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耶鲁）医学院的来历

（一）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

     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

     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二）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份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2千1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

     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29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胡美到达目的地的1906年，长沙以东发生了“萍、浏、醴起义”，那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旧帮会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却株连砍掉了二万多颗人头。而同年因受美国“华工禁约”的刺激，在长沙突然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对胡美初期开展工作造成了更直接的冲击。当“抵制美货为大清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的传单满城散发之时，胡美一定亲身体验到了湖南人排外情绪之激烈。可他却没有退缩，而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颁布了严禁将长沙城内任何一寸土地出卖给洋人的禁令，胡美只得借用一位刘先生的名义，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买下了原由罗姓老板开设的“中央旅馆”的地皮及房屋，经修葺粉刷后，正式挂出了“雅礼医院”的牌匾。胡美为了防止好奇的路人闯进来，还在门前装上了高大的栅栏，这绝不是出于过分的谨慎，因为只要想一想周汉曾宣传的洋人将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的说法，与西医经常要做的外科手术，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联想，确实是很令人不寒而栗的。胡美十分明白这一点。

     雅礼医院的对面，是为将来开办雅礼医科大学做准备的预备学校，名为“雅礼学堂”，首期招收了五十三名男生。这所“雅礼学堂”日后演变成了今日尚存的“雅礼中学”，那是现在湖南长沙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耶鲁还要派教师来校授英语课呢。胡美一人兼任医院院长、惟一的医生、预备学校的校长，而他的助手只有他的妻子洛塔。面对上世纪初守旧的湖南人对西医的偏见，胡美一时很难找到治疗的对象，不光是因为西医迥异于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有胡美本人那隆准深目的白种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碍。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苦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鬼子”摆弄，可就连他们也大都情愿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风险。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他坚信一旦有人让他治病，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就不愁没有第二个人来找他。据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从街上拉来的，那是一个患“疖毒”的乞丐。长沙夏天炎热无比，是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很多人在夏季会因皮肤感染，生出巨大的脓疮。那个乞丐的头上就长了一个大疖子，而他恰好是一个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情愿将生死置之度外，挨上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术，在他那简陋的医院里开始进行。病人躺在一张门板上，那就是临时的手术台了。胡美为乞丐切开脓疮，排脓消毒，上药包扎，这时外面已经逐渐聚集了不少闻风而至的看热闹的人。他们或是想看看这个自告奋勇的“试验品”是否果然无恙，以决定自己的病症能不能交给这个洋人治疗，或是等待乞丐一旦出现意外，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中国人的罪名，就此与这位近在眼前的恶魔算账。乞丐头上包着纱布，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医院。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人们争着去揭乞丐头上的纱布，定要对他的伤口眼见为实。胡美追出来加以阻止，他担心人们的脏手造成乞丐的伤口感染。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惑和谣传，洋鬼子不让看就必是有名堂，他既然在中国人头上动了刀子，不做些手脚岂不是不合常理？

     但那个乞丐头上的疖毒真的就这么结痂脱落，虽留下一个浅红的疤痕，却毫无疑义地痊愈了。人们在半信半疑之间，逐渐有些胆大的人开始避开别人的视线，悄悄地溜进了雅礼医院，找胡美诊治自己或家人那些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症了。胡美在求诊病人渐多之后，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为重病人治疗，因为医院条件简陋，他怕一旦收治后出现病重不治死亡者，将引起新的纠纷。但这种情况对于一家医院来说，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终于出现了死在医院里的病人。胡美用双倍的价钱买了棺材，亲自登门向死者家属道歉，才免除了灾祸。毕竟治好的病人比治不好的多，胡美和雅礼医院的名气逐渐积累。最初四年的工作极有成效，他治愈的病人果真都成了为雅礼医院广为宣传的活广告，而这一点反过来成了他的舆论保护伞，在1910年狂飙突起的长沙“抢米风潮”中，挽救了雅礼医院和他本人。

（四）在“抢米”风潮中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绪、慈禧两宫接连崩逝，大清朝风雨飘摇，而天灾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汉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灾异说”，人主失道，必干怒于上天而降灾示警。湖南濒临洞庭湖的产米区，因洪水泛滥，十垸九溃，大面积绝收，造成米价飞涨。而当时在湖南一带从事贸易者，资金最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国商人控制的洋行，他们以牟利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平时倒也无可厚非，可在大灾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众怒的事情。此时的湖南巡抚是曾亲身护卫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亲弟弟，名叫岑春蓂，他与各国洋行订约，允许洋行通过本省行商，深入产米区直接搜购，购得之谷米一部分经广州出口，一部分转运各大城市赚取差价。可岑抚此政一出，便与湖南本省的米商们产生了矛盾，因为本省米商不希望外人插手获利，要在灾年囤积而取得暴利，何不自家人垄断，反叫肥水流进外人田？这场争论中，代表本省米商的官方人士是布政使庄赓良，一时抚部相龃龉，岑春蓂坚持践约让洋行外运谷米，庄赓良极言不可，为保证本省供应，必须立刻禁运。争论传到外界，百姓立将米价上涨归咎于洋行搜购外运。此时米价已由平时的每升四十文涨至八十文，南门外挑卖沙水的黄某，因无力糊口养家，妻子跳水自溺，黄某求告无门，乃将两个小孩投入水塘，自己也跳入水塘自杀了。此事迅速传开，激动的饥民开始四出砸抢。岑抚弹压不住，下令以六十文一升平粜，继而又压低至五十文，但群众情绪已难以控制，遂捣毁巡抚衙门的大门，冲进大堂。岑抚只得令巡防营士兵开枪，当即死伤六十余人。但第二天早上饥民在将全城谷米堆栈抢掠一空之后，再次围困抚院，纵火烧房。士兵亦再次开枪，又毙伤二十余人，群众却仍围而不退，大有誓死抗争之势。岑春蓂不得已上报军机处自请处分，挂印出走，交出烂摊子给庄赓良善后。

     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一度将米价强行定为五十文一升平粜，但洋行和本省米商俱阳奉阴违，不但不按官方定价出卖，反暗中以低价抢购官仓之米。官仓迅速售罄，于是市面有价无市，饥民再次骚动。又因有人看到湘江中英、日军舰上的大炮脱去了炮衣，并将炮口朝向城内，乃传言洋鬼子为偷运湖南的谷米受阻，意图轰击长沙以为报复。眼前的饥饿与以往的耻辱，加上周汉多年宣传在湖南人心底积累的偏见，一时汇合成不可遏止的仇恨，泄愤的目标转向了洋人，于是长沙城内的教堂、洋行，乃至海关公廨、西人俱乐部等，悉数被捣毁焚烧。而胡美及时逃脱后，他的地处闹市的雅礼医院，却恰因为在病人中的口碑极佳，而得巡防营着力保护幸免于难，这就得被看作是对他四年胼手胝足开创事业的最高回报了。

（五）湘雅肇建

    胡美虽有惊无险，但他所受到的震撼肯定毕生难忘。而署理巡抚的庄赓良，也紧随着岑春蓂之后，被撤职查办，成为对抢米风潮负责的又一位地方大员。此时已经到了大清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刻了，但胡美的事业却刚刚开始。雅礼会物色到了一位当时尚极罕见的中国籍医生，让他来当胡美的助手。这位医生名叫颜福庆，上海人，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雅礼会资助颜福庆读完了耶鲁的医学课程，交换条件就是他毕业后必须去长沙的雅礼医院行医。颜福庆的来到，使孤军奋战的胡美大受鼓舞，他们两人一起迎来了第二年中国政局更大的变动——辛亥革命。

     鼎革之后，掌管湖南军政大权的是谭延闿，这个人对于胡美的事业，简直是上帝专为他送来的保护神。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了大叶性肺炎，虽经多方延医问药，遍请长沙城内有名的中医诊视，却病势日沉，不见丝毫好转。谭延闿家本是湖南名门，他与其父谭钟麟都是进士及第，得授翰林，他还是个大孝子，所以对母亲的病重焦虑之极。谭延闿的门下提出，太夫人的病既然如此难治，何不请西牌楼的洋医生治治看？谭延闿抱着死马且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派人前往请胡美出诊。胡美当即与颜福庆到了谭府，听诊、量体温、询问病史，二人已知是大叶性肺炎无疑，并且料到此病上升期已近尾声。于是开了些普通的消炎退烧药，嘱病人静卧多饮水而已。谭家半信半疑，以为西医不过如此，只好准备后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起，太夫人的病情即大大缓解，接着不几日就完全痊愈了。谭延闿大喜过望，视胡、颜为神医，说，如此先进之医术，何不引起中国来呢？这当然正是胡、颜所想。从此三人结为莫逆之交，筹划起创办医科大学之事来。

     1913年7月，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签订草约，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科专门学校”，湖南省政府支付银元二十万作为开办费，之后每年支付经费五万，并由双方共同购土地七十多亩，建新校舍于北门外麻园岭。但此计划的实施却受到了意外的阻力，事情是这样的：谭延闿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将联合办学的计划上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备案时，却遭到了湖南留日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声言只有他们才可代表湘省医学界。北洋政府听信此言，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为由，电令取消合同。谭延闿再派人赴京力争，并动员了在京的数十名湘籍政界要人，作为他的“院外活动集团”，四处游说。然北洋政府成命已出，遽然收回颜面何在？谭延闿只得又联络三十五名在京任职的湘籍要员及社会名流，发起组成“湖南育群学会”，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这才绕开了北洋政府电令禁止的障碍。

     整整一年之后，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雅礼会实践前约。颜福庆成为首任医科学校校长，而胡美任湘雅医院院长，兼学校教务长。胡美和雅礼会的梦想，在他到达长沙八年之后，始得成为现实。胡美随即携妻子洛塔返回美国，他要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胡美的目标早已锁定，那就是耶鲁校友哈克尼斯，他是一位正在寻求创番事业的慈善家。胡美带着自己拟定的计划去与哈克尼斯共进午餐，在席间故意谈起自己的工作，还有在中国的种种体验及见闻，他是在有意识地诱导哈克尼斯，想让他主动提出医院和医科学校应该如何设立的建议。哈克尼斯果然提出由他投资购置医院和学校的设备，一定要按当时的最高标准，所谓欧美甲种标准来开办和管理，他说，我不愿意以后再出钱来维修和更新，我们办就办最好的，要一劳永逸。胡美喜出望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计划，递上去告诉哈克尼斯，那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可当胡美带着从美国购置的最新设备回到长沙时，他的朋友谭延闿却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大总统袁世凯勒令入京待罪，甚至判了四年徒刑，只是后来在别人的担保下，才放他去了上海。胡美要面对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北洋系的新省督汤芗铭了，他还会不会实践谭延闿的承诺，继续资助湘雅呢？

     正在胡美焦虑担忧之时，却由省政府传下话来：汤大人第二天要来湘雅视察。胡美与颜福庆抓紧时间做准备，想要将医院和学校的各个方面都弄得像那么回事。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唯独解剖室里空空荡荡，因为在那个草创时期，尸体很不容易到手，而且外间本来就对西医传说纷纭，湘雅尚未开展解剖的课程。有人提议，何不到城外去捡拾刚刚被汤芗铭的北军枪杀的乱党尸体？胡美被提醒，连夜带领师生出城抢运，真的在第二天让汤大人看到了很气派很现代化的摆满了尸体的解剖实验室。汤芗铭是留日出身，对解剖并不以为怪，可这个绰号“汤屠夫”的省督绝不可能想到，这些尸体其实是他本人提供给湘雅的。不管怎样，汤芗铭表示对湘雅十分满意，答应按前任的承诺继续向湘雅支付经费。

     不久，袁世凯称帝引起护国战争，程潜的军队进入湘南，逼近长沙。被袁世凯授为“靖武将军”的汤芗铭，迫不得已背弃了主子，也宣布了湖南独立，脱离袁皇帝的控制。袁世凯惊怒交加，一病不起。汤芗铭督湘仅一年有余，却杀掉了一万七千多人，与湖南人结怨甚深，他知道在此站不住脚了，乃匆匆逃离，胡美的朋友谭延闿得以短暂地回湘主政。但他也好景不长，接着又被段祺瑞的内弟傅良佐取代。之后又暴发直皖战争，湖南落到张敬尧的手里……

     湘雅就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在开办医科学校之后，又开办了护士学校，甚至招收了女生入校学习护理，这在当年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湘雅已初步实现了胡美的理想：在教学和实验上尽可能接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的标准，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并且完全用英语教学等等。首批招收的学生，此时也已毕业，因标准很高，淘汰率亦高，但也培养出了如张孝骞先生这样日后成就卓著的医学专家。这一年医学专科学校的各个年级都已经满员，可实际上一共不到五十名学生，而这些人都是日后中国开展现代医学的火种。湘雅有所谓“光荣的诚实制度”，每次考试时无人监考，教师出好试题后就离开，由最后一位写完试卷的学生收齐试卷送交教师。一般是无人舞弊的，一旦发现有人舞弊，则严厉处罚，直至开除学籍。通过这种教育，令学生养成自制、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信念。这就叫做“Honor System”。湘雅还教育学生要对生命和人体持极端尊重的态度，这在当年中国处于乱世，普遍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有这样一个例子：学生在上解剖课时，被解剖的尸体来自于一位患腹部脂肪瘤的女病人。有学生发笑说，这个尸体比猪还肥胖。上课的美籍女教师当即训斥学生，说死者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态度应该严肃恭谨，并向死者致敬。她率听课的学生肃立向尸体鞠躬，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深刻的医学伦理及人道精神。正是此种潜移默化，为湘雅学子们养成了高尚的医德。

（六）革命狂飙

    乘“五四”之机，湖南发动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驱张（敬尧）”运动，其中湘雅学生也积极参与。这件事与毛润之先生颇有关系。他此时已经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正式职业是小学教师，但他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办《湘江评论》鼓吹革命之上。他在《湘江评论》被张敬尧的省政府查封之后，又成了湘雅学生主办的《新湖南》的主要撰稿人和特约编辑之一。因为他的激进言论，《新湖南》也很快就被查封了。毛润之与湘雅的学生领袖李振翩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组织了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代表团，他们请愿的目的是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李振翩后来也是湘雅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医生之一，他去了美国深造，成为一名病毒学专家。而他更为世人所知的业绩，则是1973年回中国访问讲学，并且因为他与毛润之先生的旧交，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对中美恢复正式邦交所作出的贡献。

     毛润之与李振翩等人在1919年的活动，其实是得到胡美及湘雅校方的同情的。这可以从《新湖南》被查禁之后，毛润之继而开办的“文化书店”租用了湘雅的房产一事中看出端倪。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归属教会的胡美与思想日益激进的毛之间，终究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1920年，张敬尧终于离开了湖南，当然并不是被学生们的请愿所赶走的，而是被胡美的老朋友谭延闿和他的部下赵恒惕用武力驱逐的。谭、赵利用了直皖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之下，将属于段祺瑞皖系的张敬尧打跑了。胡美对于谭延闿回湘主政，当然是额手称庆的，但很快内讧又起，谭延闿被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赵恒惕逼走了，赵成了湖南新的主宰者。赵恒惕争的是权力，却自称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他要搞“湘省自治”，要颁布中国的第一部省自治宪法，他既不愿臣服于北洋政府，也不愿作广州孙中山的附庸，他想成为全中国“联省自治”的旗帜。这样的人，自然会认真维持与美国雅礼会的合约，因为办好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科大学，是让他脸上十分光彩的事情。

     胡美、颜福庆与湘雅，托赵恒惕之庇护，顺利工作到了1926年的夏季，其间只是在1924年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十年约满时，经北京政府核准重新续约了十年。而在1925年，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医学再次受到政治的冲击。五月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开枪毙伤数十名示威的工人和学生，他们示威是为了给被日本人杀死的工友顾正红申冤。中共迅速组织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一时风潮影响到湖南，激进的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湘雅的学生也在6月初罢课两天，作为响应。中国的政治风波，胡美已经是见惯不惊。可他此时绝没想到，远在上海发生的事件，会直接诱发后来让他不能继续在湖南立足的北伐战争。

     1926年7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宣布加入北伐军的阵营，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作为攻击长沙的先头部队，与省长赵恒惕的军队展开了激战。长沙城内人心浮动，省会长沙的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表决以何种行动声援北伐。表决的结果，除了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代表外，竟一致同意应擒贼擒王，处罚洋人就要惩治其中的要人，洋人中声望越高的则应惩办越重。根据这一精神，学生联合会当场决定，长沙的头号惩治对象是湘雅医院的院长胡美！要连夜将他抓住，在黎明时分枪决！

     努力为湖南工作了二十年的胡美，此时命悬一线！幸亏得知消息的湘雅学生中，有他的同事颜福庆的女儿，她及时通知了胡美。大惊失色的胡美赶快去找颜福庆，连夜召集学校各系主任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的方法。胡美亲自给省长赵恒惕打电话请求保护，赵立即派出军队将湘雅的所有外籍教师、医生置于严密的保护之下。他还将学生的家长们请到学校来，劝说学生们放弃围攻湘雅捉拿外籍人士的计划。这才将事态暂时控制住。

     但赵恒惕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快唐生智就兵临城下了。胡美和湘雅董事会人心惶惶，自忖难以在自己荜路蓝缕好不容易开创的基业之上继续安心工作了。董事会在最后时刻议决，所有的外籍人士撤离长沙，将湘雅的一应事务交由颜福庆等中方人士管理。赵恒惕在被唐生智赶出湖南之前，派出一百名武装士兵，护送胡美等美国人乘火车到武汉，总算脱离了险境。之后胡美他们辗转返回美国，而赵恒惕下野逃亡，连颜福庆都不敢在被北伐军占领的长沙久留，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然后又回到故乡上海，创办了上海医学院。

（七）记住“湘雅”的来历

    湘雅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29年才重新恢复招生，那时的湖南省长变成了何键，而湘雅的院长已经是由首届毕业生张孝骞来担任了。胡美走了，湘雅还在。雅礼会为在湖南传教而来，却种瓜得豆，为这块原不知西医为何物的土地留下了现代医学的薪传火种。1934年，胡美离开中国八年后第一次重访长沙，这时他已经是雅礼协会理事会主席。胡美目睹校园依旧却人事已非，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他当然绝想不到，湘雅医学院还要经历那么多劫难：比如抗日战争中湘雅西迁贵阳、重庆坚持教学，直至1945年光复后才重归故地，却已经是房舍破败，设备全毁，只得从头再来；又比如文革中某派据校园武装抵抗，与围攻的对立派枪战加高音喇叭广播战经月不息，哪里还谈得上正常的教学与实验？但胡美始终坚信，自己留下的这微弱火种的传续，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注定再也不会熄灭，这一点他没有想错。湘雅确实一直是湖南人的骄傲，是湖南人在疾病缠身时的救星。可湖南人从连让胡美开刀排脓治疗疖毒都不敢，到享受现代的医疗服务，不过短短不到百年，却几乎已将那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忘了个干净，到今天，还有几个湖南人识得胡美为何许人，明白“湘雅”之名的来历？

    胡美更想不到，开创了湖南乃至于中国现代医学教学事业的他，竟会长时期被当作“帝国主义特务份子”来看待，以至于连湖南医学院门口的大街，都因为他和美国雅礼会的关系，而一度被改名为“反帝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湖南医学院的校史中，才逐渐恢复了对他和雅礼会的正面评述。然而即使如此，在今天的湖南医学院校园里，有颜福庆的铜像，有张孝骞的铜像，有李振翩的铜像，却遍寻不见胡美的一丝踪影。甚至一些解放后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的校友，提起胡美都或茫然无知，或只知其为美帝特务，其对真实历史的无知殊为可叹！我却总会在到那座宽敞明亮的现代医院就诊时，于打针吃药、量血压照X光、接受核子共振CT扫描之余，从那一大堆亮晃晃的器材与医生的大口罩后面，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穿越时空在凝视。那不应该是别人，只能是那位百年前携娇妻幼子独闯长沙的勇敢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爱德华·休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