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周恩来回到天津,南开正在筹建大学部。当时,南开作为私立学校,依靠社会捐款办学。而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正在全国展开,曹如霖等一批卖国贼已成众矢之敌,他们为收买人心,也先后为南开捐款,并因此跻身校董名单。消息传出,青年学子们出于爱国热情,纷纷奋起反对。周恩来为此写信致留日南开同学会,信中说:“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同时他在信中也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留日南开同学会收到此信后,于5月21日又致函留美南开同学会,信的全文近2800字,其中节录周恩来信件原文330字。当此信飘洋过海到达美国时,冯文潜(冯文潜先生生前是我校外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正在美国留学,并在留美南开同学会任职,因此收存此信。此后几十年中,冯文潜求学谋职,行程万里,飘泊不定。在美国留学5年,1922年又赴德国留学6年, 1928年回国后,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30年应聘南开大学任教。但他不论走到那里,衣物可以少带,这封信件始终珍藏身边,不曾舍弃。
1937 年,日寇侵华,南开校园惨遭轰炸,学校被迫南迁。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行踪不定,随身携带这一珍贵书信诸多不便,且难保安全。经慎重考虑,在友人帮助下,终于在离津前夕,特意订做了4只大铁箱,将这封信与一大批书籍密封于箱中,寄存在启新洋灰厂的仓库一角,使之幸运地保存下来,直至抗日胜利。
1946年,南开复校返津,4只大铁箱原封不动地回到冯文潜家中,这封信也完好无损。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密藏涉及周恩来的信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冯文潜对此在所不计,只是更加隐蔽地把书信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直至解放。
解放后,冯文潜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和学校工作中,并在晚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63年去世,他始终精心珍藏这封书信。
在几十年收藏这件珍贵信函的艰难历程中,冯文潜的夫人黄扶先、儿子冯承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冯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将这封信作为珍贵遗产继续收藏。但是,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封“游历”过三大洲、经历过战争烽火仍完好保存的文物,竟然在“文革”动乱中丢失了,黄夫人与冯承柏先生为此十分痛心。
1976 年冬,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筹划纪念文章,同仁们重提此信深为惋惜,于是萌发了一定要帮助冯家找回此信的打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冯承柏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封信件最终被找到,使之得以重见天日。后来冯承柏先生将这封信无偿献给国家,如今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1979年,南开大学60周年校庆时,校党委决定,将“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镌刻在马蹄湖岛上周恩来纪念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