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 温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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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07年第2期
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温儒敏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目前出现的某些困扰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思想史热”现象,“泛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等等。文章从时代与学术生产变化等方面探究了这些现象与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试图对解决问题的方向与理路提出一些看法。文章认为,现代文学面对学科边界极大扩张以及理论方法的泛化,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有必要做做“瘦身运动”。
现代文学学科这些年成果累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的学术格局正在形成,学科整体在往前推进。但也存在一些困扰和问题,对此我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意见。这里我想再集中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四个方面,也就是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泛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等等。
一 “边缘化”与“汉学心态”
记得早在1988年,在第二届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曾有许多学者借用王蒙先生说的“六神无主”来形容商品经济振荡、价值观念变化对研究人员形成巨大的冲击。从那时开始已经谈得很多的所谓学科的“边缘化”,至今有没有“好转”?我看没有,加上学科体制所带来的许多非学术干扰,我们这个学科似乎愈加陷入“低谷”,大家做学问的心绪不见得很好。我们只有努力调整心态,才能理性面对“边缘化”的事实。其实,这种状况是“大环境”所致,不止是现代文学,整个人文学科差不多都这样。所谓“低谷”也只是相对过去而言。我们不能总是留恋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现当代文学因为贴近现实而处于社会生活中心,一部创作或者一篇文章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许多“文化英雄”就此诞生,从事文学工作令人羡慕。记得1978年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招考研究生,计划招收五六个人,却有六、七百人报考,简直挤破了门。别的大学情况也大致如此。那时学生高考选报志愿,中文专业是许多优秀考生的首选。而现在呢,考生都挤到热门的应用性专业去了,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的已经不多。关于学科的社会“接受”变化,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数据:现代文学学会的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号的发行量是3万册,1988年下降为3千册,最近这十多年,则一直稳定在2千册左右。也许这2千册数量是比较正常反映学科生存需要的。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社会风气的日益实利化,“无用之用”的人文学科就不再受到普遍重视了。现当代文学确实是“边缘化”了。
抱怨不顶用。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调整心态。如果跳出我们的专业圈子,拉开距离看,这种“转变”有历史的合理性。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人文社会学科与国家意识形态共度“蜜月”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在政治化的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担负过于沉重的使命,也受到特别的重视,现代文学因为贴近现实,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触目,其成为“显学”也与此有关。其实这不见得是正常的。当今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支使人们更多地把心思放在赚钱上,人文学者对此有本能的不习惯,自然也会较多看到负面的东西。然而对社会发展而言,上述趋变是带有历史合理性的。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种变化,看到其中的合理性,积极应对这种转变,重新考虑人文学科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在这样的时期,人文学者特别需要有一种清醒: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迷信和强调入文学科“包打天下”,学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的作为也就是常说的有些“无用之用”,在文化积累及民族精神建设方面起某些助益。有了这份“自觉”,才能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工作,既不牢骚太甚,也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困扰,也就能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沉下心来问学。
对露骨的商品拜物教,学者们还是比较腻味和抵制的,因为有专业的爱好与精神的追求。对学问心态的干扰不只是“边缘化”,更在于学术环境的恶化。现今学界最头痛的是价值标准的崩坏混乱,对人文学科真是伤筋动骨。近十多年来,人们一直追求“多元标准”,本来是一种解放,没想到“潘多拉盒子”一打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等便都跑出来添乱了。加上对以往“宏大叙事”和“本质主义”逐渐失去兴趣,连带着对人文关怀、精神追求、审美价值也越来越缺少关注,所谓“价值中立”的预设就往往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白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
回到现当代文学,要说标准丧失也不尽然,所谓“汉学化”就未尝不被当成一个“标准”。若问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向哪里看齐?哪些研究主导着现当代文学的“话语生产”?在一些学者那里,恐怕就是海外汉学。这不是很正常的。现当代文学本来是很鲜活的学问,与现实密切关联,但现在似乎太过强调研究立场的超然了。许多文章都把本来很鲜活的文学现象硬是作为干巴巴的“知识”来“考古”,强调所谓“价值中立”,远离文学审美分析,主要对研究对象的形成做社会的、文化逻辑的阐释,这样的论作可能显得别致,毕竟又是隔岸观火,无关痛痒。这种趋向就跟外来影响有关,是对海外汉学经验的生吞活剥,一味模仿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思路,盲目地以汉学的成绩作为研究的标尺,失去自己的学术根基。我们可以把这种盲目性称为“汉学心态”。
毫无疑问,海外汉学有其优长,也有许多坚实而有创意的著述,而且现代文学研究的复苏也曾得益于汉学的“刺激”;然而汉学家,包括许多生活在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华裔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理路与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并不可取。现在常常读到“仿汉学”的文章,乍看别致新鲜,也可能开启思路,但仔细琢磨,总觉得缺少必要的历史感与分寸感,也就是学问上的“隔”吧。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汉学价值的意思,我们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还很不够,适当吸纳消化肯定会有所获益,只是担心盲目跟进的“汉学心态”会助长“隔岸观火”的路数,失去学术研究的标准与活力,到头来销蚀了我们自身的研究。
说到心态,总是跟学术生态密切相关。标准混乱助长了不良学风,学风浮泛又制造大量学术泡沫,学术生态就被破坏了。现在每年出版发表的论著很多,报刊上借学术“做秀”的也不少,然而真正有学术推进意义,能够引起学界关注的论作又有多少?人文学科是要讲积累、讲“知识增量”的,但现在学术“消费”更受重视,甚至只求消费,不讲积累了。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些学者仍然是在认真做学问的,他们发现某些问题,花费长时间扎扎实实的功夫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大量“短平快”的学术泡沫却马上充斥其左右,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反而给淹没了,治学心态也破坏了。到书店看看,书出得那么多,相当一部分是出版社“策划”出来的,五光十色,似乎题目都给“做尽”了,可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有多少?这就是所谓学术生态问题。杂草稗子疯长,庄稼需要的生长空间和阳光水分就被挤占了。
现代文学的学术泡沫化、平面化,跟学术生产的体制不无关系。现在要在书桌前静坐下来并不容易,各式各样会议活动太多,评什么博士点呀、重点学科呀、基地呀、优秀课程呀,还有这个奖那个奖,这个人才那个人才,真是目迷五色,应接不暇。也许初衷都是为了促进竞争与发展,现在教育和科研的规模大了,有些量化管理手段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如果一刀切,用理科的规范来约束人文学科,学术评价主要靠指标量化,那能不伤害学术?尤其是跟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职称和岗位等级评定,也都主要计算项目成果的多寡,结果这些评比就是指挥棒,大家都疲于奔命去完成学术定量,被所谓“创新”的要求所追赶,泡沫就大量涌现了。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因为泡沫化、平面化已经消释了学术的庄严,败坏了做学问的感觉。我们有责任抵制不良学风,改善学术生态,但也要有思想准备,这种状况短时期是难于好转的。‘只有充分估计并正视这种情况,才能拥有承担意识,尽量减少和排除困扰。
前辈学者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要求放到现在似乎有些苛严,不容易做到,但这种精神还应当“心向往之”:学习和研究现代文学也好,做其他学问也好,当然也会有实际的打算,比如通过答辩取得学位,或者为了提升职称,为了评奖评博士点,等等,不考虑也不行。特别是青年学者,要站住脚跟,不能不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行事,必要的“损耗”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学问中人还会珍惜那治学的“过程”,尽可能优游浸渍其间,通过完整的学术训练或著述过程能体验做学问的感觉,即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以发扬”,也就是培养起一种学术的尊严感,一种认真、求实和追求真理的心志与涵养,让生命充实,人生的境界提升。总之,不把学问看得太重,动不动就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也不看得太实际,免得完全陷于利禄之桎梏。这样,对时代转型和学科的“边缘化”就能保持一份清醒,也就能更好地摆脱困扰。
二 再谈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
接下来再谈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这也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构成困扰的问题。两三年前我曾就此发表过文章,想不到几年过去了,又重新引起讨论,这里虽是旧话重提,却也希望有更认真的探讨。
我当初提出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并非如一些论者所猜想的就是要回归“纯文学”的理想。其实我对所谓“纯文学”并不欣赏,特别是当今文坛在市场化推进下日益陷于媚俗、玩世、虚无的泥潭,所谓“纯文学”的呼唤容易给人以小市民犬儒主义的错觉。我也并非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脱离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因素”的考察,更无意非此即彼,把文学史与思想史对立起来。我只是提醒认真反思当今文学研究中的偏至现象。这种偏至在改变着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格局,带来某些负面的东西。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出现了某些不太正常的情况。不少学者抱怨学科“拥挤”,纷纷改换门庭,要走出学科。许多文学研究的文章其实“文学味”很少,满眼都是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概念。而到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感觉就如同是在哲学系、历史系或者社会学系,学生最热情谈论的不再是文学,而是政治、哲学、文化,甚至经济学。每年的文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大都往思想史靠拢,即使有一点文学,也成了填充思想史的材料。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在受到“思想史热”潮流的冲击,逐渐失去它立足的根基。
当然,这种“思想史热”可以从所谓科际整合的角度得到支持,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出现了学科打通和融合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格外受到重视。学科分工过细也的确不利于发展,应当探究新的出路。何况现代文学本来就与政治、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研究文学史必然要了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背景,所以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融合也是顺理成章。而且我们承认,许多关注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富于现实观照精神,也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角度与内涵,在思想史研究的背景中获得对文学史内涵的新的理解,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阈。但上述“理由”都并不制止我们发出质询: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到底引起学术格局怎样的失衡?这种变化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地位吗?
我们这个学科好像始终处于摇摆失重状态,近20多年来的研究历程,就走了一个来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讨论现当代文学史,渴望重视审美,“回到文学自身”,摆脱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当时正是依靠这种“回到文学”的呼唤与努力,重新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与规范。现在仿佛又从“河东”转到“河西”,“回到文学自身”呀、“审美诉求”呀,又被丢到一边了。也许这都可以从文学思潮的流变得到解释,认为每一段的趋向都有其合理性。但不管如何变化,总不能忘记文学研究必须基于“文学”,而文学创造是非常个人化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世界,所以文学研究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必须发现艺术个性,也必须重视经验性审美性的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析。尽管具体到某一篇文章,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学者会各有侧重,有些研究也会专注于“思想”,但从学科整体考虑,文学研究的基本特质不应当忘记,一窝蜂都去发掘“思想”那就可能出现偏至。遗憾的是,现在的确发生了偏至,那种重视文学特性的审美分析很少见到了,因为这样的评论需要艺术感悟,需要体验,不容易“操作”和“出活”,况且还容易被讥为缺少“理论高度”。特别是学院派的论文,都得有相应的理论架势,靠审美感受与分析难于“凑够”篇幅。于是,我们现代文学界重又格外关注以前曾经鄙弃的“外部研究”,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评论,并力图介入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指点江山。文学研究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毫无疑问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现在那种独钟“外部”的“思想史热”正在导致越来越脱离文学特质的趋向,有可能销解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我们必须考虑应该如何在学科的融合上取得平衡。
我曾强调“术业有专攻”,并非看不到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事实上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我想指出的只是各自的领域有分工、有不可通约之处。一般而言,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处理的是能代表时代特色或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
学思潮的历史,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学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越位”,做一些偏重思想史的或其他跨学科的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各有所好,无可厚非。但“跨”进思想史研究领域就应当遵照思想史的治学理路。如果完全不去考虑不同学科有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那么就会“越位”和“进球无效”,甚至本末倒置,造成混乱。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越位”可能发生的“无效”。比如某位诗人的诗写得非常出色,很有哲理性和智性之美,就应主要从诗艺的、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其成就。如果硬要发掘他的诗作中的哲学思想,甚至干脆把他当成哲学家,煞有介事地探讨其哲学上的贡献,那就是“过度诠释”的“越位”了。因为诗人用诗歌表达的那些哲思,那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可能并不构成思想史上的意义。我们有些论文探讨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怎么深入,如何有特点,也许文学圈内会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看来,不一定入得了“围”。还有些研究想重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理历程,可是只挑选了一些作家为分析对象,从写文章角度说也许是很方便的。问题是这些敏感的文人到底在多大范围与什么层面上可以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体现当时社会精神状态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典型性?恐怕都还是问题。如果硬要“越位”,摆出思想史的架势来处理这样一些其实并不真正具备思想史资源意味的对象,那充其量只是文学史家在“玩票”思想史。
专家的思维往往可能陷于专业的局限。有时,在我们学科圈子内习以为常的事,跳出来换位思考一下,就可能“陌生化”,产生一些值得探究的新问题。就拿鲁迅来说,一般认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鲁迅诚然是伟大的,他的确有非常独特的思想。例如,鲁迅早期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对文化转型的焦虑与探索,就不同凡响,在思想史上值得关注。我也曾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总体而言,鲁迅的独特思想还是作为文学家来表现的。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如《野草》)所体验与感悟的许多哲学命题也是独特而深邃的,那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哲学”。但文学研究的意义不是讨论鲁迅和世界思想史上哪一位可相提并论,究竟是萨特第二还是尼采第二,而应当探究文学家的鲁迅如何表现出其思想艺术的独特性。如果不从“文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而真的把鲁迅放到现代思想史哲学史上考量,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就不一定被人接受。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比较权威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除了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没有一本是以专章或专节来评述鲁迅的。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甚至根本就不提鲁迅。也许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有问题。但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也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只是文学圈内热,而在思想史、哲学史领域却少有反响呢?这现象值得研究,似乎其中也涉及到了不同学科的对象、标准和方法差异的问题。
平心而论,现当代文学中确有一些思想史的题目做得非常投入,颇有突破。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转会”到其他学科,甚至领了别一专业的风骚。不过大概出于专业的壁垒,人家原来干本行的可能并不认同外来的闯入者,在他们专业训练标尺的检验下,文学出身的思想史写作总是难于得到行家的喝彩。这已经是近年来学界的一种景观。
十多年前,我们曾经费劲地为文学研究的“减负”鼓呼,希望减轻长期以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过分“重视”的沉重“负担”,让文学回归文学。十多年过去了,现代文学学科成熟起来了,不料又出现新的情况。我们这个学科似乎又在增加负重。这些年来思想文化界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包括哲学的讨论,现代文学方面的学者反而成了其中的担纲角色。且看当今流行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知识考古学、女权主义、后精神分析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理论,等等,几乎都是由文学出身的学者在那里发难与鼓吹,并雄心勃勃地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漠的领地挺进,文学只不过是他们一块小小的试验田或敲门砖。这真是“哲学的贫困”!对于现代文学学科而言,领地拓展了,本属“自己的园地”会不会反而荒芜了呢?
现在都在提倡拓宽知识结构,打通不同的专业,毫无疑义这是时代的趋势。但作为学术研究,还是应当有“本业”作为基点,学科整合应立足于自己的基点去整合。就文学史而言,会与思想史有交叉,但文学史家所做的“本业”,或者其长项,还是和思想史家有不同的。那么到底现代文学的“本业”是什么?我们理解的“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这样概括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按照这种理解,现代文学史写作就不应当只是谈论“思想”,还应当有情感、心理的“文学”表达。这和思想史、哲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关注层面与方式都会有区别。否则,还要文学史干什么?
这里特别还要谈到教学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发生本来就和教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现在各大学都还把文学史作为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在这个日益平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里,审美感觉与能力的培养更显重要。可惜我们看到这种普遍现象:许多学中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会了“做”文章,却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感觉,中文系越来越不见“文气”了。对文学研究过分注重操作性,而轻视艺术审美经验性的倾向,应该引起关注。
这里指出“思想史热”偏向,并不是要简单否定思想史研究,我还是很佩服那种关注现实人生、具有雄强思想力的成果,只是对那种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文学研究表示疑惑,对学科的“失重”有些担忧。我希望这种质询能促使更清醒地认识当前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从更高的层次来思考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的可能性: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是脱离文学,而是研究文学与思想的互动,是从更开阔的背景中了解文学所依持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以及这些文学想象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这是跨出文学,又回到文学,并不消泯文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又为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论域,甚至可能发现许多往往为单纯的封闭的文学研究所遮蔽的现象。
学术研究的视野毫无疑问应当拓展,局限于自己熟悉并从事的狭窄的某一领域,是不可能求得大的发展的。我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也要求他们开阔思维,了解思想史、哲学史等相关学科知识,学位论文选题也可以“越界”,跨到别的学科领域去,但不等于丢掉自己学科的立足点,主要还是做文学的研究。如果没有相应的学科意识和专业归属,一味天马行空,只能是做无根之谈。我赞成一种比较辩正的看法,即认为学术研究“可以根据兴趣各摘一枝,也可以独占花魁,一手多拥”。打通学术壁垒也还要相应的尊重“这一个”。“思想史可以为文学史撑腰打气,但它不能越俎代庖。”看来,现在从学风的角度,反省一下文学研究中“非文学化”状态,还是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的。
三 “泛文化”研究倾向
这些年来,文化研究被大为推广,似乎有点泛了。翻开当前现代文学的文章,很少不和文化研究挂上的。一些大学的中文系都可以改称文化学或者社会学系了。这恐怕又是美国潮流,据说美国的大学文学系也都纷纷往文化研究靠拢。对此我们姑且不论,倒是要看看在国内学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界为何文化研究能获得格外的青睐。从功能上看,是因为文化研究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生面,往深处看,则是对某些既定学术规范的枯萎表示担忧和不满,希望文化研究能在对现存学科体制的批判和解放方面起到特殊作用。90年代以后,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囿于形式的游戏倾向,与社会互动的活力日渐丧失,也不能满足富于文学使命感的学者的追求。文化研究可能带有暧昧的政治批判性,它的“侵入”,自然有其逻辑,它找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软肋”,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现实研究的缺陷。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诸如“张爱玲热”、“王朔热”、“通俗文学热”、“国学热”等等现象层出不穷地涌现到人们面前,既有的文学理论资源已经难于解释许多前所未遇的精神现象,因此转向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就顺理成章了。文化研究有时能释放出一元历史叙述下多重文化、政治因素的冲突,的确让众多学者重新获得学术的冲动,特别是年轻学者,他们要扩展研究版图,并借此在文学领域再度唤起那种日渐丧失的“现实感”。反顾近十多年来学术发展的脉络,就不难理解文化研究兴发的缘由。“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了目前学科衍变的一种趋势,套用一句常用语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可能带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生长的活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生硬地拒绝文化研究这一新潮流,只能因势利导,借这股“东风”。
文化研究的确带来了研究的新生面,也提供了学科生长的动力,许多成果让入耳目一新。但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可能导向泛化,空洞化。如果认真品读某些文化研究的论作,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比较大而化之,从“大问题”出发常常又回到“大问题”,经不起琢磨,它毕竟和注重个性创新的文学研究大不一样。这种缺失是“先天”的,因为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科,可以归类到社会学,它的动力常常直接来自现实的诉求,它的着眼点不在经典的文化,而主要是时尚文化,它对艺术个性和创造性也缺少兴趣,或者说这不是其长项。文化研究的关注范围往往很大,它的方法与操作成规不那么稳定有序,解决问题的锋快程度主要取决于切入现实的紧密性。这种研究更倾向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的社会科学,而多少有些偏离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发生抵触还在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离不开当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因此否认文学的“实体”存在,或把文学边界模糊泛化,是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向。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兴致勃勃地把文化研究带进文学领域,研究的重力从文学挪移到“文化”,转向无所不包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容易把文学研究带入“泛文化”疆域,这可能就是使人感觉空泛的原因。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但也有负面的影响甚至“杀伤力”,在文化研究成为一“热”之后,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诸如审美呀,情感呀,想象呀,艺术个性呀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完全走出了文学,与文学不相干了。文学研究就这样被“空洞化”了。
前面我们一再谈到,跨学科研究可能提供学术生长的机遇和条件,但其中需要平衡,一上来就完全打乱和取消学科分野,反而可能造成混乱。文学研究到底哪些环节适合引入文化研究,如何借用才自然融入,成为学术生长的催化剂,还需要斟酌试验。从这些年比较得到学界认可的经验来看,文学研究中的“外部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有可能取得突破。如研究五四时期“新诗的发生”,过去通常的方法可能就是从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变迁,去梳理发生发展的线索,这主要是“文学的”研究。最近有学者在秉承这种研究的同时,又引入对于新诗的结集、出版、传播等属于“社会经验形成”的考察,讨论新诗发生的复杂机制,包括其背后容易被人忽略的许多文学社会学因素,看新诗如何培养读者,拓展影响的空间,形成对于新诗的社会性想象,认为这也是新诗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恰当地结合使用文化研究,能突破旧有的格局,达到较好的效果。又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施展身手必然是有限度的,在有些重要的方面,文化研究可能就派不上用场。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较关注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等,关注差异性因素,用文化研究的共性归纳就较难进入状况。所以对文化研究大举进入文学领域,要有一份清醒。
其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工,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对“不通”部分要格外小心。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求,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现象。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创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呀,出版呀,阅读呀,传播呀,还有性别、政治、民族,等等,而且主要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东西。这些年许多论文都是争相着笔后者,什么都往“文化”上扣,这就有点“泛”了,而对于文学本义的研究,反而越来越少有问津。此潮流波及教学,文学课程的“文学味”被挤压得越来越淡,中文系学生开口闭口都是目光四射的“中外文化”,而作品却未能认真读上几本,也真是个问题。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同时又是有限度的,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无论如何,落脚点仍然应该是文学。
现在常看到现当代文学领域有些着眼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对于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否定的,要推倒重来,其中设定的观念就大都立足于批判,不承认有所谓历史的真实,认为历史都是后设的,是后人想象、构造出来的。这种观念主要来自福柯的理论,即认为历史重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权力关系。于是在“重写”文学史时,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也主要是历史材料包括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比如讨论四五十年代的文学,首要目标就是发掘被忽视的“权力关系”,着力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主宰文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角度。不过有时因为寻找“权力关系”的意图过于迫切,难免先入为主,理论早就摆在那里,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这些“权力关系”的材料。有的文章为了说明诸如性别、政治、“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很大的命题,又顾不上梳理四五十年代“转型”过程中极为复杂的文
学现象,就大而化之,用观点加例子的办法,抽样分析几个文本,然后就得出很大的结论。这类“再解读”论作所采用的往往就是“借喻式解读”,即通过所谓文本的内层精读达致外层重构,或借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理论拆解作品,把文本当作开放的张力场,发现“修辞策略”中隐藏的深层文化逻辑,其好处是简洁,有批判性,也带来某些新的视角,会格外注意文本背后的产生机制,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被遗忘的方面。但其容易产生的缺失则在于先入为主,激进读解,不是从材料里面重现历史,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功夫,把历史抽象化,瓦解了文学审美的自足性。
现在文化研究有点“泛”,跟赶浪潮的学风也有关。许多文章着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意也许是为了“创新”,但如果加上太多的理论“炫耀”,或者兴趣主要是建立方便论述的框架,重在“可操作性”,结果就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附庸。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可。奇怪的是现在这类空洞的唬人文章又常被当作“创新”,甚至比许多老老实实写的文字更容易发表出版,学术泡沫就愈加汹涌了。 文化研究进入文学领域有点像双刃剑,在给学科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对文学研究构成某种“威胁”,不断消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不少学者已经滋生所谓“纯文学的焦虑”,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这种“焦虑”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就看看现在的文学教学吧,弊病是普遍而突出的。课程安排上各种概论、文学史以及文化研究之类理论展示的课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审美感受力反而差了。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再说,要进入文化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境界。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这种焦虑也存在于教学中,以至现在我们常常会怀疑中文系存在的理由。中文系的特色在消失,好像越来越“万金油”了。应当思考一下,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就应当是他们的强项。学文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要格外注重经验、想象、审美能力的培养,这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必要禀赋。只有通过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艺术审美能力,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使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思想史不会取代文学史,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总之,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现当代文学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四 “现代性”的过度阐释
最后,还要谈谈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前面其实已经多处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比较重要,这里再集中说说。
“现代性”理论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场域游荡,它对我们这个学科领域已经有覆盖性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论述,几乎都会使用“现代性”这一统摄性的概念,或者干脆就以现代性作为基本的论述视角,诸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相互冲突与依存关系,以及文学作为“民族国家寓言”的观念,就成为重新书写文学史的逻辑起点。我们不是曾经反感以往那种“宏大叙事”吗,现在又一种“宏大叙事”来了,“现代性”的出场在试图颠覆所有过去熟习的研究方式。虽然至今我们对现代性的概念内涵仍然有许多争议,使用中也可能按照各自的理解,使得学术对话有些含混。但应当承认,这方面的研究是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绩的,也开拓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视野,起码可以比较宏观地俯瞰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有些阐释限度、功能与效果也值得怀疑。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从意识形态批判角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这类研究不把“现代性”作为先验的固定不变的价值范畴,也不仅仅看作是文学叙事技巧,而是视为一种参与现代社会和文化变迁“历史建构”的“话语方式”。这是一种突破性的研究范式。这类研究主要讨论西方语境中的民主、科学、国家、个人等等概念进入中国语境之后的变化情况。例如探究章太炎、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思想进程时,发现他们面对“现代”那种既热衷又狐疑的悖论状态,呈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丰富紧张的特性。借用韦伯、哈贝马斯、福柯等西方思想家在社会学领域对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资源,对近百年来中国流行习见的某些思想概念作“知识考古学”式的梳理,是这些学者的一种贡献。而且这类研究非常注意对“现代性”的概念内涵,作细密的有一定历史感的梳理分析。比如汪晖借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指出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问题,虽然已经超越文学研究领域,但其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曾有很大影响。这也是比较科学的认真的态度,不同于那些生搬硬套的做派。但如前所说,这样一些主要是社会学和思想史领域的成果,一般难于代替文学史研究,顶多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某种理论观照。
第二类“现代性”研究的工作主要是发掘所谓“压抑的现代性”。
最早写这方面文章的是海外的一些学者,如王德威,他们的研究很快影响到国内,目前就有许多许多年轻学者在争相模仿。他们最精彩的发现,就是认为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的不同文类中,比如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等,已经预告了现代文学的某些知识范畴与批判性思考,其中可见某些现代性的因素。还有些学者注意到晚清的文学传播方式以及市民读者阶层的出现,也从“现代性”角度加于阐释。这类研究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弱化对于五四传统的经典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关注都市文化,在作家作品解读中提取并勾勒出“另类的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这些论作虽然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能立足于文本分析和有关文学接受的原始材料的调查,没有脱离文学,所以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问题在于那些被这些海外汉学家带起来的模仿风气,似乎越走越远,我们可以称之为“仿汉学”。这几年类似的“仿汉学”之风甚盛,特别还影响到一些博士论文。他们模仿汉学家的文章,只是抓住某些个别的文学例子作为“个案分析”,并不顾及这些“个案”的代表性,从中过于“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实际上是以个别的例证来证说预设的“现代性”。这就有点“穿鞋戴帽”了。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性”不过是被借用来处理文学史的一种标尺,目的是要以此质疑和颠覆以往那种以“启蒙”为价值依托的研究取向。于是我们在太多的论文中看到如何把“现代性”的追求解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也看到如何把与“现代性”相关的现代主义等艺术形式解释为“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等等,虽然不无新意,但也往往让人感到这里的“现代性”只是一种先验的概念,是刻意要颠覆传统,实现“翻新”。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研究总是难免从概念到概念,基本上无视文学的文本分析,无视文学创作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显得大而无当。而在从事“后现代”研究的某些学者那里,“文学性”更是被看作无须讨论的假命题。于是文学研究不见了,即使有文学文本的分析,那也只是作为对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的例证,文学变成可以任意按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冷冰冰死物,而不是鲜活的精神产品。文学变成支持都市文化、公共空间、民族认同、性别政治等问题阐解的材料。即使在谈什么想象、记忆,也不是文学意味的,因为这些“材料”也已经整合镶嵌到说明“现代性”或“后现代”、“后殖民”等特征的理论框架中去了。所谓“审美的意识形态”,也只是关心“意识形态”,根本见不到什么“审美”了。这样,当然就背离了文学研究的本意,制造了又一种貌似新鲜的理论僵化。社会学是否接纳这样一类研究我们不能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研究并未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也未能解救现当代文学的困扰。
现代性作为更能包容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打破了多年来人们习见的一元论的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但有三个“危险”又出现了: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因而把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也无限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释淡化了,这势必会丧失研究的价值前提,动摇学科的合法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主要由文学现象所引发与提供的有限资源往往被敏锐而又无限地过度阐释,这样的研究难免方枘圆凿。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想象、被压抑的现代性,等等,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成为新的简单化的模式,同样可能简化了历史,会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现代性”理论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这种可以用以更加宏观地考察文学现象的角度或方式,在文学史的外部因素的研究方面大有作为,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但大家也总是有所不满,担心现代性理论的泛化会造成又一种学术教条主义与“八股”之风。最值得提醒的就是理论、研究对象以及语境这三者如何完整融合、形成同恰关系的问题,以及阐释的限度与文学研究特殊性平衡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把“现代性”作为先验的固定的概念去套解现当代文学,也不宜以“现代性”简单地整合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丰富性。
以上谈的都是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比较突出,而又关系学科发展的问题。现代文学面对学科边界极大扩张以及理论方法的泛化,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有必要做做“瘦身运动”。肯定也有学界同仁对我以上质疑不以为然。但我想大家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承认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存在困扰,这里也主要是从学科困扰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
■ 高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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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07年第2期
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
高 玉
内容提要 沈从文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主要集中在精神的层面,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沈从文既不认同都市文明的精神价值,又不满意现实的湘西,他的选择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享受都市,而在精神上想象一个“湘西世界”以寄托。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从根本上是一个弥补城市文明缺陷的、与城市病态相反的、对城市文明病态构成批判的理想化的湘西。在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小说”和“都市小说”具有“互文性”。
在沈从文研究中,“湘西世界”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的确,“湘西世界”对于沈从文小说来说具有根本性,这一问题研究清楚了,沈从文小说的很多问题包括思想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认为,对于“湘西世界”,学术界还存在着很多误解。
本文将从都市的角度来研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主要是研究现代都市的负面性或者说病相、病态对于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通过这一研究,本文希望澄清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在沈从文那里,“湘西世界”与现实都市世界以及现实湘西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进而把沈从文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以及“海派小说”进行比较,从而对他的特殊性进行定位。
一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是一种什么态度?总体来说,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或病态,主要限制在精神的层面。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反感、厌恶溢于言表。比如他说:“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对于都市文明的现实弊端,他的批判非常尖刻、激烈:“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他不仅批判现代体制,而且还进一步对现代都市文明弊端进行追根溯源的批判,甚至于连我们所说的传统文明也被他批判了,比如他批评文字(即语言): “文字虽增进人类理性,解除传统的束缚,可是它本身事实上也就是个可以妨碍理性,增加束缚的东西……人类固因文字而进步,然文字却为各民族保留一个野蛮残忍、偏持、愚蠢的对立局面一人与人的对立局面。”在这里,沈从文的确表现出一种原始主义的倾向。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直接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刻画都市众生的病相来批判都市文明,其笔锋多讽刺、调侃乃至尖酸,其中以《八骏图》为代表。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强烈表现出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憎”。二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湘西的美丽、质朴、人性等反衬现代都市的病态,其中以《边城》为代表,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一半。
沈从文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他的批判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批判城市道德、城市伦理,批判现代商业化社会以及金钱关系对人精神的腐蚀,特别是对乡村淳朴民风人情的破坏、对自然社会结构的摧毁。沈从文深深地感到,现代所谓“文明”不仅毁坏了城市,也毁坏了乡村。18年之后重回湘西,他感觉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随后他用杂文的笔调描述了湘西种种所谓“现代”的浅薄,既形象生动,又尖锐深刻。
沈从文的这种批判甚至指向自我。在《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反省自己:“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的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城市文明对乡村的破坏不只是环境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社会结构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其影响之深,甚至连他本人也不能幸免。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批判的限定性,还可以从他批判的对象上看得清楚。纵观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发现,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都市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对象上。他批判的主要是都市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在小说《如蕤》中,他借人物的口批判城里人:“的的确确,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特征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他认为,城市人都是一些庸众,没有个性,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健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在《八骏图·题记》中,沈从文直接开骂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沈从文认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与城市的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与城市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对城市知识分子病态的批判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沈从文是反城市文明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很不准确。从沈从文的作品来看,对于海派所着力表现的大楼、马路、汽车、电影院、舞厅、咖啡厅、霓虹灯、广告等城市景象,包括当代人所特别关注的比如城市噪音、拥挤、污染等问题,他并没有批判。在现实的层面上,沈从文实际上是认同都市生活的,特别是都市的物质生活。也许正是城市物质生活上的繁华与优越吸引了他,他苦苦挣扎,硬撑着,坚强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且发誓跻身于上流社会。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却梦想享受文化人的生活,这其实是希望走捷径直接从社会底层跳到社会上层。沈从文“走捷径”的思路太奇特了,也太冒险了,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完全是非分之想。当然,沈从文最后成功了,他不仅成为了作家,而且是大师级的作家;不仅当上了教授,而且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自然,在沈从文通向作家、教授的“文化之旅”中,他接触最多的是文化人,对他伤害最深的也是文化人,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把批判的笔触主要放在知识分子上的原因。
都市的确对年轻的沈从文造成了伤害,考燕京大学受挫,为了生活而写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这对于梦想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沈从文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都市社会可以说是充满了愤激和怨恨。但沈从文对都市的愤激和怨恨绝没有学术界所说的那么夸张,他并不是整体性地否定城市文明以及城市生活。如果都市真的那么一无是处,不适宜居住,如果湘西真是那么美好,象“世外桃园”一样是生活的天堂,那沈从文为什么不放弃城市而回到湘西去呢?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生活上走投无路,几近于绝望,他也不返回湘西。走出湘西,沈从文就发现,都市才是他生活的归属,才是他真正的栖居地。事实上,正是现代都市成就了沈从文,没有现代都市文明,没有自身的启蒙过程,没有现代文化制度,比如没有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现代传播媒体和印刷业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沈从文。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儿。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沈从文对城市“病相”的批判看作是对整个都市文明的批判,也不能把他想象的“湘西世界”理解为现实的乡村,“湘西世界”不是乡村的符号和代名词。沈从文的批判实际上是泛化的,他所批判的城里人的弱点,比如虚伪、庸俗、道德堕落、伦理沦丧、缺乏个性、小气、懦弱、懒惰、冷酷、势利等,乡下人同样也有,这是人性的弱点而不仅仅只是城里人的弱点。不同在于,鲁迅以及其它乡土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以农民以及下层人为对象,而沈从文则主要以城里人特别是文化人为对象。杨联芬认为沈从文具有“反现代性”,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半。沈从文不仅“反现代”,也“反传统”,但不论是“反现代”还是“反传统”,他都是有限定的。对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他未必是“反”的,反而是非常迷恋的。他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只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中的负面性因素,批判现代都市的病相或病态,他的批判集中在道德上、伦理上,是精神层面的。事实上,真正对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起建构作用的正是现代都市“病态”。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正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成就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就是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思维的意义上其实是沈从文现代都市“病相”批判的附属物。
二
那么,在沈从文那里,对现代都市“病相”的批判是如何转换成对“湘西世界”建构的呢?“湘西”与都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我们紧接着应该追问的问题。
沈从文从乡下闯入城市,不顾一切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事实上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但“路途”的磨难以及伤痛的记忆,再加上在乡下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所养成的自由散漫的性格,使他很难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对现代都市的一些价值观比如道德、人情,他很难认同,也不接受,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又说,“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上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他虽然就居住在城市,享受着现代都市的物质成果,但在观念上、在价值尺度上、在思想意识上,他不能或不愿意适应城市,他感觉他始终不是一个城市人。
但是,他又不能退回去,湘西也不是一片乐土。湘西给沈从文留下的恰恰是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生存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这可以从《从文自传》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从沈从文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来看,湘西一点也不美好:贫困、落后、愚昧、腐败、生存环境险恶……只不过这一切都比城市来得直接,不虚伪,不矫饰。特别是杀人,充满了人性的野蛮、残忍与兽行,是邪恶与恐怖。在这里,杀人如麻,杀人如儿戏,士兵竟然通过杀人取乐。对于杀人,大家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刽子手没有感觉,看的人没有感觉,被杀的人也没有感觉,生命在这里完全是麻木的@。在不动声色的杀戮描写中,沈从文明显是批判和反思的。生命在这里是如此之轻贱,比动物还轻贱,能说这地方是美好的吗?这样的地方还能回去生活吗?
赵园说:“沈从文以轻松的笔调写在小说散文中的‘杀人的游戏’。”又说,“由于有意以一种超然的立场看人间的善恶、义与不义,他甚至既写被杀者的优美,复又写杀人者的糊涂可爱”。其实这是误读。丁玲说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和周作人非常相似,沈从文的写作的确有一种“趣味”的情调,但这种趣味不是对现实的,不是对世界的,而是对表达和写作本身的。有的作家,总有些话题不愿触及,对于敏感的话题和记忆中的伤痛往往回避,下笔沉重,但沈从文不是这样。沈从文对任何事情,哪怕是痛苦的经历,他都写得津津有味,这是写作的快乐,而不是生活本身的趣味。湘西的杀人,留给沈从文的是彻底的灰心、恐惧与失望,是对湘西的失望,也是对人性的失望。当他还在湘西时,还处于蒙昧状态时,还缺乏反思能力时,身处其中,对于杀人,他也是麻木的,他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恐惧,但事过境迁,回首往事时,他感到后怕,以致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他愿意“牢守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本分”,他最愿意生活在城里,过一种城市文化人的生活。
事实上,正是因为苦难、凶险、恐怖、罪恶、生存的艰难,沈从文才逃出湘西。根据“自传”,我们知道,沈从文离开湘西最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大病一场,二是一位老同学的淹死。他说:“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怎么办?于是,“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湘西的闭塞、落后、贫穷、残暴以及它给沈从文精神上所造成的伤痛,这才是沈从文离开湘西的真正原因,所以,并不是湘西的“生气与活力”推动他走出湘西,而恰恰是湘西的生存困境把他逼出来的。比较起来,还是都市好,所以,即使在生存的最艰难时期,沈从文也不愿意回到湘西,而是选择了在城市漂泊。
现在的问题是,沈从文身居城市,对城市物质生活感到满足,但对于都市文明的精神价值,他并不认同,始终没有归属感,而现实的湘西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非安身立命之地,但人又不能悬浮于空中,置身世外。于是他便作了一种尴尬的选择,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享受都市,而在精神上想象一个“湘西世界”以寄托,这便是“湘西世界”的由来。在这一意义上,“湘西世界”从根本上是一个想象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陶渊明“桃花源”式的世界。这个“湘西世界”已经不
是现实的湘西,而是弥补城市文明缺陷的、与城市病态相反的、对城市病态构成批判的、理想化的湘西。它既是现实都市的反动,也是现实湘西的反动。它是批判的工具,更是逃避的居所。苏雪林说:“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人们这些久困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对于读者来说,“湘西世界”是“一种解放的快乐”,对于沈从文本人来说,何尝不也是这样?沈从文写美丽的湘西,于社会来说,是希望把人从现代都市文化的精神颓废中解救出来,对于自己来说则是一种逃避,一种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的逃避。我们应该把现实中的湘西和沈从文文学中的“湘西世界”区分开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湘西。现实中的湘西虽然不乏原始的质朴,特别是自然环境上的优美,但总体来说是闭塞、贫穷、荒凉与落后的,甚至于野蛮与残暴,缺乏人性。沈从文曾谈到他的写作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实际上,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造的“小庙”。在这个“小庙”里,沈从文特别强调的是“人性”。
与现实的湘西不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完美的,虽然也有各种问题,包括杀戮、卖淫等,但都合于自然,合于道德。沈从文曾以极度诗意的笔触描写湘西:“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人人皆很高兴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尽管沈从文是在非虚构的意义上抒写的,但我认为它仍然是虚构的,是沈从文对逝去的湘西的想象,具有“儿童视角”性。而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湘西世界”,这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也是他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说是沈从文整个文学活动的最大成就。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无数人被这个世界感染,从这里得到享受和慰藉。这个湘西当然与现实中的湘西有联系,但二者有天壤之别。小说的湘西只是借用了现实湘西的人情、风情、自然、故事等,但现实生活的本质却被理想化了、人性化了、美化了。现实中的湘西在沈从文小说那里其实只有外壳,只有自然和抽象的精神。并且,沈从文笔下美好的湘西并不是渊源于现实湘西的美好,而是恰恰相反,它渊源于现实湘西的不美好,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现代都市病态。从根本上,“湘西世界”不过是沈从文对都市病相的一种批判,当然也是对现实湘西病态的批判。在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小说”和“都市小说”具有“互文性”,可以进行对读。
所以,“湘西世界”固然是沈从文小说的主体或精髓,具有自足性,但城市则是它的“根源”,没有对都市病相的发现和反思,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沈从文难以如此想象湘西,对湘西的描写包括美化也不能达到这样一种深度。赵园说:“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在其所置身的知识者中,到处发现着因缘于‘文明’、‘知识’的病态,种种‘城市病’,可以归结为‘阉寺性’的种种人性的病象。正是对病态、阉寺性的发现,使沈从文终于发现了他独有的那个世界,属于沈从文的‘湘西’。”这是非常精湛的概括。在沈从文的写作逻辑上,从“城市病相”到“湘西世界”,是单向度的,是先看到城市的病态,然后构筑、想象一个健美的“湘西世界”来批判和医治城市病态,而不是先有一个健美的“湘西世界”,而后因此发现城市具有病态。可以说,“湘西世界”不是在现实湘西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被城市病态激发出来的。
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但我们决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乡下人”,凌宇的话是对的: “沈从文决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因而,他的‘乡下人’自况,除了情感层面对乡村的认同,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讽,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都市人生、知识阶级的疏离姿态。”我们可以说他是“乡下人”,但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乡下人”,一个超越了城市和乡村精神局限的高级“乡下人”。当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时,他其实是无比傲气的。“湘西世界”就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乡下人”想象的世界,一个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审美性的世界;一个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世界。它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说沈从文是“向后看”,也不能说他是原始主义的、悲观主义的,怀旧主义的。
三
一定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小说既属于都市小说,又属于乡土小说。所以,把沈从文的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风格。
我们看到,王鲁彦等“乡土小说派”作家包括鲁迅,他们都是城市寄居者,他们多来自乡村甚至于是很偏远、很落后的乡村。面对现代都市文明,他们痛感乡村的贫穷与苦难,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乡村的愚昧、无知与落后,所以,他们一方面书写乡村的衰败、萧条和种种惨状,对农民的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乡村的陋俗、麻木以及种种黑暗和罪恶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正是城市文明成就了乡土小说,正如有学者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城市,也便没有了他们的乡土小说”。
对于沈从文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不同在于,“乡土小说派”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他们是站在现代启蒙的角度,对乡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批判,这和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作家站在工农兵本位立场来写作是完全不同的。而沈从文既不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也不认同现代乡村文明,既不站在乡村本位立场上,也不站在都市本位立场上,而是以想象为本位立场,以想象的“湘西世界”来对抗现代乡村,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病态。所以,“乡土小说派”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书写乡村,他们所呈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的真实图景,正如许道明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定位:“说到底,他的乡土小说,是一种由现代人思想烛照的农村写真。”而沈从文则是在理想的层面上来书写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只能是现代知识者沈从文眼中的、审美想象中的湘西,作为这一个现代人的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的湘西。”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完全是一个文学的世界,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世界。
沈从文的小说也不同于海派文学。海派作家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产物,他们浸润在都市文化之中,乡村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遥远,所以,他们的小说缺乏乡村的背景和参照。“新感觉派”作家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拥抱现代都市的一切,汽车、霓虹灯等都市景象是“新感觉派”所极力描写的,对于都市文明,特别是都市的现代品格,“新感觉派”可以说倾尽了热情予以颂扬。他们尽情地享受大都市的文明,包括“享受”城市的孤独感、寂寞、空虚、不安等,这种“享受”在具体形态上就表现为“颓废”——一种“忧伤的美”。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乡村牧歌”,那么“新感觉派”小说则可以说是“城市牧歌”。“新感觉派”也写精神,也表现现代都市人的情感、欲望比如恐惧、疑虑、躁动、变态,孤独等,但他们显然缺乏批判性,他们仅只是把它们作为都市现象来书写。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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