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此文是我写给c区一院校老师的信，成绩既出，甚为苦闷，遂属意于文，聊解烦忧。春节期间，笔耕不辍，六日乃成。蜗居斗室，无甚资料可据，谬误极多，终成此文。此文既成，以俟后来仁人君子，期有所借鉴。海子诗云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明天我也将开始新的生活，找一份工作，找一个妻子，有一天我也会有我的孩子，我会给他讲我的故事，我会给他攒一笔钱，希望他能实现我未曾实现的梦想。
您好：
冒昧打扰，唐突之处，敬请谅解。
我是今年参加贵院世界史研究生考试的一名考生，已经三十二岁了，总分311，政治75，英语29分，专业课207，我知道这个分数没有可能有复试资格，深以为恨。昔西伯拘，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也。此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生幻灭无常，三十年来历历在目，遂连缀成文，有抛砖引玉之嫌，希得到一破格复试机会。虽有缘木求鱼之意，然譬如一铁屋，唤醒睡者，总有打破之可能。嗟夫，小子狂简，知我者此文，罪我者此文。
生于穷乡僻壤之野，生计折磨着我使我不能呼吸，时常有无书可读之苦闷，28岁的时候，受到大连一外地打工者自学成才考上研究生的影响，来到大连，开始了两年的求学生涯。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两年，眼界大开。在高中的时候，已读过史记三国志等史籍，专科的时候，讲文学的老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可是去大连以前我的学习并不得法，在那两年中是我学业大进的时候，对于文学，历史，海外汉学，明治以来日本思想史多有涉猎。由于家庭的贫困，在最有可能考上研究生的时间不得已放弃参加考试的机会，回到我所在的那个小城工作，以便赚点学费。因为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学习的时间很少，只有在业余的间隙才可以读书，日子虽然很艰难，有理想总是幸福的。
在读文学的时候，感到文学过于虚浮，就像先秦的学术是有内容的，六朝文学变的虚浮起来，唐朝又开始提倡风骨，两宋以降空谈心性，到了清儒又开始纠正这种学风。我在读西方文学理论的时候感觉文学越来越脱离现实，逐渐变为文字游戏，兴趣逐渐转移到史学，海外汉学及日本明治以来思想史。
在最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芮传明老师，他的方向是中西交通史，摩尼教研究，在国学论坛上他和江小鹤主持摩尼教研究专栏，在我国当代来说，摩尼教研究无出其右，他早期的论文大多集中于突厥历史研究，翻译过中亚史这本书，此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博士考试的指定教材。他为人及其谦和。我因为读过季羡林的书，对中西交通史，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当感兴趣，跟他谈了一下我的想法，想考他的研究生。他告诉我上海是不适合研究这种专业的，那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过多的关注热点，而且只有他一人研究这个方向，他向我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太山和王永兴的夫人立李锦绣，他说那里有一个团队有着很好的氛围，我知道那里有一个欧亚学研究学会，余太山先生毕业于新疆大学，对西域史地有很深的研究，也是国内极少研究柔然的学者，因为我当时想把柔然当作一个研究方向。王永兴先生刚刚仙逝不久，他是陈演恪的高足，她的夫人自然会受到陈先生的影响，而陈先生和王国维则是当之无愧的史学泰斗。延边大学毕业的李花子也在那里主持东北亚研究。可是我知道以我的学识和年龄已经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研究西域史至少需要学习梵文巴利突厥粟特阿拉伯伊朗藏蒙等古文字，而我毫无基础断无可能有所成就。我记得白鸟库吉，这位日本东北亚研究的鼻祖曾说过，东北亚研究在世界来说是一个盲点，因为他的提倡，日本的东北亚研究很快成为世界中心，金毓黻先生说过，日本的学术著作十卷中必有一卷是东北亚研究的，世界学者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参考的都是日本著作，而日本作为外族在研究上必然有些谬误，于是发奋图强终于写成一书，这就是先生东北通史的由来。
于是我逐渐对古朝鲜发生兴趣，想把这做为我的研究方向，我查阅了中国历史典籍关于古代朝鲜的历史，对于古代朝鲜我一直不认同姜孟山先生关于箕子朝鲜是传说的看法，自从史记以来中国史籍多有记载，朝鲜古代的口头传说也可以相互印证，我一直赞同日本学者的说法，那时的分封地不会超过辽西，箕子后代是一步步迁移到王俭城的。朝鲜古代的传说檀君最早见于三国遗事，上面说这个记载来自魏书，我查阅了现存的魏书没有这个记载，我怀疑皎然是编造的，但是他引用过别的史料都能查到出处，比如引用唐书说箕子封于孤竹。我查阅魏书原来有好几个魏书，三国王沈一本，隋朝时有一本，即使魏收的魏书也曾经遗失过一些章节，因此我怀疑檀君是箕子未来朝鲜时候的朝鲜土著的古代传说，如果能找到逸失的魏书，可以证明此事不虚，这要依赖于考古的发现。王国维曾论证过殷商最早生活在河北中北部一带，因此这些地方与商有着联系是不可置否的。
古朝鲜的起源与扶余有着密切关系，吕思勉先生根据诗经韩诗考证，它的发源地应该在陕西北部,后来迁到东北，金毓黻根据丁前谦的考证认为高句丽有两个，古高句丽在汉武帝灭朝鲜时候已经灭亡并设立地方行政机构，扶余之先人就是来自索离，其实就是高丽的转音。他们自称亡人，而史籍上说自先世以来未被攻破，国殷富，这两种观点我倾向于后者。扶余研究是古代朝鲜研究重要一环，史书记载很少，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有考古学的新发现。历史研究要有新史料的发现，民国的学术有之所以有很大发展依赖于几个方面史料的发现，敦煌藏书，汉代竹简，殷墟的发掘，满文老档的发现，这些一手的资料极大促进学术上的突破。
古代朝鲜历史的研究不能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金毓黻先生已到极至。季羡林先生说过，需要了解古代朝鲜的语言和古汉语，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我想这方面目前国内应用的很少，特别是在古朝鲜的研究上。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其实真正用于研究历史的为季先生而已，可惜他已经仙逝，在梦里经常梦到季先生和他的老师陈演恪在给我讲梵文和佛经翻译，可惜只是一个梦而已。
自从白鸟库吉先生开创日本东北研究以来，日本在这方面研究傲视寰宇，白鸟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被西方所忽视的地方，朝鲜蒙古鲜卑满洲均起源于此，虽然这种研究有侵略的意图，可是毕竟开一代风气之先。日本的汉学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我国所不及的，而反观我国过于注重研究渤海等归属问题，政治总大于学术，实在让人可叹。中韩两国在渤海高句丽许多问题上纠缠不清，早期的研究这是一个JQ，总是邀请朝鲜学者共同进行考古挖掘，挖掘资料多带到朝鲜，致使我国这一方面研究大大落后。朝鲜有位姓李的学者早年来到北大，顾颉刚自愿做他的老师，这位学者来中国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搜集古代渤海高丽属于朝鲜的有利证据，后顾先生写信给中央反应过，此事不了了之。在网上看见有人在旧书店找到当年那位姓李的学者在中国的油印资料，此种说法来自那位网友，不知道确否。正因为纠结不清和政治原因，这种情况下孟山先生提出两国论，然即遭到口诛笔伐。
对于古籍史书，史记，帝王世纪，竹书纪年，山海经，三国志，魏书，晋书，北齐书，北史，新旧唐书，松漠纪闻是研究早期朝鲜史不可缺少的。诗经的材料吕思勉也曾用过用来论证扶余起源，王国维对早期商史的考证对箕子朝鲜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线索，金毓黻的东北通史，渤海国长编都是力作，值得借鉴。日本这方面研究白鸟氏最为用功，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研究著作，日人研究极为广博，金毓黻渤海国长编引用大量日本研究成果，惜我之愚陋之人无缘得见日人之研究成果。韩国的古籍用汉文写成，能找到的惟有三国遗事和三国史，还有一本高丽史未从读过，这本书对蒙元史研究及红巾军入朝鲜事很有帮助。加之不懂韩文对现代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共无从得之。季羡林先生曾经哀叹自己不能进行佛学研究，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大饭转而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学术研究最难之处在于没有资料可参考，此谓之我乎。金毓黻先生古朝鲜的方法是用吾国旧籍，参照日人著作，在研究一个民族时注重周围其他民族的研究。姜孟山先生是朝鲜族，因此在研究时候借鉴朝鲜韩国的研究资料上有天然优势，朴灿奎老师和李宗勋老师则继姜先生之余绪为研究这方面之权威，朴灿奎老师的三国志高句丽考证一直未曾拜读。三国时期中国与朝鲜发生关系极为密切，对古朝鲜的研究不可忽视这一阶段。
我处的环境没有过多专业的书可读，加上没有时间，因此没有写过论文。我的工作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学习，为了这次考试最后一个月辞掉了工作，我知道对于我的年龄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虽然做过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最终就象剑客一样，剑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学术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还是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不是科班，跨专业，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可以克服专业课，可是英语我克服不了，总分311，政治75，英语29分，专业课207，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只有270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心碎的结局，也许我的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走这条路了，那是一种绝望，痛入骨髓的绝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可以通过英语毁灭一切。哀哉鲁生，年逾三十，一事无成。悠悠苍天，人皆有命，逆天而行者，吾是乎？
当年史可法睡在古寺的桌子上，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左公光斗时任学监，在古寺邂逅史可法，左公看完他写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脱下他的外套给熟睡中的史可法披上，悄然而去。后来考试即面授第一。后左公受阉党迫害关在监狱，史可法打点关系，冒死去见他的恩师，恩师托以国事。后史可法孤军守扬州以死殉国。史可法遇上左公为他之幸，左公遇上史可法为国家之幸。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生穷困潦倒，不是因为他的文章不行，只是没有遇到周进而已，子曰君子哀其同类，周进也是很大年龄才中举，这种经历使他同情范进才多看了几遍文章，到第三遍时才发现他的文章字字珠玑，哀叹世上多少糊涂官埋没了许多的人才。如果现在我只有20多岁，我想我总可以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而我已经32岁了，崖山之败再无南宋，也许我的一生从此无缘于学术了。
最后想谈谈关于一些学术的见解，分为文学，史学，海外汉学三个部分。
首先谈谈英美文学，是我的本科专业。
读书时很喜欢查里斯兰姆的essay,当时毕业论文想写他和梁遇春散文之间的比较，后来因没有材料作罢。其实梁遇春是个短命的天才，他毕业于清华，在20多岁时因猩红热猝然而逝。他的小品文继承了英国查里斯兰姆的神韵，纵谈快谈漫谈，亲切而如饮醇酒，因此它的集子称春缪集。春缪一种美酒也。他的老师徐志摩叶公超等非常赏识他，这个新月派的健将就像叶塞宁，光华未吐尽就以夭折，我想上帝需要一个他这样的人来管理天上的文书吧，要不然怎会这么早把他招去，惜哉。他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因为文风过于与查里斯兰姆相似，而且他曾经翻译过伊利亚随笔。他的英国文学评论也是相当精彩，在幽默中透露着机警。我国译介查里斯兰姆的还有河南大学的刘炳善，他写过一本英国文学史，写得不错。刘炳善现在健在，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梁遇春的作品最好的我以为是流浪汉，其实他用这个来隐喻精神上的自由，流浪汉一无所有，一无牵挂，随遇而安，不为物质所累，是一个精神上富足的人。我一直以为他的文风就是流浪汉的文风，侃侃而谈，随心随意，如行云流水一般。也许在天堂里那个在英国的伦敦佬兰姆依然矗立在繁华的街头，看着大街上的人来人往，突然会发现街对面有一个同样奇怪的中国佬在看他，那就是梁遇春。，中国的小品文作家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品文的气息，林语堂更是祖述小品文到晚明张岱，梁遇春则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佬，如果把他的小品文翻译成英文，英国人也许会以为这是18世纪哪一位作家的作品。查里斯兰姆生活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他和华滋华斯是好朋友，他不善言谈确是个热心肠，为了照顾有精神病的妹妹终身未娶，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一辈子直到退休，他是一个业余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是一个小集子伊利亚随笔，伊利亚是他一个同事的名字，他娓娓而谈，象一个和你拉家常的邻居一样，不知不觉见你就会被他俘虏。他和华滋华斯不同，他喜欢城市，在伦敦的灯红瓦绿中他是一个城市的旁观者，他最感人的一篇是写退休以后的感想，即将离开自己为之服务一生的公司心中一种复杂的感情。可惜他没华滋华斯那么幸运继承一大笔遗产，不用工作，不然会有更多的好作品。王佐良在他的英国散文流变里对他的评价极为精当，王先生对英国散文的研究极为用功，他对于凯恩斯和赫胥黎的散文也有很高的评价，英国人就是这样，国民文化素质很高，无论经济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文学史都有他的一席之地，首相邱吉尔曾凭借二战回忆录获诺贝尔文学奖，反观我国的教育，高考都不考语文真是令人可叹。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我国英国文学专家，他是第一个把穆旦介绍到外国的人。穆旦原名查良铮，毕业于西南联大，四十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诗风接近美国现代派诗人奥登，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后因历史问题失去南开教职，从此诗人穆旦消失了，他后来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译著有青铜时代等，影响过王小波等一代人，70年代默默死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个被忽视的人，最近几年才见渐渐被人关注。王小波说过没有好作品的年代却有一流的翻译作品，他受益于两个人一是查良铮，另一个是王道乾，王道乾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翻译过不少杜拉斯的作品，最著名的是情人，梁家辉曾主演过这部电影。情人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它流露着浓浓的感伤，第一句是我们已经老了，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基调，以回忆的形式写了早年在西贡的生活，是已作者早年的生活为基础写的，具有浓郁的亚洲情调，书中大量使用意识流的手法，现实和回忆自然的联系在一起，王小波后来的作品如红拂夜奔显然受了它的影响。王小波的作品在内容上是中国的，在形式上却是西方的。
我那时的老师美国文学讲的非常好，她不是一个张扬的人，我一直以为她有一种孤高的气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讲师，但她治学极其严谨，我觉得最能形容她的就是纳兰的词，不是人间富贵花朵，别有根芽。老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她讲课时候往往旁征博引，文学戏剧电影侃侃而谈，也许是腹有年诗书气字华吧。她对美国当代的少数族裔文学很有研究，在讲在讲美国犹太文学时候讲到巴巴拉史翠珊，巴巴拉史翠珊出身美国犹太人家庭，在由贝娄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出演一个犹太姑娘，我知道巴巴拉史翠珊则是在百老汇的音乐剧猫中她唱过memory这首歌，猫剧改编自艾略特的诗歌。可惜因为我英文不行，不能读英美文学研究生，连老师当年讲过的东西都忘的差不多，每当回想起来惭愧不已，这岂是昔日师友期待之我，这岂是年少时自己期待之我？老师还讲过英若诚，英先生是最早介绍米勒到中国的人，在讲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的时候顺便讲到了他，英先生是一个传奇人物做过演员，在老舍茶馆中出演过刘麻子，他的英文非常好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最后做过文化部副部长，他的儿子英达大家都很熟悉。刘老师的嗓音又一种磁性，读起诗歌来有一种天然的节奏，虽然至今我也没明白诗歌的节奏，但是在她的朗读中我开始喜欢艾伦坡，坡的诗歌音乐性极佳，固然乌鸦那种阴森恐怖的诗歌，你可以感觉到诗歌的节奏美。坡是恐怖小说的鼻祖，也许只有他那种病态的思想才能写出如此诡异的小说，他的人生和家庭都是不幸的，40多岁即英年早逝。爱伦坡，在经过波德莱尔翻译以后，他俨然成为一代宗师，虽然他生前清困潦倒，在法国象征主义看来在归舟上站立的是一个圣人，其实爱伦坡的文笔也许不如波德莱尔的翻译，可是文学就是这样总要有圣人的。她讲狄金森，也许是女性特有的敏感我认为对狄金森的理解它是很有见地的。狄金森的诗歌认为虽然生活圈子尽管很小，感觉却很敏锐，但她的作品只有好句子没有好诗，这有点象谢眺，只可句摘，难以成篇。好多东西现在记不得了，依稀记得的是斯坦贝克的of mice and men ，故事讲美国两个农场工人的故事，在小说中描写了如诗如画的乡村，语言特别优美，两个人相依为命的人最终为生活吞噬的悲剧命运，写出了下层劳动人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在以前的美国小说不多见。斯坦贝克是个左倾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是愤怒的葡萄，讲美国30年代大危机时，人们从东部移民到西部加州，在路上的种种磨难以及悲惨的结局，写出了小人物在经济危机下生存的无奈，这是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德塞莱德的珍妮姑娘则是美国自然主义的代表，法国有佐拉的萌芽，中国有矛盾的子夜，日本有二叶迷亭的浮云。这个流派主张客观冷漠公允的叙事，在作品中不怍任何评论，借以描述社会的原生态。我国80年代曾有一个流派新写实主义，其实可以作为中国的自然主义，作为这个流派的健将刘震云至今还欢跃在文坛，他的小说多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如一地鸡毛，手机等，不过早期他的小说还是流露出过多的感情，如塔铺的后段有点感情不能自已，在一地鸡毛中则成熟的多。
老师研究最深的应属奥尼尔，也许她喜欢长夜路漫行里的那种迷离感，场景是在一个家庭的一个晚上，通过谈话引出几十年的纠葛，奥尼尔擅长通过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每个人都希望黑夜会过去，黑夜又象征了什么呢，也许是不可知的命运。男人和女人的天性不同，因此我比较喜欢的是浪漫时期的美国作家。霍桑，梭罗，梅尔维尔，对于霍桑我喜欢他那种细腻的笔触，就象他的小说名字一样玉石雕像，我一直以为他的小说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好的，爱默森的散文有说教的意味，梅尔维尔的文字过于粗疏，梭罗的文字优美可是过于象给自己写的日记，霍桑的小说则精致的多，充满了浓浓的原罪感。霍桑的小说写的最好的是红字的序言，红字序言是解读他小说的一把钥匙，就象西绪福斯神话对于加谬一样，他的祖先是那个地区早期移民的宗教领袖，也做过一些宗教迫害的事情，红字里就有他祖先的影子。红字的题材来源于他在海关当关长时在海关的仓库里发现的一个案件记载，他的祖先也许会嘲笑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然而正是由于小说他的名字才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红字的女主人公虽然犯过罪，上帝终于让她赎完了自己的罪过，比起祥林嫂幸运的多，理学杀人，上帝则救赎地上的羔羊。梭罗，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爱墨森提出超验主义，他实践了超验主义，一个人早WALDON自己建房子种土豆，和鸟儿谈话，和鱼儿做朋友，这是何等的生活呀！书的题目很好WALDON，WHERE I LIVED，AND WHERE I LIVE FOR，异国的陶渊明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居士在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候没有想到好多年后在大西洋彼岸有人继承他的衣钵。爱伦坡，在经过波德莱尔翻译以后，他俨然成为一代宗师，虽然他生前清困潦倒，在法国象征主义看来在归舟上站立的是一个圣人，其实爱伦坡的文笔也许不如波德莱尔的翻译，可是文学就是这样总要有圣人的。马克土温则归到南方作家一栏，我认为这个归类非常恰当，美国南方的文学与北方是格格不入的，北方充满了清教思想，就象霍桑，南方则多马克土温之流，文痞而已，就象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Longfellow的诗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平易通俗也许就象中国的白乐天，连老太太都能读的懂，他使诗歌变的不在神秘用通俗的语言写诗，使诗歌的创作变的大众化，后来也许惠特蔓受了他的影响写的那些大白话诗，来到中国也就成了郭开贞的白话诗和胡适的白话诗，正如郭开贞老先生自己说的郭老郭老诗多好少。但是Longfellow的诗歌在欧美流传很广，在克里木战争中一个生命垂危的英国士兵临死前都在朗诵他的生命礼赞。但是我以为他创作的才能少，而改造的才能多，正如黄庭坚一样具有点铁成金的本领。许多素材到他手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诗歌，比如MY LOST YOUNTNH，开头的一句often I think a beautiful town,it seated by the sea,来自但丁的拉丁语诗歌，而且里面引用过拉普兰民歌，这是芬兰拉普兰地区的歌谣如a boys will is the wind will,longfellow在欧洲呆过多年，在哈佛也是教欧洲语言为生，因此他总能多方面寻找素材，海华沙之歌则是来自INDIAIAN STORY。他的诗歌也许你刚开始读的时候感觉很好，多读两遍就会索然无味。其实写诗的话狄金森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乡村牧师的女儿尽管生活的圈子非常小，也就是他生活的小镇，然而她有很多隐喻用的非常好。美国早期的文学有两个人是值得一提的，第一是库伯，他被称为美国的司格特，可是他恨不高兴，他经常说司格特为什么不被称为美国的欧文，其实他们的风格有些相似，都是写历史小说，但是库伯(cooper)比起司格特差的很远，无论在内容还是反映生活场景的广阔性上。司格特最有名的是写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艾凡赫，狮心王和阿拉丁都塑造的栩栩如生，库伯写的最成功的是皮袜子的故事，讲北美INDIAIN，看看电影dances and wolves的故事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书的内容。库伯最早不是写小说的，有一次他看到一本小说写的非常不好就把书扔到地上，他的WIFE说你既然看不上为什么不自己写呢，于是他就开始写小说。最早的北美殖民地是没有文学的，最早的文学来自新大陆，被称为father of Amerian的wahsington irving出现才改变这种状况。他有点象addison的风格，被人称为温情脉脉的 addison，他总能用欧洲人喜欢的风格写一些旧大陆的事情，见闻札记可以成为旧大陆文学，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小说，著名的有睡谷传说（the lengend of sleep）,温,凡,瑞克尔，这是一部不错的小说,用的是地道的美国英语，写一个荷兰人聚居的西部一个人到山里打猎，碰见一群人请他喝酒，他喝了一口就睡着了，回家以后发现已经过去好几十年。 我国也有类似的故事，东晋人王质进山打柴，看到两个人在下围棋，他就在旁边看人下棋，等棋下完了，他看手中的斧子，斧柄已经烂掉。wahsington irving的小说主要写的是一个西部早期荷兰移民的传奇故事，中国的故事则有一种世事无常的感慨。魏晋士人对时间的逝去总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世事既然无常，人生本不可捉摸不如及时行乐，所谓的旷达也就如此吧。
对于英国文学我喜欢的是ballads，其中有一个民谣名字是厄舍井的夫人，讲的是一个老夫人有三个孩子出海，后来因为暴风雨淹死在海里，他们的鬼魂回来看自己的母亲，母亲帮他们整理床铺，做饭，后来天要亮了他们又不得不离去的故事。语言非常质朴，我曾把它翻译成中文，每次读到它我都会泪流满面想起自己的母亲。后来BURNS的诗歌其实来自苏格兰的民谣，他以农民的质朴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诗歌。叶芝曾改编过一首民谣，名字是SARLY GARDEN，据说他在一个爱尔兰老太太家里记录这个民谣的，后来我国翻译成汉语名字叫柳树园，翻译者的名字我忘记了。其实凯尔特文化源远流长，ENYA就是用盖尔语唱歌，这是一种古老的凯尔特语言，中世纪时候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英国文学最伟大的成就我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而不是莎士比亚，其实莎士比亚以前的大学才子作家也很不错，成就最大的是马洛，他的帖木尔大帝，马其他的摩尔人都是不错的。浪漫主义最伟大代表是湖畔诗人，WORDSWORTH，克勒律治，骚塞，骚塞的作品我读的很少，克勒律治是个大烟鬼，因此他能在梦里写出呼必列汗这样伟大的作品，其实他的古舟子咏也是不错的，他的作品绚烂而诡异，有点象爱伦破，爱伦破是绚烂而苍白的，而他则是有热量的，可惜呼必列汗没有写完。WORDSWORTH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和妹妹居住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写了同样清新的诗，他最初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后来到了法国以后看到屠杀和野蛮，回国后转而反对这场革命，有点象伯克，英国人想要的是理智和秩序因此他们选择光荣革命而不是大革命。WORDSWORTH写了许多田园诗，英国工业革命后的人还是喜欢革命前的静谧与悠闲，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复古心态，也许正如老子一样，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总是好的。
下面一个章节我想谈谈关于史学的看法。
对于史学，们这一代人普遍根基不足，十年浩劫使文化的传承几乎丧失怠尽，既而兴起的，
不过是快餐文化而已。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有时间读读24史的人很少，为了升学考试，为了英语，为了找工作，学习的时间少之又少，浮躁的一代人，也是社会风气使然。钱文忠说过，学术为无用之物，它不能创造价值，在社会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准上，钱主导了一切，，而无用的历史学唯一的用处就是拿个学位，为公务员考试或以后做个老师增添点资本，也许这是如今史学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
有一个海外学者曾说过，中国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写于四十年代以前，这话虽然有点偏颇，可是有它的道理，思想上的僵化，政治的干涉，学者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最有名望的陈演恪先生中国人早已忘记他，可是异国他乡的斯大林却记得他，他的著作已在禁书之列，研究陈先生的晚年著作柳如是别传，不能忽视他晚年的景遇，双目失明，学生反目，孤独的为一个几百年前的女子写传，其实不过是哀叹自己的命运多厄，给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注解罢了。
陈先生是我最景仰的学者，子曰栾伯玉独信君子哉，这句话用来形容先生不为过。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先生用一生来实践它。自小外出留学游历东洋西洋，掌握20多种语言，自言不敢三代两汉以前之书，一生桃李满天下，开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先河。他自称三代两汉史料缺乏，而中古史料相对保存较多，这个时期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异族的血统进入中原，异族的思想逐次侵入中原，从来影响了以后历史的进程。他在德国时候身受德国兰克学派的真传，注重原始史料的运用，又精通历史语言学，往往从细微之处得出真知灼见。钱钟书曾批评他用很多的时间去论证杨贵妃入宫前是否CN的问题，其实他的目的不过是通过论证这个问题找出历史背后关于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状态。陈先生研究一个民族的兴衰纯熟的运用他的知识注重从这个民族与外界关系来着眼，从而得出历史的真实。对突厥的灭亡他首先从突厥内部分析，颉利和突利的不和，天气的恶劣，铁勒诸族的反抗，他认为固然太宗神武英明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强大的突厥汗国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灭亡。在论及吐蕃与唐的和战问题上，他提及吐蕃与大食的战争，认为唐失去河西五郡以后，避免了与大食的直接冲突而吐蕃则在冲突中耗尽国力。他认为后期后来唐与吐蕃战争逐渐减少的原因，一是大食与吐蕃的战争，一是南昭与吐蕃的战争，从而吐蕃实力大衰，转而与唐采取和平的状态。唐与其说灭亡于黄巢，不如说灭于南昭。在玄宗年间唐与南昭战争连年失利，耗费人力财力相当巨大，国库几为之空，庞勋起义也是缘于南昭。这是北大去年这个专业的复试题，今年研究生出试考试隋唐政治制度源流考可是陈先生的著作。陈先生在这本书是用天竺沽经之法写成的。他提出的唐高祖曾经对突厥称臣的事，在以前的历史记载中都是隐藏很深的，在李唐先世并非出于陇西的问题上，他的考证也是及其令人信服的，也许处于史学家的敏感，非我辈所能及的。
陈派门人主要有如下几人，周一良，王永兴，蒋天枢，重点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一良先生可谓少年天才，早年身受陈先生喜欢，后到哈佛学习梵文，可惜因为政治运动与先生决裂，一良晚年回忆时候曾深深悔恨，希望先生在九泉之下原谅他的作为。一良先生因为政治原因学术未能更进一步，他的资质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学者。王永兴先生整理了陈先生的治学方法，认为陈先生的治学方法接近宋儒，他所用的长编考异的方法来自司马光编纂通鉴的方法。他还指出陈先生不赞成乾嘉治学的方法，陈以为有清一代史学之所以不发达主要原因清儒的精力主要用在经学上，史学和经学最大区别在于经学发挥的余地比较大，一经可以扬扬洒洒几百言，而治经又是一个容易作官的渠道。而史学则不同，史学发挥的余地较小，清儒在治史时往往是功成名就或退休以后，而这时人已靡靡老亦。蒋天枢先生是个义人，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可是我知道他是晚年陈先生最为依靠的弟子，陈先生把遗稿的整理的任务交给了他，当出版社给他送来稿费时，他说这是我为老师整理的书稿，我不要稿费，有这样的学生陈先生可以瞑目了。
季羡林，姜伯勤则继承了陈先生的另一领域，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佛经翻译，中西交流史。季先生早年在清华时曾得陈先生的教诲，后赴德留学，事从陈先生同门师兄学习梵文巴利文，最终师从西格学会了吐火罗文。归国后陈先生推荐他到北大，从而开创了北大东语系。中国有三位梵文大师，金克木，可以成为印度梵文，汤用彤哈佛梵文，季羡林德国梵文，
季门弟子最盛，钱文忠，这位北大才子三年级时去德国留学，一年后德国导师给他博士论文题目，可惜最终因为政治原因失去了这个机会，季先生在给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评分时候给了满分并且给他硕士学位，也许在中国这是唯一一例。北大毕业后失学五年，期间也报过王元化的博士，可是几次未能考取，季先生后来请王元化等帮助自己的得意门生，最终到了复旦大学，在赋闲经商的五年笔耕不辍，最终集成一个集子，瓦釜集，由季先生写序。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文忠中学时候季先生就派北大招生办的人员关注文忠，文忠说自己为季先生的关门弟子应该没错的。最终他用自己的方法报答了先生，第一，他和段晴续补季先生翻译的梵文读本，协助先生考证大唐西域记，并在复旦教授梵文，薪火传承，连绵不绝。当年北大**北大某位领导说季先生是幕后支持者，文忠怒斥这位领导，不由的让人想起史公可法。他也是最早介绍钢和泰的人之一。段晴德国博士，在中国仅仅她能懂粟特语，在北大教授梵文，如果当年没有陈先生也许我国的梵文已经失传。曾经有位拉脱维亚贵族钢和泰民国时在北大教过学，死后亟亟无名，胡适曾经担任过他的课堂翻译，他朋友很少除了陈先生，胡先生，还有寺庙里的几个喇嘛，他的佛学和梵文造诣非常之高。日本同行在曾经说过，中国的南亚史一向落后，最近几位学者的带动下进步非常快，这是季先生为中国赚回的声誉吧。当年季先生没有留在海外，他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荒废多年，在糜糜之年得到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残卷，再三犹豫终于取出多年前的吐火罗教材，虽然教材的铅笔字已经模糊，最终还是考惊人的毅力完成迷勒会真记的解读。在如今世界上吐火罗文研究者不到十人，可惜这一绝学无人传承，上海好象有一位教授懂一些，新疆有位学者写过一本关于吐火罗语的著作，不知他的水平如何。中国虽然在中亚语言学的研究上落后于西方，但中国学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这些语言出现在西域，因此在古代有好多有汉语译本，季先生是最早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现在梵文研究有几个中心，曾经有人说国内至多有10个人懂梵文，我认为这话不确切。北大的段晴，朱庆之，他是在印度学的梵文，研究方向为佛教混合汉语，人大国学院有位僧人在斯里兰卡学的，我估计是是小乘佛教流派，或许懂巴利文，最有名的是沈卫荣，人大毕业民大硕士德国博士在德国教过藏文，归国前在日本教学，后来人大建国学院，荣新江邀请回到人大，人大给他的年薪20RMB，他也没想到，他说只要给我一个国内普通教授的工资就很满足，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西藏历史。人大的西域历史语言所仅仅次于北大，复旦钱文忠，社科院退休的研究员葛先生，他也是季先生的弟子，前一阵北京有一个佛学学会还招生关于梵文学生，虽然是免费的估计学的人不多。季先生早期的学生如赵国华等都在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也有懂梵文，具体情况不确，上海社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有的，名字我忘了，不知退休没有。西北民族大学的博士外语考试可以选考梵文，那么它的导师应该有几个懂，西北民族大学的藏学研究是不错的，西藏好多典籍用梵文写成，研究梵文西北民族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西藏大学的梵文研究没有看过相关资料，西藏的文字就是用梵文来写的，后来又衍生蒙文满文，当年在北京有好多喇嘛是懂的，钢和泰和他们都成了朋友，现在在西藏的喇嘛如果懂梵文也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因此我认为中国懂梵文的人还是很多的。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梵文由僧人传入，一直传到现在。印度有一个地方现在还讲梵文，金克木就是到那里学的，其实从世界来看研究中心还是在德国。梵文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一种，它和德语有天然联系，德国学者研究学问以彻底性出名，比较语言学用的炉火纯青。汤用彤和周一良是在美国学的梵文，可是有一点不明白当年有位美国学者他的老师让他到中国跟任继愈学习梵文，任先生是汤用彤的学生前北大图书馆长，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前些天和季先生同一天归西。汤用彤的儿自汤一介是著名哲学家，他的儿媳则是北大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吐火罗文按位置应该属于印欧语系东支，可是它和西支的意大利语很相似，这是很奇怪的。陈先生是第一个用梵文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他指出华佗的故事和曹冲称象的故事均来自天竺，季先生则指出罗摩耶那的哈曼奴是孙悟空的原形。我认为悟空的名字来源有两个唐朝有个和尚叫悟空到过天竺，猴子又名猢狲，因此就成了这个名字。陈先生在清华出题时候出对子，上联孙悟空有个学生对出了胡适之的下联。其实那时的学风极其自由，梁思成在北大教建筑史，堂堂爆满，快到期末了，梁先生一抱拳说各位学期结束了怎么得想想该怎么应付期末考试，下面一阵安静，梁先生又说各位有几个注册生举举手吧，结果一个没有，那是的北大就是如此。梁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盟军轰炸京都时画出京都的古建筑从而使之免于战火。在解放北平前夕梁先生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不过傅先生最终和平起义。他建国以后曾上书保护北京古筑可没有人听他的。他的爱妻林女士是一位奇女子，写过一些新诗比如那一晚，她象伍尔夫是北京一个文学圈子的主角，许多京派作家是那里长客，她学的是建筑，国徽就是她参与设计的，她是弱的也是美丽的。她和徐志摩的关系暧昧，在徐死后梁先生陪着她到失事的地方捡了一块碎片。金岳霖也是她的好友，并为此终身未娶，她的孩子象看待父亲一样对待金先生。有一天金先生请客，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座以后，金先生说今天是徽因的忌日。金先生是个大哲学家，他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的汪增祺曾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陈先生在清华开设过佛经翻译，他曾经发现古代佛经的翻译有很多谬误，可惜现在没人继承他的事业。他非常注意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比如论证陶侃为奚族，灵感也许来自世说新语的一句话，温侨曾经骂陶侃为溪狗，而陶侃也曾在湘西钓鱼为生，史籍中记载奚族在水边垂钓为生。可惜的是他倾注心血作注的世说新语在战乱中丢失。他发扬了刘叔子以诗证史的做法，写出了皇皇巨著元白诗笺考，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尽管钱钟书对此颇有微词，这不失是一种新的方法。日本的白鸟库吉曾有一问题不明，得之于帮助。苏联曾出土一突厥石碑，国内无人能懂，哪到德国，德国人让他到中国找陈先生，问题迎刃而解。于是斯大林也知道陈先生的名字，中国代表团访苏时斯大林还特意问过他。陈垣在写元代西域胡人华化考的时候曾请教过他不忽木的问题。陈垣自学成材，建国前任辅仁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启功先生是学生。陈垣在写完元代西域胡人华化考后，日本的桑原骘藏给予很高的评价，桑原是京都大学教授自视甚高，在他写的书评里，他认为中国除柯绍文以外中国学者的著述无甚可取，而元代胡人华化考则是中国史学里程碑式的著作。后来桑原写了隋唐西域胡人华化考正受此影响。陈垣对外来宗教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元也里可温考是关于元代基督教的名称及在中国传播的考证。对摩尼教的研究也开一代风气之先。
中古时代是佛教思想入侵的年代，自从汉明帝西域求法以来，佛教逐步为国人吸收，佛教思想渐次影响许多方面。中古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三教思想合一，有名的支道林就是一个玄学家，人们逐步引道入儒，引道入释，佛道互补，老子化胡考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竹林七贤中的竹林来自佛教，鹿野苑的竹林是佛祖讲道的地方。王弼讲易用的就是老庄，名士们虽然自然旷达，晋朝仍以孝治天下。魏晋玄学的贵无贵生本来与佛教就有相通之处。在文学上逐渐出现了变文，既佛教的俗讲，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宋话本的出现。佛祖传教最早用的是下层语言巴利文，初无记述，后来才变为典雅的梵文，中国的佛教自然也继承这一点用通俗语言讲经，到了禅宗也不立文字。曹操崇尚的法家精神到了这时逐步被清谈所取代，正始年间还有嵇康阮籍的慷慨之情，到了这时只剩下王衍的清谈误国，最终身死胡手为人所笑。佛教的语言也逐渐侵入汉语，许多词汇如世界，刹那，轮回，不二法门，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而且出现了一些佛教混合汉语，如讲经第一句如是我闻，与古汉语语法不相合，这是在翻译过程中融入梵文语法的结果。早期的翻译谬误极多，西域僧人不懂汉语，就象林琴南一样需找人合作，早期精通梵汉的人又极少，鸠罗摩什和玄奘则是集大成者。陈先生的佛经翻译可惜现在没人能讲。朱庆之在佛教混合汉语方面开风气之先。印度对中国影响极大，中国古代龙是作为一种祥兽出现的，而印度文化中龙则可变为人形，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这样的故事，因此到了西游记等书中，龙具有人形。梵文中的押韵影响了六朝诗歌的韵律，佛塔式样影响中国的建筑，印度医学为五明之一，随佛经传入中国，对藏医药的形成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科技的影响如制糖业传入中国，中国吸收以后经过改良又回传印度。季先生根据写经残卷的一个制糖方子多加考证，写出一部糖史。
中古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无论胡汉胸襟极广，符坚认为胡汉一家，拓跋焘要统一戎华，而大唐则有许多少数民族大将，鲜卑慕容也是笑傲华夏。经过民族大融合，思想大融合，终于产生了全新的华族，开创了大唐盛世。符坚其人极其宽厚，他在灭掉北方诸国之后没有大加杀戮，而是让亡国贵族继续到长安作官。他和王猛之间的关系如孔明和刘备，君臣相处十分融。王猛乃北方士族栋梁之才，当年桓温西进长安，王猛与之扪虱而谈，他不同于注重容止的西晋士族，不修边幅，桓温邀他一共共事，他观桓温终非王霸之人，未应允。王猛励精图治灭掉 北方诸雄，他设计害慕容垂功败垂成，慕容垂终为秦患。惜英年早逝，临终前告戒符坚东晋乃华夏正统，不可轻易伐晋，鲜卑乃吾之世仇，俟风尘之变。惜符坚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大秦帝国土甭瓦解。符坚有容人之量，气度非凡，王猛谋慕容垂之时，他派人追回慕容垂并信任如初，对于俘获到长安的鲜卑贵族待制之甚厚，他没有华夷之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难能可贵。他爱民如子，淝水之战后落荒而逃，在无粮之时，百姓送来米粟，他赐绢该送粮之人，送粮之人谢而不授。在山中被困之时，百姓冒死送粮，他不忍百姓为之而亡，谕之勿来，然依然络绎不绝。如此帝王唯太宗玄德可比。
东晋的皇帝在历史上几乎被人忽视，活在世族大家的阴影下，王导，谢安，桓温，后人只知道他们，而不知有皇帝。大臣虽慕清谈之玄远，有治国安邦之才略。桓温北伐，王导安国，谢安破秦，有不世之功，而仪容优雅，谢安在从容之中击破强敌，捷报传来之时，安正与人对弈，一局终了才缓缓说出，小儿辈已破敌，何等风流。桓宣武则有山河殊异，正当光复河山，何作楚求囚之对的的豪言。贵族政治在六朝达到极至，王与马共天下。汉末以来世族大家的力量急剧膨胀，江南士族犹甚，孙吴政权及东晋都是在世族的拥戴下建立的，世族分享皇权类似于后来的英格兰贵族政治，皇权进一步衰弱，后期的士族逐步腐朽，身局高位而无所作为，寒族虽有才能而不为所用，鲍照对此愤愤不平，即使陶侃那样的大官僚他的后代在他死后地位也迅速衰落。随着一些地位低微而又有实权的职位为寒族占据，这些职位通常为那些清谈的世族所不喜，情况发生改变。以北府兵为代表的武人集团的崛起终结了世族的统治。刘裕出身北府兵，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大量起用寒族。他可以称得上一代英主，辛弃疾曾这样写过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灭南燕，进长安，作为寒士出身他毕竟是寂寞的。他唯一的朋友同是北府名将的诸葛长民，在杀死这唯一的朋友之前他们秉烛长谈，故友旧事，一一道来，有恋恋不舍之意，可他毕竟不如宋高祖的气度。宋高祖以武人登基，终其北宋一朝，优容大臣，有朋党之争，无杀戮之祸。
在内亚史的研究中，还有几位值得一提。荣新江提北大教授研究领域西域史，他的著作我不曾读过。在有一位就是张广达，他80年代中期到了国外，后来一直客居国外，他的书世面上很常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的两本关于史学家和西域。他对西方汉学的研究还是很深的，他最推崇之汉学家当为沙畹，沙畹，伯希和的老师，自幼只有一目，他在汉学上的造诣在当时欧洲无出其右，他也是最早解读中国汉简的人。相比伯希和来说中国人知道的较少，张是第一个完整介绍沙畹的中国学者。伯西和因为和敦煌藏书联系在一起，国人都谓他为大盗，其实伯希和是一个具有国际心胸的学者。他继斯坦因来到敦煌，把敦煌翻阅一遍，利用他丰富的历史语言学知识和掌握的多种古文字技能，从里面找出最有价值的卷子带到巴黎，多为中亚古文字写卷。他来到北京以后把自己带来的写卷给罗振玉等人看，还建议保存剩余的古卷，从来有了剩余的9000多卷敦煌写卷，他到法国以后又相继把一些卷子的精华用影印的方式送给中国学者，他对敦煌学是有很大的贡献。我国后来有许多留学生出自他门下如蒙元史专家韩儒林。他带走的卷子藏于巴黎图书馆，向达的曾去抄过经卷。伯希和与中国关系极好，殷虚挖掘时候他从来中国观摩。另一个就是日本的内藤湖南，他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出身治学范围极广。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是很有影响的，唐朝以前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到了宋朝贵族的权势下降，通过科举而地位上升的寒人逐渐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我国素以唐宋并称，实际宋是中国政治的变革点，君主专制逐渐加强。内藤名满天下，有第一流中国问题专家的盛誉。他懂满语、蒙语，以中国史、日本史兼东洋史家驰名史坛，巍然成为备受敬¬畏的日本的中国史学巨擘、满蒙史泰斗。我一直在想此生做内藤门下一走狗足以。学习海外汉学张广达的书不可不读。
日本海军大将东乡身上佩一印，一生拜首王阳明，这位在英国留学七年的高才生虽然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骨子里流着汉学的血脉。日本有一种思想，东洋道德西洋科学，类似于中国的中体西用，但有很大不同。严复说过体与用本不可分，中有中体，西有西用，两者彼此相互影响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科学则相对科学一些，保留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发展科学可以避免因强烈的思想动荡影响社会的安定，中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中体西用失败后完全否定自己从而完成再生，可是这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竹内好早评价中国时认为鲁迅和毛泽东是这时期最重要的人物。鲁迅研究的意义在于，五四以后启蒙的阵营发生变化，左传的成为革命者，右转的开始整理国故，这时的鲁迅依旧以启蒙的身份坚持，试图给衰微的民族开出一剂药方，称之为民族魂不为过也。五四之最大负面效用在于打倒孔家店后重建的问题没有解决，割裂了传统，现代的东西又水土不附，因此没有走的更远。
朱舜水东渡以后把尊王攘夷的思想带到日本，日本用它发动了明治维新。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明治诸君把它作为枕中密。逐渐的日本开始超过中国，开始称中国为老大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GDP仅仅占中国的零头最终还是打败了这个老大帝国，日本的名词里多了一个新词支那涌来称呼这个老大帝国。日本在北洋海军访日的时候其敬畏之情不亚于现在美国军舰的访日，甲午战争以后，逐渐的由仰视到俯视，在学术上亦如此。日本有识之士在目睹中国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打败以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佐久间象山用西方科技来改良日本的火炮，他的学生吉田松阴想偷渡日本去学习西学，然没有成功，吉田的学生则是以后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木户孝允，桂太郎。日本明治以后开始全面西化的过程，在比较欧美各国的制度后最终选择以德国为模本开始国家的现代化改造。鹿儿岛的西乡隆胜进行了一次代表武士阶层的最后反抗，其结果可想而知。西乡有一首诗毛泽东曾用过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方，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时的日本有一种思想脱亚入欧，福泽渝吉有一篇脱亚入欧论，日本在思想生活和生活习俗方面向西方学习，各种思潮进入日本，经过日本的加工又传到了中国。大清帝国在落日余辉下摇摇欲坠，而邻居日本则是一种日益繁荣的景象，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思考，于是纷纷以日本为师，东渡日本开始留学的生涯。学军事的有蒋百里，蔡锷，阎西山，何应钦的，还有一个不是什么正规学校毕业的蒋介石，成了民国政要，学医学的鲁迅，郭开贞，学经济的郁文最终成了文学家。在日本西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开始反思，比如夏目漱石，他写道自幼学习汉学以为西学亦应如此，然不知为何脑中竟又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日本兴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德国意大利也同时出现，现在谓之法西斯。谈起法西斯许多人只看到了其独裁的一面而忽视其作为平民政治的一面。如果仅看到这一面那么明太祖可以称为最早的法西斯。这种思想在德国和日本出现有它的社会根源，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深厚的封建残余，大财阀们掌握国家政权，而大多数的平民则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贫困，
这必然要求一种平民政治，而实现这种平民政治没有正当的途径，法西斯正是平民政治的体现。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都是从下层开始，要求经济平等和平民政治，这必然迎合大多数人的要求，因此一个国家要解决法西斯的崛起首先要消除它的政治土壤。控制社会的两极分化，适当的使权力倾向平民，这样一个国家才能稳定。要研究日本法西斯的起源，北一辉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早国内的教科书上对他大加贬斥，其实忽视了他思想的内核。他的思想中有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土地公有，国民法律上平等，打倒地主和大资本主义，他认为明治维新的元老背弃了革命的初衷，使大资本家、大地主等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政权．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陷入工资奴隶和农奴的状态，社会发生分裂，日本成了阶级国家。因此，北主张打倒大资本家和大地主，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恢复社会的本来面貌，实现社会主义。一直有人评论夏目漱石是中国的鲁迅，我则认为北一辉是日本的鲁迅。北一辉参加过中国革命多年，担任过宋教仁的秘书，他希望推翻现存日本社会制度，彻底放弃侵略中国的目标，先在中国推动革命的成功，进而实现全亚洲的革命最终完成日本的革命。日本早期许多革命志士有国际革命的思想如宫崎滔天，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应忘记。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来自丰臣秀吉，这是一个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提出第一步占领朝鲜，然后占领北京，最终以华北为中心占领全中国。可惜日本的国力有限，无异于蛇吞象，大明帝国的国力非日本所比，即使当时已是落日余晖，可是大明帝国在世界上它的国力也是相当强大，西方殖民者早期在中国的侵略也经常被打的落荒而逃。明治以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已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这经历着军阀混战，国力大伤。日本此时以为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一个民族在快要灭亡的时候总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南宋的军队不堪一击十年以后战无不胜的金国军队败的一塌糊涂。民国也是一样，50年代的韩战就显示出中国军队的巨大能量。日本在早期做了精心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次郎是阎锡山的教官，他曾经骑马从东北到太原勘察路形，日本中国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过军职，作过李烈钧的参谋长，他们对中国的情形非常熟悉，加之日本陆军的精锐之师，开始频频得手。日本有很多优秀的战术家，而缺少战略家。日本大本营有两条侵华路线，一条是忽必列灭南宋的路线，从四川顺流而下，另一条上先占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中国的蒋百里将军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侵略企图，他在很久以前就作好以日本为假想敌的的战略规划，以沿海一线迟滞日本进攻节节抵抗，把战略物资生产的工业迁入大西南大西北，作好持久抗战的准备。以武汉为中心组成第二道战线。他看准了日本的命脉，国家小，国力有限不能进行进持久的战争，以空间换时间，一方面加强内部整军备战，另一方面努力争取外援。国民政府的抗战一直按照这个来进行。里面虽然只有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两个方面，其实已经包含了战略相持的阶段。日本之正确战略是应该兵分两路，华北一部占领山东保持强大的威慑力，按兵不动，以另外一部直接向西沿着山西占领关陇，既得陇复望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精锐帝国精锐对付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无望而不胜，即使国民政府想调动中央军也未必来的急。然后以大兵入川，川中一盘散沙，而国民政府又不能放弃南京上海丰腴之地，台湾日军虎视眈眈，这就使国民政府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四川虽有天险正如姜维不能阻止邓艾一样失守是必然。一旦四川失守后果是灾难性的，出川日军大迂回可以沿长江进行大包抄，华北日军沿京浦路南下长江以北不为我所有，国军精锐尽在江北，江南能否保住则不可知，同时台湾日军沿福建经略广东广西江西浙江，也许历史是另一个样子，战略要地尽失去，即使有持久抗战的意图也没有可凭借之根据地。日本的战略是从华北和华东两路夹击，虽然中国损失了大量经济重要的城市，以空间换时间还是取得成果，工业转向大西南，军队也且战且退为后来保留抗战的资本，而日本由于战线越来越长，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改变侵华战略，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中国则依靠国际援助顽强抵抗日军之侵略，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无灭亡中国之可能。日本向西可以一直打到新疆，苏德战争爆发时日本可以从西伯利亚到新疆全面发起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可以在远东部署重兵，如果在中亚部署重兵似无能力。而中国北方广大的人口可以为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如果这样苏联命运未可知，苏联一旦灭亡日本挥兵南下，德国邀击印度，也许亚洲已无保全之可能。日本号称陆军天下无敌，实际只是一种自大行为。日本陆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可是他的装备及战术思想相当落后。朱可夫说过，日本人的战术就象日俄战争时期一样没有改进，以步兵冲锋为主，坦克很少，几乎与步兵没有什么协同。日本坦克装甲用高射机枪就可以打穿，机械化程度非常低，这样的陆军在海空配合时的岛屿作战也许会很对付，可是如果大兵团作战，机械化低，机动性差的毛病就会显示出来，因此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在与苏联冲突时候始终没赚到什么便宜。可以看的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有多重要。苏联用20多年的时间使它的重工业急速发展，从来建立了强大的机械化军团，而中国则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终导致日本入侵。
西方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的衰落不是由于鸦片战争，而是来自太平天国内乱。鸦片战争毕竟涉及的地方很少，而太平天国的地区在清政府的财政中心苏杭，这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是致命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八旗和绿营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以地方团练起家的湘军和淮军走上了政治舞台，淮军最终成为国防军。这些军队由帅选将，由将选兵，利用同乡宗族师生关系维持，在思想上注重理学思想的灌输，兵帅一体，兵成为私人之兵，而非国家，士兵只知有帅不知有国家，成为近代军阀的先驱。太平天国内乱以后清政府权力下移，原来六部通过任命布政使等地方官员来牵制督抚，在督抚势力增强后，六部不得不迁就督抚，由他们来选择属官，这样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影响逐渐减弱，在义和团运动时督抚竟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这也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根源。中法战争后的一段时间是晚清少有没有战争的的时期，这时洋务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现代国防的雏形也逐渐建立。李中堂的思想在这时有一定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对抗列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胜了也就是两败俱伤，其他的列强则会一拥而上瓜分中国，如果打败了就是割地赔款，所以不主张轻易开战，而继续沿用以夷治夷，这些思想在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中有所体现。日本的侵略打破了清政府的中兴，此战使清政府的努力付之东流，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破产，从此在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两次有很好的发展势头，而两次都被日本打破，30年代的中日战争前中国也是经历了黄金十年，此两战使中国的现代化延迟了半个世纪，从这方面说日本是中国的罪人，而中国向来以德报怨，战后放弃了赔款的要求，这是何等的胸怀。
百里将军是中国现代国防之父，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同学，毕业时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得到日本天皇赠送佩剑的殊荣，日本军界大受震动，从此中日两国学生分班教学。他的著作有国防论，用现代德国军事思想注解的孙子兵法，欧洲文艺复兴史，以及交通方面也多有论述。将军在德国军队做过中尉，而这只军队的指挥者就是兴登堡，后来将军的同僚做过德国国防部长。因将军与政学系关系密切，做过孙传芳的参谋长，最国民政府中只是委以虚职，更多的用他的外交之才，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斡旋。他的军事思想来自德国，把德国总体战的思想介绍到到中国，对国民政府产生很大影响。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在20年代就提出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国防规划，认为一旦开战沿海地区必然不保，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依赖在大后方建立基地进行长期的抗战，他又认为日本是个小国，人力物力有限，必然是蛇吞象的结局，中国会取得最后胜利。
王国维是中国与陈演恪齐名的大学者，他在文学，史学，戏曲研究达到的高峰几乎无人能极。他最早是治哲学的，内藤湖南做过他的老师，在日本学习了康德哲学，他早期的红楼梦研究就是康德哲学的体现。他对他的词及其自负认为是姜美成之后最好的，其实未必尽然，就象莎士比亚认为他的诗歌比戏剧强的多实际被人称颂的还是戏剧。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深深着渗透着康德的美学思想，如无“我之境，人惟有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优美宏壮，以此论文，为吾国旧籍无有也，而西方文论中优美宏壮则久已有矣。人间词话句句珠玑，无一字可删，这正于德国学者的作风暗合，季羡林说过，德国学者作文，意到即止，从不多说一句废话。人间词话为我国近代以来第一部无可超越的文论，它贯通中西，形式上用吾国文言的写出，在思想上则蕴涵西方美学思想而不留痕迹，为古近文论集大成者。王国维是我国少有的研究元曲的学者，他认为元曲有一种自然之美，语言浅白而不事雕琢。
王国维二次东渡日本以后，他的治学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受罗振玉影响，他开始甲骨文，汉简和上古史研究。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我国的殷商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通过释读甲骨文得出殷商帝王的世系，而这正于史记相切合，从而得出史记所记不虚。王国维的流沙坠简问世，开启了我国简牍学研究的先河，对两汉时期西域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曾使沙畹受益非浅。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等资料的研究得出王恒与王亥原为一人，商的先民生活在河北一带，这对研究古代朝鲜史有重要意义。晚年他逐渐转向西域史地研究和蒙元史学研究，得出蒙古为室韦之后。并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作注。他的后期研究范围过于艰涩，又无弟子传承，故他的名字很少别人所知。他提出两重证据法以外来史籍与我国旧籍相比较，以地下出土之物与史籍相对照，为陈演恪所推崇。
吾国上古史研究为一大难题，史籍阕失，经历秦火以后，行踪难现。史迁能利用旧籍，择其雅驯之言勒成一书，足为不易。现存史籍有五经，帝王世纪，世本，竹书纪年，史记，以及两本荒诞之书，山海经，穆天子传，其余间或在诸子言论里，然多有抵牾。王国维释读甲骨文的成功则为古史研究有重大开拓，他辑古本竹书纪年，利用荒诞不经之书山海经研究古史，对后人有很大借鉴。惜以风华之年投身于昆明湖水，自述曰，五十年来经此一变，义无在辱。殉葬于没落的王朝，惜哉静安！他的史学著述多在观堂林集，静安遗书等。
自幼熟读经史，而又能吸取外来文化之科学方法，随产生一王国维，陈演恪，陈垣等学术大师。这三人都无学历，陈演恪在德国多年无任何学位，他认为读博士在几年时间里必须关注某一方面的课题，这种治学方法始终不和他意。后来的姚从吾也是如此。一种甘于寂寞的心态，后天的勤奋，天资的聪慧，都不可少。反观现行教育急功近利，实在让人可叹。印度学者的治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安贫乐道，宁静致远，致使印度的基础科学非常发达。大学的管理过于量化，也许这在自然科学是卓有成效，因此美国的科技非常发达，然在文学和史学等人文科学又不如英国懒散之学风。国家经济的发展缺少精神层次的支持容易过早的走向衰落，我们羡慕日本经济发达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日本学术之发达，即使在民国时期吾国学术最盛之时，内藤湖南认为吾国可以借鉴之学术很少，何况现在？日本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类似于吾国之海派和京派，在学术上互相砥砺，互相辩责，终使日本学术大放光彩。日本对中国研究极其用功，鲁迅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自从竹内好开创以来，木竹英雄等三人接其余绪，木竹英雄千叶大学教授，社科院赵京华的老师。我国自唐涛钱理群以后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日本研究鲁迅多着眼于思想方面，大江健三郎在社科院演讲时第一个就提到鲁迅，可见他在日人心中之地位，而我国则因为他的作品难懂要从中学课本中删掉，岂不笑哉？郁文曾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国家是可悲的，而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爱护的人是更加可悲。德国的马克思韦伯生前不为人理解，他是一个先知者，为当时物质发达而精神贫乏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指明一条道路，现在的德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他的雕象。赵京华毕业于吉林大学，后东渡日本十年，在千叶大学师从木竹英雄，现在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国家基金项目，关于周氏兄弟在日本的研究。他是一个翻译家，注重二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翻译过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及日本现代思想的转向等。社科院的孙歌董炳月也是研究日本思想的专家，孙歌在读书杂志上曾经连载对日本的介绍。南开的俞辛淳则研究早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书中介绍日本早期援助孙革命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对黑龙会玄远社等浪人团体的介绍，其实孙与浪人首领头山满为好友，他们在革命中对中国起了一定作用，只是后期才逐渐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日本对中国的帮助有国际主义思想一面如北一辉，我们曾认为他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源泉，他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与中国渊源急深，他的养子极为中国人，当他死后，他的夫人请求国民党元老张继把他的骨灰安葬于中国，并助他加入中国国籍。宫崎滔天兄弟，中山先生的坚定追随者，还有因个人关系赞助革命的如梅屋夫妇，他们捐的孙中山塑像现在还在中国。考察近代革命应从中日韩三方面来考察，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孙甚至和日本同志运过军火去菲律宾可惜最终托运的日船失事，许多日本志士牺牲。中国对韩国在中国的流亡政府有经费支持，日本照会中国要中国取消对光复军的支持时，中国不置可否。在军校也中有韩国志士，云南讲武学堂为韩国培养第一个女飞行员，北朝鲜地位仅次于金日成的大将也毕业于讲武学堂，金日成曾在中国抗联工作过。国民党与韩国渊源极深，韩国的空军之父金九就受过中国帮助，对中国感情很深，以至韩国和大陆建交时，韩国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朋友。文革时要炸唐继尧的坟墓，恰好那位朝鲜大将在中国访问，他提出要去自己的恩师的墓地扫墓，这样才得以保留。唐继尧在民国早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他早年隶属蔡东坡麾下，在东坡如北京后主政云南，对讲武学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朱德叶剑英朱培德均毕业于此。云南在东坡的影响下革命之气甚至盛，护国战争，二次护法云南起了很大作用。护国战争中模范二朱分道出击，朱德随东坡进攻四川，朱培德随李烈钧进入广东，后成为北阀军的一部分。东坡病死以后，唐继尧以私心拒绝四川滇军回滇遂酿成兵变，顾品珍回师驱逐唐继尧，虽不久在龙云拥护下回滇，不久即被龙云代之。他早期在护国之役时爱国之心何其切也，后来为一己之私排斥孙文，何其劣也。
韩国志士闻名于吾国，始自安重根之刺伊藤博文。荆轲以一己之力提刀入不测强秦，安重根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视死如归之心，于哈尔滨车站，警察林立之中，连发数枪，毙敌大酋，壮哉矣！伊藤氏，甲午之战日之魁首也。安氏有高丽遗风，遥想高丽当年，兴于汉末，遭毋丘俭鲜卑慕容两次征伐，几近亡国，然屡仆屡起，终以三十万甲士抗衡太宗神武之师，不至大败。洪皓书载渤海三人成一虎，高丽岂不是哉！惜汉化太深，失其英武之气，为日倭所欺，岂不悲乎！以大唐太宗之英明神武，百战百胜之师尚败于高丽，况撮尔小国乎？太宗暮年，锐气已失，用兵趋稳，困于安市。时隆冬已至，安市城主遥拜以谢，太宗赐绢而还，以嘉其忠义。太宗极为仁厚，攻伐之时，每下一城，依例纵军掠之。太宗怜其子民，以府库金帛赎之，故高丽降民感其德。壮哉太宗，单骑灞上，责斥颉利，背弃盟约，何其英武！仁哉太宗，义释尉迟，赠金良将，用人不疑，何其胸怀！伟哉太宗，北破突厥，西并高昌，拓土千里，华戎一统，突厥铁勒旧部太宗待之甚厚，驾崩之时，异族猛士自请殉葬，高宗嘉其忠心，终未应允。太宗文治，可比文景，太宗武功，不逊大汗。匡复神州，一扫六合，贞观清明，遂奠定大唐三百年基业。蒋公介石极其推崇太宗，尝有意让鲁迅为之作传，鲁迅终未应允。大唐王室胡气极重，高祖之母乃独孤信之女，独孤信鲜卑人也。高宗之母乃长孙无忌之妹，长孙亦胡人也。故大唐不已儒家伦理为准绳，父可娶儿媳，亦不为之耻，高宗玄宗莫不如此。太真入宫之前已非处子，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其思想之开放，远非宋明之伪道学可比。
晚清以来，由于古史的残缺许多人对古籍的记载产生了怀疑，廖平康有为崔述，崔述认为天生玄鸟的记载着实荒谬，司马迁记载此事时祖述六经，因此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康有为更加大胆，提出六经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加之实证主义的传入，终于汇成了一个疑古思潮，顾颉刚提出层累的积成中国古史，三皇五帝三代之政一概否定。那通柯世把崔述著述带回日本以后，在日本也产生了疑古思潮，白鸟库吉提出日本的疑古，一直有人以为顾颉刚是受白鸟库吉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情况并无确证。白鸟在德国学习史学，深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学会多国语言文字，开创日本东北亚研究，西域史地研究先河，东京学派的领头人。继白鸟以后东京大学另以为蒙元史专家羽田亨成就也很大。羽田这个姓氏据日本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徐福，后来把名字改为与徐音似的羽田。顾颉刚最大的功绩是点校二十四史，他对民间传说的研究也很有成绩，比如孟姜女的考证，他师从胡适，胡适的治学方法对大影响极大。还作有一本当代中国史，对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做了个简要的介绍。
满语的研究现在也是忽视的，满族的祖先肃慎在周朝即有记载，后为渤海和金，最后演变为满族，它的语言现在即使在龙兴之地的东北也几乎无人能懂，清的故都沈阳只有辽宁大学的一个女教授从事这方面研究，她从遥远的新疆学会这种语言。新疆有个锡伯族自治县依然讲这种语言，我知道锡伯族是在网上聊天时候恰巧遇到一个锡伯族的人，这个民族的人数极少，东北也有一些不过人数很少。锡伯族原来生活在东北，它的语言和老满文非常相似，后为了戍边来到新疆，这是个英武的民族，现在每年还有箭术比赛。这个民族几乎是个天生的翻译家，好多人懂汉语，锡伯语，维吾尔语，俄语。有个锡伯族的学者曾被选拔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研究满文老档，这些档案对清朝入关以前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研究这段历史朝鲜的记载也值的借鉴，孟森研究清史时就用过朝鲜史料。满语借鉴蒙语所创，金曾经有自己的文字，渤海则借用汉文，三者之间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我没有见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第一可以得出满语的古近演变过程，其次对于历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益处。这个锡伯族的学者曾经到过吉林他的同学家里，这个同学是个满族，他和同学的爷爷用锡伯语交谈，这位同学的爷爷说他的老满文很地道。
张传玺先生的简明中国古代史为历史学考试必备教材，此书简洁明了。张先生听口音为吾乡齐鲁之人也。美中不足之处，此书有一小谬误，齐长城入海处书中所标为琅玡故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志＞云；古长城起自平阴，又迤俪至胶州大珠山东入海，南去琅玡台六十里。我实地考察过入海处，顾祖禹所载不虚也，应在今之青岛市黄岛区胶州湾。南去琅玡台六十里非指入海处到琅玡台六十里，入海处到琅玡台实际距离有七十公里，大珠山到琅玡台六十里尚可信，或许讲齐长城某一处距离琅玡台六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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