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的传播学分析

请大家有关于《非诚勿扰》这类婚恋类节目的传播学分析的朋友给传下，十分感谢！我觉得可能今年会考

很有可能会考
高手还没出现
咱们自己先试着分析吧

于《非诚勿扰》要不要继续低俗的争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有消息说，它已经被停录。但是伴随着这条消息之后的另一场争论又开始了：《非诚勿扰》是否低俗到必须停录停播的程度？依靠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影响一个具体的节目操作，是否可行？当然，对另一个问题的争论，自始至终就没有消停过：拜金思想，是否是错误的？

    仔细分析这所有的争议，我们发现许多问题被搅在了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批评媒体过度渲染和放大拜金的言论，就是批评个人的拜金思想；批评《非诚勿扰》就是赞同行政干扰……

    但事实上并不是非此即彼，我们需要把搅在一起的问题分解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分析。



一场关于《非诚勿扰》的争论：节目错了吗？



《非诚勿扰》创造的收视率奇迹，源自女嘉宾一句“宁可在宝马里哭”的拜金言论。其实，这正是栏目精心策划的噱头。

   《非诚勿扰》火爆 其他媒体跟风效仿

《非诚勿扰》是栏目开播以来，就以其持续攀高的收视率成为其他电视台效仿的“榜样”。类似的节目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非诚勿扰》现场女嘉宾挑战公众道德的“拜金”语录以及男嘉宾的炫富，其中声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的女嘉宾马诺不但自己一跃之比二线女星，这一栏目也因传达“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引发巨大争议，从而变成了电视节目中的明星。

    拜金，嘉宾个人观点还是栏目观点？

而“成就”这一栏目的，就是“拜金”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显然，马诺的言论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栏目精心挑选出来符合节目诉求的。他们就是要用“拜金”一类的价值观来挑战大众，吸引眼球。《非诚勿扰》编导也坦言了“合理策划”成分：明明知道一个月薪千元的保安、北漂歌手不是女嘉宾那壶茶，还是让他们出镜，仿佛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一次羞辱。大家也都明白那一票女嘉宾不是上来找老公，而是卖力演出，但还是痛批她们传达了不健康的婚恋观。

一场策划的闹剧，却成了媒体自我炫耀的借口

《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针对媒体的批评曾辩护说：“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到了连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状态，听了一些习惯性的假话，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这句话不无道理，马诺说的是真话，孟非也是，但问题在于，既然嘉宾都是经过栏目精心甄选，就算嘉宾所言在观众眼里多么惊人，对栏目而言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场关于“拜金主义”的争论：拜金错了吗？



《非诚勿扰》引发了强烈的声讨，个人虽有选择拜金的自由，但这不意味着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就值得媒体提倡。



    个人表达拜金倾向，无可厚非

一个人有怎样的婚恋交友取向，无论是以貌取人也好，还是将金钱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都是个人的事情，其实与其他人无关。一个宽容的社会是允讯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马诺和朱真芳的表达方式也许有点露骨，但她们的想法其实也没有超出婚姻制度的既有逻辑，而且还很有代表性，但把这种想法在电视上公开，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人们一边不宽容她们，一边又艳羡某些莫名暴富的“成功神话”，未免有些双重标准。

    但是并不是说“拜金”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观

炫富和拜金，实际上是社会价值的流逝甚至缺失，使得对于财富的无尽追求甚至是不择手段。不但商人如此，一些官员乃至学者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甚至不惜践踏党纪国法。社会精英尚且作此表率，升斗小民乃至涉世未深的年轻姑娘喊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提倡的，还是通过个人努力、合理合法的挣钱，而非放弃个人努力，不择手段寻找捷径。

    而媒体宣传拜金，就说不过去了

固然，“拜金女”只是一种表演，《非诚勿扰》只是一场娱乐。但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媒体业享受充分自由的国度，这样一种全然违背媒体公共道德的“表演”，全然颠覆民族精神与价值的“娱乐”，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尊重个人表达的自由，但是对于媒体这样一个被赋予“守望者”责任的载体，能否要求这样低，就这样跟着一种噱头去狂欢？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如此浓烈的拜金情结，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人有多拜金？根据路透社与艾普索斯今年2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国人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而真正的奥妙可能在于金钱对于国人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涉及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即使是穷人，其基本权利和做人尊严，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与富人并没有多少差别。而若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导致有钱的为所欲为，没钱就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边界。而马诺的名言也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观察：坐在自行车后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长久的



一场关于自律与他律的争论：媒体出了问题怎么办？



现在来看，似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反对他律，但自律又是一种奢望。

    批评声音虽有 约束机制缺乏

虽然自《非诚勿扰》开播至今，受到的批评就零星不断，媒体的反思也屡见报端。但是这些反思和批评并没有对节目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是由于“丑闻经济学”的媒体现象，这种批评和争议反而让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其他同类节目也纷纷模仿，通过这种出位的言论和拜金噱头吸引关注。不管人们怎么批评、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电视台改变“导向”的动力并不充足。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行政干预与媒体自律

在我国，与媒体相关的行业协会几乎难以发挥作用，在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假新闻、恶俗电视节目做出规范和处罚前，很少有媒体的行业协会表达意见。这样看起来，能对电视恶俗节目真正产生影响的，除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干预，就剩下电视台的自律了。但每一次行政干预都会遭诟病，而媒体的自律，在收视为王的规则下，又那么的软弱无力。

    结果造成：一放就乱，一治就死

广电总局行政干预的惩罚性又太弱，根本无法遏制电视台今后再次播放低俗节目的冲动。恶俗选秀被规范后，又出现了恶俗电视相亲，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行政性干预又经常是一刀切的做法，每一次行政干预之后的节目，几乎都面临死掉的境地。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许多节目一放就乱，一治就死。



一场喧嚣之后的反思：社会生病了，我们怎么办？



“拜金”成了社会病，媒体怎么办？其他人又该怎么办？

  社会生病，媒体吃药不公道

国人时下日益盛行的金钱至上观。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市场规则的流行，也由于缺乏诸如宗教一类信仰的缘故，国人从鄙视金钱到崇拜金钱和物质，更由于现实的官商腐败现象和社会某种断裂，高房价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再不重视物质，恐怕也不能否认“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现实。将这些病因，推到一个或者几个电视节目身上，确实有失公允。

但媒体以迎合社会问题换收视率 也值得反思

便拜金成了一种真实表达，这也绝不等于说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价值观，更不代表电视节目的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不管他们态度上显得多么张狂，但那些言辞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缺乏人的尊严的虚弱，是当今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打着“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幌子，大肆炒作这种庸俗的价值观念，以换的收视率。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媒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二者缺一不可。  

做为管理者：依法行事比行政干预更有效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对电视节目内容最早进行管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系统。从力量层次上看，可以分为五级：宪法基础，法律规定，政策制度，行业规范，公民监督。当内容和标准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了出来，对于监管者和媒体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行事标准。

一个正常的社会，面对低俗节目应有更多纠错机制

若是一个节目的意识形态“不健康”，社会应该有很多抗议机制：传媒和学界批评；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台湾《苹果日报》“动新闻”被指责低俗时，就有媒体观察基金会、妇女新知、励馨、全台教师会等约二十个台湾民间团体，到壹传媒大楼抗议；还有行业协会对这种节目发表意见并作出干预；司法机关则就是否违法问题进行调查……与这样的现实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





结束语



我们的观点很简单：个人拜金无罪，节目低俗有错，行政干预并不妥当。

    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