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

“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
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争鸣的热点问题，被称为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么，今天应怎样评价这些争论呢？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现在，有必要对这些论战做些反思、检讨。

“五朵金花”为何盛开

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课题，一般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都直接服务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战争。

古史分期问题即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就曾经似乎关乎着“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关乎着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的问题。而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遂应运而生。这一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有助于我们比较科学地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并且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诬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与发展的胡说”。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味道在“五朵金花”中可能最为浓烈。替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还在烽火连天的救亡时期，史学家们就开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尝试。1949年后，农民在现实中得以“翻身”，这一研究遂一度更为迫切与重要。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也肩负有时代交付的意识形态使命。土地是农民革命的首要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对土地所有制的形式的研究，就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五朵金花”问题与“欧洲中心论”

三联书店在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套“五朵金花”问题讨论集。翻读这些讨论集后，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讨论集所收的文章反映出论战各方在观念上都“不幸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而走向极端者则完全“通过西方的‘一家之言’来安排中国的史料与事实”。在几乎所有这些文章中，西方模式都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中国史料均处于被动的、消极的乃至从属的地位上。如果问题仅止于此，那也就可能比较简单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纠缠，“五朵金花”各朵之间还圆凿方枘，难以兼容。我们看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事实上早已陷入几重悖论之中。“五种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五朵金花”问题上的纠缠，表面上看起来曲折地、隐约地反映了用“西方模式笼罩中国经验”时所碰到的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实际上，这一巨大困难是“东方主义”所酿造的一杯苦酒。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不过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这一假设似乎尊重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独特性质，实际上，对“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的解释，本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

在50年代人们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时，“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看作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以欧洲历史为“主干”、为“典型”、为“标准”、为“正常”，中国社会则成为“例外”、“化外”、“变种”和“早熟”，总之是“非正常”。这样，中国历史本身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的意义不仅只有和欧洲历史的有关阶段相比照时才存在，而且也只有通过双重还原使它进入欧洲历史演化序列（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之后，它本身的历史也才能得到有效地说明。中国的历史、东方的历史、非欧洲的其他地区的历史，就这样统统被整合进欧洲历史的发展序列中。这样，从在这些论战之后所编撰的不少通史教材中，我们确实部分地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现象：“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当代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与自己过去的联系。”因为照搬“欧洲中心论”，“自己的过去”，可能已经部分地成为“人家的过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五朵金花”中的多数论战仍具有为意识形态语境所无法掩盖的学术内核。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的学术界珍视。

“假问题”与“真学术”

因为有以上种种局限，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早就被有的学者判为不能成立的“假问题”。假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只是西欧历史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原先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古史分期问题”就会化为乌有；假如“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历史的结果，那么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可能就会显得多余。“五朵金花”盛开下的史坛是否由此而变成一片废墟？唯物史观派史学学术史地位是否由此而彻底颠覆？唯物史观派史学在近些年的被冷落，老实说，与不能冷静对待这一问题有关。任何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注意到，从学术自身的角度看，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实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

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就带出了不可估量的“真意义”。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汉魏之际，可以说是中国古史上的几个大的关节点，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变动，完全可以视作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替。绵延60年之久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战，是对这段“社会形态交替”时期的历史所作的最为透彻的考察和勘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假问题”所蕴蓄的“真学术”含量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能是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研究部门，而这一研究部门的从无到有，完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结果。“农民战争问题”研究尽管所作的社会承诺最多，但这一“问题”对下层社会和大众史研究的推动，与“年鉴学派”一样，起过同样巨大的作用。这种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与国际学术界所倡导的“写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的学术主张殊途同归，有其不容否定的学术价值。总之，“五朵金花”问题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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