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同具体的历史实证研究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并成为推动具体的历史实证研究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朝着健康、正确、有序方向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出现一个史学批评的繁荣昌盛的局面。这将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之所以说史学评论将成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思想认识方面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的重要性日益为史学工作者所认识，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史学批评的学科地位也已基本取得了共识。第二，从实践上看，史学批评已基本上摆脱了不登大雅之堂、"小摆设和点缀品"的卑微地位，开始成为了史学工作的"本业"，并在20世纪末初步呈现出了史学批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第三，从历史上看，中国"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1]（p .133）中国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巨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史学发展的内在活力之所在。"史学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史学发展的活力。"[1]（p.135）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同样不能离开史学批评。

　　                                      一

史学批评引起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的瞿林东先生在《光明日报》和《文史知识》上先后发表了《谈史学评论》（《光明日报》1985年5月27日）和《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的文章。1987年《安徽史学》组织了史学批评专题讨论，并开辟了"史学评论笔谈"专栏。1991年1月《文史知识》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栏目，连载瞿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系列文章，到1992年7月连载结束；1994年6月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书名用的就是该栏目的名称。据瞿先生在该书后记中称，《文史知识》杂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栏目连载半年以后，在史学界就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几乎与瞿先生同时，吴泽先生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史学概论》著作中，把史学评论作为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设置了专门的章节对史学评论进行理论阐述。此后不久，在1989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振宏先生撰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在对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进行分类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批评是"以史学本身为对象的诸学科"之一。十年后，李振宏先生在该书修订版中特别设了"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一章，对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初步的、较为系统的论述，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把史学批评归入到史学理论学科范畴，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学科。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写出一部系统的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但是经过史学工作者十多年的努力，对于史学批评的极端重要性，人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获得了充分的认识。
　　
在吴泽先生主编的、1985年初出版的《史学概论》一书中，作者用了一节的篇幅，主要从史学批评与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史学评论的作用，认为史学批评"对历史研究和史学编纂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对一定的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催化推进作用"。要而言之，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pp.322-33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瞿林东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作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论述。在《谈史学评论》一文中，瞿先生开篇就论述了"史学评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史学评论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纽带之一。""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3]（pp.240-2242）从史学批评和史学工作者关系的角度，瞿先生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史学评论不是小摆设和点缀品，是严肃的事业"，是"史学工作的'本业'"。[4];[5](pp. 566~568)"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本身的问题，它折射出社会对于史学的评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1]（p.176）这就是说，史学家所做的史学批评工作，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而是表征着社会对于史学的看法，也表征着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史学批评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高度，认识到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从史学批评与史学及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瞿林东先生认为："史学批评对史学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史学的进步与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活力，既来自社会的启动，也来自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的激发。反过来看，史学批评对社会发展与史学发展又会产生作用和影响。"[5]（pp.334-335）瞿先生还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从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关系的角度，深刻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1]（pp.270-271）；[5](p.486）可以说，关于史学批评重要性的认识，瞿林东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的论述是最为全面的。
　　
更多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主要从史学批评与史学自身发展关系的角度，认识到了史学批评的极端重要性。例如，在1989年11月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李振宏先生指出："史学评论是推动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它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担负着传播历史科学成果，普及历史知识的重大使命"。[6]（p.72）在1999年的修订版中，李振宏先生以"史学评论"定义的形式，把史学批评之于历史学发展的作用明确为"调节、规范、引导"，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杠杆和调节器"，它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即：1）对具体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意义、得失及其原因进行科学的考察和评价，2）对史学研究状况的分析与评述，和3）对史家个人史学成就、史学方法、史学思想的分析与评述，来"实现其总结史学研究经验、矫正史学发展方向、传播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功能"。[7]（p.443）《求是学刊》编辑部的张晓校先生则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史学评论对于史学至少有指导作用和批评作用。也就是说，史学评论肩负着对史学发展的导向评论、正确引导、匡正谬误、批评不良，使史学能够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的使命。"[8]（p.29）1998年11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近代史领域的一批著名学者举行了"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从后来发表的与会者的发言来看，这些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史学批评对于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从史学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史学书评方面，认为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书评是繁荣史学的有效手段，书评的落后必然导致史学的落后 。
　　
大致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学风不正的问题日益严重，且越来越成为阻碍史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不少学者开始从史学批评与历史学界的学风建设、学术规范建设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史学批评之于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史学批评对于学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瞿林东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评论优秀遗产时，就概括说：在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家刘知畿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指明后学'入门'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人伦'的影响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9]（p.124）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瞿林东先生是较早从史学批评与学风建设关系角度来认识史学批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把史学批评与历史学界的学风建设、学术规范建设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召开"近代史书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改进史学书评来净化史学风气。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联合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在南京举办了"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发展世界史学科"专题研讨会。在这次中国世界史学界重要的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会议上，对史学批评之于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意义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史学批评是保证历史学界"遵循学术规范的重要监督措施，其舆论导向，对净化学术环境，匡正不良学风，提高书刊质量，推动学术进步，都能发挥积极作用"。[10]（pp.100-107）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学者，也不论是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尽管各自的考察角度不尽相同，但都已经普遍地认识到了史学批评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史学批评有望在新的世纪成为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的思想基础。
　　
在思考史学批评作用的过程中，人们也同时认识到了史学批评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来说是史学理论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换言之，史学批评的学科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史学工作者也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一些史学理论工作者并且作了史学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了"史学批评学"概念。例如，李振宏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就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角度拟制了一个史学批评（史学评论）的学科体系，它包括七个部分，即：1）史学评论学科的对象、性质和任务；2）史学评论学科的理论基础；3）史学评论的价值标准；4）史学评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5）史学评论与各史学分支学科的相互作用；6）史学评论的社会功能与科学功能；7）史学评论家的素质和修养等等。[6]（p.72）这一学科体系构想，十年之后李先生没有改变。1994年，雷戈先生在《哲学主义的历史》一书中，也明确肯定了史学批评的学科地位，指出"史学评论本质上是一门理论学科"，"是低于史学理论的较富于直观形式的理论结构"。[11]（p.369）但对于史学批评学科的具体归属即存在属性问题，他并不像大多数史学理论工作者那样认为史学批评属于史学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或者说属于史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认为"史学批评是历史学内部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学结构中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也就是说，史学批评是历史学内部一门相对于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而言的独立学科。他把它命名为"史学批评学"。[12] 1997年，雷戈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史学批评学论纲》一文，以纲要的形式对史学批评的存在属性，史学批评在结构上与史学史、史学理论和书评三者之间的区别（即史学批评的界限），史学批评的目的、对象和原则，以及史学批评和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的辩证互动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这实际上也拟制出了一个史学批评学科体系。
　　
史学批评是否归属于史学理论，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不管是对此持赞同意见还是持反对意见，都一致认为史学批评是历史科学内部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也理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已经提出了建设性的学科体系框架。以后要做的事，是如何去丰富这门学科的内容，如何用"血肉"去丰满业已提出的学科体系"骨架"。虽然史学批评学科目前还基本上停留在体系构架上，但我坚信在新的世纪，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史学工作者是有能力完成整座学科大厦的全部工程建设的。这是史学批评在21世纪将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

史学批评在21世纪将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不仅有如上所说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而且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基础。这就是：从目前情况看，史学批评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不登大雅之堂、"小摆设或点缀品"的卑微地位，在20世纪末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热潮，初步呈现出了其勃勃的生命力。
　　
首先，从主要史学报刊来看，史学批评文章在报刊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观，不再是难登大雅堂，"或局促于报纸一隅，或偏安于杂志末位"，[5]（p.343），而是成为了史学报刊的重头栏目，占据了史学报刊的显要位置。例如，《光明日报》，每周都有一版史学专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开辟有"史坛纵论"一栏，刊登短小精干的史学评论文章，"处于赫然令人瞩目的地位，很有点生气"。[5]（p.344）大陆主要的几家史学杂志也开始把史学批评文章刊于显要的位置。如《历史研究》的"书评"栏目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栏目，近年来就非常引人注目，刊登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对史学批评特别是书评具有一定导向作用的文章。1996年春，在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的倡议和支持下，北京的六家史学杂志《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合作成立了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第二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也加盟了进去。这一举措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从该联络机构成立以来，七家史学刊物的书评工作都有明显的进步，过去那种以颂扬为主的史学书评逐渐退出了史学书评的阵地，学术含量较高的严肃的史学书评已经成为目前各主要史学刊物书评文章的主流。而且这两年来，从《历史研究》刊登的书评文章看，已开始在批评性书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批评性兼研究性书评方向发展的趋势，如今年第一期刊登的程美宝的《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文。今年初，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还编辑出版了两本《史学新书评》，选入了1996年至1999年四年间在七刊发表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史学书评文章，共有48篇书评文章入选。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计划今后陆续编印《史学新书评》，每两年的书评编选出版一册，以便能够"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史学图书评论的发展变化，进而反映史学进步变化的情况"。[13]（ "前言"，p.3）在地方史学刊物中，比较突出的是《史学月刊》杂志。近年来，《史学月刊》杂志已经把史学评论作为该刊的一个重点发展栏目，倡导综合性、比较性的史学书评，即对涉及同一历史领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性、综合性评论，目前已经先后刊登了关于秦汉史和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史学书评，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史学书评也正在编发之中。《史学月刊》的"史学评论"栏目还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从史学批评文章在史学刊物发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史学批评文章在各主要史学刊物中已经占有了很大的比例。去年，我曾经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史学集刊》和《安徽史学》等11家史学刊物1997-1999年三年间刊登史学批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的七家史学刊物史学批评文章一般占发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历史研究》平均为33.1%，《世界历史》平均为38.8%。1999年，《近代史研究》用了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评论文章，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文化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等14个领域的研究状况。相比较而言，地方学术机构主办的史学刊物史学批评文章在刊物发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一般在20%以下 。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地方史学刊物与北京的史学刊物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从史学批评文章在刊物中所处的位置看，无论是地方史学刊物还是北京的史学刊物，都已经不再是以前"习惯"上安排在刊物末位的一种"点缀品"了，而是成为了各史学刊物的重头文章。
　　
其次，从图书出版方面看，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史学批评图书。例如，刚才提到的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选的1996~1997年、1998~1999年《史学新书评》。个人文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瞿林东先生的《史学与史学评论》、近年来在学术评论界声名鹊起的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还编选了《书的学术批评》，这部书评集选入的书评有一半以上是史学书评，都是发表后曾经产生颇大影响的书评文章 。据了解，杨玉圣编选的关于学术规范问题讨论的论文集，也正在联系出版中。研究性的史学批评论著，比较重要的是王学典先生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再次，史学批评已经走进高校历史系的课堂。早在1987年，瞿林东先生就在《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文章中建议"在大学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和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开设'史学评论'选修课程，由教师提出书目，学生选读，或者在教师指导下组织读书会，然后写出评论文章"。[5]（p.568）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高校历史系开设"史学评论"课程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和落实。根据有关信息，比较早地向学生讲授"史学评论"的可能是曲阜师范大学的许凌云教授，但许教授讲授"史学评论"是作为史学理论课程中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我还缺乏更详细的了解。能够确定的是，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玉圣开设了史学评论选修课，据称选修这门课程的不仅有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开设"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课程，不仅有益于培养良好的学风，提高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而且对于史学评论队伍的建设，促进史学评论的发展都将有所裨益。目前，开设这门课程的高校历史系虽然寥寥无几，但它毕竟已经走入了课堂。我相信，在新的世纪，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历史系开设"史学评论"这门选修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支比较专业化的史学批评队伍。
　　
最后，史学评论研究已经被列入有关政府部门制订的高等学校历史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在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负责起草的《高等学校历史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中，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部分，共制定了23个课题，其中就有"当代中国史学评论研究"课题。史学评论研究被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列入国家颁布的有关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之中，这是第一次。这表明，史学评论研究已经进入政府有关部门决策者的视野，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它对于史学批评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史学期刊界、图书出版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扶植和支持史学评论学科的发展，为史学评论成为21世纪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

史学批评在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还在于史学批评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21世纪史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史学发展自身的要求。
　　
从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看，史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相同步，但它的产生还是很早的。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就已经开始滋生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左传》的作者对孔子所编订的《春秋》一书的评论。从两汉时期起，中国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家是司马迁和班固。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春秋》的评论还处在就事论事的低层次，到了司马迁这里，就开始从史学自身的发展高度来评论《春秋》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泱泱大国，开始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如谯周（《古史考》25卷）、刘宝（《汉书驳议》2卷）和徐众（《三国志评》3卷），分别对《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的史书评论专著；同时，还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史学评论的专篇，如著名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唐代，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已达到了成熟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问世。两宋之际，史学批评在史部著作中已正式取得了独立地位。第一次在史部著作中设立"史评类"一目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著录《史通》至《唐史评》共23种著作，但他没有对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进行严格区分。第一次明确将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区别开来的是南宋的高似孙。高似孙的《史略》一书，卷四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钞、史赞和史例等并列。不仅如此，而且在两宋时期，自觉的史学批评史的意识也已经明确起来。乾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达到了辉煌阶段，不仅出现了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专著--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而且出现了一批至今仍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影响的考据方面的史学批评著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崔述的《考信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继承了宋人的遗产，在史部15个子目中把"史评"作为独立的一目 。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历程中，古代史家基本确定了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即德、才、学、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这份优秀遗产，对于当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将从思想和方法上起到重要的滋养作用。只要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遗产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与总结，并对当代中国史学批评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总结，那么在新的世纪，就一定能够弥补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大缺憾，写出像《史通》、《文史通义》那样的系统性的史学批评著作，以便从理论和方法上指导当代史学批评活动，适应当代史学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程的简单回顾，我们不难看出，它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产生的两汉时期，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通史和第一部皇朝史（断代史）产生的时期，《史记》和《汉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司马迁和班固对前人的史学成果进行自觉批判的产物，司马迁和班固正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分别通过对《春秋》和《史记》的批判，在继承已有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通史思想和张皇当代历史的皇朝史思想。产生《史通》的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史学的繁荣为《史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史通》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下一阶段史学的发展。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书的各种体裁基本齐备，并诞生了又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乾嘉时代，以考据为特色的史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传统史学开始步入实证研究阶段，史学批评本身成为了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之间的互动作用和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大凡一种新体裁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史学批评的基础之上的，新的史学思想的产生也主要建立在对已有史学成果的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到了近代，表现得更加突出。
　　
近代以来，虽然没有再涌现出像《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的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但史学批评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十分明显。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固然与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西方史学界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的国际史学大气候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没有梁启超应用西方新的史学观念来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是不可能产生出所谓的"新史学"的。2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也与史学批评相伴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李大钊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运用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而且批判了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史学，展开了关于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大争论。正是通过批判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并在激烈的史学批评过程中诞生出了最富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同样与热火朝天的史学评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五朵金花"的论争，关于历史主义的争论，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科的发展。史学批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强有力的兴奋剂。正是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与争鸣，撞击出了各种思想的火花，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的高质量的史学文章和著作。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同样是在80年代热闹的史学批评活动中实现的。人们通过对"文革"影射史学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吸收西方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又进而反思整个中国传统史学，包括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掀起了史学理论研究热潮，各种史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被竞相采用；出现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史学主体、史学客体和历史事实，五种社会形态，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等重大问题的学术论争。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学界逐渐走向了沉寂状态，除了关于社会史体系问题和90年代末围绕顾诚《南明史》一书而展开的有关争论较有典型意义外，激烈的争鸣没有了，颇有点死气沉沉的意味。史学不再像二三十年代或五十年代那样有一系列的兴奋点，史学也不再让人感到兴奋。虽然90年代以来并不缺乏史学评论文章史学评论性质的著作，但不是一味地颂扬就是刻意挑刺，史学批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倒退现象，即把史实纠谬、史料考订当成了史学评论的全部，学术观点的交锋甚至也基本不见了，从方法论、史学思想、历史思想等角度评论史学成果、史学状况的史学批评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出现。从史学批评的内容看，90年代以来，史学书评和史学成就的回顾与总结占据了主流，对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现象、史学现状等的分析与评论，尽管也有，但并不占史学批评的主流。在新的世纪，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没有争鸣，学术民主就得不到体现，新的史学思想也不可能产生。史学批评是历史学进行学术争鸣和实现学术民主的最有效途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史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史学批评如果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

史学评论！听说考试内容包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