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转)

三十一、 对于岳飞的反思（中）
      　　我们认为岳飞的冤屈，在于他不可能造反，但是要我们证明他就是不会造反，本身也没有证据，所以这样的问题是处于莫须有的状态，而莫须有三个字，按照当时的字面意思，是可能有的意思，但是有了岳飞特殊的事件，莫须有这三个字，涵义就变成了根本没有了。如果按照当今的无罪推定，岳飞肯定是冤案，但是如果要进行有罪推定的话，岳飞的案件就不那么冤枉了。
      　　首先是岳飞是否有可能造反，支持岳飞的人都说岳飞如果要造反，以他控制中国70%的军力，推翻一个皇帝是举手之劳。但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对于历史的经济背景就太不了解了，岳飞可以管辖国内70%的军队，但是到要造反，到要背负着株连九族的责任，能够跟随的肯定不是全部的军队，如果以核心的岳家军来说，那么就只有30%多的军队了。
      　　再者更主要的是岳飞不具备起兵的条件，因为岳飞一直在前线与金军对垒，自己没有物资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处境是与番王造反大大的不同的，番王可以兵力不多，但是有地方经济支持，可以招兵，也可以长期战争，而岳飞这样的前敌军队要造反，后方断绝经济支持，几天的粮食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打仗，这就是我以前的文章说的吴三桂是无法拥兵自立的。
      　　岳飞12道金牌才回来，实际上是已经违抗了朝廷的命令11次，岳飞的被迫撤军也是由于粮食的供应问题，后方友军撤离且粮食不到位，所以这一点来说岳飞不是听话的将军，同时岳家军是一支由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军队，带有非常强烈的私人军队的色彩，我们仅仅听说书的大家就可以知道，岳家军是一支儿子、女婿和把兄弟分别当主要将领的军队，这样的军队的存在在封建王朝本身就是非常招忌讳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岳飞还干了什么？岳飞干了中国自古以来统兵将领最忌讳的事情，仅仅就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的标准，杀头就不为过，而且这样的事情岳飞还干了两次。这事就是岳飞两次上书请立太子！
      　　为了立太子，文臣尚且自身难保，对于武将就更严厉了，历来是可以作为想要谋反的证据，即使不是请立太子，就是与太子有交往，都可以作为结党营私的重大问题危及太子自身的安全，更甭说臣子了。而岳飞请立的这个太子还有更上皇帝难于接受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子是养子，是番王！而当时的赵构只有30多岁！
      　　在这里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现在你是30出头的年轻的公司的董事长，你最重要的销售总监跟你说要你找一个你的养子立为你的财产继承人，你一定会认为他非常的居心叵测，而在古代为了皇权动辄是大规模屠杀的年代，想着熊掌之难熟的典故，这样的事情就更加的非同一般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赵构的皇权还没有稳固，这样的情况下立一个藩王为太子，是很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在此背景下提出立太子的问题，实在是让人联想太多了。

三十二、 对于岳飞的反思（下）
      　　在立太子的问题被驳斥后，岳飞才提出的迎回二帝，这时如果二帝掌握到岳飞手里，岳飞来一个挟天子令诸侯，那么谁也奈何不了他了，而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去解读，就更加的有问题。
      　　我们很多写历史的人在上述的问题时总以岳飞是政治低能儿来解释，但是就岳飞的文化水平，就岳飞能够写兵书和绝妙豪情诗词传世的文化水平，绝对不是一个粗俗的武夫，这样的政治弱智，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就说没有，完全实行无罪推定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是不行的，而且就现在的美国的反恐，也是实行的有罪推定，如果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来定罪，就已经不那么冤枉了。
      　　岳飞就算没有造反的心，政敌也是有的，在兼并淮西军队的问题上就与其它军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导致淮西军队的投敌，岳飞的死，也和他的树敌有关，如果仅仅有个人的军事成就，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持才傲物而四面树敌，正常的情况也不会好。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光赵构的能力是杀不了岳飞的，因为赵构在建国时是大家拥立的牌位，军权还在其它的军阀手里，宋代的国策在于杯酒释兵权，宋对于武将防范甚深，但是从来没有诛杀大臣的传统，更何况在建国初期这样的屠杀是很容易造成军阀们的兔死狐悲的，而岳飞的案件株连屠杀过万人，对于岳飞这样的私人军队将领，很容易引起大规模的叛乱，没有足够的军队力量支持是完成不了的，赵构这样被拥立的流亡皇子当上的牌位皇帝，没有背后的力量支持，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样的大规模清洗的，秦桧这样的依附皇帝的文臣就更没有这样的力量，而同时对于赵构也完全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所以这样的结果应当是豪强的合力的结果，这些豪强们实际上比皇帝更加不愿意看到岳飞势力的做大，也不愿意岳飞存在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必须进行肉体上的清洗消灭，岳飞在超速崛起的背后，收编打压其他军阀的宿怨应当是得到了报复性的宣泄。所以开始时韩世忠还质问，得到莫须有的回复后就没有声音了，显然也得到了足够的安抚。所以我们要在岳飞死的背后，看到这样的无形力量的手！
      　　岳飞案件之后的20年间对于这个案件都是非常敏感的事件，没有人敢说话，而20年后世事发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变化，岳飞的死后被平反，当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宋朝准备撕毁和约，与金再战，那么就需要一个政治理由和鼓舞士气的东西，给岳飞平反符合时政需要；
      　　第二：岳飞的家人有人逃了出来，就如赵氏孤儿一样，这也是古代平反的重要因素；
      　　最后最重要的是：岳飞所拥立当太子的番王继位成为了皇帝，这样岳飞的拥立奏折就绝对不能成为谋反的证据了，岳飞被杀之所以是让人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和口供，但是如果这样的证据和口供如果与新继位的皇帝有关，这些文件肯定要在所有的史料中销毁的，而且对于当朝的老皇帝赵构，如果不愿意牵涉到自己的养子番王，当时的很多文件奏章也不会公开；而同时坚决反对其当太子并且直接处理岳飞案件的秦桧已经成为权臣，其身后的利益集团也成为新皇权必须打击的对象，当初的赵氏孤儿的平反，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屠岸贾的势力，这一次历史只不过又重演了一回。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有可能成为皇帝、太子的番王，生活是怎样的战战兢兢，只要他被怀疑或竞争失败而当不成皇帝，生命都是难保的，其成功后对于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应当有多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啊！
      　　岳飞的后世被不断的神化，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元代的残酷民族压迫下，汉民族需要一个汉民族自己的英雄，但是文天祥是反对元统治者的，肯定不行，岳飞是抗金的，金国同时也是蒙古的世仇，宋与蒙古还联合灭金，所有这些，使岳飞最能够被蒙古统治者所接受。而到了清朝，由于金和满清实际上是同族的，抗金就是影射抗清，宣扬岳飞是有民族需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元曲和明清小说发达后，中国人yy的水平极大的提高，主要的yy对象就是前朝的事情，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说岳全传里面大部头的岳飞儿子们直捣黄龙府的想象，而且我们还看到在其他历史人物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人为杜撰出来的杨宗保和穆桂英等等。
      　　对于岳飞的事情，肯定是绝对的历史真相无法得到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要跟随主流的随波逐流，这样我们才能够拒绝平庸，更多的中国人都这样了，中国才真正的有强国的希望，宋朝的理学家们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在他们文辞优美的后面，他们的思想上的单一、平庸和随波逐流，才是宋朝窝囊的根本所在，他们的豪言壮语就如当今的愤青一样，经常是对于国家有害的。

三十三、 对于秦桧的再认识（上）
      　　秦桧的大奸大恶的形象自我记事起就有了，那时大家在听收音机里面的评书《说岳全传》，激起了多少对于奸臣的刻骨仇恨和爱国情怀，但是在我们从新反思了岳飞以后，也要有对于秦桧的再认识。
      　　对于秦桧的才能，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仅是科举高第，而且写了一手天下绝伦的好字，我们所说的宋体，实际上就是秦桧的字，但是因为他的历史名声，就改秦体为宋体了，类似的还有严嵩的字，我们北京孔庙上所有会试举子都要参拜的大殿上的匾就是严嵩题写的，多位皇帝想换，都找不出写得更好的人。
      　　我们说秦桧为金的奸细的说法，野史和小说中很多，但是在正史里面是没有的，作为当朝就被清算的权臣，如果有这样的蛛丝马迹，一定会被放大写入正史的，所以正史上没有，就应当可以认定这样的情况不存在。对于后来的野史和演义，想一下后世是怎样的丑化潘美的就知道了。
      　　还有一点说秦桧有问题来自于宋与金所签订的和约，其中约定要由秦桧担任宰相和约才有效，很多人认为这是秦桧是奸细的证据，但是本人不这样看，因为这样明显招忌的事情，秦桧把自己写上去就是一个大傻瓜，没有皇帝的认可，秦桧是不敢这样干的，而且正史也没有过多的说这方面的问题，真实地原因应当是皇帝让他这样干，而皇帝由于是被豪强拥立的皇权，本身地位也不牢固，这样的结果也有助于皇帝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他的文臣宰相是要依附于他的，而豪强需要的是金国的和平稳定他们好过安稳日子，平衡就形成了，所以赵构需要这样的结果，赵构总不能在和约里面写上要他当皇帝和约才有效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一点就是秦桧在北宋末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但是在被掳到金国又逃回来的经历后，观点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主战派变成了坚定的主和人物，如果从经历上看，应当可以想见他看到了与金国长期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经济问题，在当宰相时，给前方的军队筹集和输送给养，也是要面对诸多问题和压力巨大的，军队一日的断粮就会产生巨大问题，所以刘邦得到天下，就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楚汉相争项羽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的供应，所以项羽在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的撤军撤围以及与刘邦议和，最后项羽刚议和撤军就被刘邦追击，全部是物资的供应问题，但是我们的史料中很少有对于战争经济的论述，但是想秦桧这样有过切身经历的人应当知道。
      　　赵构当初的称帝，到后来的取得实权，这个皇帝本身是非常厉害的角色，赵构能够主动要求做人质和与金谈判，在谈判中宋军偷袭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不动声色，让金人称奇而要求换人（见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所以在后世不断丑化这个开国皇帝的背景下还是留下这样的闪光点，因此秦桧所面对的皇帝是一个一点也不昏庸的皇帝，所以秦桧面对这样的皇帝能够长期盘踞宰相位置，应当说他的很多主张实际上是执行皇帝的意思而不是他蒙蔽皇帝后自己的想法。
      　　秦桧是在朝代初建的时候成为权臣的，他成为权臣有助于王朝的官僚体系的建立，在一个朝代初期的权臣和朝代末期的权臣是有本质不同的，朝代末期的权臣基本上是奸臣，但是初期却大多数是名臣，比如：诸葛亮、管仲、王猛、索尼等等，在这个时期有权臣的存在，对于国家反而是好事，这一点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史学家也不讲明。
      　　一个朝代能够成为长命的朝代，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以文治武，朝代开创时的武将掌权的时代一定要过渡到文官掌权的时代，否则就一定是造反不断，很多朝代都是对于功臣的大规模的清洗或者藩王内乱后才走到文官时代的，而权臣的存在，抑制了勋臣、番王之间的倾轧和谋反，直接控制了将领，避免了朝代初期的大规模流血武装冲突或内战，实际上是社会之福，因为文官的政治斗争远比武将内战流血对于社会好多了，文官权臣也要好控制得多，宋朝在以文治武方面是最好的，在南宋的建立期间，将领之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是没有的，除了岳飞外，也没有其他武将被杀，比其他朝代强很多，汉族掌权的汉、明都经过了大规模的勋臣清洗和诸王叛乱，而唐朝太宗更是屠杀了兄弟及其党羽后逼父让位而登基的。文官建立功勋不像武将，每次胜利开疆扩土功勋是很清楚的，文官的政绩很模糊，评价标准不好统一，也很容易被后世所抹煞。

三十四、 对于秦桧的再认识（下）
      　　对于岳飞的死，肯定有皇帝的意思，当然也有其他豪强的意思，这里面秦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角色，而且秦桧主持了南宋版的杯酒释兵权，即把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升为枢密使或枢密副使而剥夺了他们实际的军队领导权，这里面显然得到了张浚等人的支持，而张浚与岳飞的交恶也是岳飞死的背景，而且我在岳飞的反思中已经分析，对于岳飞以及其部将的大范围的株连和屠杀，必定背后有军队的支持，不是拥立不久的皇帝和秦桧这样的文臣所能够做到的。在这样的斡旋中显然在当时最大的获益方肯定是秦桧，但是最后最大的罪责也由他承担，因为即使是众人的操刀，事后的清算只能小范围的打击，从来都是法不责众打击面不能放大，所以替罪狼就这样产生了。
      　　还有一点导致秦桧被清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桧反对高宗立太子，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大臣们一般都三缄其口，因为风险太大了，凡是说话的不是有重大利益在身就是有血性的人，秦桧对于不立太子的主张，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个人好处，秦桧反对的理由也是有人会利用太子做文章，其主张也是应当有一定的信仰和抱负支持下才会直言的，这一点正好和岳飞对立，但是当他反对的这个太子成为皇帝的时候，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他就离掘坟鞭尸不远了。
      　　而我们回忆赵构的登基，从招募勤王军队的光杆司令到牌位皇帝，再到实权的皇帝，在这过程中秦桧能够成为权臣，而这个权臣是依附于皇权的权臣，说明秦桧为赵构巩固权力贡献巨大，只有赵构有权了，秦桧才能够有权。想一下东晋的开国时期的重要宰相王导，开始时为了取悦南方豪强还自学吴侬软语，就知道南宋开始建立政权的不易。
      　　而后来的朱元璋，就吸取了这样的经验，采取让宰相胡惟庸当权臣，然后再消灭它的做法，很成功的做到了把武将的权利转移，最后再消灭，全部在朝廷完成，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因为由权臣出面剥夺武将的权利远远比皇帝直接出面要好，因为如果武将察觉皇帝要剥夺自己权利，就会狗急跳墙式的造反，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是宰相要他们的权利而不是皇帝，他们会放心的多，皇帝永远是好皇帝，甚至还到皇帝处申诉呢！包括我们现代，把几大元帅打倒，也是利用的权臣，最后再把权臣定为大奸大恶。
      　　所以说秦桧的认识，应当更加全面，我们不能先把人贴上坏人的标记，然后他干的事情就全是坏事。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一个人，不要把好人认识的什么都要好，把坏人认识什么都一无是处，人经常是有两面性的，一个历史人物要全面地去认识，不能一概而论，人物的人性是很丰富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事物的本质，任何的人物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与好坏，而我们这样搞绝对化，让年轻人这样洗脑的背后，经常是被别人当作打击反对势力的枪来使用的，愤青最愤世嫉俗，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三十五、 汉与宋对外战争的不同的经济基础（上）
      　　我们一直在贬低宋朝，对于汉朝的开疆扩土，却是赞扬一片，但是宋朝实际上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斗争，宋朝的两次亡国之祸都是由于希望开疆扩土联合野蛮民族进攻敌国而导致的，所以宋朝的情况不是我们想得那样简单，对于宋与汉的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经济基础，却是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研究历史，总是注重史实，而不注重当时的社会、经济的背景和环境，这里我特别说一下我所了解的宋与汉两个朝代的经济环境和他们的对比。
      　　汉朝是一个我们汉民族形成和兴起的朝代，现在我们为汉族，实际上就是汉朝人的说法的延续，在汉以前，我们说的都为各国人，这些国家在周朝800年中已经初步分裂成为文字、度量衡等等都不同的民族，在秦统一后消除了各国的民族文化和影响，汉继承了这样的结果，在一个民族的形成的初期，民族的凝聚力都是最强的，而且对于少年的朝气和冒险冲劲儿。
      　　宋是在汉族经过了唐朝的青年，经过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混乱时代，民族又在这样的混乱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族，到了宋朝应当是民族的中年时代了，以后的老年时代的屈辱就不说了，其后是中华民族的新概念和民族复兴了。一个中年的民族的特点就是在于宽容和不惑，宋朝是对于各种思想和文化最宽容的时代，同时作为中年人需要的已经不是开创而是安定了。
      　　宋和汉都有灿烂的文明，在宋朝的经济总量现在还有超过盛唐的说法，汉朝是中央专制的第一个长期的王朝，中国的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宋朝是一个有长期外患压力的朝代，对于这样的两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表面上看类似，实际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汉朝的老百姓是很善战的，到汉武帝时期，战国时代也就是过去了50多年，就如我们现在看解放战争和二战一样，在战国时代，中国的战争与后来的朝代有很大不同，国王可以轻易的征集举国男子参战而不会受到多少的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战败会被屠城，即使不被屠杀，也是要被抓去当奴隶的，这也包括你的孩子和女人，但是如果取胜，就可以抢来财富、女人和奴隶，立功了以后还可以免自己和亲属的罪刑和劳役，这样的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有极高的战争热情，在史书记载，秦王要开战，是举国老百姓欢呼雀跃的。而此时的战争，武器是老百姓自己制备的，粮食也是自带干粮参战，汉朝也是一样，这一点我们看《木兰辞》就可以知道，花木兰从军要四处卖战马和兵器，对于每一个士兵而言，自己的武器装备好，自己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就大，国家不用为战争准备特别多的资源。而且这些士兵从战国走来，每个士兵有很强的战争格斗技巧，就如当年的游牧蒙古一样，国民对于战争的掌握程度也是很高的，汉朝是唯一的外戚专权统兵取得胜利的朝代，卫青、霍去病等等都是外戚和男宠，起家于奴隶的少年时代，中国其他朝代从这样底层起来的人物对于带兵是完全外行的，外戚统兵是灾难，原因就在于汉初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军事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是非常高的。
      　　而宋朝就大大不同了，宋军的作战是老百姓很反对的事情，兵役是非常重的负担，老百姓一般是传统的农民，没有任何战争和格斗的经验，统治阶层为了统治的稳固，对于老百姓的练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对于统兵打仗的问题，这些知识成为了禁忌，很多书籍已经成为了禁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关于军队组织等等的章节全部一致的遗失，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统治者是牺牲发展来争取稳定。
      　　还有就是汉朝的经济生产的情况也与宋朝有本质的不同，汉朝自战国走来，还是农牧混杂的时代，在战国中混杂在中原的还有戎、狄等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植被还很丰富，还可以养马，汉朝很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汉武帝就在上林苑大规模的养马发展自己的近卫骑兵，汉朝还对于饲养战马给与各种国家的补贴。当时我们的山陕地区还有大量森林，关中平原也是平原沃野，华北还有大量的草原植被，要知道在汉以后关内的草原就消失了，大量亚洲温带大型动物就消失了，以前我们的华北是有大象和犀牛的，这些动物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很普遍，西周北京有熊猫，犀甲是主要的战争盔甲。
      　　而宋朝我们经济的发展，关内的所有可耕之地都已经成为了农田，而关中平原也由于黄河的水土流失变成沟壑纵横，再也不是沃野了，同时水土流失使黄河成为了巨大的水患，黄河的不断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华北平原，老百姓没有什么财富的积累，都被不断地大水所冲走。而宋朝国家经济的重心已经从江北改到江南，经济的中心也从黄土高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这样在北方草原的作战，需要运送支持的运输线就更长了，想一下汉武帝以关中的财富为战争支持，进兵走现在的定边、靖边，由榆林地区（古代叫朔方，这是战略要地）到草原和河套平原是多么的捷径，但是在宋朝的时期，榆林地区已经在逐步的沙漠化，关中也是贫瘠化，战争资源要从江南征集，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

三十六、 汉与宋对外战争的不同的经济基础（下）
      　　还有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结构的差别，一个国家的强弱，尤其是对外战争时所表现的强弱，在于他们在战争时的经济资源的调集上，在于其资源能量的集中程度上，这些也与一个国家的机制有关，很多国家富而不强，也跟这样的机制关系极大。
      　　在战国到秦汉，中国的中间层是很少的，除了贵族以外，一般的老百姓职业单一，社会的中间层很少，一旦战争，所有的低层次人口都可以作为兵员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且也很容易征集他们从事其他劳作，比如秦国时期的都江堰和郑国渠，以及春申君修建的黄浦江，你到上海看着黄浦江时，可曾想到一个诸侯国的贵族有此工程力量吗？很多人认为黄浦江是天然的，但是我们的史书有明确的记载，春申君在其封底申修建浦江，排干申地沼泽的水，申地成为沃野。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社会结构能够完成。所以汉朝这样的经济格局，战争中的成本和资源的调度和集中机制在对于游牧民族上并不吃亏，所以汉朝能够取得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胜利，也是汉民族历史上唯一取得这样彻底胜利的朝代。
      　　但到了宋代就不同了，中间层很丰富，除了食利者以外，很多的手工业者、商业者，但是他们的生存都依赖最基本的农业生产，他们创造和消费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很难被征集从事战争活动的，他们的生存得前途是要粮食够吃，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一个农业人口能够养活多少人这样的困扰中国发展上千年的基本问题上来，经济发展了，肯定是多余的人口离开土地从事其他分工的生产，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背后，农业的基础压力就很大的，基础很脆弱，人口的发展达到土地粮食生产的极限，使粮食的生产必须保障，但是我们的战争和徭役，都是主要面对这些农业人口的，会造成粮食生产的大问题。
      　　中国的中间层的发展，很大的得益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使得很多下层人士可以通过奋斗和读书到高位，以前的推举孝廉的制度，下层的机会是很少的，而且当时社会有明确的士族和庶族的分野，但是到宋已经没有了，社会的财富在很多中小地主、工商业者的手中。
      　　经济再发达，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粮食够吃，粮价一般是和货币价值联动的，粮食本身有很强的货币性，工资和俸禄是以粮食计价的（这与现在有一定差别，现在能源价格关联性更强），如果粮价暴涨，就会造成对于其他行业的严重通缩。只要战争造成农业生产不足，一定是粮价暴涨，所有的其它行业收入不够买米的，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大倒退就一定要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低层次的革命就要发生了，按照中国特色就是改朝换代，每一次的改朝换代的结果都是消灭了社会的中间层，把人变成底层的劳动者和革命成功的新贵族两类，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伊斯兰革命就是这样的背景，这样的革命是依靠打击和剥夺中间层的人口和财富获得革命所需要的能量的。
      　　所以宋要战争，就必须长期的积累粮食，几年的粮食积累为一年战争所使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不能长期战争的，南宋为了与金的战争，米价涨了十倍，有史书记载米价达到一两多银子一斗，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我们一贯主战反对议和的各种文章中，从来没有涉及过。而宋所面对的游牧民族的战争成本是很低的，他们是边牧边战的群体，没有中间层的低层次结构，如果宋与辽、金进行长期战争，双方所耗费的经济代价完全不同。而汉朝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与游牧民族可以比拟，因此在汉代汉武帝可以征集全国的资源，耗费几代人的积累和一半的人口进行战争，但是宋朝就不行了，除非革命把社会的中间层消灭，否则战争的重压一定会压在脆弱的底层农民身上，中国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就是消灭这样的中间层并且大量减少人口，国家资源集中，国力增强，国家的国力强弱和富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快速集中资源的机制决定国家的强弱，而不是社会总财富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强弱。所以宋朝的对外主和与软弱是经济上不得已的事实，不仅仅是丧失了燕京山脉屏障的结果，还是战争经济格局决定的结果，从来都是经济基础决定历史的发展。
      　　我们只重视史实和人物不研究经济基础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搞历史英雄主义的唯心研究，我们的兵法中讲战争的胜利首先是胜于庙算，这个庙算是算什么呢？就是在算与敌国战争的经济基础问题，具体的战略战术，都是围绕着这样的庙算而临机产生的。而我们说宋朝的时候，总是给人以君臣的昏庸，似乎只要有君臣的再英明一些，我们就能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这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
      　　而我们再进一步的想，宋朝是一个对于大臣基本没有死刑的朝代，这样的朝代是不多的，而宋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宋朝崇尚理学，按照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让老百姓生活的好是第一位的，开疆扩土属于社稷问题是第二位的，而皇帝认个儿皇帝属于君为轻，是第三位的，对外的软弱，但是对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一定是比较民主的意志，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现在的先进技术来遏制蛮族的威胁。而加强中央集权搞国富民穷，以汉朝的方式做事，对于后世的权利攫取者而言，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汉朝的国家权力模式被推崇，这推崇的背后，是有利益取向的。

有人看吗，我觉得对开阔视野是有一定作用的！

我认真地地读了几篇，感觉不错，谢谢楼主！
有时间我会全部读完的!

十二、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缺陷与当今的问题
　　中国的哲学长期局限在儒家思想下，相对是框架枷锁很强的，很多人都怀念先秦诸子的时代，似乎在那个时期什么先进的思想都有，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中国的哲学还是有致命的缺陷的。
　　中国的哲学缺陷在于中国没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们找出的白马非马论作为我们有逻辑思想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点取巧的辩论给说成是逻辑学，更准确地说是诡辩就作为我们有逻辑学，只能是让人更加鄙视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真正的逻辑学的概念、推理、命题等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并且有明确的规则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学者在这点上很爱自欺欺人。
　　中国的语言产生逻辑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语言没有时态、语态、主格、宾格等等，在逻辑学上界定判断、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我们常用的单词，如：是、否、如果、但是等等在以前的文言文很少，在白话文里也很少，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不适合逻辑学的发展的，这些单词是在科学进入近代中国后才逐步产生的。语言有巨大额阐释的空间，中国的经典怎样注释差别极大，这在逻辑上就是歧义百出，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所以没有这些单词，在语言本身就给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中国比较流行的是非常模糊的哲学，如道可道非常道，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一切的办法是大而化之，归结为阴阳五行，这一点非常适合辩证法在中国的流行，而辩证法另外一个西方贬义的名字叫做诡辩主义。
　　我们中国的教育和思想界对于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一个重大问题是一定要回避的，因为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矛盾的，辩证法违法逻辑学的排中律，使用逻辑学的思考和推理方法是可以轻易的把辩证法的核心命题给证伪的！这里我们举例说明，就拿“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来说吧！
　　我们使用逻辑学中经常使用的反证法来证明，即假设“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也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一个绝对真理，如果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本身成为绝对真理。这两种情况均与自身的命题矛盾，所以根据反证法的证明，“真理是相对的”为谬误。
　　我们现在再就一个命题谈逻辑学对于我们的哲学认识的影响，这个命题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关于自身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真理，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实践来检验，但是如果你使用实践来检验，等于你在验证的时候已经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给承认了，就是把要检验的命题的一部分给承认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就不能用实践去检验它，而你要证明这个命题却在著名的过程中或过程前已经把这个命题承认了，并且使用这个命题的结论去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这在逻辑学上是循环论证！只有是反证法可以，即如果有矛盾是反证法，肯定命题不成立，但是正命题正确否命题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没有矛盾却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被证明，所以这样的方法只有要证明命题是谬误时可以使用，是存在根本的逻辑错误的。同时如果还有其他方法证明这个命题，本身就与命题的“唯一”二字矛盾，所以使用实践去证明是循环论证，不使用实践证明有与唯一性矛盾，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循环论证是不可证明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类似的命题是无法证明的，这个问题就是逻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歌德尔定理，该定理说的是一个理论体系一定会存在一个命题，就是你不能证明它是对是错。也就是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才彻底平息了对于几何学第五公理的争论，解决了非欧几何的地位，现在我们平时使用欧氏几何，但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使用非欧几何来描述的。
　　那么对于一个逻辑体系中无法使用逻辑证明对错的命题，如果大家还要一定相信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公理，但是对于存在大家公认不用证明的公理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唯心的，所以黑格尔在搞辩证法的时候，就是唯心辩证法。
　　而对于唯心和唯物，也远远不象大家中学学习政治学课程所讲的那样简单，我们的政治课本上讲世界是唯物的之理由，说的是我们的望远镜能够看多远没有发现神，显微镜能够看多小也没有发现神，而且意识的载体是物质，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我拿“如果我没有发现就认为没有”这个问题来问你，你一定会告诉我这是唯心的方法，但是我们的课本说世界是唯物的恰恰是使用的唯心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问题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课本是回避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说意识和物质一定要一方决定一方的话，这就是一元的，如果认为意识和物质是独立的二个世界，那么就是二元的，如果认为世界还有独立于意识和物质之外的冥界，那么世界就是多元的，许多宗教实际上是多元论，神界、天堂等是另外一元。而在相对论中“彼此相对速度超过光速的世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世界”的理论，也给很多世界是多元的追随者以理论基础。这些事物只能是自己内心的确信，中国要思想界只有一种思想，回避了世界是几元的问题，也让老百姓思想更加简单，尤其是破除宗教的势力特别有意义。

　再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命题的起源认识在哪里，而辩证法强于辩论，大而化之的矛盾论是原则的论述没有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但是怎样找到主要矛盾的方法却没有，而要讲到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就是必须可以定量分析的、可以重复和反复使用的方法，而提供这样方法的哲学，也就要提到形而上学了，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形而上学，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形而上学是什么，只是一大堆什么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等等形容词，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价值巨大的，所谓形而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形而上学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认识提高的方法。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几何学的点线面是没有粗细厚薄大小的，而当时使用几何为了丈量的土地、物品却都有粗细厚薄大小，而把这些具象的物品抽象到几何学的点线面，再使用几何学的规律进行运算，其结果与实际相符合，这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
　　而在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没有的，因为形而上学是唯物的，从现实世界抽象而来，但中国历史上都为唯心的，均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反地对于辩证法倒是很有渊源。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是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课本是有问题的，辩证法给领导者提供了自己永远不会错误的理论，辩证法是可以正反两面解释怎样解释由领导者引导都永远不会错误的，因为逻辑学与我们要教的辩证法矛盾，为了辩证法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居然没有逻辑学的教育，为此我们加大了几何学，以几何的教育弥补逻辑学中的不足，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应用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在思想上德高度就不足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就知道，考GRE的主要部分就是语言、数学外就是考逻辑（分析部分），由此可见逻辑学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就如政治课在我们教育中的重要一样，而几何学确是选修的。
　　同时我们一定要求大家以唯物为信仰，其目的也是为了人去造反、革命等反社会行为没有意识上的负担，而形而上学的存在，对于希望通过洗脑进行愚民教育是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元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所有学生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本身与当年儒学的思想禁锢道理是一样的。我父亲是在解放后接受的教育，那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歌德尔德逻辑学都是禁书，强迫记忆的政治课本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老父亲别看是搞理论物理的博导，但是也是满嘴辩证法一点也不知道他天天使用的逻辑学与辩证法是矛盾的，更不知道逻辑学中的歌德尔定理等逻辑基本原理，他只知道在具体的学科应用逻辑学，却对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了解，对于搞理论物理的人来说是很可悲的。中国解放后在科学界没有产生大家，虽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是对于哲学认识方法的束缚教育，也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思想界为了统治者的君权神授和愚民的需要而没有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因为老百姓要是掌握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愚民政策就无法推行了。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不加强孩子分析问题的能力，把分析能力作为高考的重要方面，将来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要有大问题的。我们总讲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但是考试还是最公平的方法，我们的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数学、语文、外语和综合，美国的GRE等却是数学、语言词汇和分析，一看就知道中国的考试是以记忆为主而不是国际的分析思考，我们不考分析考外语，也不给学生教授逻辑学，而体现素质与应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论你学习什么学科，文科还是理科，均离不开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能力不是靠应试突击能够简单培养的，这才是应试与素质的区别。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影响着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