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冷战——徐蓝在凤凰卫视的讲座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 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1947年，美国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叫做《冷战》的小册子，从此以后，冷战这个词汇便不断地被美国的报界和政界所引用。那么什么叫冷战？冷战指的是军事进攻以外的所有的敌对行为。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大敌对的国际阵营。他们在外交、军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所有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冷战，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格局。


进入九十年代，苏联的瓦解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但是冷战思维仍然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外交中间经常会看到有所表现。那么如何跳出冷战思维？以及冷战是如何形成的？冷战的两极格局对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徐蓝先生，她给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回看冷战”。



徐蓝简历

徐蓝，北京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二十世纪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过三部专著、两部译著（合译），在国内外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1993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并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



王鲁湘：徐教授，我感到有点好奇啊，一个女性，而且长得特别温文尔雅，您为什么会对战争史感兴趣呢？


徐蓝：我觉得战争与和平问题，真的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


王鲁湘：永恒的问题。


徐蓝：是永恒的主题，而且我觉得和平对人类来说是太重要了。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又经历了一次冷战，所以战争与和平问题我觉得真是人类社会关心的最重大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我喜欢研究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最重要的东西。


王鲁湘：在研究国际关系中间，您特别看中冷战这段历史，您觉得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个时机，或者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机会，使您对这个问题突然感兴趣了呢？


徐蓝：其实我觉得自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我原来是北京女一中的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我是真正的老三届，而且是高三毕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文革我们就都下乡了，所以我就到了黑龙江兵团。但是在整个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正像你刚才说的，我是非常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的。因为我出身不好，我爸爸是右派嘛，所以在下乡以后其实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中国走出冷战思维，然后中国改革开放，才给了我们以考试，公平竞争来上大学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感谢邓小平，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平等的做人的机会。


王鲁湘：所以从您刚才的讲话看，我觉得好像冷战似乎是一个国际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美国和苏联的问题，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可以说影响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五十年的历史，而且你想想，在这五十年的历史中间，我们凡是生活在这个历史中间的好像所有的人，好像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人，好像都和它有一定的关系。


徐蓝：对。


王鲁湘：就是冷战的那种对峙、那种格局、那种思维，实际上对我们国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徐蓝：是，我觉得当时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所以我对冷战就比较感兴趣，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对它也感兴趣，因为冷战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作为史学来说，恰恰有一个历史的镜头可以去回看它，然后去研究它，看看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它和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一个非常学术的问题。


王鲁湘：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蓝教授给我们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回看冷战》。


徐蓝：谢谢！


王鲁湘：请。

徐蓝：正像鲁湘先生所说，冷战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历史印记。也像刚才鲁湘先生所说，一般地认为，冷战这个词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他首先使用了这个词就是cold war。因为他当时把他批评遏制政策的一系列的文章集成了一个集子，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他给这本书命名为《冷战》。到底什么是“冷战”呢？其实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稍微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冷战的时候，我觉得冷战我们还是可以给它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说，冷战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于科学技术，这样的一切方面的，一种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全面对峙和竞争状态。就是说它既不是战争，它又不是和平，所以叫它冷战。那么这场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其实它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那么自冷战爆发以来，其实人们就在探讨冷战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美国和苏联这样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这样的盟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战争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变成敌人了、变成对手了。所以研究冷战的起源呢，实际上是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从学术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今天就想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一下冷战的起源和冷战的爆发。


我认为，冷战的起源实际上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他们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对立互动。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家大战略是一个全球扩张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其实它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有关的。二战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当时大家知道，它拥有占全球财富的50％以上，而且它控制着西欧、控制着美洲、控制着日本，它有制空权、制海权，而且一度掌握原子武器，垄断原子武器。因此，美国具有这样的巨大优势，加上它战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美国它有一种要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全球的一种天定使命感，所以这就形成了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


那么美国在推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遭遇到苏联的大战略。苏联的大战略在二战之后，我认为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苏联在二战以后是唯一能够和美国相抗衡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大国。苏联最关心国家安全，由于苏联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历史上有几次被外敌的入侵，都是经过西部，它的西部边界，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所以斯大林把保持它的西部边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事。因此，苏联在战后，它最重视的是东欧地区，也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波兰。斯大林曾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雅尔塔会议八次大会议，七次讨论波兰。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非常明确地说，波兰问题，对于苏联来说，俄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是一个安全问题。他说，波兰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在三巨头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斯大林对波兰是寸步不让的，而且苏联决心用自己所拥有的军事力量，然后把东欧地区从原来危险的入侵走廊，变成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安全带，这一点其实是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苏联当时也利用它的有限的那种军事力量，把它的权势推出了它的国土，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在向外进行了扩张。这样的两个战略，它在二战以后就迎头相撞，所以我觉得如果探讨冷战起源的时候，我认为还是主要是国家大战略的冲突，就引起了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的敌对互动。


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有这种敌对互动。比如说，苏联当时凭借它的军事力量，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和苏联友好的国家，排除了西方的势力，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罗斯福当时就说斯大林破坏了雅尔塔协议，但是因为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了那些国家，所以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也还看到，在德国问题上，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对于美苏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地区。那么当时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两国的看法完全不同，美国是希望经济上先统一，苏联希望政治上先统一，那么谈不拢，双方干脆，美国首先就合并西战区，就形成了西方分裂德国的很重要的一步。后来我们知道，德国成了一个冷战的激烈战场。在中近东，在伊朗、在土耳其都有争夺，比如在伊朗的争夺其实主要是石油问题，但是形式是一个撤军问题。当时苏联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时候按期撤兵，造成了伊朗对苏联的反感，伊朗就一状把苏联告到了联合国，结果联合国第一次大会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苏伊争端，所以使苏联外交非常被动。在土耳其也是，其实它主要争夺的是黑海海峡的控制问题，但是苏联多次要求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当然土耳其就很不高兴，也遭致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所以你可以看出，苏联在中近东的政策失误其实催生了冷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苏之间一系列的敌对互动，导致双方冷战政策出台。


徐蓝：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当时1946年2月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说。在这个演说当中，他说，资本主义是一切世界大战的根源。当然这个演说因为离二战结束也就不到半年，其实人民都是希望休养生息、希望和平。所以我觉得斯大林的这个演说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当时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很大的反响，当时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但是美国方面，其实冷战政策也出台，很有名的就是凯南的八千字长电报，凯南当时作为美国驻苏联的代办，发回了一个八千字长电报。在这个电报当中，他就认定苏联就是要扩张，所以他说，因为美国的实力强于苏联，所以你只需要保持实力、威慑和压力，你就不一定要用那种热战的形式，你也可以遏制苏联。这其实就是遏制政策的出台，当然他当时在这个电报里他没有“遏制”这个词，后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化名X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正式提出了“遏制”这个词。遏制政策就从此得名。


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已经受到了非常欢迎，所以说明当时美国的冷战思想也基本形成。那接下来就是美国利用丘吉尔之口，说出了“铁幕”。因为当时丘吉尔是个下了台的首相，他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的一个学院，叫威斯敏斯特学院，非常有名的一个学院去发表（演讲），他的讲演叫《和平砥柱》，但是最有名是他的“铁幕”这个词，号召英语世界团结起来去抵抗苏联的这种共产主义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的威胁。这个（演讲）因为在杜鲁门的家乡，又是杜鲁门主持的，所以人们就认为他是美国借丘吉尔的口来说出了对苏联的冷战。


其实我们知道，苏联也有一个所谓的长报告，这就是九十年代初才解密的苏联的文件，当时这个（文件）是苏联驻美国的大使诺维科夫，在苏联政府莫洛托夫外交部长的要求下写了这么一个报告，就是来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其实在这个报告当中，他其实也对于美苏关系不抱希望，认为美国正在对苏联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其实双方都是有这样的冷战政策出台的。那么在这样的冷战政策指导之下，双方就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敌对互动，冷战就终于爆发。但是冷战爆发它的标志是美国首先对苏联发出的冷战信号，我们一般认为是“杜鲁门主义”。这个是我讲的冷战的爆发的原因。


当我们回首冷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冷战有很多特点，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下冷战的特点，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看冷战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东西方的冷战，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它的经济以及冷战的军事和地理界限都是非常清楚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是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和苏联的两大阵营理论针锋相对。因为当时1947年的时候，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来发表演说，当时是为了支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但是他在这个演说当中，他把世界政治分成了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阵营。他说，他一定要支持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一方，来反对极权的这一方。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说我那个演说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所以你看，意识形态的色彩非常清楚。其实苏联，因为杜鲁门主义一出台，苏联就认为，诺维科夫在他的报告里对苏联这个意图的判断正确了，所以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向更不妥协发展。它的表现就是，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而且在这个会议上，当时联共布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就做了一个报告，关于国际形势报告，这个报告是斯大林圈阅过的，斯大林审阅的。他就说，现在世界上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一个叫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一个叫做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也是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理论。所以你从杜鲁门主义和两大阵营的理论，你可以看出其实美国和苏联对于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都成立了，而且因为他提到的都是制度之争，两个对立的阵营，所以意识形态的色彩非常严重，就是非黑既白、非好既坏。其实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都受影响，看一个电影就会说，这人好人、坏人？特别地自然。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这个人就是完全地好、完全地坏。我想这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这个阵营是非常明显的。


在经济上呢，就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对方就是苏东国家的经互会。当时马歇尔计划，我想它是在经济上贯彻杜鲁门主义，但是马歇尔计划当时是刻意淡化意识形态。他说，我这个不反对任何主义，只是反对什么贫穷了、饥饿了，而且当时这个马歇尔计划他说要把苏东国家包括在内。但是苏联觉得这个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就在杜鲁门主义提出几个月之后，所以苏联对它充满了怀疑。当时虽然莫洛托夫也带了代表团去参加了会议，但是后来终于退出了，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而且，因为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特别想参加这个计划，因此斯大林就担心苏东国家离心倾向发展。所以就马上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一个多月之后，苏联就马上先跟东欧国家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一般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后来就成立了经互会，那么经互会的成立实际上就把苏东国家变成了一个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斯大林后来说两个平行市场，其实也是经济上的两极化了。


在军事和地理范围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相对抗。因为在马歇尔计划贯彻过程中，苏联加强对东欧的控制，由于西欧国家当时还没有复苏，因此他们希望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和他助的方式，在军事上寻求美国的援助，结果就是1949年成立了北约。那么到1955年呢，北约就吸收了当时的西德，就是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苏联方面作为一个对西德加入北约的一个即时反映，在一个星期之后就成立了华约，这个华约包括东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经济上、地理环境上、地理界限上两极了，所以我说从他们这种相互的敌对互动中，冷战它的两极格局就形成了。所以我想这是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两极化。


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冷战时期，其实美苏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冷战期间，因为双方都要确保对对方有足够的威慑力，而且都要确保拥有摧毁对方的军事能力，所以就导致了双方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所以他们的核武器，在数量上、在质量上是不断提高的。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苏之间拥有核武器的数量已经很接近，其实有一度苏联的核武器的数量，在个数上还超过了美国。而且苏联首先部署了一个反导系统，它的反导系统的代号叫做“橡皮套靴”，这是1966年。那么到1967年，美国也部署了一处反导系统，叫做“哨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那我们再看到，冷战在逐渐走向缓和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识，也反映在它的核裁军上。就是我们知道1987年的时候，当时签订了一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是什么呢？就是美苏承诺要消除他们的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这种导弹其实在美苏核武库当中只占了4％，很少，可是它毕竟是把一类的核武器给销毁了，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这是缓和的成果，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冷战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徐蓝：冷战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冷战具有一种，在美苏之间有一种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一种自我控制机制。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在冷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的**期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1948年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当时苏联是全面地切断了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水陆的交通，而且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所有的食物供应，还停止了煤的供应、电的供应，就是等于让西柏林瘫痪。这个封锁长达11个月。但是美国也不示弱，美国认为西方人要在西柏林待下去，这根本就无须讨论，所以美国就决定空运，这场空运非常大的规模，当时据统计，在封锁期间，主要以美国为主，空运部队当时它的飞机人们称它为“葡萄干运输机”，就是这个飞机，满载食品、燃料，当时大概是运输了，它的数字是19.5万架次，运输的货物高达140多万吨，花费的钱是2.5亿美元。当时你可以想象，每三分钟一架飞机就通过东德，然后飞到了西柏林去运输各种物资的时候，那你可以感到冷战的第一次**，你可以感到当年战争当中的两个盟友现在真是濒临战争边缘。但其实你再一想，还是双方是有所退让的，因为苏联封锁了水路和陆路，没有封锁空中通道，所以使得美国这个运输机可以从空中去运输。当时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说一定要动武，我就是运输，当然最后你可以看到，最后还是以苏联的退却，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所以你可以看到冷战的自我控制的机制。


第二次柏林危机，大家也知道，就是1958年到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机。第二次柏林危机，实际上是建立了一道柏林墙。这道柏林墙建立之后，当时美国也是非常地紧张，所以当时派出了1500人的部队，到了柏林墙，开着坦克。当时美苏之间的坦克就在墙两边这么对峙着，大概最近的距离就是100米，那你觉得真是剑拔弩张。但是柏林墙的修建也并没有引起战争，因为建了柏林墙之后，苏联也就不再要求说西方的军队必须什么时候得撤出柏林，也不要求了。美国也觉得，反正筑了墙了，可能是不太方便，但是它的通道也没有受到阻碍。因此，美国也就接受既成事实。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你可以看到呢，它是以一道墙达到了**，它又是以这一道墙划上了句号。第二次柏林危机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了。


美苏之间他们在对峙的时候，避免冲突升级，而且是在战争边缘上寻求妥协的这样的做法，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是最充分的。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中程导弹，结果被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给侦破了，当时其实肯尼迪不动声色，但是美国三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当时是大概180多艘军舰在加勒比海上拦截苏联运导弹的船只。而且飞机，它是B52轰炸机，带着核弹头，就在加勒比海上空，在古巴周围就巡弋。那时候我还是有记忆的，真是觉得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就要打了，真是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里。


实际上，虽然双方都很强硬，可是他们底下的接触非常得多，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在这个危机期间，至少有25封信在来往，在来回传递，而且这些信大概有一半是冷战以后才解密的。在这些信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语言态度很硬，可是双方都表示了，我们希望能够避免打仗，都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争端。所以赫鲁晓夫后来就说，尽管我们的阶级对抗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和肯尼迪在防止军事冲突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所以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就是以苏联撤走导弹，美国也就解除了海上封锁。而且双方由于特别担心会有意外事件出现，所以建立了热线联系。我觉得这就是双方希望能够及时地沟通，不要造成误解。


那么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冷战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热点问题，都是以苏联首先退却来解决的，可是双方，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是心照不宣的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就是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和妥协的途径，避免因为危机的升级，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所以我觉得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冷战它所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它是不对称的，也是不完整的。这个两极格局其实不对称，也不完整。说它不对称是说什么呢？是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大集团，他们在实力上并不完全对称。总的说来，美国和它的伙伴国，实际上要比苏联集团强大。有一个统计数字，在1950年，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当时美国加上它的北约盟国、加上日本，他们的财富是整个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四到五倍，所以其实他们的力量是不对称的。但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基本和美国相当，而美国又没有能够达到，它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能够挑战苏联的那种程度，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发生了这种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这种军备竞赛造成了核武器（竞赛），至今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仍然可以把我们毁灭多少次。


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是落后于美国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个冷战的对峙期，整个相互攀升的竞赛期，其实冷战对苏联的伤害要大大地大于冷战对美国的伤害，所以我们知道到1989年苏联解体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后来有人说，冷战拖垮了苏联，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我们讲冷战的两极格局的不对称。


另外，两极格局也是不完整的。所谓不完整呢，就是即使在冷战最**的年代，两极格局也没有能够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那些处于两个集团之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他们对冷战形成了一定的牵制。而且，在这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也就生长出了多极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三世界，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其实是第三世界它崛起的起点吧。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当然我们中国参加这个会议，而且陈述了我们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也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了，所以在我们中国外交当中也是一个里程碑。这个第三世界的形成，它逐渐由于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而且进入联合国，所以他们在国际政治当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事情上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在联大开会的时候，以压倒多数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其中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它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冷战期间西欧从衰落走向复兴，当时二战以后已经是整个欧洲被一分为二，整个西欧也非常地残破，但是在冷战的过程中，西欧接受马歇尔计划，经济得以复苏。然后西欧从煤钢联营走向欧共体，一直走到了冷战以后今天的欧盟，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国际事务当中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洲的作用，它实际上在冷战的过程中它就开始发展，已成了国际政治当中一极的力量吧。所以我觉得，在两极格局的不完整当中它生长出了一个多极的世界。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一个世界历史的画面了，你可以看到，美国是一个，因为苏联以它一极坍塌的方式结束了冷战，你可以看到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以美国认为它领导世界的时刻，单极时刻终于来临。可是，其实继承苏联的主要遗产的俄罗斯，它仍然是一个大国，只有它拥有着能够和美国相抗衡的那种核武器，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它的作用也很大。那么我们中国，不用说了，我们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今天国际事务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我想这个事情的处理大概不会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在冷战的过程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显现的那样一个多力量中心的这样一个形势，实际上到冷战结束之后是在继续发展的。

我想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儿。

王鲁湘：非常感谢徐教授刚才很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对延续了几十年的冷战的历史，以及冷战的原因，还有冷战造成的一些结果，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现在在一边听的过程中间，我就一边在想咱们中国自己的事。因为刚才徐教授讲的过程中间着眼的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在这个两大阵营中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进入其中的任何一个阵营，但是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开篇的时候，我和徐教授说的一样，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其实都受到了冷战的影响，受到了冷战的伤害。我就想，中国与冷战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比如说中国有没有卷入这个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中？怎么卷入的？这种卷入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是什么？中国又是如何退出这个冷战的两极格局的？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间，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政府也好，我们运用我们自己的那样一种多极的思维，我们从中间又获得了什么样一种国际生存的空间和对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些利益？我想这些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电视观众也想了解一下。


徐蓝：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刚才我没有特别展开说中国。现在我想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一个概括的我们中国和冷战的关系。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呢，大同盟三巨头他们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来安排了战后世界，我们把他们安排的这个战后世界叫做“雅尔塔体系”。在这个“雅尔塔体系”当中，中国的东北实际上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的长城以南被划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当年，因为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有密约，所以斯大林答应去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他采取的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尽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它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但是斯大林也并没有因为我的意识形态一致，我就全力地支持你。可是因为冷战爆发了，冷战一爆发苏联就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就开始逐渐地去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且就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就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中国革命是从冷战当中获了益的。


但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使美国就认定苏联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也就是说苏联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了。所以美国认为，他当年很担心的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今天成了事实，所以美国就决心进一步地和苏联进行全球对抗。那么进行全球对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那么我觉得这个“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应当说是中国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外交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又和苏联签订了条约，叫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以，其实中国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冷战，因为它等于倒向了苏联阵营，所以卷入了冷战。


当时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朝鲜战争，它实际上是采取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来实行遏制政策。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政策，其实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当中就认为，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本来你可能当年还等着尘埃落定，现在干脆你就大偏差了，这是对美国的外交来说了，它使冷战达到白热化。同时因为美国的出兵，而且派遣了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所以这就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就影响了中国来统一国家。另外，它造成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的对抗，当时真是势不两立。


那么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大家知道，中苏关系，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国家利益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还是有很大的国家利益在里头。两党、两国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国家利益的分歧，最后就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其实你从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开始，或者说我觉得是真正地去迈出自己的步伐，来去探寻自己的发展模式，力图摆脱苏联模式。另外，就是中国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尼克松其实看到了世界已经是五大力量中心了，所以也要和中国来关系正常化，到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来了，然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个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觉得对中国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你可以看到中国开始走出冷战阴影，不在美苏之间再去参加到一方，走出冷战阴影。而且中国由于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外交就从原来面向东方现在面向世界了。


当然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也拨乱反正，去掉了极左的东西，中国的外交也开始调整，这个调整可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到1985年的基本结束。这个调整有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说，中国开始放弃了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然后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的两大问题，这样的一个很正确的论断。还包括中国提出在处理国家关系的时候，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还有就是承认意识（形态）是多样的，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表明，在冷战还没有结束，因为1985年嘛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已经走出了两极思维，或者说冷战思维，而且是在以一个大国的风范来面向世界，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冷战和中国的关系吧。


王鲁湘：我想大家在座的都是学国际关系的，我想这个冷战问题可能也是你们学习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同学们一定会有很多问题要向徐蓝教授请教。



学  生：徐教授好、主持人好！刚才徐教授已经谈了，谈到冷战是一个历史问题。我觉得，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主要就是为了放在现在、用到未来。而现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各国的经济贸易它是越来越密切，像现在日本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年是有1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美国有1200多亿。那么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今天，是否还有可能会发生冷战？特别是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那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冷战？如果在十几年之内不会，那么几十年呢？一百年之内呢？一百年以上呢，会不会？谢谢！


徐蓝：我首先想说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我觉得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它这个经济全球化，它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词迅速的，运用的频率就越来越高，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利益其实是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经济全球化，其实对于冷战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否定，这也是我们中国政府总是呼吁要去掉冷战思维，因为各国的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的利益的非常强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人们可以说什么新冷战，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就一定会发生这种新的冷战。因为你在说新冷战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也是那种冷战的那种思维，我觉得，所以我不大赞成说，或者是说把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看得非常地严重，我基本上不是很赞成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中美关系，它其中有台湾问题，我觉得，台湾问题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试金石，因为它从根本上，当然是一个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可是台湾问题几十年了，它其实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就是没有美国这事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它虽然可以说，它在言论上或者在行动上，比如卖给台湾导弹、卖给台湾武器。但是我觉得美国其实今天它的底线还是两只船了，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是“一个中国”，一方面是与台湾关系法，它在这上面就是来回来去的平衡，但是起码在几十年，我不敢说一百年，起码十几年它不会突破这个底线，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模糊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它的问题，我觉得比如贸易问题了、人权问题了、军备问题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国家关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种敌对的情况。


那么和日本这个问题也是，好像更不好回答，因为中国对日本的情绪很大啊。但是中日之间，我觉得也应该向前看，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中日之间确实有很不愉快的历史。可是今天我感觉到，在日本比如说复活军国主义，我觉得不是一个主流。在日本，它的主流，你还是应该相信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它那个主流其实是不想再有战争。我也不太赞成就是我们中国的那种，特别的民族主义的那种情绪。因为今天，就像你们一样，日本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还会想跟你打仗吗？是吧？你们接触的到的，我接触到的，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这是我们中国外交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把它解决，寄希望于你们。



王鲁湘：好，现在我想请徐蓝教授用一句话概括您今天讲演的主题。


徐蓝：总结一句话。我想我还是回到我的讲演，我这一句话可能有点儿长，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正是在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孕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也孕育了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相互宽容的态度，同时，它孕育了一个多极化的发展方向。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徐蓝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和今天在座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 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