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

汤飞凡，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阐明病毒的本质。１９５５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

　　汤飞凡，１８９７年７月２３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坪。清朝咸丰以后，连年战乱、灾荒。汤氏祖辈多是读书人，不善理财，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汤麓泉是位乡绅，为维持家计设塾馆教书。汤飞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汤飞凡６岁时，就读于何忠善创办的义塾。汤何两家是几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键与汤麓泉过往甚密。何键除读经史外还修新学，见飞凡读书勤奋，认为是个可造之材，特地为他辅导算术和自然。汤飞凡天赋并不过人，但倔犟好胜，学习极为刻苦，进步很快。清末废除科举，汤麓泉决定送他进学堂。汤飞凡遂于１２岁那年随叔父到长沙，进了城南小学。

　　汤飞凡幼年常听父老谈论维新、改革，“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幼小心灵。他从小在家乡看到穷苦农民贫病交加，中国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就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小学毕业后，由于没有学医的机会，他考进甲种工业学校。１９１４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报名投考。湘雅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但他没有学过，他未气馁，请求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暂免试英语，随后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终于被破格录取了。此后，他开始拼命学习英语，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变成高度近视，终于克服了英语语言障碍。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后，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汤麓泉只好解散塾馆，这样一来，汤家的经济更加困难，对汤飞凡和他弟弟（汤秋帆在武昌读文华大学）的学费，难以供给。汤飞凡在医院药房找了一个调剂生的工作，并当了英语家庭教师，挣了钱补贴自己和弟弟的费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班招生３０名，但经严格考试选拨，到１９２１年毕业时只剩下１０名，汤飞凡是其中之一。他这七载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学艰苦得多，但却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部分传染病的致病菌被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现，使汤飞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国的Ｌ．巴斯德（Ｌ．Ｐａｓｔｕｅｒ）和德国的Ｒ．科赫（Ｒ．Ｋｏｃｈ）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个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有重要发现被称为“东方的科赫”。汤飞凡对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决心，树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１９２１年，他自湘雅毕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该系的教授田百禄（ＣａｒｅＴｅｎＢｒｏｅｃｋ）注重实验，强调基本训练，凡来进修的都要从准备工作开始。这些工作简单而烦琐，日复一日地重复，十分单调。一般进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干的活，迫于规定，不得不走个过场。汤飞凡则不同，他干得非常认真，还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试验结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禄的注意，不久被提为助教。汤飞凡在协和进修三年多，读了许多书，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并确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则：搞科学研究必须手脑并用。
　　
　　１９２５年，汤飞凡被推荐到美国深造，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系主任Ｈ．秦瑟（Ｈ．Ｚｉｎｓｓｅｒ）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微生物。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叫他直接参加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参加了开拓者的行列。
　　
　　１９２８年秋，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颜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主张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这对汤飞凡有一定影响。颜福庆在信里没有向汤飞凡许诺什么“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而是如实地摆出了困难，希望他回国共图祖国的医学教育大业。汤飞凡本就有着振兴中国医学的志向，但只不过是抽象的理想，颜福庆的信将使他的抽象理想变成现实。汤飞凡在哈佛与Ｈ．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颜福庆的邀请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终于在１９２９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汤飞凡到任时还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把自己的显微镜也捐了出来，才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但他没有等待，他除了教学，利用简单的设备开始了研究工作，自１９３０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１９３２年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更名为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他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经费较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才有了进行较复杂研究的机会，他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２０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八一三事变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平津沦陷。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热爱祖国的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于试验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试验室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汤飞凡在医疗队日夜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三个多月里只回过两次家。他在前线虽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但目睹了许多战士英勇牺牲的情景，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振奋，似乎多年来因见国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郁积起来的压抑一下子得到了抒发。上海沦陷，他回到租界，虽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压抑却又无情地向他袭来。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沦陷不久南京失守，日军向华中腹地步步逼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哪里还有心思搞研究！他对夫人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却不知干什么好，这时，正好接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从武汉的来信，约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地的重建工作。中国连年发生战争和天灾，瘟疫流行猖獗，恢复防疫处显然是迫切需要。汤飞凡没有犹豫，携夫人奔往长沙，不久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