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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本好书给大家:

中国历史的后门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编辑缘起

    孔子“修”《春秋》，创造“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是中国历史篡改史的开端。宗周内乱，周室典籍被人携出后杳无下落，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秦始皇并六国，焚书坑儒，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此三劫过后，兵燹，水淹，火焚……天灾比不上人祸，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们，或出于政治合法性的延续，或出于对末日的莫名恐惧，纷纷操纵刀笔之吏，模仿“先圣”，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居然使秉笔直书的“董狐笔”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所谓“史”，乃客观记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竟不可得；所谓“史官”，本应独立的职业，竟成为朝廷豢养的宠物，或危险运命的渊薮。   
    因此鲁迅先生说中国史是“瞒和骗”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无非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因此学者和政客们才斗胆敢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中国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长于健忘，轻易地抹去血痕，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泥沼。   
    但是—正如阉割尚有不净，罗网尚有漏鱼，百密难免一疏，“官方净化”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漏洞，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此之谓“历史的后门”。   
    加盟的作者，或构建体系，或符号学分析；或考据，或文本细读；即或轻薄为文，嬉笑怒骂，亦有一种“史见”在里面，读者或可明鉴。   
    是为缘起。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一个起点

    张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横空出世，遂成竖子之名。西厢花下，朗月当头，浪子张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爱情总攻的号角。有关爱情的虚无主义理想在张生明确的功利思想的凌厉攻势之下，顿如美国双子世贸大楼一样土崩瓦解。立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深处的张生绣口轻吐，一下就淹没了盛唐。因此，与其说《西厢记》是浪漫爱情的礼赞，毋宁说它是浪漫爱情的挽歌。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又一个起点

    　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一群苍蝇在莺莺身边飞(1)

    张生   
    　　张生的作派在《西厢记》里妩媚而阴柔。刚出场的张生像历代的书生一样，无疑是病弱的，他无比自怜地这样自我评价：“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文章与飘零的张力在张生身上难堪地对峙着，并要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怜而可爱的张生只能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飘零的价值最终会找到归宿；而在此之前，对张生飘零的第一个奖励在普救寺里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苍注定，张君瑞命带桃花，普救寺中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向张生展示了意外的美丽和妖艳。也就是在此时，张生的满腹文章悄悄派上了用场。流氓需要才气，才气成就着流氓。张生的文化流氓底色得以彻底显影并最后定影，等待他的就是如何冲洗和复制放大并上光了。   
    　　普救寺的惊艳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诗：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临浩魄   
    　　不见月中人   
    　　该诗可谓孤篇压全唐，足见张生的“学成满腹文章”绝非空穴来风。张生以月亮—这人世间阴柔的代表起兴，最后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发出召魂令，瞬间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听，张生像一个流浪歌手一样唱道：寺庙的夜色多沉静，那花儿寂寞地开在春风中，我静立月下多饥渴啊，为何没有美眉来调情？张生大胆而浮夸地将煽情进行到底，其实践精神当是空前绝后。若干年前，张生的老师也咏过月亮，他说：明月照到我床前，我当是霜花和食盐，抬头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没故乡的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比张生，老师就显得不着边际。若干年后，张生的学生就不再咏月亮了，他们只说星星，发誓要给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让他看到星斗”，有张生的诗意，但显得过于吝啬。至于郁达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怕为情多累美人”则显得自怜而变态，及至发展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里的那种欲擒故纵，那种小家子气，那种小妾般的懦弱，足见流氓才子已呈现难以挽回的退化。   
    　　张生的“月色溶溶夜”是明着勾引。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厢的另一侧马上会有美女作家即席高歌：很久以来我就性饥渴，春来了我更感到没着落，你在那里大声唱，我知你是个会疼人的好哥哥（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句句如同天籁，道出了美人敢上也甘上贼船的不凡气魄。   
    　　文化流氓初战告捷，虽然有点意外。   
    　　孙飞虎   
    　　流氓无产者的形象肇始于汉高祖刘邦。遥想当年，汉高祖还是刘三的时候，因艳羡于始皇帝的兵马威仪，遂产生了“大丈夫当如此”的罪恶念头，由此可以看出，刘三们不是反抗现行的体制而只是宣泄自己肮脏内心的邪恶欲望。对比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豪气，二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但刘三的呐喊却是流氓无产者的党章，千年以下，衣钵相沿，薪尽火传。在这样的行为准则之下，流氓无产者从来只能破坏旧秩序，而无缘创造新秩序。流氓无产者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古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书写下叛逆而无意义的诗歌。   
    　　譬如洪秀全，科举的失利，使他看清了科举的吃人本质，也萌发了他邪恶的愿望。在对旧秩序不存丝毫幻想的情况下，洪秀全假借宗教的名义开始了抗争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胜利。之后就是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发作，一直把远东变成了最大的妓院（朱大可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信念制造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也断送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他们循着邪恶的道路，最后毁于邪恶。所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好，“吾恨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也好，无非是流氓无产者用来骇人的虎皮大旗。   
    　　在功能完备的社会体系中，真正的无产者是没有出路的，为秩序所允许的改变身份和处境的大门在没有打开之前就已经对他们关闭了。在看不到未来的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无产者要么心如死灰，自生自灭，托体同山阿；要么怀着刻骨的仇恨活着，他们抱着对秩序的强烈质疑和对命运悄然反抗的信念并最终为这样的信念所异化。他们的典型就是孙飞虎和红娘。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一群苍蝇在莺莺身边飞(2)

    刘邦是被太史公高度符号化了的，更多的人不可能成为刘邦、洪秀全、李自成，便出落为孙飞虎之类的鸡鸣狗盗之徒，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一个”的底色渲染之下，以虚无的浪漫主义激情，短视的理想主义准则，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从阶级属性上看，孙飞虎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他具备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切属性。他们最典型的性格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带来的强烈的破坏欲望，因此他们的形象经      
    常和暴力及恐怖主义相联。流氓无产者的暴力有时候剑锋直指国家，但更多的时候，其暴力的霜刃往往指向国家利益的个体代表。在《水浒传》里，更多的暴力甚至指向了蚁蝼般的无辜者。这时，我们看到的是流氓无产者被暴力所异化的狰狞的嘴脸，暴力与恐怖本身成了目的，一代代流氓无产者前仆后继奔向暴力与恐怖，放纵着邪恶的欲望，并为邪恶的欲望所左右，在二十四史中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他们高傲地扬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孙飞虎手中有半万人马，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鸣锣击鼓，呐喊摇旗”的惟一动机就是：“近知先相国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矣。”一言既出，半万人马即围困普救寺，崔莺莺顿成囊中之物。这是用暴力改变分配（当然包括美色分配）的一种典型形式。   
    　　红娘   
    　　但是，更多的人连成为孙飞虎的机会也没有，譬如红娘。   
    　　红娘的工作职责是明确的，她是崔莺莺的生活秘书，除此之外，关于她的姓氏、籍贯和身世，以及她如何走进相国之家对我们都是一个永远的谜团。所有这些让我们可以对她的身份进行明确的界定：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无产者（还不是奴隶）。青春的红娘脑海里面必定一遍遍划过有关人生的最基本的疑问：同为女孩，同为青春年少，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为什么一个人必须依附于另外一个人？难道真如他们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为什么他们锦衣玉食，钟鸣鼎食，而我却只能端茶送饭，倒屎倒尿？对于红娘这样的姑娘来说，命运的本质的确显得过于残酷了。最为可怕的是红娘还自视过高，因为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自夸说：“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很明显，红娘这句话不在于强调性别，而在于突出自己的志气，只是《西厢记》中对她的志气为何物却语焉不详。荷尔德林说过类似的话：在那样的年代，女仆要志气何为？因此，在红娘身上同样有着一种张力，那就是女仆的身份和有志气的禀赋之间的冲突。心高命薄的张力需要寻找出口。   
    　　张生给了红娘一个出口。   
    　　张生邂逅莺莺的那一刹那，红娘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化—由女仆向女巫的转化。魔笛即将吹响，风魔了的张解员和发了情的崔氏女该随着红娘的节奏起舞了。红娘不但成功地向虚拟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并且时刻左右了敌人的脚步。红娘十几年的灰暗人生终于迎来了第一缕绯红。是的，作为主人，你掌握我的肉身，作为仆人的我，今日却要控制你的精神。至此，红娘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场运动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西哲卡尔•马克思语大意）。   
    　　因此，张生与红娘的关系是复杂而单纯的。张生与红娘是狼和狈的关系，张生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在利用红娘，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没有张生，红娘只可能永远是女仆，是张生给红娘带来了命运的捩转，张生在成功占有崔莺莺之时，红娘终于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一种心理上战胜敌人、战胜自我的尊严。红娘何尝不是利用张生完成了和平演变的大业。因此张生不是西门大官人，红娘也不是为了区区十两银子就乱说风情的王婆。难道张生一句流氓戏言—“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就会给聪明的红娘—这一位女中豪杰如此的行动力量？多么可笑啊！张生还自以为得计地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罗帐，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啊—呸！竖子真乃不足与谋！女中豪杰如红娘者焉受用你这嗟来之食？（因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贾宝玉用这样一句话对紫鹃姑娘说时，为什么林黛玉会勃然大怒）红娘等待的是对富人阶层的心理优势和对崔家的话语权啊。红娘，这潜伏在体制中的孙飞虎，她等待的是伺机对莺莺进行和平演变，这就是红娘大肆诲淫诲盗的精神依据。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一群苍蝇在莺莺身边飞(3)

    当崔张的云雨勾当东窗事发，崔失身之后，红娘对暴跳如雷的老妇人的态度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她不但否认了自己在崔张性事中的丰功伟绩，而且拒绝承担莺莺失身的任何道义上的责任。不仅如此，红娘还对老夫人发起了重炮轰击：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就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郎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忘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润之以去其污，岂不为两便乎？   
    　　这一段话，义正辞严，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它巧妙地掩去了红娘心怀叵测的丑恶嘴脸，掩去了其干柴烈火燃媒的本质，掩去了红娘知情不报、延误战机的职务犯罪行为，掩去了红娘未发挥纪检监察职能的工作失误，掩去了红娘对主子缺乏忠心的道德瑕疵。   
    　　治家不严，言而无信俨然是老夫人的七寸，相国家谱更是老夫人坚守的阵地，而红娘借助张生，成功地击中了老夫人的七寸，并早已把桃色的大旗插到了相国家谱的高地。被打中七寸，又阵地失守的老夫人自然没有一点还手之力，面对红娘的要挟，只好屈尊与张生订立城下之盟。张生对崔莺莺先奸后娶的家丑成了悬在老夫人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看，红娘对崔家的和平演变大业就这样完成，红娘的夙愿终于实现。   
    　　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红娘忍受了多少委屈，承受了多少心理折磨啊！那是三百六十五里长路，一路风霜雨雪。红娘在风起露重之时，听到西厢之中崔张如猫叫春的呻吟，其滋味应该不亚于看到一张三级片所受到的刺激，其怨恨向谁诉说？   
    　　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前省部级领导人的夫人就这样被身为下贱的红娘玩弄于股掌，红娘难道不比孙飞虎更为高明，更为NB？   
    　　张生与孙飞虎的关系其实非常明了，都是视崔莺莺为唐僧肉，必欲食之而后快。张是想“共多情小姐同罗帐”，孙是想“掳莺莺为妻，以使平生愿足”，虽然二人一为强悍匪徒，一为文弱书生，二者难道有高下之分么？所不同的只是一为文功，一为武卫，如此而已。甚至可以说是武卫成就了文功。对于女色的贪婪，二人堪称一丘之貉。这关系难道张生心里不清楚吗？如果老夫人这样想，孙是张请来的帮凶，张生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驳吗？不过这有点像现代版英雄救美的爱情诈骗，本文不采此说。因此，我想指出问题的实质：《西厢记》里张孙是互为敌友的关系，或者说是表面上的敌人，骨子里的朋友。   
    　　如果加上郑恒—崔莺莺的表哥，我们更可以看到崔莺莺身处怎样的困境之中。当张生高中魁首，对美眉色相的垂涎令郑恒编出了张生二婚的谎言，可就是这样拙劣的骗术差一点让郑恒亲炙莺莺的芳泽。   
    　　我想说，我看到了一群苍蝇在飞。崔莺莺的生存悲剧的大网已经张开，刚离虎口，又入狼窝，加上崔莺莺个人作风不严，思想意识不坚定，她置后生武松的“篱牢犬不入”的格言于度外，悲剧的发生当属在所难免。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春暖花开—崔莺莺失身的环境必然性(1)

    　在《西厢记》里，王实甫以天纵之才，为崔、张二人搭建了性爱舞台，西厢地点的选择是经典的，在此，王实甫展示了他非凡的大师功力。我们不能不留意构成这一经典性的几个元素：暮春时节，寺庙，花园（或许有小径交叉），月亮，或许也应该加上环境的软件—文化。   
    　　春天   
         
    　　春天是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心中一个缤纷的季节，春天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生命和身世，可以唤起他们潜意识中莫名的惆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诸如此类，俯拾皆是。到了崔莺莺即是每日价情思睡昏昏。春光的短暂，春花的易逝，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人生，触动了更为脆弱的古人心弦。   
    　　从古到今，有两种东西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那就是时间和流水。从本质上说这两种东西多么相似啊！和时间和流水相近的东西应该说还有青春，所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喟叹当有对时间和青春的哀挽，这句最逼近事物本质的短语以其彻悟般的质感令后人难以平心静气。流水是使人意识到时间可怕的一个显性理由，流水让人观照时间，这种观照是外在的，这种观照来自于外界，是时间本质的一个写照和象征。相对说来，春天更容易使人直接看到时间的可怕，春的绚烂，春的易逝，春的无可挽回，它显然就是时间残酷本质的一个缩影。   
    　　人类无从把握时间和青春，一如无从把握流水，有谁能和时间相对抗呢？在“厚德载物”的时间的阴影下人类悄悄地生活，然后，悄悄地流逝。而时间一如既往。故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很多情况下，时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人类，人类却无从知晓。因此，人类只有在面对流水，直面春天时才会突然领悟到时间的残酷本质，看到时间的可怕真相，难以言说的恐惧会紧紧地攥住人类的心。罗大佑一首歌中就这样唱道：“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时间对于人类来说是宿命的，这种宿命带给人类的除了恐惧还有深深的压迫。在逝者如斯的时间面前，人类选择了抵抗。抵抗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崔莺莺就选择了所谓的爱情。其实，爱情是人类对时间恐惧的一个表征，是时间馈赠给人类的一个耻辱的印记，人类可以抓住爱情—时间汪洋中的一根稻草，但时间不顾地老天荒的谎言，还是把抓住稻草的人卷入漩涡，同时攫去那人的青春。   
    　　这时，人类选择了创造，创造后代，生儿育女，幻想时间无穷，子孙亦无穷，虽然个体会消亡。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在空间里留下作品—文学，音乐，建筑……譬如王实甫选择写《西厢记》，无非想以此证明，虽然失败，但人们曾选择抵抗，人类会与时间永远对抗，虽然失败是命中注定的。   
    　　对时间的发现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也是最大的幸事，否则，人类真的是“天地的刍狗”了。   
    　　对于扶柩回乡的莺莺来说，春天好像在一沉吟之间就到了柳树梢头，青春期的哀愁与丧父的伤痛也就这样潜滋暗长。故事的开头注满了不祥，春风和月色暗藏了明媚和妖艳，乐曲的过门因遍布偶然而显出刻意的机巧。春天真是一个错误的季节。   
    　　按霓裳舞六幺啊，半步节拍莫错。   
    　　按霓裳舞六幺，青春的莺莺和着时间的节奏舞成一个白色的精灵，舞成一个飘渺的符号；西厢的月夜，春露如水，月华似刀。独舞的美妙与寒凉，霓裳的哀戚与徊徨，莺莺一人饮尽；追忆的落寞与悲伤，六幺的艳丽和惆怅，莺莺一人品尝。   
    　　对春天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怀，对时间的把握，使大家闺秀、漂亮美眉崔莺莺小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寺庙   
    　　在传统的理解中，寺庙的形而上指向是“四大皆空”，形而下指向却是性与欲的压抑。作为佛教在俗界的象征，寺庙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当把寺庙的形而上作用和形而下效果结合起来考察时，其合成能量会更加匪夷所思。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春暖花开—崔莺莺失身的环境必然性(2)

    　　　莺莺之父的“京师禄名终”的原因，带来了崔家“子母孤孀途路穷”的结果，崔老夫人总结道：“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只这三、四口人，好生伤感人也！”（可见唐宋时期官僚的保障体系是如何欠缺，五十九岁现象岂不令人沉思）。久经人生的老妪尚且欲说还休，如春花般绽放的莺莺情何以堪？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的么，在这条路上大概可以如何如何云云；莺莺一人承担了家道的中落，生父生命的终结的压力，她稚嫩的肩膀怎能担得起这么多生命本身的忧愁？   
         
    　　莺莺之父的死亡是她人生的第二次断奶，拔苗助长般地使崔莺莺走向了成熟，正如鲁迅父亲的去世，让鲁迅看透了人生一样，莺莺之父的死亡，让她不得不直面生命。普救寺的孤寂又给崔莺莺提供了一个审视生命的机会，因此，莺莺之所以为爱疯狂，其父的死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莺莺在用这样的方式向父亲尽孝。   
    　　花园   
    　　一个俄罗斯作家写过一篇《美、孤寂和女人》，以伤感的笔调追述自己少年时代一段伤心往事，年少的他目睹了自己暗恋的女人夜晚在花园里和男友无比亲密的细节。故事总是大同小异，我记住的是花园这一特定的场景。   
    　　在古中国也一样，花园（尤其是后花园）是古代少女可以涉足的惟一户外之地。“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宋朝的一个诗人对后花园内外场景的一个动人的描述，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古训限制了墙里的佳人和墙外的行人。但这只是后花园生活记事的一种。如果墙外的行人是浪蝶狂蜂，如果墙里的佳人是半推半就，这可能就是另一出《墙头马上》。这种方式，虽然另类，但却真实。   
    　　所以，在古代，花园总是是非之地，不像现在，总统的办公桌也可成为风月台。这样的心理期待是可怕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怕花园里曾经有人做过爱，就怕见到花园就想到做爱。偶然的原因，崔莺莺来到了这危险的花园旁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可以用来形容此时莺莺的处境。   
    　　月亮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东坡说，唉，“此事古难全”啊！苏东坡对月亮的描述太过于轻浅，过于直观的描写大失苏东坡作为一流词人的水准。好在苏东坡在该词结尾处说了一句稍着边际的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能谁都知道，这里貌似女人名字的“婵娟”其实是月亮的代名词，月亮的这个代称显示了月亮在文人心中的真实形象和地位。   
    　　月亮在传统文化中属太阴，阴阳当然是文化上的界定，这样的界定使月亮往往和女人联系到一起，成为古代男人意淫的对象。意淫的饮鸩止渴的作用，不但强化了月亮的阴柔属性，更激发了月亮对古文人的性激素分泌的功能。流风所致，女人也在这样一种文化定位里完成了对月亮的感性认识。   
    　　从文化生成的角度上说，有月亮的地方，不会“路有冻死骨”；有月亮的时候，“茅屋”不会“为秋风所破”（然而老舍的《月牙儿》将月亮写成一个女人悲苦生活的写照是一个例外）。《西厢记》中张生撒野的激情就来自于月亮，如上文所分析，张生调情的第一句话就是“月色溶溶夜”，月光见证了张生的流氓行径，也见证了崔莺莺的不能自已。月光为张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都是月亮惹的祸啊，都怪那晚的夜色太美太“溶溶”，才会让张生刹那之间想到了白头。   
    　　月亮，月亮，多少罪恶假你之名以行！   
    　　文化与口红   
    　　张生“刮垢磨光，萤窗雪案，满腹文章，胸藏大志”（王实甫语），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一个古代的知识分子，张生是幸福的：口占一绝先赢美人心，月光之下小试琴指，再赢美人身。张生可能也没有想到，一曲《凤求凰》未终，凰居然就叉开双腿飞来。精于琴棋书画的张生只拿出才艺的四分之一就达到了肮脏的目的，令人始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言不虚，令人始信素质教育的必要。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春暖花开—崔莺莺失身的环境必然性(3)

    　　　文化为张生拉了皮条，文化点缀了莺莺窗外的风景，莺莺点缀了张生夜夜孤单的梦，文化为张生换来了莺莺唇上的口红，并最终成了张生脸上动人的脂粉。多么壮观的文化盛宴啊！   
    　　因此，春天“每日价情思睡昏昏”的莺莺，以古庙为背景，在“溶溶”的月色之中，玉体横陈西厢的花下，一不留神，成了张生和文化的双重俘虏。张生的形象，让千古文人公开      
    实现了温柔的自慰。   
    　　“待月西厢”是中国古典伪浪漫主义的滥觞，西厢中的勾当成了中国文人有关文化作用的最基本的记忆之一。时至今日，KTV包房幽暗的灯光亦可看作是对西厢中让崔莺莺走向堕落的诸元素的遥远追忆。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肉身放纵的快乐使人身不由己(1)

    　　　都成了眷属又如何   
    　　《西厢记》的尾是这样收的：   
    　　［末唱］   
         
    　　［锦上花］四海无虞，皆称臣庶；诸国来朝，万岁山呼；行迈羲轩，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   
    　　［幺篇］朝中宰相贤，天下庶民富；万里河清，五谷成熟；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   
    　　［清江引］谢当今盛明唐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大段借张生的玉口大拍唐皇马屁，结合白居易的《长恨歌》称唐皇为汉皇来考虑，这里的唐皇应指元皇。这哪里是写戏，简直是上给帝王歌功颂德的奏折，描摹了一幅幅乌托邦式的动人场景，让人反胃，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实甫一点血性全无的基本品质。可是就是裹在这样通篇谀词中的一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却成了后代有关《西厢记》造神运动的基点，文学史家和多情男女联合献演了一场误读名著，绵延八百年的肥皂剧。   
    　　无疑，张崔最后完成了从一朝拥有到天长地久的跨越，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张生的待月西厢其实就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歌声与琴声中，张生完成了性爱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的“成了眷属”只是张生和老夫人携手的一场洗钱进行曲。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无法洗去笼罩张生全身的关于爱情的原罪。成了眷属又如何？   
    　　听听张生初见莺莺时的腔调吧：“他那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谁想着寺里遇神仙……虽不能窃玉偷香，且将这盼云眼睛儿打当……”张生直奔主题，哪有一丝丝爱情在，完全是猴急浪子的无赖嘴脸。   
    　　甜蜜西厢里的性爱狂欢   
    　　从文学的血缘关系上看，关汉卿应该是张生的伯父，作为和张生同一家族谱系的关汉卿有一首江湖上名声赫赫的曲子—《一枝花•不服老》，其中他直言不讳地声称：“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我还要向烟花路上走。”这其中当然有关汉卿先生对自身性功能的夸大和炫耀，又有值得我们探求的东西。在没有伟哥和三鞭宝的时代，在理学第一个黄金时期刚刚退潮的年代，作为戏曲界顶尖高手的关汉卿，竟敢于公开承认自己金枪不倒且没有一点羞羞答答，充分显示了关汉卿文学之外风月场中的惊人实力。关汉卿双料冠军的形象给莘莘书生以巨大的精神压力，并让他们初步树立起了超越的信念。   
    　　关汉卿一举揭开、摒弃了爱情的假面，引性爱登堂入室。关汉卿大声宣布：我告诉你们，上帝死了，肉体狂欢的大时代已经来临！性和性爱终于以正面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汉卿的供词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一把钥匙。   
    　　显然，张生的形象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老和尚的窥淫欲望，小和尚的爱出风头，孙飞虎的恐怖主义，红娘的阴暗心理，集结成强大的东风，催开了张生的命里桃花，成就了张生美色当前，决不放过，一切以上床为目的的心理诉求。   
    　　大红桃花像灯笼一样把张生引向了性爱的天堂，终于使张生从对窃玉偷香的想也不敢想，发展到后来的实现了“把软玉温香抱满怀”的壮志，使我们得以目睹古典版性解放的实物标本。   
    　　西厢的花园里，海棠慵懒浓睡，牡丹纷纷开落，率直的张生在享受着莺莺美妙的身体。   
    　　且尽樽前酒一杯，哪怕欢情短暂，夜夜相思，相忘于江湖，何如今夜的相濡以沫；且点燃香炉上未尽的檀香，且留下唇间没褪去的残红，今朝有爱今朝做吧，任那微风悄悄漫卷沉醉的轻纱，任那满月无语穿过西厢的帘栊。揆诸当时二人的情况，他们连婚前性行为也难以称得上，最多算是今日甚嚣尘上的一夜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张生得到充分满足之后，居然连一句承诺都没有。他们进行着真挚的肉体交流，他们沉湎在肉身的放纵之中，肉身的放纵让崔张不能自拔。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肉身放纵的快乐使人身不由己(2)

    　　　他们回归的是身体，他们疏离的是情感；他们追求的是快感，他们拒绝的是崇高；他们的手段是放纵，他们的结果是刺激；他们拥有的是现世，他们放弃的是未来。   
    　　因而，张生结束了崔莺莺的处女时代，同时也结束了爱情的浪漫主义时代。   
    　　《西厢记》造就着一代代浅薄男人，让他们沉湎于肉身的欢乐；《西厢记》造就着一代      
    代低级女人，让女人们盼望并接受着打上西厢商标的所谓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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