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20世纪以来，特《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创立和完善的。20世纪30年代由顾颉刚、谭其骧等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英文名为：了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为日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历史地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范围渐趋明朗，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区别与联系也基本达成共识，并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论著，完成了由传统舆地学(沿革地理)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并且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陈桥驿等著名学者起了关键作用。谭其骧不仅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有重要的建树，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兼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论文辑有《长水集》(上下册)及《长水集续编》等。杨向奎先生这样概括谭其骧的学术成就：“谭先生自三十年代开始即从事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历代疆域和政区变迁有深刻研究，并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为其多年研究的结晶。五十年代开始又从事历代水系变迁的研究，对黄河、运河、海河以及云梦、鄱阳的研究成果，均超越前人。他应当是继承乾嘉以来沿革地理学的大宗，并将其现代化的人。”①

(一)秦汉疆域行政区研究

谭其骧早年从事典型的沿革地理考证研究。1931年，他选了顾颉刚先生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义中认为《尚书·尧典》的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州，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其骧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十二州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顾颉刚便鼓励他写出来，谭其骧又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于是就有了师生间往来书信，结果如顾颉刚所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②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顾颉刚写成了著名的《两汉州制考》，而谭其骧则激发了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
谭其骧发表于1933年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就是考证秦汉郡县国建置的。郡县制形成于战国时代，秦统一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36郡，却没有列举36郡的具体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 (1)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下注称“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共有36郡，包括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就是说36郡是秦一代总郡数，汉兴以后才有所增益。(2)《晋书·地理志》则说秦始皇平南越，增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合计40郡。(3)清代考据学兴起后，对秦郡问题作过考证的学者不下数十家，其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赞同《汉志》之说，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则信从《晋志》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汉志》、《晋志》均有脱漏，36郡是秦初并天下时的郡数，后来陆续又增加了一些，但对于增加的数目及具体郡名，各家说法不一。姚鼐《复谈孝廉书》认为，除了《汉志》中提到的36郡外，南海等三郡不属于秦郡，而补充了河内、济北、鄣三郡，且河内、济北是项羽时设立的，不是秦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认为，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不应在初并天下时的36郡之内，而以黔中、广阳、东海、楚郡补足，加上九原等四郡，共计有41郡。王国维《秦郡考》则以黔中、闽中、陶、河间补足36郡，再加上广阳、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南海、桂林、象、九原、陈、东海12郡，共计48郡。他按照五行相胜说的理论，说秦以水德取天下，数以六为纪。因而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36郡，后来陆续扩大到42郡、48郡，均为六的倍数，都是秦制规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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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向奎：《河山集·序》，见《河山集》(三)，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谭其骧：《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见《长水集》，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谭其骧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同意全祖望之说，只是加了闽中郡，为42郡。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于1948年又写了《秦郡新考》，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晋书》等可信史料中发掘论据，核实除内史外，秦郡数目为46，加上另外可能存在的二郡，总数有48。除了《汉志》中所言32郡外，补黔中、广阳、闽中、陈郡为36郡，这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设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又设立了南海、桂林、象和九原四郡，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六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内郡所置。王国维说有陶、河间、胶西、博阳、城阳，而谭其骧说有常山、河内、衡山、鄣、庐江，两说不同。谭其骧最后写道：“夫考古之事，竭其能事耳。生千百年之后，上究千百年前之典章经制，史文阙略，焉得必无遗漏?多闻阙疑，庶几其可；若必欲断言为三十六或四十八，徒见其牴牾凿枘，是亦不可以已乎?”①1944年，他还写了《秦郡界址考》，对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秦郡界址作了详密的考证，纠正了许多源于《通典》，且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所沿袭的错误，并将46郡的辖境、治所列了表，甚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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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秦郡新考》，见《长水集》，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但最新考古发现对秦郡数目的确定有补充作用，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36 000余枚简牍，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间。简文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郡史籍未载。秦郡设置多以区域命名．较少有以城邑名者，“洞庭郡”合起成例，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的设置较历史记载要广泛得多．

在此前后，谭其骧写于1934年的《新莽职方考》，以《汉书》、《后汉书》纪传及《水经注》为主，旁及汉魏杂著，博稽先儒考证，加上自己的见解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郡县易名情况一一考证清楚，并附考了王莽时期的郡县官制、王莽制采伪古书，又总结了王莽改汉郡县名称的通例。“谭其骧此文，填补了这一时期政区地理的空白，不仅比较完整地复原出新莽政权的政区建置，还总结出王莽设置政区和命名地名的规律。”①当时王伯祥读后，盛赞此文“例严体精，深造自得”，“附考三则，尤征覃思”，立即补人他主编的《廿五史补编》第二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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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1)。

(二)黄河变迁史研究

在我国诸多河流中，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也是历史上变迁最频繁、水患最严重的一条河流。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后，历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记述黄河变迁为主。治理黄河成了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自从《汉书·沟洫志》载贾让“治河三策”以来，东汉的王景、明代的潘季驯、清代的靳辅等，都是治理黄河的著名人物，但河患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对历代黄河变迁作了总结性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著有《黄河变迁史》，所收资料十分丰富，详细论述了历代黄河经流的大势、河患和治河方略，纠正了前人有关黄河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没有突破。
关于谭其骧黄河变迁史研究的缘起，他在《长水集自序》中做过这样的叙述：“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个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史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洪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① ．
历来的研究者，都把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局面归功于王景治河有方。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则否定了这一传统说法。他精辟地论证了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的交替发展、植被状况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密切关系。文章用具体的历史事实，阐明了黄河变为害河是近一千年来的事。他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分作三期：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的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主要是因那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特别是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都是农牧区，农业经济比重较小，因此黄河下游决徙少。他说：“那时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第二期，秦汉时期，这二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发生了变化，封建政权不断移民实边，进行垦荒，黄河中游从畜牧射猎为主变成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盲目乱垦滥伐，没有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结果必然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王莽时边衅重开，内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所以东汉建立后内徙边郡，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大批迁入，两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以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但谭其骧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还不足于全面显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要素，未能充分反映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从1982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持下，他又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可惜由于去世而未能完成。但在谭其骧的筹划下，这一重要研究课题没有停顿下来，这部三卷本的《国家历史地图集》将陆续出版，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一千多幅地图，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崭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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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5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绘在帛上的两幅地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对其进行了研究，指出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华夷图》、《禹迹图》早了1300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所显示的汉初长沙国的南界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书·地理志》中的桂阳、零陵二郡南界。也就是说，五岭以南的部分土地归长沙国管辖。这幅图在其主区及近邻区范围内画着八个县治：营浦、春陵、泠道、南平、龅道、桃阳、观阳、桂阳；其中春陵、观阳、蛇道三县，不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当时长沙西南边界的一部分。从这一地区设县之多，证明秦汉时代当地经济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另外，该图所记注的水道往往于后代记载的水名不同，可据以推究其演变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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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长水集》，160～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谭其骧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他对历史文献资料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在讲到如何搜集、整理、鉴别、分析文献资料时，他提出值得重视的三点：“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一句话，既要利用史料，又不要过分相信史料，要经过分析、鉴别，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如关于洞庭湖的演变，长期以来地理学界、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湖面日趋填淤，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不同的只是快慢而已。谭其骧从先秦史料出发，结合当地的地貌条件，指出古籍中的云梦泛指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多种地形，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在长江北岸，江汉之间。进而他推断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像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水经注》里所记载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其实，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由大变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的演变过程。①近年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钻探和实地考察，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结论与谭其骧的考证不谋而合。又如在宋元史籍中，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称为长沙或石礁，但近代有些中外学者均误认史籍中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谭其骧经过考证后指出，明以前文献记载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仅限于今海南岛东侧七洲列岛附近的洋面。清代图籍中的七洲洋，有广狭二义：狭义沿袭明以前旧义；广义则范围极广，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但也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岛。②
谭其骧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十分留意野外考察，曾去冀、豫交界的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调查，因而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晚年又倡导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重点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并希望对中国历史上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做深入的考察，写有《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他指出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而且各个地区的风土习尚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亘古不变且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③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勃勃发展之态势，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专门课题相继展开，并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与谭其骧晚年的研究志向是完全一致的。
1934年，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对谭其骧评价说：“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对于地理沿革史，夙有研究兴趣，且眼光亦甚锐利，看《禹贡》半月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诸刊物所载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④谭其骧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探索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主要贡献可以简要归结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开辟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课题。

大家觉的怎么样???????

我地理是最差的所以历史地理方面我感觉也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