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1)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贞观年间他的儿子又学父辈的老样，分别形成派系，为争夺帝位的继承权而斗争。

　　李世民的儿子很多，照旧传统习惯，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应是长孙皇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和李治。承乾生于武德二年（619），是长子，李世民当皇帝后就立他为皇太子。据《旧唐书》卷七六《承乾传》，他“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贞观九年（635）太上皇李渊死，“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看来也并非无能之辈《承乾传》所说“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以及《新唐书》卷八〇《承乾传》所说“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云云，当都是承乾败后或高宗朝修《太宗实录》所附会增饰之词。退朝后与群小相处，本是帝王常事。东宫所属执役警卫当有胡人，于是有太子胡化之说，其实太宗既可受“天可汗”之称，太子又何以不能一效可汗言行以为戏乐。至于宫臣进谏引咎自责，更与李世民之纳谏邀誉有何区别。而在李世民则为明君圣德，在承乾则为不才子恶迹。旧史好以成败论人，今日不应再为所惑。。只缘“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尝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深礼赐之，令杀魏王泰，不克而止。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643），齐王祐反于齐州，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其宫僚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萧钧并以材选用，承乾既败，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案承乾当时处境颇似武德时的建成，为保持帝位继承权而结集私党。其办法则学习乃父李世民，想用壮士杀死魏王泰是操李世民除建成、元吉故智，“将纵兵入西宫”即“大内”大内在太子所居东宫之西，所以叫“西宫”。，也是抄袭玄武门之变后威迫皇帝内禅的老章法，而此时已成为他私党的侯君集又正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干将。至于李世民阴妃所生第五子齐王祐也是“潜募剑士”有所觊觎的不安分之徒《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贞观十七年在齐州叛乱至少客观上成为承乾的外援。承乾所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的话，表明他确有趁齐王祐叛乱的机会用兵于大内的打算。

　　再看魏王泰，《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说他“少善属文”，“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括地志》现在还有辑本传世，给人的印象好像真是“好士爱文学”的名王之流，其所引宾客也真是只会摇笔杆的文士。其实决不止此。本传就说：“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馀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这里所讲要结附托的是“文武群官”，不仅有文而且有武。韦挺在武德时做过太子建成的左卫率，因杨文干叛乱辞涉东宫而与王珪同被流放，对太子诸王间如何斗争有经验。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旧唐书》卷六六本传。，房遗爱是房玄龄的儿子，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二人还都是李世民的女婿，后来在高宗永徽四年（653）与薛万彻谋立李渊第六子荆王元景不成被杀《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附遗爱传》、卷五《柴绍传附令武传》、卷六四《元景传》、卷四《高宗纪》。，都是有一定权势的不安分之徒，和承乾手下的侯君集等人正旗鼓相当。“引召学士”“以著述为美”和当年李世民、元吉之分别开文学馆置学士同样有政治性质，除邀誉外还在培植自己的私党羽翼。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2)



　　但魏王泰的结局也不甚美妙，在承乾被废为庶人时李世民也“幽泰于将作监”，接着降封东莱郡王，改封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比承乾之徙黔州好不了多少。李世民对魏王泰本来是颇为喜欢的，在处分他的诏书中还说“朕之爱子，实所钟心”，“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当承乾被废时，改立魏王泰为太子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偏偏出人意外地连魏王泰也降逐，来个两败俱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旧唐书?魏王泰传》是这样写的：“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在处分魏王泰的诏书里也说：“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实际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听了承乾这几句话就贸然作出“两从废黜”的决定，更不可能是李世民这种老谋深算的封建统治者的作风至于《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所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小名）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为遂良所谏止云云。则更不可信，或出遂良后嗣所撰家传之类之所增饰，《魏王泰传》等均无此项记载。其中李世民所述魏王泰杀子传弟之誓，太不近情理。而且魏王泰未被废时并无立晋王为太子说，魏王泰何以要用百年后传弟晋王的话来媚惑李世民?退一步说，即使当时真有欲立魏王的打算，则经褚遂良谏止也就可以，何至立刻转而幽泰于将作监，且继之以贬逐?司马光不察，竟采入《通鉴》，可谓千虑之失。。所以“两从废黜”者实另有其原因，这就是诏书中所说的承乾和泰都“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而一分派系小集团，欲罢难休，最后非危及皇帝本身不可。隋文帝杨坚的结局，唐高祖李渊当太上皇的滋味，李世民是一清二楚的，他自己就是深于此道的过来人，现在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向父辈学习，以承乾为首的小集团已准备向自己下手，魏王泰小集团也难保不来这一着，为自己免当杨坚、李渊起见，不如当机立断，忍痛割爱，把这两个小集团同时粉碎。这完全是从自己的利害打算，绝非什么“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事事为自己打算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他出以公心倒反是不现实的。

　　废承乾后立晋王治（唐高宗）为太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晋王治固然是承乾、魏王泰外长孙皇后唯一的儿子，但光有这一条还不够，因为必要时还可以废嫡立庶，立其他妃嫔生的儿子。其所以得立，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曾营私结党，自成派系。《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谓曰：‘我三子一弟“三子”谓承乾、魏王泰、齐王祐，“一弟”谓汉王元昌。，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这条记载某些细节有点问题，如晋王治虽是第九子，但在长孙皇后亲生之子中名列第三，在嫡庶有别的封建社会里如何能说“非次”，但在需要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文武重臣支持晋王治这点上必非虚构。这证明晋王治当时确没有营私结党，因此要替他找好几位有力量的重臣作为辅佐。

　　晋王治为什么不营私结党，这和他的年龄有关。《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十月“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传》：“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则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到贞观十七年被废时已二十五岁。魏王泰是第四子，据《旧唐书》本传“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上推其生为武德元年，比承乾都大，不可能，本传“永徽三年”盖为“五年”之误，则出生于武德三年，至贞观十七年亦已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承乾均早具备营私结党的能力。晋王治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年六月生”，则贞观十七年才十六岁，前此更是幼小，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当然没有营私结党的可能性。这不是他比魏王泰、承乾来得恬淡或无能，而是年龄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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