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考研前辈，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近代史军事史的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近代史军事史的导师是哪几位呢，今年报了他们学校，想虽然考的不好，还是想准备下复试．我想看下军事史导师的著作

希望知情的朋友帮一下

对了LZ是不是网上搜索不出来啊

我正在帮你问华师历史系的同学，相信不久就会有答案！

01.中国近现代政治史（1）
02.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3.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04.宗教社会史
05.中国近现代政治史（2）
06.中华民国史
0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08.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01—04方向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培养，05—08方向由历史系培养。
1、复试科目：
①笔试：中国近现代史
②面试：专业综合知识及外语口试
2、同等学力及跨专业加试：中国古代史

刘春志  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陈相灵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
刘  庆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毛元佑  《中国军事科学》副总编
陈济康  解放出版社编审
方  堃  海军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徐  起  海军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宋  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  峰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旭东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李振宏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龚留柱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安继民  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上官绪智  河南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孙建民  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军情系教授
李兴斌  齐鲁书社编审
仝晰纲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刘长林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瑞英  上海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何平立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
倪乐雄  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黄今言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薛学共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系教授
陈长琦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芦建华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刘占成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王关成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张  宁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申茂盛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任浩东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彭  文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蒋文孝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罗家祥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郝国杰  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陈  莉  武汉空军雷达学院政教室教授
余和祥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
夏增民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王玉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刘韶军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
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
杨  昶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
董恩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
张三夕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良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  琦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华文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英铨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冯玉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易泽阳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
邱剑敏  国防大学博士生
武玉林  国防大学博士生
吕  昕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
江  娜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葛立斌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贺科伟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付  翔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楼旭青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张  睿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王洪强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谢  婷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王雅贞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张  帆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开幕式：

10月26号上午9：00会议开幕   主持人：赵国华

赵国华教授致辞：赵国华教授简要地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并向大会介绍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并且阐明了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学术，增进友谊，加强合作。

李向农校长致辞



刘春志少将致辞







上午10：00   第一场报告  主持人：龚留柱

报告人：何平立



报告题目：略论先秦巡狩的军事意义



报告内容：中国古代的巡狩往往带有很强烈的军事色彩，而非后世人所描述的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游幸活动。巡狩大致起源于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对各地的武装巡视活动，是武力称霸、威慑四方、强化联盟的重要举措。至夏、商、周时期，巡狩又逐渐演变成在强大武力后盾下，王对部族、方国及诸侯封国巡察、征伐的政治军事活动，并成为维护制度秩序、控制天下、安定邦国、巩固王权的统治方式。东周以后，巡狩不仅突出了对行政功绩的视察，而且凸显了政教伦理色彩，是文治武功诸多文化观念的象征载体。究其变化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巡狩天下是大一统意识的体现，也是人们在动乱的社会秩序下追求安定的表现。二是巡狩制度也是统一国家行政制度的表现。秦汉以后，巡狩则越来越多的带有政治军事色彩，都有一定的军事目的。本文首先探讨了巡狩制度的起源，认为巡狩制度起源于上古部落联盟时期，是原始狩猎活动的产物，继而探讨了巡狩制度在先秦时候的演变，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人：倪乐雄



报告题目：农耕社会军事思维的超越——儒家战争观与现代军事技术之间的艰难对话



报告内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武器还是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先进的人生产先进的武器，人与武器本是紧密相关的两个因素，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命题。武器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中国后，此观点被扭曲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提倡以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占据农村，依靠的是原始的生产力，而国民党占据大城市，也就占据着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国民党失败了。因为共产党占据这民心。在中国，民心决定战争胜负这一传统的儒家观点一直有效，而马克思主义观点到中国后则遭到改变。传统儒家的核心是仁，因为在原始生产力中，投入战争中的兵力的多少直接决定这胜负，而兵力的多少则是直接由民心决定的，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而仁政则是获取民心最好的办法，所以儒家一直以仁政为本。但是儒家这一传统的理念在近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近100年来，传统儒家的战争法宝在逐渐走向失意。

评论：

陈峰：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古代中原王朝往往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兵力，但是在与相对劣势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劣势。因此说武器先进与否往往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在古代中国，王朝的政治能力、军事战略运用是否恰当、军心如何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倪乐雄回答：古代时的战争与刚才所说的国共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王朝灭亡之时，政治的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要有一个预设的前景，也就是在作战双方情况基本相同时才能有效的讨论这个命题，才能凸显武器或是人的重要性。并且北方少数民族作战效率比中原王朝高，并且在不断的冲突中学习了我们先进的生产力，从而更加加强了其作战能力。

刘春志：毛泽东说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里的人指的是人对战争的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当战争双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时，人才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并且人本身没有先进之分。

董恩林：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先进的人很难界定。二是先进的人不一定会掌握先进的技术。

龚留柱：这里对战争的胜利也要界定，战争的胜利到底指的是短暂的胜利，还是放在长时段考察下的胜利。比如，秦朝统一六国后，我们可以说秦朝胜利了，但是在长时段的视角下，秦建立后很快有灭亡了，那么，它还是没有最终的胜利。这里对战争的胜利的界定很重要。





报告人：徐卫民



报告题目：《尉僚子》军事思想研究



报告内容：下面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秦国骑兵产生的时间。秦国的骑兵大致产生于秦穆公时期。秦国本身处于戎狄杂处的地区，需要有骑兵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秦国有及早建设骑兵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二是骑兵在秦国军事发展史的地位问题。从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情况来看，骑兵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当时秦国与六国交战的主力还是车兵与步兵，因此，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秦国骑兵在其军事发展史上的地位。

评论：

龚留柱：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认为中原地区的骑兵产生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因此徐卫民先生提出的观点还是比较新颖的。

刘庆：首先是对骑兵的概念的界定的问题。甲骨文中所说的“骑”与战斗部队中的“骑”是有差别的。另外，秦国“筹骑兵两千”，这里的两千骑兵到底是不是秦国自身的骑兵，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很有可能是打仗的时候依附于秦国的游牧部落所出的骑兵。其次，我们所认为的骑兵到底是以什么方式作战的呢？我们知道，只有发明了马镫，士兵才能长时间的腾出两手来作战，否则只能是短时间的射箭，而不能手持长兵器长时间连续作战。

陈相灵：首先《尉僚子》为什么能够选入《武经七书》。其次，《尉僚子》是《武经七书》中唯一不是以研究现实对策为中心内容的兵书，它只是着重讨论了治军的问题，这对宋朝人很重要。

徐卫民回答：秦穆公时期拥有两千骑兵完全是可能的，本人主张秦人是从东方迁徙过去的，并且亲人善于养马，要称霸西戎也必须有骑兵，因此，秦穆公时完全有可能建设一支骑兵。关于马镫的问题，在秦俑中是没有马镫的，但是有马鞍，对于一支军事素质过硬的骑兵队伍来说，依靠马鞍也可以手持长兵器长时间连续作战。关于《尉僚子》为什么能够选入《武经七书》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但是其思想主要在秦国得到体现，因此完全可以作为秦国的军事思想来研究。





报告人：刘韶军



來自華中師大歷史系網站：
http://history.ccnu.edu.cn/news/html/2007-11/387.html


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
[日期：2007-11-05] 来源：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开幕式：

10月26号上午9：00会议开幕 主持人：赵国华

赵国华教授致辞：赵国华教授简要地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并向大会介绍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并且阐明了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学术，增进友谊，加强合作。

李向农校长致辞

刘春志少将致辞



上午10：00 第一场报告 主持人：龚留柱

报告人：何平立

报告题目：略论先秦巡狩的军事意义

报告内容：中国古代的巡狩往往带有很强烈的军事色彩，而非后世人所描述的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游幸活动。巡狩大致起源于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对各地的武装巡视活动，是武力称霸、威慑四方、强化联盟的重要举措。至夏、商、周时期，巡狩又逐渐演变成在强大武力后盾下，王对部族、方国及诸侯封国巡察、征伐的政治军事活动，并成为维护制度秩序、控制天下、安定邦国、巩固王权的统治方式。东周以后，巡狩不仅突出了对行政功绩的视察，而且凸显了政教伦理色彩，是文治武功诸多文化观念的象征载体。究其变化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巡狩天下是大一统意识的体现，也是人们在动乱的社会秩序下追求安定的表现。二是巡狩制度也是统一国家行政制度的表现。秦汉以后，巡狩则越来越多的带有政治军事色彩，都有一定的军事目的。本文首先探讨了巡狩制度的起源，认为巡狩制度起源于上古部落联盟时期，是原始狩猎活动的产物，继而探讨了巡狩制度在先秦时候的演变，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人：倪乐雄

报告题目：农耕社会军事思维的超越——儒家战争观与现代军事技术之间的艰难对话

报告内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武器还是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先进的人生产先进的武器，人与武器本是紧密相关的两个因素，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命题。武器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中国后，此观点被扭曲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提倡以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占据农村，依靠的是原始的生产力，而国民党占据大城市，也就占据着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国民党失败了。因为共产党占据这民心。在中国，民心决定战争胜负这一传统的儒家观点一直有效，而马克思主义观点到中国后则遭到改变。传统儒家的核心是仁，因为在原始生产力中，投入战争中的兵力的多少直接决定这胜负，而兵力的多少则是直接由民心决定的，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而仁政则是获取民心最好的办法，所以儒家一直以仁政为本。但是儒家这一传统的理念在近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近100年来，传统儒家的战争法宝在逐渐走向失意。

评论：

陈峰：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古代中原王朝往往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兵力，但是在与相对劣势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劣势。因此说武器先进与否往往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在古代中国，王朝的政治能力、军事战略运用是否恰当、军心如何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倪乐雄回答：古代时的战争与刚才所说的国共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王朝灭亡之时，政治的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要有一个预设的前景，也就是在作战双方情况基本相同时才能有效的讨论这个命题，才能凸显武器或是人的重要性。并且北方少数民族作战效率比中原王朝高，并且在不断的冲突中学习了我们先进的生产力，从而更加加强了其作战能力。

刘春志：毛泽东说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里的人指的是人对战争的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当战争双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时，人才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并且人本身没有先进之分。

董恩林：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先进的人很难界定。二是先进的人不一定会掌握先进的技术。

龚留柱：这里对战争的胜利也要界定，战争的胜利到底指的是短暂的胜利，还是放在长时段考察下的胜利。比如，秦朝统一六国后，我们可以说秦朝胜利了，但是在长时段的视角下，秦建立后很快有灭亡了，那么，它还是没有最终的胜利。这里对战争的胜利的界定很重要。



报告人：徐卫民

报告题目：《尉僚子》军事思想研究

报告内容：下面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秦国骑兵产生的时间。秦国的骑兵大致产生于秦穆公时期。秦国本身处于戎狄杂处的地区，需要有骑兵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秦国有及早建设骑兵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二是骑兵在秦国军事发展史的地位问题。从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情况来看，骑兵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当时秦国与六国交战的主力还是车兵与步兵，因此，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秦国骑兵在其军事发展史上的地位。

评论：

龚留柱：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认为中原地区的骑兵产生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因此徐卫民先生提出的观点还是比较新颖的。

刘庆：首先是对骑兵的概念的界定的问题。甲骨文中所说的“骑”与战斗部队中的“骑”是有差别的。另外，秦国“筹骑兵两千”，这里的两千骑兵到底是不是秦国自身的骑兵，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很有可能是打仗的时候依附于秦国的游牧部落所出的骑兵。其次，我们所认为的骑兵到底是以什么方式作战的呢？我们知道，只有发明了马镫，士兵才能长时间的腾出两手来作战，否则只能是短时间的射箭，而不能手持长兵器长时间连续作战。

陈相灵：首先《尉僚子》为什么能够选入《武经七书》。其次，《尉僚子》是《武经七书》中唯一不是以研究现实对策为中心内容的兵书，它只是着重讨论了治军的问题，这对宋朝人很重要。

徐卫民回答：秦穆公时期拥有两千骑兵完全是可能的，本人主张秦人是从东方迁徙过去的，并且亲人善于养马，要称霸西戎也必须有骑兵，因此，秦穆公时完全有可能建设一支骑兵。关于马镫的问题，在秦俑中是没有马镫的，但是有马鞍，对于一支军事素质过硬的骑兵队伍来说，依靠马鞍也可以手持长兵器长时间连续作战。关于《尉僚子》为什么能够选入《武经七书》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但是其思想主要在秦国得到体现，因此完全可以作为秦国的军事思想来研究。



报告人：刘韶军

报告题目：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问题

报告内容：在古代，只要有战争，就会有屠城问题。不论是正统王朝的将领，还是民间起义军，还是后来通过武力取得了国家政权的人物及其军队，都会有屠城之举，可以说，屠城是古代战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起源大致可以追述到商周之际。对屠城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军队在攻克某一城镇后大肆屠杀，这种屠杀没有限制与军事目的。二是在屠杀过程中杀的不是军人二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三是要么是15岁以上男子尽杀之，要么是不管男女老幼一律屠杀。四是在屠杀过程中是非常血腥残忍的，杀百姓如同杀牲口一般。五是屠杀百姓人数众多，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六是所有财务抢劫一空，并烧毁城池，使其完全毁灭。七是屠城的结果必然造成尸骨遍野的无人区。从最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从战国到近代，屠城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这本身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不与某位人物的道德、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能简单的以是否屠城来评价某位人物的道德优劣或其他问题。对于屠城问题的强烈谴责，应始于明清之际，其心里根源来自于国亡于异族之痛。近代之后，多次战争中均有屠城，我们在评价战争中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社会发展到现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我们不能在容忍屠城行为的出现。

评论：

龚留柱：军事史研究中，古代军事伦理是一个盲点，因此此文章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

吴琦：人们对屠城现象的谴责起源于明末清初，这以观点是正确的。其原因出异族入侵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明代以科举取士，此后，士人逐渐成为地方的主导力量，有着强烈的地方认同感。清兵入侵后，那些抵制清军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士绅。清兵大举屠城损害了当时士人的地方情感，因此，明末士人强烈谴责清兵的屠城。

倪乐雄：我们应该把屠城与守城联系起来看。守城之时，守城的百姓实际上成为了后勤部队，成为了守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在城池被攻克以后，入侵者肯定要杀掉百姓，这本是一个游戏规则问题。一般来讲，投诚的则不杀，被攻克的则要屠杀。因为屠杀后才能享用对方的财务资源。

李兴斌：屠城问题也可和战争起源来研究。原始战争本来就是争夺土地、财物资源的战争，那是是没有道德评价的。但是如何定位评价明清以后的屠城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从历史来讲，敌对双方为了争夺民心，对屠城问题还是有一定的约束的。

刘庆：如果扩大此问题，还可以结合少数民族来看。蒙古人就会杀掉敌方15岁以上的男子，并且男子一到15岁就会被杀掉。这其实是取消对方威胁的一种方法。

陈峰：古代为什么会屠城？一是抱负，二是震撼。明末士人与中古士人不同，他们接受了更多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唐宋变革后，士人们的价值观优劣显著的飞跃，因此，在军事伦理的考虑上与以前则会有很大的不同。

陈相灵：从军事伦理的角度考虑，屠城问题不不能分为古代和近代的，也不能把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分开看待。因为在任何时候屠城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尽管屠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龚留柱：屠城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的普遍现象，但是对屠城的谴责不一定开始于明清之际。道德谴责自古就有，否则级把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看的过于淡薄了。



10月26号下午14：30 第二场报告 主持人：黄今言

报告人：陈相灵

报告题目：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的战略体系

报告内容：战略决策和信息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中国有丰富的战争时间和决策活动孕育了多元、多层次的信息体系。本文通过剖析这一体系的构成部分，阐述了“用间”在信息决策中的地位。首先，从用间的信息体系这一特点来看，当时的间谍既是情报的收集者，又是起到的谋士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是有很大区别的。其次，古代依托国防设施构建的军事侦察与传递的网络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最后，古代行政的信息资源是非常完善的，对决策起来很大的帮助。古代的这种用间的信息体系对现在是有很多启示的，一是人在情报体系中的地位没有改变，二是，我们需要建设健全的信息平台。三是怎样利用国家的信息系统为军队服务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另外，在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马政建设，这一举措使我们的民族走向强大。二是火器的使用。宋代火器使用之后，军事上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其军事防御变得更加保守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评论：

陈济康：古代孙子很重视用间。

刘春志：情报与信息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报告人：刘占成

报告题目：秦国军事制度初探

报告内容：秦国军事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应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重本抑末、军功爵制和尚武精神。在各国的变法中只有秦国的军功爵制贯彻的最彻底，也是最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军功爵制和尚武精神，秦国才逐渐强大，拥有了统一六国的实力。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情况来看，秦国时有着严格的军事生产制度，其兵器实用性很强，工艺非常精湛，其标准化的程度非常高，误差很小。从管理制度上来讲，秦国军事实施三级（也有人说是四级）管理制度，已经很是完备了。从军事制度编制来看，兵权集中与王一人，实现了军权的大幅度统一。从征兵制度上来看，男子17岁便登记。但是登记不一定就当兵了，从秦俑的体态上来看，秦军士兵应是经过了严格的体检方能入伍的。当然此处还有16岁说，15岁说等等多种说法。因此我们认为秦国军事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是商鞅变法。

评论：

黄今言：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来讨论。首先，在秦国存不存在太尉？这是研究这一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其次，到底是15岁还是17岁开始服役？另有16岁说。这里便涉及到兵力多少的问题。最后，在如今武器装备属于军事技术范畴，那在古代到底是算军事技术还是军事制度呢？

毛元佑：秦朝的建立确立了中国传统的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并且确立了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这是秦国军事最重要的意义。商鞅变法确立了秦朝的一些军事制度，但是不能说是军事制度的核心。

刘庆：秦朝统一的原因是什么？是军事技术还是军事制度还是战略战术的原因，抑或是综合的因素？另外军事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军事史文献中，更应重视出土文物和实地考察。

赵国华：首先，要明确秦国不是秦朝，而是建立统一王朝前的秦国。商鞅对秦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从商君书和韩非子中可以看到其中多体现为集权思想，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商鞅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是其可取的地方。商鞅将秦国国政浓缩为农战二字。商鞅强调重视农业生产，只有农业生产提高了，经济才会得到快速发展，这样才有了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才能享用更多的军事资源。更多的资源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秦能实现统一是与这种制度分不开的。制度包含很多内容，仅从军功爵制来看，这种制度能保证国民在战争中的积极状态，可以更好的进行全民总动员。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黄今言：兵马俑还有一个定性问题，其阵形到底是怎样的排列？左中右？还是前中后？

毛元佑：三军就本质上讲就是一个阵形的问题。

倪乐雄：土地是中国人心中认为最根本的地方，讲土地问题与战争联系起来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斗志，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刘庆：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其本质上是一样的性质。

刘占成回答：首先我们认为秦国是存在太尉的。根据兵马俑的出土情况来看，士兵多身材魁梧，留有胡须，是成年男子的标志。因此我们还是坚持17岁说。文献中的记载不可轻信。秦国主要是以武力统一中国，军事上占有很大的原因。现金我们基本上已经否认了四号坑的存在，那只是清代时的一个坑。

武玉林：一般入伍的年龄都是根据战争需要来定的，秦国也不例外。其次，秦国过分强调了政治目标而忽视了道德教化，使社会一直出于一种告诉运转之下，这才导致了秦二世而亡。



26日下午16：10 第一场专题讨论 主持人：刘庆

讨论题目：中国军事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方堃：首先，话语的标准不统一。军方和地方在研究中各有各的缺陷。军事历史研究研究必须是军事与历史兼顾。比如刚才所讨论的秦代兵制是从15还是16还是17岁开始服役的这个问题，这本是一个很细微的问题，但是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支撑，就是这是社会动员力的反映。也就是说军方与地方在很多问题的考虑上的切入角度不同。其次，现今的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缺憾，就是缺少从大处着眼所做的评价，这涉及到很多历史问题评价的出发点。比如刚才毛元佑先生所讲的秦代军制的形成为中国军制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很正确，这是在秦大一统的形成过程背景下的战略传统问题，若能从大处着眼则能加深研究的深度。

刘庆：军方与地方的对接已经在几年前开始努力，地方学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军事制度史的研究上，而军方则更重视战争过程、指挥等问题的讨论。军事历史学的研究不能照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有共性也有异性，比如古代战争的研究必须要到古战场进行实地考察，在方法论上要借助很多其他资料。

刘长林：军方与地方的研究不同，这一背后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的理论依据、话语结构、现实考虑都各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后现代的相关理论重新看待军事历史研究。军方与地方是两个系统，其所服务的社会现实不同，所奉行的理论也不同，其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也必然不同，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龚留柱：这里面又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把古人现代化，就是过分地把古代地东西比富现实地东西。古代的组织形式与现代组织形式不能一一对应，在军事历史研究中要力求避免形而上学地东西。比如我们说战争如果没有伦理地约束就回变成一种恐怖主义，但是我们把古代兵书加以检索就回发现，《孙子兵法》恰恰是出现在军事伦理地低估时期。《孙子》中讲信就是对己方的信，而《司马法》中的信是要求也要让敌人信我们。这里就体现了对军事伦理的要求不同。从军事伦理的角度讲我们不应过高褒扬《孙子》，但是《孙子》却正是摆脱了伦理的束缚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在对事件做评价的时候不能形而上学。

：在军事历史研究中，史学界分段研究现象比较强烈，很多人不能做到上下关照，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研究的盲区。比如六朝的军事是宋朝军事研究的重点，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六朝军事的重要性。

刘春志：搞史学研究最怕出现孤证。史学研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而实地考察则是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补充。但是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到几千年来地壳地貌的变化。我们要把多方面的资料综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合适的解释。

倪乐雄：任何学术研究方法不外乎归纳法和演绎法。史学研究方法大致是归纳法。而现在强调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演绎法，但是归纳法依然是很好的理论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利用这种方法。关于中国海权的问题中国必须建立依赖于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到那是中国的国防必然越于主权之外，需要与外国发生互动。只要外向型经济要求，就必然要有海权之争，入中国90年代以来的航母之争，就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依赖与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是长时段因素，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走向。

罗家祥：首先，在军事历史研究中我们是否考虑要分为几段来研究。比如冷兵器时代，火器时代，近代海军的崛起在战略战术上各有什么特点。其次，我们如何处理现代军事理论的应用与军事史研究的关系问题，如果过分把现代军事理论应用于军事史的研究，则会出现很多非历史的东西。

方堃：中国军事史的研究一定要分期。现在国外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分期方法，我们国内的分期方法还有待于统一。希望能够尽早作出统一的分期。另外评判军事问题不应有现代于古代之分。战争的发展有一致的规律，因此对其的评论于表述需要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标准，否则很难把问题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讨论。我们进行军事史的研究的着眼点不仅是还原历史，而是要有更长远的目标，我们要重视军事史研究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

陈峰：军方与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就是实事求是的研究问题，只有本着这一目标我们才能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共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更需要从大的方面来考虑问题，而不能拘泥于小的细节，我们更要注意战争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联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察军事历史。另外，我们缺少中外比较的研究，我们应该把我国与国外同时期的情况加以比较，否则就缺少了一个参照系。

刘庆：目前，地方与军方在军事史研究上已经逐渐走向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地方学者与军方学者的研究优势也在逐渐融合。从总体上来说，地方学者往往从军事制度入手，而军方往往从军事理论入手。但是大家的研究基础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27号上午8：30 第三场报告 主持人：罗家祥

报告人：周国林

报告题目：赤壁之战断想

报告内容：文中首先探讨了关于赤壁之战名称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赤壁之战应称为“乌林之战”，虽然史书中也有“乌林之战”的记载，但是赤壁之战的说法更为普遍、通俗，更易被人接受，并且赤壁之战不一定只是单指赤壁一处地名，而是泛指在赤壁一带发生的战争。其次，关于赤壁之战的规模问题。以往郭沫若等学者认为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一生很少打败仗，赤壁之战中也是如此，赤壁之战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并且是曹操主动撤退，而非一次很大的败仗，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什么是大战，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第一，大战之前，双方的军事首脑都应有充分的准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赤壁之战前，双方都有很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第二，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战争过程也是考察战争规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来看，曹操是在7、8月份开始率军南下，9月占领江陵，10月开始应战，可以肯定曹操是有充分的时间来备战的，而孙、刘方面则略显仓促。从曹操7月开始南征刘表，到最后失败是12月份，这期间时间延续很长，足可算是一场大战。第三，赤壁之战对曹操的打击有多大，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这次战争对曹操的打击不大，但这只是文献上面的表面记述，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面上考虑这一问题。比如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战后周瑜威名远播很是嫉妒，并且曹操将战争失败归于士兵生病，但是在古代战争中士兵生病是很常见的情况，曹操此说本是借口，此种史料还有很多，只要我们认真的分析就会看出赤壁之战对曹操的打击是很大的，此次战役后，曹操一心经略北方，再也没有南下。另外，我们可以说三国中的三把大火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一是官渡之战，火烧乌巢；二是赤壁之战；三是火烧连营。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火攻这一战术在三国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赤壁之战的意义。在传统的评价中，我们一直说“赤壁之战后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一评价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如果赤壁之战中，曹操胜利了，那么曹操就能统一全国了，这本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暂时的分裂未尝不是好事。暂时清明的分裂往往优于昏暗的统一。并且古代历代政权都是对其政权所在地的附近地区很重视，予以优先发展，汉朝几百年的历史，统治中心一直集中于关中、中原一代，南方广大地区都没有很大的发展，分裂则有利于多个地方同时发展。因此可以说赤壁之战对于这之后的经济中心南移起了很大的作用。

评论：

李兴斌：本人基本上赞成上述观点。曹操的军事才能可以概括为：长于战术，短于战略；长于任将，短于治军；长于陆争，短于水战；长于政治，短于军事。在军事谋略上，曹操多采用谋士的观点。在赤壁之战时，曹操最得力的几个谋士：郭嘉已死；荀彧不在身边；贾诩曾经劝谏，但是曹操没有采纳，所以曹操才有赤壁之败。曹操是不善于战略的。

龚留柱：曹操的失败可以说是策略上的失败，当时统一的时机还不成熟，贸然进军必然失败。另外，确实清明的分裂比昏暗的统一要好。三国时，各国政治清明，其社会状况确实优于东汉末年。

贺科伟：本人想向周老师提一个问题：您提出赤壁之战对经济中心南移有一定的作用。那么东汉时期对荆州的开发与三国时的开发是不是一个过程？赤壁之战对荆州南部的开发有什么意义？

周国林回答：赤壁之战对经济重心的南移只是一个开端的过程，也就是说赤壁之战影响到了后来的经济重心南移。

倪乐雄：经济重心的标准是什么？

回答：经济重心的标准主要以地区经济在国家中的地位为主。两汉时期经济重心以北方为主，后来逐渐南移到长江一带。

倪乐雄：在历史学研究中模糊的概念很多，以后在讨论这种问题能否建立一种模型，使概念更加明确，能够量化，使人更加信服。

回答：这一概念在历史学界中并不是模糊的，经济重心主要以地区的赋税为标准。

罗家祥：城市的规模，经济的集中程度也都是衡量经济重心的标准。



报告人：仝晰纲

报告题目：诸葛亮“奇谋为短”议

报告内容：文中首先探讨了对“奇谋为短”的理解。此语出自陈寿《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其寓意是相对于政治才干而言，诸葛亮的谋略则略显逊色。陈寿是蜀国人，撰写《三国志》时，多少会对诸葛亮有所回护，但是其评价基本上也是公允的。到了宋朝以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不断将诸葛亮神化，可以说是一种英雄崇拜，不允许他人对诸葛亮有不好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陈寿“曲笔”之说。可以说诸葛亮形象的变化是在宋朝以后，在宋以前人们对其评价是与司马懿不相上下的。

评论：

刘庆：诸葛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军师形象的典型代表。军师形象从吕尚到刘基，历代都有，我们可以从古代军师形象的变化来看诸葛亮形象的变化，并且结合其他相似的形象人物一起研究，这样可以是这一研究更加深刻、广泛。

倪乐雄：诸葛亮的形象一直是以传统的儒家形象出现的，其实诸葛亮是典型的道家形象。

陈金凤：从《晋书》和《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其形象是司马家族奠定的。

陈相灵：首先，诸葛亮的长处是在战略规划上，在具体用兵这方面与曹操、司马懿等人比较则略显不足，尤其是在用兵的变化上显得非常不足。由此可以说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的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其次，诸葛亮总是以正义之师为基础，这种说法在开始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是后来力量的分化导致号召力的下降。正义之师也未必会一定取得胜利。

毛元佑：我们对于诸葛亮的评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成功的；后期是失败的。或者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政治上是成功的；军事上是失败的。后期的诸葛亮很是固执，缺少变化。他最多是一个政治家，他擅于治军但是却不擅于打仗。

陈峰：诸葛亮的形象也是在不断的演绎中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很多后世的想法都加在诸葛亮的身上，导致其形象不断的神化而脱离了实际。另外，军事上的胜利主要依靠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而非是谋略，谋略并不是万能的。三国时期，维持现状是最聪明的选择，因为当时统一的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哪一国家具备统一的实力。

张三夕：在某些时候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任何事务都是具有时间性的。

赵国华：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这本书可以代表近20年来三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马植杰先生一生偏爱诸葛亮，他认为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而非政治家。诸葛亮则正好相反，他是卓越的政治家，而非军事家。

仝晰纲回答：刘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思考。



报告人：陈峰

报告题目：现实选择与精神抵触——宋朝主流意识对武力战争手段的价值怀疑

报告内容：宋朝主流意识中对武力战争手段是非常排斥、怀疑的。在宋以前，一般来说是文事武备兼备的，军队是极受重视的。秦统一六国以后，在大一统的状态下，强军才能强国的意识是很明显的，其主流意识对武力手段是非常重视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但是“王道”精神总是被“霸道”理念所支配。唐宋变革后，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主流意识中，武力战争手段成为被排斥和怀疑的对象。主流意识对武力战争手段态度的变化有其深刻的背景。唐末五代时，藩镇割据，武力成为支配社会的一种很主要的因素。宋开国后，宋太祖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收兵权也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此后，到宋太宗时期，宋朝在对北方作战两次受挫后，朝廷内的观念有所变化，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向内，军队的角色也转变了，朝廷对军队的要求降低了——只是要求军队能维持国内治安即可，朝廷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想法。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宋太宗的原因，当时很多朝廷大臣都有这样的想法，赵普还以“ 兵久则生变”的理由去说服宋太宗放弃武力战争手段。这些文官大臣更主张以“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排斥武力。转型以后，这种排斥武力手段的观念逐渐以祖宗之法被后世皇帝所遵守。宋真宗是檀渊之盟后，人们发现以经济代价来换取和平远比以武力解决合算，这便开了以后屡屡和谈的先例。宋代治国更多地依赖儒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武力。真宗末年、仁宗初年，理学开始形成，其倡导的圣王先法成为士人的普遍追求，理学家们对汉唐盛世的否定和对三代政治的推崇，也使宋代的治国理念一致向内，推崇仁政，由此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军事的驾驭和控制能力。

评论：

罗家祥：宋朝产生这种意识，即以非武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是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到底是因为两宋时期面临着很多问题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是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而引发的两宋时期的各种问题？

龚留柱：如果两宋时期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那么为什么那时的兵学还如此发达？其次，“王道”是计义不计利的，那么“以经济代价来换取和平远比以武力解决合算”这一做法则是为了算计几个钱而让君主蒙羞，这与儒家观点不符合，这有如何解释？

毛元佑：“武”这个字我们应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武代表战争，自古以来人们都反对战争这是无可非议的。第二，武也代表这国防与军队的建设问题，这是任何朝代都不会忽视的。第三，武也代表这军队的地位问题。第四，武还代表着将领权利的限度。这样综合考虑似乎更为合理。

罗家祥：宋朝是军队的地位是很低的，还要从事生产的。

毛元佑：军队是可以从事生产的，这不能说明军队的地位低。

刘庆：陈峰先生是从治国理念的角度切入来谈论宋朝人对战争与和平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战神谱系一共出现过三次变化，开始是视黄帝、蚩尤为战神，代表着勇敢、勇猛的形象。后来到唐代时，姜尚被封为武成王，被人们视为战神，他可以说是智慧和谋略的象征。清代以后，关公代替了姜尚成为人们敬仰的战神，其代表着忠义的形象。从战神形象的演变中我们看出古代对于战争的价值观的演变。

倪乐雄：宋史研究在西方是显学，芝加哥大学有位学者曾在《西方军事化历程》一书中将宋朝与西方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致命性变革，市场性经济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具有颠覆性的结果。而中国在宋代时朝廷对指令性计划基本失控，市场性原则控制了整个社会。这一市场性进程被元朝的入侵所中断，明清的时候又错误的总结了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认为王安石变法打乱了指令性计划，因此这种变化中断了几百年。西方人认为用商品经济整合社会是中国的发明，后来中断几百年，被西方社会所继续。因为宋代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社会，所以不愿意打仗。

上官绪智：在毛元佑所提出的武的四层意义的基础上进行一下补充。宋代在兵学文化，兵学研究上处于高潮时期，这正说明统治者是很重视军事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宋代的兵学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历朝历代都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崇武，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抑武，这是一个规律。但是在武器装备方面是任何时候都很重视的。在用兵的层面上向来都是压抑的，不能随意用兵。战时和和平时期不同，战时要保存武装力量，和平时也要有武装力量来保卫政权。战时要褒奖将领，鼓舞士气，和平时期武职人员都要受到一定的抑制。

陈相灵：宋代从军事历史上来看是一个危险的时期，它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

陈峰回答：对中国现在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宋元以后的东西。宋代以前历朝的政策都具有扩张性，宋代以后则趋向守势。元代人评价汉唐有内乱而武外患，宋代有外患而无内乱，是很正确的。宋代的历史对目前中国社会很有现实意义。倪教授提出的观点确实很有启发性，宋代人确实有很多人开始算计成本与收益，但是宋代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先进的程度，宋代还是处于一种传统的运作模式之下。西方学者过高的估计了宋代的发展状况。以往的朝代更多的使用武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而宋代往往排斥这种手段，其在本质上是不重视军队建设的。宋代的兵学很发达并不意味着宋代就很重视军事。文人谈兵往往是围绕皇权的需要，往往更重视将领的忠诚，这与先秦时期的兵学是无可比拟的。武学、武举往往沦为形式，并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它们是在缺乏武将时候的一种政策。自古以来，文武始终是贯通的，但是宋代以后文官是不愿意从事武职的，这是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



27号上午11：00 第二场专题讨论 主持人：倪乐雄、李兴斌

讨论题目：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倪乐雄：反思近几十年来，军事史的研究不能以领袖为主，官本位不应渗透到学术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研究官本位意识很重，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一切进入政治场的东西就回变成政治的工具，政治意识过重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态度。

李兴斌：我们如何看待领袖所说的话，政治家说话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场合，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必须加以特定的分析。个人认为军事史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壮大，研究内容很丰富，目前研究忙点还很多，我们应该加强学术交流。

黄今言：中国军事史研究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当时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军事史研究著作上。军科院出版了《马恩列斯军事文集》等，还有一些出版社出版可多种军事通史，特别是《中国军事通史》的出版体现了当时最高研究水平。另有多种军事制度史、政策史的书研究出版。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1世纪以来，研究成果减少了，现在军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也很严重，普遍呈现了一种浮躁的研究心态，另外地方院校那不到课题，对军事史研究的损失也很大。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一是加强理论建设。现在的理论建设很不够，科学体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理论上，我们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它不是一种标签，而是寻找真理的一种方法，那些试图想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二是扩展领域。现在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我们要做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三是我们要本着先通后专的精神，一定做到上下关照。最后我们一定要树立精品意识，军事史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我们一定要加强。

周国林：首先，建议大家加强专题性的研究。其次我们要吸收国内外优秀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的研究体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领袖的观点话语。再次，历史与现实本是紧密结合的，很多东西是可以古为今用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军事史过程中应该加强现实关照。最后，地方与军方应该建立一种相应的组织，进行协调，方便沟通。

刘庆：现在来介绍一下军方学者的研究状态。80年代是军事史研究的黄金期，那时地方学者出了很多成果，军方学者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如今，军方的军事史研究已经很薄弱了，“九五”以后，基本上没有军事史的项目可以立项，如今，军方学者也那不到军事史的研究项目。如今军方研究以当代的战略问题为主，在职的军队学者在军事史研究中不会有很大的作为，因此，今后军事史研究应以地方学者为主，军方学者在不耽误本职工作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的方式，加深军事史的研究。

张三夕：课题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讲研究依赖于课题。

陈相灵：建议建立一个网站，最为大家交流的平台。

李兴斌：市场经济造成了如今浮躁的心态，官本位意识渗透到学术研究中，这些都是客观的现象，以后总会好转。建议通过会议建立通讯录或是建立网站，形成一各研究群体，有利于拓宽学术领域。



28号上午8：30 第四场报告 主持人：刘长林

报告人：沈瑞英

报告题目：火炮：明清军事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报告内容：明清战争在中国军事史上不仅以战争规模巨大，战局变化多端而闻名，并且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代中，火炮对军事形式发挥重要乃至关键作用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火炮对战争进程、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军事思想以及军事制度变革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在明清之际的战争中，火炮的运用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始是明朝运用了西洋炮台的驻防城术，这种交叉火炮的运用，是后金军队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努尔哈赤也死于炮伤。后来后金也学习到了火炮制造技术，从而扭转了战局，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其次，文章分析了明清时期火炮在战争中的影响，尤其是火炮在战争战略战术的改变上的影响。一是火炮的产生改变了传统的攻城战术，代之而起的是先围困，在以火炮攻之的办法。二是随着攻城战术的改变，守城的防御体系也进一步加强。三是增强了多兵种协调作战的能力。四是火器的加入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形成了炮弹加冲击相结合的一种战斗格局。五是火器的运用对明清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协调作战的、制造火器的著作，这些著作突破了冷兵器作战的范畴，对新兵器时代的产生起到了开创的作用，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飞越。另外，火器能在战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也是中西科技交流的结果。主要是中西方耶稣基督传教士和明清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引进了西方火炮技术和相关的西方数理化知识，大大提高了火炮制造工艺，提高了火炮的威慑力。综合而言，在整个明清战局变化中，应该说火炮还有大量适合它生存的政治策略，我们应该综合各方面因素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报告人：李英铨

报告题目：论林则徐的广东海防

报告内容：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林则徐关东海防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本文希望谈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文章主要以日本学者田中正美的观点为切入点。林则徐的海防可以说是一个消极的海防、失败的海防。首先从海防举措上来看，林则徐主要的工作是治理水师，惩治腐败，构建炮台，招募丁勇并动员民众一致抗英。这些举措是其海防的具体成果和表现，学术界对于林的这些海防成就基本上是全面肯定的。正式有了这些成果，加之其本人性格刚强，敢于反抗，遂展开了自卫反击的斗争，林参与指挥的战斗大小共六次，但是总体说来没有给英军形成致命性的打击，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在心理上对外国舰船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效果，在精神上鼓舞了当时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并借以发展了依靠民众的游击战术，但是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广东海防中的一些问题，如大炮不能移动，射程不够，兵勇贪生怕死，水师战船没有战斗力等等。其次，林则徐的工作重心始终是禁烟而非海防，这就使其海防作业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海防工作成了禁烟工作的附属，这就使其海防作业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二是在海防作业中只惩治了水师中的一些人的腐败现象，忽略了对水师及师船的改造和建设。三是广东海防工程中的炮位建设存在一定的缺陷，所购建的大炮不堪使用。四是在战略部署上只看重虎门海口的防务而忽视了其他地方，这也是后来英军能攻破虎门的重要原因。五是地方主义色彩浓重，海防中派兵联防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不强。六是在广东海防问题上没有发现民众力量，他对民众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偏见，对民众的认识和利用存在更多的功利色彩。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不具备近代武器才使林的抗英措施最终归于失败。三元里一战夷兵具有火枪大炮，而乡勇只用长棍短刀，却把英夷打得落花流水。可见先进的近代武器仅仅是海防抗英取胜必不可少得条件之一，但抗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广大民众的发动与组织问题以及军队的有效组织与训练问题。另外林还忽视对军队的重新整治、有效组织和训练，军民不能有效的配合，而是相互敌视。可以说林则徐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有更多因素的限制造成的。



报告人：黄华文

报告题目：对抗日战争起点和终点的思考

报告内容：抗日战争是20世纪30、40年代之间中华民族为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保卫民族生存、保护世界和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殊死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惨烈程度强、付出的代价之重、以及国家民族命运所产生的影响之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对于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的问题，在抗战过程中及其结束之际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现在这一观点有受到了挑战，其他观点主要有“九·一八”说、“八·一四”说、“一二·九” 说，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九·一八”说，此观点主要来自一部分东北学者。但是相对于“七·七抗战”说，它的理由还是略显薄弱。首先，抗日战争是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其不是由一部分人和一个政党可以决定的，而应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准备为准。其次，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质的变化是在“七·七事变”之后，而不是“九·一八”。基本矛盾的变化是以政府的政策、决议、宣言的内容指向为准。“七·七事变”之前，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共产党发面，其颁发的文件中涉及到直接对日作战问题的文件在所有颁发的文件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便明确地告诉我们中日矛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矛盾上来。再次，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说法是多数的战时文件和多年来的约定俗成的观点，中共方面、国民党方面以及40年来的学界中都是这样认为的。最后，“七·七抗战”的提法，与海峡对岸中国台湾学者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外国学者的认识一致。统一认识则更有利于学术交流。

评论：

刘长林：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对抗日战争起点和终点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方便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二是这篇文章同时也提出了对战争起点与终点的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话题。

报告人：孙建民

报告题目：中国积极防御战略的战略文化诠释

报告内容：“中国威胁论”的提出始于1993年，到1997年达到高潮，2004年后又以各种形式的论调的出现，中国越发展，自身越不完善，国际越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了他人。本文从理论上归纳一下“中国威胁论”的逻辑依据。首先西方国家囿于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后，实力强大了，会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另外，西方国家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曲解也是导致“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从1840年来的受到压迫，现在经济发展了，有实力了，会激发中国人的好斗、自量、仇外、报复的心理，这正好是近代历史所认为的一种刺激。其次，中国历来有积极防御的历史传统。再次，“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国际秩序观。中国古代有着自己对问题的视角、目的、手段、方式。最后，中国现在之所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宣传，二是在学术上加以论争，配合政治上的宣传。目前在学术上，我觉得不要把“和平发展”作为一种策略和口号，现在所讲的和平世界宣传的味道过浓。另外我们既要积极防御，又要有所作为，以维护国家的发展安全利益。

报告人：薛学共

报告题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湖湘渊源

报告内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革命活动与湖湘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虽然其与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世界的军事思想都有联系，但最为密切的还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大致从王船山时期开始建立，到曾国藩时将其发扬广大，湘军的崛起是以重大的历史现象，从文化的视角来审查，湘军既是一军事集团，又是一文化团体。湘军之兴既是湖湘文化的产物，也发扬了宋明程朱理学、道光时期爱国军事学派的精神，是湖湘出人才的开始，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等，他们的卓越军事思想对湖湘文化的丰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传统，不论从其思想历程还是成长经历上来看，湖湘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不是局限于一省一地，也是博采夫子百家的精华，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不仅湖湘籍的历史人物，非湖湘籍的历史人物，而在湖南区域内产生创建思想文化体系的也可以设为湖湘文化。毛泽东生于湖南，长于湖南，虽然他的思想创建不限于湖南一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来看。湖湘文化影响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扩充了湖湘文化，把湖湘文化推向了全国，作为湖湘军事文化的最高代表，毛泽东思想为湖湘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但是湖湘文化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属于一种大陆文化，比较保守，这对毛泽东的性格也有一定影响。从研究湖湘文化入手，可以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视点。



评论：

王关成：首先谈一下关于革命战争胜败的问题。倪乐雄的文章提出要在若干个前提条件下，“武器是决定因素”才能成立，这固然不错，其实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都是有前提的，只是大家都清楚是有前提的，我们就把它省略了。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文章是有前提的，否则便不成立，这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把柄，即文章如何做？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很多事情还是由人来决定的，所以本人还是支持倪教授的观点。其次，关于骑兵起源的问题。我们应该放宽视野，中华传统文化是56个少数民族共同创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草原上骑兵的出现就应该是中国骑兵的起源，那么中国的骑兵就应该出现于夏末商初。另外对骑兵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能执行人物的便是骑兵。赵武灵王时期只是一次改革，而非骑兵出现的标志。再次，关于服兵役的年龄问题，我们应该把常态与非常态分开来看，总的来说，和平时期需要的军人少，战时需要的多，不同时期肯定会有不同的服役年龄。另外，武器装备的提高也影响到所需兵员的多少。最后，关于陈峰教授提出的问题的一点思考。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满清的一个屈辱的朝代，我们应该更多的吸取历史教训，古为今用。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非常险恶的，因此我们更应重视我们的国防建设，而不能一味的以防御为主，我们应该建设自己的远洋舰队和空军，保卫我们的领海与领空。

邱剑敏：这里想提两个问题，一是林则徐到广东去主要的人物就是禁烟，而非海防。其次，我们应该把历史问题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去，林则徐应该受到更多的来自朝廷的掣肘，我们不能更多的苛责前人。



闭幕式：

28号上午10：10 主持人：芦建华

熊铁基教授致辞：熊教授说这是一次团结的会，活泼的会，收获的会，交流的会，继往开来的会。军方与地方相融合，很多问题得到很好的沟通。这次会议上探讨的很多问题都很有启发性，使人收获颇多。会议的规模是小了一些，但是作用很大，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会继承下去。

陈峰教授致辞：这次会议的质量很高，既有对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又有对具体问题的严谨考证，即涉及到历史，也关照到现实，军方与地方都谈到了各自研究的特点，对以后军事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最后陈峰教授承诺在明年或者后年，一定会办好下届的军事史学术研讨会。

[ 本帖最后由 5306208 于 2010-2-3 19:58 编辑 ]

第二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10月26日上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同来自国防大学、海军学术研究所、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研讨中国军事史。

　　会议开幕式由赵国华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向农、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春志少将出席并讲话。赵国华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筹办情况。李向农首先对来宾表示欢迎。他说，军事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高兴华师能够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很想参军，但是由于近视，就没有当成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李向农打趣地说。刘春志也对研讨会的召开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其实在军队院校，从事军事史研究的人不多。没有想到，地方上会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领域。”

　　开幕式结束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陈相灵、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徐卫民等分别以“中国古代的战略决策的信息体系”和“尉缭军事思想研究”为题，进行学术交流。

　　此次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共同举办，与会者将围绕中国军事战争史、军事思想史等课题进行为期5天的学术研讨。

　　相关问题欢迎到董狐笔网军事历史讨论提问：http://junshi.donghubi.cn

雷家宏教授参加中国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发布时间：2009-6-10　　　阅读次数：300
2009年6月5—7日，我所雷家宏教授应邀参加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主办、上海政法学院协办，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军地学者60余人就中国军事史领域相关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雷家宏教授就如何深化军事史研究和南宋军事史的特点作了发言，受到入会者的好评。

http://guoxue.hust.edu.cn/NewsOp ... ype=35&Type2=47

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
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军事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

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名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

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作为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军事史研究在当前我们国家的学术生态中，处于明显边缘化的境地，呈示不景气的局面。这既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稀少，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滞后，更表现为研究理念的失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迎来中国军事史研究的转机。
　　　　
　　　　
　　　　
一　军事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绐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就是军事史研究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1.必须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这是由军事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性质所决定的。

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统一，新旧王朝的代换交替，政治集团的斗争倾轧，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中华民族的融汇整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这个途径来实现的。战争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是历史演进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大的范围讲，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其中的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历史。
　　　　

2.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和标识。

具体地说，首先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领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领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实践。

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美金以铸刀剑，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斤且属，试诸壤土”（《国语·齐语》）；所谓“聚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论百工之锐器”（《管子·七法》）云云，都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乃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

泰汉以降，军事技术这种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战船制作水平的提高，筑城工艺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的使用，钢铁铸造武器装备的突破等等，都是历史上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到了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的火车头作用。
　　　　

3.其次军事在历史演进中的中心地位同样也体现在政治领域。

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强化，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往往以军事为主体内容。所谓的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再到满清设置“军机处”等制度设置和行政措施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如军功爵制滥觞于春秋时期赵简子的铁地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什伍连坐法”、“二十等爵制”等等，也是逐渐由单纯的军中制度演变为社会控制与管理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将兵”，张居正改革中的整饬边防等均是具体的例证。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
　　　　

4.最后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

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凯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也大都是军事史著作。这一传统得以长期延续，使得在当今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军事史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那里，有关战争、战略、军队编制、作战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人物、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杰弗里·帕克主编的《剑桥战争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并总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　中国军事史研究面临的危机
　　　　

与国外相比，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军事史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得重一点，它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中国军事史研究长期低迷不振的现实，直接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点：一是使西方学者菲薄蔑视我们国家悠久伟大的军事文化传统；二是一般社会读者对军事历史“戏说”的合理化予以认同。
　　　　
中国军事史研究严重滞后萎靡不振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

第一，军事史研究被边缘化，长期不能进入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即成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相比，当今军事史完全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单薄，质量恐怕也不敢让人恭维。其他学科几乎都有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但这在军事史研究领域却似乎难以列举。

第二，在有限的研究领域中，军事史不同分支的研究状况也不一样，发展很不平衡。相对而言，兵制的研究稍为成熟，如蓝永蔚的《春秋时期的步兵》，谷霁光的《府兵制考释》，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等，均是学术价值重大、学术影响深远的著述。然而学者对于战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兵要地理、兵学理论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

第三，战争史作为军事史的主体，研究思路与方法严重缺乏创意。许多战争的考察与评析，仅仅局限于宏观勾勒的层面，满足于战略的抽象概括，只讲到进步或落后这一性质层面的东西，而很少能进入战术的解析层次，未能围绕战法这个核心展开我们的研究。因此，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不同的战争分析到最后，结论看上去都大同小异，千人一面。

第四，学术研究与政治文化宣传的界限经常被混淆，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不究其是非对错，人云亦云，“百犬吠声”。像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和平防御的同时，对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的穷兵黩武现象却视而不见；仅能看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一面，而忽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另一种事实。看问题总是停留在平面、直观的层次，而缺乏立体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流于平庸，缺乏学术上的公信力，而反过来又损害了整个军事史的研究。
　　　　

中国军事史研究之所以面临困境，乃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

一是学科设置上有严重缺陷。在国家学科划分上，军事史隶属于军事学（其研究只能在军事机构内），连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都不是，研究者申报课题困难，取得研究经费困难，又不能授予军事史方向的学位。影响所及，一般院校绝少有军事史研究机构，基本不开设军事史课程，这些都影响到军事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二是军事史的内涵界定与研究范围不够清晰。如学术界经常把军事制度混入政治制度的研究之中，把军事技术归入于科技史的研究之中，把军事法规并入法制史的研究之中。结果是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很多本应属于军事史研究的问题，使后者只剩下兵役制度、军事谋略等，导致内容过于空泛，这也制约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

三是受制于文献记载上有关军事史内容的不足。古代文献中有关军事史战术层面的内容十分单薄，这与西方军事史著作有很大差异的。西方的军事史著作对战术层次的内容记载相当详尽，像在记述汉尼拔指挥的著名坎尼之战时，就详细描绘了双方怎样排兵布阵，步兵、骑兵如何配置，何为主攻，谁作牵制，战斗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的等等。反之，我们的古史记述，多侧重于战争酝酿阶段的纵横捭阖、　逐谋斗智，而真正描述战争过程的往往就简单的几个字，如“大破之”、“大败之”云云，一笔带过。我们概不知道双方是怎么胜败的，没有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就为我们从战术层次上深化军事史的研究带来了重重障碍。

四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在专业素质上还存在种种缺陷，不能完全适应军事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渗透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研究者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研究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不能不使我们的军事史研究存在着先天性不足。
　　　　
　　　　
　　　　
三　军事史研究的转机在哪里
　　　　

危机同时也意味着转机，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坦途。中国军事史研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繁荣和发达也并非没有指望，关键是我们如何寻找到赢得转机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要求我们对军事史研究予以主观上的更大重视。大家应该形成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启迪成败，那么就不可能拥有与理解完整的历史，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军事理论创新，也不能建树真正有价值的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更遑论在世界大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响。

一句话，不珍惜传统，肯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漠视历史，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基于这样的共识，则军事史研究必将获得最大的动力，因为研究者的责任感与取得成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正比共生的关系。
　　　　
　　　　
第二，要求我们在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扎实的工作，开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这包括：对军事史学科的内涵外延要有一个科学而清楚的界定，确立起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使军事史研究的独立性得以完全体现；

对军事史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军事与历史两张皮，搞历史的不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尽量调整军事史研究领域内各个分支不平衡的局面，在继续加强兵制史、兵书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往相对薄弱的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阵法战术，兵要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使整个军事史的研究能够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各个分支方向既独立推进，又互为补充、互为促动。
　　　　

第三，要求我们从事军事史研究，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借助于军事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军事史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如面对军事制度上的疑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参考现代军制的原理与方法来协助解决。如“偏”是先泰时期车战的战车编组形式，但是一偏到底有几乘战车，文献记载说法各异，有九乘说，十八乘说，二十七乘说，八十一乘说等等，莫衷一是。

另外，象先秦军队既有“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制，又有“三十人乘制”、“七十五人乘制”，彼此关系又是怎样。如果花大力气去求证，由于材料的限制，结果很难如愿。但如果我们了解现代军队编制特点的话，那么也许很容易就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军队编制在平时管理和战时配属是两种方式，一支军队可以有平时隶属体制、战时合成编制、临时战斗编组等多种编制。

先泰军队就平时隶属编制而言，可以有六级；就战时合成编制而言，即为“乘”；就临时战斗编组而言，又可以有“九乘”“二十七乘”等大小不同的“偏”形式。这就是参照现代军队编制以深化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例子。

再如，我们以往研究韩信破赵时部署的背水阵，一般只关注到军心士气问题，即韩信之所以部署背水阵，乃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战斗意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几乎是数千年来人们的一致看法，韩信自己也是如此表白的。但是，我们如要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背水阵”其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战术作战要领。

韩信设置背水阵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诱赵军前出攻击，变换主客。如此，本来是处于攻击地位的韩信军队反而变成了防御一方，而在军队作战中，防御和进攻所需兵力是相差很大的，这叫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信通过背水阵的设置，改变了双方的攻守地位，弥补了自己兵力的不足，在一次进攻性战役中，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作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有主客变置的关键因素，再加上布列圆阵、兵分奇正、置于死地然后生等战术要领，背水阵才达到了预期目标。

这个例子更为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军事史研究离不开军事学的要素与方法。总之，军事史研究只要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那么就可以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而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简介] 黄朴民（1958-），男，浙江绍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军事史研究。

提醒楼主一句，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