的规定外，太平天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具体政策。
     在政治方面，太平天国按中央、省、郡、县四级建立了农民政权；
     在经济方面，曾一度废止商业，后又恢复，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予以保护，对严重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予以坚决打击，对贩卖吸食鸦片者治罪；
     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规定女子与男子一样分田、应试、做官；
     在文化方面，废除封建门第，任何人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依据，而是出自太平天国文献；
     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对侵略者不卑不亢，准许外国人到太平天国进行正常贸易，但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特权则坚决不予承认。
     5.内讧与农民斗争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出现了内讧--天京事变。由此太平天国由盛入衰。虽然后期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但他颁布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并不能使太平天国重新昌盛起来。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形势几乎不可逆转。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历时14年，纵横18省，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斗争之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太平军以强大的农民武装，从紫荆山打到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秩序。
     太平天国颁布和执行了许多体现中国农民反对压迫、要求平等和独立的内外政策，显示了中国农民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的出路做了可贵的探索，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做了酝酿和准备。
     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也此起彼伏，互为声援。最著名的有北方的捻军起义，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的团团烈火虽然被敌人的血雨腥风所扑灭，但它给清政府统治者带来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也正是从这场罕见的农民战争开始，清政府统治阶级不得不开始自我的调适和改变。

第二节、改革政治的维新运动与\"新政\"
农民革命的烈火，外国列强的掳掠，使清政府统治者手忙脚乱，难以从容应对，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由此开始成长起来。
     1.早期维新派及其主张
     这股新生的力量从它产生以来，日渐表现出他们对清政府封建统治激昂的批判和对外国侵略的痛心疾首，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弊政，实现君民共主的迫切愿望。
     他们之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被史家称为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
     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
     令人痛心的民族危机使他们发出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呼声。郑观应指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早期维新思想家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要求改革社会，抵抗侵略，振兴工商，实现君民共主的思想，在近代思想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2.改良政治的维新变法运动
     1)民族危亡与政治改良精英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举国为之震惊。马关和约、割地赔款，又让中国寝食难安，痛苦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
     马关和约在满足了日本的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外国资本主义者的贪欲，他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短短几年，中国各重点港口，遍插外国的旗帜，中国绵长的海岸线，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全国的铁路干线均被外国资本主义把持。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发出了救亡的呐喊，并掀起了一场旨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879年，二十岁的康有为在北京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著作，并接触到了早期维新思想。他到香港、上海游历，亲身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之先进，从而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
     在中法战争之后的1888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认识到只有及时变法，才能挽救危机。他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长达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他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学生潜心经学，而是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
     为了宣传变法的思想，康有为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他聪明好学，师从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
     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一文，阐述了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没有不变的道理。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提出了\"伸民权\"的主张，他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痛斥历代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都是\"民贼\"。梁启超热情地宣传变法理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争取社会支持，创办了许多学会以宣讲时政，当时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据统计，从1895-1898年，学会组织达70余个。
     这些学会有力地宣传了变法主张，争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维新派还创办了许多报刊，以制造变法舆论。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等，这些报刊或介绍科学、或提倡实业、或提倡变法，虽然内容各异，但核心都以变法强国为宗旨。
     维新派改革旧制度的变法主张触动了清政府内的守旧派，因而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举国震动。康有为12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皇帝，痛陈当前危局，并指出，若不革旧图新，则\"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康有为提出变法三策:学习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锐意变法为上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为中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为下策。
     奏折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官僚以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官员为由进行阻挠。光绪皇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代为召见康有为。
     两派围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继续展开激烈的争论。维新派以自己坚定的态度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宣传了救国维新的变法主张，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戊戌变法做了必要的准备。
     2)百日维新
     1898年1月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光绪被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事迹所鼓舞。此时，康有为的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也上呈光绪。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陈亡国的五种危机，呼吁\"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设制度局而定宪法\"等变法纲领，要求皇帝雷厉风行，誓行变法。这次上书实际上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它坚定了皇帝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诏书和谕令。
     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议事；准许开办报馆、学会，出版言论自由等。
     经济方面，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和国家银行；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矿务；奖励各种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决算，整顿厘金，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军事方面，整顿军队，主要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海军；
     文化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著书立说等等。
     新政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3)帝后两党的利益冲突
     在颁布变法诏令的同时，光绪起用维新派人物入朝办事，并撤换阻挠变法的守旧官僚。
     6月16日，光绪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惯例，召见了康有为，长谈两个小时。随后，许多维新人物被授以官职，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专折奏事，梁启超被赐六品卿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专替皇帝起草诏书谕令。虽然所授官职不大，但影响却不小。不少新政建议由此变成变法诏令由皇帝颁布准行。
     为了扫除障碍，光绪皇帝毅然惩处了一批顽固官僚。表明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的士气，也促使更多的反对派聚集到慈禧太后周围，策划反扑。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此时的慈禧，虽然表面上归政于光绪，但实际上仍掌握着军政实权，光绪的变法诏令无疑是对她权力的挑战，这使她恼羞成怒。
     光绪下诏变法的第四天，慈禧以皇太后的威权，逼迫光绪连续签发三道上谕:
     一是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务，逐回江苏原籍；
     二是规定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三是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这三道上谕，为慈禧最终彻底铲除政敌做了最重要的准备。
     4） 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召见光绪皇帝，斥责他。光绪吓得无言以对，被迫发出诏书，恳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慈禧囚光绪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香港、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被捕牺牲，史称\"戊戌六君子\"，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成功。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客观原因是封建势力强大，对比之下，资产阶级的力量则过于弱小；主观原因则是变法领导者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失误。
     5）戊戌维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其次，戊戌维新运动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再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加速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维新运动警示后人: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不经过革命无法摧毁旧势力，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3. 清政府的\"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1）清末政府的\"新政\"
     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其政权，还在逃亡中的清政府企图通过\"变法\"来改变一些统治方式，一个维新应运而生。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西安时颁发\"预约变法\"上谕。\"变法\"谕令发出后，王公大臣及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此后的\"新政\"，大抵以刘、张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专办新政事宜。以督办政务处为综理\"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等6人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10月，慈禧太后在离开西安的前4天，又发布懿旨表示:变法一事，\"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舍此更无他策\"。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新政，史称\"回銮新政\"。
     2）\"新政\"的内容
     自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发谕令，提出推行的\"新政\"举措30余项，主要内容有\"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和改变官制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改革措施，有编练新军、改革教育和裁减冗员。
     改革政治机构的\"新政\"
     1901年7月，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门办理外交事务。1902～1906年，陆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闲散衙门；进行吏治整顿。
     军事方面的\"新政\"
     1901年8月，令各省裁汰练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又令停武科试，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特设练兵处，派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专办练兵筹饷事宜；1905年，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全国拟定编练陆军36镇。
     袁世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1905年秋，首先编成北洋六镇，约7万余人。
     到1911年10月，全国共编成14镇新军。1905年又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综理各省巡警事宜。
     经济方面的\"新政\":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将铁路矿务总局并入。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奖励商人设立商会；颁发商标注册章程(28条)，以保护工商业者利益。
     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
     1901年6月，诏开经济特科；8月，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9月，谕令各省设立学堂。
     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所规定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12月6日下谕设立学部，为全国专管学堂的机构。
     3）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新政\"
     清政府的\"变法维新\"，实质上是洋务运\"自强新政\"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翻版。洋务运动的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的进攻，而清政府的\"新政\"是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打击之下出现的；洋务运动是以载垣、肃顺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兴起的，清政府的\"新政\"是在载漪、刚毅等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始，重在\"制器练兵\"，而清政府的\"新政\"则以设立外务部为始，重在\"练兵筹饷\"。
     此时期，清政府的\"新政\"措施，无论是裁撤闲衙冗员，还是编练新军、废科举、设商部，都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的\"新政\"似乎是戊戌维新的重现，但从实质上看，两者是不同的:
     第一，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而清政府的\"新政\"是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以便欺骗人民，弥合与外国列强的裂痕。
     第二，戊戌维新的最高目标是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慈禧太后的\"新政\"，仅仅是对封建统治机构的某些改变，没有触及封建制度和国家政体。
     所以，清政府在颁布变法上谕时，为了表示与戊戌变法的区别，特地痛斥康有为，说\"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殊不知康逆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以至1904年6月，慈禧太后特颁\"懿旨\"，赦免戊戌政变时获\"罪\"诸人，而独有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赦。
     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运动，\"回銮新政\"都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前提下的\"变法\"与改革，目的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所以清政府的\"回銮新政\"不同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而是以半殖民化为内容的假维新。
     4）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比较
     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与洋务运动相比:
     洋务运动仅涉及防务和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若干领域；
     洋务运动开展的地域，仅限于沿江沿海省份；
     其主持者主要是一些受朝廷支持的地方大员；
     洋务派人士长期一直受到来自朝内外各种保守派的反对和压力，从而处于被动状态。
     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防务现代化为中心，以若干沿江沿海省份为基础的相当有限的变革运动。
     4\"新政\"是由清政府最高当局作为国策而确定下来的，它以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的权威合法性作为基础，并且，以诏令和政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无论是满族权贵还是地方大吏，都不具有公开向这种权威挑战的资源和基础。
     与洋务运动相比，新政主持者的有关改革的各项政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推行无阻。
     与戊戌变法相比
     戊戌变法为时过于短暂。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虽然曾发布了数以百计的改革诏令，但是这场改革毕竟只持续了一百天就以失败告终，其中大多数诏令没有付诸实施，更没有在社会变迁方面产生相应的实际效果。
     戊戌变法是由少数仅受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信任的改革派人士，在面对最高权势者的极度猜忌下；在政治分歧非常紧张的氛围中；在\"这其不可为之\"的孤独无援中推行的。
     \"新政\"却持续了整整11年之久，之后才被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所打断。
     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不再面临来自最高统治者与保守权贵的政治挑战。像徐桐、倭仁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在政治决策层中几乎销声匿迹，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190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变革的话题已不再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情绪性的强烈抵制。人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只是在如何变革、变革的幅度、范围与速度方面的分歧。
     \"新政\"时，无论是出自于救亡图存的考虑，还是出于维持清政府统治的考虑，或是两者兼顾，但是，通过推行新政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统治精英与大多数官僚士绅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