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制的变化

一、三代官制
商代王室百官总称多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务官，有“尹”、“卿士”等。一类是宗教官，有“多卜”、“占”、“巫”等。一类是事务官，有“宰”、“小藉臣”等。

西周的官僚制度已相当完备，仅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提到的各类职官就有213种之多。西周初期，王室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职官是太师和太保。太师和太保掌握着王室的军政大权，并且负有监护和辅佐年少国君的重任。周王室的官僚机构分为两大系统，即卿事寮和太史寮。卿事寮即卿士寮，其职权是主管“三事”和“四方”。卿事寮的长官，西周初期是太师或太保，西周中期以后为太师，其属官主要是“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太史寮掌管册命、制禄、图籍、祭礼、占卜、礼制、时令、天文、历法等。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既是文职官吏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吏的首领。除卿事寮和太史寮外，王室还设有掌管周王衣食住行的宫廷内官，见于西周金文的有宰、膳夫、寺人、小臣、小子、小夫、守宫、御正、世妇、东宫等。西周的官制是在商代的“内服”和“外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商代不同的是，西周的官僚机构更加庞大，职官的名目更加繁多，行政体制更加系统。这种演变趋势，反映了西周国家机器的完备和王权的强化。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为官僚制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士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属于贵族等级序列的最低一级，依附于宗族群体，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土崩瓦解，失去了宗族依托的贵族大批地沦落为士，士人队伍迅速扩大，脱离了原来的贵族等级序列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进入战国时代，新兴的士人空前活跃，这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行动自由，思想开放，成为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的对象。他们凭借知识和才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为理想而奔走四方，或为生计而周游列国，都是入仕干政的最佳选择，从而形成一支庞大的充满活力的官僚后备军，使各国君主有选择官僚的充分余地。
二、秦汉官制

        秦统一全国后，疆域空前辽阔。要统治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光靠皇帝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因此，秦始皇在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紧接着在中央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秦代中央的官员虽然不少，但最主要的则是史书上所说的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是九卿。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这些官员都是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以三公九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秦代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绝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秦始皇通过这个政治核心，撒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统治网。
        在秦代，三公九卿都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但具体分工是不同的。三公是直接协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的高级官员。丞相有左丞相、右丞相之分，以左丞相为尊，职责是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是武官，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主要掌管承转皇帝诏令，监察文武百官，处理重大案件。九卿掌管中央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管理宫廷车马。卫尉，掌管皇宫保卫。典客，处理民族事务及外交。廷尉，负责刑法。治粟内史，掌管全国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及手工业制造，以供皇室的需要。

汉承秦制，略有更改。西汉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为加强中央集权，设中朝以分割相权。中朝是皇帝身边较低级的官吏和待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向地方派遣刺史。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州部”。每个州部设刺中史一人，“以六条问事”，代表皇帝监察地方，使各级地方官吏和豪强不敢过分违法行事。东汉防止功臣窃命，君权旁落，规定：“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在经济上优待三百六十五功臣，但在政治上很少重用他们。为此，刘秀还扩大了尚书台的职权，从而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
三、魏晋官制
北魏曾对官制进行过改革。孝文帝即位后，曾于493和499年两次颁布职员令，在中央逐步建立三省制，在地方上，则主要是接受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486）废除了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所谓三长制是一种基层管理体系，即五家为邻，立一邻长；五邻为里，立一里长；五里为党，立一党长。邻长、里长和党长就是“三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的实行，有利于抑制豪强隐匿户口，逃避租役，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的稳定。
四、隋唐官制
        隋唐时期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中央，废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设三公、三师等，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最高权力机关。又于尚书省下置吏、礼、兵、刑（都官）、民（度支）、工六曹。在地方，把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改为郡县二级），拟定九品以上官由中央任免；州县官三年一换，不得用本地人。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机构。唐朝除将隋朝的内史省改名中书省，内史令改名中书令，门下省长官纳言改名侍中外，其余名称、长官、职能和性质均同隋制。另外，在宰相设置方面，武德年间仍以三省长官充任宰相。李世民即位以后，因其曾任尚书令一职，故以后此官遂虚设不授。但皇帝却往往给一些官职较低的官吏加上“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和“同中书门上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使其成为宰相，而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则被罢相职，如未加上述头衔，就只能负责省内事务。唐初还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议事之处，始设于门下省，后又迁中书省。开元年间，又改名中书门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
五、宋元官制

宋代在中书省内设政事堂，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分掌事务，号称“二府”。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还把唐末五代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又称“计相”）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又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以文臣任州郡长官，另设“通判”以牵制之。将全国划为十五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四司，临时指派朝官兼领。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门，设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兵权，设院使、副使。御史台掌司法，设御史大夫。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又都各设“达鲁花赤”（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六、明清官制
1376年（洪武九年）废“行中书省”，设三司（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负其责而统属于朝廷中书省；1380年后又废中书省，罢丞相官职，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其事，对皇帝负责。设内阁，内阁为官署名。朱元璋在废丞相后，设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后来明成祖即位，以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称为内阁。
清代在中央中枢部门依明制设内阁（三殿三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六部。特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军机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是清代皇帝直接指挥下的最高军政决策机构。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雍正十年始正式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在皇帝指定下兼任，称为“军机大臣”或“军机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其僚属称为“军机库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处职掌为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务及官吏任免和一切重要奏章，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最高发展。在中央的一般部门，设理藩院专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设都察院以为最高督察机构；设大理寺以为最高法院；设翰林院以为“储才重地”。宫廷部门设宗人府专管皇旗；设内务府专管宫廷事务。在地方地方上，设省、道、府（直隶州、厅）、县（州、厅）及边疆特别行政区。基层组织采用保甲制（牌甲制）。

中国古代的军中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
        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赋税制度
先秦赋税多以“贡赋”的形式存在。商代臣民向国君进献的财物称为“土贡”。西周土贡有皮帛、宗庙之器、绣帛、木材、珍宝、祭服、羽毛等九类，称作“九贡”。此外，还有军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新的赋税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土地面积征收实物。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征收军赋。战国时，各国赋税制度不一，不能一概而论。
二、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
秦代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征粮，租率约为十分之一。口赋是按人头征钱，每人约缴120钱。杂赋一般是临时性的征调。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有利用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汉代的赋税主要是人头税和田租，此外还有一定的徭役。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汉初规定，15至56岁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每人纳赋120钱，叫算赋。7至14岁的小孩，每人每年纳赋20钱，叫口赋。田租按产量征收，一般三十税一。徭役分为劳役和兵役。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每年服一个月劳役。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
曹魏时实行租调制，“收田租亩四升，户生绢两匹，绵三斤”。课田制和户调式是西晋的赋税制度。课田指的是应向国家纳税的田地数量。丁男（16-60）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13-15；61-65）25亩，每亩纳粮8升。户调就是户税，丁男之户每年纳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为户者折半交纳。与曹魏相比，田租增加一倍，户税增加了二分之一。北魏时规定，一夫一妇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丁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租调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四、隋唐至宋元时期的赋税制度
隋唐之际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纳粟2石，称作租。交纳绢2丈，绵三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称作庸，也叫做“输庸代役”。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寅公集》卷二二），但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
从唐德宗时期开始实行两税法。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以779年（大历十四年）政府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总额分摊于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最多的一年的收入数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全国无统一定额。（3）户税按户等高低（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征钱，户等高者出钱多，低者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大约实行了八百年，中间略有变更。北宋时从户税中分化出商税和间架税。户税逐渐变成地税，仅保留夏秋两征的形式，成为一半收钱，一半收谷的二税。
五、明清时期的赋税制度
明代前期仍然实行两税法。张居正改革时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具体内容是：（1）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的徭役一律合并征银。（2）徭役中的力差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3）徭役银不用户丁分派，而由地亩承担。（4）以县为一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于一县的田额上，改变原来按里平摊之法。（5）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开役的办法。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首先，它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征的办法，使二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其次，徭役征银的办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为城镇手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第三，由于赋税征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2，462万）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把丁银359万两固定下来，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开始改革赋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省开始将丁银并入田赋，即所谓“摊丁入亩”。雍正元年至七年（1723-1729）推行于全国（少数地区实行的较晚）。从此，田赋一般称为地丁钱粮。
摊丁入亩（地）与一条鞭法同为使役银归于赋银，将原来的人丁税并入土地税。就这点来说，摊丁入地是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进。但两者又有不同。（1）一条鞭法的丁指的是差役，摊丁入地的丁指的是丁银。（2）一条鞭法只在某些州县推行，各地情况相差很大；摊丁入地则丁额已在“永不加赋”的规定上加以固定，并广泛推行，且这较一条鞭法简明。
摊丁入地结束了长期以来地、户、丁与赋役制度的混乱现象，完成了赋税合并即人头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个进步。（1）对封建国家来说，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因而不再顾虑人口逃亡的问题。（2）对广大农民来说，减少了一些额外负担。（3）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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