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发展管理]讲义11

第十专题：发展中经济与发展型政府的问题与危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英美首先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二战后形成的以国内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开始瓦解，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政治体系由苏美争霸变成美国独大，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也告结束。面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如此之大的变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一、东北亚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发展型政府面临的挑战
虽然东北亚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以奇迹著称于世，但并不是没有重大问题。比如，在高速发展中，环境问题经常被忽略，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又如，劳工在东北亚的发展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特别是缺少政治权利。
东北亚在全球化下能不能继续发展关键看能不能完成从资本产品到高科技产品的升级。
韩国和台湾在八、九十年代也逐渐进入产品升级的过程，半导体和计算机等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东北亚的外部环境在八、九十年代有两个重要变化。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美国打出新自由主义大旗，从政治上对东北亚施加压力，督促韩国和台湾开放国内市场。
东北亚在六、七十年代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对其开放的国内市场。
1980年朝鲜政府提出，在互相理解和互相承认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基础上开始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台湾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与美国正式建交，但美国没有放弃对台湾的军事保护。
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变化也对发展型政府不利。
东北亚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规模和政治力量。
在韩国，产业工人占总劳动力的比率从1960年的13.2%上升到1980年的28.2%；在台湾，这个数字从1963年的18.5%上升到1980年的41.9% 。
无论是韩国还是台湾，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政治反对党都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
韩国和台湾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这为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二、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
在谈到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曾经指出，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活跃，各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很强，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也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首先是八十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
1970年、75年和80年拉美国家的私人借贷占金融资本总流入量的一半以上，远高于六十年代的平均数和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数字。
拉美的债务危机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结构上的原因。
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1994年、1999年和2001年经历了金融危机。
东北亚和东南亚也于1997年经历了著名的“亚洲金融危机” 。
应该指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两个词被经常混用。
相对固定的汇率容易使国内借资者产生依赖心理，缺少在汇率可变的情况下从国外借资（特别是短期贷款）的危险性考虑。
韦德指出，韩国过去的成功建立在高信贷模式上。这个模式的根本是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大银行给与大企业贷款。
虽然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但台湾却没有受多大损失。
为什么同是奇迹经济、同有相似的发展经历、同有发展型政府、同样在七十年代之后受到内外压力，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如此不同呢？
三、案例比较：韩国与台湾
它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不同表现来源于两个发展型政府在不同的历史制度影响下产生的不同发展方式和内容。
同样的发展意愿使韩国和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把工业化作为核心目标来推动，它们也都同样运用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举的发展战略。
谈到韩国和台湾各自的发展特点时指出，前者是强政府指导大企业的模式，而后者是政府、公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连环关系 。
国民党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工业上游的公营企业来指导发展。
私营企业里只有所谓的“关系企业”规模较大，但与韩国的财阀仍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府二战前大部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但在二战期间，朝鲜人被大量招入政府工作，以致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是朝鲜人 。这些官僚形成了后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基本力量 。
虽然都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更直接。殖民政府基本上由日本人构成，就连地方统治机构也直接掌握在殖民者手里。
从二战结束至八十年代，台湾政府的基本构成仍然是中国内地过去的国民党人。
有学者指出，当蒋经国七十年代就任台湾的行政院院长时，仍然对三年内战时期的高通货膨胀心有余悸 。因为这个经验，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一直比较关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尤其是金融稳定性。
在韩国，财阀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膨胀。1971年至1983年，韩国前十位财阀的资产年增长率都高过10%，平均达到24.5%，大宇的增长率更高达46.3%；
除了公营企业，还有国民党的党营企事业，有学者将国民党称为“世界首富政党” 。
共性为我们展示了为什么韩国和台湾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而个性解释了它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不同表现。
四、全球化下的发展型政府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后，西方很多经济家和政府要员形成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速度放缓，不少国家和地区又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 。
全球化和民主化等因素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挑战政府指导经济的权威，轻则引起经济政策的转向，重则导致发展型政府的消亡 。
从投资战略到劳工市场改革，台湾并没有向自由市场模式趋同 。
台湾六、七十年代成功的发展使它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向资本密集型，经历了八十年代的调整，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向科技密集型升级。
维斯认为，日本九十年代遇到的经济停滞源于政策失误，并不意味着发展型政府的衰落；韩国虽然在九十年代初放弃了原有的发展模式，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了政府的干预，又重新向发展型政府靠拢；而台湾则一直是具有转化能力的发展型政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