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各方面综合指数超过满清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一直对明起压抑，但作为学历史者，当应揭去面纱审视这段历史，而不是继续受着政治上的影响，否则就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无疑！悲哀的这是由绝大多数人的无知造成的！
比如“明朝皇帝权力空前强大，明朝后期政治黑暗腐朽”（这种无知是从中国的教科书就开始的滥调，也怪不得你们），还有“禁锢我们科学的是汉人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汉人的等级制度”（这也是由来已久的谎言，但一般不愿意动脑子的人都相信），还有“徐光启没有考中进士就不可能有后来如此成就”（这说明基本上他对徐霞客，宋应星，吴有性，李时珍，王艮，王襞，何心隐等等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条“多尔衮进关，明朝已经灭了，灭给‘家奴’（崇祯语）”（这里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扭曲，崇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家奴’这个词是满清统治者喜欢用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应该很熟悉，以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象满清统治者是能无耻猥琐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溥仪跑到东北当日本的儿皇帝，后被苏联抓去，又低三下四的向斯大林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一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也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知道，另一个是不喜欢动脑筋，许多问题都是人云亦云，没有经过大脑导致的结果。
一些质疑或者说质问，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解答过的，但他还是非常自信的提出来，应该是他没有看到，或者说虽然看到了，但是没有理解的缘故
比如他问“既然明朝科技是如此发达，是如此进步，为何给个落后无比的游牧部落颠覆掉？”
这个问题我文章里早就已经回答了，可能是他没有理解。现在再重复一下：
“
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
还有
“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死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死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
”
所以他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明朝的中国正在经历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所以当然是最脆弱的时刻，这个时候被野蛮民族趁火打劫， 结果就导致了三百年的沉沦。文明的进化本身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在哪里呢？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说到的。
另外一点，就是他说的“我认为预测明朝能够取得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有也一定是个无比集权的工业生产，道路是很漫长的，无法预期在300年内能取得西方式的工业化。（委婉一点说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和集权政府的物质消费）”
这一点，也是他对基本的事实没有了解导致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
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就以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矿冶也呈现同样的情形，“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此外制糖业，造纸业都极其发达
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明代晚期中国的工业商业的发达远远超过了现在一些人的想象，可以说如果不考虑现代科技的因素，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远比现代中国要发达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能够把全世界几乎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白银吸纳到中国的原因。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快；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太大，而是阻力太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危机都是从这一点上引发出来的，我以后会写文章详细论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到什么地步，按照现在普遍公认的估计，当时整个世界开采的白银的一半都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而且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
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中国的海盗集团层出不穷，一直到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出现。郑芝龙集团在得到中国明朝官方的支持以后，以空前的速度壮大起来，不断吞并原来的各大中国海盗集团和海上贸易集团。与北方野蛮僵化封闭的狩猎民族力量崛起相对应，中国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天启七年，郑芝龙被明朝政府授为海上游击，崇祯二年，郑芝龙集团消灭李魁奇海盗集团，同年六月消灭吞并杨六杨七海盗集团，八月消灭褚彩老集团，崇祯三年消灭钟斌海盗集团，崇祯八年，在田尾洋大海战，击溃当时中国势力最强大的海盗贸易集团刘香集团和荷兰的舰队联军。
通过一系列的海战和吞并，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但为什么这么良好的基础下，到了满清统治下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呢？其实我在介绍“迁海”的文章中，已经作过论述了
“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还有些所谓的聪明人发话了：历史不能假设！好一个愚民的主张！错！历史不但应该假设，而且必须假设！对历史做假设，正是能让人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隐藏在迷雾后面的真相。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够假设！这是人所独有的思维能力，人区别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不但能够看见表面现象，还能看见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不仅能够看到既成事实，更能够看见所谓的既成事实从来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路径。把既成事实当成必然事实只能是只会低级条件反射的动物逻辑，而并非人的逻辑。
自然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假设。没有假设就不可能有牛顿力学，难道世界上真有绝对光滑的平面，让物体永远因为惯性而滑动下去吗？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么？没有假设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道真的能够设想人追上光之后会发生什么吗？真的能在时空的每个角落都放上一个钟么？当然也不会有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等理论不都是先从假设开始的吗？
自然科学不能离开假设，难道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能离开假设吗？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根本就是骗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阉割的谬论。现在就让我们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西欧和中国一样遭受到类似于满清的统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只有一个：和处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一样落后，甚至更落后！更进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这样的摧残统治，又会怎么样？到那时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绞尽脑汁的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么落后于中国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统治，还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这样的研究，美其名为学术，其实是连基本逻辑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和闹剧而已。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明朝的中国,有领先世界的地方（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也有落后于世界的地方（自然科学以及某些技术领域），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文明在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后起的文明，其他文明的历史都比中国悠久，即便比起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国的文明也有相当的缺陷。
问题在于落后了并不可怕,谁都不能保持永远的先进,而在于落后了之后，是否能勇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消化别人先进的东西，同时又不丧失自己优点.这样的文明才是有生命力的文明。而明朝的中国是这样的文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完全丧失了这样的特征。
具有这样的特征的文明,可以有局部的落后,但不会全面的落后，可能落后别人十年二十年，但不会落后一百年两百年。
一个文明最可怕的就是盲目自大，认为自己的文明什么都是好的，其他文明什么都是糟的，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明代中国的文明是正常的，所以尽管蒙古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按照《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1215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千万，经过蒙古屠杀破坏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万的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消灭掉，这对一个文明的破坏是接近于毁灭性，元气大伤），又经过元末的战乱大破坏，明朝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起来，并且放眼世界，积极的取长补短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慎言.五行>中说
“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这里却明确提出了“天下之国,何啻千百”，而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
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然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还有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设想，愚昧而又残暴的康熙是怎么对待的呢？和他的孙子实在是一路货色）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
“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
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到了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1717年，康熙统治下的满清觉得“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
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
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这个禽兽皇帝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他们“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马嘎尔尼发出这样的感叹很正常，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当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羡慕中国的造船工艺和技术，中国的祖先实在是不无知，也并不笨拙。中国人并不顽固，也并非天生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所有这一切实在是替满清统治者背了黑锅
在满清这样的残暴黑暗的统治之下，中国如果能进步，确实是咄咄怪事了
最后说一下所谓满清取代明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顾诚说的好，有些人不过是把历史必然性阉割成了历史宿命论，本质上和封建统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顾没有任何区别。的确，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历史也不例外。所谓的规律不过是一定的条件发生一定的结果，条件发生改变，结果也必然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有历史必然性，在满清代替明朝的这段历史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以一个落后的野蛮的少数民族去统治一个已经拥有灿烂发达文明的多数民族，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历史的倒退，文明的摧残和破坏。
正确的直面历史，才能正确的面对未来，否则连落后是因为什么而落后都弄不清楚。
最无耻的是一面谈到历史责任，追究落后责任的时候，承认汉族是国家的主体，要这个国家主体来承担责任，另一面却又对把国家主体民族极尽摧残压迫杀戮提防之能事的统治者歌功颂德，开脱罪行。
最无耻的是受了压迫受了奴役,还不能认识这种压迫奴役的罪恶，还在重复那套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的奴才心理,还在无比体贴的从那些屠杀者压迫者，那些干下禁书屠城迁海暴行禽兽的角度考虑,表示理解表示宽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表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一个人受到残害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不满，反而站在残害他的人角度来表示理解,我们说这是一个已经丧失了做人起码的尊严的人，成为一个典型的心理病态的奴才的标本，这是公认的常识.个人是如此，民族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患有自虐症状的民族，自轻自贱的民族,把不属于自己的罪过压到自己的身上,把不属于自己的错误揽到自己的头上,自以为得意,而开脱真正元凶的罪行.一个具有这样症状的民族,是奴才民族,永远只能沉沦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个具有这样症状的人，是奴才性格的人,永远浸淫在自虐忧郁的阴影下,成为一个废人
我们提倡民族团结，首先要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种族屠杀种族压迫的暴行严厉谴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开文明倒车的行为无情声讨的基础，建立在正视历史事实在对历史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只能是玩火自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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