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画饼充饥难――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7日在北京落幕，为2007年规定了“八项主要任务”。由于这“八项主要任务”多以官话套话出现，如“坚持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等等，海外中文媒体就只能说些“本次会议决策层云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意义不可小视”等不知所云的话凑热闹。中国国内媒体的分析着调一些，总算理清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三个方面：一、经济增长议题，主要是要防止2007年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过山车效应”；二、环境资源议题，主要是研究解决日益严峻的污染物排放、能耗增加问题；三、社会事务议题，主要是研究解决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启动国内消费。


    经费来源于何处？

    这三个议题都与中央财政的钱袋有关，经济增长是如何将蛋糕做大，而后面两个议题则是切蛋糕，是从钱袋里往外掏银子的举措，而且两项花销均不是小数。那么，这巨额资金将从何处觅来？


    这一点，此次会议上虽未明说，但众多眼睛早就盯上了那国企红利6000亿。为了逼国企吐出这笔红利，中国政府可没少费劲。所谓“2007年经济工作重点”，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加快对中央企业的重组步伐”。就在12月6日，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国资委召开“集团管控力”动员大会，再次声称明年的国企重组就是“削山头”。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中国的国企向政府上交红利――今年的红利比往年都高，高达6000亿元。


    而“削山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从前年开始，就由国资委官员与各路专家出面，在媒体上发表不少论文，论证国企向中央政府上交红利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想必这种让诸侯吐钱的事情遇到不小阻力，到今年十月上旬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新华社不得不公开发布文章，声称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在全国发动了一轮批“特殊利益集团”的风潮。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经济支柱”，被当局宣布为“损害公众利益与破坏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后，面临各种压力，无奈之下就范，吐出巨额红利以示服从。


    国企为何应该交红利？

    中国国企的利润与税收问题，时不时地成为中国改革目标。在1994年之前，中国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即企业将所有的利润上缴财政，然后，再由财政向企业追加投资或弥补亏损。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企的税后利润则全部归企业所有。


　　当时朱镕基这样做自有道理，因为在其总理任期内，由于国有企业当中的中小企业多是竞争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相继垮掉，只剩下一些资源垄断型国有企业。为了保证这些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并“做大做强”，必须扶持一把。因此，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既有垄断国有资源之利，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之惠，在政府大力扶持下，这些国有企业后来成为中国企业500强当中的主力。以2005年为例，其中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83家，其利润总额为4,271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81%。而私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当中，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仅6.69％。而今年中央国企预计可达6000亿元利润，如此大一块蛋糕，没有被用来投放至中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引起国内不少议论。而一些垄断型国企的员工工资过高，一个电力公司抄表员年薪都达到10万，已经让其他行业的人深感不平。因此，让大型国企上交红利早就在议论中。不过当时国企非常牛皮，没太理会这事。


    2005年10月，世界银行三位经济学家Louis Kuijs、William Mako以及张春霖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在这份24页的报告中称，健全的分红政策之所有重要，除了有利于提高国企投资项目的效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整体配置。他们的逻辑是，正因为国家或者说社会承担了改革成本，所以，国企才能轻松地进行改革，它们的利润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因此，国企的利润也应该上交一部分，用来弥补国家承担的改革成本。


　　主张国企向政府上交红利的还援引了外国诸多例子，称在丹麦、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要将其市值的7%作为红利，上交给新加坡财政部。奥地利的OIAG基金，曾在2004年将其普通盈利的90%，作为红利上交给国家财政部。


　　世行的报告称，如果国企能够上交部分红利，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事业改革中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


　　以教育为例，在2002年，非金融类国企的利润总额为5589亿元，而同期小学和初中的学杂费收入为270亿元。因此，政府若能从国企获得4.8%的分红，就可以免除所有当年对义务教育的收费。


　　根据这几位学者的估算，如果将国企利润的50%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事业，则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


    而近些年来，医疗、教育正好成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红利用之于这些方面，正好可以改善这种状态。基于这种共识，舆论对国企上交红利持绝对支持状态。


    环境改善是个无底洞

    不过，上述世行报告虽然为国企上交红利提供了道义与理论根据，但按明年中国政府确定的几大任务来看，似乎只有环境改善列于其上，其余如医疗、教育等公共投入根本还未进入考虑的重点。不过，仅环境改善一项，看来已经象个无底洞。


    今年9月上旬，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出版了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报告，其中分析了中国大陆世界级工业污染问题的真正经济成本，成本之高震慑了读者。此项调查研究显示，2004年，中国工业污染造成的经济成本损失估算到达了640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中国GDP（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一惊人数字告诉我们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该调查研究报告如此总结。


　　仅2004年，要完全“清扫”中国的环境污染还需要360亿美元。而两年前，中国用在维护环境的资金只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认为，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还远远低估了实际经济成本损失。比如，分析没有考虑中国地下水资源和土壤的严重污染，这些其实已极大损害了农业生产力，消除这一污染也需要大量资金。分析也没有考虑过度使用或使用不当的土地、森林、水资源、渔业资源的成本，还有比如中国大量酸雨问题所带来的长期生态成本。这些在分析中是不可能被包括进去的。


　　即便如此，暂时不去考虑这些研究无法涉及的领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指出，要在源头上处理工业污染从而产生真正持续性影响，中国一次性需要投入1350亿美元引进最新污染控制技术。这个钱相当于中国经济产出的7%。这一组统计出来的数字再次表明中国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计划中，中国政府预计将投入1750亿美元来处理工业污染。但这项研究已经明确指出，因为报告中有大量未能考虑的因素，到时候要花的钱将会更多。


    这6000亿人民币――860亿美元国企红利，即使全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也还只是填补了资金的一个角。

    医疗保险改善将要投入多少钱？

    中国政府虽然许诺了要增加民众收入，但增加收入与启动消费均非政府直接操盘，而且年年许诺均未曾兑现，政府也无须为此引咎自责。倒是让国企上交红利的那些理由，比如建议从国企上交红利中切一块以加大医疗保险的政府投入，倒还真应该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重头。因为自从中国当局放弃了它在公共医疗中应负的责任以来，医疗保险早就成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天怒人怨，政府无论如何都得做点事情了。


    中国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投入实在少到与其自称的大国地位及经济崛起毫不相称。据“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高达6,623亿多元，其中由政府支出的只17.2％，社会支出为27％多，个人卫生支出占55.5％――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发展中国家负担了57％－59.3％左右。正在做大国之梦、宣布自己正在“崛起”的中国政府，最近刚宣布过中国“既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既然如此，人民有权利要求政府至少按照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下限来设计医疗保险，那就至少每年需要多投入3800多亿人民币，以履行政府责任。这样一来，国企红利这块蛋糕又要去掉了一大块。

    养老保险欠帐令国民日困愁城

    养老保险也是中国政府力图逃避的一项责任。


    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养老保险是个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利益攸关的大问题。1990-2000年，世界老龄化人口的平均增速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增速为3.3%，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人。迅速的老龄化已经使中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据有关部门测算，养老金的累计缺口已高达2-6万亿元，而且今后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关于养老金的累计缺口的预测，称这一缺口到2020年也无力填平，中国的养老能力将出现长期入不敷出的状态。


    除了养老金缺口之外，中国的养老金还有巨大的“空帐”。所谓空帐到底有多少，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据也是矛盾百出：去年曾说高达一万亿，而今年又变成了8,000亿。那2000亿空帐是如何减少的，政府没有作任何说明，公众无从知晓自己的养命钱之运作管理状况。由于中国穷人多，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因此退休者对养老金的发入依赖性特别大。加之社保基金违规挪用的案件近年来频发，公众对此的担心日益加重，对此政府方面的回答是“违规事件虽多，但未影响钱的发放”。


    面对日益增大的养老金缺口与巨额空帐，就算将国企红利的6000亿全拿来也未见得填平。更何况等着用钱的还有其它地方。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管William H. Overholt 曾写过《中国的崛起》一书，是位热情的拥抱熊猫者。但2005年5月19日他在提交给中美经济安全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说，由于老龄人口庞大，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到20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可怜巴巴的基础教育

    让国企上交红利的理由还有加大教育方面的公共投入这一理由。在2006年10月中国政府颁发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4%是唯一的一个数字性指标。不过，这并非今日的承诺，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国政府就承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规定”，而预定达到的期限是2000年。


    然而实际情况怎样呢？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全国科技支出991.56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而科技支出只占0.05%。这两个数字都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今年是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来未达到4%，2002年是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最高的年份，也仅达到3.41%。


    是中国政府缺钱吗？不是，在全国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下降的同时，是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提升（2000年1万3395亿，2005年突破3万亿）。中国以大国与强国自居，但在教育的公共投入方面，却从来不向国际标准看齐：199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是5.2%，高收入国家平均在5. 5%以上，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国际上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时，这个比例的下限是4%。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中国政府天天高谈重视教育，如“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但目前中国的教育实施，却不如100年前的日本，只能与亚洲穷国并列。只能与柬埔寨（2.9%，1996年数字）、尼泊尔（3.1%）等亚洲穷国相提并论，印度政府近年的教育经费已占GDP 4%以上。


    一个挂上“人民共和国”与“人民政府”的国度，却不能为人民提供任何福利；一个经济增长持续20多年、宣称自己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却不能让本国人民分享经济增长之惠，这样的国家有资格领导世界吗？


    写于2006年12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