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和熊彼特

凯恩斯和熊彼特
——德鲁克
凯恩斯：从长远来看，一切都将灭亡。
凯恩斯认为：繁荣“正常”的经济是一个均衡经济，将来是由经济学家之王调控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繁荣“正常”的经济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经济，甚至是一个生物性的经济。总是政治家和将军们调控着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利润是真正的成本，支持现在开创明天。
而德鲁克说：作决策时并没有什么根据事实的事情，只是一大堆看法。这些看法也许都不能说是正确或错误，只是有些符合部分现实，有些符合更多现实，有些符合未来变化，有些只是符合过去的变化。没有一劳永逸的东西，人们注定不断观察现状，思考对策，期待未来。

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生于100年前，只相隔几个月；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一个乡间小镇；1883年5月5日，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而且，他们仅相隔4年离世，熊彼特，1950年1月8日在康涅狄格州逝世；凯恩斯，1946年4 月21日在英格兰南部亡故。大量的著作、文章、座谈会和演讲，祝贺凯恩斯诞辰100周年。若是熊彼特诞辰100周年到底还有人提起的话，也一定是在一个小型的博士讨论会上。然而，有一点还是越来越清楚了；是熊彼特，将在本世纪今后十几年，如果谈不上在今后30年到50年里的话，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出思想、解难题。

这两人并不是敌手。他们都向长期以来的假设发起了挑战。凯恩斯的对手，正是熊彼特自己作为学生时就与之分道扬镖了的”奥地利派“，即奥地利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尽管熊彼特认为，凯恩斯的全部回答都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使人误解的，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批评家。实际上，是熊彼特使凯恩斯在美国成名。当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时，当时是哈佛经济学院高级教员的熊彼特，让他的学生读这本书，并告诉他们，凯恩斯的著作完全取代了他自己早期有关货币的著作。

反过来，凯恩斯认为，熊彼特是极少数值得他尊敬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讲课中，他一遍又一遍地提到熊彼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表的著作，尤其是熊彼特关于”记帐货币“的文章。他认为，该文章激发了他自己在货币问题上最初的灵感。凯恩斯最成功的首创性政策，即建议英国和美国通过税收，而不是通过借债，来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案，直接出自1918年熊彼特关于靠借债来资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有灾难性后果的告诫。

熊彼特和凯恩斯，在政治上经常是对立的。熊彼特被说成是”保守的“，凯恩斯是”激进的“。这种对立，基本上确其事。在政治上，凯恩斯的观点与我们现在称为的”新保守主义“很相似。他的理论，源于他对自由市场的深情依恋，和使之不受政客与政府干预的强烈愿望。熊彼特却相反，非常怀疑自由市场。他认为，”明智的垄断“——例如美国贝尔电话系统——非常值得推崇。它能高瞻远瞩，而不是被眼前的蝇头小利弄得团团转。熊彼特多年来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位最激进、最教条的欧洲左翼社会党人士，奥地利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此人虽然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甚至更是反资本主义者。熊彼特，尽管他自己从来不是社会党人，但却于1919年出任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长。这是奥地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的一届社会党政府熊彼特总是说，马克思的一些回答他都不赞同。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儿子，比起其它经济学家，他更尊重马克思。他争辩道，马克思至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对熊彼特来说，问题总是比回答更重要。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分歧，远不止于经济原理或政治观点。这两人所看的经济现实不同，所关心的问题不同，而且关于经济学的定义也大相径庭。这些不同，对于理解当今的经济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凯恩斯，尽管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但还完全是在它的柜架结构之内耕耘。他是持异端者而不是异教徒。对凯恩斯来说，经济学，指的就是1810年李嘉图的均衡经济学，李嘉图的理论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的体系。凯恩斯提出的关键问题，与19世纪经济学家提出的完全不一样： “怎样才能维持经济体系的均衡？”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和货币与信贷的“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企业的“微观经济”和国家的“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即供给）或消费（即需求）能否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与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奥地利派”以及阿尔弗德`马歇尔，是一脉相承的。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不管在其它方面怎样分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相同。“实体经济”起支配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 个人和企业和微观经济起决定作用，政府，最好不过的是能纠正小偏差，最糟糕的是制造混乱；供给起支配作用，需求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凯恩斯提出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奥地利派”和马歇尔曾看过同样的问题，但从未有人如此大胆地将每一个回答都颠倒过来。在凯恩斯的体系里，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是“实体”，产品与服务信赖于它及它的影子。宏观经济——国家经济——是一切，个人和企业，既没有能力去影响它，更不说去支配它，也不能做出与宏观经济力量背道而驰的有效决策 。经济现象、资本积累、生产率和就业，都是需求的功能。

现在我们知道，就象熊彼特50年前就知道的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每一个回答都是错误的。至少它们仅在特殊情况下，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例如，拿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原理来说吧：货币因素——政府赤字，利率，贷款额，流通货币量——决定了需求以及经济状况。这就是假设，就象凯恩斯自己所强调的那样，货币的周转速度是一定的，个人或企业短期内无法加以改变。熊彼特50年前就指出，所有迹象都与这种假设相反。的确，无论什么时候所试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不管是原始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被弗里德曼（Friedman)修正了的凯恩斯主义，都已经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击败。后者没作出任何警告，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货币的周转速度，出人意料。

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最初开始试用时——在美国“数政”的早期阶段——似乎还很灵验。但到了1935年前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消费者和企业忽然大幅度降低了货币周转速度，使基于政府赤字开支上的复兴夭折了，并于1937年，带来了股票市场的第二次大崩溃。然而最好的例子，却还是1981~1982年在美国发生的事。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意识的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控制经济。但这一企图被消费者和企业粉碎了，他们突如其来，势如破竹地将存款从储蓄所移到金融市场，从长期投资移往流动资产——即从低速度货币到高速度货币——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货币供给意味着什么，甚至连这个名词的意思也难以弄清。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对经济现实的感觉来行事的个人和企业，总是要找到一种打击该“体系”的方法——或者象苏联集团那样，把整个经济体系变成一个巨大的黑市场，或者象在1981年和1982年的美国那样，一夜之间改变金融系统，根本就不把法律、管制和经济学家放在眼里。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将倒退到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新古典主义。凯恩斯对新古典派回答的批评，就象熊彼特对凯恩斯的批评一样，具有权威性。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个人能够而且将要击败这个体系，所以，凯恩斯为经济学树立起来的权威，在我们的眼里消失了；50年来凯恩斯主义的体系，一直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指路灯，现在，这盏灯已是黯然无光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都是为了努力弥补均衡经济学中凯恩斯体系的漏洞。但要恢复自圆其说、充满自信的均衡经济学，已是不太可能。更不用说恢复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了；它靠一个要素——无论是政府开支、利率、货币供给减税——就能比较有把握地控制经济。

凯恩斯主义的回答，不比它们所替代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回答更正确。这一点，熊彼特从一开始就清楚。但对他来说，这比起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得多 ——凯恩斯前辈们的问题也一样——熊彼特认为，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根本的谬误在于，将繁荣的“正常”的经济假设为处于静态平衡之中的经济。熊彼特从他学生时代起就认定，现代经济总是处于动态非均衡之中。熊彼特的经济不是封闭的体系，不同于牛顿的宇宙——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它是永远在成长，在变化，它本质上是生物的而不是机械的。如果“凯恩斯是持异端者”，则熊彼特就是“异教徒”。

熊彼特自己是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的学生，当时维也纳是经济理论的世界中心。他认为他的教师们对他有终身影响。但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了他最早的一部杰作《经济发展理论》（最初是在1911年以德文出版的，当时熊彼特年仅28岁）——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

古典经济学不考虑创新，凯恩斯也是如此。创新属于“意外灾难”之列，象地震，气候和战争。人人都知道这些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而熊彼特坚持认为，创新——即企业家精神，它促使资源从旧的、过时的就业转向新的和更富有生产性的就业——正是经济学的精髓，更确切的是经济学的精髓。

熊彼特首先承认，他的这一见解源于马克思，但他又用它来反驳马克思。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所完成的工作，既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也不是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能完成的，它使利润履行起一种经济功能。在变化和创新的经济中与马克思的理论完全相反，利润不是从工人那里偷来的“剩余价值”。相反，它是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收入的唯一来源。经济发展理论表明，没有人能指望创新者会赚取名副其实的“利润，创新者的利润总是短暂的。熊彼特有句名言：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它使昨天的固定设备和资本投资陈腐过时。经济发展得越快，需要的资本积累就越多。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或会计师或证券交易所——所认为的”利润“，就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成本，是在企业界立稳脚跟的成本，是一种未来的成本。对于这种未来，除了知道今天的盈利企业会成为明日的包袱之外，一无所知。因此，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是维持经济体系所生产财富的能力所必需的，首先是保住今天的工作和开创明天的工作所必需的。

迄今为止，熊彼特的”创新者“和”创造性破坏“，是用以解释为什么存在”利润“的唯一理论。古典经济学家非常清楚，他们的理论没有给出任何有关利润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在一个封闭经济体系的均衡经济学里，没有利润的地位，没有为之辩护，也没有对作出解释。但如果利润是真正的成本，尤其是如果获取利润是保住工作和创造新工作的唯一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成了一种很道德的制度。

道德和利润：古典经济学家批出，利润是激励冒险家所必需的。但这实质上，难道不是一种贿赂，因而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吗？这个难题，促使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晚年信奉起社会主义来。它使得马克思能轻易地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剖析，与《旧约全书》中反对剥削者的预言书融合起来。利润刺激在道德方面的弱点，立即使得马克思能指责资本家是邪恶的，不道德的，并“科学地”宣称资本家是无作用的，他的快速逊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从不变的，自圆其说的封闭的经济，转向熊彼特的动态的，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经济，所谓的利润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它变成一种合乎道德的必须品。实际上，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乃至凯恩斯的问题，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才能使贿赂资本的利润，亦即无作用的、而又不得不交给资本家以维持经济体系存续的利润最小化？这个问题在熊彼特的经济学中总是“有足够的利润吗？”“有足够的资本积累，用以提供未来的成本，提供在企业界立稳脚跟的成本，提供‘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吗？”

单就这一点，就使得惟有熊彼特的经济模式，方能作为我们所需的经济政策的起点。凯恩斯主义——或古典经济学——把“创新”，当作经济体系“外面”的、边缘的因素来对待，认为它对经济影响甚小。很显然，这种观点不再站得住脚了（如果说它曾经站住了脚的话）。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已是一目了然：怎样才能维持资本积累和生产率，以便承受住技术以及就业的快速变化？支付未来成本所需要的最小利润是多少？首先，维持现有工作并开创新工作所需要的最小利润是多少？

熊彼特对此没有给出任何回答，他并非很相信回答。但70年前，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问及了那些在未来的岁月里，显然会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心的问题。

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彼特认识到，经济现实处于变化之中。这比任何其它人都要早很长时间——比凯恩斯整整早10年。他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所有的参战国带来了经济体系的货币化。一个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仍然相当落后的奥匈帝国（Austria_Hungary),都成功地将所有易变成现金的社会财富动员起来，部分通过税收但主要通过借贷。货币与信贷，而不是产品与服务，成了“实体经济”。

1918年7月，在德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出色的文章——当时，熊彼特在其中长大并已经有所了解的世界，正处于隆隆炮火之中——他论证道，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是控制的杠杆。他所论证的内容是：将起主导支配作用的，既不是古典学家曾论述过的产品的供给，也不是早些时候持不同见解者坚持的产品的需求。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税收——将是经济活力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后来凯恩斯也是在与此相同的见解基础上，写出了他的《通论》。但熊彼特的结论与凯恩斯 的完全不同。凯恩斯 提出的结论是：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家之王”的出现，即科学经济学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位“经济学家之王”，通过操纵几个简单的货币关键因素——政府开支，利率，信贷量或货币流通量——将维持就业充分、经济繁荣和稳定的永久性均衡。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符号经济作为主导经济的出现，打开了通向专制的大门，实际上是请来了专制。他认为，经济学家现在就宣称自己无所不能，纯粹是夜郎自大。首先，他看出，行使权力的将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和将军们。

另外，在同一年，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熊彼特发表了《租税国家》（The  Tax State)，其见解又是凯恩斯15年后得出的见解（并且，象他经常承认的那样，得感谢熊彼特）：现代国家，通过税收和借贷的机制，获得了转移收入的权力，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凯恩斯来说，这种权力就象一根魔杖。借着它，既可达到社会公平又可促进经济进步，既可达到经济稳定又可完成财政任务。对熊彼特来说——也许是因为他不同于凯恩斯，是马克思和历史的学生——这种权力无异于一张招来政治上不负责的请帖，因为它撤除了所有抵御通货膨胀的屏障。过去，国家税收不能超过国民总产值的一个很小的比重，或者借债不能超过国家财富的很小一部分，这使得通货膨胀能自我制约。现在，抵御通货膨胀的唯一屏障，就是政治上的自我约束。熊彼特对政客们自我约束的能力，不很乐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熊彼特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工作对经济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是企业循环理论的鼻祖之一。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他1950年去世这32年里，熊彼特的真正贡献，是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1942年，当人们被世界性通货紧缩的萧条吓得战战兢兢的时候，熊彼特发表了他最有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此书仍是理所当然地受到重视，阅读范围甚广。他在这本书里论证道，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的成功所毁灭。它将产生我们现在称之为新阶级的人：官僚、知识分子、教授、律师、报界人士，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果实的受益人，实际上就是寄生在上面。而所有这些人，对于财富的生产，对于储蓄，对于经济生产的资源配置，都很反感。这本书出现以来的40年，已无可辩驳地证明，熊彼特是一位有远见的预言家。

而且，他继续论证道，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帮助建立的，并使之可能实现的民主所毁灭。因为在民主国家，为了迎合民心，政府将日益增加地把收入从生产者的腰包里转移到非生产者的腰包，从那些可以将之节俭下来并成为明日资本的地方，转移到那些将之用于消费的地方。因此，民主政府将承受日益增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他预言，通货膨胀最终将毁灭民主和资本主义。

当他于1942年写这本书时，几乎人人嘲笑他。通货膨胀会基于经济成功的基础之上，似乎没有比此更哗天下之大稽的了。今天，40年后，通货膨胀成为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中心问题，恰恰与熊彼特的预言相吻合。

4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把人们引进了他们的“希望之州”。在那里，经济学家之王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开支和税收，来保证经济体系的完全均衡、永远稳定。而熊彼特却日益关心：怎样控制和限制公共部门，以维持政治自由，保证经济体系的效益、发展和变化。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正坐在书桌旁，修改几天前他在美国经济协会所作的会长演说。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停滞主义分子，在诊断资本主义进程将停滞的原因时错了。但他们断定它将停滞——在公共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这一点仍然可能是正确的””

凯恩斯最有名的言论，当推“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将灭亡”。这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评论之一。理所当然的，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将灭亡。但凯恩斯高人一筹的地方是，他指出，今天政治家的行为通常基于早已谢世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上。认为短期利益最优化就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远景——这是凯恩斯所暗示的——地地道道是个大谬误。凯恩斯要对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和现代企业追逐急功近利的极端短浅目光，负很大的责任。相当公平地说，追求急功近利现在成了美国决策人的主要弱点，既包括政府中的决策人，也包括企业中的决策人。

熊彼特也知道，政策不得不适合短期的需要。他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懂得了这一点——作为新创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试图在通货膨胀之前就制止它，但彻底失败了。他明白，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措施不能在短期内被接受——两年后，一位非经济学家，一位政治家兼道德神学教授，运用这些措施去阻止通货膨胀。其结果，除了摧毁了奥地利经济和中产阶级外，与熊彼特的结局并无二致。

但熊彼特也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具有长期的影响。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不仔细考虑短期决策的未来性，以及它们在“我们都灭亡”之后很久的影响，是不负责任的。这也将导致错误的决策。今天，短期的、精明的、光彩夺目地经济学——和短期的、精明的、光彩夺目的政治——都已经崩溃。而熊彼特总是不断地强调，要对这种短期性、精明性以及光彩夺目的气派进行仔细考虑，考虑它们的长远影响。正是这一点，使得熊彼特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为我们今天提供不可多得的指导。

在某些方面，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帕米尼德斯（Parmenides),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颖智过人的索克雷特斯（Socrates)之间柏拉图式的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是表现得平淡无奇 ——但他有智慧。精明风云一时，但智慧与日月同辉。

（1983）作者：德鲁克

转载这一些文章的时候，总是喜欢看它写就的时间：1983年。1983年的时候，中国在做什么？？中国的学术界在做什么？而且在 十年后在学校中教的又是什么样的内容？？而且的而且，二十多年后，我们大众的理念又是什么？？在我们以民主为神圣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为民主产生的许多问题头痛不已。
现在凯恩斯死了有100多年了，熊彼特也死了有100多年了，连德鲁克也绝别这个说话越来越容易的世界。这个变化的世界，他们说一切理论都会跟着开创这些理论的人一样灭亡，只有变化的世界是最真实，最让人无限思考，并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

是个问题

弱弱的问一句，作者德鲁克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