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长沙,湘江之滨,一座红楼掩映在郁郁苍苍的江南美景之中,这就是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盛誉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作为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一部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
100年来,通过数代湘雅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矢志不渝的拼搏,铸就熠熠生辉的湘雅品牌。湘雅在中国
近百年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名医学教育家、医学科学家。张孝骞,为雪“东亚病夫”之国耻,决心报考新式医科大学,用数载寒窗谱写了湘雅春秋的第一章节;汤飞凡,“国家的医学公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也是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唯一的中国科学家;李振翩,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研究,其成果为后来研制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谢志光,我国最早从事放射学和肿瘤学的工作者之一,建国初期,他呼吁全国把对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列为我国卫生方针的四大原则之一……湘雅人始终悬壶济世,用几代人的心血筑起一道捍卫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强防线。湘雅人带动着医学学科的进步,影响着医学行业领域的发展。
是什么精神让这所百年老院经久不衰?是什么动力支撑着湘雅人在为大众服务的道路上昂扬奋进?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了湘雅医院,与湘雅人一起溯本寻源,探寻医院发展的奥秘。
敢为人先
“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总是要有精神的。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一个团队,都有它维系与推动作用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湘雅人就有一股湖湘文化中倔犟的性情,事不成不罢休的韧劲,敢为人先,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湘雅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著名儿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虞佩兰如是说—
1905年,29岁的美国医学博士爱德华·胡美,受美国耶鲁大学校友组建的雅礼协会派遣,带着妻儿漂洋过海,来到长沙办医办学。1906年,他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之一——雅礼医院。1910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颜福庆博士学成回国,来到长沙雅礼医院。他与胡美如故友重逢,情投志合,俩人携手合作创办医院。次年11月,湖南省第一所护士学校——雅礼护病学校也办了起来。
医院创办之初,很是冷清。当时的百姓生病了,还是习惯找中医,对于西医充满了恐惧和怀疑。面对这个难题,老一辈湘雅人没有退缩。没有病人怎么办?就自己去找。街上一个乞丐肩膀上长了个大脓包,没钱看医生,脓包越来越大。原本不信西医的乞丐,听说雅礼医院免费给他治,便豁出去了。医生轻易地用手术刀解除了他的痛苦。为了表达感谢之情,他逢人便说雅礼医院医术如何如何了得。慢慢的,医院治好的病人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有一天,湖南省督军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病,中医久治不愈。胡美问过病情,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对症治疗,效果很好。谭延闿一家非常高兴,开始推崇西方医术。不久,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握手,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约,1915年把医院正式定名为“湘雅医院”。
1921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有了第一期毕业生,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汤飞凡等10人均成为中国现代第一流医学宗师。第二年春,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访问时,确认湘雅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从那时候起,就有了“南有湘雅,北有协和”之美誉，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无论国家和民族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湘雅人总是凭着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精神,迎难而上,昂扬奋进。
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老院长张孝赛为了保存这所已具规模的医学院,力排众议,率领全院师生,携带仪器设备、图书,长途跋涉,迁到贵阳继续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身作则,带头减薪一半,同大家同甘共苦,在山沟里支撑着这所流亡大学。
尽管医院和学堂困境重重,可湘雅人始终把人民疾苦挂在心头。抗战时期,在张孝骞的率领下,医院组成医疗救护队、战时服务团、“全国医教救护团第一队”奔赴抗战前线,先后迁涉贵阳、重庆、沅陵,辗转全国各地,救治伤员和难民。
抗战结束后,医院迁回了长沙。20世纪50年代,资金紧缺,一贫如洗,湘雅的前辈怀着对医学的热爱,先后修复了住院楼、福庆楼。湘雅园内重现学术研究会、学术报告会和治病救人的忙碌情景。
“20世纪40年代,我们刚进医院,睡的是茅草房,连稀饭都吃不饱,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我们一直以张孝骞老院长等老前辈为楷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不放弃。”
——谈到克服困难,耳鼻咽喉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肖健云回忆说。
显微手术刚刚兴起的60年代,内耳手术由于没有专门的显微镜而不能开展,我的老师、耳鼻喉科专家林筱周带着我利用废旧材料,自制双目手术显微镜,为较早开展显微外科、培养显微外科人才创造了条件,并成功地在国内率先开展此类手术。在林老师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根据病人需要,自己动手做器械。看到取异物的支气管镜太长,操作起来很困难,我和林老师就用铜皮制成适宜手术长度的镜子。即使在手术器械很先进的今天,我仍然亲手做一些小器械,比如针对小孩子的食道狭窄问题,我设计制作了大小合适的探子,解决了病人的需要。另外,我们其他科室的一些医生也有自己制作医疗器械的习惯。我们有一位医生自己用砂纸打磨,用凿子凿、焊,制作了支气管镜。
60年代,外科韩明教授和其他几位医生开始了肝移植手术的探索。为了研究原位肝移植,他们从猪身上开始做实验。后来,他们又从动物身上做转瘤试验。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守在关动物的地方,废寝忘食地选动物、喂动物,观察动物。因为要和动物近距离接触,几位医生好多次被动物咬伤,韩明教授先后竟打过狂犬疫苗14针。可大家都说:“如果试验成功,能够为患者带来福音,再艰难再累再苦也值。”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我们在全省成功完成首例肾移植手术,1987年还成功开展了国内第一例全胰腺移植,1994年医院成功开展亚洲第一例异位部分肝移植、江南首例心脏移植。现在,韩明教授每每聊到那段和动物在一起的经历,很开心。
“严”字当头
湘雅医院院长陈方平教授说——
湘雅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公勇勤慎,诚爱谦廉”、“勤奋严谨、团结进取”、“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校风,以及“重质量、重水平、重特色”的办学风格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行医理念等。如今,我们湘雅的院训被概括为“严谨、求实、团结、进取”八个字。可以说,严谨是湘雅精神的核心,历代湘雅人始终恪守这一原则。
早在老院长张孝骞时代,我们就有严谨的传统,那时候,医生每年聘一次,医生的病历做得不好,第二年就有解聘的危险。我们始终记得老院长的告诫:“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务人员力求在医疗实践中做到周密、细致、可靠,尽量避免错误,要抱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例。”他查房时用来记录病人情况的本子有30多本。他告诉我们,医生每天都必须查房,及时了解病人的详细情况。现在,我们的很多医生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们总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原内科主任王振华教授,即使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有问题也会记下来,把每一次查房当成一次教学。
第一任校长颜福庆上任的时候,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候,学生是绝对不允许有考试舞弊行为的,一经发现,就予以开除。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学生的淘汰率非常高。新中国成立前35年间,仅有本科毕业生351名,毕业时人数却不足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淘汰率在75%以上。严谨的治学,成为了我们高质量毕业生的保障。
30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是杨济时老师,他对病历书写检查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他如果发现不合格的病历,就会将病历全部撕毁然后从窗户扔下。
在湘雅,很多年过半百的专家教授,他们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对待每一次手术,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是那样的谨慎。博士生导师申鹏飞告诉我们——
我们做医生的,有可能做几千台甚至上万台手术,失败一次仅万分之一,并不算多;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万分之一对这个病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再做一万次手术都弥补不回来。而且,每天手术面对的都是不同的病人,要做到少出问题,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一个都不能少。
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患者做完手术后,交代值班医生注意观察,然后去处理病例书。处理完病例书后,我还是不放心,又来到患者病床检查,却发现患者术后出现了毒血症迹象,血压为0。经过抢救,患者转危为安。在那一次,我深深地感受到:救活一个人,他感不感谢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得到心安。
我们的很多教授在这方面都特别谨慎。耳鼻喉科教授肖健云做手术时,有这样一个习惯:不论是做过一百还是一千遍的手术,他都一定会在前一天重新温习一下解剖学,翻翻手头上几个手术版本,然后再综合一下其他人的体会和患者的具体情况。他说,这些准备工作能够在关键处和不详处提醒自己,当医生的做一例手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已经很熟悉了,一种手术隔上几十天、几个月,就可能生疏,每做一台手术,都要做到“成竹在胸”,不要寄希望于“临场发挥”。
外科教授吕新生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看别人做手术。只要是他没有见过、没有做过的手术他都会静静地在一旁,仔细观摩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观摩时,他还常常考虑如果自己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并用笔把一些好的处理方法记录下来。
他们的严谨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但是,湘雅的医护人员知道,严谨是对患者的生命负责,在2004年8月28日的《湘雅医院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小孩,患了胃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做经济实用的青霉素治疗。青霉素使用前,一定要做皮肤试验。医院护士在给患者做完皮试后,安排病人在观察室等15分钟看结果,并一再叮嘱期间不能外出,如有不适,赶快报告。5分钟后,护士巡视发现小孩外出吃饭了,半个小时后才回来,由于超时和外出,试验结果已经没有意义,护士告诉这对父子,必须重新做试验或改用其它的抗生素。小孩父亲软磨硬缠,非要让护士盖上青霉素阴性章,护士严格坚持操作规则。小孩的父亲就跑到医生那里对医生展开攻势,破口大骂,认为医院为了多创收,才坚持让他们重新做试验。此时,护士没有直接顶撞这位在气头上的父亲,她请来了几位同样得了胃炎的患者,做这位父亲的工作,她知道,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比她们的劝说要有效得多。就这样,小孩的父亲终于同意重新做一次试验。测试结果出来了:阳性,不能进行青霉素治疗。小孩的父亲在看到结果后,认为这是医院在有意报复他们父子,为了创收,不让孩子采用青霉素治疗方法。事情似乎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步。医院的领导想出了个法子:让他们到另一家医院做皮试。一天后,这对父子带着从其他医院试验得到的结果,再次来到湘雅,连说道歉,还要求继续留在湘雅进行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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