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发展管理]讲义10

第九专题：发展中经济与发展型政府
在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一边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一边在探索发展和赶超之路。本书的历史部分讨论了当今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的后发展道路，相对于它们，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常被叫作“后后发展国家” （late-late developers）。后后发展国家是怎样在二战后的中心-边缘国际经济体系和民族—国家持续竞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它们和后发展国家相比有哪些异同？后后发展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一 、后后发展概述
后后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
华尔兹（Waltz）对国际关系的论述表明，在两极体系下，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两个对立的阵营在国际政治体系里泾渭鲜明
如果把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作为界标来衡量1965年至1973年和1973年至1980年两个时间段的发展，后后发展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情况并不好。黑非洲、东亚（含东南亚）、南亚、欧洲穷国加中东（含北非）、拉美（含加勒比海国家）在第一时段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分别是2.1%、5.3%、1.2%、5.8%和1.9%，第二阶段分别为0.4%、4.9%、1.7%、1.9%、2.5%。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战后的发展经历对依附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
而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则从在二战刚结束时边缘地区的落后者，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变成了后后发展的佼佼者。
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作为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在后后发展中不是特别具有普遍性。
以色列到底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争论，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优势不言而喻。
从1965年到1990年，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产出的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5.7%和12.5%，名列世界第一和第二。1990年，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产出分别占其总产值的31%和34%，也排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的发展，经常被称作“经济奇迹”，它们成为中心—边缘体系下工业化的范例。
一些学者把文化传统或经济政策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强调东亚 “克勤克俭” 的传统或特别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对东亚和拉美的国外资本、国内资本和国内政府三角关系的比较研究，埃文斯指出，东亚的经济成功是因为政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而拉美的不成功则是因为国外资本的主导作用。
有学者写道：“几乎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例子都有国家的干预和工业战略的实施”。
199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修改了自由市场论调，开始讨论起政府干预的正面作用（如控制金融资本出入等，但还没有达到支持产业政策的地步）。
二、发展型政府的概念
在1982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一书中，约翰逊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型政府”（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后简称developmental state即“发展型政府”）模式区别于苏联的中央计划型模式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约翰逊提出发展型政府概念并用其解释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阿姆斯丹和韦德（Wade）等学者则着重研究韩国和台湾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作用。
约翰逊把战后的日本政府称作“软性权威主义”政府（soft authoritarian state），而把韩国和台湾政府称作“强硬政府”（hard states）。
埃文斯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官员一般都来自于几所精英大学，如东京大学（法学院）、汉城大学和台湾大学，有的甚至来自同样的高中。
印度和韩国都有延续的官僚体制和精干的官僚队伍，但官僚传统和内部规则的不同使前者的整个行政机构处于分裂状态，而后者则具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所以印度很难成为发展型政府。
对发展型政府的深入研究不仅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到行政机构层面，而且也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层面。
锡哈（对印度从1960年到1991年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古吉拉特邦的工业投资与发展就很接近于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泰米尔纳德邦则是反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明斯（Cumings）提出了一个关于韩国和台湾发展型政府的形成最具权威的解释。
柯里通过对韩国的专门研究也指出，韩国二战后的发展型政府是日本殖民时期的遗产 。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强调，韩国和台湾发展型政府的形成是因为早期政府官员受到日本发展型政府模式的极大影响，由此形成共同的发展意愿，并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发展型政府。
日本对台湾实施的是直接统治，台湾本地人连在台北帝国大学里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都被禁止，更不用说直接参与较高级别的统治了。
三、案例分析：韩国与台湾
65年之前，特别是在五十年代，韩国和台湾基本处于一个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以及军事上难以自保的状态，没有人会相信它们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朝鲜半岛在二战后分成美、苏势力分别影响的南、北两个部分。各方除了内部的政治整合以外，还在积极谋求朝鲜半岛的统一，因此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之上。
是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和政治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稳定下来。五十年代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平均每年达两亿美元，1957年最高，达3.83亿美元，相当于70%的韩国国内总收入（1958年）。
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对韩、台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大量外援稳定了经济局面，加强了李承晚和蒋介石的政治统治，同时也为韩、台五十年代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经济援助正好为韩、台不断购买国外（一般是美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来从事进口替代提供了保障。
1959年美国对韩国和台湾表示了对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援助将于六十年代中期停止的意向。
1960年李承晚下台前的平均经济增长仅为3.7%，低于朝鲜北方在战后的恢复速度，美国即将停止经援的决定更使韩国雪上加霜。
朴正熙政府的第一个经济五年计划（1962年—1966年）就重点扶植进口替代产业。计划投资的工业项目达93个，只是因为美国继续减少经援，又逢1963年粮食短缺，日益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迫使朴正熙政府不得不减少投资项目，并积极推动出口导向战略 。
朴正熙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通过政变完成政治集权的，蒋介石则是从踏上台湾岛就开始了集权过程。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和台湾所处的国际政治、军事环境都使蒋介石把加强权力中心化放在首位，国民党以往山头林立的状态被彻底改变。
公营企业一般都占据工业生产上游（电力和钢铁生产等），政府不与下游的中小型私人企业直接发展关系。
四、比较后后发展
一些统计数字来看，东北亚的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加平等分配）在后后发展地区是一枝独秀。
什么造成东北亚和其他地区这个差距的根本原因呢？
从长期看，进口替代战略容易导致生产效率问题，也容易引发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出口导向战略则要面对产品升级问题。
在土耳其，从六十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到八十年代的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在经济决策上都有很高的自主性，但缺乏政策实施能力，这就直接影响到政策及推动政策的政治联盟的稳定性 。
当然，更多的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是缺少国家自主性的问题。
无论是“掠夺型政府”还是有些研究非洲的学者所称的“盗贼政府”（Kleptocracy），都是指以统治者与利益集团的个人关系为基础，以政府统治集团与社会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互相勾结、盘剥社会为特征的政府。
韩国和台湾的发展形态与日本相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与美国相近，亚洲的菲律宾与拉丁美洲国家也有相似之处，这说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仍有很强的历史烙印。
比如巴西，从1960年到1980年，随着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分配情况却逐渐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