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明清史

第一讲    明史概述
有明十六帝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三十一年（1368－1398年）
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四年（1399－1402年）
明成祖朱    棣，永乐元年－二十二年（1403－1424年）
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年）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十年（1426－1435年）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年－十四年（1436－1449年）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七年（1450－1456年）
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元年－八年（1457－1464年）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二十三年（1465－1487年）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十八年（1488－1505年）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十六年（1506年－1521年）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四十五年（1522－1566年）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六年（1567－1572年）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四十八年（1573－1620年）
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1620年）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元年－七年（1621－1627年）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元年－十七年（1628－1644年 ）
一、洪永盛世
（一）洪武开基
1.朱元璋建国始末
朱元璋，原名重八，后名兴宗，字国瑞。
先世江苏沛县人，高祖伯六时徙居江苏句容，祖父初一徙居泗州盱眙，父亲五四屡次迁徙，最后定居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太平乡孤庄村。
元末大灾，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
至正十二年（1351年）参加濠州反元军队。

    1355年，郭子兴死，被韩林儿封为左副元帅。
   1356年，领兵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建江南行省，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计，积畜实力。
   削平南方各割据势力，派兵北伐大都。
   1368年正月初四日（1月23日），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京师。
2. 加强皇权
（1）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
（2）集中军权
（3）锦衣卫、廷杖和文字狱
（4）诛杀功臣，分封诸王
（5）强化礼、法之治
（6）抑制豪强、整顿吏治
（1）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上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行中书省则总管一省军、政、司法。
1376年（洪武九年），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
1377年（洪武十年），设通政使司作为皇帝的“喉舌之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
1380年（洪武十三年），复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不许再议置丞相。秦汉以来行之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1381年（洪武十四年），罢御史台，次年正式更置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等官。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110人。另设六科给事中，稽查各部。
九卿：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
（2）集中军权
（3）锦衣卫、廷杖和文字狱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专掌缉捕、刑狱和侍卫之事。 （诏狱）
德安府训导吴宪《贺立太孙表》“天下有道，望拜青门”；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4）诛杀功臣，分封诸王
胡蓝之狱
分封诸王的目的：一是捍御外患，二是夹辅皇室，以确保朱氏王朝长治久安。诸王原则上是“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
（5）强化礼、法之治
兴办学校，推行科举
制定《大明律》、《大诰》
（6）抑制豪强、整顿吏治
迁徙天下富民充实凤阳和南京，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
严惩贪官污吏：空印案 、郭桓案
（二）成祖开拓
1. 靖难之役 ：        “瓜蔓抄”
2. 迁都北京
3. 经营东北 ：建州三卫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的设置。
4. 积极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
5. 注重文事：《永乐大典》
（三）仁宣守成
1. “息怨和边”的安抚政策和停罢“下西洋宝船”
2. 任用贤良和与休养生息：
  给建文诸臣平反昭雪
  求言纳谏
  慎重用刑
  任用贤良
  蠲免赋役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问题逐渐形成 。
九边防务大为减弱。
从海洋上退却的失策：从近期看，海外贸易的渠道几乎堵塞；从长远上看，不自觉地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给日后中国回应西方兴起的挑战，带来被动的历史后果。  
二、明代中期的社会变迁与张居正改革
（一）宦官专权与吏治败坏
    1. 王振干政与土木之变
       太祖设宦官二十四衙门
       永乐十八年，置东厂
    2. 汪直专权与西厂之设
    3. 刘瑾跋扈  

正统年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成化年间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
正德年间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四川、江西等地的起义
（二）内阁纷争
1.内阁制的形成
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侍从顾问，辅导东宫太子。
成祖即位，即特简翰林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
仁、宣二朝 ，杨士奇等人均以六部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使内阁权力超过了六部。
宣德时，始命阁臣和个别部的尚书 “票拟”；正统初年，内阁票拟制度化。
嘉靖以后，首辅独专票拟，阁权至重。  
2.嘉靖万历年间的内阁纷争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
大礼议是明嘉靖年间确定兴献王朱祐杬尊号的争论，因系朝廷礼法之至大者，故名。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死，无子，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孝宗从子，武宗从弟，即世宗)即皇帝位，下令礼臣议其生父朱祐杬尊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主尊孝宗(武宗父)为皇考，朱祐杬为皇叔父；观政进士张璁(旋出为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迎合上意，议尊朱祐杬为皇考。双方争论激烈。
（三）张居正改革
  吏治败坏
  军队涣散
  赋役紊乱和财政匮乏   

吏治改革：
①推行考成法，以提高行政效率
          主要内容：加强内阁的行政责任和监察责任，提高六科的监察效能。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及地方按抚，最后以内阁直接控制六科，内阁通过六科直接掌握着各级官吏的监察督促大权。
②精减机构，裁汰冗官。
军事改革：加强边防
经济改革：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
                ①田赋征银。
         ②徭役征银，赋役合并，量地计丁。
         ③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
    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
三、明后期的政治没落与明末农民战争
（一）明后期的政治没落
     1. 神宗怠政与官曹空虚
      
    “二十余年深居静摄，付万事于不理。”            
            停止经筵日讲
            不见大臣
            章奏留中不发
            不亲行时享太庙

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全国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缺员 70 余人，知府缺 22 员，加上“迁转未到”及“奉差未还”者，全国在职官员和缺官正好各半。
万历三十一年六月，两京部院大臣缺 20 余人，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 90 多人。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吏、礼二部无人管事，尚书、侍郎均无；兵部有尚书一人，但养病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九卿俱旷。”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两京尚书缺 5 人，左右侍郎缺 9 人，都御史缺 2 人，副佥都御史缺 2 人，“为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者缺其十余，为总督巡抚者缺其四。其间已点而未到、承命而疏辞者不与焉。一时公卿大夫，比于晨星。”
至神宗去世时，阁臣只有一人，刑、工、礼三部均由他官兼掌。“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2. 朋党之争
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及东林党。东林党人的升降沉浮，则成为明末“党争”的一个核心。

    “卫国本”
    明末三案：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
    魏忠贤乱政  
（二）明末农民大起义
臣奉差事竣，道经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2. 陕北首义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北澄城县饥民在白水县人王二率领下，冲进县城，杀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安塞人高迎祥、肤施人张献忠也相继起义。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当过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他和伙伴一起参加了王嘉胤起义军。后来投奔“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一战，高迎祥中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不幸被捕牺牲。李自成继续领导这支队伍，曾攻占了川北许多州县，一度逼近成都。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在梓潼中了明军的伏击，伤亡惨重。以后，李自成长期转战于陕、川、鄂交界地带。从1637年冬至1638年间，除李自成梓潼失利外，其他农民军也受到一些挫折，部分农民军领导人相继向明王朝投降。1638年四月，张献忠也在谷城接受招安。起义转入低潮。
3、农民政权的建立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兵。
崇祯十三年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声势大振。李信（李岩）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创立了新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铸永昌钱，造《甲申历》，进一步完备大顺中央政府机构。同时，开科取士。至此，大顺农民政权正式成立。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中。张献忠入驻楚王府，即“大西王”位，改武昌为天授府，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以及巡抚、知府、知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开科取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大西农民政权。
七月，明集大军逼武昌。张献忠弃楚入湘，攻占长沙。十二月，张献忠弃长沙，进军四川。到1644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造《通天历》，铸“大顺通宝”。

4、起义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官军三大营投降。十八日，攻克北京外城，朱由检自缢。十九日，大顺军进入内城，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
5.清兵入关与农民起义的失败

  大顺政权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失误
  山海关战役
  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不幸遇难，大顺政权覆灭。
  顺治三年（1646 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兵败身亡。

第二讲里甲、老人、里社：明初的乡村统治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江寿，系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七保住民，现当民差，计家叁口：
    男子贰口
        成丁壹口
            本身年肆拾肆岁
        不成丁壹口
            男再来年伍岁
    妇女壹口
        妻阿潘年肆拾肆岁
    事产  草屋壹间
           右户帖付江寿收执准此。
    洪武四年　　月　　日
部



一户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
　    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
　    妻章一娘，年四十岁
        女阿换，年十二岁
        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
　　        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
    洪武四年　　月　　日
    加字壹佰玫拾号(按：此七字均为一半字)
部

2、里甲黄册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户口》 ：
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黄冊，以一百十户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户為長，餘百户為十甲，甲凡十人。嵗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為册，册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册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紙，故謂之黄册。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庋藏之。
里甲制与地方基层组织之关系（都、保）

凡户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户以籍為斷，禁數姓合户附籍。漏口、脫户，許自實。

3、粮长制度与鱼鳞图册
《明史》卷七十七：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凖。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户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産寄他户，謂之鐵脚詭寄。洪武二十年（1387），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册，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册。先是，詔天下編黄册，以户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册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别畢具。魚鱗册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黄册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産去稅存，以為民害。


粱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粮长制度于洪武四年开始实行。经历了从宣德年间的永充制至正德以后的轮充制、朋充制的变化。
    粮长制度，最初施行于浙江及南直隶，其后更推广至于湖广、江西、福建等省。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第三章《明初鱼鳞图册编制考实》；《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3期。


4、赋役制度

《明史》卷七十八：
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黄册為準。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糧，凡二等。夏税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戸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册丁口多寡，事産厚薄，以均適其力。

同上：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册。每歳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戸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戸為三等，五歳均役，十歳一更造。一歳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


《明会典》卷七十八：
[洪武]五年，奏定鄉飲酒禮儀。在内應天府及直隶府州縣，每嵗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会，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長者為正賔，餘以齒叙坐，每季行之於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


同上：
[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一里社每嵗春秋社祭会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殽，於一百家内供辦，毋致奢靡。百家内除乞丐外，其餘但係年老者，雖至貧亦須上坐，少者雖至富，必序齒下坐，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其有過犯之人，雖年長財富，須坐於衆\賓席末，聽讀律，受戒諭。供飲酒畢同退，不許在衆\賓上坐。如有過犯之人，不行赴飲及强坐衆\賓之上者，即係頑民，主席及諸人首告，遷徙邊逺住坐。其主席者及衆\賓推讓有犯人在上坐同罪。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
[洪武]五年二月，建申明亭。帝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命有司於内外府州縣及鄉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者，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八月，諭禮部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書記犯罪者姓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今有司概以雜犯小罪書之，使善良一時過誤，為終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等詳議之。”於是禮部議：“自今犯十惡、奸盜、詐偽、干犯名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於亭。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悉皆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毁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曰：“可。”

《礼部志稿》卷六十六：
旌善、申明二亭紀錄
洪武十七年壬寅，命禮部錄有司官善政著聞者，揭於其鄉之旌善亭。刑部錄内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揭於申明亭，以示勸戒。
振飭申明、旌善亭
正統三年，户部廣西司主事張清言：“洪武間設立申明、旌善二亭，所以勸懲善惡也。近年有司視為文具，廢弛不舉，将何以示勸懲？”廣西樂平府知府唐復亦以為言。行在禮部會議，宜行天下府州縣修葺二亭，復置板榜於内，如有為善為惡之人，備寫事跡，掲於亭，以勵風俗。上命有司行之。

海瑞：《备忘集》卷五，《諭老人》：
贛州府興國縣為推選老人事。欽奉聖制，老人、里長聴各里之訟於申明亭，老人原非輕任。近日府縣官奉行不謹，不加禮貌，遂至身充里老之人，亦自輕賤，不肯學做好人，不公不法，刻剥小民。加一老人，反生一害。本縣今日省令，各里里長排年地方人，推選實是年高有徳之人充當斯任，照舊同里長聴各里訟。本縣隆禮相待，不敢如前輕視爾等。爾等身為老人，須慎自愛惜，不可妄取小民一分一釐，一升一合，公直存心，均平處事，捧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事，朝夕為爾里内之人勸諭，必使遵行。凡一里之人，誰善誰惡，誰貧誰富，誰困苦，誰强梁，誰戸是虚糧虚丁，誰戸是漏丁飛詭，縣官逺而不能察，爾等近而知之真者，一以公心直言為縣官告，使縣官刑賞不差，政事恰當，是爾等能稱斯任也。如或不然，是加一老人，生一大害也，律有明條，本縣必不爾貸。

三、里社坛与乡厉坛

《明会典》卷八十七《里社》：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壇一所，祀五土、五榖之神，專為祈禱\雨晹時若，五糓豐登。每歲一户輪當会首，常川潔浄壇塲，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祭畢，就行会飲。会中先令一人《讀抑强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会。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盗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会。”讀誓詞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退。務在会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同上：
祝文
維洪武年月日某府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人等，謹致祭于五土之神、五糓之神曰：惟神叅賛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頼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秋歲事有成），謹具牲醴，恭伸祈告（報祭），伏願雨晹時若，五糓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知。尚享。


同上，“祭告城隍文”：
某府某縣某鄉某村某里里長某人，率領某里人民某人等聯名謹具，状告于本縣城隍之神：今來某等承奉縣官裁旨，遵依上司所行，為祭祀本鄉無祀鬼神事。該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今國家治民事神，已有定制。尚念冥冥之中，有等不在祀典之神，不得血食之鬼，魂無所依，私顯靈怪，悲號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風雨之時，憐其慘悽，故勑天下有司，依時享祭，鄉村里社，一年三祭，仍命禮請本處城隍，以主此祭，鎮控壇塲，鑒察諸鬼等類。其中果有生為良善，誤遭刑禍，死於無辜者，神必達于所司，使之還生中國，來享太平之福。如有生為凶惡，身死刑憲，雖獲善終，出於僥倖者，神必屏之四裔，善惡之報，神必無私，欽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違欽依，於某年某月某日，就本里設壇，謹備羹飯肴物，祭享于本鄉無祀鬼神等衆\，然幽明異境，人力難為，必資神力，庶得感通，今特虔誠\告于神，先期分遣諸将，遍厯所在，招集本里鬼靈等衆\，至日悉赴壇所受祭，神當欽奉勑命，鎮控壇塲，鑒察善惡，無私昭報。為此謹具状告本縣城隍之神，俯垂昭鑒，謹状。

问题

1、试述明初的里甲制度。

2、试述明代的申明亭制度。

参考文献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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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林宣夫：《里甲制の研究》。东京：文理书院，1971年。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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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考》。《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第255－267页。
邱仲麟：《敬老適所以賤老──明代鄉飲酒禮的變遷及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本第1分（2005年3月）。

第三讲   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一、蒙古族

1. 明初对蒙古的用兵
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明军占领大都
洪武二年六月，明军攻克上都
洪武三年，明军北伐。元顺帝已死，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立，败逃和林，其子买的里八剌被俘。
洪武五年，明军死伤严重，转入战略防御。
洪武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四月，攻克捕鱼儿海（内蒙古贝尔湖），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途中被其部将缢杀。蒙古内部陷入混乱。



       在不断北伐的同时，朱元璋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并屯以重兵。它们是：辽东镇（今辽宁辽阳）、蓟州镇（今河北蓟县）、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今陕西绥德）、宁夏镇（今宁夏银川）、固原镇、甘肃镇（今甘肃张掖）等。九边之外，还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开平（今内蒙多伦）、东胜（今呼和浩特）三卫，声势相联，互为犄角。

2.永乐年间明朝与蒙古三部的关系

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置朵颜、福余和泰宁三卫指挥使司。成祖封兀良哈各部大小首领各种军职。
鞑靼部：招抚——亲征——敕封——亲征
瓦剌部：敕封——亲征

3.  宣德、正统年间瓦刺的崛起和土木之变
宣德九年（1434），瓦剌首领脱欢征服鞑靼，拥立故元皇族后裔、鞑靼首领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太师。
正统四年（1438），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丞相位，称为太师淮王。与脱脱不花不合。
正统十年（1445），也先攻明哈密卫。次年攻打兀良哈三卫。至此势力东至辽东，西止新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以“通贡”赐赏减少等为借口，分兵四路内犯，自率一路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猝亲征。八月初，英宗带50万大军刚到大同，王振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十月，也先逼京师，于谦率军民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俘将领几十人，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土木之变”前后军事路线图


4. 庚戌之变与俺答封贡
弘治时，达延汗崛起，统一了蒙古各部，以河套为根据地，在弘治、正德及嘉靖前期，不断骚扰内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部进犯大同；八月，俺答破古北口，经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在北京城外大掠八日。八月二十三日，俺答军携带妇女财物从容由古北口退走。史称 “庚戌之变”。
隆庆四年把汉那吉事件
隆庆五年三月，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妻三娘子，先后“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万历十五年，明朝封其为“忠顺夫人”。
   
(三)  满族

1. 建州三卫和奴儿干都司的建立

洪武四年（1371 年）置辽东卫。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
永乐元年（1371年），设建州卫；永乐十年，置建州左卫；正统七年，分置建州右卫。
永乐九年春，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都司下属 184 卫、24 所。

2.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努尔哈赤（1559—1626 年），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六世孙，姓爱新觉罗。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建州苏克苏护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征讨阿台章京，在攻打古埒寨时，阿台部下，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遂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讨尼堪外兰，开始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由于指挥有方，他进展神速，至万历二十一年，统一了建州女真。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四部。
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演变来的。
每牛录三百人，首领称“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统辖。五甲喇为一固山，由固山额真统辖。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为黄、白、红、蓝四色。以后另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计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计6万余人。
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个固山额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他们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领。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八旗制度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严密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天启六年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受到明参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儿子皇太极继位。
3.皇太极称帝与东北统一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蓟辽总督袁崇焕从山海关回兵驰援，败后金军于北京广渠门外。这时，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使明朝失去一位抗金名将。
皇太极又多次挥兵入关。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扰河北，下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攻下城池58座，掳获人口46万。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宁远孤城外，明山海关外的要地尽失。
皇太极

第四讲  明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迁
一、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1、农业的发展

（2）海外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番薯、玉蜀黍、花生、烟草、南瓜、番茄、辣椒等。

（3）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花生种植越来越普遍。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松江二百万亩耕地“大半植棉”，是当时主要的产棉区。福建、广东广种甘蔗。湖州地宜蚕桑，种桑养蚕者“在在有之”。烟草在明中叶从吕宋传入后，很快就从闽、广传到长江流域，至明末已“渐传至九边”。其他如茶叶、马兰草、漆等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产量有所提高。






2、手工业的进步
（1）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2）匠籍制度变化
（1）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2）匠籍制度变化
3、商业繁荣
（1）商业资本的活跃
（2）城市经济的繁荣
（3）白银的广泛使用
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的讨论


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理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英文版刊出于1985年，中文版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英文版刊出于1990年，中文版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华北》译作“内卷”），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收入《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在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范金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探讨的三个阶段》，原载韩国《中国学报》第37辑，1997年7月，后收入《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前者为后者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但是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所以早期工业化本身并不能必然产生出近代工业来。”

“原始工业化”：系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es)于1972年首先提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在西方经济史坛上颇为重要的学派。
陈支平：《中国历史. 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1

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原始工业化”的开始。作为“原始工业化”的成果，中国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还为西方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确有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

第五讲   冲突与融合：明代的中外关系


一、郑和下西洋与朝贡贸易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仓黄渡市舶司
明州、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及会同馆的设立


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其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它接通了中国、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之间的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的作用，为东西方海上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开辟了道路。郑和是航行到达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航海家中伟大的先导者。

二、沿海倭患与抗倭援朝

永乐十七年（1419 年），倭寇大举进犯辽东沿海，明军在总兵刘江（即刘荣）率领下，于辽东望海埚设下埋伏，一举全歼了登陆的倭寇，“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三十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诏封广宁伯，禄千二百石，予世券，始更名荣。”（《明史》卷一五五《刘荣传》）
嘉靖二年（1523 年） ，“争贡之役”

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地主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烧杀抢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0余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地主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劾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自此以后，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二千。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因不畏权势，为严嵩等诬陷，含冤而死。

在抗倭斗争中，民族英雄戚继光（1528年～1587年）功勋卓著。他是山东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决心消除倭寇的志向。为了消灭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义乌的矿夫和农民组成“戚家军”。这支队伍经过严格训练，勇敢善战，纪律严明，是抗倭斗争中的劲旅。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带，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继光率领精锐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扫除了浙东的倭寇。随后，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来。戚继光又奉命率戚家军入闽剿倭，连战皆捷。不久，戚继光和抗倭名将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嗣后，广东倭患严重，俞大猷又领导军民在广东歼灭倭寇。于是，东南沿海倭患最后扫除。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而特严禁贩倭奴者”，当年朝廷正式开放海禁，对贸易者实行税饷制度，有条件地允许沿海人民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这就使明中叶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先后陷落，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政府得到告急后，“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七月，明前锋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部在平壤战败，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
十二月，李如松率 4 万余人，誓师东渡，收复平壤、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日军被迫退守汉城。碧蹄之战后，明军与日军长期对峙。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正月，丰臣秀吉出动 14 万军队，第二次侵朝。明朝政府亦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大军再次赴朝抗日。  

三、西方早期殖民者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

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剌加（马六甲）。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朝廷“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者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嘉靖元年（1522 年），杀火者亚三，将葡萄牙人逐出广东。第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卷土重来，侵入广东新会县西草湾，被明军打败， 并缴获它的佛郎机大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又贿通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以每年纳租银二万两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万历初年，葡萄牙人以每岁向香山县付五百两银独据澳门互门之利，接通澳门——果阿（今属印度）——里斯本和澳门——长崎的航路，转贩中国商品。

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荷兰殖民者骚扰东南沿海和窃据台湾。




四、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利马窦被欧洲视为“西方中国学的鼻祖”，他写下了《利马窦中国札记》一书，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名称、位置、版图、物产、习俗、宗教、科技、政治等，认为中国唯一较为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还分析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哲理，并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为拉丁文，名为《中国的四部伦理经典》，使儒家学说一度于欧洲流行，以至十七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学者把孔子奉为“哲学家之王”。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利马窦在北京病逝，后来安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

天启六年（1626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
费尔巴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写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一书，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第六讲  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其态势
一、哲学思想的演变
（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明太祖以恢复传统华夏伦理为己任，大力尊崇儒学，特别是朱熹理学。建文帝“亲贤好学”，对儒士优礼有加。永乐十二年，谕翰林院学士胡广等编纂《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明成祖亲自作序，并命礼部刊赐天下，使天下之人能够 “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此“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   
（二）心学的兴起和分化
1. 陈献章的江门心学
陈献章（1428—1500 年）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所以明、清学者称其学说为江门之学。陈献章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陈献章曾先后三次参加会试，都未考取，从而促成了他逐渐走向潜心学术的道路。


陈献章二十七岁时（景泰五年，1454 年）师事当时著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数年不出户外，于此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转机，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并提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强调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 ，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色彩 。包含着某些要求摆脱传统束缚，要求个体解放的因素。

他在与朋友论学时提出了“贵疑”的主张：“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面对着明初对正统理学“无敢改错”的因袭学风，他的这种“贵疑”，无疑是相当积极的。



王守仁的心学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
在本体论上，王守仁继承陆九渊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主张人心是宇宙的本体。在王守仁看来，“心”是人的认识功能乃至某种主体精神，就“心”对万事万物价值的把握来说，“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这样一来，王守仁既把心变成了精神本体，同时也变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他把心的功能作用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作是由心产生出来的。

在知行问题上，他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主张，创立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他认为“知”和“行”是分不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知行合一”论，比朱熹的“知先行后”的彻底先验论是一个进步。他多少已经注意到了实践活动对于认识的影响，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值得肯定的。

“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是王阳明关于认识方法与道德修养的核心思想。他的“致良知”实际上是把《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的观点结合起来，并将之“简易直截”地纳入他的心学体系，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由于“良知”存在于“心之本体”，所以他认为朱熹的“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这样，他提出了只有致知才能格物的主张。

“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最得意的理论发明，他曾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之学”。因为他希望他的思想理论能够为现实的“为善去恶”服务。所以他晚年把他的学说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后人所谓的“王门四句教”。

3. 王艮与泰州学派
王艮（1483—1541 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在正德十五年（1520 年），前往南昌拜王守仁为师。王艮初名银，王守仁取《易·艮卦》之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王守仁去世后，他回到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信徒甚众，从而形成泰州学派。其思想虽然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但却表现出了自身的思想特色，主要内容包括“百姓日用之道”、“安身立本”、“人人君子” 三个观点。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 ”

“安身立本”论：首先， “安身”的基本条件是物质生活上的安，即首先要吃饱穿暖，能够生活下去。贫困，吃不饱穿不暖就是失本，没有做到安身。不仅是个人，而且要天下人都吃饱穿暖，才找到了大家都安身的先决条件。其次，他要求维护人的尊严，人身不受侵犯，自己也不应以利禄害身，求尊身、爱身、保身，避免辱身、害身和失身。王艮在“安身立本”论的前提下提出“明哲保身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维护人的尊严的积极意义，然而也很容易在理论上陷入“为我”论，在实践上导致“苟且偷生”的卑鄙行为。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包含着人己平等和爱人的思想。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我之不欲人之加诸我”，认为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意志，不为他人所束缚所支配，不随波逐流。二是“吾亦欲不加诸人”，也就是说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应当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思想和意志。

王艮的“安身立本”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正己正物，爱人敬人来调整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多少带点均平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追求社会平等，否定封建特权和等级的革新思想，这是与嘉靖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
4.李贽的异端思想

李贽中年时期，与泰州学派诸人频频接触，并以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李贽的思想在泰州学派反传统的基础上，又大大地进了一步，成了当时最激进的叛逆思想家。

李贽敢于对正统的儒教提出挑战。他否认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认为六经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而已，并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只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反对神化孔子，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按照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圣人的言行以及其他古今人物和历史是非，这种精神体现了他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信念。

李贽抨击了某些道学家的虚伪和丑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认为私心是每一个人天然的本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主张顺应人们的生理要求和物质欲望，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和城市市民阶层要求发展自主经济的社会心理。
（三）儒学的由王返程和实学的兴起
王阳明心学的后继者日益陷入空疏，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受到理学名臣的攻击。从万历中后期起，立志改良政治的东林党人创办东林书院，采用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明确表示出学术“由王返程”的倾向。他们的“由王返程”也不是完全抛弃王学，回复到程朱的老路上，而是试图去掉“虚”病和“狂”气，“稽弊而返之于实”。

顾宪成、高攀龙之后，刘宗周讲学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建立证人书院，创立蕺山学派，主张“诚敬”、“慎独”之说，并主张“学必以古为程，以前言往行为则”，进一步减弱空谈心性的成分。宗周“于新建之学（指王守仁的心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

尔后，张溥等创立复社，号为“小东林”，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的宗旨相号召。他们的复兴古学，也并非一味复古，而是以返经明道来纠正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偏颇，回归正统思想体系而加以改良，用诸经世，为现实政治服务，因而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然而，具有某些清新气息的反正统的异端逐渐消失。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经世、实用著作，如供当朝借鉴的《皇明世法录》、陈子龙和徐孚远、宋征璧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等。  
二、明朝的科学技术成就
1.李时珍及《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人，父祖世代行医。他穷毕生精力，披阅了八百余家著作，并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实地考察，还访问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后三易其稿，终于写成《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全书共收药物1892种，其中由李时珍新增加的有374种。书中还附有处方11097则，插图1000多幅。《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都作了说明，并订正了历代相沿的某些错误。《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典，也是一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重要著作。


2.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徐光启学识十分渊博，在天文、数学、生物学和农学方面获得新的成就。他主持编订的《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其中有当时可算很完备的整个天球的恒星图，并采用新的测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测较前大为精密。 徐光启还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不仅把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来，还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名词奠定了基础。他参加翻译的《测量全义》，介绍了西方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述了许多新公式。三角函数表也是经徐光启等首次介绍到我国的。

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的贡献很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农政全书》共60卷，约60万字，分12个部分。举凡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等，应有尽有，是集我国古代农学大成的巨著。

宋应星（1587-？），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总结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写成名著《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共3卷18篇，从农作物的种植、收割、加工，到制盐、糖、油、酒、曲和制衣服、染颜色；从砖瓦、瓷器、纸张的生产，到五金的采冶，器具的锻铸，石灰、矾石、硫磺和煤炭的利用，以及车船、朱墨、珠宝等的制作，无所不载。可以称为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
4.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
徐弘祖（1586年～1641年），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徐霞客游记》是他考察山水三十年的总结，具有很丰富的科学内容。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详细地考察了我国的西南地区岩溶的分布、类型、成因和农业利用。他所作的科学记述，是世界上岩溶考察的最早文献。《徐霞客游记》还记载了苗、瑶、果罗（彝）、摩些（纳西）、壮、白等少数民族的经济、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以及村落城镇的盛衰，名胜古迹的演变等，是研究我国民族和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三、市民文化的勃兴：小说、戏曲、绘画的繁荣
（一）明代小说
明代的小说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产生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堪称一代巨著。

出现于明中叶的《金瓶梅》，也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全书一百回，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小说以《水浒传》里的西门庆作主角，描写了这个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罪恶生涯，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城市的经济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意识。但是，全书充满宿命论和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
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兴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两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编著者冯梦龙。“两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二）明代的戏曲
明前期，统治者把杂剧作为歌功颂德和消遣享受的工具，剧坛上充斥了粉饰升平和宣扬道德的低劣作品，使元代以来绚丽的杂剧奇葩，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徐渭的《四声猿》等。但是，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

《牡丹亭》作者汤显祖（1550～1616年）江西临川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因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昏庸，被弹劾罢官，隐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讲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故事。
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腔。弋阳腔源于江西弋阳，流行于赣北、皖南一带。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三）明代的绘画艺术
明朝绘画呈现出更加多样的面貌，不同的流派争奇斗艳，极大地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浙派”绘画继承南宋画院余韵，恣肆放纵中又见功力；“吴门四家”的作品格调儒雅，但又不失规矩；晚明的“南陈北崔”，体现了变形主义绘画的流行。

第七讲   清入关初的统治政策和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于1644年4月13日从北京亲自率军东征吴三桂，至4月21日始抵山海关。当天两军激战，吴三桂失利。第二天，多尔衮率清军赶到，突然参战，大顺军战败退回北京。4月30日，大顺军撤出北京。5月2日，多尔衮率清兵入京。

九月十九日，清世祖和满族统治集团抵达北京。十月初一日，世祖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庙”，重即皇帝位，国号仍为“大清”，正式定都燕京，年号仍为顺治。

清入关初的统治政策
1. 大力笼络汉族官僚地主
2. 宣布减免赋税
3. 颁布“剃发令”
4. 圈占土地，强迫“投充”和严申“逃人法”
二、南明政权的抵抗
三、各地人民的抗清活动和郑成功收复台湾


关于南明抗清斗争的性质：
南明的抗清斗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清兵入关后进行的战争，不是统一战争，而是“明末以来明清战争的继续，是明清易代斗争全过程的后一部分，是镇压抗清起义和复明运动，大规模推行民族压迫、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上少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有清十帝
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十八年，公元1644－1661年
清圣祖玄烨，康熙元年－六十一年，公元1662－1722年
清世宗胤禛，雍正元年－十三年，公元1723－1735年
清高宗弘历，乾隆元年－六十年 ，公元1736－1795年
清仁宗颙琰，嘉庆元年－二十五年，公元1796－1820年
清宣宗旻宁，道光元年－三十年，公元1821－1850年
清文宗奕詝，咸丰元年－十一年，公元1851－1861年
清穆宗载淳，同治元年－十三年，公元1862－1874年
清德宗载湉，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公元1875－1908年
溥仪，宣统元年－三年，公元1909年－1911年

第八讲  清代的政治
一、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一）中央政权机构
          1. 满汉分员
          2. 政治中枢的更迭
          3. 增设的机构：理藩院与内务府
1. 满、汉分员
内阁及六部等规定要有满、汉官员。如：内阁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六部尚书及左右侍郎俱满、汉各一人。但决定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
2. 政治中枢的更迭
（１）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清初最高的权力机构。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时，特置议政大臣五人佐理国事，但由于当时努尔哈赤拥有绝对权威，故五大臣对国政只是“协理”而已。天命七年（1622年）后，由五大臣议政佐理国事转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但仍是努尔哈赤强权的补充，共议权力十分有限。

皇太极嗣位后，所有贝勒参预议政，后又扩大到贝子。此后，议政制度逐渐成为王大臣共同辅政的一种形式。

顺治元年（1644年），于内廷设议政处，以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所议之政，包括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发者和奉旨交议者。

康熙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和皇帝处理政事的成熟，议政王大臣会议称为“议政大臣会议”，议政的范围也逐步收缩。随着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先后建立，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更日趋衰落，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廷正式废除了这一机构。





3. 增设的机构
    （1）理藩院

    （2）内务府

（1）理藩院

（二）地方行政组织
1、督抚制：地方最高政务机构

2、府（州）县制：地方基层政务机构

总督为从一品官，以负责军事为主，兼管民政，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又称部堂或制台；巡抚为正二品官，又称部院、抚台，总揽一省军政大权。督抚编制及辖区至乾隆中期定制，全国共设总督8人，计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另设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府，管理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河道总督负责治河。东三省建立后，也设总督。

二、清代军制
         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八旗军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禁卫兵”担负宫廷禁卫和京师卫戍重任。“驻防兵”则根据驻防地的轻重，从省会以下，至各城镇要地，确定驻兵人数之多寡。

三、法律制度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了《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因时所需，皇帝谕旨，内外条奏，均可定为条例。乾隆年间，先定三年修例一次，后改为五年一修，因而旧例不断删改，新例不断增加。乾隆四十四年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有例即照例行，如无例可循，方可照律行事。
四、怀柔与迫害相结合的思想控制
（一）怀柔政策
    1.设立特科
    2.编纂书籍
（二）文字狱
   1. 庄氏《明史案》
   2.吕留良案
   3.胡中藻“一把心肠论浊清”

第九讲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一、平定“三藩之乱”

二、统一台湾

三、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从1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盛起来。沙皇于康熙五年（1666年）特派“使团”到准噶尔部向首领僧格等人威胁利诱，要其归顺俄国，但遭到拒绝和痛斥。僧格死后，准噶尔部的领主噶尔丹自立为汗，势力日益强大。噶尔丹为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遂与沙俄侵略者勾结起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噶尔丹和沙俄相互勾结，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进攻。
喀尔喀各部向清朝中央求救。清政府即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的存粮和很多牲畜茶布进行援救，并拨给科尔沁牧地为各部放牧之所。同时责令噶尔丹退兵，归还喀尔喀牧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万多骑兵，公然向内蒙古大举进攻，前锋到达距北京九百余里的内蒙古乌珠穆沁部。清军在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打败叛军。








天山南路的回疆原来依附于准噶尔部。准噶尔部贵族叛乱陆续被平定后，被准部监禁的维族首领大小和卓木先后逃回，“自长一方”，于乾隆二十二（1757年）四月发动叛乱。二十三年，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次年叛乱被平定。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
乾隆容妃和卓氏：乾隆二十四年（1759），其叔、兄、堂兄进京觐见，以平叛有功授公、台吉，留居京师。翌年和卓氏被接入京城团聚，很快破例被选入宫中，封和贵人，后晋容嫔、容妃。宝月楼在容妃进宫两年前即已落成。回子营也是容妃来京之前为容妃叔兄家族所建。五十三年（1788），容妃善终。
土尔扈特蒙古回归
早在明末，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不和，被迫西迁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他们始终不忘祖国，不断派人奉表入贡。噶尔丹败死后，阿玉奇汗又派人“入贡庆捷”，受到康熙帝的优赏。以后，阿玉奇以贡道被策妄阿拉布坦梗塞，特遣使假道俄境向清朝入贡和联系。康熙帝嘉其怀念祖国之深情，派图理琛等人为使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假道俄罗斯前往额济勒河探望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此后，土尔扈特部更密切了对祖国的联系。



四、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清王朝对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西藏与接壤国家边界的划定，也是在与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中完成的。康熙晚年“驱准保藏”之役胜利后，为了防范分裂势力，废除了独揽西藏政务大权的“第巴”（俗称藏王），建立了由四人组成的噶伦（政务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任免权归中央，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西藏直接隶属中央，清朝对西藏的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乾隆年间，清廷两次派兵击退廓尔喀（今尼泊尔）对西藏的侵略。
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西藏章程》，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金瓶掣签”制度等。


五、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随后，云、贵、广西、四川等省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把永久世袭的土官改变为随时任免的流官，在许多原为土司地区设立府、州、厅、县，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这就改变了过去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半独立状态，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及西南边防。
六、抵抗沙俄的侵略




乾隆的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乾隆曾写过一篇《十全记》，总结了即位以来的十大“奋武”，通称“十全武功”。包括：二次平定准噶尔部之役；一次平定回部之役；二次平金川之役；一次平台湾之役；一次降缅甸之役；一次降安南之役；二次降廓尔喀之役。

第十讲   清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顺、康、雍、乾四朝的经济政策
二、清朝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
三、赋役制度变革
四、闭关锁国政策与对外贸易的新挑战

一、顺、康、雍、乾四朝的经济政策
      （一）清初圈地令与逃人法

      （二）更名田

      （三）垦荒政策
（三）垦荒政策

2、清代的垦荒政策与移民
（1）“湖广填四川”





根据1926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汉族人口祖籍地的调查，当年台湾在籍汉人3 751 600人，其中祖籍地为福建省者3 116 400人，占人口总数的83.1%；祖籍地为广东省者586 300人，占人口总数的15.6%；闽粤两省籍计3 702 700人，占人口总数的98.7%。其中泉州府籍1 681 400人，占人口总数的44.8% ，漳州府籍1319500人，占人口总数的35.2%，永春州（辖德化、大田）20500人，占人口总数的0.5%。


二、清朝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
（一）14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变化

1、元明时期的中国人口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1491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 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1578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 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
                       ——《明史·食货志》

2、清时期人口统计与人口变动


（二）清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1、清代农业成就

2、清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1、清代农业成就

2、清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三、赋役制度变革
（一）顺治朝赋役制度

（二）康雍乾时期赋役制度变革
（一）顺治朝赋役制度

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以明万历时赋役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最后完成。又立鱼鳞册和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另外在开征前，还发给花户“易知由单”，作为交纳赋税和验证的凭据。

（二）康雍乾时期赋役制度变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删除《赋役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同时，清初还通过丈量田地，编审人丁，使钱粮征额比较符合实际数。这样，农民相对地减轻了一些赋役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四、闭关锁国政策与对外贸易的新挑战
（一）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与广东十三行


1.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顺治时期，为了断绝东南沿海郑成功等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清廷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清政府虽曾开放海禁，并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设立了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来清廷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封闭其它口岸，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处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宜。清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条规和章程，对外商贸易的限制也越来越严。
2. 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考》 梁嘉彬著
    广东十三行的历史，是中国由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程。十三行的浮沉，具有既显赫又悲凉的独特面貌。《广东十三行考》立足史实，纲举目张，条理清晰地将广东十三行的起源、沿革、盛衰和功过叙述出来，给予人们研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提供了详实而细腻的史实材料。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斯当东著
    作者斯当东博士是该使节团的副特使，作者以其亲身的经历，细致地将使节团谒见乾隆的全过程详尽地介绍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