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教案（第三次修订）

庄子还认为，人我之间，乃至万物本来就是一体，没有什么分别，一个圣人，至人或真人与一般的俗人不同，他们只从根本上看事物，而不从细节末稍上看事物，只从道的角度看事物，而不从小我的立场看事物，他们完全超越了自我形体的局限，完全忘却了自身，与大道已经合而为一了，当然也就不会再关注世俗的人我关系，更不会耿耿于小我的利益和在个人小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的法则，这样，现实的自我被忘却和否定了，只剩下一个“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实体，自我成了一个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灵，这个精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四处飘游，只与那宇宙的道，天地的精神发生联系，至此，所谓的人我关系也就不做为关系而存在了，作为关系存在的仅仅是自我精神与天地精神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呢？

庄子提出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忘。忘掉世俗的成见，忘掉人世的伦理道德，忘掉名利和外物，忘掉父母和亲人，忘掉自我，最后连本身也忘掉。

第二是守。即要守己之说，守己之意，守己之神，不予外泄。

第三是游。这是指心灵不受任何俗务和俗世规则的约束，使之处于一种不负责、不拘泥和绝对豁达、绝对自由的状态。

然而，不论俗人，还是圣人、至人、真人，毕竟都有一个肉体，毕竟都还活在世俗，所以无论精神上怎样超脱，都不能不实际地对待现实人我关系的各种问题，即使聪明绝顶的庄子，也不能摆脱这个红尘滚滚的俗世，无奈之下，他提出了“不  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我关系原则。

游戏人生俗事而又不与恶者同流，注重肉体的保存而又追求自我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解脱，乃是庄子人我关系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不与世俗恶势力妥协的骨气和清高，不过，从根本上说，这种由愤世而厌世，由厌世而出世，由出世而成仙的人我关系是消极的人生思想。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一些腐朽贵族很赏识他，把他奉为清谈的始祖，后来，道士们又把他奉为仅次于教主老子的祖师，最后被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这样，就把他对社会的黑暗现象的愤慨之情全部抹杀了，他只成了一些寻仙求道的人们的对象而毫无一点战斗力了。

     4、道家的治世论

我们知道，以儒、墨、法、道四家的政治立场来说，儒家讲的是德治（孔孟），管子学派和荀子学派讲礼治，法家讲法治，而道家和其它几家都不同，它讲的是“无为而治”。

庄子同样主张“无为而治”，但他的无不而治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又有区别。他认为，天道是无为的，所以人道也即是治世之道也应该是无为的。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时代是“至治”的时代，是“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原始时代。阶级社会中的尔虞我诈现象在当时还没有是不存在的。但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的压迫之下，生命毫无保障，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至德之世”。在道家看来，儒家所极力标榜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等盛世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从“至德之世”堕落下来的历史。庄子借用老子训斥子贡的口气说“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这时的人们不知亲疏；“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这时的人们已经知道了亲疏远近；“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相互之间有了竞争；“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天运》），这时人各为自己，开始动用刀兵。从此之后，“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目中穴  。”所有这些残酷现象都是为了争位夺利。由此他推论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历史已经堕落了，而且还在继续堕落，以后将是人食人的世界。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这种人食人的现象呢？有。而且不必千年之后，自秦汉以后，哪一个朝代最后都是弄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但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黑暗现象，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光明前进的，庄子及其道家看不到这种前进。他把那些以仁义道德、兼爱天下为标榜的儒家、墨家骂了个痛快淋漓，他说圣人只不过是借“仁义”之名而行“窃国”之实的“假仁假义”罢了，他说“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你们的仁义道德不过是窃国大盗手中的工具而己。因而他大声疾呼“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庄子对社会现实及剥削阶级的本质的看法是不错的，有的见解也十分尖锐，但是儒、墨两家在没有办法中还拿出点办法，道家则是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唯一的主张就是“以不治治之”、“无为而治”。

当然，从历史上看，道家的后学们并没有拘泥于老庄的“无为而治”，他们在历史变迁中对老庄学说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有深刻影响的道家治世体系，比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有最系统、最具体的叙述，而阐述、诠释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彻底的，则是庄子，《庄子》一书，（也称《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的修养都大有用处。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的范蠡，汉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只能算是亦儒亦道，唐时的魏征、明时的刘伯温等等，都是道家人物，他们用之于世的就是由《易经》、《老子》、《庄子》相提并论的“三玄”之学。苏轼是宋朝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才情、智趣和豁达的胸襟古今难有与之相匹配者，但他对老庄学说也有很深刻的领悟和体会，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其中的寓意非大彻大悟者不能知。一部《红楼梦》，在繁华似锦、灯红酒绿的描述里也无一不渗透着浓郁的佛老气息，开篇的“好了歌”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豕一坯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生前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人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读来令人气短，这不是让人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是什么？可是，红尘是哪一个人能随便看得破的么？即使看得破那里又有一个佛门净土可以容身呢？所以说，处身于纷嚣多变的世俗之中，有时了解一些道家的“不以利累形”的思想，无论对于事功还是养生都是很有帮助的。清朝中兴名将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一位大政治家，从他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虽然功高位尊，权倾天下，但他也是一位深谙老庄思想个中滋味的人。这首诗说“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是楚昭王时，市井上一个卖羊肉的屠夫，事实上他是一位隐士。当时一个叫伍员的人为了报楚昭王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战败后逃难出奔到随国，当时屠羊说也跟着昭王逃亡，并帮助楚昭王复国，昭王要封他“三公”之位，他坚辞不受，宁愿做个摆羊肉摊的小贩。这其实就是秉承的老庄精神。因为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密布特务，对汉人更是疑心重重。曾国藩用此典告诫他的弟弟要居高思危。以免身首异处而不自知。

     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从现象上着眼，而要深入内里考究，什么是实的，什么是虚的，且不可被障眼法蒙蔽了。比如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佛、道三家作为文化的主流，儒家始终居于正统的地位，儒家的学问以孔孟之道为其正宗，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等，虽然也有一部分思想，从伦理入手，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但到底是入世之学。佛家思想偏重于出世，虽然佛教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度众生，但出家修道、学道，本身仍以出世为主。道家的学问最妙不可言，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他们的落脚处不在世俗的王侯将相上，而是讲究“不以利累形”、“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下之道。应该说这是和他们保命全生的世界观相辅相成的。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是如此。

     *纵观以上儒道两家学说，我们比较他们的异同。（教材85页）

    第一，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第二，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第三，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第四，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另外，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人生的“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补救儒家思想过于事功的缺陷，给局限于人伦道德的儒家学说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另一方面，后世的不少士大夫从儒家指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由“独善”而至超脱了功名利禄，这样，儒、道两家从这里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三）法家：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集法家之大成者是韩国的韩非子。

1、法家的社会背景

法家学派的产生与三晋文化分不开。三晋文化是指韩、赵、魏一带的文化，三晋处于四战之地，地理条件不如邻近的大国，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的余地。为了在激烈的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国家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交往的利弊，利用矛盾，争取外援。法家吴起、商鞅、韩非等，纵横家苏秦、张仪等，虽然其中有些人后来在三晋以外受到重用，但他们最初都萌发于这一地区，这也是形势逼出来的。另外，荀况的思想兼有儒法两家的特点，这与他曾受过三晋学风影响有关。秦国是后起的诸侯国，其他虽然为姬周故乡，但在平王东迁以后，文化中心就随之东移，秦陇反呈空虚之势，所以秦文化长期落后，缺乏自己的传统，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秦孝公以后，主要受三晋文化的影响，因而商鞅、韩非等人的法家思想在秦得以重视。

周后期的几百年，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孔子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了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胜利地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秩序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侵略和征服，大国的领土越来越大，为了进行战争，准备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越来越复杂的多了。

新情况带来了新问题，当时各国诸侯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多是不现实的、难以实行的，因为当时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政治，而是如何应付他们的政权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方法。

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诸侯常找这些人出主意，把他们当作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之所以称他们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这些法术主张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他们鼓吹说，这些法术即便是不十分聪明的人也会用，因而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只有中人之贤也能治国，并且治理的很好。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作出理论的表达，于是构成了法家的思想。由此可见，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不全面的，用现代的话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如果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思想容易走向极权主义。

     2、法家及韩非

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是韩国公子，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韩非生在战国末期，当时韩国在战争中屡遭失败，丧师失地，在强大敌国西秦的武力威胁下，面临着忘国的严重危机，为了救亡图存，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退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收辑在《韩非子》（区别唐代的韩愈），《汉书·艺文志》说共有五士五篇，包括《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书中阐述了韩非的天道观、历史观、人性论，用以建立中央集权的法、术、势论点，还有他的政治主张。对其内容的可靠性，历来学者争议较多，其实，《韩非子》一书大部分是韩非所作，仅有少数篇章存疑，如《初见秦》、《有度》、《饰邪》等，大都是韩非死后的历史，不足为凭。韩非代表了法家的顶峰。

韩非的政治主张未被本国统治者所接受，却得到了秦王政的赏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可他又恰恰死在秦国的监狱中，他的命运，和法家的商鞅、吴起两个先驱人物一样，法术被采用，自身却惨死。而且他死于其老同学李斯的政治陷害，因为李斯嫉妒韩非，害怕韩非受秦王赏识危及自己的前程，所以他把韩非抓到监狱并让人用毒酒害死了他。。

韩非是法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理论家，在他以前，法家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线。一派以慎到为首。慎到与孟子同时，他以“势”即权势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因素。一派以申不害为首。申不害强调“术”（办事、用人的方法艺术，也即政治手段）是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商鞅为首。他最重视法（法令、法制）。

韩非子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势、术”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在韩非之前，法家有几个派别，主要是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韩非子还发挥了法家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反对“法先王”。

3、法家的治国论

韩非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根据。秦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不再公开打法家的旗号，然而，法家思想的精髓却被历代统治者延传下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地主阶级便采取了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法家的治国思想。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来的，它的理论核心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具体来说，韩非为封建帝王提供的统治术的政治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事在四方”，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要完全取代分封制。

“圣人执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权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独裁。这种加强君权的主张，适合当时即将出现的封建大统一的要求，它自然会受到秦始皇和后来封建帝王的欢迎。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构成了一个“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封建专制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              论法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一国的君臣上下，都以之为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

韩非认为要实现法治必须有几个原则：

     第一，不仅是公布的成文法，使人人遵守，而且法要统一，在地域上统一，在时间上统一，不能前后彼此矛盾，否则就有人钻空子，利用法的不一致性，作弊利私。

     第二，“法不阿贵”，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用人唯亲，赏罚要得当、公正，以体现法治的公平性。

     第三、 法要严峻。他所谓法治，实际上也就是刑治。他主张厚赏重罚。重刑的目的，在于扩大影响，使民有所畏惧。

（2）论术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之替御群臣者也。”也就是说，韩非的术，实际上就是君主用各种不可告人的阴谋，考察臣僚的一种权术。我们可以把韩非关于术的运用概括为三点。

     第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君主对谁都不要表露其真实情感，对谁都若即若离。也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钻了空子。君主还要喜怒无常，做到“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第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第三，君主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要设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间的通道，以维护自己的地位。

3、论势

势就是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

韩非重法，以法为核心，但立法的目的是维护君主集权，执法要靠君主，因而单有了法还不行，所谓君臣不能共权，大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韩非是个君权绝对论者，在他看来，君臣不同道，同时君主是最高贵的，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明，君权又是不可侵犯的，即一切权力归君主。

权势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君主如何保持其势呢？

第一，权势为人主独揽，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为臣下所劫持。

第二，君主要象防止窃贼一样警惕大臣对于君权的窥窃。君主为了保持君权，要利用一切手段防止臣民，控制臣民，组织情报网，了解危害君权的行为。

第三，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是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法是公布出来让百姓遵守的，而术则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执行的，而势则是贯彻法和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对法术势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见解，是他对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法治理论的核心。

战国时期，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学说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过渡到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它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秦政权的统一，但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反对儒家的仁义爱惠，实际上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刑法严苛，甚至焚书坑儒，对农民实行繁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剥削，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秦末暴发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汉以后，统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仁义和刑罚并重的统治策略进行国家治理，或者实施儒表法里的统治。

（四）墨家：其创始人是战国时的墨子。

墨子，也叫墨翟，关于其生平，《史记》上记载的很少，关于他是哪国人，历来也有分岐。一说是鲁人，一说是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写了几行：“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在西汉初年，墨翟的事迹己不能确知。可是，各家的记载都说明，墨翟的学派是孔丘以后很有影响的学派。墨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士，早年曾参加生产劳动，是一个出色的工匠，其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止楚伐宋”。也就是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楚国侵略宋国的战争。这段故事如果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的良好的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战而分胜负了。

     2、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是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到各地，谁雇用他们就为谁服务，并以此为生，这些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巳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家学说都是这种道德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普通游侠只要得到报酬，或是受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参加自卫战争。

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止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述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其合理性、正当性，这样，一个新的学派就产生了。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一个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地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维护者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的。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春秋时期，墨子与孔子享有同样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孔学，甚至有超过孔学的可能。墨子虽然出身士大夫之家，但他是从庶民或曰贱人升上来的，而孔子正好相反，是从贵族阶层衰落下来的，这一点也许是分析孔墨学说的钥匙。

孔子出生于周公的封地鲁国，鲁国当时享有“周礼尽在鲁”的盛誉，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他穷一生的精力都在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他认为它们即不正当，也不适用，并且力求用简单一些，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认为古代文化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尽善尽美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则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规范，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他尖锐地批判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并且讥笑儒者“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而孔学的后人子张、子夏对墨家学说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攻击。当时，孔学和墨学并称“显学”，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有十大主张

     （1）尚贤。就是尊重贤人，他以为凡是做官的都是贤人，他主张打破世袭制，不要父传子，而要贤传贤。

     （2）尚同。把天下的人组织起来，全国都层层向上同。同时，对君主无须进贡。

     （3）兼爱。他设想如果诸侯相爱，兼爱各国之人，就不会打仗了。

     （4）非攻。他反对不义之战。

（5）明鬼。墨子信鬼神。

（6）天志。墨子信天神，以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的神。

（7）非命。不要相信命运，只要做个好人。一切就会好起来；

（8）非乐。认为音乐和艺术都没有用，是浪费。

（9）节用。他认为如果贵族减少无用的浪费，财富就会增加。

（10）节葬。他认为厚葬是极大的浪费。

墨子主张兼爱，这与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区别。墨家的兼爱不分等差，不分亲疏，不分先后，他们对儒家仁爱理论中那种分亲疏，分等差，分厚薄，由近及远的爱人之道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爱人的理论，正是造成天下人不相爱的根本原因所在。墨家剥除了人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性和政治等级性，把人与人之间看成是一种相同族类中各分子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从而建立了兼爱论。

当代儒学专家任继愈认为，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他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忧患，并且勇敢地揭露和抗议王公大人们侈靡好战，墨子为和平和正义奋斗了一生。他学识渊博，匠心独具，他创立的墨家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先秦诸子中也有一些非难他的学说，但不论是他的同情者，还是他的论敌，大都赞佩他见义勇为，劳身苦志以救天下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就连激烈辟墨的孟子，尽管骂他“无父”，但也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个利他主义者。《庄子·天下》篇中也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然而，汉以后的数千年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思想家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偏见，大都重复孟子“无父”之辞，对墨子肆意攻击，偶有一两个同情者，如韩愈，也不免戴着儒家的有色眼镜，在墨子身上看出所谓与孔学相同的地方，才替墨子说了几句好话。总之，在封建时代，不可能对墨子作出公正的评价，因而，墨学几乎成为“绝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墨家主张“兼爱”。这一思想及其实践追求，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对维护该制度的儒家学说，都是一种否定与尖锐的批判，它脱离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与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违背了中华民族家族本位的价值与心理情感，因而，墨家受到排拆和否定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到了近代的民主革命时期，墨学又得到一定的重视，可贵的就是他那一点庶民精神。

（5）阴阳家：比起儒、道、墨、法等家，阴阳家的影响要小的多。其代表人物是邹衍，主要贡献是“深观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说是阴阳相克。他们提出的“阴阳五行说”，对道教的形成有潜在的影响，另外，阴阳五行说还是中医学说的理论核心（详见170页）。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成就（补充内容不讲）

    （1）先进的天文历法：春秋时，鲁国的天文学家多次观测到日食，公元前613年7月，他们观测到一颗哈雷慧星掠过北斗，留下了关于哈雷慧星最早的记录。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将其合称《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定出一年的24节气，还使用了滴漏作为计时器。

（2）高超的医术：齐国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他精通各科医术，发明了望、闻、问、切四种诊疗方法。

   （3）建筑技术的进步：已经出现了两三层的楼房。战国初期的鲁班是杰出的建筑师。

（4）独立的绘画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绘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图案由简单发展到复杂。

（5）围棋盛行：春秋战国时，围棋也开始流行，围棋名手有弈秋。

（6）“钟鼓之乐”流行：以编钟与鼓为主，称为“钟鼓之乐“。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著名的乐师有俞伯牙。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1、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长城、阿房宫、秦陵、长安、昆明湖、史记

    2、注重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张骞 、班超

    二、思想文化的统一

秦：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焚书坑儒

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董仲舒 “独尊儒术”

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四、昌盛的秦汉文化

科技  2、医学  3、史学  4、文学和艺术  5、体育  蹴鞠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在中国历史上，能称雄世界，林立于世界性大国，称得上“帝国”的有：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元帝国，清帝国。其中秦帝国是与当时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即古印度），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唯有罗马帝国。故此我们称秦始皇创立的秦朝和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汉朝为一统帝国。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的一段历史。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汉宏阔的文化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是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宏阔气派的追求。据史料记载，秦时的长城长达三千余里，修建长达十年。最近在新疆发现秦汉时修建的长城废墟。秦汉时的长城西起甘肃岷县（说法有误），东至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修筑长城，全长五千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

覆盖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体现了宏阔的气势。阿房宫三百里。

秦始皇陵，气势磅礴；秦俑艺术，规模浩大。兵马俑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米，成为气势宏阔的世界奇迹。

水域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湖也体现了浩大的气势。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全书一百余篇。记载上至皇帝，下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也体现了宏阔的气势。

因此，秦汉的文化精华无不体现宏阔的气势。豪华气派壮观。

第二，是注重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与外部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还开通了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丝织品、陶瓷器、漆器等特产运向西方，中亚和欧洲的特产东运到中国，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交流。此外，东汉的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开丝绸之路。班超在西域奋斗了30年，使50多个国家与东汉通好，得到了不少有关中亚各国的宝贵资料，用羊皮绘制了西域的地图，也把中国介绍给中亚各国。秦汉文化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无所畏惧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致力于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文化一统。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文化统一上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书同文“。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统一文字。

二是“车同轨”。统一车辆形制。定车宽以六尺为制，六尺宽的车可通行全国。同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在中国修建了许多道路。其中通往九原（今包头）的叫“直道”，通往东方燕齐地区和东南吴楚地区的两条大道叫“驰道”。道路畅通，促进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车不同轨，不能来往。解放前闫锡山建小火车道。

三是“度同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秦始皇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四是“行同伦“。统一教化。在全国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实际是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官吏，目的是统一人们的思想伦理道德，统一文化心理。

五是“地同域“。统一版图，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秦国之下。征服了岭南地区，征发数十万百姓到岭南居住，对开发边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秦始皇强迫六国贵族迁到咸阳附近居住，加以控制。

秦始皇的上述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秦帝国的统一，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主要是思想学术上的统一，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为了实现思想统一，在秦始皇执政时，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这种思想学术上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1）焚书：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欢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统一业绩，说皇上平定海内，好比明月照耀，人人说服。分全国为郡县，废除分封制，从此无战争之患，秦的天下将会万世无穷。博士淳于越自持通今博古，熟读经书，站出来驳斥周青臣，他说：“商周两朝立国长久，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制。现在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王族子弟和百姓一样，无寸土之封，万一有人篡国，就难以相救。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学习古代的经验，丞相李斯却认为，淳于越说的古代经验不值得学习，儒生不学当今的法令，以古非今，会扰乱百姓的思想，他建议除了国家收藏的书籍和秦国的史书、医书、占卜、农业的书以外，把其他所有的《诗》、《书》等诸子百家之书和原来各国的史书一律烧掉。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大规模焚烧书籍，使无数的文化典籍化为灰尽，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古代的“乐记”就是从此消失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

（2）坑儒：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4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为了自己能长生不老，曾多次派人寻找仙药，并请方士为他炼丹，方士侯生和卢生两个人在背后诋毁秦始皇，认为秦以刑杀为威，秦始皇知道后，非常愤怒，下令追查，先后有400多个方士、儒生受牵连，因而被活埋，这就是“坑儒”事件。

秦始皇制造的“焚书坑儒”事件是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着摧残的作用。

西汉时期，为了统一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罴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此，汉代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也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

三、汉儒学独尊与经学的兴起

“罴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董仲舒的提法。从此后开中国两千多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统一法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第91页）这就是他提出的“罴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内容。

  经学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西汉时汉武帝立有“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东汉时，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合称七经。唐文宗时，《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  梁传》，《礼经》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加上《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时，《孟子》也上升为经书，这样，“十三经”便正式形成了，到清代，阮元把“十三经”较好的注疏本选出，汇刻成为《十三经注疏》，成为儒家文化研究者常用的书籍。自汉代自清代，“十三经”一直是私塾学生必修经典著作，政府也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因而，传授经学之学和注经学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此时的经学是以人文精神为主的。

汉武帝以后，经学内部因学术派别不同，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所谓“今文经”，即朝廷搜集当今流散民间、口头相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故称“今文经”。所谓“古文经”是指当时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发现的古本儒家经书，这些经书是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

自西汉末年“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出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在各种版本及文字的真伪上、在学术观点上进行争论。在讲解经学时侧重也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今文经学注重探讨经义，也即经书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他们认为孔子不但保存了五经，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而且经过他的整理，这些经书便有了新的内涵，他们把经书的“义”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孔子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并且尊孔子为“素王”，即不王之王；古文经学则以六经为史料，注重考据。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应该说，二者各有侧重，但由于有政治因素掺入其中，经今古文之争也就不仅限于经书本身，而是扩大到了学术思想以及政治观念等等方面。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东汉至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占了上风。东汉末年，郑玄不居于一家之见，遍注群经，择善而从。这样，今、古文经学糅和而成了一种新的经学，即郑学。现在，人们注解经学著作，仍多沿用古文经学家郑玄的说法。郑学于是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了。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后世思想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昌盛的秦文化：（补充内容不讲）

第一，在科技方面：当时许多科学技术门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西汉前期出现了书写和绘画。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东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天文数学方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汉武帝制定的“太初历”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的两部数学专著。

第二，在医学方面：良医辈出。西汉时编定的《黄帝内经》，记述了人体解剖知识和血液循环情况，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东汉的《神农本算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张仲景和华佗是当时最有名的医学家，他著有《伤寒杂病论》。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和健身防病的“五禽戏”。

第三，在史学方面：司马迁著有《史记》、班固著有《后汉书》。

第四，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汉赋和汉乐府代表了当时文学上的最高成就。两汉的绘画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那时候，上自皇帝的宫殿，下至富家大院，大都用壁画作为装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精美的帛画，画的线条流畅，描绘细致，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秦汉的雕塑形象自动，如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汉的乐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乐器和舞蹈的种类很多。宫廷乐师李延年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西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善于舞蹈，据说她能在一个托盘上跳舞，身轻若燕，所以号称“飞燕”。汉时的杂技也比较有名。

第五，在体育运动方面：秦汉时的体育活动日益丰富，我国是古代足球的故乡，春秋战国时代称为“蹴鞠”。另外，象角抵、击剑、秋千等运动也都在民间或军队里流行。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大势。秦汉时天下一统，到了三国南北朝时，就呈现出了内乱外患的动荡局面。战乱和割据，不仅打破了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多元走向。玄学崛起，创制道教，佛教东传，中国固有的儒家学说等等，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形成了这个时期多元化的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一种哲学思潮。当时的哲学家们信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并称为“三玄”。所以后世称这种哲学为“玄学”。

魏晋玄学有三个主要的流派：（1）以玄学创始人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凡有皆始于无”，代表作有何晏的《道德论》、王弼注释的《老子》、《易经》。（2）向秀和郭象。他们主张“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万物是突然自生自得的。”（3）裴  的崇有派，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他们的自生是在现有物体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三派，前两派都是唯心主义的，第三派是唯物主义的。玄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探讨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追求在情感之中达到对无限的体验，形成了“重自然”轻雕饰的美学观念。玄学对魏晋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影响。比如魏晋时名士阮籍、嵇康、陶渊明及竹林七贤，他们纵情山水，放任个性，对功名漫不经心，力求超脱现实。这些都是深受“贵无（虚无主义）”思想影响的。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播（详细内容在第十三章中国宗教中讲）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源于远古的鬼神崇拜，是东汉时人张陵创立的。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个道教派别，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序、道德戒律。所以说“道教”创始于南北朝。隋唐是道教的兴盛时期。

道教的基本信仰与教义是“道”。认为“道”是“虚无之柔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强调信徒“修道养德”，以便达到“得道成仙”之目的。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东汉时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最初依附于玄学，最终则代替了玄学的地位。隋唐两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佛教盛行“般若学”和“涅磐佛性学。”“涅磐”是佛教用语，主要是指能洞照性空之理的智慧。一般指熄灭“生死”轮回而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佛教更多的关注“人死后如何”。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佛寺、僧尼人数来作个比较。南朝：宋时僧尼三万六千人，佛寺一千九百多所。齐时三万多人，两千多所。梁时八万两千人，两千八百多所。

北朝时，北魏中期僧尼达到七万七千多人，佛寺六千多所，北魏末期到了二百万人，佛寺三万多所。北齐二百多万人，三万多所。由此可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是多么广泛。

三、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成就（补充内容不讲）

1、在科技方面：三国时的刘徽，是我国古代的大数学家，最早提出了圆周率的正确计算方法。南朝时的祖冲之，把圆周率的小数点精确地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数字。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另外祖冲之还著有《缀术》一书，这是当时数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直到唐代，政府还把《缀术》定为学校的课本。

北朝的农学家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农书，北宋年间，政府将《齐民要术》刻印成册，用以指导民间农业生产。

北魏的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为汉魏时的地理学专著《水经》作注，即《水经注》，详细地记叙了我国江河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镇、物产、矿藏、风俗、史事等。

2、在医学方面：西晋太医王叔和著《脉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葛洪是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写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医书，后经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增补，更加完整。

3、在文学方面：魏晋的文学被称为“魏晋风骨“，可见，其成就是相当有名的。建安诗人（包括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陶渊明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代表了当时文学上的最高成就。

4、在书法艺术上：东汉末年，书法逐渐成为一门艺术。魏时的钟繇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东晋的王羲之，楷书、行书、草书无不擅长，代表作有《兰亭序》，后人尊之为书圣。北魏时刻在石碑上的书法，称作“魏碑”，也是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5、在绘画艺术上，宗教画在此时占了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山水诗的增多，山水画开始形成。东晋的顾恺之，擅长人物画。线条优美活泼，人物传神，很有个性。顾恺之一生的创作很多，流传下来的有摹本《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顾恺之做事非常认真，有时达到发痴的程度，史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认为人物的神态，主要表现在眼睛上，因此，他画人物常常很久不点眼睛，直到考虑成熟了，才画上去。一次，他在扇面上画了文学家嵇康和阮籍，没点眼睛。别人问原因，他说“点了眼睛，他们就会说话了，就跑了”梁朝的张僧繇是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他日夜挥笔，几十年从不间断，创作了大量的寺院壁画。相传他在一座庙的壁上画了四条白龙。其中两条龙画上眼睛以后，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的典故。

6、在石窑艺术上，南北朝时期，为了宣扬佛教，在一些地方劈山削崖，开凿许多石窟。其中最著名的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两处石窟群里，雕刻着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佛像。周围石壁上满刻着浮雕。这些雄伟精巧的艺术品，继承秦汉以来我国的艺术传统，也吸收了外来佛教艺术的优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我国雕刻艺术的宝库，为世界所瞩目。

云石窟位于山西大同的武周山西麓，东西连绵约一公里，开凿于北魏前期。现存主要洞窟50多个，雕刻了约五万个佛像，飞天和供养人，还有许多飞鸟异兽，楼台宝塔，树木花草等浮雕图案。石佛有的高大魁伟，有的容貌庄严，有的体态安详，其中，第20号窟的露天大佛，高13.7米。佛像造型雄伟，面部丰满而柔和，两肩宽厚，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人们依照云冈石窟，在洛阳南面的伊水西岸，开凿了龙门石窟。石窟里的佛像，鼻高，且长，唇厚，面颊丰满，双肩宽阔，体态端庄，衣服褶纹棱角分明。龙门石窟中还有不少碑刻，其中驰名中外的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可惜龙门石窟中的一些佛像和浮雕，被殖民者盗走，比如浮雕《礼佛图》现存于美国的一个美术馆。

7、旅游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当时人们追求魏晋风度，纵情山水，喜欢山水田园风光，因此旅游成为一种时尚。另外，“旅游”一词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科举制度

     二、唐文化的宏大气魄

     1、兼容并包①文化政策②意识形态

     2、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是个世界性帝国

     3、隋唐文化取得的成就：封建文化的高峰

    （一）科技发达，宗教兴盛

     1、兴盛的建筑业 ：长安大明宫、赵州桥、大雁塔。唐朝长安

     2、天文学家僧一行：发现恒星“自动现象”，测出子午线长度，修订《开元历》

     3、药王孙思邈：汇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其中记载800多种药物和5300种药方。

    （二）宗教的发展：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

   1、光耀千古的文字：诗歌的黄金时代：陈子昂、王维、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等。《全唐诗》共收录有两千多位诗人，四万八千首诗

  2、五彩缤纷的艺术

（1）书法的高峰：欧阳洵，虞世南，楚遂良，张旭，怀素，颜真卿

（2）异彩焕发的绘画：阎立本，人物画“登峰造极”；吴道子。

（3）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唐朝壁画，经卷

（4）风格多样的乐舞：万宝常，李龟年，许和子

（5）古代体育的兴盛时代：马球、足球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帝国。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到618年就灭亡了。可是隋朝为唐朝的空前强盛奠定了基础。在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帝国，是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隋唐时期，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势恢弘、史诗般的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与隋唐所创设的政治制度休戚相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得益于隋唐时期的用人制度：隋朝废除了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改变了魏晋以来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世族世世代代做大官的特权。大批中下层士子。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堂堂正正的进入了仕途。隋朝所创立的用人制度为后来的历朝所沿用。唐朝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和均田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正是由于门阀世族势力的急剧没落和大批平民出身的寒士的翻身，才使得隋唐文化呈现出恢弘的气象。

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出身低贱，地位低下的士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凭着自己的本事，参与和掌握着各级政权，他们在内心里感激这个充满希望和大有作为的时代，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充满了一泻千里的热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正是因为这批精英分子的努力，使得隋唐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文学、绘画、音乐、宗教等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甚至有些成就也是后世望尘莫及的。

     二、唐文化的宏大气魄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唐文化体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①在文化政策上，唐代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化。在政治上最开明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他说“君子好比是船，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因此他采用了许多利民的措施。他知道知人善任，能够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魏征曾多次当面批评过他的过失，有时弄的他下不来台，但是他往往能闻过则喜，择善而从。魏征死后，李世民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在文学方面，唐朝不少帝王本身爱好文学，同时鼓励作者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唐朝既有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又有浪漫诗人李白。唐代的统治者对作家比其他任何朝代都宽容的多，李白几次冒犯龙颜，竟然不死，就是一个奇迹。

②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创造开放的氛围。在历史上，常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其中“儒”是指宗教色彩很浓的儒学。“释”是释加牟尼，是佛教徒对佛教创始人的尊称。在此代指佛教。道既道教。此三者于南北朝时相与激荡，己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至隋唐时期，道教，佛教极为盛行。唐皇帝因姓李，自以为是李耳的后代，故信道。但武则天信佛，据说她是佛女转世。儒家学说既是官方哲学，又是世俗之人登科及弟的必经之路，故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信仰。此外，来自西方的伊斯兰教也传入大唐。皇帝允许民间的百姓信仰自由。

第二，广为吸收外来文化：有关专家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唐朝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臣、学者不远万里来长安访问学习。唐朝政府设置鸿胪寺，专门接待各国的使臣和来宾。唐朝政府也不断派出使臣访问各国，派宗教界人士出国进行宗教交流。大家最熟悉的例证至少有两个。一是公元627年，唐玄奘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去取经；二是从公元742年开始，唐朝的鉴真和尚数次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各国的文化也涌入大唐：南亚的佛教、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传入唐朝，中亚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大唐。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马球运动等等也涌入大唐。唐朝时，与大唐通使的国家已有70多个。这在当时是别的国家难以做到的。              

三、唐朝是一个世界性帝国。

学术界往往爱将秦汉与隋唐类比，并将“汉唐”连称，但“汉唐”实际上差别很大。汉朝还没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文明魅力足以建立对周边诸国的宗主权，仲裁权，唐朝则以强盛的国力建立了皇帝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唐朝的世界性还表现在，对外族和外国人，允许入境居住，参政作官，法律地位平等，保护通商贸易，允许通婚联姻，文化开放互融，外来留学人员云集。唐朝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其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宗教理性的宽容，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等，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唐朝文化是极其繁荣昌盛的。

     四、唐代文化取得的成就

先讨论或大家一起回顾：唐文化的繁荣表现在那些方面？

     1、文学

（1）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诗的辉煌颠峰就在唐代。唐代是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见于《全唐诗》的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个。诗歌接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诗国华岳三峰。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至今唐诗仍是进行艺术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2）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韩愈，柳宗元为为唐代古文双璧。他们发起了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唐代传奇小说开创了后世短简小说的先河。蒋防的《霍小玉传》为传奇的代表作。

（4）唐代的词与变文开创了文学体裁的新样式。

     2、书法：

书法至唐，达到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各种书体都有发展。篆，隶，行，草都有优秀的书法家。楷书成就最大，唐楷后世无出其右者。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直到今天，仍是人们学习的主要范本。

     3、艺术：

唐朝是绘画的极盛时期。唐代画坛百花盛开。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鞍马画等，都各自成为独立的画科，并具备了鲜明的艺术特色。（现在学美术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是分科学习的）。唐代画家辈出，仅有文献与画迹可考者近四百人。“画圣”吴道子画的“禽兽、台殿、草木”无不“冠绝于世”。代表作是《送子天王图》。

唐代的雕刻艺术、音乐艺术、瓷器艺术、建筑艺术的等等各门艺术都取得了令后世追慕不已的成就。因此，可以下个结论，中国艺术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



第七节   两宋： 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唐宋文化有内在的联系。比如宋人在唐诗的基础上把宋词和宋诗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宋人在唐代散文的基础上有把散文创作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唐宋文化属于不同的类型。

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粗放、外倾、色调浓烈的开放型文化，表现出一种外向、粗犷、豪华的特色。

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表现出一种内省、精致、雅致的特色。

唐宋型文化的不同特色，我们可以从各自时代的文学、哲学、绘画、雕塑、音乐以及民间风俗等方面体味出来。比如唐诗无体不备，无不入诗；宋诗讲求哲理，以理入诗；唐代三教并行，各种哲学宗教都有市场。宋代哲学却让程朱理学独霸了。唐代宫廷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宋代宫廷建筑追求一种封闭自足、不侍外求、自成一统的意蕴。如唐宋陵。（游览古城西安能体会到唐建筑的特色，走走开封、商丘、扬州、杭州，你能体会到宋代建筑的特色，感受到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不同特色，唐文化气势雄壮，宋文化精致细腻。）

     一、理学构建

宋文化是以宋理学为奠基石的。

两宋（北宋、南宋）理学由五位理学大家创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创始人是周敦颐，集大成者是朱熹，在理论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二程，后世多称“程朱理学”。

理学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适应了宋代重建纲常的需要。理学的思想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儒家学说发展到宋代，又呈现出奇峰迭起的景象。宋初的胡瑗、孙复、石介，己先声夺人，此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起，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解释和阐述，如对学思并重的认识论思想、“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三代相因”的历史沿革观念和以为核心的道德哲学都进行了探讨，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对儒家学说的应用而非发展。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以孔子的传人自居，他一生研究的重点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在《周易》、《诗》、《礼》、《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诸方面，都有专著行世，但他在认识论、仁义说、心性说包括哲学方法论上，都是从周、张、二程入手，得自周张二程。比如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和《通书》，朱熹就作《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张载著有《西铭》和《正蒙》，朱熹就作了《西铭解》和《正蒙解》；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和他编辑整理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都说明他对二程作过更多的研究，所以后人说宋代理学往往以程朱理学概之。具体说程朱理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在自然观方面，他坚持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本论”，特别是程颐贩理气说，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之气说、邵雍的先天说等。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他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或根本，天、地、人、物都是因天理而存在，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出来的。理学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强调知性反省。他们认为“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理”充塞于宇宙。他们把理与纲常伦理结合起来。认为万理皆来源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西汉董仲舒：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方面日常规范）。他们强调“天理”是“人欲”的对立面，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在理气关系上，朱熹认为，理是根本，气则依附于理。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2）在人性论方面，朱熹比二程讲得更细致，更深刻。二程式只是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没有明确提出“天地之必”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朱熹认为性是天理的体现，是形而上的本然状态；人禀气而生，是形而下的有形存在。人和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人既然是禀气而生，那么万物自然也是由气而构成的。而人和物的根本不同在于，只有人才具备仁、义、礼、智、信，而物则没有。人的这种本性就是天理，天理从来就不可能有不善的状态。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认识人自身，并要克服那些不善的行为。（3）朱熹还发展了“道心”和“人心”这两个概念。朱熹认为“道心”源于生命之正，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来的，所以是至善的；即使愚昧的小人，也具有天命之必，因而不可能无道心。“人心”是从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即使是上智的圣人，也是理气结合出来的，不能不具有气质之性，因而，不能无人心。“人心”和“道心”不是绝对对立的，对于人欲必须革除，对“人心”则不能消灭，而只能使它听命于“道心”。（4）在修养论上，朱熹大体上是继承二程尤其是程颐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穷理”、“居敬”、“求仁”。朱熹提出“学、问、思、辩、行”的学习方法，充满理性色彩。在持敬问题上，程颐把“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修养的二大纲目，朱熹进而发挥为持敬说和格物致知论，认为敬是为学修养的立脚点，是圣人第一之要法。而且他的居敬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功夫，居敬的目的在于“穷理”，而“穷理”又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朱熹提出的“学、问、思、辩、行”的学习方法，充满理性色彩。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价值在于总结了先前儒家学者的贡献，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了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从元代开始，朱子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明清时提升到儒学正宗地位。朱熹成为孔庙大成殿“十二哲”之一。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成为继孔子之后又一个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思想家。

宋代理学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公正的讲，程朱理学除为统治者服务外，也为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积极作用。理学强调通过知性反省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二、宋代文化的雅与俗（不讲）

     （一）士大夫文化——雅

两宋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也表现出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显得十分高雅。

在文学上，诗歌“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诗风趋于雕饰和精致，侧重于表现理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哲理诗。词风经婉约、豪放而雅炼、艰深、精致。诗和词都是更多的表现士大夫的慨叹国耻国难和爱国忧国的民族气节，或表现士大夫个人的闺情相思，士大夫气息极浓。宋代散文也有以上的特点。比如欧阳洵、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文都体现出以上的特点：文风精致、雅炼、内容上大夫味极浓。而不是表现百姓情趣，属中上层文化世界。

此外，两宋的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乃至上大夫们饮茶、收藏、服饰都体现出优雅、细密的风格。特别是始建于两宋时期的私人园林，如苏州的网师圆、沧浪亭，无不体现出精致细腻，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幽静、深邃、温柔恬静之感。与唐代的瑰丽多彩的华清池感觉有很大不同。

      （二）市民文化——俗

“市井”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交易场所多有水井，供人畜饮用，故称市井。后来的城市就是在市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时，城市经济繁荣，店铺随处开设，还出现了夜市。由此而繁衍出大量的市民。产生了汴梁、成都国内贸易中心和杭州、广州、泉州等国际贸易城市。市民阶层随之壮大。

如果我们把两宋时代的文化划分为两部分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有“雅”“俗”两种文化。“雅”文化就是宋词诗文，宋画及宋代理学构筑成的精致优雅的士大夫文化；“俗”文化是指在市井上成长起来的野俗生动的市民文化。雅文化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圈内的文化，只有文人雅士才能欣赏。

市民们没有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民族气节，更无意追求诗情画意和高雅的情趣，而是醉心于能直接而热烈的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城市中的曲子、靖宫调（西厢记就是靖宫调）、杂居、杂技、说书等都是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在两宋的城市里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兼游艺场所叫瓦子，瓦室或瓦舍。在瓦舍里设有栏杆围起来的演出场所叫勾栏，勾栏里有乐棚供专业艺人演出使用，勾栏里演出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说浑话（小品）、说书、讲史、皮影戏、傀儡戏、散乐、清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说、唱、斗、打，吹、拉、弹、唱样样都有。勾栏外观众云集，大声应和，热闹非凡。由此可见，一种野俗的、热烈的市民文化在宋代极为流行。其特征是具有多元审美情趣和热烈的普及性（人民性）。

三、教育和科技成就：宋代的主要文化成就

宋代在教育科技上都取得了令后世追慕不已的成就。

1、教育：宋代重视发展教育，西汉以来，官方学校多招收贵族子弟。宋代的宗学和太学也开始招收出身寒门的子弟。另外地方学校也很普及，地方州县“学校之设遍天下”。私学更是不计其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将书院的功能扩大了，书院在前代都是藏书或隐居之地，宋代书院将藏书教育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等。许多著名学者在名山或名城中设立书院，招生讲学，学生人数众多。

2、科技：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是宋代的科技成果，沈括指南针、毕升印刷术、唐福、石普火药。贾宪在《皇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了贾宪三角，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了“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沈括著述近四十种，多数失传，根据传世的他的著作《梦溪笔谈》、《长兴集》、《苏沈良方》奉元历》，可知他的许多科学成就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他创立了“十二气历”法。发明数学“会园术”在物理学方面，最早发现地磁偏角；发明了指南针；发现陕西一带的地下石油。发现虹、海市蜃楼等现象。在科技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朝代可和两宋相比的，因此宋代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汇

    一、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在北宋和南宋帝国统治的300多年间，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还有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经常南下侵扰宋朝，对宋文化造成冲击，同时他们也从宋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产生了冲突与融会的双重效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得到验证：

一方面，宋朝受辽夏金的侵扰，使得宋文化里充满着国破家亡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在士大夫文化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在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的诗词文当中都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忧患悲愤气息。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陆游《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无不充满了浓重的爱国忧国的情思。当然市民文化当中是缺少这种忧患意识的。他们醉心于瓦舍勾栏的愉悦刺激。

  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从农耕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史记》《汉书》被译成契丹文字，广泛流传。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唐宋诗词受到辽人的喜爱。

在西夏，党项族人把《孝经》、《论语》、《孟子》等译成本族文字。至宋仁宗时，西夏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中国即中原之国，汉族）。

受中原之国影响最大的当属金国。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东北一带。自从1141年宋金订立“绍兴和议”之后，女真族人不断内迁，定居中原，与汉族人民长期杂居，学说汉话，与汉人通婚，改姓汉姓。在全国学习汉文化经典，科举考试仿汉唐之制，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总之，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比别的民族更加明显。以上是辽夏金与中原宋朝文化的冲突与融汇的概况。下面介绍元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融汇。

元朝本是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1271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建国号为“大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标志着蒙汉各族统治者的联合。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在这个被蒙古族人征服的帝国里政治军事文化既互相冲突又互相交融。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曾把居民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后来忽必烈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在长期的统治生活中，忽必烈感到在大元帝国处处推行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是行不同的。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蒙古族的旧俗，“行中国事”（中国即中原之国）风俗饮食礼仪在各个方面逐渐汉化。程朱理学曾被元统治者升格为官学，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观念文化。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在第九章讲）

元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幸而又侥幸的时代。隋唐开始，历代王朝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一部分知识分子参政的。元代却不是这样，蒙古灭金后，科举考试停顿了八十多年。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被堵塞了仕途。一些知识分子苦闷彷徨去做隐士，而绝大多数文士则沉沦下层。元代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可见当时儒生地位的低下。元代知识分子中一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文人，与人民比较接近，与民间艺人和社团合作，投身于杂居的创作，一杂居来表达心中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有姓名可考的杂居作家200人，见于记载的剧目有700多种，至今流传的剧本仍有200多种。最著名的有“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还有王实甫。其中关汉卿、王实甫被誉为杂居双璧。（关有《窦娥冤》、王有《西厢记》。）

元杂剧的文化意义在于：他把歌唱、说白、舞蹈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完整的戏曲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元杂剧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谴责黑暗，倾吐不平，追求美好未来。追求真善美。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第五章集中讲）

元朝疆域辽阔，忽必烈入主中原后，还征服了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北达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至西藏云南，西北达新疆。一度还曾经发动了对欧亚各国的三次侵略，并建立了四个汗国，波兰、匈牙利、伊朗、伊拉克、埃及等都曾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占领过。

在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过程中，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在进行之中。

外来宗教大规模涌入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从阿拉伯和波斯大量迁居中国。属于基督教的景教和天主教在全国各地遍设教堂。

中外科技相互交流。元代有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也把本国的先进科技（如天文学、数学）介绍到中国，中国至今仍在使用阿拉伯数字。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的科学（数学和天文学）成果，在天文水利数学历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他于1281年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524天为一年，其精密程度超过前代各朝各代，比世界上现用阳历（格里哥利历）早三百年，授时历施行了360年，为我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世界公认，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背面一个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新发现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郭守敬星”，郭守敬取得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可能与他吸收外来文化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迅速向外国传播，火药传入阿拉伯，后传入欧洲，印刷术传入波斯、埃及，后传入欧洲。中国历法、数学、算盘、瓷器、丝绸、茶等等，在亚欧广泛传播。马可波罗来到大元帝国旅行之后，用《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人。



第九节    明清：沉幕与开新（转型期）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板书内容）

1、大兴文字狱  作则垂宠，睿性生智；庄延龙《明史稿》案；戴明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集》；陛：狴：

２、崇正宗，灭异端

     二、早期启蒙思想

     1、李贽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2、王夫之　中国历史（１９２页）

     3、黄宗羲（193页）

     4、顾炎武（194页）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1、图书典籍：《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

2、科技：《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河防一览》

3、学术文化：义理，考据，辞章

4、书法：《三希堂法帖》

     5、小说戏剧：明代四大奇书：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清代长篇小说双璧：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戏剧汤显祖《牡丹亭》、洪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音乐，舞蹈，文字，雕塑，绘画）

1、西学东渐及中断：利马窦《坤舆万国全阁》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转型期）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上古是发生时期；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发掘壮大时期；隋唐是鼎盛时期；宋辽夏金元是个起伏跌岩的变异时期；明清是衰落沉暮的时期（指文化专制），同时也是文化创新时期（启蒙思想介入）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时君主专制统治超过以前历代王朝，文化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比起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大兴文字狱

明清时期首先搞文字狱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搞文字狱与他的经历有关。朱元璋出身佃农，少年时，因家中贫困，给地主放牛。１７岁时当了和尚。曾在安徽，河南靠“化缘”求乞度日。后来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郭子兴见他作战勇敢，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实际统帅。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就是朱洪武，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大兴文字狱，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宠”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做《贺正目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此外，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和其他读书人被明朝统治者借故杀害，明代君主还使用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以文人为重点，监视对象，对文人进行迫害和镇压。文人门往往因一字之祸，各个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针砭现实。书写胸臆。因此明代的优秀作品多出于元末明初，而且往往是民间创作。

清代文字狱更为过之，康熙正是最大的制造文字狱的罪魁祸首，教材108页提到的三个大案都是轰动全国的文字狱大案。

      第一，庄严龙《明史稿》案——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严龙，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政府的语句，还使用南明朝的年号。这时候，庄严龙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严龙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有被处的，有充军的。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70多个人。

     第二，戴明世《南山集》案——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明世的文集里，《南山集》，对南明朝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于是康熙帝就下令把戴明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例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的文集的，又有300多人。

    第三，吕留良《文选》案——雍正帝执政期间，文字狱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后，他参加反清未成功，于是出家当和尚，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中充满反清内容。幸好书没有流传出去。后来吕留良死了，他的崇拜者张熙，曾静等人读了吕的作品，言语不慎，祸从口出。被一个叫岱钟琪的告发给了雍正帝，雍正帝下令彻底查办，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给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家后代和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一些读过吕留良书的人也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上面三个案子或多或少是有反清的活动引起的。另外，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话，一个字也惹出大祸。举例：

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错写成“狴”字，雍正帝马上把他革职，后来，有人在徐骏的诗集里发现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便认定这是“反清”，于是把性命也送掉了。

2、表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崇正宗灭异端。明朝崇尚的正宗是程朱理学。（举例）

在崇正宗的同时，统治者还大刀阔斧的灭异端，在灭异端方面，乾隆时期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乾隆帝灭异端的办法是比较高明的，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四库全书》。另外，还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3100多种，十五万多部，销毁书版８万块以上。这是中国文化继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所以有人总是用“康乾盛世”来称颂中国自1682年清兵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是太平盛世，我深不以为然。因为此时的世界各国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时期，各国统治者无不采取各种手段发展经济、鼓励科学技术，诸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宪章运动”等等。而此时的中国皇帝却为了一家之天下，置国家之天下于不顾，在思想学术上大兴“文字狱”，人人有口而不敢言。在经济上钳制商贸活动，多次取消海口贸易，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把明末清初萌生的那一丝资本主义的曙光彻底扼杀殆尽。在政治上，全国遍布特务机关，无论是官吏还是民间，只要一有反清复明的蛛丝马迹，马上就大开杀戒，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致使一大批思想家死于非命，这种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进行的全方位的摧残，使中国社会元气大伤，在繁荣的表象后面，潜藏的是国破家亡的危机，也就是说，所谓的“康乾盛世”是牺牲了中国近二百年的进步换来的，何功之有？1840年鸦片战争一爆发，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便立刻露出了原形，所以说，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清政府绝对难辞其咎。

     二、早期启蒙思潮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微露萌芽。明末清初一批文人从不同侧面与当时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君主。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

李贽。李贽说他自己“自幼倔强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李贽中年时曾当过国子监博士，又在朝廷做过官，但他不满官场黑暗，于明朝1581年愤而辞官，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他的代表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对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他还提倡婚姻自由，公然招收女学生，他的思想和行为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大逆不道。他的许多观点与同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观点非常相近。

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参见中国历史192－193页）他们指斥帝王，提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有其力者治其也”。他们批判程朱理学，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主张“凡文之不关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提倡经世致用。戴震还针对程朱理学，指出其“以理杀人”，甚至“以法杀人”的真实面目。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可以同西方的文艺复兴想提并论。但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尽管反对封建专制，但他们没有提出新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上，以议政的方式来改良封建专制制度，而当时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如孟德斯鸠、卢梭，他们在批判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的同时，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蓝图。受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熏陶，许多流传后世的文学名著都出于此时。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文化大总结的时代。

１、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两代皇帝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中国上下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了整理、汇编，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清康熙、雍正时又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成书，这部书将清代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分成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全书一万卷，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完善的一种。康熙年间编撰大型字典《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字数最多的字典。清代乾隆年间又完成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此书历时十年，收录有3503种，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这些工作应该说是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总结。

      2、在古典科技方面：（参照中国历史189页）李时珍花费了27年的时间，编成了《本草纲目》52卷，徐光启主编《崇祯历书》，还编写了《农政全书》，这本书共60卷约60万字，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宋应星生活于明末清初，他在全面总结我国十七世纪以前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撰写了《天工开物》三卷十八章，这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工艺百科全书。国外称之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日本人将此书奉为至宝，并由此发展出一门“天工学”。

除了以上几部影响较大的科学著作以外，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是一部治理黄河的专著；《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地理、地质和旅游方面的杰作，方以智的《物理小说》是一部自然哲学专著。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渐渐渗透的，故称“西学东渐”（接中国历史１６９页“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西方文化是先用宗教撞开中国大门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首先用他们的宗教说服了官吏，然后明清的官吏向他们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比如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了西方科技，合作翻译西方书籍，然后徐光启将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科技知识结合起来，才使的、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字、生物、农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另外，明末清初的许多成就的科学家以及康熙皇帝、光绪皇帝都丛外来的科技知识中获益非浅。西学东渐开阔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从西方科技中获取营养。如利马窦在中国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使中国人大开眼界。

但是，由于长期的大中华高高在上的观念以及程朱理学的束缚，使得西方科学的传播步履艰难，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乎中断，中国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中国才被洋人的洋枪洋炮轰开了大门。

（本章十分重要，纵向了解文化发展史，以后各章再从横向角度作阐述）。

思考题

     1、原始观念文化的主要存在形态是什么？原始宗教崇拜有那三大类？

     2、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那些？（７５页）

     3、说明上古文化集团的简况

     4、周代文化维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诸子百家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五家？

     *6、秦汉宏阔的文化精神表现在那些方面？

     7、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8、唐文化的隆盛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9、宋代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有何成就？

    10、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化进行了那些大总结？什么叫西学东渐？

书面作业：

1、唐文化的繁荣表现在那些方面？

2、从宋代文化的雅与俗谈起，说说当今文化的雅文化与俗文化

*3、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有何意义？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一、教学目的

通过介绍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的有关情况，使学生明白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曾对亚欧各国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二、教学重点

1、  中原文化与北方及南方文化交融的途径。

2、  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

3、  中外文化两次大交汇的时间及内容，中国文化对亚欧各国的影响。

三、教学效果

1、  注意结合事例介绍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如衣食住行方面各民族的相互影响。

2、  结合事例介绍中外文化的相互吸收，如法国的“罗柯可绘画”受宋代绘画的影响，德国的莱布尼茨受《易经》的启发，发现了二进位制。

3、  在列举事例的基础上加以提练和概括。

前三章我们介绍了对文化影响较大的、也是外在的三大因素：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实际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要受到外民族和外域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先讲第五章，再讲第四章。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2学时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从秦汉以后的文化，从地域上看，主要有三大文化类型，即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定居农耕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其中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这三种文化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通过迁移、聚合、贸易和战争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汇和融合。

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北方游牧民族指东北、内蒙边陲的守卫者，西北部的拓荒者，主要民族有东北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西北的回族，土族，撤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藏族等。这些民族大都过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们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阔草原或荒漠地带过着游牧生活，在文化方面，他们大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有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还使用几种文字，宗教和自然神崇拜在少数民族中有着较深的影响。

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进行交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战争。游牧民族经常入侵中原，进行劫掠，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公元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各带数十万人，分两路进攻匈奴，一直追到大漠以北。匈奴大败，从此，不再与西汉分争，匈奴人失去河西，损失重大，有首歌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充分说明了汉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互相征服。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长城，就是中原先民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而修建的。长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互相防御，各自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的工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连结起来，筑起了一道西起陇西（甘肃），东止辽东郡（今鸭绿江西岸）的万里长城。秦以后，两汉，隋、辽、金、明都大规模修筑长城，其中以明代的长城最为宏大，明朝曾先后十八次修筑长城，最终完成了西起甘肃嘉峪关，北至鸭绿江，全长达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可以说，前后持续了两千二百多年的长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战争的结晶。长城也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第二种途径是贸易。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人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游牧人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匹、铁器等。这种史称为“茶马互市”的贸易活动，自古以来就在长城各关口进行。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沿途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贸易之路。

第三种途径是迁移。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各民族的杂居之地，由于历史上的迁移，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形式互相影响。同时，北方各民族人民也大批迁至中原，他们最终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的大熔炉之中。比如，唐朝以后，古代的鲜卑族在史籍中就渐渐消失了，契丹族、党项族也不见记载。而在历史上的统治者中，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清朝则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这两个朝代，民族文化的交融更为明显。（清朝对儒学的推崇）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外，通婚也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形式。历代帝王为了边陲的安宁，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这种通过皇室公主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姻的方式同样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史料记载，汉高族、汉文帝、汉元帝都曾将宗室皇女嫁给匈奴首领。最有名的是汉代的昭君出塞。汉元帝、呼和邪单于。昭君王嫱。隋唐时期，汉室皇帝也曾将皇女嫁给突厥族、吐番族首领。唐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通婚，更是历史上的美谈。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生产工具，蔬菜种子、医疗器械，以及经、史、诗文等典籍，她并把养蚕技术、造酒、造纸技术传入西藏。毫无疑问，和亲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友好以及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中原文化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和南部，包括西南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苗族等，南部有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等。

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一是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二是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三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

这两种文化交融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和教化。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建都北方，相比之下，双方的冲突、战争较少，之间的接触也不太多，因此，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是通过相互移民和朝廷的教化，双方也有一个文化补充过程。一方面是游耕民族不断被“汉化”，另一方面，是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杂居，不少汉人也被“夷化”。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族影响最大的，是元代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和西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歌舞。

*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许多衣食住行和歌舞娱乐的方式都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过来的。

1、在经济生活方面：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汉人的某些饮食方式或蔬菜瓜果品种来自西北少数民族。比如，羊肉串、烧饼等食品来自胡人。葡萄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

2、在衣着服饰方面：汉族的棉花种植和织布技术是从南方少数民族引进的。汉魏之际，新疆的高昌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汉魏以后，中原一带也学会了种棉花。

古代汉族的服饰是长袍大褂，干活打仗都不方便，春秋时赵武灵王带头学习穿胡服，并号令全国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另外，自清代至今仍然流行的旗袍马褂是汉族人从满族人那学来的。

3、在日常起居方面：汉以前的中原居民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以后西域坐具传入中原，最初出现的坐具是“马扎子”，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现在，古代的家具尤以明清大户人家的最为珍贵。

4、在音乐、舞蹈方面：少数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歌善舞。从近几年出土的乐器来看，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历史久远，种类浩繁，青海东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磬，云南楚雄发现的战国铜鼓，都是极好的实物例证。此外象羌族人的笛子，维吾尔族的手鼓，壮族和苗族的笙，另外，箜篌、琵琶、铜钹、唢呐、胡琴、马头琴等等，都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舞蹈是独特的民族人体文化。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传统的、世代相传的宗教祭祀舞蹈、民族风俗舞蹈，古典娱乐舞蹈等。在中国文化艺术的舞台上，如果没有了少数民族的载歌载舞，那将是多么单调和乏味。

5、文学方面：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除回族、满族人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不少民族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字。并且他们利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创作了众多的文学作品。藏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藏文创始于公元前7世纪，是一种拼音文字，与汉文并称汉藏语系。《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蒙古族也有长篇史诗叫《江格尔》，维吾尔族有长篇韵文巨著《福乐智慧》和家喻户晓的《阿凡提的故事》。

6、史学方面：蒙古族人用蒙文创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并称为蒙古三大历史巨著。其中主要记载的是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历史。西藏史学家宣奴贝所著的《青史》记录了吐番王室传承的历史及藏传佛教，喇嘛派的创建、发展史。此书被推崇为研究藏史的权威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是藏族的医学及其经典著作《四部医典》。拉萨的布达拉宫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其中有《藏文大藏经》，他们的藏传佛教至今在宗教界影响甚大。二是回族民歌“花儿”，深受各族人民喜爱。回族有许多杰出人物，如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明代航海家郑和，进步思想家李贽都是回族人，回族人对伊斯兰教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四、历史上民族文化交融比较明显的几个时期

一是汉代。汉匈文化交流频繁。东汉时，匈奴贵族派子弟到洛阳就学，回去以后传播汉族文化。匈奴人还仿制了汉式铜器

二是北朝。北魏建立以前，鲜卑族人拓跋部主要以游牧为主，他们的首领拓跋跬特别喜欢汉族文化，他和拓跋贵族一起学习汉族文化。孝文帝不顾守旧派反对，迁都洛阳。并下令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同汉族人通婚，学习汉话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融非常迅速，到了后来，鲜卑族竟消失在汉族的大熔炉里。

三是唐朝：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此北方各少数民族尊他为“天可汉（即天下共同的君主）。”唐时，回鹘族是维吾尔的祖先，他们使用突厥语言文字。8世纪中叶，回鹘族受中原文化影响，发展了农业、商业。开始建筑城市和宫室，走向半定居的生活。回鹘族经济用马匹和皮毛，换取汉族的绢纱、茶叶、粮食，他们采用唐朝历法，爱好唐朝诗歌。后来，他们经常到唐朝的长安、洛阳经商。并与汉人通婚。汉人也受到回鹘族风俗的影响，喜穿回鹘服装，有唐诗说“回鹘衣装回鹘马”，正是当时洛阳、长安市面上常见的景象。此外，唐朝的皇室和官吏很喜欢胡人的马球运动。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也很融洽，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婚后，两地就“和同为一家了”。藏族的开矿、冶炼、木版印刷技术，以及藏医、藏药，都普遍受到汉族人的喜爱。



第二节    中外文化交汇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

应该说，正是文化的差异，才使得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各具特色。德国人做“精”（精密制造业在世界占首位），美国人做“大”（世界五百强，美国占了近一半）。法国人做“时尚”（如香水、时装、旅游、展览等）。这些都与西方人的“征服自然”、“个体为本”、“力取天下”等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东方国家，如中国做“廉”（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是以廉价闻名遐迩的）。日本人做“省”（日本产品追求低成本），则与东方人“顺天应物”、“粗族为本”、“执用两中”等文化观念有紧密的联系。

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即征服自然。

（2）在对待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家族本位”，突出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

（3）在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奉行的是“亲仁善邻”和“协和万邦”，而西方则奉行“征服天下”。如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上王伟的飞机被撞，中国人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而不是进行战争报复，这一个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有关，主要的还是与中国人忍让为上有关，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美国“9.11”事件后，有90%的美国人要求进行报复，以恐怖行为反击恐怖行为。这就是两种文化在各自民族里的直接表现。

1、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国人习惯于把人的精神融于自然界之中，并把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当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儒道两家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有差异：儒家强调超越自然，化自然为人文，主要是指化天性为德性，意在达到道德上的完美。道家则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不必经过人化，人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然美的破坏，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人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一向以农立国，特别重视农业。自古以来，农民有祭天地的习俗，一方面庆祝丰收答天谢地，一方面是乞求天地赐福，以期来年有个好收成。中国人办喜事，首先要拜天地，便是这一精神的最好体现。中国古代有山水画派，画家们把山峰、绿水、虫鸟花鱼入画，并且着重反映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依存关系。古代诗人也有田园诗派，他们把自然美景写于诗中对自然加以歌颂。如有首诗写道：“劝君莫打三春鸟，母在巢中待子归”，表现的就是人对鸟类的仁爱之心。清代画家郑板桥在一封家书中也劝说家人“养鸟不如多种树”，他希望有成千上万棵树能成为鸟类的乐园。这就是古人所说人之“大乐与天地同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把二者置于对立状态。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向自然开战。所以，西方人从古代就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探索之中，古希腊有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数理与建筑学家阿基米德。即使在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也产生了伽利略、布鲁诺等自然科学家。到了近代，借助发达的科学技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新天体，麦哲伦等人环球旅行成功。这些成功更增强了西方人探索大自然、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信心和勇气。18世纪以来，牛顿推出了万有引力学说，瓦特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在整个数、理、化、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另外，西方人的探险精神也非常强烈，这从西方文学作品中可找到答案。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它描写了老渔民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后来捕了一条大鱼却在归途中被鲨鱼吃掉，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小说的寓意是：命运和自然总是与人作对，人在与自然搏斗中难免有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与命运抗争，与自然搏斗，人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却必须有战胜命运、战胜自然的决心。这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恰恰是相反的。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有何现实意义（利与弊）

“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积极意义是：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或超越自然规律，毫无节制地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要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界和其它生物和谐共存。

它的不足是：突出表现了重人文、轻自然，对自然界缺乏积极的探索与改造，这也正是中国科学技术自古以来就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被视为21世纪的生存救星，认为它是解决现代社会无度开发自然、改造自然而导致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最佳选择。

“征服自然”也有其双重的意义。

其积极意义是：这一观念引导西方人去征服自然，去利用与开发自然，由此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的到来和物质文明的繁荣。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为标志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的。另外，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以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由此可见，征服自然这一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现代东西方社会发展中，仍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诸如：航空航天、运输、通讯、天气预报、勘察地形地貌等等，都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分不开。

其弊病表现在：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或者滥用科学技术，也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影响，如对自然资源过度的开采和索取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如原子弹的研制与扩散、核武器竞赛等等，就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

2、家族本位与个体为本

这是中西文化特征的重要差异之一。

家族本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家是中国人心中温馨的港湾，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人格外注重家族，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繁杂精细。中国人不仅在纵向上区分辈份，而且在横向上也有严格的规定。英语中一个词“uncle”，代表了伯父、叔叔、舅父、姑父等与父母同辈的所有男性，而“aunt”代表了中国姨母、姑母、伯母、婶母、舅母等所有女性。“brother”和 “sister”也是如此。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有浓厚的“孝亲”情结，这种情感不仅表现在对祖先的隆重祭奠上，更表现为对长辈的绝对孝顺上，所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孝道成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传统道德。在中国有传统文化中，这种以孝治家、以孝治国的宗族亲亲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久远的。如孔子自其先祖孔父嘉至今孔德成已经有七十七代，加上其父孔父嘉之前的先人还有七代。所以说，现在全国性的祭孔活动己不仅仅是单纯的家族活动了，它已经带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每年清明节、十月一，春节等日子，中国人都会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祭奠，也是家族本位文化精神在华夏子孙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

西方文化中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尊严。这一文化精神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文艺复兴运动首倡并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的。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宣传个性解放，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文艺复兴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观念创造了坚实的条件。18世纪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则进一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创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把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视为“天”所赋予的第一个人的人权。这些思想成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主调。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充分体现出这样的价值观：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若干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西方奉行个人本位的依据。

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观念淡漠，家庭结构也松散的多。而个体意识极强。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然后才是族性，放在首位的是自己。亲人间也是界限分明。子女以脱离家庭独立生活为荣，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就购买房屋从家里搬出去。要西方几乎找不到“四世同堂”，甚至连二世同堂也不多见。父母对子女的态度都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要求绝对服从。

中西方文化中“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得失及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本位”观念的核心是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众中的义务和责任。这种观念要求父严、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通过尊祖敬宗，天伦和谐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有序。从家庭本身而言，家族本位表现出的家庭成员间的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让许多西方人羡慕不己。如果从把这种思想推而广之，从家族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乃至广阔的宇宙空间，如果都能强调团结和协作，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对人类的并生共存、和平与发展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其弊端是：其一，不利于甚至严重地制约了个体主观能支性的创造和发挥，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其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十分虚伪。因为在中国，无论父子、兄弟、夫妻，还是官吏、百姓，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其三，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法律制度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只能依靠人治。而且在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非常普遍，正象《红楼梦》里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代社会里反腐败何其之难，就是有这些广泛的民间思想作基础。

西方的个体本位思想，强调以个人为主，强调自由、平等，强调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这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明显地淡化了父子亲情和集体精神，不利于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

现代社会应当吸收二者的精华，一方面，人的价值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亲情家族观念和社会伦理道德也应加强。

二、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

汉唐——西域·佛教

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是在汉唐期间，尤以汉代和唐代为盛。汉代和唐代吸纳的外来文化，从地域来说，主要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季羡林的《西域文化》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佛教哲学。

汉唐之际中国吸纳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人把它看作一种神仙方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佛经。僧人译经时注意了中国人的心理，用儒道思想翻译佛经。并剔除了佛经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融合的内容，史称“格义”（佛教中国化）如印度佛教讲“来世成佛”，中国佛教讲“立地成佛”，以迎合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理。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造具有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八大宗，其中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影响最大、传播最远的一个宗派。隋唐形成佛教八大宗，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昌盛，宋明以后佛教开始衰落，许多宗派势力减弱，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影响深远。禅宗的主要理论是“见性成佛”讲究流转轮回。

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融入佛教。

唐代的艺术因吸收佛教文化而更加瑰丽多彩。隋唐画家从佛画的绚丽多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六朝至隋唐，许多画家专门从事宗教壁画，他们的佛教画洋溢着浓浓的宗教色彩。同时他们的人物画、肖像画、山水画、花卉画、走兽画、飞鸟画也都吸收了佛画中的表现手法。如晋代顾恺之的《维摩诘》、隋代阎立本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嘉真图》、唐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唐代李思训的《宫苑图》等，特别是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深依禅宗，他的艺术作品中很自然的渗透着一定的佛教思想。如他画的《辋川图》是一幅“意出尘外”的佳作。

石窟艺术是人们欣赏古代佛教艺术的最好的殿堂。我国现存石窟约有一百二十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有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在各个石窟里神态各异的佛像雕塑、神采飞扬的宗教壁画、充满活力的书法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善。中国石窟艺术的分布地域之广、艺术品之丰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古代宗教艺术都不能比拟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其他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至今，凡佛寺必有宝塔（峨眉山的万年寺除外），道观无塔。而佛寺的宝塔的名称和形制皆来自印度，这是佛教建筑对中国建筑最直接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唐时寺院僧侣“俗讲”极为盛行，“讲话”本是佛教徒讲经释义乃至辩论的方式，但唐宋的由寺院的“俗讲”演变而来的“说书”其内容已不是讲经释义，而是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听书的先声，也就是现在的“评书”的最初形式。总之，在中国艺术家的改造下，佛教艺术的宗教色彩淡化了。从形式到内容融入了许多世俗的东西，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大量吸收外来文化。

通过以上讲解，大家不要产生误解，以为汉唐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就等于佛教文化的交汇。其实汉唐之际吸收外域文化的交汇远不止佛学。除佛学外，历法、医学、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马球运动，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等都被汉唐人所吸收，并加以取舍，加工改制，使其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白糖和蜡烛也是从西域学来的。

三、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

明万历至今——西方科技

中外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中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之中。也就是说，这次文化大交汇有始无终。

第二次文化大交汇与第一次文化大交汇有所不同：第一次文化交汇时，两汉是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魏晋唐宋时期是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第二次文化大交汇与第一次文化交汇有所不同：第二次文化交汇，是中国人吸收文化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文化（后来包括美国和日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收的外来文化仍然主要是欧美文化，故此，也属于第二次文化大交汇的范畴。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片著名的论文中曾将四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历史文化分为七期（详见126-127页）。这七个时期大致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现代的曲折历程。只可惜其中有不确切之处，另外他也未能谈到现代的中外文化交融。我们现在对四个世纪的文化交汇作个简要的回顾：

本次文化大交汇始于耶稣会士来华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他们在明朝万历年间经澳门进入我国。据统计，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73年的两个世纪里，耶稣会士先后来华者约五百人，其中有葡、西、意、比、法、德等国教士，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除传教外，也介绍了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机械、火炮、地理、测量等方面的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最主要的。另外也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中国文化界的先进人士徐光启等人以宽阔的胸怀对待西方学术，并将西方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融会贯通，在数学、天文学等学科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这说明16世纪西方文化己开始向中国渗透，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知道了世界有五大洲。

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这沉重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被世界近代浪潮无情地甩到了后头。中国统治者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主流是故步自封、禁海锁国、文化专制、极为盛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与世界意识觉醒了。中国的一大批敏感士子，面对着世界投入到近代社会改革之中，开始了文化的大变革。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力求在中国文化之本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技工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被中国人引进。

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唤呼下自上而下的展开，光绪帝参与，企图在制度文化上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则实现了制度文化的变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19年前后（自1915年9月至1921年7月历时六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进行了思想观念的革命。

由此可见，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首先接受的是“西技”、“火器历法”，（耶稣会士来华）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术”（洋务运动）。进而是“西政”（戊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吸纳。最后是思想观念的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仍处于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的时期，这种中西文化交融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人大量吸收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特别是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也吸收了不少。另一方面，正当中国人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的涌入而目不暇接之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则痛感西方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好象终日被一种无限的荒漠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看不透、冲不破、走不出。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企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寻觅来自内心来自精神世界的幸福。他们从中国寻找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1991年17位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21世纪离不开孔子的智慧。”

四、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举世公认，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曾辐射亚洲远播世界。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到16世纪，中国文化依旧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中国文化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文化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都具有流动性，这是任何文化自身都具有的功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由众多的文明民族积累与不断交融的结晶。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向外传播和流动，一般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向外流动的文化要素，自身具有较高的品位。其二是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和地区，其自身文化需要更新发展，它出自切身需要对外来文化作出有选择的收容。

中国作为古代四大发明古国之一，它那灿烂的文化在很久远的年代，便和邻邦有了友好往来，并且由近及远，辐射向很远的地区。据古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以前，中国就和朝鲜、日本、中亚等地区发生了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又和西亚、欧洲等地区发生经济和文化联系。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整个中古时代，中国文化一直是启动亚洲文明演化发展的文明之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和日本。

1、朝鲜：朝鲜是中国之近邻，接受中国文化也最早。“朝鲜”一词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对朝鲜就有所了解了。

在1到7世纪朝鲜半岛上并存着高丽、百济、新罗三个较大的王国。唐朝时，新罗打败了高丽和百济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在此之际，新罗派了许多留学生和政府官员来中国学习，他们回国后依照中国的宗法制度实行了全面的改革。此间，儒家重要典籍如《周易》、《尚书》、《论语》、《春秋》、等也在新罗广为流传。新罗人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中国儒家诗礼教化的影响，提倡以德治国，养性修身。                                             

2、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中国文化在那里也早有传播，且影响显著。

中国史书提及日本（倭人），当以《汉书》地理志为最早。此后，中国史书对“倭人”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这说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往有悠久的历史。一般来说，从东汉到南北朝，中日已有直接邦交联系。到隋唐，大量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再加上僧侣、商人、外交官以及留日华侨子弟，都有成为中国文化东传的直接媒介。因此，自隋唐至清末，凡是中国主要的文化要素，包括文字、文学、史学、艺术、宗教、哲学、工艺科技等或迟或早地传到了日本，其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有四大要素：

一是文字：

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尚无确考，但日本文字源于中国却无可怀疑。在日本流行的日本文字中，除保留了大量当时使用的汉字外，其片假名与平假名的字形也脱胎于汉字的偏旁和草书，日本史书《日本书记》、《续日本记》、《日本后记》、《续日本后记》、《三代实录》、《文德实录》合称为日本“六国史”，它们都是用汉字成书的。

二是史学：

日本的修史事业到日本江户时代而大盛。长达397卷的《大日本史》，可以说是日本史学的代表作。它历经200余年，完成于明治三十九年。它在体制和治史精神上完全摹仿中国的史书。

三是佛教：

佛教本原于印度，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佛教反倒成了大宗，唐宋以后一直到近代，佛教重心逐渐由中国移入日本。日本佛教的传入全依赖中国，而且是中国化的佛教。也就是说，佛教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入日本的。从隋唐至元明清，中国名僧去日本传教者络绎不绝，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及其典籍，在隋唐后的五六百年间几乎都传到了日本。从中国去日本的高僧，唐代有道明、道荣、鉴真等，宋代高僧有道隆、祖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真法师，他在日本几十年间，皆以传教讲学为事，把中国的佛学、医学、文学、工艺等都传给了日本人。因此深受日本人民和广大佛众的尊敬，日本人称其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四是儒学：儒学传入日本比佛教更早。相传西晋时期王仁向日本皇室进献《论语》并教授皇太子。唐宋元明时期儒学大规模移植日本。儒家经典《周易》、《尚书》、《左传》、《礼记》、《孝经》等成为日本士大夫的必读书。宋明时程朱理学在日本流传最广。在近代，对日本人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最深的是王阳明的心学。近代日本人编写的《日本文化概论》一书中有“日本阳明学派”一节）王阳明的心学在近代日本塑造了日本民族精神“大和魂”。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外，日本的历法、文学、服饰、饮食、风俗、科技工艺等也受中国唐朝的影响。

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比较早的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中国文化都不同程度的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商人带去的瓷器、铜器、丝织品无疑给东南亚地区的生产工艺、生活方式、文化礼俗带来莫大的刺激和影响。如今不少专家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发达得益于他们信奉中国儒家观念。

（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

早在汉代以前，中国的器用物质文化便以商品的形式，由中亚或西亚传入欧洲。而中国与西方交通的正式打开，则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曾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大秦）从此，中国与罗马的贸易往来一直未断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忙于战乱，罗马帝国走向崩溃，这几百年间中西交往较少。隋唐宋明，中国再度统一，由于国力强大，不但陆上交通得到了恢复，海上交通也得到了发展，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及文化交流再度频繁。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主要包括科技、艺术、学术思想三个方面：

1、器用技术在西方的传播：

古代中国向西方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绸与瓷器。自汉代至唐，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的商人传入欧洲，横贯中亚接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即因从中国输送了大量丝绸而得名。当时丝绸在欧洲是一种高级奢侈品，丝价几乎与黄金等值。522年东罗马派人到中国学习养蚕术，丝绸的生产技术才开始传入欧洲。

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中国瓷器作为商品大量向西方输入是在明代。直到16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人企图仿造中国瓷器未获成功。18世纪，一位德国巧匠才成功的仿造出第一件坚硬的瓷器。中国在英语中被称为china，证明在西方人眼里，瓷器代表中国。

中国道教的炼丹术先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的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又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这是举世公认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起到了开启西方近代文明先河的作用

2、各门艺术在欧洲的传播

在器用技术传入欧洲的同时，中国的美术、绘画、建筑、园林及文学等各们艺术也传道了欧洲。

中国的美术、绘画首先是通过带有各种图案的丝绸、锦绣、陶瓷、漆器等日用品、工艺品而传入欧洲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丝绸、瓷器对当时欧洲人来说，不仅是实用物品，而且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中国美术绘画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至17-18世纪的“罗可可运动”而日趋明显。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绘画特别是油画，一是缺乏景物，二是缺乏奇幻飘逸的神韵。罗可可运动正是针对上述“机械性”而开始对中国山水画的摹仿的。如法国1684年生人的瓦托的作品，山色淡雅，风景与人物融为一体，颇具中国画意境雅远的风韵。当时便有人评论说：“凡是对中国宋代的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瓦托此作必然惊讶其风景之相似”。这是中国风景画对西方画家产生影响的例子。

中国艺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园林艺术。18世纪初在欧洲曾掀起一股园林中国化的热潮，荷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相继出现了中国式园林（即苏杭风格的个人园林）。中国园林之所以引起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就在于中国园林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它寓自然美与人工创造之中，既有变幻多姿的个体结构，又有和谐完美的整体布局，曲径幽深，回廊婉转，湖光塔影、虚实相涵、妙不可言。每一座园林都堪称一幅优美、含蓄的立体风景画。中国园林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对欧洲人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调发生了一定影响。

欧洲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有极大的兴趣。自17世纪初，中国的小说、诗歌、戏曲在欧洲广泛传播。唐诗宋词的意境虽然欧洲人不能全部理解。但他们读了那些翻译得并不流畅的中国诗词，仍觉得美不胜收。黑格尔说：“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诗人歌德说；“当中国人己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估计歌德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可能是指魏晋笔记小说或唐传奇，不可能指明清小说。元代中国的杂剧也传到了欧洲。令欧洲人耳目一新。如法国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曾将中国剧本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搬上舞台，借以宣扬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他认为中国戏剧具有劝善价值，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戏剧相媲美。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艺术尤其是京剧仍赞不绝口。90年代中国京剧在法国演出《杨家将》。演出结束后四次谢幕而不能下台。

3、哲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

中国哲学思想的西传，首先是靠传道士的努力。初期来华的教士如利玛窦、白晋、艾如略等。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古典经典经籍。这种风气推动了译书工作，在16到18世纪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儒学的重要典籍大都被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传入欧洲。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注解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著作。

18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曾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发生兴趣。其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伏尔泰、狄德罗和魁奈十分崇拜孔子，称赞中国人历史悠久、智力发达、艺术上卓有成就，而且讲道理、善政治、酷爱哲学。

中国哲学对德国的艺术思想也有广泛的影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国哲学是莱布尼兹的时代。他面对当时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起而为中国文化辩护。他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1697年他匿名发表了《易经》，他认为八卦的排列与1678年发现的“二进位”制完全相吻合，这使他十分惊讶中国古老的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英国和俄国也颇有影响。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曾经对西方文明产生过一定影响，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

复习题：

*1 谈谈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2 简述中外两次大交汇中的主要内容（时间 事件）

3 简述中国文化在亚洲和欧洲的传播与影响

书面作业：通过比较，谈谈中西文化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说明其现代意义



中   编

第六章    语言文字和典籍     4学时

一、教学目的：

通过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方面的常识，使学生了解汉语的结构特点和神韵以及汉字的优势，掌握汉字的形态及其演变过程的知识，并从整体上了解中国文化典籍（经史子集类丛书）的概况。

二、教学重点：

1.汉字的优势。

2.汉字的造字方法——六书

3.汉字形态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

4.经史子集丛书类书的含义及代表作。

三、教学效果追记

1.介绍汉字的优势，使学生明白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表意、简洁方面有许多优越性。

2.介绍汉字六书及汉字演变过程应加强示例演示，使学生通过个别把握一般。

3.介绍经史子集类书丛书，除解释含义外，应重点介绍代表作，但要避免与以后各章节重复。要求学生翻阅几本古代文化典籍。

4.就文字和典籍知识和常识，设计一些简答题，填空题，判断正误题，单选多选题，让学生在课堂上抢答，以扩大学生知识面，活跃课堂气氛。            

第六章   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

第一节  汉字的结构及其神韵

    一、汉语的结构特点：

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世界的语言纷繁复杂，大约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可归纳为九个语系，其中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有独特的面貌，这同汉民族的文化心里有直接关系。

汉语的特点，不是指汉字的特点，他是指古汉语的特点，因为现代汉语是从古汉语中演变过来的，因此，汉语的特点既包括古汉语的特点，又包括现代汉语的特点。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结构特点是：利用单音词和双音词的弹性组合，灵活运用而成为音句。再循自然事理之势巧为推排成为义句，于音节铿锵之中传达交际意念，（通过测普通话，可以理解这句话）

比如中国的对联就是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结构特点，使之成为汉语结构的典范。明代解缙有一副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上”单音词，“芦苇”双音词，巧妙组合在一起成为音句，再按照互相照应，结构对称的原则，构成表意丰富的对联。

   又如：明代顾宪成又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声”“事”两字多次重复，只变化了几个字，就表示出含义深远的丰富内容，读来铿锵有力，耐人寻味。

二、汉语的神韵

    1、神韵者，精神韵致也。汉语的神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汉语的句法变化无穷，可以造成多姿多彩的文体风格，可以在语言艺术的广阔领域内充分施展。古人运用了汉语句法的无穷变化，创作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特别是对联。既有整句，又有散句，讲究对偶，讲究变化。

2、汉语语法中的神韵（功能、意义）的因素是最基本的，因此，古人为文造句“以意为主”。古人认为“以意运法”、“意在笔先”、“以意役法”、“以神统形”。这些主张都要求为文造句要追求“意”、“神”。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表意丰富而简炼，古诗以表现意境为主。唐诗、宋词、元曲之美，主要在于意境之美。

除了诗词歌赋以外，即使一般散文或散句也能用极少的语言表达极为丰富的内容，表达特有的神韵，如“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只是几个字的变化，就表达出腾挪特有的神韵。

    3、汉语音韵（读音）有特殊规律，音韵的广泛运用，使汉语的诗词歌赋长盛不衰，有四声、声母、韵母，故能写成韵文：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是郑州。《诗经》、《楚辞》、汉魏东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韵文，诗歌以外的各种文体，如古典小说及戏曲，有时也用韵文。如古典小说中常用韵文来描写人物，烘托环境。如《水浒传》、“智取生辰冈”当中，晁盖、吴用等人与杨志相遇，作者写到：“说鬼便招鬼，说贼便招贼；却是一家人，对面不相识。”这是用韵文发议论。又如写当时天气之热“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但见热气蒸人，嚣尘扑面。万里乾坤如甑，一轮火伞当天，直教石虎喘无休，便是铁人须汗落。”这是用韵文描写环境，韵文的使用，使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富有美感。

总之，汉语有独特的精神韵致，具有特殊的魅力。



第二节   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演变

一、从原始记事到文字产生：
    上古先民所采用的原始记事方法主要有结绳、木刻、图画、以及在器物上划刻。随着一些符号的反复使用以及先民们的记事方法的进步，文字终于孕育而生。

根据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上出土的陶器，上面有一些符号，专家认定这些符号可以按照古文字的规律释读，因此，这些符号就是文字。这些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到2000年，距今4500年至4000年。这个时期只是文字的创制时期。比较成熟划一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迄今为止，商朝刻有文字的甲骨文已发现了十五万片，共计有单字4600个。在今天一般人可认识的汉字中，以甲骨文为最古。

从甲骨文里，大致可以看出汉字的组字方法及规律，汉字的组字方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六书”，最早是由汉代许慎总结出来的，汉代许慎著有《说文解字》。

①象形:描摹实物形状的造字法。如：“车”画一两车

②指事: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达意义的造字法,有的是纯符号的,如:“上”，古作“二”；“下”，古作“”。有的则是在一个汉字的基础上增加指事符，如木上曰“末”，木下曰“本”，“一”是指事符号

③会意：集合两个以上的字以表示一个意义的造字法。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一个人靠着树为“休”，羊大为“美”

④形声：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一部分表示读音，一部分表示字意。如《说文解字》中举例子“论”从言仑声，“秧”从禾央声，其中“言”和“禾”是意符，表示“论”同说话有关，“央”同禾有关，“仑”和“央”是声符，表示“论”和“秧”的读音，又如“河，洋，园”。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20%，但在现代汉语中却占80%以上。

⑤转注：《说文》解释:“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即是说,一类意义相同的字,应属于“一首”之下。后来各家解释不同，⑴形转,有以“一首”指字形上同一部首的（考和老同属“老”部）；⑵音转，有以一首指词源上同韵或同声的，考和老，同属一韵，颠和顶同属一声；⑶义转，有以一首指同一主要意义的（考和老两字的主要意义相同，都有“长寿”之意，可以互调）。关于转注的解释，大致上有“形转、音转、义转”三说。

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意是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来”本来是“小麦”借作“来往”的来，求（裘）的本意是“皮衣”借作请求的“求”。原来的表示皮衣：（求）用裘来表示。有人写“别字”就是假借。

大体说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文字构造的条例，“转注”“假借”是文字运用的条例。后两种作为造字法，尚有不够严密之处。

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系统内，与汉字构造发展并行的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创造与语言学的研究。历史比较悠久、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字有：

①藏文：藏文是历史悠久的拼音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七世纪时，通密散布喇创立的，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在国外说藏语的也使用这种文字。藏族比较完整的把本民族文化保留下来。

②此外还有西夏文字，宋代西夏人野利仁人荣所创，共六千字。体式仿汉字，笔画繁多。

③女真文：金代女真人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有“大字”“小字”两种。

④满文：我国满族使用的文字。明代万历年间额尔德尼和噶盖奉清太族努尔哈赤之命在蒙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满文有6个元音字母，18个辅音字母。我们都见过满文，在清朝的铜钱上。现有杂志《满文研究》

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很受重视，古代已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如：公元前11世纪，维吾尔族突厥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葛尔编纂的《突厥大辞典》即维吾尔大辞典。

    二、汉字形态的转变

    汉字是方块字，又是表意文字，而不是纯粹的表音符号，这是汉字与其他文字最大的不同点。汉字形态演变的大致是：

①图画文字（表形文字）：描写物体形象的文字，在六千年至四千年间，先人的木刻、图画以及陶器上的符号，都是表形文字。

②甲骨文：殷商时期，常利用龟甲、兽骨刻写文字，谓之甲骨文。甲骨文不是最古老的汉字，但却是现存的最可识的文字。现用汉字是从甲骨文演变来的。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汉字，汉字的几种造字法已能从甲骨文中看出来。一篇甲骨文在结构上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甲骨文的特点是：在笔画上平直利索，朴实纯真；结构上以方折为主，章法上强调对称，追求对称美，如：北（两人相背，会意）

③金文：周代的代表文字。旧称钟鼎文，是铸刻在周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和点画上与甲骨文稍有不同：甲骨文笔画细，而金文则粗；甲骨文结体以方折为主，而金文则以圆转为主，这可能与书写材料不同有关。金文是浇铸而成的。

④篆：篆文起源于周代末年，流行于秦国，到秦始皇时达到鼎盛，习惯上，人们把篆文分为大篆和小篆。

大篆指周代末年和秦国通行的字体，因笔画拖长而得名。大篆由金文演变而来，字形上比金文整齐韵称，结构工整，但笔画繁多。

小篆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通行于全国的文字，是由大篆发展而来得，由李斯所创，小篆是汉字的一次改革，经过这次改革，结束了汉字形体不一的局面。在小篆里，象形性更加减弱，符号性更加明显。字形更加匀称整齐。笔画有所减少，形体也固定下来了，遗体字少了许多。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笔转折的地方都要写成形。篆书作为书法流行至今，篆刻也一直流行到今天。小篆的基本笔画只有竖、横、弯三种。

如：“口”不是方的、而是人嘴的象形体。

   “雨”没有勾画，勾画以竖和弯竖表现。

    “木”撇捺多以斜竖和弯竖表现。

学篆书最难的是识字，540个部首要牢记。从甲骨文到小篆均属篆书系统。      

⑤隶书：隶书在秦代是民间创造的一种篆书的简化体（传说秦始皇时期程邈发明）。秦代篆隶并用，小篆是正体，隶书是俗体。隶书有分为古隶和今隶，古隶指秦隶，今隶指汉隶，汉隶有叫“八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书写体。汉隶是由秦隶改造而成的，笔形由秦隶的方折平直变为有波势的挑法，特征是（蚕头雁尾），笔势舒展飞扬，字形方扁，由篆书变为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最深刻的变革，被称为隶变，他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的传统，使汉字完全成为符号，隶书属隶书系统。

⑥楷书：是当时人们看来可以作为楷模的一种字体。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唐代达到顶峰造极的程度，颜柳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楷书的特点是形体方正，结构匀称，横平竖直，笔画清楚。楷书产生后，汉字就定型了，一直沿用到今天。除了楷书外，还有草书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楷书快写是草书，楷书、草书、行书属于楷书系统。

根据以上介绍的汉字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汉字由图画发展而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表意特征逐渐退化的历史。这种退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的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使汉字的书写更简便。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漫长的汉字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汉字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并保存下来。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起初都是以形示意的，但后来许多民族的文字走向了符号化，成为一堆假定性的表音符号。惟独汉字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以形示意的特色。

    一、电脑时代：汉英文字的比较

前些年，许多人担心电脑不适宜汉字写作，因为汉字数量浩繁，结构复杂，难以进入电脑。于是有人提出，汉字在电脑时代以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适合电脑的符号系统来替代汉字系统。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古老的汉字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科技的要求，必须拼音化。拼音化，那不就意味着汉字被淘汰了吗？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汉字，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流传、发展和使用的象形表意文字，唯一把写字发展成举足轻重的一门艺术的汉字（书法），到了电脑时代或曰信息时代真的被淘汰吗？现在看来，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汉字已经成功的进入了电脑。现在与以往相比，汉字的使用范围确实缩小了，用毛笔和硬笔写作的人也日益减少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大都使用电脑来写作，只要思路畅通，使用电脑写作要比手写轻松的多，抄稿子的烦恼和劳累已不复存在，底稿就在硬盘上，需要时调出来打印即可。而且修改也很方便，改后仍然工整清楚，毫无勾划的痕迹。在电脑时代，我们应当全面认识汉字在电脑上的优势和劣势，使电脑成为更加快捷、便利的书写汉字的方式和工具。

    二、汉字在电脑上的优势

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或曰重新认识到汉字具有以下优越性：

    第一，与英文相比，汉字更加简洁。同样内容的文本，英文所需要的篇幅比中文大的多。在电脑上，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一个英文字母就需要占用一个字节，而一般的英文单词均在四个字母以上。这就是说，英文所用的空间通常是汉字所用空间的两倍以上。有人将联合国起草的使用各国文字形成的文件做过比较，发现用汉字翻译的文件占用文件柜最少。难怪外国学者把汉字比喻为“集成电路”。由此可见，汉字的信息量大，利用汉字存储信息确实是最佳的方式之一。

    第二，与英文相比，汉字输入更加快捷。随着电脑科技的快速发展，汉字的输入也日趋完善。根据实际测试结果，以同样的熟练程度输入文字，汉字的输入速度比英文快一倍左右。众所周知，五比字型输入法是比较流行的汉字输入法，这种输入法速度快的惊人：熟练者可以达到“阅读输入”的速度，即另一个人在阅读完一篇文章的同时，打字员也可以将文章输入完毕。目前的汉字语音输入系统还不够完善，只能输入一些常用的文章，输入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出错率还比较高，但是，我们相信在新世纪这种输入系统会得到改进和完善，“阅读输入”会得到普及。比较而言，英文很难实现“阅读输入”，因为人们读出的是单词，而不是字母。

    第三，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具有形象性。汉字的象形表意功能是汉字的又一优势。日本学者认为，“汉字是唯一一种只需要眼睛看就能思考的文字”。我们通常所说的望文生义就证明了汉字的形象性。我们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出该字所表达的意思。如“书”即使我们平时不知道这个字读作“TUSHUGUAN ”我们也可以根据字形望文生义猜出它的意思。古人运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方法创造了汉字（严格讲，假借和转注不是汉字造字法，而是文字运用的条列），使得汉字具有与生俱来的形象性。而包括英文在内的拼音文字是绝对不可以望文生义或望文知义的。即使把望文生义的含义扩大化，把对英文词根的分析也看作望文生义，那么在英文单词中可以望文生义的单词也是非常有限的。如：SHEEP、GOUT、RAM 、EWE、LAMB，这几个单词意思依次是：羊、山羊、公羊、母羊、小羊，虽然都由羊字组成，而在英文单词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这主要是英文是纯粹的记音符号，而非象形表意的文字。实际上，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但后来大都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阶段，成为记音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并保存下来，成为独具一格的文字样式。在新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汉字将会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象形表意的优势，为人类对文字形态的理解提供特有的途径。与此同时，电脑科技也会把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潜能充分的开发出来。

第四，认读汉字，能促使大脑左右半球的协调。美国的一些专家已经感悟到，方块字的“形”能够传递丰富的理性信息，既有猜读的可能性，又有联想的余地，认读汉字能够充分均匀的使用大脑的两个半球，因此有助于促进大脑左右的协调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中国人、日本人使用汉字，大脑的左右半球记认字音、字意，右半球记认字形，左右半球相互协作，因此患失读症的患者很少。一位名叫米尼的美国少年，因脑外伤患上了失读症，美国费城的心理学家尝试用汉字来治疗他的失读症，在汉字的不断“提醒”下，米尼慢慢恢复了阅读英文的能力。我们许多人有这种体会，认读英文时常常想打瞌睡，而认读汉字却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与认读汉字能够有效的促进了大脑的左右半球的协调活动有关。在新世纪，随着“全球村”的到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电脑或书刊从汉字当中得到益处，汉字会在提高人们的智能和健康水平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把中英文进行比较，并不是想证明汉字比西文更先进，因为各民族语言自成体系，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以上比较主要想说明，汉字与电脑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汉字在电脑上有诸多长处。作为中国人，应当掌握电脑、学好英文，与此同时更要学好和用好汉字，使汉字在电脑上的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电脑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十全十美的汉字写作工具，我们在写作中还不能完全的依赖电脑，电脑写作仍然从在许多缺憾。

    三、电脑写作的缺憾

其一、电脑写作可能会遗失汉字的神韵。在用毛笔或硬笔写作的年代，那些文字色泽丰饶、汁墨淋漓，在或俊秀或豪放的字迹里，到处晃动这写字人的影子，跳跃着饱满的生命。蕴涵在这些活着的文字里的语言魅力，却很难从打出的文字里看出来，电脑打出的汉字都是一个面孔，一个姿态，虽然能给人与整齐一律、明快纯一的感觉，但由于脱离了多样、变化的背景，所以难免使人觉得单调乏味、缺乏风采，很难出汉字的特有神韵。

其二、电脑写作可能会终结书法艺术。近几年来，一些书法界的人士对电脑给书法带来的冲击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担心电脑写作会终结书法艺术的生命。其实，这种说法并非骇人听闻，书法艺术以手写构字为立足基地，而电脑却以敲击键盘调出存储的即成字型为“书写”方式；书法的成立，须依赖由数千年书写实践中渐积的特定的审美能力。与电脑普及相伴的必然是精通书法的人群不断的减少，有着数千年的书法艺术最终难逃被社会冷落的厄运。汉字的书法能够通过线条的变化表现不同的风采和神韵。线条千变万化，笔画、结体、布局千差万别，书法作品的神采也千紫百态。但通过电脑批量生产出来的所谓书法作品，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书法的神采的。在公共场合或机关单位，假如张贴的标语全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那么给人的感觉通常是呆板有余而生动不足，不够鲜活，缺乏人情味，由此可见，使用电脑成批生产出来的所谓书法作品，根本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

其三、电脑写作可能会导致人的思维和习惯的改变。因为习惯了电脑，习惯于用拼音去思考汉字（指习惯于用拼音输入汉字的人），所以，久而久之，有些汉字竟然不会写了，本人购置电脑以后，进行了彻底的“换笔”革命，每天都用电脑来备课、写文章，结果在课堂黑板上板书时常常写错别字，甚至还屡屡出现不知道某个汉字如何去写的尴尬的场面。这主要是因为电脑打字时，根本就不考虑汉字的偏旁部首和结构、笔画。打印的教案也不如手写的教案。手写的教案好象自己的亲生子女，有一种亲切感，而打印的教案好象保养的孩子，看着别扭。

其四、电脑写作很难随心所欲。任何一种汉字输入的词库设计都是有限的，有些汉字在电脑提供的词库中找不到，这种情况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这说明相关软件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最令人遗憾的是，看着那些统一配置的、批量供应的词语罗列在眼前备选，死活也想不出来哪个本来知道的最贴切的字汇，我们会觉得自己好象深宫里的帝王，面对着三千佳丽就是选不出中意的心上人来。深宫里呆久了，连自己都描绘不出心上人的模样，这就是我们使用电脑写作以后，常常感到现在的文章不如从前的文章文气贯通，表达畅通的深层原因。

总之，我们拼命的学英文，并并非比汉字现先进、科学，而是因为使用英文的英美等国的文化比我们先进。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落后了，所以我们必须拼命的学英语，扫除语言障碍，追赶先进的文化。



第三节  中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演变

一、      古代的书籍

中国书籍主要有：简策、金刻、石刻、兽皮、缣帛、纸张（雕版与活字印刷）

首先介绍金刻、石刻、简策、缣帛

按出现的先后，先有简策，再有金刻、石刻，接着有了缣帛，最后有了纸张。这几种形态都有了书籍的特征和功能。

①简策：简就是一个竹片，类似书籍一页，一般能写一行汉字，“策”是用线或牛皮将多片竹片编连起来成为一册，象今天的一本书。简策大约出现在殷商时代，与甲骨并存。只是简策难以保存，所以，商代的简策未能传下来。简的尺寸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简的书写方法，初为漆书，即用漆在竹简上书写。以后改用石墨，后来秦国蒙恬发明了毛笔。秦以后有用毛笔书写简策的。简策书籍最大的缺点是量大笨重，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阅读公文150斤，这是因为简策所写的公文，一片竹片只能写几个字，大量竹片捆成一册，量大体重，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有一些大臣写公文要有两个大汉抬着入宫，可见简策作为文章作为载体很不方便。比如，汉武帝时，文人东方塑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竟用了三千竹片简，派了两个人才抬进了宫。

②金刻、石刻：金刻是指铸或刻在铜器上的铭文，从周代到汉代钟鼎等，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周代金文内容多为有关宣扬周王功绩、纪念祖先业绩、记载重要事件的，也就是说一般性的事情是不值得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周代的铭文最长的有500字，史料价值很高，战国以后的金刻内容多为督造者，铸工和年月等，很少有长扁巨制。

石刻是指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以碑文当作书籍是流传甚广的形式，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十块石鼓文。在十块石鼓形石头上，用大篆分刻着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君的游猎情况。其时代是春秋时代秦国刻的。这十块石鼓文是唐初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历来都很推重其书法。现在其中一石已磨灭，其余九块也有残缺。这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以后历代都有石刻。石刻最大的书籍功能在于“石经”的刻制。汉代王莽命甄丰摹古文《周易》《尚书》《左传》刻于石，开石经之先河。以后历代都有石经，都把经典著作刻于世上。石经的价值主要有：一是汉、魏、唐石经，因当时无雕版，所据古文赖以传后，所以有很高的价值，为后世校订经典之依据。二是唐代发明传拓的方法，拓墨之后，便可将纸联成卷轴，成为当时通行的书籍。（字帖）历代石刻的精华珍品在西安碑林。《碑林》是中国最大的石刻博物馆。

③缣帛：古代一种质地很薄的丝织品，。在发明纸以前，常在缣帛上写字，称帛书。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缣帛与竹片是同时并存的。竹简可以刮削修改，常作为书的初稿，而缣帛写字不易修改，所以往往作为书的定本。另外，皇帝的重要文书往往用缣帛，而臣民的一般文书往往用竹木。东汉以后，帛书广泛使用，以后历代往往用缣帛书写重要的文书，缣帛的优点是便于裁剪、轻便，缺点是太贵，造价高。

④纸张：根据考古的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人们开始用纸写字。到魏晋南北朝时，纸写本才开始盛行。史书记载，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后，时人多爱抄录，左思《三都赋》写就京，师豪贵竟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

纸张、书籍的装订也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以前是卷轴，唐以后出现了折叠，后来才有了散页装订（竖排版），唐至清代，折叠制与散页装订制（线装）是主要装订形式，比如，你能见到的明清奏折（折叠）和线装本古书（积成册），明清的公文称奏折，是因为他们是折叠成卷的。

二、      雕版与活字印刷

雕版又叫刻板，在木板或金属板上刻上文字或图形，使之成为印刷用的底版。再在底版上着墨印刷。这种技术起于中唐，最初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的，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实物。唐至五代，雕版印刷极为盛行，形成了官刻、坊刻、民刻并行的盛况。

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是北宋的毕升，他在仁宗庆历年间发明用胶泥刻成单个反体字，用火烧以后，便成了陶字。另在有铁框的铁板上，均匀的涂上油松脂、蜡、纸灰混合制成的黏合剂，然后把活字按需要排列在铁板上，加热使黏合剂熔化，再用另一块平铁板把字压平。冷却后泥活字就固定在铁板上，施墨即可印刷。用毕略烤，有可取下活字，以备后用。后来他又创造了木活字。活字印刷书在明代渐成规模，当时流行铜活字，也有铅活字，中国印刷书的发明和改进开创了书籍的历史纪元，以后传到世界各地。

目前，人们对宋元时的刻本及其重视，因为错误少，刻工、印刷都很精巧。所以宋元版本成为收藏家的抢手货。北京已设立中国印刷科技博物馆。



第四节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概览

中国古代文化精粹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功劳最大的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文献典籍。为学之道，首在的门径。文献典籍乃读书之门径，中华民族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们只能从这浩瀚的典籍中介绍最有代表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古代文化典籍也有不可替代的现代意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有八部享誉世界，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享誉世界的中国八大文化典籍是：

①《周易》：即《易经》，17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的莱布尼茨由周易中的八卦排列当中得到启示，提出了数学上的“二进制”思想，计算机中的二进制就是根据周易中的八卦二进制排列发明的。

②《道德经》：即《老子》，目前在西方国家已成为研究东方伦理思想的必修课，宗教人士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充满神秘色彩。

③《孙子兵法》：孙武所著，被世界各国的企业家视为指导现代经济管理、经济战略的重要著作。

④《本草纲目》：1659年被译成拉丁文，促进了欧洲植物学及草药的进步。目前，欧洲草药占欧洲市场的80%，中国的中草药仅占20%。

⑤《三国志》：以三国志为题材的各种作品（包括三国演义）在日本倍受欢迎。商战获胜，请教三国已成为时尚。

⑥《红楼梦》：有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译本。

⑦《菜根谭》：被日本奉为集儒、道、佛思想为一体的经典著作。

⑧《三字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可见，我们不能把古代典籍视为纸古董，古代文化典籍仍有很大的现代价值。

古代典籍大致可以分为：经、史、子、集、类书和丛书六类。（重点掌握各类著作的含义及代表作）

一、      经学著作：

所谓经书，是指以孔子为代表作的儒家书籍，它的形成经历了从春秋到南宋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包括历代儒家经典和人们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经典为儒家“十三经”，它们包括—《诗经》、《书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为什么称为“经”呢？这是因为孔子孔圣人把它们整理出来的，作为给弟子讲课的课本，汉代六经中的《乐经》失传，秦毁而亡（乐经可能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音乐课本），于是在五经之外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扩大为“《十二经》：把《礼经》分为《周礼》和《仪礼》《礼记》，加上《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和《而雅》，宋代在十二经基础上增加了《孟子》合为《十三经》，《十三经》沿用至明清。十三经把经学著作都包括进去了。下面对这十三部经学著作逐一介绍：

1、《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305篇诗，内容分为诗、雅、颂三大类，表现手法分赋、比、兴三种（中国文学部分讲）。

2、《书经》—即《尚书》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又是公文总集，是文章的源头。《书经》主要是记录王和贵族的对话。“尚”，是上古的史，有如档案，因为上古时期的文字是刻在竹简上，所以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多有缺失，现在己难见其全貌了。按内容分为五大类。一是典——记载君主的日常事物。二是谟——记载臣对君的言论。三是训——记人们对一般政事的议论。四是诰——政府发布的政策、文告。五是誓——祭祀天地或出兵时的誓言、誓师之词。

3、《易经》—《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将后人对《周易》所作的种种理解分为两大部分，即“易传”和“易学”。这两个概念不同于原本的《周易》，但同《周易》本身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谈的周易，即指周易的典籍系统，又包括后人对它所作的种种解释在内。

（1）经、传、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系统

“经”是指西周时期形成的典籍，即原本《周易》，汉代人尊之为经，即《易经》。经有常规不变之意。汉代人把儒学典籍皆奉为经典，不限于《易经》，如《诗》、《书》、《礼》、《乐》、《春秋》等皆称为经。“传”有传授之义，古代传授经书的经师，往往对“经”的内容作出解释。我们把解释《易经》的著作称为《易传》。《易传》有广、狭两义。狭义指先秦时期形成的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即“十翼”，翼有辅助的意思。相传是孔子所作。“十翼”将西周时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由此而奠定了《周易》的理论基础。“学”，指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对《周易》的经和传所作的种种解释，之所以称为“学”，是因为从汉代开始，凡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皆称为学，即“经学”，儒家经学系统的典籍从汉代开始，都包括经、传、学三部分。如宋朝朱熹注解《周易》的著作《周易本义》一书，即由此三部分构成，其中，既有经文，也有传文，朱熹对联、传文所作的注解则属于易学。今人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则属于当代易学。

如何看待经、传、学三者的关系，是学习和研究周易系统典籍必须注意的问题。《易经》作为西周时期占卜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是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解释《易经》的各种著作。先秦时期形成的《易传》即“十翼”，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的。《易传》所作的解释，可以说是自成一家，而且蕴义深刻，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成为后人理解《易经》的主要依据。自涨代以来形成的历代易学，不仅解释《易经》，而且解释《易传》，并且以《易传》之义解释《易经》，对《易传》的研究也成为重要的任务。这样，由于对《易经》、《易传》的理解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他们之间相互批评、相互责难，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易学体系，从而构成了中国易学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

（2）《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其中最基本的东西是“阴”、“阳”两个符号，“一”是阳，“--”是阴。由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即组成了八卦：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个卦象，这八个卦互相重叠，就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阳爻“一”代表阳、刚、男、君、强、奇数等，象征积极的事物，用一、三、五、七、九中最大的九代表，所以称作“九”。阴爻“--”代表阴、柔、女、臣、弱、偶数等，象征消极的事物，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的六代表，所以又称作“六”。第一爻为初爻，如果是阳爻就叫做“初九”，如果是阴爻就叫做“初六”，依次往上为“二”、“三”、“四”、“五”爻，最上方的一爻称为上爻，如果是阳爻就叫做“上九”，如果是阴爻就叫做“上六”。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记忆方法是“乾三连，坤三断，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巽下断，离中虚，坎中满。”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后面有卦辞、爻辞。《彖传》是对卦辞的解释，《象》传分上、下篇，《大象》解释卦名和卦的寓意，不涉及卦的内容。《小象》解释爻辞的寓意。《系辞》上、下篇，总述《周易》的概况，并对宇宙的生成和一些象数原则进行了阐述。《文言》集中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说卦》是讲八卦的性质；《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杂卦》以性格相反的两卦为一对，用一句话简明扼要的说出，“杂”是将顺序错杂的意思，不按六十四卦的顺序。

《周易》一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的是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道理。通古今之变，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它的根本思想就是“顺天应人”，为此，它总结了一整套消解矛盾，调整各方面关系的办法，要人能刚能柔，能进能退，它所求的是不变，而不是变，“易者，不易也”，这个论断是不错的。

    4、《周礼》—记录西周的礼乐政治制度。西周时把管理国家政事的官分为六个职能部门，即（1）天官冢宰，管理皇宫事物的官。（2）地官司徒，管理国家土地的官。（3）春官秋伯，管理祭祀、外交礼节的官。（4）夏官司马，管理国家军事的官。（5）秋官司寇，管理中家司法的官。（6）冬官司空，管理国家工程建设的官。

    5、《礼经》—即《仪礼》，记录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礼制、礼仪、仪式和风俗。分为八个部分。即（1）寇，成年人戴寇时，要为自己加字。（2）婚（3）想见；（4）燕；（5）觐；（6）射；（7）乡，指国家底层的官吏；（8）丧；（9）穿丧服。但讠书只讲礼仪的细节，不讲礼的意义。

6、《礼记》——是补充说明解释礼经的著作。散文体，原来有现存四十九篇。有一部分是儒家言论，一部分是古代礼节。该书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的仪式礼节，而且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以及制礼的精神，比较全面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表达了儒家对社会政治以及人生态度的理解。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给我们描绘了儒家思想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大同社会，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行，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共有的社会理想。

“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原来就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周礼、礼经、礼记合称为三礼。

    《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上起东周平王东迁之后，下至公元前476年间的史事。此书只是记载周王、诸侯、卿、大夫们的言论，并且按年代的顺序汇编成书。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传说是由孔子编辑整理的。原来是单独一部，后来有专门研究对它的著作进行的引申和发挥，放在一起，合称《春秋三传》，即《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

    7、《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春秋时与孔子同时代的史官左丘明所撰。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7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68年），比春秋增多13年，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书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晋国、楚国、齐国、鲁国、卫国五国的史料，凡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内容都有涉及，并且征引许多古代史事，内容比《春秋》丰富的多。是我们研究春秋时代和孔子思想的最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此书的文学价值也颇高，写人记事精妙优美，词微而义彰。如《郑伯克段于鄢》等。

    8、《公羊传》—是战国时齐国经学家公羊高口讲的，到汉代成书，主要是对《春秋》的经文注释，但多有附会，价值不高。

    9、《谷梁传》—同《公羊传》一样，战国时鲁国人  梁赤所作，重在对《春秋》的经义解释。

10、《论语》—《论语》是“语言的论篡”，也就是“语录”的意思。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这就是说，《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主要是曾参的弟子）编辑而成。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20篇，约11000余字。每篇都从文中的第一句话里节取前两三个字作篇名，如《学而》、《述而》、《公治长》等。旧时，为了研读方便，一部《论语》分上下两部分。“上论”自《学而篇第一》至《乡党篇第十》，“下论”自《先进篇第十一》至《尧曰篇第二十》。按历史沿习的读音，《论语》的“论”字读“轮”。

《论语》的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看出孔子对政治的见解、对社会的理想、对教育的主张，也可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该书言简意赅，哲理深蕴，发人深省。《论语》的言辞字句非常优美，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也第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第十五》）等等，他说的这些道理，二千多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其中的一些短语，经历代沿用，己成为世人尽知的格言或成语，如“见义勇为”、“既往不咎”“不耻下问”、“举一反三”、“后生可畏”、“诲人不倦”等。

当然，我们在《论语》中也能看出孔子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政治思想上的保守倾向，在礼乐制度上的复古倾向和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的思想等，所以我们在学习时要注意鉴别。匡亚明先生说得好：“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孔子评传》）无论如何，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论语》一书也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11、《孝经》—是孔子的弟子们论述孝道和宗法思想的书，传说是曾子所作。成书于汉代。当时中国全面进入了封建社会，每人有了可耕之田。于是就有了产业的继承问题。父传子业，子承父业也即从此时发端，所以社会非常提倡孝道，因为“不孝之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全文分十八章，不到两千字，分别讲君王之孝、臣子之孝、大夫之孝等。

    12、《尔雅》—是一部古代的分类词典，解释古书中的字和词，经学家常以此书解释儒家经典。分为释诂——即以今天的话来解释古字；释言——即以今天的话理解句意；释训——对古书中形容词的解释。所以说，它是一部训诂之学。成书于汉代。

    13、《孟子》—《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孟子》的撰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宋代的朱熹、清代的阎若璩认为，《孟子》七篇的文章风格基本一致，其中只记载了孟子的言语和行动，没有像《论语》那样因成书于门人而记录了孔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孟子》应为孟子本人所作，而万章、公孙丑可能参与其事，并在孟子死后进行了序次编订。

     现存的《孟子》有七篇，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篇》、《万章篇》、《告子篇》、《尽心篇》，每篇又分上、下篇，共14篇。其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我们研究孟子的宝贵材料。

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著作，曾为明清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出题参考，因此，研究十三经的著作也难以胜数，最好的是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

·在本节我们把“四书”之中的另外二篇文章《大学》和《中庸》给大家作一介绍。

1、《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据说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到宋代，朱熹把它和《中庸》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起来，称为“四书”。并且朱熹认为原来的《大学》，有脱落、错简之处，于是加以移动和补充，又重新分段，把最前面的一段作为“经”，认为是孔子之意，由曾子所记述。后面的十段为十章，是解释经文的“传”，以阐明“经”的意义，由曾子的弟子记述曾子之意而成的。

《大学》，按朱熹的注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他所谓的“大人”并不是地位崇高的王公贵族，而是人格高尚，达到了完美而光辉的理想地步的“大丈夫”，也即道德上的巨人。这一目标，好像太高远了，太伟大了，似乎不可攀登。然而就《大学》的内容和教导的实际而言，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正心、诚意、是人们修己的起点；修身、齐家，更是每个人的希望和职责；治国、平天下，也是我们的理想，一国之人共同的愿望；何况，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又在每个人的正心和修身之上；这说明了《大学》是“大人”之学，更是人人所需要的常人之学。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为初学的人进修德行的门径。”也就是说，人人做好了正心、诚意、修身的功夫，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巨人也是可以预期的了，并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而受到影响。

《大学》的“经”部为孔子原意，共240多字，言简而意义深远，现录于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原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2、《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二十卷，相传是汉代宣帝、元帝时戴圣所作。取材于孔子弟子后学者的有关著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称子思曾为鲁穆公师。子思大概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来看确是如此，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一说是子思的门人），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比较来看也是如此，二者只有详略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从《礼记》的成书背景、有关史料的记录和《中庸》的思想内容看，《中庸》应该是战国至秦汉时思孟学派的集体创作，它始于子思，成于戴圣，大概是言之有理的。

《中庸》由于没有明确的内涵，所以对“中庸”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有的说，中庸就是妥协保守。有的说，中庸就是不偏不易的天下的正道和定理。有的说，中庸就是人之常情，恰到好处。有的说，中庸就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有的说，中庸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如此等等，总之，后人的种种解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各自的思想和道德、政治的需要。在封建社会中，《中庸》一直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比如在《中庸》的开篇有一段话：“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真正起作用的思想是程朱理学，并非《中庸》本身。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中”谓中和、中正，“庸”谓常、用。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一书，但他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渊源。尧让位给舜时即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论语·雍也篇》记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里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主要讲述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后代儒者在继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把中庸与人性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以“至诚”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世界本原，论述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修养形态，提出以“至诚”的态度使人与天道合一，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赞天地之化育。

《中庸》言虽简而义实繁，几乎浓缩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儒家思想，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因而很难用几句简明的语言，归纳出对中庸的准确解释来，《中庸》中有句话就是最好的注解：“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所以，需要所学者细心研究，才能有所领悟。

二、史学著作：（第十一章中国史学中讲）

中国的史学著作题材多样，品种齐全，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书籍分为15类（教材156页），如此分类尽管并不十分得当，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史学著作题材、类别的多姿多彩，下面我们将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主要体裁加以介绍：

    1、纪传体：所谓：“正史”，是指纪传体史书。开其先例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为本位，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东汉班固著《汉书》，沿用《史记》体例。此后历代史学家依仿此体例撰制了大量史书，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连续不断的庞大的纪传史籍体系。古代所谓“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二十六史也是纪传体。（教材264-266页）

    2、编年体

按照年、时、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迹的史书体裁，称为编年史。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史体。孔子编订的《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史，鲁国太史左丘明撰写的《左传》也是编年体。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使编年史得到飞跃发展。

    3、纪事本末体：

这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侧重完整的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明清两代效法袁书的写法的。

    4、政书：

政书是以事类为中心的，技术典章制度的史书。典制通史创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撰《通志》200卷，宋末元初人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等等均属政书。断代的典章制度史称为“会要”。唐代的苏冕是创始人，著有《唐会要》，后人写的有《西汉会要》、《春秋会要》、《明会要》等。

    5、史评：

包括史书评论和史事评论。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史事评论的代表作。唐代的刘知己的《史通》则是史学评论的代表作。

    三、诸子百家：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诸子”是指先秦至汉初的各学派的著作。西汉司马炎将先秦学术分为六家。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先秦诸子分为九家，《四库全书总目》则把诸子分为14个部类。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

    1、先秦诸子

    其实经学著作也都是诸子之书，后来上升为经书，才从子书中分离出来。下面我们重点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