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28:52

来自社会学吧！绝对经典的社会学名著！

第一章

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
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
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
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
验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
学的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
教之名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
高度精确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
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
些地方天文学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Rational）证明
，而这恰是希腊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
面非常发达，却缺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象近
代的实验室一样，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
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Rational ）化学
，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
里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
，并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不管是在印度（弥曼差派）的所有预言中，还是在以
近东最为突出的大规模法典编纂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书中，都不具有系统严
密的思想形式，而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
的法学来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象教会法规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

　　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它民族的音乐听觉或许要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也不会比我
们更弱。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种乐器的合奏与多声部的合唱在其它地
方也都一直就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且还被计算过；但是，理
性的和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是以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
音程构成的；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的
意义上的）、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
我们的记谱系统（它使谱写及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并由此使这些作品得以留存）
、我们的奏鸣曲、交响曲、歌剧、以及最后，作为所有这些之表现手段的我们的基本乐器
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尽管标题音乐、
音诗、全音和半音的变化，在不同的音乐传统中早已作为表现的手段而存在着。

　　在建筑方面，尖顶拱门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在亚洲
，都是如此；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这在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合
乎理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
建构雄伟建筑物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去的一种
风格的基础，这却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我们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是东
方却没有解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
alization）类型（在绘画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这是文艺复兴为我们创
造的。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
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
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
院）颇为相似；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
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
地位。这首先适用于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他们成了现代国家和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
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现在对于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
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个组成成份；但是，任何国家、任
何时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
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
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
政人员手中。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来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
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甚至也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选举
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
我们特有的，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治权力这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这样的组织当然
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
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
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
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对营
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
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
、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
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
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
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
irrational ）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
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
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
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一个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当些的界说吧。我们可以给
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
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
上）靠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上述那种
归根结底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只要资本主义
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
这种行为要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
个商业周期结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或者在一连续营业的企业中，资产的
定期估算货币价值）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
值。不管它是原封不动地交付给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过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原封
不动地获得其它商品），还是其资产是由厂房、机械、现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
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造业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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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货币价值（就资产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
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利润和亏损分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
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
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的方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
、便当的方式进行，——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所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
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利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
ity）的程度而已。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货
币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
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
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
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
赖于资本主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别的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一系
列单独的事业。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过部门组织等）。
总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
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
发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着
各种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直在发
放，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各种职能
均已具备）；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Kommanditges
ellschaft ）的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公
众团体的金钱财源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
罗马等地。从来都是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
动提供资金；从来都是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
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
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着税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
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最后，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
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业家，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主要地具有一种非?
硇缘暮屯痘男灾剩蚯飨蛴谄窘栉淞σ曰窭绕涫腔袢〗俾悠罚蘼壅庑┙俾悠肥侵
苯油ü秸故且园鞲绞艄て诮俾悠洳普杖氲男问蕉〉玫摹?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
甚至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使
是在现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仅是
某些方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
在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这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已。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
当程度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
封建贵族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
怎么发展过。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
为个别地存在过。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
业组织）中，频繁地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那种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
相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
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
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
经济生活。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
集市）和其它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
、近东和古代都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
而已。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
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
开始发展。在其它各地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
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趋向，如同罗德布特（Rodbertus ）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
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
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
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
方式，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
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
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28:56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
义和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
（如在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
抑或军事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
尽管各个地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
但是，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
存在过。同样，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
性劳动组织方式。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
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
着；但是，西方远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
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企业家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
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
冒险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
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
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
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
过是在西半球存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
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
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
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
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
的计算，以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
的起源也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
技术应用，确实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
有利。但是，这一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发
问，既然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鼓励又来自于哪些方
面呢？

　　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
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
办事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
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
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
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它情况下一
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
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
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
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
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
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
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二
点。譬如，神秘的观照（contemplation ）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
，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
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
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
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
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
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
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
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
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
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
姆梁Γ敲矗硇缘木眯形姆⒄故票鼗嵩獾窖现氐摹⒛谠诘淖柚汀８髦稚衩氐暮妥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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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
神气质（ethos ），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即力求从一
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
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
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Economic Ethics）的研
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
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彻底的探究，
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宗教的经济伦理
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望达到尚算过
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作了面面俱
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方文明的
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乎颇具
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
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
们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
靠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
依赖翻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
一部常常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
者必须对他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
译文，与现存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
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
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写出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
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科学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
匦攵源顺械：蠊饩褪牵颐堑降兹〉昧思阜殖晒Γ缓锰舅巳ゴ蠹踊骋闪恕?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
降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
业余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
。渴望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
著述中也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
一句，想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
题，我们将一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
比，但他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
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
表现出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
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
考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
局限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
文化承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
这一缺陷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
行了比较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
并强调，这是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
统研究中来对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
限定的目的的考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
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
且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
揣测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
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
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
影响，以及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
件的反作用作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
任务之一。只有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
多方面都是前景可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
我看来，这种状况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
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29:08

第二章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
什么例外地可以发见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
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一状况在
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
差别与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
兰人之间），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放手地改变人口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
几乎总是如此。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
营管理者中、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这一事实，也可以
部分地归于历史因素。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
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参与上述的经济职能，一般
都要先拥有一定的资本，通常还需要花许多钱接受教育，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
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
蟛糠指皇钦颍甲蛄诵陆獭Ｕ庖蛔涞慕峁敝两裉欤故剐陆掏皆谇缶蒙
娴亩氛写τ谟欣匚弧Ｕ庋统鱿至艘桓隼沸缘奈侍猓何裁淳米罘⒋锏牡厍
币捕继乇鸬卦蕹山袒嶂械母锩空飧鑫侍獾拇鸢冈斗峭ǔＫ胂蟮哪茄虻ァ?

　　从经济方面的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来无疑会大大地增强这样一种趋向：即象怀疑
一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来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但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
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
制。这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
导一种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
式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惩罚异教，宽恕罪
人”，正如它在过去比今日实施得更为有力，现在已得到了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诸
民族的宽容，而在十五世纪初，则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与此
相反，加尔文教的教规，正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交的荷
兰大部地区、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
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
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法。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
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
品⒄钩隽艘恢钟⑿壑饕寰瘛Ｕ猓指迷跹馐湍兀咳肥担什准侗旧碓诖酥凹佟
诖酥蟠游础泄⑿壑饕宓谋硐帧Ｕ缈ɡ扯–arlyle）不无道理地说过的，
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但进一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
位，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
，有很多现象却不能这样解释。只需列举以下几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
，可以发现天主教徒父母同新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在高等学校
中，在校生和毕业生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般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一事实，
的确大半可以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
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以及毕业于一般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学校的人数
比例，比新教徒的还要更低。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上
面那种解释不能适用于这一情况，与此相反，这一情况却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
主义企业活动的一个原因。

　　有一个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的熟练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这是
一个更为令人注目的事实。众所周知，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收熟练工
人；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换言之，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
更趋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
工厂里以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
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
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的近代经济生活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
包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
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
量介入经济行为。他们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在这一领域来寻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
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政府工作。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无疑正是这
样，他们的经济势力在那里的发展比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加里西亚要快得多。从前，法国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徒，英国的不信国教者和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
二千年来一直如此的犹太人，也都是这样的。然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并未明显地带有这
种社会地位所造成的那种后果。从前，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不管是在他们受到迫
害时还是仅仅被宽容时，他们从未象新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另一方面
，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的某些支派），不管是作为
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
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却从未表现到这样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其宗教?
叛龅挠篮愕哪谠谔卣髦校皇窃谄湓菔钡耐庠谡卫反持校囱扒蠖哉庖徊钜斓闹
饕馐汀?

　　我们将致力于研究这些宗教以求找出它们所具有的或曾有过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可
以导致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行为。只作表面的分析，只根据一些平常的印象，人们便不
免会这样表述这一差异：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
其信徒培养得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这样的解释正符合在判断两个教派时的流行倾向。
在新教一方，这种解释被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真实的或想象的）禁欲理想的根据
；天主教方面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图。最近，一
位作家试图这样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不同态度：“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
主教徒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惊心动
魄、担当风险的生活。俗话说得有趣：‘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
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

　　实际上，这种想吃得舒服的欲望，虽非全面但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现今德国许多有名
无实的新教徒的行为动机。但事情在过去却大不一样：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
特征恰恰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极为重要。更
有甚者，法国的新教徒（别处的新教徒亦然）长期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所有加
尔文教会毫无例外地烙上的那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多次宗教斗争的磨难中所烙上的特征
。然而（或许，如同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众所周知，这些特征正
是当时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所允许的狭小范围内
一直如此。如果我们可以将这种宗教热忱，这种宗教利益在整个生活行为中的支配地位称
做专修来世，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则从过去到现在至少都象北日尔曼的天主教徒一样专
修来世（正如宗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至关紧要的事情一样，天主教对后者也无疑是同样的
至关紧要）；两者都在各自的国家里，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相离异
，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非常热衷于生活享乐，而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
徒今天都在专心致志于世俗的经济生活，其上层对宗教则漠不关心。上述比较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是想当然地说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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硪环降乃匠逋恢校钪战砻鳎绞导噬暇哂屑涿芮械墓叵怠?

　　事实上，从一种极为表面化的观察出发，看到许许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
代表人物竟出自商业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热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这确实会令人
感到出乎意外。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应，而
且正如阿西西人弗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一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这样来解释他们
的皈依过程。同样，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中有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罗兹）都出身于牧师
家庭，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禁欲教养的反应。然而，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
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
、同一些群体身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非是孤立的，这些特征在新教
历史上是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
，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法国胡格诺教会（或任何其它
新教信仰）很少和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息息相关，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经商人员（商人和
手艺人）的人数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有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勋爵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
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哥赛因（Gothein ）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
地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
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巨大作
用，看作决定因素。然而在法国，正如我们从科尔贝特（Colbert）的斗争所知，甚至在十
六世纪时情况就已如此。连奥地利都直接输入新教徒手艺人，就更不必说其它国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别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
的影响也是最强的；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
的发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Wupperthal ）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
大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
。苏格兰有博克（Buckle），英国诗人中有济慈（Keats ），都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
极其有必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
世的派系中，特别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
结合了起来，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起过的作用在德国和荷兰便由门诺派承担。在东普鲁
士，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对门诺教徒手下留情，是因为他们虽然断然不肯服兵役，但对
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只不过是很多能说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
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例证。最后，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结合，
也充分体现在虔信派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

　　应该提到的还有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在这一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中，无须堆砌更多
的例子。这为数不多的例子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
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象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
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
斯（Knox ）、弗埃特（Voet ）的老牌新教与今天所谓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今日即使是
最极端的宗教狂也不会想要抑制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却正是老牌新教公然仇视的。如果
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
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
性中寻找。孟德斯鸠说（《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
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和对自由政治制度的
顺应，以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所提到的卓著的虔敬连为一体，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时，大量虽只是被模糊地认识到，但确实可能存在的
各种关系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鉴于历史材料无穷无尽、繁多驳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
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模糊地出现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则须将我们前所论
述的笼统模糊的概念抛到脑后，而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
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别。

　　然而，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前，我们尚须对我们正在试图对之作出历史说明的那些现象
的独特性略加论述，然后再讨论就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这样的说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
可能的。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29:22

第四部分
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
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
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就越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
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
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
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
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
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
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在路德翻译的《圣经》里，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最先出
现在Ｊ·西拉著《智慧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此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
日常语言中，这个词都迅速地带上了它目前所具有的含义，而在此之前，在世俗作品、甚
至宗教著作中，连这一含义的暗示都不曾有过，就我所知，这一含义仅在德国的一位神秘
主义者的著述中出现过，而他对路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可能是一般的常识
。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
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这的确也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但是，至少有一
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
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
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
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
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而活动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这一思想。起初，路德同中世纪流行
的传统，例如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俗的活动是肉体的事情，
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
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是，随着“唯一的信仰”（sola fid
e ）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日益激烈地强调，反对献身于魔鬼的天主教修
道士对“福音书的曲解”，从而职业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增强了。路德认为，修道士的
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
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
现。他以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为他人而工作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但是，他的观点非常
天真，同亚当·斯密对同一问题的著名论述形成近乎奇特的对照。然而，这种显然在本质
上是经院式的主张很快就消失了，而那种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
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的论述却保留了下来，越来越受到高度的重视。这种生存方式、而且
唯有这种方式是上帝的意愿，因此，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　　这种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别重要
的作用，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这种观点包含了世俗与宗教两个
方面。它没有巴斯噶沉思中对一切世俗活动的刻骨仇恨。巴斯噶深信，全部世俗活动只能
被理解为无价值的或者是狡诈的低级表现形式。并且，这种态度同耶稣会士为了功利而与
世俗妥协的自由态度相去更远。但是，新教的这一成就的具体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此人们
没有清楚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感觉。　　首先，几乎不必指出，路德并不具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意义上的、或者说在任何意
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今天，任何一个极其热烈地赞颂宗教改革的这一伟大成就的宗教派
别，都决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表示支持。毋庸置疑，路德本人也一定会坚决否认
与富兰克林的观点有任何联系。当然，我们不能把他对当时的福格家族之类的抱怨作为此
说的例证。因为，十六、十七世纪反对大专利贸易商行的特权地位——法律上的或实际上
的特权地位——的斗争，可以同近代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相比，而且，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
正确的了，斗争本身就是传统观念的反映。在反对这些人、反对受英国国教和英、法国王
和国会保护的伦巴德街金融家、专利者、投机商和银行家的过程中，清教徒和胡格诺派都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巴战役（１６５０年９月）以后，克伦威尔在写给长期国会的信中
说：“恳请改革所有各行业中的弊端：如果有人要以多数人受穷，而使少数人为富的话，
那将与共和政体不符。”尽管如此，我们将发现，克伦威尔遵循的是一条很特殊的推行资
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同晚期经院主义相比，路德反对高利贷或任何形式利息的
许多论述反映出一种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肯定是落后的关于资本主义获利本质的思想。当然，特别是早已被佛罗伦萨的安东尼批驳过的金钱无益的说法。　　但是，没有必要进一步细谈。因为，首先，宗教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世俗活动的影响
曾经有过许多相当不同的解释。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
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而表示这一变
化的职业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则在于各新教教会各自的发展。路德认为，他的天职
思想来自于《圣经》的权威，但是，总的说《圣经》权威是有利于传统主义的解释的。特
别是《旧约》，虽然在真正的先知书里根本没有超越世俗道德的表示，别处也仅有一些零
散的暗示和迹象，但《旧约》却包含有一种完全是在这种传统主义意义上的宗教观念。人
人都应当安守自己的生活现状，让不信神的人去追求物质利益。这就是所有直接与世俗活
动有关的话的核心意义。直到犹太法典，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
即使在当时也不是主要的思想。典型的古代东方式的祈求：“请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
以古典的纯粹形式表明了耶稣本人的态度。这种对现世的激烈拒斥的因素排除了近代职业
观念是建立在耶稣本人许可之上的可能性。《新约》里所讲的使徒时期，特别是圣·保罗
时期，基督徒对世俗活动持冷漠态度，或者至少根本上持传统主义的看法；因为最初几代基督徒满怀着对世界末日的盼望。既然人人都只是在等待主的降临，那?
矗舜粼谠唬３肿∩系鄣恼倩礁才藕昧说氖浪字耙担⑾蠊ヒ谎乩投
捅鹞匏驴勺觥Ｕ庋筒换岢晌┥岬亩韵螅黾痈旱＃遥庖磺兄皇嵌
淘莸囊欢问奔洹Ｂ返率怯盟约旱墓鄣阍亩痢妒ゾ返模淮笤荚冢保担保福保担常澳暾
舛问奔淅铮谒乃枷敕⒄构讨校谡庖坏闵喜唤黾崾卮持饕澹乙院蟊涞酶
尤绱恕?　　路德在从事改革活动的最初几年里，由于他认为职业基本上是对肉体而言，就世俗活
动的形式来说，他的主要思想同《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中保罗的那种漠
视现世的末世论观点有紧密的联系。在各行各业里，人们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暂的人生只
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没有必要注重职业的形式。这样，追求超出个人需要的物质利益，
必然显示出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且很明显，物质利益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能获得，所
以要受到直接的谴责。随着路德日益卷入世俗事务，他对世俗活动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但
在个人从事的具体职业中，他越来越认为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
。在同宗教狂发生冲突和农民骚乱之后，上帝使个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在路德看来越来
越直接地表达上帝的意志。他日益强烈地强调上帝意志的作用，特别是对生活中具体事件
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多地走向从上帝旨意的概念出发的传统主义解释。个人应当永远安守
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
由于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本来就是保罗淡漠世俗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到后来，这种学说具
有越来越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
中碌摹⒃谌魏我庖迳鲜歉镜牧怠Ｓ捎诼返鲁腥希桃宓拇空允墙袒岬奈ㄒ徽返淖
忌獗旧砭妥阋苑涟⒄谷魏涡碌穆桌砉鄣恪２⑶宜恼庵痔仍诙甏笤嚼
丛郊峋觯谡庖坏闵弦簿陀硬豢赏旎亓恕?　　因而，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
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这一点压倒了当时存在的另一思想，即从事职业是上帝安
排的一项任务，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正统的
路德派更多地强调这一点。因而，当时唯一的伦理观是消极的：世俗工作不再低于苦行活
动；人们宣扬要服从权柄，安于现状。　　如果按照路德的观点理解职业概念，那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德国神秘主义者在路
德之前就已提出过这种职业的观念，这一点将在讨论中世纪宗教伦理时说明。特别在陶勒
尔（Tauler ）那里，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的价值已经是平等的了，并且由于灵魂陷入对神
意的沉思冥想，所以，对传统形式的修行实践的评价也降低了。同神秘主义者相比，路德
及其路德教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种理性伦理观的心理基础，就这一点而言，路德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神秘主义者那里后退了一步（神秘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能使
人联想到虔敬派和贵格派的宗教心理）。而这恰恰是因为路德不能不怀疑，禁欲主义的自
我约束通过工作导向救赎的可能性，因而，路德及其教派越来越在这种背景中来保持那种
职业观念。因此，单纯在路德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我们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是有疑问
的。这就是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决不是说，连路德对宗教生活的革新对我们研究的
问题也没有某种实际意义；恰恰相反。只不过这种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路德及其教派
对世俗流动的看法，而且，它可能不象与新教主义的其它方面的联系那样容易理解。所以
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教派，其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我们早已提到过加尔文主义以及新教其他教派在资本
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正如路德在茨温利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他自己身上的精
神在起作用一样，路德精神的后继者们在加尔文主义那里也发现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
天主教会直至今天都一直认为加尔文主义是他们真正的敌手。　　现在可以纯粹从政治上对此作出部分解释了。虽然没有路德个人的宗教思想的发展，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29:36

第五部分
宗教改革是想都不可想的，而且改革从思想上长期受到路德人格的影响，但是，没有加尔
文主义，路德的工作也不可能会有持久和实际的成功。尽管如此，对天主教和路德宗教同
样厌恶的原因在于、至少部分地在于加尔文主义的伦理特性。仅从表面看就可以说明，加
尔文主义中的宗教生活和世俗活动的关系同天主教或路德主义相比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在
完全由宗教的因素激发而作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神曲》结
尾部分，诗人在天堂里伫立无言，顺服地沉思着上帝的奥秘，我们可以把它同被称作“新
教的神曲”的那首诗相比较：弥尔顿的《失乐园》在描写了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后写道
：　　“他们二人回顾　　自己原住的幸福乐园的东侧，　　那上面有火焰的剑在挥动。　　门口有可怖面目和火武器的队伍。　　他们滴下自然的眼泪，但很快就擦掉了；　　世界整个放在他们的面前，　　让他们选择安身的地方，　　有神的意图作他们的指导。” 　　就在这一段略往前一点，米迎勒对亚当说：　　“只要加上实践，配合你的知识，　　加上信仰、德行、忍耐、节制，　　此外还加上爱——就是后来叫做　　‘仁爱’的，是其它一切的灵魂—— 　　这样，你就不会不高兴离开这个乐园，　　而在你的内心　　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 　　人们立刻就会感到，这里所强烈表达的清教徒重视尘世，承认今生就是工作的思想，
不可能出现于一个中世纪作家的笔下。但是，它与路德主义也是很不一致的，正如路德和
保尔·格哈得的赞美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用一种多少更确切的合逻
辑的阐述来取代这种模糊的感觉，并且弄清楚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那些把它诉诸于民族
性格的观点一般地说不过是承认无知，而且这种观点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认为十七世纪
的英国人具有统一的民族性也只是歪曲历史。骑士党人和圆颅党人并非仅仅指控对方属于
不同的党派，而是把另一方看作极不相同的人，任何对此做过认真研究的人一定会赞成他
们的看法。另一方面，人们目前尚未发现英国商人冒险家与古老的汉萨同盟之间有什么性
格上的差异，也没有发现中世纪末英国人与德意志人性格上有什么根本差异，而且这种差
异是不能轻易地用他们政治历史的不同加以解释的。而是宗教影响的力量——虽然不是唯
一的力量，但远远超过其它一切力量——造成了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差异。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
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
始人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
们也不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
具有肯定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
我们这里指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
体的创立者，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
仅是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
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
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
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因此，以下的研究可能会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
效力量的。然而，为了避免对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有所误解，我将总
结一下以上的引言性讨论。　　这里，可以毫不犹豫地明确说明，从任何意义上对宗教改革中的观念作出评价——无
论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的企图都不存在，我们将继续讨论宗教改革中
就真正的宗教意识来说是偶然的，甚至表面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
量在我们这一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
杂的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我们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
性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
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
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
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
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
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
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
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
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
力量中找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
互影响的极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
和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同时，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
系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
试图对现代文化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它
因素作出估价。
　

thread · 发表于 06-7-6 08:30:35

第六部分
在历史上一直有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就这里所用的新教一词的意义而言）：１．加尔文宗，指其在西欧、主要是十六世纪的西欧有较大影响的区域所采取的那种形式；２．虔信派；３．循道派；４．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这些宗教运动相互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甚至它们与那些宗教改革后的非禁欲主义的教会之间的区别也并非绝对鲜明。就循道派而言，此派十八世纪中期从英国国教内部发展而来，其奠基人最初并无意创建一个新的教派，而只是试图在旧教会中唤醒禁欲主义精神。只是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其向北美大陆延伸的过程中，循道派才最终与英国国教分裂。　
虔信派在英国、尤其在荷兰，首先是从加尔文教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初期它与正统尚存不甚紧密的联系，而后经过不易察觉的蜕变，逐渐脱离了正统，直至十六世纪末，在斯彭内尔（Spener ）的领导下虔信派终于融入路德派。尽管教义方面的调整不够理想，虔信派毕竟始终是路德教会的一支。只有由亲岑道夫（Zinzendorf ）主持的宗教集团象循道派一样，被迫组合成一个特殊的派系，这个集团处于摩拉维亚弟兄会中，曾不断受到胡斯派（Hussite）和加尔文宗影响。加尔文宗与浸札派在发展初期曾一度尖锐对立，但到十七世纪后半期，两派联系甚为密切，甚至在十六世纪初英国和荷兰的独立派各派系中，这个转变也并不突兀，正如虔信派所示，向路德派的过渡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加尔文宗与英国国教会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尽管无论从外部特征，还是就其最必然的拥护者的精神而言，英国国教与天主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不管是附合禁欲运动的大众还是其最坚定的倡导者，都曾从根本上反对过英国国教的信仰基础，这一运动被称作清教，即取这个词十分模糊的最广泛的外延；但即便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只是在斗争的进程中逐步明朗化的。即使我们这里对政府的组织等问题不感兴趣，并基本不予考虑，事实并不因此而发生改变，教义方面的不包括最重要的不同，如预定论和称义论上的不同，都是极复杂地交错结合在一起的；在十七世纪，这些差异，虽然不无例外，却是经常地阻碍教会维持其内部统一的。首要的是，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道德行为在大相遇异的各派信徒中展现出相同的形式，这些派系或从上述四种源流中分支而来，或源于其中几种的组合。我们将看到，大相径庭的教义基础也可以与相近的伦理准则相联系；况且用以拯救灵魂的重要写作手段，即主要是各派的诡辩概要法，随着时间的推进也相互影响；因此这些派系虽然在实际行为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仍然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大量的相似之处。它们似乎最好是完全不考虑教义基础与伦理理论，而着重探讨那些能够确知的伦理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禁欲道德的各种不同的教义基础在激烈抗争后消失了，然而与这些教义的原始联系在后代非教条的伦理中遗留下重要的痕迹。况且，只有基于对最初思想体系的了解，我们才能认识这种道德与来世观念的联系，而来世观念曾绝对统治过那个时代最圣洁的人的灵魂。没有这种笼罩一切的力量，那一时期也不可能有足以严重影响现实生活的道德觉醒。　　自然，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当时理论或官方在伦理概要里传授的是什么东西，无论这通过教会戒律、牧师职务和布道产生过多么实际的重要作用。毋宁说我们只对与此大不相的另一些问题感到兴趣，即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那时的人们热衷于抽象的教义，以至这种热忱本身也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教义与实际宗教利益的关联时才能理解。因此，对教义作点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对于不搞神学的读者来讲似乎索然无味，而对于神学家来讲，却又过于草率而未免失于肤浅。当然，我们只能以各种理想类型的人为的单纯性样式来着手呈现这些宗教观念，这些理想类型是充分完善的，但又是在历史中难得见到过的。因为，正如人们不可能在历史实在中截然划分各种界线一样，我们也只能企望通过对其最首尾一贯的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理解这些观念的独特的重要性。
Ａ．加尔文宗
　　在十六、十七世纪最发达的国家中，如尼德兰、英国和法国，正是加尔文教这一信仰引起了这两个世纪中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因而我们首先要考察加尔文教。在当时（甚至笼统地讲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人们认为预定论是加尔文教最显著的特点。当然，究竟预定论是归正教的核心信条还是仅仅是其附加条款，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判断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可以以价值为尺度，也可以以信仰为尺度，也就是说，判断既可以基于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也可以依靠其长期以来最有价值的一点。另一方面，判断也可以指涉这种历史现象作为一个因果性要素对其它历史过往的影响，这时我们关心的是对历史归因（historical imputation ）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从后一种角度出发——而且我们这里必须这么做——去探讨预定论这种教义由于其文化历史的结果而应当赋予它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教义确实必须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奥登巴内维尔德（Oldenbarneveld ）领导的运动就是被这种教义摧毁的。也正是由于君权与清教徒在这一教义上的分歧，使得英国国教的分裂终于在詹姆士一世时期变得不可挽回。这一教义还被看作是加尔文教中真正含有政治危险的因素而屡遭权势的打击。而在十六世纪，重大的宗教会议（那些众多的小会议不算，主要是在多德雷希特宗教会议与威斯特敏斯特宗教会议）都曾将抬高这一教义、使其具有教会法规的权威性作为会议的核心任务。这一教义还成为教会的无数斗士们英勇力量的源泉，而且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它导致了教会的分立，并且成为新的觉醒的号角。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教义，而且因为今天并非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了解它，所以我们最好借１６４７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中所用的权威性说法来了解其内容，在这点上，独立派、浸礼派的教义只是简单地复述这个“信纲”。
　　“第九章（论自由意志）第三条：人，由于他堕入罪恶状态，所以完全丧失了达到任何崇高的善的意志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灵魂得救。因此，一个自然人，完全与善背道而驰而且在罪孽中死去，便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或为这种善做任何准备。　　“第三章（论上帝永恒天命）第三条，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　　“第五条，人类中被赐予永恒生命的，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根据他恒古不变的意旨、他的秘示和良好愿望而选中了耶稣，并给予他永恒的荣耀，这完全是出于上帝慷慨的恩宠与慈悲，并没有预见人或耶稣的信仰、善行及坚韧，也没有预见任何其它条件或理由使上
帝给予恩宠或慈悲，一切归功于上帝伟大的恩宠。　　“第七条，上帝对其余的人感到满意，按照上帝意旨的秘示，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使他统治自己的造物的荣耀得以展现，注定他们因为自己
的罪孽感到羞辱并遭到天谴，一切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　　“第十章（论有效的神召），第一条，所有上帝赐予永恒生命的人，也只有那些人，上帝都会在他预定神召的时候，以圣言或圣灵进行有效召唤（将他们从浮生罪恶与死亡的状态中选召出来）……剔去他们的铁石之心，赐予他们肉体的心，更新他们的意志，并以上帝的无上威力，使他们坚定地从善。　　“第五章（论天命），第六条，至于那些不信教的恶徒，前世的罪恶使他们不辨善恶，而且铁石心肠，上帝，做为正直的裁判，不仅拒绝给予他们以恩赐——这恩赐本可以照亮他们的眼睛、软化他们的心肠，而且上帝有时甚至收回他们原有的天赋，至使他们暴露在有可能导致罪恶的腐化之前：此外，上帝还放纵他们的欲望，用尘世的诱惑和撒旦的魔力引诱他们，于是这些人心肠愈硬，甚至上帝用来软化他人的方法也只会使他们心肠变得
更硬。　　“哪怕因此会把我放逐地狱，但这样一个上帝我无法敬重。”这是弥尔顿对这一教义的著名看法。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具体评价，而是这一教义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能简略地描述一下这一教义的渊源以及它是怎样成为加尔文神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的。　　
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宗教意义上的恩宠与这样一种确定感觉相结合，这种感觉认为此恩宠是一外在力量的产物而绝非取决于个人价值。继奥古斯丁之后，在基督教中频频出现的那些极为活跃而热忱的伟大膜拜者身上都可以见到这种结合：由确信而产生的极度轻松的感觉使罪恶感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得以排解，这种有力的情感无疑以极强的力量冲击着信徒，使他们根本无法相信恩宠这种无法抗拒的礼物竟会与他们个人的合作有任何联系，或者与他们通过自己的信仰和意志所达到的境界或德性有任何联系，在路德处于宗教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在他能够写作《基督徒的自由》时，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上帝的秘示是他得以受到宗教恩赐的唯一的、也是终极的源泉。即使后来，路德也不曾在形式上放弃这一信仰。但这种思想对他来说不仅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随着他作为他的教派的领袖被不断地推入实际政治斗争中去，反而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梅兰希顿（Melanchthon ）曾有意避免接受《奥格斯堡信纲》中阴沉而危险的教谕。对路德教派的开创者们来说，必须信仰上帝的恩赐是可以取消的（可失性），也是可以通过悔悟后的谦卑和绝对信赖上帝的旨喻及圣事而重新赢得的。　　而在加尔文那里，这一过程恰恰相反。上述教义对他的学说所产生的意义是逐渐增大的。

ujn_cheng · 发表于 06-9-24 11:44:10

crystal~cat · 发表于 08-7-26 19:41:00

最喜欢的社会学原著之一

素晴 · 发表于 08-9-29 23:35:24

高人兼强人呀。
度过但不是很明白

tsinlei · 发表于 09-1-17 17:35:17

养成一个好习惯，在书名后标注作者和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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