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浪中的“冤家”——钱端升与费正清

　　　　　　　　　　政治风浪中的“冤家”——钱端升与费正清
　　　　　　　　　　　　　　　　　　陈夏红
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和钱端升，两人原本是很要好的朋友。1948年钱端升先生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是寄居在费正清先生家里。1949年3月钱端升在闻知国共内战的形势准备回国时，费正清极力阻挠此次回国之行。尽管如此，钱端升还是如愿回国。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五十年代中美两国同时展开的政治风浪中，费正清和钱端升居然彼此都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钱端升回国后，尽管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成为了较早全盘接受中共统治的知识分子，但还是和费正清保持着却还是和费正清保持通信联系。按照钱端升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的交代，“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而谈的诸多内容都是后来钱端升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会讲的话。

相对而言，钱端升带给费正清的麻烦要少一些。随着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国内仇共情绪非常激烈，最终演化成为了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费正清被指责要为“丢失中国”负责，并因此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有关部门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找到一些没有出处的零星片断材料，最终形成至少十一项指控。这些指控中，其中第九项涉及钱端升：“1948年你（费正清）的妻子要求把钱端升写的一篇文章的稿费寄给她，并由她转寄给中国的钱先生。”对于这项指控，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指出，“确有其事，这笔100美元的稿费帮助了他养家糊口。”这件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点也不值得如此神经过敏。但是在白色恐怖之中，恐怕每个人都是草木皆兵，“像这一类活动，都有可能引起怀疑，如果其中涉及的人是可疑的话。株连一旦开始，一个小小的问题会像染色剂那样迅速蔓延开来，好像世界上到处都是阴谋活动。”

而费正清带给钱端升的，简直可以说是天大的麻烦。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钱端升……承认他和披着‘中国近代史学专家’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从１９３７年起就有密切联系，在解放后还有信件来往。不过他对自己反动活动还没有深刻检讨。”   

两天之后，钱端升的认罪检查以《我的罪行》为题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其中开篇简要列举自己罪行时即提及费正清，“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０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这篇检查第三部分以“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在解放以后仍有密切联系”为小标题，用较大的篇幅交代了他与费正清的交往情况：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自１９３７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在１９４７年冬到１９４８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这还不够，解放后，在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０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的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信中还讲到许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所决不会讲的话。１９４９年３月９日去信有这样一段：“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９月６日去信有这样一段：“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他于１０月４日来信也承认了。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祖国是已经解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极端顽固的买办思想，而且在批判白皮书的学习之后还继续保持下去。不但不值一文钱，而且对人民有害的书偏要出版，不义之财仍然要取回。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而且一直没有交代，更是罪加一等。
      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１９３７到１９４８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第二、第三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第四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在此期中我成了费正清的亲密朋友。他又把美国在华的不少官员和记者介绍给我。在官员中，在昆明做过领事的石博思和我往来频繁。由于费正清和石博思的介绍，我认识了十来个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而这些记者在大战期中又往往是美新处和战略情报局的人员。

这篇检查发表的时候是1957年，此时在美国的费正清已经逐渐摆脱了麦卡锡主义对他的不良的影响，开始投身于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的研究。真不知道费正清读到钱端升先生的这段“检讨”的时候，心里究竟会怎么想。而此后钱端升和费正清之间音信不通，再次相见已经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的事情了。我们且看看费正清笔下这一幕相见的场景：
      当他们（钱端升和金岳霖）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们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绝不会这样！

真个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感谢楼主发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