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风流行己有耻 温柔敦厚和而不同——戚国淦先生访谈

戚国淦先生小传
　　戚国淦先生原籍贵州修文县，1918年6月生于热河承德，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人家。先生开蒙甚早，4岁即随母读唐诗。家中多藏书，上学后，课余之暇，对于"四部"多所涉猎，因而国学根基颇为扎实。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西语系。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先生因病滞京，羿年投考燕京大学，以第一名录取，先入外国文学系，后转历史学系，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系统研习中外历史，打下坚实基础并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毕业时，以优异成绩?quot;金钥匙奖"。先生在北平市中等学校执教多年，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组组长。1954年，北京师范学院初建，先生受命筹建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先生自承以一介教师受此重托，当尽全力以报知遇之隆，遂多万筹划，广延人才，不辞辛苫，草路蓝缕，草创斯系。当时系内聚集十几位中青年学者，其中最年长者不过40岁，先生只有36岁。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带动大家齐心协力，日间讲课辅导，夜晚备课开会，业余一起钻研业务，一起分担建系工作。先生有句云:"市肆求书迎晓日，重楼奋笔耐宵寒"，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该系蓬勃发展，欣欣同荣，如今己踊身于国内著名历史系之林，堪与各名牌大学相颉顽。抚今追昔，先生建系之功殊不可忘。其间先生因工作成绩卓著被评为北京市文教战线先递工作者，出席市文教群英会。几十年间受业于先生门下的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博士生十数人。

　　先生功底深厚，又得名家指引，故而学术方面宽广，于中外历史、古典文学以及旧体诗词、西文翻译等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尤精于世界中世纪史和都铎英国史，著述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如自译及合译的《法兰克人史》(1981年)、《查理大帝传》(1979年)、《西方的没落》(1963年);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1983年)、《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1986年);撰写的论文《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1987年)等篇及多种汉译名著序言等等。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先生虽年逾花甲，仍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参与创办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曾任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等，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治学:惯从学海度年华，渐对无涯叹有涯
　　　筐底漫藏千百纸，笔端偶放两三花

问:您自己的都铎史文章不多，却创建了 "都铎史研究中心"(世界史同行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室的称呼)(4)，您能谈谈这方面吗?

答:我常说 ，不在于我写多少都铎史的文章，而在于我发现了一个叫埃尔顿的人，大概中国人就我一人先发现的。(5)当时他还没现在这么大名气呢，今天他在英国那儿都是新一代的祖师了。(6)


　　另外我也说，不在于我写多少都铎史的文章，关键是我建立了一个研究点，留下了一大批学生 。说起来还很有趣，我 18岁考上北京大学，念西语系的时候就开始念了点儿莎士比亚的书，对那时候人民的生活、社会风情总涉猎一点儿，所以对于伊丽莎白时期就有偏爱了。后来教中世纪这么多年，在我印象中最精彩的就是中世晚期，因为它跟近代接轨，而且现在?quot;近代"给吞并了，英国史上这两个时代的交叉呢，就是都铎王朝。当时我是讲 154课时，里面的中世晚期的英国也没几点钟，应该讲4课时，比现在肯定多一点，但是我因为对这个偏爱，而且自己这方面知道的多，就难免按照自己的兴趣多加材料，课时就得膨胀，我大概顶多讲到8课时。

　　1958年"大跃进"，人人都敢想敢说，我也敢想，我说咱们成立一个英国史研究室，而他们也答应了，那哪儿能成立得了啊。直到60岁了，那年我按说应该退休了，可看起来学校还是预备让我再干些年，时隔20年，我又再度提出，这1958年不成的事1978年就成了，咱们学校批准让我招研究生，另外成立英国史研究室。当时我就想，不可能搞英国的通史，都铎王朝这一段年头比较短，100年多一点(1485年一1603年)。第二是内容最丰富，你讲资本主义萌芽、讲原始积累都得讲都铎史，讲君主专制也得讲都铎史，等等，所以我说这里面题目就非常多。


　　然后，人呢?我想，就我一个，我就要凭我自己带出学生来，让学生给我做助手，然后我们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把培养研究生的过程跟你自己的研究、跟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制订一个长远点的计划，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当时我设想，我这是一个小的园地，很小，但是我如果把树栽成一圈，得挖很多很多的树坑，然后一棵苗、一棵苗往里搁，早晚也能长起来，像一个花园似的。所以我就要求我的学生来了以后，按照我的规划里头所提的小范围、小领域各自去占，也就像我说的挖了那么多树坑，你迸哪个坑都行。你比如说，政治里面的:政治制度、政府改革，这由我的大弟子郭方研究;还有议会这样的老题目、老热门是刘新成搞的;到现在还没研究过的枢秘院制度，我把它送给赵秀荣了，她要到人大的博士后流动站去做这个题目。宗教、教会万面:刘城写的是清教，王家风和赵秀荣写的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经济题目就多了去了，大体区分一下，就有商业、手工业、农业这些。社会经济比较困难，资料积累了一些，人员上等我的若同事、老助教同时也是我的学生陈曦文加盟，就和王乃耀搞起了这些;外交是最难的题目了，一直耽误了多少年，我郁70好儿、快退休的时候了，夏继果才完成的:现在领域又有扩展了，像江立华研究的人口问题。另外，我这个"都铎园地"里的学生，只有一个不是搞都铎史的，就是王华，他写了一个人物，就是约克王朝很出色的爱德华四世。找特意让他写的这个，都铎王朝就是接替了爱德华四世然后统一起来的，要推源求史的研究一下他是可以的呀。这样呢，人家渐渐也就知道了，说要到戚先生那去呀，就是研究英国都铎。来的人呢，当然得接受我们这一套的计划，在这个轨道上运行，当然他们也都还心甘情愿，觉得都铎很有研究价佰。


　　另外我抓了一个资料建设。当年没有外汇呀，邢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复印去。78年我招了第一批三个学生，挺顶用，我就让他们把别的图书馆馆藏的东西都复印来。我很感谢当时的一个校领导，他很慷慨的批给我l万块饯，那会儿一万块饯可顶事了，我们还是很节约的，水平不够的还不许印，结果才花了5000块钱就印了5、600本书，哎呀。我们就变成了全中国收藏都铎史图书最阔的单位了。我的学生要是出去开会，都带点饯去给我复印回米。以后渐渐的我们小有名气了，也有点外汇了，就来了不少原版书了。还有一条增加复印资料的路，我的学生谁要是写论文需要新书而能印到的话，不要你从研究生费里出，我们研究室给你出钱，但是有一条，你用完了毕业时可不许带走，这样，一个学生又给我们增加了几十本。到现在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声望:收藏都铎史书最多的地方是首都师大历史系的英国史研究室。

　　你要研究世界史这个学问，目前我看我这个办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就是你得把人比较细一点分工，几个人合起来，攻克一个题目。我现在回想自己走的这条路，虽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反正走的还比较准。老师全国闻名那倒还有，你说你一个研究点这样子受重视的，恐怕没有几个吧?这点，我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是两个典型，我是集中搞一个题目，吴先生是这个世纪全面开花，你搞日本也行，你那边搞拉丁美洲也行。他出来的还是单篇，我们出来的可以是一本书。


为师：植成桃李千株艳，换得先生双鬃星，
　　　且喜　宫多博硕，繁华似锦祝前程。

问:我们了解到，您年轻时还摸过不少中国史方面大部头的史料，像 《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四大日记"等等，您也曾经为我们做过对联的讲座，而且自己还能写诗词。您是搞世界史的，但国学修养还是挺高的，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所缺乏的，就这个问题给我们作点指点吗?

答:要是这个问颧呀，找倒是很想留点话，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学生应该怎么学习啊。我不太愿意我的学生就拘束在他现有的那点课程中间，应该是涉猎的广博一点，知识面宽一点。


　　为什么你说现在我能写点诗，我还背过不少的诗，这个都是小时候自由阅读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兴趣就是念中国古典文学。我为什么考北大呢?就是因为北大当时有"五马三沈"，五位姓马的和三位姓沈的名教授，轮流在北大教课，我想到那儿去入中国文学系。我一下就考上了，可是呢，我那中文的分考太少了，考了57分，小时候我不太会写白话文，我们老师提倡写古文，我的文言不错。英文考了87。结果考上了我就去报中文系去啦，中文系说:你不够分。哎呀，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啊。那时侯年轻呀，18岁嘛，我转过身来就报了西语系了，马上就取了。但是我向往中国古典文学的心一点也没死。我就随便乱看书，也不怎么念西洋文学，挑有兴趣的，就念了念莎士比亚。但是我对法文就特别用心，要是出国留学到美国去啊，英文不算外国语，你还得有两个外国语。后来抗战开始，我没跟着到西南联大去，就考到燕京大学去了。这次到燕京可跟上次不一样了，一个是学校制度不同:美国式的学校是赶羊似的，你非得好好念书不可，一个自己的自觉性加强了，深后悔浪费了一年，所以我这年开始用功了。历史系可以和哈佛互换学生，我希望能够由燕京把我送到哈佛去。另外，当时中文系有两个名教授，我也跟着他们念古典文学。可是我的命实在是不好，大学的挫折太多了，北大念了一年，断了，这燕京念到三年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没毕业呀。我就出来当中学教员了，当到45年胜利了以后，燕京马上就复学了，我又重新念了一年。当时我已经大了，当了好几年老师了，可不能随便跟小同学那样念书了，我就挑了几门课，其中就有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还有齐恩和先生的《世界史》。这样我就在46年才真正领到了燕京大学的文学士文凭，由1936年到1946年，十年磨一剑哪。当然也有好处，念的学校多，见的老师多，岁数大点就比小孩知道用功，也多思考点吧。所以这样子我就不是专跟看老师一门一问搞作业、写笔记啦。我就到处测览，你像我在本科就看人家研究生念什么课，我就借研究生的书翻一翻、看一看，自己眼界也高一点。选课嘛，别的系有的课，好的，我也选点儿。燕京大学的教学计划也有点特别，文科的，你得念一间理科的课;你还得念几门法学院的课，我就去念点对自己有用的，你比如 《比较政府》，我能够在里面念念英国政府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觉得我念的课比较多、比较杂，而且自已的兴趣还能够保持一部分，都是对我后来有点用处的。


　　所以我认为在校的学生千万把自己的知识面多扩大一点，我觉得我这辈子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从小起中文和英文的根底比较深。

问:英文对于世界史研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您能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吗?

答:那我就谈谈我怎么要求我的研究生吧。老实说，考我的研究生，英文这关很难过，我要你的是能阅读，要熟练、快。所以我的考题主要考英译汉，那一大打子的英文，要求你又快又好，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要是我自己也不及格。你要是能把我这个东西翻译出来一多半了，阅读能力就很不错了。要是考一小段，你们俩都翻出来了，谁英文水平高只能从译文的好坏来看了。考阅读能力，要求的是长劲，很难看见跑长跑的并驾齐驱、最后差不了几分之一秒的。考上以后，我仍然要求他们大量地阅读，不断地继续念，不妨囫囵吞枣，吞着吞着你也就渐渐地能消化了。你一点钟不能念十页，也得念个七、八页，否则论文中要求的那么多参考书你什么时候看完呢?
　　另外我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不妨有个副产品一一跟我学点翻译。我常常给他们讲我翻译的经验:我很有幸，在中学的时候是跟着专抠语法的老师学的外文，这就跟"听说领先"这条路不太一样。当然我这话也有点和现在在唱反调了，因为现在英语教学调整的时候是把语法减轻了，我一听这个呀，心想，将来这翻译就难说了，不懂语法，你就翻不出来啊。我曾经参加翻过一本 《西方的没落》，那书没法读，二、三十行才是一句话。但是我翻得不困难，因为我的因为我的语法抠得比较多，会句子分析，就好像有100人站到这儿，乱七八糟的，我把你编成好多小队，按照我的思路一站，中文句子就出来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是翻译好了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中文得好。因为搞翻译的人英文程度都差不多，翻译的好坏就得看中文了。
　　我这些研究生人人都发表过翻译的成果，一个是他们多了一种本领，另外要是搞过翻译的人再念英文呢，就不会丢三落四了，因为你有刀惯了，得抓住完整意思。而且从长远看，世界史材料那么多，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种语种，你能翻译点给同行，同行再从别的语种翻译点给你，咱们不是眼界更广了吗?

做人:不将诗兴疑红叶，待遣闲情品苦茶，
却羡老槐生益旺，映窗尤自舞龙蛇。
问:您的学问非常好，受命创建历史系并且就任了系主任，您的学生刘新成老师学问也非常好，还就任了副校长。这就让我们不禁想到，您的人生理想，是否是中国古代文人一贯向往的"学而优则仕"呢?

答:没有，没有。我不是党员，也没有大学教书的经历，结果建系的时候，被大学老师翁独健推荐，就当上系主任了。我觉得这确实超乎我本人应该达到的，我就是想终身当教员，所以当这系主任是很勉强的;我有两句格言:"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既然让我做，我一定努力干。这完全是一种感恩的想法。不让我干了，我是求之不得的，1955年东北师大来了滕净东先生，他是老党员，我跟校领导说我就是一个教员材料，不是系领导的材料，请求让膝先生当这个系主任。不过因为我做的大家都说好，可能考虑各种影响，学校不让我辞，同意膝先生当正主任，让我继续当副主任，一直就到了65岁才退下来。文革当中，军宣队让我当教研室主任，那还真是抬举我了，我硬不干。人们都说，你得罪了军宣队可了不得，我才不管呢，就是没当。


　　你要说人生理想嘛，我自已始终认为自己很平凡，所以对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决不想要。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奢望，自已给自己的都是不太高的，但是我做到的都比它高，所以没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我从小就是想当个讲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大学当教授，他生活太舒服了，每星期都请我吃饭、看戏。我就问他挣多少钱，他说挣300多块饯。我一想300多块钱，太多了，我说要比你少点的是--?他说讲师--I60。我说160就够了，我以后就当个讲师吧。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想法。我曾经想到哈佛去读博士，虽然因为各种因素没读成，但是我在三十儿岁的时候，仍然到大学来当讲师了。而且越来越高，当了副教授，升了教授，而且有一点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不是博士，但是好多个博士都经我手毕业了，这个我觉得也就应该满足了。平心而论，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主要是和学生配合得好，把我这点经验传授给他们了，人家自已一个一个都成博士了，那你说我还要求什么呢?
这一辈子，只要该做的我一定不后退，反正能够多做点就多做点。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可以跟每一位党员的工作量--别的也不敢说--媲美吧。刘新成给我写了一段，说我女儿出生那天我忙的无暇过问;还有就是我去北戴河休养的时候拿着译稿读了七天。所以我说我还是努力的。你说什么是我的人生观啊，总之我是在努力中间度过了一生吧。

　创业：披荆斩棘筑芳园，汁雨栉风岁复年，  
漫道今朝多绚丽，要从缔造忆艰难  

问:历史系是在您手里从无到有的，我们至今仍很神往当初"三架自行车"到中学去访贤时情景，您能为我们谈谈您创立历史系的经历吗?  

答:建系这个工作呢，到现在想想，还是做了点事。我是 1952年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这是教师进修提高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相当于大学程度的单位，我是那儿历史组的组长。1953年呢，已经接受一个任务:进修学院筹备建立北京师范学院，我们教研组筹备历史系。我是组长，组里只有两个成员，一个是成庆华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另外一个就是宁可。他们两个人是搞中国史的，这就不能没有搞世界史的呀，作为这个组的负责人，我就得管点世界史，所以说我的专业的确定，大概从这时候己经差不多了。我们这个教研组就是后来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最初的基础。当时我们都很年轻，1953年的时候我是35岁，成先生38岁，宁可先生25岁。好就好在我们三个人哪，都念过北大，见过点世面，知道人家名牌大学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在最初接受这任务的时候就想了好多的事，觉得关键的就是师资问题，找人可是难了!北京的教育界藏龙卧虎，有很多很多的名人，随便一到大学当教授就是名教授，这种人有。可是北京自己动手晚，外地就纷纷来请，好多名牌中学教师已经被请到外地去当教授去了。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志同道合的，首先一步就去访贤，让教育局给我们开一个名单，哪个中学的教师有点名，我们就到那儿听课。这个工程就做了差不多两个学期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三架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各个中学。 我们有一个共识:找基础比较好、年纪不太大的。我们听了好几十位的老师，有些是教学技巧不错的，但是我们想你必须功底好，那恐怕你还主要得看看他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也了解他们在大学念书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成果出来。我们还一个想法，就是要年轻的，一个是接受能力强，另外也能多干些年。就按照这标准选了十来个，去找北京市教育局要，最后我们就凑成了八个人，我们平常说唱戏有八员上将，我说我们历史系有八员大将，齐世荣先生还经常引用我这句话呢。这八员大将里边最大的一个人叫刘景春，他40岁，北大历史系的，底子不错，1957年说了点不合适的讳，就下放了。第二大的就是成庆华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校最好的先生，业务好，品行道德也是很高尚的。以下就该属我大了，我建系那年36了。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谢承仁了，当时他30岁。谢先生请来是很费劲的，他在男一中是副教授待遇，我们不给他副教授职称，因为就一个名额，我已经给了成庆华了。后来我跟他半开玩笑说:"当年你们祖先谢安隐居东山的时候不肯出来，民间说:'斯人不出，奈苍生何?'今天你谢公要不出来，也奈师院何呀?"再有一位就是黄一欧先生，他当时31岁。这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历史副修，当时他是开夜车开得最凶的一个。还有一位叫汤桂仙，是一位女老师，西南联大的，也是底子很好的，她比较年轻，大概比齐世荣先生大一岁，这位先生也是在1957年给下放了。汤先生以下是齐先生，齐先生以下是宁先生，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两位大专家，当时一个28，一个26。我们这八个人哪，没有老的，而且基本上是北大的，包括西南联大，齐世荣先生是清华的，当然我们都念过别的大学，但是最初都是北大的。接下来就该工作了，我也不太会做思想工作，但是有一个目标提给大家:我们是办大学了。大家部明确自己现在不够，所以我们就非常用功，结果我没有办法，就规定了一条:咱们开夜车只能到12点。反正就是有这股劲儿。  

　　我们们这八个人，后来损伤了两个，剩下的六个人，如果郁在岗，除了黄先生他那个专业国内没有博士点，都有能力当博土生导师。所以选人这点哪，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不错的。不比不知道，一此就知道我们的正确了，你像数学系一请请来了十来个，都是五、六十岁的，还没等到文革，这些人岁数就到了。结果他们系只留下了一个当时年轻的，叫梅向明，后来当了副院长，现在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了。当初要是选的都是悔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也能支持很久了。  

伉俪：素裳仙子凌波去，蒙魂萦绕河南路  

问：您的爱人寿纪喻先生也是高级知识分子，（12）听说她的专业正是世界中世纪史，您两位也曾合译过《法兰克人史》，您也提到您为寿先生的译作做过序，加之两位先生都是名门之后，所以我们想二位的生活一定很不平凡吧?  

答:说到"名门之后"这个，研究鲁迅的时候总要提到他们家，我们还有一些有名的亲戚。但是我们平常从来不以这个来炫耀。如果新中国的"教授"不能享受到的话，靠过亲戚是没意思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齐思和先生，她是解放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跟齐先生学的中世纪;我们的工作性质大致也相间，我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她是给中学编课本的；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好翻译。  


　　平常我们两人相处，就好像是同事，在这作坊里头你干一摊、我干一摊。实际上在寿先生60来岁退休以前，我们家经常有一个保姆，她也不管家务，我也不管家务，整天都是在工作。回忆起来，好像生活是比较平淡的这么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能够互相帮助的。但是我那一摞自己的成果里边，总都有她的一些个帮助吧，写一篇文章总要先请她看一看。如果这些不算的话，她对我有帮助的地方至少有一条，我当年写文章，有时候还得受时代影响，你比如我写埃尔顿，还总说他唯心主义，要不然怕人说你拜倒在外国权威脚下啊。但是寿先生就不赞成，说你这个文章要是留久了，未必这观点人家会看得上，能不能给删去呢?后来我发表茬《撷英集》里的时候就把那段去了。所以我说互相帮助啊，对于弥补自己的失误还是很有用的。我想我们的结合，除了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以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些个鞭策的作用。因为我的爱人是新中国第一代的研究生，那会儿没有博士，这个硕士就很不得了了。我还没有她那么高的学历呢，就非常努力，只有我当了副教授的时候刀稍微的平衡一些。  


　　当然如果说有些个闲情逸趣呢，就是我喜欢诗词，寿先生也喜欢诗词，所以我的诗词大部分唯一的读者就是寿先生。但是我想了一想，我们之间也还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献一首诗给自己的爱人，就是我说的"不将诗兴题红页"。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我写的"索裳仙子凌波去，梦魂索绕河南路"，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1960年十部下放锻炼，她就被送到河南省的一个最穷的地万。这样子，当时我当然就比较闷得慌了，就比较怀念了，这也自然的，那会儿年纪还轻嘛。我记得很清楚，哪个叫版社给我寄了一张年历卡来，上头是一枝水仙花，我就把这个年历卡寄给寿先生了。然后我就附了一首词--菩萨蛮，也没有太多的内容。"素裳仙于凌波去--"，洛神不是也是水中之仙吗?"梦魂索绕河南路--"。"遥寄一枝春--"，我给你老远的寄一枝水仙花。"为君志岁辰-- "，给你来计算日子，下放标准是一年。"耕耘需着力--"，她是去种地去啦。"寒暖应留意--"。"岁禾又花开，花开君便回"。一等到冬天水仙花一开，你也该回来了。这就是一种抒情的词。我感觉这一年虽然两人在两个地万，反而好像感情比较更接近一些。  


注释：  
（1）此联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家和先生于2000年为戚先生所做。  
（2）摘自刘新成:《戚国涂先生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以卜简称《戚》文。)当中的第一部分(82一83页)，题目为采访者所加;戚先生已于1998年、1999年分别从历史系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离休和离任。  
（3）即 1990年初戚先生和吴于廑先生原韵的七律的头两句，全诗如下:惯从学海度年华，渐对无涯叹有涯，筷底漫赋干百纸，笔端偶放两三花，不将诗兴题红叶，侍潜闲清品苦茶，却羡老愧生益旺，帜窗尤目舞龙蛇。吴于廑先生的七律如下:老去万知惜物华，渐收心力向无涯。微言偶入三分木，小园长宜四季花。晴日看山书作画，寒宵听雪酒当茶。此生别有深情处，不学屠龙不斩蛇。  
（4）钱乘旦的《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叫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74页)中提到"回顾都铎  
史研究，应特别指出戚国淦在都铎王朝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表了《介绍英国历史学家乔·鲁·埃尔顿》一文(采访者注:本文系为 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而作，后发表在首都师范大学1994年版的《撷英集》第149-162页上)，倡导开展对英国都铎王朝史的研究。近20年来，在他主持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出版发表了一批富有新意的论著，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比如他撰写的《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一文，将16世纪前后的中国与英国都译王朝进行对比，说明从16世纪开始，英图为什么日趋强盛、中国为什么渐趋衰弱。"  
（5）见注释 (4)钱乘旦的介绍。  
（6）戚国淦先生在1994年自己谈到这个问题 ，见《撷英集》第162页。  
刘渐成老师在 《戚》文中也评论到这个问题，见85页。  
（7）此诗为先生 1994年庆贺建系40周年而作，这里用的是后四句，原诗如?quot;当年缔造费经营，此口风光满目荣。高阁吏楼充院宇，牙签玉轴筑书城。植成桃李千株艳，换得先生双鬃星，且喜簧宫多博硕，繁华似锦祝前程。  
（8）见注释3  
（9、10）见《戚》文86页。  
（11）此诗作于1964年，是为纪念建系十周年而作。  
（12）寿纪瑜先生，从 1952年开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长期从事中学世界历史和英语教材以及 教学参考书工具书的编写工做。  
（13）寿家世代居住于浙江绍兴，几代人都曾以坐馆教书为业，寿纪瑜先生的曾祖父寿镜吾先生正是鲁迅先生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中提到的这座书垫的主人。寿纪瑜先生的母亲则是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长女。  
戚国淦先生的祖先戚继美是明代著名的戚家军的将领、名将戚继光的胞弟。祖父戚朝卿，是光绪朝癸未科进士，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热河道道尹等要职。戚先生的母亲姓缪，其家族就是著名的江苏江阴缪氏，近代著名学者缪荃孙是戚先生母亲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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