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小说盗版案

陈大康    文汇报

在小说史上，第一个留下反盗版文字材料的竟是位书坊主。万历三十多年时，福建建阳的三台馆出版了《八仙出处东游记》，书首三台馆主余象斗的“引”：



不佞斗自刊《华光传》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



《华光传》即《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又称《南游记》，余象斗是作者兼刊刻者。那时常见书坊主写小说，因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嘉靖朝刊行后，通俗小说受到大众热烈欢迎，文人此时却不屑于创作。书坊主眼见开辟了新财源却无作品可印，便或自撰，或雇下层文人编写。《南游记》写得很拙劣，但身为书坊主的余象斗已感到“其劳鞅掌矣”！大概由于写得太辛苦却遭盗版，对此又无可奈何，他实在气不过，便破口大骂：“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不过，当时盗版是寻常事，余象斗自己也经常翻刻别人的书籍。



清初的李渔也同样为被盗版而气恼。这位通俗畅销书作家以“一夫不笑是吾忧”为宗旨，创作的《连城璧》、《十二楼》等书销路奇好，翻刻本便接踵而出。李渔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竭尽全力，还曾请官府出面禁止，可是最终仍只是徒唤奈何。他在给友人信中透露了自己为反盗版在苏杭间来回奔波，精疲力竭：



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不意新刻甫出，吴门贪贾即萌觊觎之心，幸弟风闻最早，力恳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议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书出贸矣。（《与赵声伯文学》）



后来李渔干脆在南京开了家书坊，芥子园印书以精美取胜，但这只是被动的防别人翻刻之法。



晚清时小说出版繁盛，盗版也日趋猖獗，被盗者只能借登报宣泄胸中恶气。广百宋斋被盗版后在报上责骂“今有奸商，钻营求利，刻薄居心”，提醒读者盗版书“字迹糊涂，纸墨恶劣，图像不清”，并警告说，“俟访确翻印奸商名号，再当送县究办”（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申报》）。但盗版者根本不怕。江南书局在上海代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中东大战演义》，但书很快被盗版，而且还在报上大做广告，江南书局惟一的对策，只是登报嘲笑：“想该号贪利如此，竟不要做下次生意。哈哈！”（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新闻报》）那时的盗版者还很理直气壮。味闲庐盗印点石斋刊的《淞隐漫录》，后者登报发离骚：“我则劳而无获，彼则安享厥成，言利则诚有得矣，揆之于理，窃未安也。”最后只能赌气地说，我印的那几千本全卖给你，如何？作者王韬也登报谴责，可是味闲庐主竟登报作答：“文章为天下之公器，而大著尤中外所钦佩”，仿佛倒是王韬小家子气（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申报》）。



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维护了自己权益，并使盗版者受到惩罚的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当时《官场现形记》由世界繁华报馆分编陆续出版，初、二编甫出，已风行海内，也引来了盗版者。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1904年9月2日），《时报》、《新闻报》同时刊登小说三编出版的广告，李伯元特地加入“禀准捕房查办翻刻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一句以示警告。从当日直至十月初六日，这则广告在《时报》头版竟反复刊登了26次，同时李伯元查清了盗版者并开始了诉讼。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二日的《新闻报》刊登的《官场现行记》初、二、三编销售广告末写道：“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前有日商朝日洋行出售洋装翻刻本，蒙日本领事论令停卖，并函请会审，分府黄司马将托销之席粹甫传案严讯，并此附闻。”其后又附介绍云：翻刻本已被责令停售，日本领事已函请会审此案，传盗版书销售商席粹甫到租界会审公廨受审。内容相似的广告还反复地刊登于《时报》与《中外日报》。可是十月九日与十五日的《中外日报》上刊登了盗版者即知新社主人弼本氏的广告，声称他们刊印的《官场现形记》“墨色精良，纸质坚厚，印制清楚，装订精致”，欲批发者“与本社经理人席粹甫接洽可也”；而翻刻的《官场现形记》竟还标作者是“吉田太郎”，李伯元实在是忍无可忍。



官司很快有了结果，十月十六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的头版同时刊登了李伯元所拟的“世界繁华报馆特别告白”：



翻印《官场现形记》者看，看，看！



出售翻刻《官场现形记》之席粹甫前因抗传不到，经公堂出票拘提，昨日解讯奉，会审宪判席粹甫先枷三天。特此布告，各书坊宝号幸勿误售受累是盼。



告白以大号黑体字刊出，其显眼醒目正表露了李伯元的兴奋心情。这场官司算是赢了，枷号三日也是不小的处罚。可是，诉讼及其结果却很有值得玩味之处：知新社在诉讼期间何以敢照登销售广告？席粹甫又怎敢“抗传不到”？为何受处罚的只是“经理人席粹甫”，身为法人的日人“知新社主人弼本氏”却是毫发不伤？这场官司其实赢得有点窝囊。



不过，李伯元的胜诉毕竟给盗版者一定的威慑力，此后各书局与报馆也颇注意版权的维护。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各书“均经具禀商部暨京师学务处立案”，并在报上刊登商部“此种书籍，洵于政界、学界良多裨益，自应准予立案，禁止翻印”的批复（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新闻报》）。其时《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各种小说刊物杂志都声明对所载作品享有版权，并已在官府备案。《小说林》发现有报馆擅自转载其作品，便刊载“特别广告”警告：“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小说林》第三期）。更值得一提的是彪蒙书室还刊登了“严查翻版书赏格”，称“倘有人通风报信并搜得确实证据，因而人赃并获者，酬谢洋一百元”（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时报》）。可见，盗版此时已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与李伯元官司前那种嚣张气焰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后，出版界反盗版的不懈努力与强烈呼吁，终于在清亡前夕催生了《大清著作权律》，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