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总结（下）

宋：
1、土地制度的特点：
总体来讲，送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壮大，其中，大土地所有数量超过了国家土地和小土地所有的总和，小土地所有者挣脱了国家的种种牵制、束缚、走上了独立。具体来讲，这种私有化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家官田的衰落。屯田、营田和官庄由于效率低，收入远低于投入而逐渐变为民田，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2、大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并且日益成为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历史趋势，同时，国家“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规定允许垦占、兼并。3、小土地所有制的日趋巩固，送达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兼并是其日益明显的重要原因。
2、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主要有放弃经营或赏赐的无偿转化与自由买卖的有偿转化以及强占几种途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A、科举制影响下，庶族地主权力上升，士族地主则衰落；B、官场沉浮导致；C、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可作为商品买卖；D、注资平均析产制。
3、纸币的发展
    北宋——交子（作用与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相似），我国最早的纸币，流行于四川地区。

                 东南会子（临安富商首印，称便钱会子）     高宗

南宋——会子     淮交 通行于两淮                          孝宗

                  直便会子（湖会）湖北→京西、广南        孝宗
     
4、商业发展的特征、表现：
    ①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各种商品无所不有，城市商贩云集，夜市、农村集市发展）；
②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市场）；
③商业的高度发达导致冲破了原有的市坊分置的界限，店铺随处可设，营业时间延长；
④却常贸易有较大的发展；
⑤海外贸易更加频繁和兴盛（东亚、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经济交往）；
⑥纸币开始发行、流通并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⑦商业税收大量增加，以致当时的赋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元：
1、名臣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蒙古汗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二十一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窝阔台汗三年（1231），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2、纺织
   出现了手工作坊，棉纺织发达，代表人物：黄道婆   从海南岛黎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工具，结合汉族的丝麻纺织技术发明了脚踏纺车，改进织布机。
明：
1、郑和下西洋
从1405－1433年前后郑和七次率舰队奉使出西洋(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出使西洋的人员组成，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九桅十二帆，十六橹至二十橹，舵重4810公斤。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明宝船厂遗址发现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可作为上述宝船大小记载的实物证明。14O5年(永乐三年)十月，当强劲的东北季风吹起，由载着二万七千余人的六十二只大船组成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扬帆驶向大海，揭开了历史性大航海的序幕。十天后，船队到达了此次航行第一站：占城新州港(今越南归仁)，在占城作短暂停留之后，船队向爪哇国南下，沿着印度半岛海岸，穿过渤泥岛西侧，顺风行驶20昼夜，抵达了被誉为“东洋诸国之雄”的爪哇。接着，郑和指挥船队取道邦加海峡，访问了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后到达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地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完成了第一次航行的使命。1407年秋船队归国，随同而来的还有爪哇、满利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古里诸国的朝贡使节。 几个月后（1407年），郑和二次出海。这一次航行路线同第一次差不多，也历时两年，有关这一次的记载不很详细，从郑和亲笔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我们可以续引一个大概：“永乐五年(14O7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归。”其中新访问的国家暹罗，大约相当于今天之泰国。在郑和还航行于海上的14O8年，已经确定第三次航海计划的成祖，为此命令建造船舶，做好准备，等待他归来。14O9年夏，郑和又一次统领船队，从刘家港出发，第三次航行在东印度洋上。这一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完成第三次航海返故里的郑和，度过了好久平静的日子。一年半之后，1412年(永乐十年)11月，成祖下达了第四次航海的命令。前三次航海，郑和船队最远到达印度西岸的古里，主要访问的是印度洋以东的国家，这一次，成祖敕令，要进一步向西，前往招谕忽鲁漠斯、卜喇哇、溜山，孙刺诸国。此后四次航海，都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了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增进了中国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友谊。为了这次航行，郑和作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因为西亚各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郑和特意从西安请来伊斯兰掌教哈三为通译，以求交涉之便。1413年(永乐十一年)冬，船队启航，沿着旧路，抵达古里，然后续航向西，最后到达西亚的忽鲁漠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奉呈国书，招诱其向明廷朝贡。国王答应入贡于明，完成了使命的郑和，便开始回航。而分遣船队，航向更远方的非洲东岸各国去了。1415年，郑和归国，一年后，分遣船队归国，随同归来的有溜山、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阿丹、刺撒等阿拉伯国家和东非国家的使节。在随后的几年中，郑和又率队完成了第五、第六次航海，将明朝的文化传布到了阿拉伯沿海和非洲沿海的许多国家。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成祖死，仁宗即位，废止一系列对外政策，郑和航海事业告以中断。1425年宣宗即位，诏令郑和出海。1431年(宣德六年)初至1433年(宣德八年)花了三年多时间，走访了近二十个国家，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这次于印度洋、波斯湾的巡航，是郑和最后一次总结性航行。由于明廷内禁海派的反对和阻扰，宣德帝下严禁出海的上谕。宣德十年(1435年)，郑和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建立了邦交和贸易关系，大大促进了中国和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到东南亚的侨民也迅速增加，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南洋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显示了中国人在造船、航海等方面的高超技术，证明在当时，中国在世界航海事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郑和七次远洋航行，他开辟了二十一条远洋航线，总航程约七万海里以上，绘制了《郑和航海图》，图中对航向，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都作了比较可靠的记录，这是中国早期有关海洋地理的珍贵地图，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评述道：“它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图，图中除了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外，还标有以更数计算的距离，同时也标注了沿岸对船员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所有各点。”与郑和共同出使西洋的翻译马欢、费信、巩珍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这三本书记录了他们所到之国的风土人情，是研当时这些国家历史的珍贵史料。郑和还将他近30年的航海经验和收获，编撰成了《航海地图》和《针位编》两本书。郑和航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而不是发展贸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每次航海耗资巨大，七次远航以后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样，郑和七下西洋也就成为中国航海事业从繁荣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2、朝贡贸易
    立足点为中心大国地位的传统的自我定位，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而非扩张性的帝国外交。目的为使“万邦来朝，八方来仪”。
    最早萌芽于春秋齐桓公，秦汉时变得频繁，同时更趋防御性，“民犯强悍，随员必诛”，明清时确立。朝贡贸易的原则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在此体制下，中国对外邦的政策为“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1840年以前的清：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背景：
     清王朝建立初期，经过长期战乱，版籍无存。满洲地主和部分汉族地主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官绅豪强又千方百计地把赋税和徭役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身上。于是，赋役征发不合理，赋役征发困难的矛盾更为突出。传统的赋役制度，是按土地数量和人丁数目两个标准征收，分别为“地银’’和“丁银”。 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不堪承受沉重的赋役负担，不得不离开土地流亡，或者直接抗缴赋役银。由于人丁死亡增殖，隐匿流动，变化频繁，难以准确统计，因此按照人丁收税变得十分困难，国家财政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而难以为继。为了保证政府的赋役收入，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近代中国
1、近代经济特征——二元经济：
1、概念：二元经济是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与落后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长期并存的现象。
2、原因：①外国资本占据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②中国的封建势力得到了政权的庇护，得以长期延续。
3、特征：①发达的沿海与落后的内地共存；②广大的手工工场与现代大工业并存。
4、总结：二元经济加剧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小农经济已经解体，但由于广大农村贫穷落后，农民没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去购买工业产品，这也导致了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迅速发展。
太平天国
2、《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颁布的—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全面的农民革命斗争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它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制度的。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决心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从而根本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它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这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规定，表达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表明农民群众不仅要废除封建制度，而且幻想在维护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消灭剥削和贫困。从总体来说，这一制度具有：①强烈的革命性：首先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斗争思想，明确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形成系统的革命纲领，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次它从多方面冲击了封建礼教和纲常。②空想性：平分土地在当时社会无法实现，后来太平天国被迫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地主土地私有；其次绝对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违背小生产者的本性，无法实现，也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③落后性：此纲领把小农自然经济作为追求的理想化目标，实际上并没有超越封建主义的经济范畴。
3、胡光墉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清仁和(今杭州)人，原籍安徽绩溪。出身贫寒，年轻时在钱铺做杂役，为人勤快，善于机变，后入浙江巡抚王有龄幕中，为清军筹运饷械镇压太平军。左宗棠抚浙后，为左军粮台。同治元年(1862)曾受左宗棠指使，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五年协助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次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在上海为左大借外债，购运军需物品，为镇压捻、回起义出力。因功得到朝廷嘉奖，以道员晋升极品，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胡光墉依仗湘军的权势和财力，在上海独资开设“阜康钱庄”；在江浙、两湖一带开设“典库”23处；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铺，接受军队订货，获利甚厚；并经营出口丝茶业，操纵江浙商业，资产最高时达到2000万元以上。大兴土木，第宅园囿，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妻妾成群，筑十三楼以居之。他也乐善好施，如杭州的钱江义渡、难民局，都是他出资创办的。后在外资的激烈竞争中日渐败落，于光绪九年(1883)破产。户部尚书阎敬铭乘机以亏损军需劾奏，后经曾国藩、左宗棠相救，得以免究。但宾客妻妾一散而尽，光墉积愤成疾而死。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靠和政府建立异常的密切关系发展起来的、其管理者官商之间左右逢源的企业，在享受着政府的种种优惠条件的同时（这些条件往往是那些受惠的官员们所开出的），也承受着政府和官吏的盘剥、倾轧。特别是体制不健全的社会，这种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在管的庇护下，商人不必在乎法律约束为所欲为（事实上大多时候不存在法律约束），然而也由于没有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商人的利益也并不比那些有商小贩的利益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官商勾结的传统经营方式看似有利可图，实则隐患重重。
4、票号（有资料称，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第一家专业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者之一。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其起源时间﹐传说不一﹐惟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早期票号以汇兑为专业﹐调拨地区之间资金﹐为埠际贸易服务。随着汇兑业务发展﹐票号利用闲置资金﹐也经营存放款业务﹐不过一般只放款给钱庄。票号原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以北京为活动中心﹔稍后﹐上海﹑苏州﹑汉口也成为票号在长江以南的据点。
票号大多采用独资或合伙的无限责任制。每家票号资本大抵自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不等﹐其资力远较钱庄雄厚。票号推行分号往来制﹐总﹑分号联系密切。每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早期经营票号的全是山西商人﹐所以习惯上称西帮。19世纪70年代以后﹐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的﹐称为南帮。20世纪初﹐票号已有30余家﹐在全国20余个城市设有400余处分号﹐并在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及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号。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及其后﹐票号业务主要是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取汇水﹔并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和官僚的私人存款。因此与清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官款存入票号﹐均不计息﹔官僚私人存款给息很低﹐年息仅二三厘﹐有的甚至无息﹔票号转以一分左右利率发放﹐坐享利息的差额。此外﹐它还利用当时各地银两平色的不统一﹐在折合上追求利益﹐有时所得还在汇水之上。来自这三方面的收益﹐使票号获致优厚利润。
在一般情况下﹐票号不与外国洋行或银行发生直接联系。不过经由钱庄的中介﹐它也经常为对外贸易通融资金。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有所发展﹐票号也投放于若干工业企业和铁路﹐但其数量在票号总资本中所占比重很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及交通银行等相继成立﹐各省又大多自设官银钱号﹐清政府的官款和京﹑协饷的存汇业务大部分为银行取代﹐票号业务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时间票号无力应付存户的提款和挤兑﹐而贷给官僚的大量款项又无法收回。因之﹐大多数票号便在短期内倒闭。所余几家资力较厚的票号在支撑过程中﹐也先后改组为钱庄或银行﹐票号遂消亡。
[票号衰亡原因]
一、  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  票号错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没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就注定其要作为“落后”的东西被历史进步的车轮所抛弃。
（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三）票号经营后期，总经理普遍思想观念因循守旧，错失制度创新良机，未能实现票号向现代银行的转变。
二、  山西票号衰亡的外因  山西票号存在的时期，适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国内民众起义，战火连年不断，政局动荡，经济危机频频发生，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严重威胁票号经营的安全，成为票号衰亡的外部原因。
（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严重削弱晋商实力。
（二）辛壬变乱——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壬子年）“北京兵变”，可谓釜底抽薪，致使票号一蹶不振。
（三）清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没能发挥其强制性推动作用，帮助票号完成向股份制现代银行的转变，而是设立官商银行和官银钱局号与票号争夺业务，大大缩小了票号的生存空间。
4、近代金融机构
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帝国银行） 1897年盛宣怀创于上海，是我国第一家新式银行。银行仅限于吸收官员资本，作用不大仅为盛的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未能有效地吸收民间资本。
  
户部银行 1905年创立于北京，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1908年由邮传部设于北京。
  
北京证券交易所 1918年成立于北京，专做证券，不兼营物品，为中国第一家正式开业的证券交易所。
5、收回关税订立权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日关税协定签订，至此，中国关税自主宣告完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近百年的耻辱终于昭雪。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即使名义上享有关税自主权，但实际上关税仍不能完全自主。这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束缚，紧接着是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打断了。
共产党部分经济政策
1、新民主主义经济
①概念：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出现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新型经济。
②特征：它是一种革命型的经济，但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形式。它反对封建剥削，具有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特点且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前，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或解放区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族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其中心是土地改革，其发展趋势逐步加强，直到战胜官僚资本和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代表着民主革命时期各革命阶层的经济利益。1949-1956年过渡时期的经济，就其性质而言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巩固新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经过三大改造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2、《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公布实施。
⑴        主要内容：
①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②乡村农会接收乡村农会接收乡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平均分配，具体原则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
③废除乡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征收富农夫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工商业者财产及其合法经营的产业；
④分配土地办法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和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力。
⑵ 意义: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新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正意不仅在于为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提供了依据，更重要的是他废除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开启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时代。
3、减租减息政策
  1937年8月25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生活困难、缓解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之一。
⑴主要内容：
①地主减租减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抗战中农民生活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参加抗战的后顾之忧；
②农民交租交息。主要是为了团结地主和富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⑵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
各根据地根据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减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求多减时，可根据情况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一般只减20％、15％或10％。总之，减租的原则是以能相当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减息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即年息减为一分五厘。如付息超过原借本钱一倍者，停还利息，超过二倍者，本利皆停。总之，减息的原则是减至社会信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
⑶意义：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既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又保持了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还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它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郑和挺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