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后期史习题及参考答案
隋唐五代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常举
常举是唐代科举形式的一种。常举每年定期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唐玄宗以后进士科地位日益突出，逐渐成为科举的主要科目。
（2）制举
制举是唐代科举形式的一种，是由皇帝下诏举行的不定期的特别考试，以求非常之才。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可由吏部给予官职。
（3）永业田
永业田是唐代均田制授田的一种，是北朝桑田的更名，唐初称世业田，指受田者有权世袭并可变卖的田地。贵族官僚依爵位、品秩高低受永业田。丁男受永业田二十亩，占正丁受田数的十分之二，妇女则不给田。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可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者，准卖永业田。身死后，永业田可以传给后世子孙。这些规定表明前朝不准土地买卖的禁令在唐代已有所松动。
（4）大索貌阅
隋代搜刮人口并核实在籍人口的行动。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隋文帝下令州县官吏大规模地检查户口，叫做“大索貌阅”。即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核对，检查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如有不实，保长等要办罪。通过检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
（5）输籍法
隋文帝时所采取的一项经济政策，亦称输籍定样。即将人民所输租税，依每家资产情况作出缴纳标准，从轻定额。每年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共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的上下。这样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纳税额，百姓固然不能逃脱，地方官也不能随便舞弊，更重要的是所定赋税比世家大族对属民的剥削为轻，这样做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6）平章政事
唐以后多个王朝宰相群体的一员。唐时初为不是正式宰相的其他官员参与宰相事务的名义职衔。逐渐演变为正式官名。唐中期后只有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者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宰相。宋朝宰相亦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辽南面朝官中书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金尚书省置二员。元中书省、尚书省、诸行中书省置，为丞相副贰，丞相缺则为长官。此职明初始废。
（7）释褐试
唐代科举授官考试名目。唐科举及第者仅予出身，须再赴吏部考试，合格后方能授官。古时没有官职爵位的平民称布衣，一般穿粗布褐衣。当了官才能脱去褐（布）衣，穿上官服。故称赴吏部考试为释褐试。
（8）律令格式
隋唐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对国家典章制度的规定。格是政府以诏敕形式颁布的各种禁令，主要是对违法者的处罚，可看作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办事章程。律、令创始于秦，格、式创始于东魏、西魏，至隋并行，唐沿用而更加完备。四者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构成严密的统治制度和法典体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9）勋格
唐高宗时修《姓氏录》，规定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一些士卒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可进入士族行列。《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反对，称之为“勋格”，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旧士族。
（10）水部式
《水部式》是唐代中央政府颁行的水利管理法规。现存《水部式》系在敦煌发现的残卷。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和桥梁渡口的管理和维修，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内容。现存的法规中有关关中灌区的内容较多。此外，对于农业用水与航运和水力碾用水之间的调节分配，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11）折冲府
唐代府兵基本单位名，由统军府改革而来，遍布全国各主要州，皆有名号，有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领所属备宿卫，出师则总领军器、粮草、物资、传点等事。以善骑射者为越骑，余为步兵。属员废置略有变化。天宝中随着府兵制的瓦解停止上下鱼符及上番、发兵活动，天宝末虽保其官员和兵额，已有名无实。
（12）耒耜经
书名。唐陆龟蒙撰。约成书于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前后，早佚，仅存序一篇，正文一卷。对江东地区五种农具的结构与功能作了详细的描述，以曲辕犁为主。该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全长一丈二尺，保存了中国古代结构完整的曲辕犁资料。
（13）飞钱
又称便换，是唐代私人创设的货币汇兑方式。初见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缺不敷用，来京贸易之商贾，将销货款委托各道进奏院，诸军府、节度使或富家领取半联票券，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即可取款。此举可解除商旅长途携带钱帛及各地运输税钱入京之劳。后官府欲独占飞钱之利，但因官营信用不固，虽免汇费，商人多不肯至，仍未取代民营。
（14）南衙北司之争
唐代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唐制，朝官的衙门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引起与朝臣官僚集团的矛盾和冲突。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和“甘露之变”。
（15）甘露之变
唐南衙北司之争的代表性事件。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准备内外合势消灭宦官集团。开始，斗争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李训争于建功，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十一月授意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卫大厅后的石榴树上降有甘露，以引诱宦官，围而杀之。但被宦官仇士良现场看破，李训、郑注、韩约等均被杀，文宗被监视，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史称“甘露之变”。
（16）二王八司马
唐永贞革新中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逼顺宗退位，二王被贬逐，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
（17）宫市
唐时宦官承办宫中用品，在市场以低价强购掠夺人民资财之方式。始见于天宝中。贞元时，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于东西两市及要闹坊曲，凡见所需之物，倚势强令卖者送往皇宫，给价十不偿一。且多以绢绫或红、紫色染旧衣、败缯，尺寸裂之以酬。每至宫门，尚强索门户钱、脚价银，稍不逊，有殴打至流血者，至卖者重负入市，空手而归。每宦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顺宗即位，与五坊小儿等同罢。
（18）白望
唐德宗时，由宫市使派往市场低价强购、攘夺人民资财的太监。人数达数百，于市场上左右张望，见有中意物品即强取而归。
（19）牛李党争
唐后期官僚集团间的朋党之争。从宪宗至宣宗的四十余年间，朝臣中分成以李德裕为首的世族官僚，及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寒门官僚两大集团。他们各自结党、相互倾轧，为祸甚烈，史称“牛李党争”。两集团在政治上的主张和建树各有长短，但多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
（20）节度使
唐睿宗时期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置的军事长官，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所驻在州刺史。天宝年间在边境形成10个节度使，一度有利于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指挥和控制。但同时也形成了如安禄山一类的势力过分强大的军阀，为叛乱埋下了隐患。安史乱后，内地亦多设立节度使，缘边节度使演变为天下节度林立。其中一批节度使权力扩大，发动叛乱，形成唐代后期军阀割据。
（21）马嵬驿事变
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西逃过程中发生的事变。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攻克潼关，直趋长安，唐玄宗仓惶西逃，行至马嵬驿，随行禁军将士在统治集团内一些人的谋划下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玄宗缢死了杨贵妃，此次事变称为马嵬驿事变。接着，太子李享在一些大臣宦官的拥立下率部分禁军北上，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22）官健
唐代后期职业军士的名称。唐代前期府兵制下边镇和各地有定额的防人或戍卒。番役期限，一般是三年或二年一代。后以府兵无力自备武器资粮，乃逐渐改用官给身粮、家粮或其他赐与的办法。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下令各军招募长期戍守的军防健儿，其家口愿同去的，各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从此唐军士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因资粮由自办而变为官给，故又称“官健”。
（23）牙军
唐朝后期节度使的亲兵名称。主将所居之城因建有牙旗,故称牙城。唐代节度使的官署称为使牙,节度使专门组织一支保护牙城与使牙的军队,叫做牙军,或称衙兵。他们有时也被派到外地作战。牙军是藩镇中最精税的军队,由节度使派遣心腹将领统管,是他们对抗朝廷﹑进行割据的重要工具。由于牙军在藩镇军队中地位重要,故所得赏赐极为优厚。他们往往父子相承,世代从军,姻族相连,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有的节度使反而受到他们的控制。牙兵们稍不如意,就聚众闹事,废立主帅,有同儿戏。唐后期不少节度使就是由牙军所废立的。
（24）神策军
唐代后期主要的中央禁军。本是陇右节度使所属驻守临洮城西的军队，安史之乱中，这支军队千余人奉调入援，后改编为皇帝禁军，并扩充发展成为兵力号称15万的最大的中央军。神策军后被宦官控制，神策军的实际指挥官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均由宦官担任。宦官控制神策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从而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它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此军唐亡始废。
（25）怛逻斯之战
唐与大食之间的一场战役。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中亚石国，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高仙芝率领唐及西域诸民族联军长途奔袭，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与大食军队遭遇。高仙芝与大食相持数日后，因属下葛逻禄部落倒戈夹击，无力支撑而以大食军的胜利告终，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高仙芝率少数逃脱。怛罗斯之战是中世纪最发达的两大文明帝国间最大的一次正面冲撞，唐在西域的扩张从此停止，大食此后也没有继续东扩。但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战争之外的收获，由于大食俘虏的唐军中有许多工匠，包括唐朝的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中国的造纸技术由此传到阿拉伯世界，后又西传到非洲、欧洲，这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
（26）经行记
唐代杜环所写的经历记录。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跟大食爆发怛逻斯之战，唐朝战败，杜环成为唐军俘虏的一员。杜环在中亚、西亚及地中海等大食占据的地区停留十多年。更可能是曾到达摩洛哥的中国人。公元762年杜环由海路返回中国，将他的游历见闻著作成书。书中提到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都城的中国的金银匠、画匠、织工、造纸匠等，反映了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及造纸术的西传。
（27）《大唐西域记》
唐代佛教史传。略称《西域记》，别称《玄奘行传》。唐玄奘述，辩机编撰。12卷。成书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记叙玄奘西行求法所历西域110国及所闻的28国的气候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政治、神话传说。地域包括从伊朗和地中海东岸至新疆，从中亚直抵南亚的斯里兰卡，甚至含东南亚广大地区。本书是研究古代印度、中亚史、南亚史、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极受国际印度学、佛教学学者推崇。
（28）鉴真
唐代律宗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双目失明，终抵奈良。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日本天平宝字7年）五月初六日，鉴真卒于唐招提寺。弟子思托记述其六次东渡事迹、经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润色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
（29）阙特勤碑
阙特勤是唐时东突厥毗伽可汗之弟。姓阿史那氏。默啜时，曾出征黠戛斯、突骑施及西突厥诸部，悉平其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默啜死，他拥立兄默棘连为可汗，自为突利设（左贤王），专掌兵马与暾欲谷同心协力，主对唐和好。曾遣使入唐朝献、扈从东巡及互市。卒后唐遣使吊祭，为立祠制碑，即《阙特勤碑》。《阙特勤碑》是现存最珍贵的突厥族文字和文化史料。碑铭是公元八世纪前半期建立的，用散文书写，词藻华丽、名式整齐，还有对偶句，表现了一定的文学修养。
（30）参天可汗道
唐朝与草原各部的交通线。突厥被回纥汗国灭亡后，回纥汗国与唐王朝之间，在较长时间处于和平交往局面，回纪使者入朝中原，回纥及西方的商贩往来于内地与漠北之间也较频繁，于是回纥提议将这条自漠北通往长安的回纥道称为参天可汗道。各部族称唐王朝皇帝为天可汗。参天可汗道自漠北草原，经呼延谷（今包头市昆都仑沟）再渡过黄河，穿越沙漠，经麟州而进入长安城。此道使唐和西域的交通在老的丝绸之路外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跨越蒙古高原的重要路线。
（31）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32）安西四镇
唐朝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唐灭高昌国，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对于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33）松赞干布
藏族吐蕃王国的创建者。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位为赞普，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削平内乱，统一青藏高原，在大臣禄东赞协助下正式建立奴隶主统治的吐蕃王国。他发展农牧业生产，推广灌溉，命人制定文字，颁行治理吐蕃之“大法令”，以处理赞普王室与世家贵族、诸小邦及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创设行政制度和军事制度，设置官职品阶，颁布律令，统一度量衡和课税制度，从中原及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等地引进文化、技术，使吐蕃社会有了迅速发展。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宗室女文成公主，结成和亲关系。唐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又遣贵族子弟至长安入国学，学习诗书，请中原文士掌管其表疏。后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工匠，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34）长庆会盟碑
在唐朝与吐蕃的多次友好会盟中，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树于拉萨大召寺门前。即历史上有名的甥舅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它是汉藏两大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35）住蕃
唐代以前，泉州港已与国外通商贸易。唐代船舶逐渐大型化，远航南洋的人渐多。唐后期由海上与外国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不少人远洋谋生，有的留居国外，称“住蕃”，即华侨。这个词汇的出现表明在开放的唐代中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定居国外的现象。唐末战乱中避难海外者更多。至今海外称华侨为“唐人”，聚居区为“唐人街”，绝非偶然。
（36）留后
唐官名。唐代中后期，节度使临死或有特殊事故时，往往以子弟或亲信将吏代行其职务，称“节度留后”。也有掌权之将领于节度使出缺时自称“观察留后”者，事后多由朝廷予以追认。唐后期藩镇往往因擅立留后而与朝廷发生争执甚至冲突，因此形成动荡割据局面。
（37）摩尼教
摩尼教是三世纪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传播到东方来以后，又染上了一些佛教色彩。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有自己的戒律和寺院体制。摩尼教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从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从北非到中国的福建，在整个欧亚旧大陆上广泛传播。唐高宗、武后时期，摩尼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当时，摩尼教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后由于回纥立其为国教，因回纥与唐的密切关系，该教在唐后期声势颇大，经会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
（38）刘晏
唐代著名理财家。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先后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改革。疏浚远河河道，实现南粮北调。采用分段转运之法，岁运江淮粮食数十万石，以解决关中粮食。大力改革盐政，行平准法，比旧额每年增收10倍以上。以经济手段管理常平仓，救灾救贫，稳定粮价，稳定人心。十分重视经济信息和商业情报，他以各地的巡院为基地，创造了全国性的信息网，聘用精英，掌握物价之情，及时上报朝廷。理财达20年之久，成就显著。后被杨炎诬陷致死。
（39）杨炎
唐代著名政治家、理财家。德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中元年（780），他定议改革赋税制度，废除“以丁夫为本”的租庸调制，改行以资产多寡为标准的“两税法”。次年，为庐杞陷害，贬谪崖州，赐死。
（40）李春
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他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也称安济桥），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孔石拱桥，比欧洲同类桥梁要早出现700多年，开创了我国桥梁建造的崭新局面，为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41）孙思邈
唐代著名医学家。他特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单、验方。在医疗活动中他非常注重医生的道德修养，他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请出诊，不管昼夜寒暑，也不要怕路途险阻，不顾饥渴疲劳，要一心赴救。他认为医学是精微之至的事业，必须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孙思邈主要著作为《备急千金要方》30卷和《千金翼方》30卷。孙思邈对医学的巨大贡献，使他受到了历代人民群众的爱戴，被人们奉为“药王”。
（42）僧一行
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佛学家，本名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为避开武则天的拉拢，剃度为僧，取名一行。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一行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编制《大衍历》，他在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和主持天文大地测量方面也颇多贡献。
（43）古文运动
魏晋以来骈文盛行，只注重声韵词藻对偶，不能自由反映现实生活。初唐陈子昂开始用古代散文写文章，到中唐在韩愈、柳宗元的大力提倡下，古文逐渐代替骈文，称为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一个改革文体文风运动。是唐代文字的一项重大成就。
（44）《史通》
唐刘知几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详细论述了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的内容。《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者。
（45）《通典》
唐杜佑撰，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取材博综古今，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
（46）陆羽
陆羽，字鸿渐，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二、论述题
（1）怎样看待隋王朝的富裕和隋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第一，隋朝建立时，南北朝经济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南北的统一和隋朝统治者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社会生产的进一步上升得到了更好的条件，也使前朝和当时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短时期里很快体现出来，隋代社会经济迅速出现繁荣面貌。
第二，隋统一后，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由于二十余年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了；另一方面隋朝廷推行大索貌阅和输籍法等政策有效，使朝廷获得了大量以往不控制的劳动人口，隋代人口暴增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自然繁衍。
第三，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和均田制的推广，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隋朝社会积累了空前的财富。
第四，隋朝统治者精于聚敛之道，从建国起就在各地设置了许多府库，将农民交纳来的粮食、布帛等大量贮存。隋代短时期内物资储积富裕的程度超过了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但这种暴富也在积累着社会矛盾的激化。
（2）评隋炀帝
应该客观地看待隋炀帝的功过。隋炀帝即位后，下令开凿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将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设立进士科，促成科举制的形成；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几次派遣使者去流求（今台湾）和西域，加强了内地同边境的联系。但是，隋炀帝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依仗国力富强，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年年征发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农民背井离乡，大量田地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他年年远出巡游，三游江都，三至涿郡。每次出游，大造离宫，从行的人几十万，严重骚扰地方百姓。他三次发兵进攻高丽，穷兵黩武，终于激起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3）如何评价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英明的封建帝王。唐朝主要依靠他的谋略和武功完成了统一大业。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成为封建治世的模范，因其年号叫贞观，史称“贞观之治”。他以隋亡为戒，对统治集团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赋役较轻，人民稍得喘息之机；任人唯贤，官得其人，不因政敌而舍贤才，从各阶层各方面搜罗了许多文武奇才，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房有谋略，杜能断事，被誉为“房谋杜断”；善于纳谏，魏征改于直言上谏受到赞赏和信任，魏征以外还有一批重臣经常向太宗诤谏，太宗欣然接受；调整经济政策，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继续采用三省六部制，发展科举，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吸收庶族参政。“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与唐太宗本人的素质和努力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农民战争的伟大威力促进唐太宗居安思危，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贞观时期，农民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所受压迫仍然很重，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根本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地主阶级的永远富贵。
（4）简述唐朝中央政治制度的概况和特点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1、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2、三省六部。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3、尚书都省；4、监察机关——御史台；5、事务机关——卿监。唐代官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翰林学士一职。唐代在京有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官翰林学士，在外的临时差遣则有掌财计的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司。它们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门，各以使臣莅其事，到五代时才并为一职，称为“三司使”。
唐朝政治制度不仅为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对唐以后各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唐朝政治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
2、唐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后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
3、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4、唐代政治制度一直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完善的机能。
5、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5）评武则天
1、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处于庶族地主上升、士族地主接近灭亡的时代，严厉镇压反对派，杀掉唐宗室几百人，大臣几百家，剌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打击了士族势力；修订《姓氏录》，武氏列为第一，其余皆以官品高下为准，提高庶族官员地位；破格用人，发展科举，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客观上符合历史潮流。她用人虽滥，但发现不称职或废黜或诛杀，又创殿试以示慎重，提拔了狄仁杰等一批实才真贤。她重视生产，根据生产好坏奖惩地方官吏，使耕地、人口增加，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2、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极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不少好人被害；放手招官，致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大肆佞佛，浪费无度；新发展起来的庶族地主与士族一样大量兼并土地，阶级矛盾不断加深。
（6）试从唐政治形势和军事布局的变化，分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后果。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长期朝政腐败，玄宗在天宝年间不再过问政事，委权于大臣。韩休为相时，玄宗尚能听取谏言，张九龄时便不耐烦了。不久用善于“迎逢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堵赛了言路。后玄宗又纳杨太真为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宦官高力士，朝政混乱。
军事方面的原因是兵制的变更和混乱。玄宗对外战事频繁，引起兵制变更和混乱。由府县制下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募兵制。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兵制变更有其必要性，但其副作用没有得到控制。表现在内地士兵因久不历战阵，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造成内重外轻的局势；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严重威胁朝廷安全。原关中兵力占全国的40%，此时边镇兵力49万，占全国总兵力的88%，为少数“节度使”掌握。节度使睿宗始在边镇设立，集军政权于一身。节度使开始只领兵，后来则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兵甲，又有财赋，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后果：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北方地区破坏尤为严重。
第二，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特别是丧失了河西走廊和对西域的控制，西南南诏的威胁也日益增加。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7）比较租庸调法与两税法各有什么特点
租庸调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主要特点是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每年植桑区交纳绢二丈、绵三两，种麻区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将此加以推广并制度化，并规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两税法的特点是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两税法不征力役，以实物为主，具有实物地租的性质。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主要依据土地的多少征税。标志着农民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强中央的经济力量。
（8）试谈唐代文化的特色
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社会化。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
唐文化内在的包容性，才使得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进入中国。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统治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传统。唐政府多次派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以礼相待，尊重留居中国的外国居民的文化、宗教传统。唐朝政府还设专门机构掌管对外文化交流事务。唐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是唐代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文化的社会化表现在她向着靠近民众和现实世界的方向发展，体现在宗教、文学、史学、地理学、医学、民风等方面。
（9）简述五代十国割据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原因：五代十国割据的形成，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原先都是手握重兵的藩镇将帅，他们都是凭借武力扩大各自的势力夺取皇位的。五代实质上是夺取了中央权力的藩镇所建立的政权，十国则是割据各个地方的藩镇势力的继续。
影响：这一时期，北方各派军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征战频繁，赋税苛重，统治黑暗。人民生活因而痛苦不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虽然这一时期分裂割据带来了连年战争，产生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因素，但南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农业方面，一是南方各国都重视兴修水利，吴越在南方各国中更居首位。水利灌溉是发展农业的必备条件，从水利灌溉的发达即可看出南方经济的发展。二是桑柘、茶树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茶、桑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不仅表明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手工业方面，南方的丝织、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都有了新的发展。蜀绣、吴绫、越锦等丝织品驰名全国，南唐制茶业最为发达，成都、金陵成为全国最大的印刷业中心。商业方面，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当时杭州、扬州已发展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都市。楚国商业活跃，各小国之间贸易往来频繁。五代后期，统一的趋势不断加强，周世宗的改革为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10）评述周世宗的改革
1、周世宗改革的背景。统一趋势的加强是周世宗改革的历史背景。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时期，也是藩镇割据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又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经过五十年的兼并战争，其中比较强大的割据势力，逐渐转化为统一的力量。后周建立前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上述的变化之中。而契丹的不断南扰，又促使中原人民要求统一，以加强抵抗的力量。后周的改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
2、周世宗改革的内容。出身贫寒的郭威在后周建立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就着手进行一些改革，诸如提倡节俭，严惩贪官，取消一些杂税等。这些措施对巩固统治，恢复北方经济，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郭威称帝后仅三年就死去了。养子柴荣继位，这就是周世宗。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心壮志，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努力革除五代的弊政，采取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上，严明法纪，惩治贪官，抑制藩镇，强化中央政权；经济上，招抚流民，垦种荒田，核定田亩，均定租赋，减免苛敛，裁汰僧尼；军事上，整顿军队，严肃军纪。
3、周世宗改革的作用。周世宗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后周强大起来。从955年起周世宗开始南征北战，完成统一大业。先取后蜀一部分土地，解除后顾之忧。接着又三次亲征南唐，经过三年的战争，取得南唐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14州60县，长江以北尽归后周占有。随后又北上收复了石敬瑭割让的十六州中的瀛、莫、易三州之地。正当后周经济、军事顺利发展时，周世宗不幸病故。周世宗虽未完成统一大业，但为后来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准备了条件。周世宗是五代时期有作为的政治家。
（11）怎样评价大运河的开凿及历史影响
从主观方面看：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包括三点。一是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二是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掠夺；三是对江南繁华地区的巡游。由于在隋朝统一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从客观上看：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也被许多史家列为隋的暴政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运河的开凿还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2）列举唐代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势力（至少八个），简要评述唐代的民族政策演变得失和唐代羁縻府州制
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靺鞨、契丹、奚、南诏、吐蕃
唐代前期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方针比较成功。唐前期国力强盛，在军事斗争上得以占上风，唐太宗等人还实行了一条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唐王朝广泛与各少数族首领和亲，大量任用少数族将领，在制度上还沿用发展汉以来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笼络束缚）政策，创制了有别于内地一般州县的““羁縻府州”。羁縻府州是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其小者为州，大者为都督府， 如东突厥故地之定襄、云中都督府，回纥之翰海都督府，奚、契丹之饶乐、松漠都督府等。这类府州在唐代先后共有八百五十六个，大部分少数民族集居地均曾设置。羁縻府州之都督、刺史由各少数族首领担任，由唐朝廷颁发印信，可以世袭，府州内少数民族不改变其习俗和生产方式，中央不向这些府州征取贡赋，一般内部事务可以自治，但行政上须接受唐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的领导。羁縻府州从根本上说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加强了边疆与中原的联系，对少数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积极意义。
开元、天宝以后，随着周边少数族势力的日益发展，羁縻府州逐渐不适时宜，以后为节度使体制所取代。而唐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对边疆局势的把握大不如前，皇帝乐衷于开边拓土，中央、地方一些权臣、将军为自己利益对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导致东北和西南的民族冲突加剧，边疆形势恶化，进而影响到唐朝本身的稳定。
（13）简要评述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和影响
由于唐王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唐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乾封元年（666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以壮大道教的势力。唐代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14）怎样看待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和社会影响？
佛教在唐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统治者非常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太宗即位之后，即重兴译经的事业，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佛教的中国化也基本完成。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创立了许多宗派。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
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此外，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等多方牟利。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至武宗会昌灭佛，下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15）举例说明隋唐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胡化”现象，评述其历史意义
政治的“胡化”：唐朝皇室的血统是胡、汉混杂的，高祖李渊的母亲为突厥贵族独孤信的四女儿，初唐时期的皇帝大多以北方女子为后。如高祖之妻太穆皇后窦氏为鲜卑军事贵族世家迄豆绫氏之后，太宗之妻长孙皇后为鲜卑拓跋氏的后代。
文化和社会的“胡化”：反映在隋唐陶俑上。小袖窄衣，着男装，骑马出行等女子时尚，男装中的翻领皮衣、靴子、蕃帽、胡腾舞、朝旋舞、说唱、马球在此一时期陶俑中都有反映。域外的驼、马、胡人俑，甚至来自非洲等地的黑人俑，更是司空见惯。长安城里“胡商”云集，有很多西域人开的商店和酒馆，胡食、胡乐、胡舞盛行。
历史意义：唐王朝对“胡化”的接受使得唐王朝能够抛弃固有观念，接受新生事务，兼收并蓄，视野开放。对少数民族和外国文化也能够很好的吸收，是唐王朝强盛的原因之一。
（16）简述唐末农民战争的背景和特点
背景：
1、唐朝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唐末，大批耕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全国半数以上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沦为逃户。统治者又巧立名目，对农民“竭泽而渔”。
2、战祸连年。一百多年来，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和政府间为争权夺利的征战，从未停止过。
3、灾荒年月，依旧催交租税，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4、唐朝廷尤其对食盐实行垄断，任意抬高盐价，许多贫民被迫淡食。私盐贩与朝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出现许多武装贩盐集团，他们有组织，有武装斗争经验，以王仙芝、黄巢为代表的盐贩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特点：
1、时间长，规模大。唐末农民战争历时十年，席卷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陕西等十二省区，横扫半个中国。
2、沉重打击了腐朽势力。黄巢军大杀贵族官吏，隋唐以来为世家大族所看重的谱牒之书在战火中大部毁失，从而对魏晋以来支配政治和社会的门阀世族制度以毁灭性的摧毁，这对五代、宋以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3、面对唐末的社会矛盾，在经济上，农民军第一次提出了“均平”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封建剥削的新的认识和主张。
4、流动作战。由于领导人的身份经历，黄巢起义军长于流动作战，其作战路线由北向南、由南而北，机动灵活。面对唐廷在江北、中原集结大军的形势，黄巢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领兵渡江，向唐军力量薄弱的江南进军．先后攻下了江西、浙江许多州县。又进军岭南。岭南疫病流行，黄巢再次北上。最终占领洛阳，打进长安。
但起义的失败也留下了教训：
1、流动作战在一定时期是必要和合理的，但起义军始终未在占领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然使自己陷入无后方和无后勤保障的流寇境地。
2、在占领长安后，没有乘胜追击，留下后患。3、起义队伍中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起义军领导不力，将领动摇、妥协、叛变，不断挫伤了起义军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
（17）请从唐代政治、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角度，简要评述唐代妇女的地位。
唐代的妇女地位较其他朝代高出许多。她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可以参政议政，甚至带兵打仗。从唐代妇女的装束来看，她们可以身着低胸服装，随意出入大街小巷。在唐代甚至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足见唐代的妇女地位之高。
原因：唐朝皇室的血统是胡、汉混杂的，高祖李渊的母亲为突厥贵族独孤信的四女儿，初唐时期的皇帝大多以北方女子为后。如高祖之妻太穆皇后窦氏为鲜卑军事贵族世家迄豆绫氏之后，太宗之妻长孙皇后为鲜卑拓跋氏的后代。与南方女子不同，在胡族血统的影响下的北方女子，三从四德的规范比较淡化，她们豪爽刚健，无拘无束。从道德上讲，她们可以主持门户，家族纠纷，来往逢迎，带子求官，为夫诉讼等大小事全靠妇女抛头露面。在家庭内部享有责任重大的管理权，在婚姻制度上嫡妾不分，性观念亦自由随便。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使得唐代妇女的地位较其他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
宋（辽、西夏、金）元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燕云十六州
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十六州的总称。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云指云州。“燕云”的名称始于北宋末，初为宋人企图收复北部失地的泛称。自宣和四年（1122年）宋朝宣布成立燕山府、云中府二路，才有确定的地域。但二路辖境包括后唐失陷的平、营二州和契丹所置的景州，不限于石晋割地范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丧失了地理上的屏障，影响极为深远。
（2）市舶使司
中国封建王朝管理海外贸易和海港关津、税收的机构。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为市舶司前身。宋代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地设提举市舶司，置提举官，其官署称市舶使司。掌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的事务。元称市舶提举司。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添置。到十三世纪末，仅存庆元、泉州、广州三处。
（3）殿前都点检
五代后周时所设皇帝禁军殿前司的长官。其下有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因其兵精强，赵匡胤以此职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北宋初以其权重，仅存其名，后不复置。辽代、金代仍设此职。
（4）打草谷
辽初契丹军继续游牧族传统，在战争中以战养战，掳掠占领区民间粮草财物，称为打草谷。辽太宗灭晋入开封，辽兵仍四出打草谷，激起汉地人民反抗，被辽太宗在退出中原返辽路上称为“三失”的第一失。
（5）南北面官
辽—契丹特殊的“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因契丹族皇帝宫帐向东开，官署、官员分立南北而形成。南面官模仿唐代官制而有所变通，又称“汉制”，治理汉地州县、掌管财赋及分领汉军；多以汉人充任，朝官和宫官也参用契丹人。
北面官以契丹故有官制为基础，又称“国制”，其中也含有汉制成分。北面官治契丹宫帐、全国军事、部族、属国之政，分朝官、帐官、宫官等，均由契丹贵族担任。北面官也各分南北，有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宣徽北、南院等。总体上北面官地位高于南面官。
（6）捺钵
辽、金、元皇帝外出渔猎的驻所。辽皇帝四时外出渔猎，设立的行帐称为捺钵。辽圣宗后逐渐形成定制，皇帝出猎时契丹官员和部分汉人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并在捺钵和契丹人、汉人大臣会议国事，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在移动中处理不同民族事务的特色。金代也有捺钵制度，《金史》译为“行宫”。蒙古和元代皇帝在北方驻冬或驻夏的行宫，有时也被称为剌钵或纳宝。
（7）投下
投下，全称投下军州，又作头下，是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为贵族领地。贵族将战争中所掠或皇帝赏赐的人口自置城堡管理，即为头下，又称“私城”。被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都被安置在适宜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的贵族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城市里的商税，除酒税交给政府外，其他均归头下军州的贵族所有。这里的官吏，除节度使外，都由各州的贵族委派。头下军州的户口，一面依附本主，一面依附辽政府。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头下户逐渐演变为“二税户”，与农奴身份接近。
10世纪末以后，辽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已日益加强，以往建置的头下军州，逐渐被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元代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词源于辽的投下。元太祖建蒙古国，将被征服民分赐给诸弟、诸子、驸马、功臣，又将用兵中原。西域所得俘虏带回草原作为个人私属，形成若干投下。投下民平时除向国家交赋税，还需向领主纳“五户丝”及服役。元朝陆续专设官府，有本投下人匠总管府之类各种名目管理机构。投下在国家正式地方州县之外的存在，表明了辽、元草原传统势力的强大。
（8）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兵变。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掌殿前司禁兵。周世宗病死，子柴宗训即位。赵匡胤乘主少国疑之机准备夺权。七年正月元旦，在赵匡胤出兵抵御契丹和北汉联军途中至陈桥驿，其弟赵匡义与掌书记赵普等发动兵变，以黄袍披匡胤之身，立为天子，回师开封，取代后周建立宋朝。
（9）差遣官
差遣官本指临时派某官离开原来的职守去任某事，唐时便有这样的设置，但都是临时性的派遣。至宋这种方法制度化和普遍化。宋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官”指“尚书”、“员外郎”等各种京官名称，“职”指一些文士所带的如“××学士”之类的名称。官员的官名与职名只表示其官衔和俸禄的高低，不代表其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一个官员除有官、职名外，还必须有“差遣”之称才有真正的实权。差遣职称前通常加有“知、判、权”之类的字眼，如地方上的知州等。既为“差遣”，便都是皇帝的流动派出官，至多三年就须一换，而且各种级别的人都可以担任，这样有助于抑制官僚树立私人势力。
（10）政事堂
官署名。唐宋宰相“共议国政”之所，即中央政府最高议政决策机构“中书门下”的办公场所，直接对皇帝负责，承受皇帝旨意，提供决策，颁发诏令。贞观十六年（642年）前后始名政事堂并成为制度。宋代政事堂仍称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称“二府”。元丰改制，以尚书省都堂为政事堂。
（11）计相
宋代三司使别称，即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长官。元丰改制前，三司使总领天下财富，地位仅次于执政，实际分割宰相财权，威权颇重，故宋人称为计相。
（12）三衙
宋代掌管禁军的军事统帅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的合称。赵匡胤取消殿前都点检的设置，分禁军领导机构为三，除殿前司外，分侍卫亲军司为马军司和步军司，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为长官统辖禁军，马、步司在名义上还统辖厢军，但三衙之间互不统属，且只能领兵，没有调兵权。
（13）枢密使
宋、元等朝的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唐时本为宦官职务。唐后期置内枢密使，以宦官为之，掌宫廷奔走等事。后枢密使指挥公事，侵夺相权，成为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唐末五代，士人开始充任枢密使。宋沿置，为枢密院长官，专掌佐皇帝管理军政，号称执政，分割宰相军权。但有发兵之权，无拥兵之重，北宋一般以文人担任。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亦置，以皇太子兼领，故元枢密院实际长官为知枢密院，元枢密院知院等多由武将任，权势远大于宋。
（14）通判
宋官名。北宋初置于湖南诸州。惩五代藩镇专擅之弊，又置于各藩镇。皆以朝臣充任，因有与州郡长官共同判理政务之意，故名。州郡之政皆需通判与长吏签议连署方许行下，且所部官吏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上闻，即握有监察官吏的实权，故又号称监州。南宋亦置，平时为州、府副长官，战时专任钱粮之责。
通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宋代皇权控制的严密。
（15）形势户
唐、五代时“形势”指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富之家。宋朝的形势户包括官户、充当州县衙门公吏和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的部分上户。官户数少，吏户众多。形势户是宋朝地主阶级当权派，在法律上有特定权利。朝廷对形势户在纳税、租佃官田、向官仓出售粮食等方面也有某些禁约。
（16）主户
户籍名目，与“客户”对称。唐代开始将主、客户列入户籍名目，主户即土著之户，需纳税，客户指迁往他乡的流寓户，不纳税。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征收赋役不分主、客，以其地现居人户按贫富等差征税。宋代主户专指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应纳税服役之人，分坊郭主户、乡村主户，乡村主户按家产多少分为五等，一般上三等户为大中小地主，四五等户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官府按户等高下摊派税役。
（17）客户
户籍名目，与“主户”对称。最初指寄居之外来人户，唐代始在户籍中设客户名目，初仅登记姓名而不责其纳税。后规定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要负担庸、调，数额为主户之半。建中元年（780年）改行两税法，客户与主户同为两税户。晚唐以后客户专指佃农。宋代客户指城市无房产或乡村无田产的人户。有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之称。乡村客户主体为佃农，受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对商户、客户有下相当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18）澶渊之盟
契丹与宋签订的和约。1004年，辽（当时国号契丹）圣宗、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大举南侵。北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等人的促使下亲临前线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军士气大振；而契丹初战不利，统帅萧挞览阵亡，又有后顾之忧，于是宋契丹双方议和：宋岁输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契丹帝与宋帝互称兄弟，尊萧太后为叔母，结为兄弟之国等。此即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宋统治者不惜用财物来换退兵，表现出怯战与软弱。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个盟约客观上起到了安定边境、休养生息的作用。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一直到12世纪初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并存，对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都有好处。
（19）庆历和约
北宋和西夏订立的和约。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宋夏双方多次发生军事冲突，损失都很大，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规定：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宋予以册封；每年宋“赐”给西夏银7万3千两、绢15万3千匹，茶3万斤，恢复双方榷场贸易。北宋皇帝以宗主国名号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西夏获得一大笔经济利益，实际继续独立。
（20）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为克服社会危机进行的政治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等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大部分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遭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21）熙宁变法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面对北宋三冗和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即位后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富国方面实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实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设军器监。还改革了科举、学校制度。变法部分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巩固了封建统治，缓和了社会矛盾，但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加之在实行中操之过急，出现扰民问题，变法最终失败。
（22）圩田
又称围田，在低洼田地周围筑围，围外蓄水。五代时江南开垦濒江土地，以圩为自然单位，旱涝不及，产量很高。北宋时圩田在南方进一步发展，使南方的土地资源得到日益充分的开发。不过圩田的长期过度围垦也会影响湿地的生态平衡。
（23）秧马
宋代一种新的拔秧、插秧工具，又称秧船、秧凳。北宋苏轼曾在今广东、江西等地推广，用以减轻弯腰弓背的劳动强度。腹如小船，昂其首尾，农民跨于秧马上，可在水田滑行劳作。元人王祯《农书》中刊有其图。
（24）《东京梦华录》
南宋孟元老撰。他初居东京（今河南开封市），靖康之乱避地江左。此书追忆自崇宁到宣和年间东京的城市面貌、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等，反映北宋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等若干侧面，是研究北宋开封城市的重要资料，书中也有宋代典章制度和讲唱文学等记录。
（25）鬼市
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面街之处皆可开店，大城市夜有夜市，凌晨有五更开始，天明即散的早市，因此时段做生意灯底下人影晃动，形如鬼魅，故称，也有称此时间为鬼出来活动的时候，故称“鬼市”。
（26）瓦肆
宋代游艺场所集中之处。内设围栏或布帘划分表演区和观众区，游艺项目很多，上演技艺可达百种，尤以说话、傀儡、杂剧、影戏为盛。瓦肆内开设有店铺，经营服装、万物、杂货、酒楼等店铺，原盛行于北宋，南渡后盛行于临安。城内瓦肆由修内司管理，城外由殿前司管理。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文化兴起的重要表现。
（27）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初四川始用纸币，称为“交子”，由富民十六户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由官府发行。以铁钱作币值本位，发行原有定额，以铁钱为现金准备，两整年为一届，随界造新换旧，禁止民间私造。神宗时交子可用两届，开始贬值。哲宗时贬值更为严重。崇宁四年（1105年）改为钱引，陕西等地也一度使用。南宋初也曾发行交子。
（28）花石纲
宋徽宗在蔡京等怂恿下，竭天下以自奉。崇宁元年（1102年），命宦官童贯置苏杭造作局，役工匠数千人制作宫廷器用，材料悉于民间科配。四年，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每10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从运河运至开封，往返汴、淮，建造园林。东南地区因花石纲大受侵扰，怨声载道，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
（29）桃花石
中国或汉族的别称，七至十四世纪流行于西域、漠北各地。有大魏、拓跋氏、唐家、唐家子、敦煌等词音译或音变诸说。元丘处机转译为桃花石。哈喇汗朝汗的称号中常含有此称，意为中国之汗。
（30）哈剌契丹
辽皇族耶律氏在西域建立的政权，也叫西辽、黑契丹。1124年，辽濒于灭亡，宗室耶律大石在唐北庭都护府境内之叶密立地，建立新城。金天会九年（1131年）在起儿漫称帝，号菊儿罕，改元延庆。延庆三年（1133年）迁都虎斯斡耳朵，统辖范围西南至阿姆河，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东包今新疆地区，西辽仍沿用辽的制度，在传播中原文化，沟通中西交往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后被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夺末帝直鲁古王位，西辽实亡，最终亡于蒙古。
（31）生熟女真
熟女真是女真人的一支。辽时居住在辉发河以南（今吉林部分地区和辽宁境内）编入辽籍的女真人称为熟女真。受辽官号，承担兵役、赋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生女真。明末也有沿用此称者。
辽对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其以北、户口不入辽籍的女真人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尚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各部与辽建立了隶属和朝贡关系。在辽时，生女真已有了原是农业并逐步走向定局，同时采集和渔猎仍占重要地位。完颜阿骨打就出于生女真完颜部。
（32）猛安谋克
女真部落和军事组织的称谓。金朝建国前，猛安谋克原为女真氏族社会的狩猎军事组织。猛安为女真部落统军首长，谋克为氏族长。建国后，阿骨打将各军由猛安、谋克逐级统领，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夫长，初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成为金国家基本的军事政治合一的组织。灭北宋后，金廷将女真猛安谋克人户以“屯田军“之称大量迁入中原，计口授田，保聚土地，无事耕田，有事战斗。在农耕生产中，猛安谋克人户越来越深的受到汉族的影响。
（33）勃极烈
金官名，原义为大部长。金初为皇室贵族之尊官，金太祖设谙班、国论忽鲁、阿买、昃四勃极烈共掌国政。金熙宗推行汉法，改革官制，勃极烈制遂废。
（34）海上之盟
宋、金夹攻辽的盟约。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双方约定：金兵攻取辽中京，宋兵攻取燕京，彼此兵不得过关，灭辽后宋得燕云地，将献纳给辽的岁币献给金。金太祖口头允许宋收复包括西京及平、营等州。史称“海上之盟”。
（35）八字军
南宋初太行山抗金义军。建炎元年（1127年），宋将王彦北进战败，与士兵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在共城西山坚持抗金，称八字军。后王彦奉宗泽令，率部一万余人南归，八字军主力成为南宋正规军，其他各部仍在当地继续抗击金军。
（36）吃菜事魔
宋代官府对摩尼教的诬称。因百姓常用摩尼教组织起义反抗封建统治，以“摩”，“魔”同音，官府遂诬其为“魔教”，连同其吃斋的特点，有被诬称为“吃菜事魔”。也有人认为是摩尼教的旁系，其教义、组织形式与摩尼教不同。
（37）绍兴和议
宋金和议，共有两次。（1）绍兴八年（1138年）和议的主要条款有：1、宋对金纳贡称臣，贡岁币银、绢各25万两、匹；2、金以原由伪齐管辖的陕西、河南归宋，以改道后的黄河为界；3、金归还宋徽宗棺木及钦宗、高宗生母与宗室等。（2）绍兴十一年和议的主要条款有：1、宋金间以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之线为界；2、宋割唐州、邓州、商州、泗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3、宋向金称臣；4、宋每年向金贡纳绢、银各25万匹、两；5、金归还宋徽宗棺木与高宗生母。
（38）隆兴和议
宋孝宗即位后锐意进取，一度北伐，却遭失败。秦桧余党汤思退等力主和议，边备尽弛，并请金南下胁迫，宋被迫议和。隆兴二年（1164年）冬，和议成，约定：1、宋帝正皇帝号，不再称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称；2、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分别为20万两、匹；3、宋割商、秦地，两国地界恢复绍兴和议原状。
（39）塌房
宋代都市中租给客商存放货物的店栈，实同邸店，也称“塌坊”。如南宋临安官吏、豪绅及寺院，在水路附近设塌房，租给商人和客旅寄存货物收取租金。明代也有塌房供商人存货，抽取塌房税。
（40）忽里台
蒙古语，意为聚会，元代汉译“大朝会”，源于蒙古部落议事会，凡征伐等大事必召开会议。蒙古各大汗之立，形式上都需经忽里台推戴。元朝建立后，新帝即位，亦例行召开，宗王驸马、文武大臣与会，宣读祖训大法，颁发赏赐。
（41）怯薛
蒙古、元朝的禁卫军，汉译多作“宿卫”，怯薛人员称怯薛歹。辽、金时蒙古高原部落首领都有宿卫亲兵。蒙古建国后，元太祖建万人怯薛，此后蒙、元皇帝大约有怯薛万人，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其长由元太祖四功臣后裔世袭。又从事宫廷服役，诸王也有怯薛。入元后怯薛歹多通过“别里哥选”任高官，怯薛又成为高级官员的培养所。怯薛出任随朝官员后，仍按番直入宫廷服役，由于入值禁中，怯薛歹中不少人得以操纵朝政。
（42）札撒
蒙古语，意为法度，又译札撒黑。元太祖生前依蒙古习惯法颁布法律，称大札撒。元代奉为祖宗大法，新帝即位，必隆重宣读。大札原文已佚，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埃及志》等书。
（43）札鲁忽赤
蒙古语，汉译断事官。蒙古建国之初，司法、行政、财政事务简易，只设札鲁忽赤领其事。汗廷、诸王投下皆有此官。元朝建国后，政事归中书省，立大宗正府，设札鲁忽赤至40人左右，以诸王领其事，审理怯薛及各投下蒙古、色目人案犯，也审理汉人、南人重囚，并按检诸路刑狱。中书省设札鲁忽赤三、四十员，以皇室及投下怯薛官充任，掌刑狱，理算钱谷。枢密院札鲁忽赤掌处决军府狱讼。
（44）腹里
元代对中书省直辖地区的通称。《元史?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
（45）汗八里
突厥语，意为“汗城”。唐时此词就已出现，当时指长安。元时此词为人熟知，指元都城“大都”。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46）站赤
蒙古语，意为掌驿站者。蒙元驿站体制堪称发达。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便在境内设置。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站赤，分水站、陆站，四通八达。大站设驿令，小站设提领。承担站役的民户称站户，元政府规定，只有军政事务才许乘驿，须持有铺马圣旨圆牌或札子等凭证。后制度日滥，站户不堪其役，多有逃亡，铺马短缺，站赤制度日益衰败。
（47）急递铺
金元传送公文的邮驿。金制：在军马要道上每十里置一铺，铺头一人，铺兵三人，由所辖军射粮军内差担任，负责递送元帅府、六部文移，用跑步接力的方式日行三百里。元承金制，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铺兵五人，签贫户及漏籍户充役，免差发，负责递送省、台、院紧急公文，一昼夜行四百里。
（48）知院
即知枢密院事。五代后晋始置，主管枢密院政务。北宋初无定置，与枢密使不并置，熙宁中并置，主持全国军政，元丰改制时以知院为枢密院长官，南宋绍兴七年罢。辽代北、南面官与西夏枢密院皆置。元世祖置一员，因皇太子例兼枢密使，元知院为枢密院实际长官，掌全国军事机密之务。
（49）达鲁花赤
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译宣差。蒙古在征服地的主要地区、城镇都设达鲁花赤监治，掌实权。元朝建立后，路、府、州、县录事司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官司皆设此职。多数安抚司也设此职。军队中除蒙古军、蒙古探马赤军外，其他各族军队在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都设此职以监军务，也在宝钞库等重要官署设置。各投下达鲁花赤由各该诸王驸马以陪臣充任。这是蒙古统治者竭力维护其民族特权和控制力而设立的制度。
（50）色目人
元代对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来华各族人的统称。“色目”意为各色名目，元代常见的色目人有回回、汪古、乃蛮等等。元代色目人政治待遇高于汉人、南人，低于蒙古人，科举考试和入仕享有优遇，身犯重刑者由大宗正府处置。色目人被蒙古统治者看作统治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的主要助手。
（51）八思巴
元代第一任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教派首领。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其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后领总制院事，统辖全国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创制蒙古新字。返回萨迦后，监临卫藏地方军政机构创设事宜。设拉让，置本钦，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僧俗并用，军民兼摄，令西藏贵族僧侣政教合一统治制度更加完备。
（52）赛典赤?瞻思丁
元回回人，伊斯兰教圣裔。成吉思汗西征时迎降，充任宿卫，历太祖至世祖五朝。先后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中书平章等职。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置州、县令长，统一行省行政体制；开屯田，修滇池系统水利，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建孔庙，授学田，弘扬文教；任用当地各族首领为土官使其附款；通贸易，设驿站，加强云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发展。
（53）宣政院
元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统辖吐蕃地区的官署。以帝师总领，长官为院使，下设同知、副使等官。吐蕃有大事，则置行宣政院往当地处理，重大军事行动要与枢密院商议。在对吐蕃地区的管理上，宣政院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行省。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分置吐蕃等处宣慰司（今青海东部藏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今昌都和川西甘孜藏区）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今西藏自治区）三路宣慰司，其官员僧俗并用，君民兼管，主要官员由帝师和宣政院推荐，朝廷任命。宣政院的设置标志着从元代开始西藏归中央政府管辖。
（54）四等人制
蒙古统治者为保持特权地位，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策，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人在法律和权力上是不平等的，蒙古人地位最高，南人地位最低。在官吏任用和科举考试中，汉人、南人受到压制，还有许多限制汉人、南人持兵器、狩猎、聚会等规定。
（55）诸色户计
元代将境内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种户，有数十种，如军、民、站、匠、盐、儒、僧、道等，称诸色户计。户一经划定，世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僧、道等户是国家通过考试或其他方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赋役负担和待遇各不相同。
（56）驱口
蒙元贵族把战争中俘获的人口作为奴隶以供驱使，称为驱口。元代法律规定，驱口是贱民，不能和良家通婚。驱口是使长的财产，可以任意专卖和用作陪嫁，子女为家生驱口，身分不变。主人可以夺去驱口的财产，使长杀死有罪驱口，于法不究。驱口只有通过赎身才能获得良人身分，赎身的驱口一般还要与使长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驱口的存在对当时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57）斡脱
蒙古时期指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蒙古自大汗以至诸王、公主、后妃，各出本银，委托中亚色目商人经商，发放高利贷称为置斡脱，发放的贷款称为斡脱钱。蒙古贵族以此谋取巨利和生活奢侈品。元代斡脱又有发展，凡持有圣旨、令旨的官商专立户籍，称为斡脱户。斡脱商人向朝廷和诸王贡献财宝换取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其发放的高利贷也对内地的人民产生了极大地扰害。
（58）红巾军
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因以红巾为标志而得名。太行山南段泽、潞一带的义军，在建炎元年（1127年）即已建立，曾攻击金国左副元帅粘罕的大寨。后来河北、淮北地区也有红巾，实际上成为当时民间义军的通称。
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成的起义军，以红巾裹头和红旗为号，故称红巾军。是至元十一年（1351年）元末大起义的首义者。主要有下列四支：刘福通部，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势力遍及黄河流域及西北、东北各地；郭子兴部，在江淮地区发展。子兴死后，所部主要由朱元璋统率。至正十五年夏攻克集庆后，元璋所部改用黄旗，但在韩林儿死前，名义上建制未改；徐寿辉部，在长江中上游发展，陈友谅和明玉珍原来都是他的部下；王权和孟海马部，在襄阳起义。王权向北发展，称北锁红军，孟海马向南发展，称南锁红军。
（59）哈剌汗朝
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中国西北操突厥语民族建立的政权，居民主要为回鹘西迁后的部众及葛逻禄、处月、咽面等异姓突厥部落，地据葱岭以西，迄于河中。其汗号多带有桃花石前缀，意为中国之汗。这是第一个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突厥语国家，在文化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以后的维吾尔文明有重要影响。后国分为东西二支。耶律大石西征时沦为西辽藩属，1213年末代国君为花拉子模所杀，国亡。
（60）岛夷志略
元人汪大渊撰。他曾两次随商船出海，至数十国，曾到达非洲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夷志略》叙述各国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物产等，基本根据亲身游历，真实可靠。此书载录了99个国家和地区，提到的地名达220个，涉及的地理范围之广，为中国古代交通史之最。
（61）阿尼哥
元代著名工匠，尼婆罗（今尼泊尔）人，在传入尼泊尔式工艺上贡献很多。元中统元年（1260年）入乌思藏，为八思巴造金塔，后入大都，奉命修复明堂针灸铜人像，织锦为元帝世列祖像，制作装饰铜伦仪表刻漏。大都、上都寺观铸像多出其手。其最著名的作品即留传至今的大都圣寿万安寺白塔（今北京白塔寺）。他先后任匠人总管、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成为元代工匠机构的主要长官。
（62）蒲寿庚
宋末元初泉州人，祖先为阿拉伯人，原居广州，后迁徙泉州，世代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业。南宋末，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提举市舶。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冬，以泉州降元，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十五年为福建行省左丞，受命诏海外诸国互市。
（63）景教
由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支派，公元五世纪叙利亚人聂斯脱里所创。唐时先称波斯教，后称大秦教。贞观九年（635年）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入长安传教，太宗准建寺。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在华传教事迹。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时景教也被禁毁，在中土灭迹。但契丹、蒙古等地依然流行。元时又传入内地，蒙古汗族及大臣中也有不少信奉。其教士（即也里可温）享有免除差役之权，政府置崇福司专门管理景教传教事宜，地方有也里可温掌教司。
（64）苏轼
北宋著名文学家，眉州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熙宁中力言王安石变法之弊而被降职，仕途坎坷。文章纵横恣肆，挥洒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题材广阔，清新雄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风豪放，是豪放派代表人物。工书画，为一代大师。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书传》等。
（65）李清照
著名女词人。宋齐州章丘人，自号易安居士，善属文，工诗词，词作为南宋婉约派宗主，语言清丽。前期多些其悠闲情怀和风光景物，后期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有爱国感情。部分诗词慷慨激昂，表现对现实的关心、对统治者的揭露和爱国热忱，后人集有《漱玉集》。
（66）司马光
知名史学家、政治家。北宋陕州夏县人，字君实，号迂叟。宝元进士。英宗时撰《通志》八卷，很受英宗重视。在王安石变法时，他与王政见不和，乃求外任。哲宗即位后被召为门下侍郎，尽罢新法。学时渊博，主持编撰《资治通鉴》，历时19年完成，记载了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下迄五代后周世宗德历史，取材广博，考证详密，是编年体通史最杰出的代表作。
（67）沈括
北宋杭州钱塘人，字存中，参与王安石变法。博学多闻，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曾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招卫朴造《奉元历》，作《使契丹图抄》。著述近四十种，多亡佚。所撰《梦溪笔谈》内容丰富，对科学技术阐述尤多，被誉为中世纪的科学百科全书。另有《长兴集》、《苏沈良方》等传世。
（68）列班?扫马
元出生于大都的畏兀儿人（一说汪古人），景教教士。1275年得到忽必烈批准去耶路撒冷朝圣，因战争留居伊利汗国。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欲联合欧洲诸国攻取耶路撒冷及叙利亚地区，派扫马出使欧洲，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访问西欧的中国人使节，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宗教和政治联系。
（69）《授时历》
元代王恂、郭守敬、杨恭懿和许衡等创制的历法。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编订，十七年冬完成，十八年颁行，由郭守敬写成定稿。为创制此历，郭守敬等制造了天文仪表，进行了大量天文观测和测量，汲取汉以来四十多家历法之长并汇集实测成果，极富创新。《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的现代理论值相比只差23秒，同现在世界上公用的公历（格雷高里历）一岁周期相同，但比公历早300年。
（70）王祯《农书》
元王祯撰，原书37卷，现存36卷。内容分三大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业历史、耕垦、播种、收获、畜牧等；“百谷谱”，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树木等种植培养法；“农器图谱”，包括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是自《齐民要术》以后最重要的农学著作。
（71）鹅湖之会
南宋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辩论会。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吕祖谦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等会朱熹于信州鹅湖寺，讨论治学方法，意在调和朱、陆两家争执。朱熹主张“道问学”，观察外界事物以启发内心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认为心即是理，不必多做读书穷理工夫。双方互不相让。
（72）元曲
元散曲和杂剧的总称。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戏曲有北曲和南曲。北曲即杂剧，是元代戏曲的主要剧种。狭义的元曲专指北曲杂剧。元杂剧运用场和折的形式把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统一起来，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以后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73）赵孟頫
元湖州归安人，字子昂，字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一世孙。年十四以父荫补官，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居家。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召至大都，授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学士丞旨。他是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家，诗文为世所重，书画均入神品。
二、论述题
1、评述北南面官体制
北南面官是辽朝的中央官制，辽朝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北面官和南面官，这是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管理契丹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契丹贵族担任长官。南面官官理汉人、渤海人事务，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的上层任长官。
北面官制保留着契丹部落制的一些痕迹，主要机构和官员有：“大于越”在百官之上，无职掌，相当于汉制“三公”。世宗后，北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权力机构，长官为北枢密使。又设南北宰相府，分统契丹各部军政事务。
南面官主要机构和官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等。下有吏、户、兵、刑、厅等房分管各部事务，兼有唐代尚书省的部分职能。中书省掌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和礼仪，前身是初期治理汉人的汉儿司，长官有中书令、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
北南面官体现了辽朝胡汉分治的特点。虽然其中难免有些压制、歧视汉人的因素，但总的来说是适应当时辽朝社会特点的。和契丹等少数民族地区相比，汉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加成熟、发达，南面官在设置上继承了唐代官制的职能和特点，不会对汉人地区现有的发展造成破坏，汉人也易于接受。北面官保留着契丹部落制的特点，适应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北南面官体制适应当时胡汉地区各自的具体情况，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促进了辽朝社会的发展。
2、北宋君主集权制度的强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 集中兵权。人事上解除高级将领兵权，体制上改革禁军体制，削弱禁军统领权力，改革领导机构，推行将兵分离制度。进一步削弱地方可能的军事权力，强化中央兵权。
第二， 集中政权。在中央分割宰相权力，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掌民政；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又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提高盐铁、度支地位。地方上取消唐朝由节度使负责的支郡，由中央派知州管理，并派通判牵制州郡长官。中央对地方实行“长贰分权”。
第三， 集中财权。地方除必要办公费用外，所有收入均由转运使上缴中央，消除形成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同时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
第四， 集中司法权。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第五， 扩大仕途。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不断扩大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北宋以殿试为最高一级的考试，皇帝直接掌握人材录取权，唐代以来考官与考生形成的恩师、门生的从属关系被废除，糊名考校等措施严防作弊，吸引大批文人从政。
3、与前朝相比，宋代武人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何种变化？简述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宋代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武人地位下降。
自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以来，藩镇割据现象严重，武将用兵自重，往往自立。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此情况下崭露头角，在后周担任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的，通过“陈桥兵变”这次军事政变，赵匡胤代周。因此，赵匡胤本人对藩镇割据和军将掌握军事大权对皇权造成的威胁有深刻的感受，况且藩镇割据使得战乱不断，社会经济、文化等遭到严重破坏，要想使社会重获安宁，就必须消灭藩镇割据，将军将的兵权收回中央手中。
为此，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君权，消除了藩镇割据依靠的军事力量，节度使成为虚衔。继而加强禁军，取消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重要禁军职位，有三衙分掌禁军领兵权，实行将兵分离；同时不让武将充任枢密院长官，武将不能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见同级文官必须揖让执礼，从而大大地压抑了武将的社会地位。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北宋分割宰相权力，分散各级官员权力，增设官员互相牵制，官名与实职分离。同时扩大仕途，取消释褐试，一中进士立刻做官，让更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取士不论门第。这让民间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使民间意识到通过科举可以改变社会地位。这些措施使军事贵族、军功贵族色彩淡化，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官官僚集团。
这种变化结束了藩镇割据带来的分裂纷争局面，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统一，但却造成了社会问题。各级官员权力分散且互相牵制，机构重叠，官吏剧增，办事效率低下。在种种制约下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庞大的官僚机构造成财政上的巨额支出，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影响了宋的国力，国家积贫积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的失败。同时，文人地位上升也让人们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类似唐代边关诗的尚武作品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劝学诗，自宋以来，中国人明显变得文弱了。
4、评辽宋关系
赵匡胤时期，宋在对辽问题上较为谨慎。在其即位前，中原与辽的力量对比并未向中原倾斜，在这种形式下，前朝对北方已有防守传统。其即位后，经济、军事实力不足以和辽相抗衡。宋太祖基本统一南方后，按预定计划进攻北汉，因辽的救援两次无功而还。宋太祖不想贸然对辽开战，遣使至辽议和。对燕云地区也曾想采取赎买政策。
宋太宗前期，对辽进行积极攻取。宋太宗灭北汉后，得意之下低估了辽的军力，在高梁河遭大败。“雍熙北伐”中暴露了宋军弊病，指挥不得当，配合不协调，损失惨重。使得北宋由攻转守，辽则由守转攻。“守内虚外”日益成为北宋的指导思想。辽朝则从986年冬开始频频进袭。1004年辽圣宗及萧太后率军大举南下，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宋真宗到前线督师抵抗。两军形成了对峙，双方军事经济实力在总体上已渐均衡，遂定下“澶渊之盟”。这是宋辽双方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盟约客观上起到了安定边境、休养生息的作用，双方迎来了100多年的和平时期，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北宋和辽进行榷场贸易，沟通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流。宋廷“裁减河北戍兵二分之一，缘边戍兵三分之一，减轻了军费的开支，促进了宋朝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
5、比较评述“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庆历三年，宋仁宗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任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新政。范仲淹提出10方面的改革方案，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新政以整顿官僚机构为主要目标，前五条和后两条均是这个精神，其内容是对腐朽不能胜任的官僚加以淘汰，限制他们的提升；改革取士制度；做到信赏必罚。
王安石在仁宗时就上万言书要求变法，万言书集中体现了其变法的指导思想，即通过抑制兼并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通过整修武备、训练军队遏制辽夏，实现强兵，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在富国强兵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变法，富国方面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推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设军器监。并改革科举、学校制度，重视培养和选拔经纶之材。
两次变法都是为了挽救北宋的政治危机，范仲淹变法的重点是整顿官僚机构，从政治入手，而王安石理财作为变法核心，从经济入手。相比之下，王安石变法更有针对性，矛头直指北宋的“积贫积弱”，措施也更加全面，力求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两次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变法都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范仲淹因此被诬欲结朋党，失去皇帝信任。王安石变法失败也有其个人原因。王安石的改革有操之过急之处，一些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对下层人民产生了危害，为反对派提供了口实。王安石性格上又过分固执自信，造成变法派阵营屡次分裂，使自己日益孤立，变法最终失败。
6、简评夏宋关系及其影响
夏宋和战交替，和辽密切相关，没有迎来长期的和睦。宋初，拓跋氏与宋关系密切，其藩镇地位未被剥夺。夏太祖继迁叛宋后，夏宋矛盾不断加剧，战争随之扩大。联辽抗宋给北宋造成严重边患，也给西夏自身带来损失和影响，夏太宗明德时期一度与北宋修好。1038年，党项族领袖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成为北宋在西北最大的威胁。北宋采取强硬态度，拒绝承认，下令削夺赐予元昊的官爵及赵姓，禁止与西夏贸易往来，募人捕杀元昊。夏宋关系恶化。宋廷对西夏实力和宋本身的腐败程度并没有做正确估计，在战争中屡吃败仗。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双方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损失都很大。宋朝耗费大量军资，加速了国内的社会危机。西夏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经济上与北宋断绝贸易后，财力不给，亦无法承受持久的战争。结果双方订立“庆历和议”，缓和了两国关系，促进了西北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但西夏不愿向北宋称臣，也不愿听命于辽，使得夏宋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夏毅宗后期、夏惠宗时期，夏宋关系再度紧张。时值王安石为相，北宋改变被动、消极的边防战略，收复被占土地。但在宋元丰（1081年）四年宋军再次大败，北宋采取“出赛进筑”抑制西夏，西夏只能求助于辽。宋宣和元年（1119年），经辽斡旋，北宋全线停战，双方关系缓和。夏宋和战牵扯了北宋大量精力，使宋更无力对付辽。夏也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趁着夏宋鹬蚌相争，辽渔翁得利，又从宋谋取了更多岁币和物品。
7、试评岳飞被杀的背景和原因
在金宋战争中，宋面临着亡国危机，宋没有禁军，南宋只能通过充分发挥武将主动权来谋求战争胜利，不得不松动北宋以来对武官的限制，于是形成了几支战斗力强，军队将领和士兵关系密切的主力军，使南宋在军事上有条件顶住金军的进攻，岳飞和岳家军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基本巩固，高宗及文臣又在盘算夺手握重兵的将领的兵权了，因为在北宋根本不会出现的问题此时出现了：国家军队日益成为大帅的私人军队，岳飞的功劳让皇帝担心他功高盖主，高宗心中不悦，于是首先分割防区，多置将领；其次招大将入朝，明升暗降，剥夺其直接指挥权，将领手下军队被肢解。从1138年起重用力主求和的秦桧，多次与金朝议和，对金军进攻只限于抵挡，对抗金势力则多方限制。强令岳飞“班师”，又把河南、河北的宋军先行调离，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岳飞只得被迫退兵，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岳飞被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的私心。岳飞极力主张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二帝一旦还朝，宋高宗帝位就会不保。当时高宗面临的威胁有两个：外金人为患，内武将拥兵。高宗采取的对策是议和，抑制武将。岳飞是实力最强的武将，晋升最快，是两大威胁的综合，高宗势必要将其除去。另外，岳飞在绍兴七年上疏高宗，要求其立太子，而高宗当时已经丧失生育能力，岳飞犯了高宗忌讳，让高宗对其更加不满。
8、试评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
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古代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君王。他在120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创立千户制、怯薛制、设断事官、立札撒，创制蒙古文字，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和蒙古社会的进步，为元统一全国、结束分裂奠定了基础。蒙古汗国把诸多民族统一在一个政权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打通了东西方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成吉思汗发动的大规模西征占领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的军事扩张，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中对不少文明地区的大规模摧毁和杀戮是不应该肯定的。
9、简要评述元朝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有利于文化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疆域。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王朝，是第一个跨过长江的北方民族，蒙汉各族封建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人、畏兀儿人入主中原政治，加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从多方面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互相交往和新的聚合。其开放、宽容的宗教文化政策，促进了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元朝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科技成就，边疆得到开发，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跃，尤其是辽阔疆域的统一及其相应措施影响深远。
10、简评忽必烈
忽必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位30多年，对中国的统一、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位精明的蒙古皇帝。
他在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民族融合。为巩固统一，他实行行省制度；设置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夺了封建贵族和豪强地主的财权、军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注意发展经济，派劝农官到各地检查，将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评定地方官成绩优劣的根据；编辑《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指导生产；修治黄河和其他水利工程。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水陆交通，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开辟南北海运航线；以大都为中心修筑驿道。重视科学，郭守敬等修订历法，编成《授时历》。这些措施改制加速了蒙古民族自身的进步，使元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作为蒙古贵族利益的代表，忽必烈为维护蒙古统治集团的特权，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实行民族压迫分化政策之类的事情，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在他统治时期热衷向海外扩张，多次劳民伤财地发动对外战争，引起江南人民的剧烈反抗，这些都是要客观指出的。
11、谈谈元朝政治体制的特点
元朝政治体制一方面采行了中原传统王朝的多种制度，多沿袭金制，在不少地方还有所发展，使元朝很快由蒙古草原政权转化为中国的传统王朝。但另一方面又保存了不少蒙古旧制，较为生硬地混合了蒙古旧制和汉制，具有镶嵌复合的特点。
在帝号礼仪上，蒙古谥号与中原庙号并行，蒙古礼仪与汉制同时存在，如皇帝登基时要念《札撒》，葬礼采取万马踏平的蒙古传统。由成吉思汗创立的怯薛制在元朝继续实行，怯薛在元朝不仅继续承担宫廷禁卫，而且发展成上层官僚集团的核心。执勤的怯薛长有权参预讨论军国重事，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奏准下发玺书，在政治上形成了区别于中书、枢密等中央公开机关的“内朝”。主要高级军政官员也大都从怯薛中擢拔。札鲁忽赤在元朝成立后不再统管行政，但仍是品级最高的司法长官。实行奥鲁制度管理军属。达鲁花赤为掌印官和监临官。实行驱口制度、斡脱制，蒙古分封制也以“投下”的形式继续夹杂在地方行政区域中。
元代政治体制还有一些是混合变异的体制。其法典主要来源于金朝《泰和律》。在法制上，将《札撒》中很多蒙古旧制条例搬至元朝法律中。实行户计制，把百姓分为民、站、军、匠等户，名目繁多而且世袭。实行四等人制，有意将汉人分为南北，互相牵制。
元代政治制度呈现出汉蒙二元性和矛盾，使统治机器不能充分运转而广泛发挥作用。除了军事体系外，元朝廷对地方上尤其是南方的实际管理相当粗疏。
12、行省制度评价
元朝在地方实施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行省”之名始于金朝，原为中央官员到地方行使中书(或尚书)省职权时的临时军政派出机构，元朝将其逐步确立为常设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代大都和周围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一部分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全国其他地区则划为10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省官署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各省长官统领境内一切军政大事，具有极大实权。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
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由于实行行省，元朝比前代王朝直接统治了更多的边疆地区，将其更有效地纳入中央统治中来，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云南在唐、宋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元设行省后，行政管理一如内地，西南从此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清（前期）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布政使司
中国明代直辖地区的省级行政机构和区划。为加强中央集权，明政府改元之行省行政机构为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仅主管民政。明代仍称布政使司为省。除京师、南京以外，计有13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此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代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明代的布政使司是元代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清代以来内地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和土府州县及部分土司。明布政使司虽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但自中叶以后，各地遍设总督、巡抚，布政使司受其节制，地位下降。
（2）鱼鳞图册
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简称鱼鳞册。据文献记载，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漳州等地即开始编制这种图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始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进入清代后渐废。明代鱼鳞图册，就其所登记的项目而言，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明代中叶后，鱼鳞图册与实际逐渐不相符合，而流为具文。清朝建立后，已名存实亡。
（3）黄册
黄册制度是明朝为管理户口、征调赋役而制定的户籍制度。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记，按职业主要分军、民、匠三类。因皆以黄纸为面，故名，又叫“赋役黄册”。它的实行奠定了明代的户籍制度，加强了户口控制。
（4）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有明刻本传世。《大诰》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封建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颁行天下，诰戒臣民。《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从《大诰》中可知，其惩刑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的，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的，加一等；拒不接收的，驱逐出境。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当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
（5）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他把自己的儿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而藩王势力的膨胀，直接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欲削藩，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为理由，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历时四年，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军进抵金川门，守将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四年的“靖难之役”，却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则可为严重。
（6）内阁
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明世宗时，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
（7）票拟
也叫做票旨、条旨。明代废丞相以后，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故明中期后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掌握票拟权，被认为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正统以后，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司礼监的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受到了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使其互相制约。明中叶以后，一些大宦官在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8）批红
亦称批硃。指明代皇帝对章奏文书的批示，因通用硃笔，故名。明中期后渐由宦官行使。随着内阁票拟制度的形成，先是皇帝对奏章票拟的裁决意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答在奏章上，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明中期后皇帝日益不问政事，宦官更以此代传圣命，恣意行事。批红权的掌握是明代出现宦官专权局面的重要条件。
（9）卫所
“卫所制”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创立。明代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为了满足壮大武力，扩充兵员的需要，朱元璋开始设置卫所，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卫所制”规定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为“籍选”，即从世袭的军户籍中抽丁而来，每户派一人为正丁去卫所服兵役。军户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为了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军丁在卫所中轮流戊守、屯田。战争时期，则临时充军从征调发；和平年代，则归还卫所耕地种田。屯田耕作收获所得用来供给军户的生活和正军之所需。卫所制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军士及官属军籍。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明宣德以后，伴随着边患的日益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日益废弛。直到明朝灭亡，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彻底消失。
（10）锦衣卫
原为明代皇帝的侍卫，后演变成特务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而且可不经司法部门从事侦察、逮捕及审问活动。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合称厂卫，均为明代特务政治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厂与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侦察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11）东厂与西厂
官署名。明代特务政治机构。东厂的创建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夺取皇位后，朱棣为了巩固政权，于是在迁都北京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最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东厂番子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引起朝野反对，被迫撤销。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又一度恢复，刘瑾被诛后，即废去。
（12）内行厂
官署名。明代特务政治机构。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于正德初年在荣府旧仓地设大内办事厂，即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自成系统，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官吏军民谈虎色变，人们视宦官如虎狼。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内行厂被撤销。
（13）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为它要求文章中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一共八个部分，所以叫八股文。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此后一直沿用，直到近代戊戌变法，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停止而废弃。
（14）土木之变
明初对蒙古瓦剌实施“羁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开放马市，互通贸易。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派2000人来进马，诈称3000人，以冒领粮食，太监王振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瓦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进攻明朝，也先主力进攻大同，明军失利，传至京师，朝野震惊。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挟持下，御驾亲征，率50万大军贸然进入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向王振交待敌情，王振恐惧，决定班师。但因王振贻误战机，致使明军节节败退。八月十四日英宗到达土木堡，瓦剌兵将堡团团围住，水道也被也先军占据，明军人马饥渴，都指挥终夜拒敌，敌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见瓦剌兵退，下令将兵营移至近水之处，军队刚移动，也先集中劲骑四面冲来，明兵争逃，行阵溃乱，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于乱军之中，官兵死伤10万余人。
（15）夺门之变
明代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又名南宫复辟。以石亨等攻破南宫门，奉英宗升奉天殿复辟，故名。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见状，即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功赏。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掖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已复位。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
（16）庚戌之变
中国明代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庚戌年，故名。俺答汗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入古北口，杀掠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京师震恐。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明援军虽5万余人，但皆怯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此前，俺答已引兵夺白羊口，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白羊守将扼险防御，俺答不得出，乃复东向南，仍由古北口出塞。九月初，蒙古兵全部撤退。
（17）三娘子
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女首领，一位文武兼备、运筹帷幄、称雄蒙古草原30余年的巾帼英雄。她是明代蒙古瓦剌奇喇古特（土尔扈特）部哲恒阿噶之女，俺答汗之妻。三娘子是一位聪明、美丽，颇具才华，为人豪爽不羁的蒙古族妇女，深得俺答汗的宠爱。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她随俺答汗赴青海仰华寺谒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皈依藏传佛教，被称为“多罗菩萨之化身阿利雅达喇”。九年，协助俺答汗扩建库库河屯，故此城又称“三娘子城”。俺答汗去世后，深谙文韬武略的三娘子主政务，掌兵权，约束蒙古各部，保持了与明朝的和平通贡互市关系。特别是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她竭力劝说、督促俺答汗从青海撤军东归，避免了蒙古和明军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为表彰三娘子的功绩，明朝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封三娘子为一品“忠顺夫人”。她主政的30多年，是明代蒙古最为安定的30多年，是长期战乱后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宝贵30多年。正因为如此，她的名字、她的业绩在蒙、藏、汉各民族中久久传诵。
（18）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税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收入减少，阶级矛盾激化，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丁田分摊役银。这是我国税收历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它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皇庄
明朝皇室直接经营的庄田。一说始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另说始于天顺八年（公元1484年）。武宗时急剧发展，他即位后一月之间，就增皇庄七处，后又增至三十多处。皇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直隶的顺天等八府。尤以顺天、保定、河间等府为最多。明代皇庄除皇帝庄田外，还有皇太后及皇太子庄田。皇帝的庄田是由皇帝委派太监经营的“自行管业”的土地。收入的皇庄子粒或皇庄子粒银，都由管庄太监直接掌管，由宫廷自行支配。皇庄土地来源较多。其中主要有原属国家官田的牧马草厂地，夺还勋戚的庄田，侵占的民田，“奸民”向管庄太监投献的部分官民田地，未就藩的王府辞还地等。管庄太监倚仗权势，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引起京畿地区农民的不断反抗。嘉靖以后，明世宗将一部分皇庄改称官地，同时还撤回自行管业的皇庄管庄人员，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但实际上由太监征收皇庄子粒或皇庄子粒银的办法，一直维持至明末。皇庄是皇帝亲自参与土地兼并的产物，是明末大土地兼并恶性化的带头者。
（20）东林党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进行政治性讲学活动，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曾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提出的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21）复社
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作品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转向，他们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他们虽拥护前、后七子，却不同于他们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为清政府所取缔。
（22）三饷
中国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辽饷又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按亩征收，一度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并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曾下诏蠲免三饷，但没有认真实行，特别是辽饷中的九厘银，不久即被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终清一代，再未蠲除。
（23）心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派，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次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之处，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
（24）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计划后，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率步骑两万攻打明军，一路占领了明抚顺以东诸堡。于是，明廷也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后金的战争，以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云集辽沈，准备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直捣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一举围歼后金军。但却被努尔哈赤运用战略逐个击破。萨尔浒之战最终以努尔哈赤取得胜利告终。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后金军以劣势的兵力，在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十多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努尔哈赤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后金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在战场上完全陷入了被动，被迫采取守势，辽东局势日趋危急。
（26）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都统公彭春等奉旨率军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敌军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并退回尼布楚。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27）南明
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政权的统称。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弘光政权，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清顺治二年五月，朱由崧被清军俘获，弘光政权覆灭。隆武政权，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三年八月，被清军擒杀，隆武政权灭亡。鲁王监国，清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故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绍武政权，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左为钅，右为粤）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攻入广州，朱聿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永历政权，顺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次年四月与其子等被吴三桂缢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灭。
（28）薙发令
清初强迫汉人仿照满人习惯剃发的法令。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颁布。满族男人头发剃去前额和四周，留存头发编成辫子垂之脑后。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即宣布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尽行剃发以示归顺，但遭到北京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被迫停止。二年五月清兵进入南京，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于六月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京城内外以十日为限，各省地方在接到命令后也以此为限，所有文武官民都要剃发，衣冠服饰也要遵从清制，违抗者杀无赦。剃发令的颁布及强制执行加剧了清初的民族矛盾，遭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反对，触发了江南地区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
（29）郑成功
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明朝最后一个强调反清复明的官员，清朝建立后，他曾多次起兵抗清。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沦陷了三十八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在台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各族人民历时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0）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议政大臣的职名正式出现。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廷议和交议。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苦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太大而导致皇权不稳，于是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至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议政王大臣职名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也随之消失。
（31）南书房
清代内廷机构。坐落于紫禁城内月华门之南，旧为康熙帝读书处。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始设，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文人入值南书房之始，即内廷词臣直庐。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要。因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特别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响力，故入值者位虽不显而备受敬重。雍正朝成立军机处后，撰拟谕旨为军机大臣等专职，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预政务。清代士人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则以为荣。
（32）军机处
清朝雍正年间成立的机构。职官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简，有些也由章京升任。其任用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只是奉旨办事而已。军机处成立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其办理，它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国家最高核心机关。但它又没有自己的衙署，始终只是在皇帝身边值日的秘书班子，它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至此，宰相制度连残余也不再存在了。
（33）奏折制
是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奏折即官员不经内阁直接与皇帝联系的文书。顺治、康熙之际已开始出现。乾隆十三年正式下令以奏折取代奏本，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一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同时下令严禁各地官员对上奏内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有奏折权的官员发给折匣一只，匣上加锁，只有皇帝和官员自己各掌握一把钥匙，上奏时由专人用折匣送达皇帝，皇帝的批阅也由专人以折匣送回。这一规定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使皇帝对各地的了解直接化、经常化，并造成官员互相猜疑，有所顾虑，对于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4）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清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发动的叛乱。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统治者力量尚不足以直接控制南方各省，因此将汉人降将有功者分封管理在一些南方省份：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后，其子耿继茂袭封，镇守福建。上述三方势力合称三藩。三藩在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远超过当地地方官员，并可掌控当地军队、税赋等。后因三藩专擅难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下令将三藩俱撤回山海关外。吴三桂率先举兵叛乱，另两藩也先后发生叛乱。经过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乱才平定下来。三藩之乱的平定，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开发。“康乾盛世”也由此开端。
（35）督抚制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清督抚制是在明代后期临时军政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明朝后期面对关外战争和农民起义，为应变处理一些战略区域内的急务，便将中央京官派往地方，总辖一方大区（往往跨数省）内的一切军政，称 “хх总督” 或巡抚。 如“蓟辽总督”、“三边总督”等。明末的督抚均是应战事而设的临时性虚衔。清代演变为地方最高固定长官，被称为封疆大吏。清初一省或数省设总督一人（从一品），各省设巡抚一人（从二品）。至乾隆年间，内地各省确定为八总督、十八巡抚。
巡抚为主管一省军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这一制度既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又能防止地方拥兵自重情况的发生。此外，每省还沿明制继续设布政使（掌民政、财赋）、按察使（掌司法）。各省还设有提督学政一人（掌教育、科举）。
（36）制台
清代总督的俗称。设置始于明代，始见于宣德时以巡抚总督税粮，初止施于工程钱谷等项，继有总督军务，总兵以下皆听节制。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始以总督军务入衔。成化后，又以部院兼衔出镇。清初沿明制，辖一省或二三省，初分合无定，然例提督军务，总理粮饷，察举官吏，综理军政事务，职权日重。并可节制巡抚，或代行巡抚事，为地方最高长官。每逢乡试充监临官，武科任主试官。雍正后，总督辖区始成定制，例设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直隶总督。
（37）臬台
官名。明清时按察使的别称。正三品，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隶属于各省的总督、巡抚。
（38）绿营
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在清代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及在干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绿营主要是步兵，分为战兵和守兵两种，此外尚有马兵（骑兵）和水师。其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绿营的军职，以提督为最高，节制总兵以下各级军官。地方绿营基本任务是“慎巡守，备征调”，此外还担负差役﹑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河工﹑漕运﹑守陵等任务。绿营的这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发挥了臂指相使的镇压功能，成为清王朝维护其统治的主要支柱和武装力量。清代中期以前，绿营尚称精锐。但以后承平日久，营务废弛，日趋腐败，屡战屡败。于是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历经裁汰，最后被改编为巡防营，失去了常备军的作用，绿营之制仅存空名而已。
（39）更名田
清初，政府将明代宗室藩王所遗田产改归原耕种佃农所有的土地，又称更名地。清初原明代藩封之产有些因战乱荒芜；有些因藩王勋戚逃亡，为农民占有，或为豪强侵占。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清廷为了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下诏将废藩田房变价，照民地征粮。次年，将土地无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这些改入民名的田土，称为更名田。虽然诏谕中宣布更名田无偿给予原种之人，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有的百姓得到更名田，是要向封建国家纳价的。清朝政府通过更名田形式把一部分藩产无偿地交与原耕佃农承种，使其成为拥有合法土地所有权、只缴纳封建国家赋税的自耕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40）摊丁入亩
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的改革。为了保证政府赋役收入，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把丁银固定下来，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摊丁入亩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摊丁入亩首先在广东实行。随后各省纷纷题请，至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府都实行了此项赋役制度。以后，各项差役、加征苛派亦陆续归入田赋，完成了赋役制度的改革。摊丁入亩使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丁役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控制。这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41）耗羡归公
雍正年间推行的一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耗羡的征收和使用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相沿数百年的一项弊政。所谓耗羡，又叫火耗，是指在征收正项赋税钱粮之外的附加税。雍正即位后，提出了耗羡归公。耗羡归公之后，收入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弥补国家亏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雍正帝实施的耗羡归公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耗羡归公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42）札萨克旗
清朝国家行政体制在蒙古地区的基本军事和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制佐领、安置属民、分封牧地、划定旗界、任命可世袭的札萨克而形成的。札萨克的职责是负责处理旗内行政、军事、司法、赋税、徭役、牧场以及旗内官员的任免等事务。内蒙地区旗的区划一直沿用到今天。
（43）改土归流
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疏，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九年已基本实现。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馀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44）齐行叫歇
清代各种手工业工人反对作坊主剥削、压迫的斗争。“叫歇”或称“齐行”，就是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罢工手段对手工业作坊主进行斗争。例如苏州的踹工、织工、纸工、烛业工人，景德镇的陶瓷工，门头沟的煤窑工，北京的香工，云南的矿工，广州的织工，陕西的木工和铁工等等，都曾先后爆发了反对作坊主克扣工价、开除工匠和要求增加工银、反对封建政府压迫的“齐行叫歇”的斗争。到了清代中期，官府明令禁止“叫歇”，并且刻成碑文。清代手工业雇佣工人的反抗斗争，是经济发展的反映。当雇工起来进行斗争时，作坊主总是和朝廷官府勾结起来，对工人进行镇压。所以当时雇佣工人不仅遭受作坊主的剥削，而且同时还遭受清朝封建政府的压迫和束缚。
（45）雇工人
明清两代具有特定法律身分的雇工。明制，庶民之家不得蓄养奴婢，但可蓄养雇工人，可以说雇工人是庶民之家的奴仆。其无主仆名分，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雇工人虽无主仆名分，但不与凡人等。明律关于雇工人与家长及其有服亲属相犯的处刑规定，多处将雇工人比附为亲族中的子孙、卑幼。与奴婢相比，雇工人侵犯家长，罪罚有与奴婢侵犯家长同者，也有较轻者，此即雇工人无主仆名分与奴婢有主仆名分的不同之处。万历十六年后，雇工人包括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佣劳动者和士庶之家买进未久、不曾为之婚配的义男。
（46）金奔巴制
清廷为加强对西藏管理的一项制度。乾隆五十七年，乾隆首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班禅的转世，以避免战争。金奔巴制的颁定，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管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7）白莲教
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江苏吴郡僧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但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相号召，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48）土尔扈特归来
指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落重新回归祖国的事件。明朝崇祯年间，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之父）相处不和，带领部落离开了原来的牧地塔尔巴哈台，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北与沙皇俄国为邻。由于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沙俄不同，且“受其役属”，因此想回归祖国。自从顺治年间起，不断派人到中国“奉表入贡”。康熙年间，清朝政府也曾派人去看望。乾隆年间，沙俄对土尔扈特的压榨更加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部众在首领乌巴锡的带领下，毅然决定返回祖国，摆脱沙皇俄国的奴役。他们自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十月出发，沿途战胜了沙俄军队的追袭阻拦，于第二年六月胜利抵达祖国的土地。清朝政府热情欢迎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土尔扈特的归附，使漠西厄鲁特蒙古全部统一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49）李贽
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他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云南姚安知府。20多年宦海生涯，他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54岁时，毅然辞官，寄居湖北黄安讲学。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李贽孑身移居麻城龙潭湖上芝佛院，研读佛经，编写《初潭集》。二十九年被迫流浪。三十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被捕入狱而自杀。李贽反对礼教，抨击道学，提出天理、人欲没有区别的见解，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不掩饰道德的功利实质。在文学方面，重视小说、戏曲的地位。他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李贽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李贽这些进步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封建统治思想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李贽的思想无疑像一把利剑刺中封建思想的痛处。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力置李贽于死地的根本原因。李贽著有《焚书》、《藏书》等。
（50）黄宗羲
“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他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51）王夫之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在哲学方面，他认为气是宇宙本原，气有聚散，但无生灭，是永恒无限的实种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补充的，不能互相偏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提出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性是变化的。他强调理欲统一，要“以理节欲”、“以义制利”。他还提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要有“志节”，“以身任天下”。在美学方面，他认为美不是一成不变的，美是经过艺术创造的产物。他对文学创作中许多传统美学范畴都有发挥。王夫之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近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遗著总称为《船山遗书》，有100多种。
（52）顾炎武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的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3）乾嘉学派
清代的学术流派。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他们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
（54）《永乐大典》
初名《文献大成》。明永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十一月编成后，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篡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两处。
（55）《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征集图书、整理图书、抄写底本、校订。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即“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即“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四库全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4部44类66属。应该指出，《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在清廷指使下存在着大量禁毁、删削、挖改内容等文化专制主义的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说，《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56）《农政全书》
徐光启著。徐光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撰写农书，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
（57）《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初刊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并附有121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58）李时珍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他一生的医药著述多达十余种，《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生心血的结晶，他约从1552年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他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写成。《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59）徐宏祖
号霞客，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厦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60）利玛窦
利玛窦，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也是第一个把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人。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61）汤若望
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德国人。1618年前往中国传教，曾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并受明朝朝廷命令制造火炮。明亡后，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他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纂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1664年汤若望在“历案”中被判死刑，1665年被赦免，不久后去世。
二、论述题
1、试评朱元璋
明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的王朝。朱元璋施政的背景和他对元朝弊端的认识和出身有关。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出身贫穷的明太祖，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对大地主富豪势力十分警惕，重视整顿吏治，严禁各级官吏玩忽职守，蠹政害民。。他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给民“实惠”，以达到长治久安。尤其注意扶持自耕小农，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他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策。改行省为布政使司；废中书、罢丞相；加强监察机构；军事上设置卫、所与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行政、监察、军事机构分别独立却又互相牵制。制定《大明律》和《大诰》，设置锦衣卫和镇抚司，进行特务统治。朱元璋实行的这些措施，对尽快实现和巩固国家统一，确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集权统治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悖的，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朱元璋杀戮功臣，滥施廷杖，将君臣关系主奴化。尊孔却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钳制思想，在实际上降低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政事的参与度，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字狱和八股取士都被清朝继承，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牢牢束缚，科举制弊病丛生，成为戕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工具，对后世影响深远。
总之朱元璋有功有过，应客观评价。
2、简要评述明代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特点和影响
明代君主加强专制集权和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措施全面，对思想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
洪武时期，朱元璋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策。改行省为布政使司；废中书、罢丞相，使六部地位提高，任命翰林院的殿阁学士为秘书、文学士，互相牵制；加强监察机构；军事上设置卫、所，设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行政、监察、军事机构分别独立却又互相牵制。制定《大明律》和《大诰》，通过律令教育和宣传来维持君主的绝对权威。设置锦衣卫和镇抚司，进行特务统治。杀戮功臣，滥施廷杖，将君臣关系主奴化。把尊孔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大型文字狱，八股取士，用科举考试强制知识分子盲从古人，脱离现实，适应高度集权政治的需要。
明成祖朱棣在加强君主集权制上又进行了重大改革。朱棣是以藩王起兵夺取政权的，对藩王权势过重的危害最清楚，他继续执行削藩政策，把北方藩王迁至南方，迁都北京，用“天子守边”代替“藩王守边”，迁都对防御蒙古、经营东北和维护全国统一都有积极意义。对中央机构作了进一步调整，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充当皇帝顾问，秉承皇帝意志办事，并不执政。重用司礼监宦官，宦官与内阁权势相抗衡，重大政务最后取决于皇帝，使皇权进一步巩固。
明政府经过这样的改革，一切大权就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出现了绝对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代国家机关自废除丞相之后形成的体系性的痼疾是缺乏一个管理庞大官僚系统的行政中枢，这致了国家机关的效率极度依赖于君主本人的勤政和明断，同时是官僚系统内部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容易变为官场倾轧。内阁处在皇帝和百官之间，职责只是草拟诏制，充备顾问，调护国体，对行政系统没有管理的行为权力。重用司礼监宦官使其掌握了票拟大权，为宦官专权埋下隐患。明代开始将起源于宋元时期的八股文规定成专为应试的文体，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其他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文字狱更是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清代继承了这些思想牵制政策之后，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3、评述靖难之役及其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靖难之役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次争夺帝位的斗争。
明太祖不放心功臣大将，又要解决定都南方的同时控御北方、防备蒙古的问题，便继续元代分封宗王出镇的政策，将自己诸皇子分封于各战略要地镇守以“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洪武末，太子、秦王、晋王相继去世，燕王朱棣很有才干，又长期统兵作战，在诸王中辈分最大、势力最强。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长孙朱允炆继位，为建文帝。建文帝怕尾大不掉，便和大臣商计削藩。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誓师北平，号称“靖难”，经过四年“靖难之役”，1402年，叛军攻克京师，建文帝失踪。朱棣称帝，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改变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成组继续执行削藩政策，把北方藩王迁至南方，解决了藩王问题。迁都到自己的起家之地北京，用“天子守边”代替“藩王守边”，同时仍保留南京衙署，形成南北两直隶。保存至今的北京皇宫格局、规模开始定形，也使得自此至清中国政治中心始终定在北京。明成祖时期君主专制进一步发展，内阁制定型。由于是皇室内夺位而登基，明成祖急需在臣民百姓面前树立文治武功之威望，故趁国力强盛，多次大规模出兵蒙古，出使耀兵海外。
4、如何评价“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我国杰出的航海家。在靖难之役中，郑和从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赐他姓郑，提拔为内官监太监。为了发展对外关系，确立明朝宗主国地位，招抚海岛流民，袭剿海上盗寇，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明成祖特地派遣郑和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沟通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各国、非洲东海岸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大大提高了明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人民对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他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导者。 他到达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郑和下西洋也有复杂的原因，主要有“踪迹建文”说、“耀兵异域”说、稳定局势，发展友好说、经济原因为主说、政治原因为主说、双重目的说、加强文化交流说、针对帖木儿帝国说和建立回教同盟说等多种看法。应该说性质上还是以政治因素为主，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打击明朝逃到海外的敌对势力，扩大成祖和明朝的政治影响，并未受经济利益驱动，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意图。因此在成祖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了。
5、试评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代中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明代最有权势的首辅之一。他经历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是明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种种改革，他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进行了改革。主要内容有：整顿吏治，裁汰冗员，实行“考成法”；任用名将戚继光练兵，加强北边防御；改善民族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开设茶马互市；任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整顿赋役制度，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明朝自进入15世纪中叶以来，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国家行政系统最具有行为效率，国家最为稳定的时期。他的改革和整顿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做出的以恢复国家机关效能为主的反应性的努力，并非对社会体系的根本改造。但是他改革的内容，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适应了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人民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对均平人民赋役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繁荣发展有积极意义。
虽然张居正为明朝尽心尽力，却仍然是个具有悲情色彩的政治家。他也压制打击政敌。在他死后，万历皇帝亲政，在张居正当权时受到压制的一些言官和实际利益因张居正改革而受损的豪民权贵一起攻击张居正，加之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专权不满，于是诏夺张居正封号，抄其家，张居正子自杀，家人被流放。直到天启、崇祯时期，张居正的声名礼遇才得恢复。
6、明中期后社会生活、风俗、价值取向发生了那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明代约从正德年间起，社会风气有了大变化。风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礼法的破坏和奢靡之风的兴起。封建时代，社会风俗受礼法约束，婚丧衣食住行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尊卑贵贱不得逾越。随着明中叶商人社会地位逐渐随金钱的力量有所提高，货币资本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和封建等级秩序。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嘉靖及以后阶段，封建社会重本抑末意识发生巨变，拜金主义出现。皇帝、贵族开店之风盛行。明朝曾规定四品以上官员不得经商，后来成为一纸空文，例如首辅徐阶就曾开办纺织工厂。士大夫开始弃学从商。成化年间士大夫不过是中产阶级，但自武宗后开始从商，士大夫交友尽为赢利之士，读书——做官——发财，成为社会追求，升官发财、贿赂之风盛行。
社会奢侈风气严重，出现了畸形繁荣、虚假繁荣。文化娱乐上南曲日盛，嘉靖后大兴园林建筑；官员、士大夫、文人捧妓成风；官僚创作戏曲和赌博之风盛行；文学作品的主角由士大夫、官僚变为商人、市井人物。
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说明了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在商品经济的带动下，新风俗的阶段已经到来。这样的改变冲击了封建等级制和礼制，具有进步意义，在促进商品的繁荣和风俗的变迁过程中，商人起了重要作用。
7、简述明代中后期的中西文化的交流
在明代中后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万历年间，随着欧洲商人的东来，罗马天主教中的耶稣会士也来到我国，开始了基督教继唐、元之后的第三次传入中国。在他们之中，最早来中国传教的是圣方济各?沙勿略。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业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和罗明坚在肇庆建起教堂，作为传教的据点。为了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他们学习华语，穿起儒者服装，与士大夫交游，用儒家学说诠释天主教教义，达到反佛、排儒的目的。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们进京朝见明神宗，献上方物，取得在北京传教的权利。此后，传教士来华者益众。他们除传播宗教外，也宣传了欧洲文武和典章制度，介绍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测量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的文化科技也由西方传教士、科学家传入西方。为了了解中国，他们研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和儒家学说，并将这些书籍介绍到西方，欧洲出现了各种译本，得到了广泛流传和宣扬，其中《易经》最受西方注意。从16世纪开始，欧洲陆续出版了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著作。西方传教士和科学家非常重视中国古老的天文、生物、医学，将其介绍到欧洲。
8、怎样看待明代的倭患
明代的倭患是日本与中国国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元朝侵日造成日本西部沿海大批中小武士破产，不少人开始寇掠朝鲜和中国沿海，“倭寇”之词开始出现，一些中国沿海海盗也加入其中。这种形势使明建立之初就下令禁海，并专置50多卫于沿海诸省筑城备倭。对日本国家则实行有严格限制的“勘合贸易”。
明嘉靖、隆庆年间，勘合贸易导致中日间商业矛盾激化。中国沿海社会发展的压力与海禁的冲突日益激烈，严嵩当权，当时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无力抵御倭寇。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或与倭寇相勾结。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许栋、李光头、汪直等，不仅从事武装走私，又兼行劫掠活动，而且勾引倭寇劫掠。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倭寇更猖獗。加上失地农民等的参予，“倭”中70％以上皆华人，倭患规模便日益扩大，对沿海社会和人民的掠夺破坏。各地人民纷纷起来自保乡里。在抗倭斗争中，戚继光（1528年～1587年）功勋卓著。为了消灭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义乌的矿夫和农民组成“戚家军”。这支队伍经过严格训练，勇敢善战，纪律严明，与倭寇前后数十战，和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一起，从1564到1566年，先后平定了浙江、福建、广东的倭寇。
十六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他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面对这一次因日本侵略战争而起的倭患，明廷派军援朝抗日，中朝军民并肩作战，最终赢得彻底胜利。
9、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特点及其失败原因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皇帝荒废朝政，国家机构瘫痪，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令大批农民破产。明政府又因军费等原因面临财政危机，遂以用兵为由向民间加派三饷，数额超过正常赋税一倍以上，社会矛盾激化。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加上天灾频繁，更使得民不聊生，农民战争爆发。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战争首先在陕北爆发，起义军转战大河南北。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繁重的弊端，李自成提出了“贵贱均田”、“均田免粮”的口号，触及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总根源，直接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有机结合起来。各家起义军首领会聚荥阳，把分散作战变为协同作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个创举，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组织上也有很多创造，组织严密。
这次农民战争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第一，由于清军入关，满、汉地主阶级逐渐结合起来，整个国内形势起了不利于农民军的变化。第二，农民军、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流寇主义作风严重，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第三，农民军李自成部的主要将领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进北京后，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败。李自成、张献忠死后，农民军内部不能团结，争权夺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第四，农民军在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一些错误。大顺政权在北京对降官、降将和顽固抵抗的官员不加区别地追赃比饷，不利于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维护局势的稳定。
10、说八旗
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了八旗制。最初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增建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四旗。八旗军政合一，兵农一体，带有畜奴制和封建制色彩，建立在原有部族制基础上，打破了原先各部的血缘联系。八旗旗主由努尔哈赤子侄担任，是军事统帅和政治首领，努尔哈赤就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八旗内部军事民主作风浓厚，八家共议军政大事，均分战利品，共选建州部首领继承人。女真人全部被编入八旗，组成强大的军事、生产力量，有利于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也在内属蒙古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八旗军一度很有战斗力，在清统一全国中起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开始圈地。统治者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百姓的军事控制，生产意义逐渐减少。
随着满族社会逐渐封建化，皇太极开始进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君主专制，把分散于八旗的实权集中到中央。康熙更是设立南书房，将由统率八旗的满族诸王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架空。八旗的政治地位下降，到最后主要是享有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
清入关后八旗一半驻防北京，其余驻守全国一些军事要地。由于清统治者只想让八旗承担军事任务，不许其旗丁自食其力，由国家供养的八旗兵丁及其家属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迅速严重蜕化，不修武备，康熙时就丧失了军队主力的位置。清后期八旗子弟逐渐变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随着清朝的灭亡，八旗制度也解体了。
11、简述清兵入关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皇太极继承后金皇位后，把入关夺取政权定位基本国策，时值明末战争初起，客观上给了后金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农民起义军和明朝统治者的矛盾。清军大举进攻明朝，给了明王朝沉重打击。多尔衮欲在李自成之前占领北京，会同吴三桂与大顺军激战于山海关。山海关之战是明末农民起义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入关初期，清统治者为了建立并维持由人口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众多、又有反压迫传统的各族人民的统治，实行了圈地、薙发、屠城和迁海等民族压迫政策。
顺治时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所圈之地包括大量汉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使被圈地之家难以生存，占有良田沃土的旗人诱骗因圈地失去土地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引起奴隶制一度复活。强制薙发对汉民族来说在民族感情、伦理道德和风俗礼仪上都难以容忍，为了捍卫本民族尊严，汉人展开了反薙发斗争，遭到镇压和大屠杀。清政府为了隔绝沿海人民和台湾等岛屿抗清势力的联系，颁布了“迁海”令，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内迁50里。
清初的民族高压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汉族人民为此兴起了长达20年之久的反抗斗争。
12、清朝前期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与前朝相比，清代君主集权的发展表现在：
1、进一步尊君卑臣，君臣关系主奴化。明大臣四拜或五拜，清大臣始有三跪九叩之礼。明大臣可以侍坐，清大臣则奏对无不跪。明帝对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称“尔”。清满族大臣对皇帝奏摺，多自称“奴才”，后影响到许多汉臣亦如此。
2、顺治时继承明朝的内阁制和六部制，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在长官任用上实行满汉复职制。改顺治时的满尊汉卑为满汉一体，令复职制走向平衡，借此拉拢汉族官吏。二是改革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满民族制的延续，显示出清前期制度有明显的满族贵族色彩，以贵族特权来剥夺内阁权力。顺治亲政后削弱该会议权力，由皇帝掌握正黄、镶黄、正白旗，并下令贝勒不得领有各旗。康熙即位后设立南书房，从翰林中挑选有才干者为皇帝起草机密文件，处理机密事务，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末年进一步削弱八旗权力，让自己的皇子去抢夺八旗，由皇帝派出的固山额真掌管旗务。
3、秘密奏折制度。康熙中叶，康熙皇帝允许一些亲信官员用奏折报告机密事件，官员由皇帝发给折匣， 皇帝与官员本人各掌握一把钥匙， 官员奏折派遣专人投送京师，不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直达皇帝。皇帝的批示，用硃笔写于奏折上面，发还官员本人执行。 雍正以后，密折应用的范围扩大，许多官员都获得了使用密折的权力。密折逐渐成为清最重要的官文书。密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 通过密折制度，清代皇帝不仅能够多渠道地了解下情，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也大为强化。
4、雍正时期君主专制强化达到一个高峰。下令八旗旗主贝勒只能管理自己的包衣，得到俸饷，彻底剥夺旗主管理旗务的权力。设立军机处，由军纪大臣和军机章京组成。军机处并非清官制中的正式衙门，后来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就无实权，沿续南书房的权力范围，拟诏绕过内阁的票拟，成为最有权力的机构。军机处是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具有很强的奴仆性，宰相制残余被彻底清除。
5、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储。雍正即位后，总结教训，宣布秘密立储，皇帝在位时即秘密决定继承人，将立储诏书置于寝宫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皇帝临死或死后由大臣开启宣布。乾隆三十八年，将秘密立储制制度化。秘密立储制度，摆脱了“嫡长”观念的束缚，避免了皇子间的公开争斗，排除了其他势力对皇位继承的干扰，维护了皇族内部的政治稳定。
6、弘历时君主专制达到最高峰。前几任皇帝为其大好基础，很多政策，如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等，水到渠成。
7、通过吸取明中后期教训，清前期皇帝努力做到“乾纲独揽”，强调“勤政”，清初下令严禁“朋党”和“结党营私”，规定宦官不得有衙门，祖制规定宦官干政和结识官员要凌迟处死，不得出京，严防宦官专权。
清朝君主专制的特点是满汉杂糅，在明朝君主专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皇权，而且是伴随着不断削弱满八旗贵族势力进行的。
13、“摊丁入亩”产生的原因、内容和评价
清初的赋役制度承袭明制，田赋分夏秋两季征收，丁银以按丁征收为主，兼有按地征收。康熙时丁银很重，农民为逃丁银而流亡。为了稳定税收数额，确知人丁数量防止农民流亡，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征收每年丁银，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额的固定给地丁合一创作了有利条件，但没有解决丁役不均问题。康熙五十五年少数地区率先摊丁入亩，雍正元年宣布将摊丁入亩推行全国。
摊丁入亩的内容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同时，将地丁之外的匠班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在田赋中征收。
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服役史上有划时期意义。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实行的仍然是人口、土地并征的二元税制。摊丁入亩将固定的丁银全数摊入地亩，随之取消了人丁编审，使二元税制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制。这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第一，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二，封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农民、特别是对无地农民的直接控制，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迁徙或改业不再受户籍限制，流动人口大大增加，促进了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无地的工商业者没有了丁银负担，对工商业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破产农民从农村游离出来成为雇工，也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三，人口统计摆脱了同赋役制度的联系，利于人口统计的精确和人口增长。
摊丁入亩也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第一，废除丁银制度不是通过直接放弃丁税银额而是以摊丁入亩的方式来实现，是以保证封建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代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第二，地主往往通过增租的方式将丁银负担转嫁给佃农。第三，摊丁之后徭役制度虽从法令上废除，但徭役加派并未根除。
14、评说“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因此被成为盛世。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标志着明清之际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满汉各族统治力量集团间力量对比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结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和外部条件。另外，通过吸取明中后期教训，清前期皇帝努力做到“乾纲独揽”，强调“勤政”在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这也是出现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巩固封建统治，康、雍、乾三的在承认农民战争一些成果的前提下，从土地占有关系、服役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三方面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主要措施有废除圈地、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推行摊丁入亩，大规模“蠲免赋税”；农民、商人、匠户等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壮丁奴仆、贱民和雇佣工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奴隶制残余进一步削弱，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经过恢复发展，到乾隆中叶时清朝社会经济达到并超过明代水平。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垦辟，杂粮广泛种植，政府治河并兴修水利工程，商业繁兴。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河手工工场的规模与数量有较大增长，包买商活跃，农业生产领域也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对康乾盛世也应清醒认识。与宋元相比，当时生产力的提高仅是量的提高，很少有质的变化；与西欧各国相比已经落后，在17世纪中叶明显落后于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什么变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出现了齐行叫歇的工人斗争，土地兼并仍然严重。这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勤政，把个人对封建社会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但不能挽救社会衰亡的命运。
15、清代处理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之评价
民族问题：
对蒙古，清代平定了准噶尔部首领叛乱，这关系到国家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的统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受到准噶尔部压迫而被迫西走的土尔扈特部也终于东归。利用喇嘛教和满蒙联姻对蒙古进行统治。
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康熙帝派兵入藏，击败了准噶尔的军队，并使亲清的康济鼐管理前藏，颇罗鼐管理后藏，并以蒙古兵二千人留守西藏。雍正、乾隆时，又在西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
统一新疆。清廷即在伊犁设将军，总管本地区的行政、军事。又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在巴里坤各设领队大臣，都领兵屯驻。乾隆时平定了大小和卓木
雍正时平罗卜藏丹津叛乱，安定青海，加强了对青海的统治。
实行改土归流，在原土司地区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及巩固西南边防，是进步性的措施。
边疆问题：
反对沙俄侵略，康熙时《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时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总算是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此后这段边界未有重大变动，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俄边界。
制止廓尔喀侵扰西藏。乾隆时清兵由青海入藏，击败廓尔喀军，尽复失地。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整顿西藏的防务，改革西藏的赋役制度及宗教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总的来说，在民族和边疆问题上，清代总的政策就是反对一切叛乱、分裂和侵略活动。通过解决民族问题，清朝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疆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过同外部侵略势力及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已经最后形成，这就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康熙、雍正、乾隆帝在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事业上，是有重大贡献的。
16、评述清代人口问题的形成背景和历史影响
在康熙二十四年，清代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康熙五十一年曾下令，康熙五十年人丁数为准，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没有了人头税的负担，人们不再有添丁加税之忧，也不必为躲避丁税而逃匿。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使得社会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于是人口迅速增长。鸦片战争前的百年间是中国人口史上的转折时期，奠定了近代以来庞大的人口基数，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人口与耕地问题发生逆转，由地广人稀变为人多地少。由于人口过剩，超过了社会供养能力，导致物价上涨。土地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出现流民。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更是给中国近现代、当代带来了巨大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特别是现在，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却较低，社会老龄化到来，严重制约了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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