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
1、结合舒婷和北岛的诗分析朦胧诗的文化主题
答案一、
舒婷的朦胧诗洋溢着执着而深切的热爱之情，发自内心而优美，被人誉为“心灵世界的歌”。舒婷的朦胧诗向人们揭示的是站在新时期的立场上，面对文革以来的创伤，人们又要怎样面临新的生活。例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旨在表达诗人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既有当代青年那迷惘的痛苦与欢欣的希望，又有女儿对祖国母亲艾艾的不满与献身的真情。全诗感情强烈而真挚，是一个赤子要把自己献身祖国的深情。“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诗人以赤子的目光，扫瞄着祖国的贫穷与落后，以拳拳的女儿之心，表达着哀怨的深情：“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在沉迷的痛苦之后，又表达出希望的欢欣：“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为实现这美好的希望，诗人表达了一种献身的愿望：“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可以说，全诗是深情的，柔和的，没有批判、讽刺的字眼，向人们指明尽管祖国贫困，但我依旧是一个热恋祖国的赤子，舒婷把他对祖国的热情，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用一种柔和方式表达出来，却扣动了人的心弦，耐人寻味。舒婷式的"朦胧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风格。这种话语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有一种侬软品质，它在人们的耳边软语呢哝地低诉，以它的柔弱、温软战胜了革命诗歌的坚硬、强大。
而北岛的朦胧诗又是一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他的诗冷峻、深沉，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色彩。 在以北岛看来，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道德信念、社会理念、制度神话，乃至美学范畴）已然崩溃，的新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怀疑和颠覆的基础之上的。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反抗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是"今天派"诗歌的重要内容。因而，他的朦胧诗歌充满了政治抗议和对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精神。这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灾难岁月的年轻人的精神觉醒的标志。在《回答》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胆直白地喊出“我不相信”， 以坚定的口吻表达了对暴力世界的怀疑。传达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道德的神话的大厦应声坍塌。在《一切》一诗中，北岛的怀疑主义倾向被推向了极端。《一切》所质疑的不仅仅是"文革"时代的政治观念，它的怀疑主义飓风横扫了世间既定的一切价值原则，令人震惊不已。
可见，舒婷的诗是热情的，是柔和的，充满着深情，她的诗在歌颂着祖国，歌颂着母爱，歌颂着爱情，即使有不满，也表达的不张扬，而是娓娓道来；而北岛的朦胧诗却是冷峻的，深沉的，是对旧的价值体系的怀疑、颠覆和批判，舒婷的诗歌的热情、柔和与北岛诗歌的冷峻、深沉就构成了朦胧诗的两大文化主题，并且是相互统一的。但是，他们的诗歌仍然是一种政治抒情诗，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批判，仍旧逃脱不了政治的藩篱。
答案二、
朦胧诗承接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诗歌传统。一大批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作品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
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当时诗人们的强烈要求。他们表现出对痛苦历史的刻骨铭心般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意识和一种强烈的否定意识与怀疑态度，进而由怀疑而表现出鲁迅般的绝望的抗争。诗人们在对现实批判的过程中包容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理性思考。正是这种批判、怀疑、否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中国诗歌现代主义的倾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突出的反思与探求精神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的精神内涵，它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未来，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
英雄主义是朦胧诗的思想本质。它是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倾向，使朦胧诗呈现出了鲜明的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中可以得到广泛的明证。例如北岛的《回答》，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精神。当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怀疑精神”也是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抗争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而“怀疑精神”却不尽然，而这首诗更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主题。舒婷的诗歌风格侧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但这种情感不仅仅是私人性或简单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包容了深刻的时代特征和人性深度的情感体验与提炼。例如舒婷的《致橡树》，毫无顾忌的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渴望。
“朦胧诗”表示出一种社会批判意识，一扫过去诗歌中一味歌功颂德的作法，用诗歌形式来反抗专制、暴力、愚昧、迷信，来深刻反思民族悲剧。从艺术表现方面上看，“朦胧诗”重视个人情感，强调个人生命感受，关注“人”和生命价值，将诗歌切入精神世界，表达一代人内心的呼唤。
2、顾城的《意象诗》(结合顾城的作品分析意象诗的艺术特征)
顾城的诗歌意象，其意象的呈现即诗歌建构意象的过程，诗人善于使用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一种方式当推使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它摒弃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使诗的内涵凸显张力。把西方现代主义表达技巧与中国诗学传统融合并提升。结合中西诗学精华的意象高度整合了隐喻或象征.诗中的诸多意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也无所指代，但深层挖掘以后就能发现其中别有洞天，有着无穷的意蕴。使用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经常可以巧妙地隐去被比喻的事物，诗歌的主题也呈现出多义性甚至产生歧义。“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首《远和近》从表面上看只有“你”、“我”、“云”这三个意象，但三者却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你”、“我”代表了生活的客观现实，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是美丽淳朴的大自然的化身。而三者的象征含义所产生的距离又隐喻着某种关系。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这首诗很像摄影中的推位镜头，利用‘你’‘我’‘云’主观距离的变换，来显示人与人之间习惯的戒惧心理和人对自然原始的亲切感。这组对比并不是毫无倾向的，它隐含着‘我’对人性复归自然的愿望。”虽然《远和近》只有短短数行，但是在意象的象征和隐喻手法的作用下，其内涵显得深刻。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二种方式当属物象变形法。顾城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感知感受能力。他在创作中对事物进行直接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所带来的想象、幻想、错觉在他创作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从遥远的西天，/余霞中间，/飞来一片枫叶，/飞来一朵火焰。”“我用笔的木浆，/去追赶时间的急流。”顾城追求意象的变形，在他的思维中，幻觉、错觉、直觉、哪怕是一瞬间的感觉都很容易发生变形，相对的，他也很恰当地利用了变形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现实产生的反差，并以此作为一个契机，巧妙地寻求“无理中的有理。”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三种方式便是使用通感的手法对意象进行拆解并加以改造。顾城丢掉了唐诗中铺排陈述的旧套，吸取了马致远的散曲小令手法，直接把自己对生活得感应镜头对准形象地中心，用纯得透明得语言表述出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有体现。例如宋代词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其中“闹”便是通感的用法，”美国诗人庞德则认为现代诗的通感就是取自于中国古典诗。然而现代诗中的通感既是对古典诗的继承，也是赶超，诗人在不断开发出贯通于五感（触觉、听觉、嗅觉、视觉、味觉）之间的那种感觉，诗的联想空间因而得到了今非昔比的开拓。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的相互转换所产生的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歌的表现力，使诗歌在意象的呈现上具有一种浮雕式的立体感。顾城在他的诗中大量地使用“通感”。例如，“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上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首《安慰》中的通感很特别。用月亮做果酱，在早上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太阳本是视觉中出现的，这里用味觉“甜”来形容，试问有谁真正品尝过太阳的味道？顾城赋予太阳以“甜”味，顾城诗歌纯净纯真的气质就被体现出来了，读来很有回味。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有形的视觉表现为虽无形但感受更为直接的味觉，即视觉形象挪移至味觉形象，两两沟通，整首诗的层次感一下子就显得丰富而不单调，且令人咀嚼回味。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四种方式便是叠加手法。他把一些不同的物象层层叠加，用这样的组合形成新的意象。比如著名的《感觉》：“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这首诗好比是一幅油画。顾城在一开始就把灰色的意象“泼洒”在画布上，层层叠加，天、路、楼、雨，不同的物象表现同一个意象，那就是灰色，灰色与灰色之间的图象叠加，构成了诗中“一片死灰”的压抑气氛，在这样的层层铺垫以后，诗人这才在画布上很写意地点上两笔：一个鲜红，一个淡绿；分别是穿着雨衣的孩子。虽然诗人没有加以详叙，但是叠加在死灰之上的鲜红、淡绿的意象所预示着的新的生命力，新的希望的含义却是表露无疑，而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也一下子被突兀而起的明媚熊熊点燃。整首诗给人的感觉有峰回路转的愉悦，有阴暗变来的光鲜，有一种寓有情绪张力的色彩感。顾城在诗歌中，将意象进行叠加，往往把简单的，单纯的意象通过排列组合变得富有内涵且具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力。体现了诗人对于意象叠加这一建构诗歌意象方式出神入化的运用，它凸现的正是意象是情绪的方程式这一诗歌意象的美学特征。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五种方式就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自身的主体情感贯注在客观物象上面，通过事物拟人化的表现手段传达诗人对客观现实的反应（不是反映）。这与传统的诗歌相比其在情感的表现上更为强烈，并且意象传达的主题感情更为丰富，这样就使得诗歌在表现方面具有深远的含义和广阔的人性流露。“.在山石组成的路上/浮起一片小花/它们用黄金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它们相信/最后，石块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这首《小花的信念》通过拟人化手法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一种童真，面对人生挫折时对于生活的美好态度，读来令人颇受启迪。“小花”对“山石”报以微笑，并相信“山石”最后也会“粗糙地微笑”，这样的拟人化表现手法传达了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纯净的善良的情感。它并不是直接地坦露在人们面前，而是通过“小花”和“山石”的一组意象的拟人化，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比直抒其情，直抒胸臆要来得含蓄，使诗增强了凝炼性和客观性，同时诗歌的暗示性也再一次得到体现。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这五种建构方式成为了顾城创造童话世界的意象的主要表现手法，意象作为诗歌的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的语言的，是一种创新。顾城以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意象，他在意象的建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艺术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简要分析《黄土地》《黑骏马》《红高粱》
3、张承志《黑骏马》
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把文化之根作为文艺寻根的核心，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实（今天）与传统（历史）的关联；
小说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 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人情。歌颂了草原人民善良、朴质、勤劳的美德。《黑骏马》既是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一首古老的民歌的歌名，这首民歌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正像我们这篇小说的故事一样，作者将笔触深入到草原民族凝重的文化积淀的深层，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刻的现实感。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是一个追求文明进步的蒙古青年，他的追求体现了蒙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奶奶和索米娅即是勤劳、善良、纯朴的蒙古人民的象征。但她们对一些传统愚昧的认识和认命式的接受，又可见传统的积淀深深地烙印在她们身上，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对创造与生命的喜悦这一古老的意识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冲撞。主人公面对这强烈的冲撞，感到苦闷、徘徊、失望。他愤然出走。9 年以后，经过现代文明的陶冶后。他内心还时刻被“黑骏马”这首沉郁、优美的古老民族牵引着，时常产生自己也说不清的萌动。主人公似乎感受到这些正是其民族文化的底蕴、深层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它就是草原的古老生活。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在感情的深处，还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他的根。作品最后写到：“我滚鞍下马，猛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远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活的大草原。”
4、余华《现实一种》
《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连环复仇的故事。共分为七个部分：一、皮皮（山岗的儿子）无意中摔死了堂弟；二、山峰（山岗的弟弟）杀死皮皮；三、山岗筹备复仇行动；四、山岗借一只小狗杀死山峰，出逃；五、山岗被捕，枪决；六、山峰妻子冒充山岗妻子把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七；医生支解尸体，山岗的睾丸捐献，获得后代。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发展遵循了文学作品发展的基本脉络，情节基本上是呈递进关系，通常来讲这样的叙述但是看过这个中篇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大的震撼和感情冲击力。
一、 余华的叙述角度和写作态度
首先，从叙事方式来看：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大多是结构完整线路清晰的，且以井然有序的情节为主导的叙事，讲究叙述规则；而颠覆性叙事则把原来完整的情节链条毫无章法的切割、分散，打破时空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时空交错循环流动，人物无意识的感觉和关于暴力血腥的回忆，个体命运的巧合……都使叙事呈现真空状态下的幻觉化态势。
与传统的多角度，明暗主线叙述相结合以及在典型环境中朔造典型人物的写作路数所不同，余华的叙事方式单一线索和单一语言，没有作结构上的巧妙安排，以平静的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的暴力和死亡却令每一个读者为之震撼。在叙事结构的逻辑组织上，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局。经过一番兄弟“核心家庭”的互相残杀，以消灭对方子嗣为目的一幕幕血腥镜头呈现后。作者别有心裁的设计了这么一个结局：
“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不久之后，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这一点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是她成全了山岗，山岗后继有人了。
其次，从叙述的角度上来看，作者采用一个全知视角和内在视角相结合的叙述角度。站在一个高处，居高临下的俯瞰全局，全知全觉，无所不在，试图隐藏在故事背后，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一切荒谬的血腥事件和这个黑暗的世界。这种叙述区别于一般的叙事，是超然冷漠，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评价超脱于故事人物情节之外的叙述声音，换言之，更像是一部机录音机，有人称之为“零度叙述”。在这里，叙述的线索就是单一的“血”，皮皮杀死堂弟开始，全家人潜意识里对暴力的疯狂以及由此带来的疯狂残忍的杀戮，无不是以“血”为索引。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一种》中对伦理意识的描述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其中传达的几乎都是作者传统既定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的强烈反叛。余华以其冷酷的笔调去颠覆传统伦理框架，解构现有的普遍伦理观念。文本作者中常常表现出对常规理性的极大怀疑，对亲情的嘲讽，对生命的漠视，几乎每部分涉及伦理观念的文本所呈现的，都是对常识的怀疑引发对正统伦理观念的颠覆。传统伦理失去了生存空间，人在道德选择的层面上出现真空，在作者小说文本构筑中，非理性的非伦理的似乎才是常态。残忍的反而是合理的，不道德的反而是道德的，皮皮摔死堂弟而导致全家人理性的全面崩溃，人的本能力量以最残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毁灭亲人的同时也毁灭自己。“他人即地狱”——作为骨肉的至亲尚乃如此，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和彻底否定在写到山岗和山峰兄弟互相杀戮时表现的淋漓尽致，令人毛骨悚然。而此时他们的母亲则只是冷眼旁观，想的只是她快要没了的胃口和像筷子一样快被折断的骨头——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伟大的母性被余华嗤笑着扔进了地狱。
二、 余华的真实观的颠覆
《现实一种》里充满极端的残忍，暴力和血腥给人带来感官和心理上强大的冲击。
《现实一种》表现的完全是人性恶的一面。在表现人性恶方面余华并没有承接前人，继续把批判的刀子指向黑暗社会改造。确切的说，他不是在批判，而只是进行展示，展示的对象则是人类本性深处的暴力残忍。《现实一种》中让两个亲兄弟进行互相残害，其手段之残忍，行凶时候的内心冷静，场景之触目惊心，……明显的超越了常人之情，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物内心的恶毒，丧失理智的复仇欲望，现实中却是有着血淋淋的真实：
《现实一种》表达暴力和残忍。皮皮杀死堂弟，山峰杀死皮皮，山岗杀死山峰，山峰妻子冒名将山岗的尸体捐献……一系列的残忍的复仇、疯狂的屠杀行为不但是源于人物的阴暗心理，更源于人类残忍的本性。复仇只是浅层意义上的主题，暴力和残忍才是作者贯穿全作品的主旨。人物之间的残忍行为不是复仇驱使，而是暴力残忍的本性使然。暴力潜藏在人的内心，一旦有机会，便火山喷发地喷泻而出。四岁的皮皮摔死了堂弟，不是出于对堂弟的仇恨而是对暴力的本能钟爱。这里的皮皮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行为中处处体现暴力凶残、自私冷酷。当堂弟没有再哭了，“他有点沮丧地走开了”，摸着堂弟棉花一样松软的脸，“禁不住使劲拧了一下”，听到堂弟的哭声，“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为了听到更加富有激情的声音，他对准堂弟的脸使劲的打去一个耳光，又采用令一种办法——卡喉咙。“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管似的哭声”，觉得“嘹亮悦耳”，“异常激动”，看到叔叔殴打父亲，“皮皮不愿意离开，他正兴致勃勃的欣赏着山峰的拳头。而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对我们惯常指向的光明美好的儿童世界描写深具颠覆意味，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冷漠凶残。山岗夫妇对儿子的死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痛，妻子甚至只是要求丈夫打山峰一拳，在这里暴力只能解释为人类本能嗜好。
一、张洁
张洁登上文坛时，已经42岁，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女作家。
张洁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前期是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写作风格，中期，又带有深刻的怨恨，尤其是《方舟》、《他有什么病》、《红蘑菇》，都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虚伪的揭露和讽刺，由于手法严肃，给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以上我们谈到的作品，是审美和审丑的两个极端。
1990年代以后，张洁发表了两个长篇作品，一个是写她母亲的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个是长篇小说《无字》。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作品中，张洁的情绪跌落到低谷，她以前信仰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已经不存在，她曾经竭力打造的女性《方舟》，也沉没了，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亲爱的母亲撒手而去，更让人痛不欲生，对张洁，这个有特殊生活境遇的人来说，失去母亲，几乎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张洁的家庭结构是由三代女人共同支撑起来的单性家庭，母亲有被遗弃的遭遇，张洁离婚，抚养一个女儿。根据心理学分析，女性一直把母爱当作力量的化身和生命的保证，尽管女性成年之后，母爱的光辉不像童年是那样浩大，但女性从心理上依恋母亲的情结没有变，只是形式变化而已，因此，成年人的母爱要求叫“共生固恋”。张洁在作品中展示成年人的母爱情结，用来保护自己的脆弱，补偿对世界的失望和悲哀。
《无字》，也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从代际关系上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其生动性表现在女性经历磨难的细枝末节上，这是张洁充分释放个性的作品，尽管写得比较晚，在多元文化格局里，仍然占有十分显眼的地位。
《爱，是不能忘记的》
这是一篇带有强烈的道德质疑精神的作品，但质疑的结果，不是冲破沉重的道德局限，而是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女作家钟雨，为自己陷入婚外情，进行了一生的挣扎，最终没有实现爱的期待。但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坚守一份纯真爱情的同时，没有伤害到另一个女人，这中间演绎出来的悲剧苦果，只有她一个人默默吞咽，因此留下了一本感人至深的爱的笔记。当钟雨的女儿姗姗，翻看母亲的日记，发现了那份珍藏在心底的爱情故事，她不知道怎样选择自己的婚姻，是为了结婚而嫁人，还是为了爱而坚守？爱是美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然而，为爱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又给人带来新的困惑和质疑。爱情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在自己的心里，还是在社会上的道德标准？与其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不如说它是一篇唤起人们思考的带有锋芒的作品，它大胆地提出，应该重视被传统道德排斥在外的真正的爱情，一味地指责它有什么危害，是不公平的，它存在本身，就证明它有生命力，值得人们去探索，用充满激情的爱，取代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是为爱献身的人坚信不疑的追求，也是对实现美好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执着呼唤。正因为一成不变的现实和理想的爱情追求发生冲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人认为，它冲破了爱情的禁区，有人认为说理的痕迹太明显，而钟雨美丽虚幻的悲剧形象，不能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所有这些，需要我们在解读张洁作品时，从总体上去把握和理解。总之《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研究张洁时，跨不过去的作品。
而张洁并没有停留在“爱的牺牲与奉献”的神话里，她一步步地从神话中走出来，在后来的小说《只有一个太阳》中，张洁不但颠覆了神话，还把人们对神话的留恋心态，收拾得一干二净。
《方舟》
张洁的早期创作，以单纯唯美见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洁在作品中灌输了更复杂的内容含量，一方面释放自己的生活压力，一方面扩展文学视野，《方舟》就是张洁创作中期的一篇颇有力度的作品。
这篇小说是写现代社会中女性生活发生的错位。“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句提记，点明了小说要揭示的女性生活错位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女性意识觉醒，和觉醒中的女性具体所处的生活困境。
在八十年代，一切都在召唤你，但召唤不是现实，只是一种启蒙，当一部分女性听从了启蒙召唤，从精神的泥藻中挣脱出来，但她们未必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应有的定位，这就产生了女性面对新一轮的生活压力，内心容易敏感，尖锐，激愤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被张洁敏锐地捕捉到，或者说，作家本身就是从旧有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女性，所以，《方舟》的写作愿望的产生就很自然。
顺便说一下，因为《方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尖锐激愤的性别意识，表现了女性挣脱旧式婚姻锁链，继而陷入新的异化状态的复杂心情，使张洁的写作风格，和《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大相径庭，对张洁的批评指责也随之而起。
在这些指责的声音里，除了纯粹的文学批评，恐怕还有更多的失望和矫正，《方舟》中的几个中年女性，组成的“寡妇俱乐部”，她们的桀骜不驯，有意无意地冲犯了男权秩序，而舆论没有理由从生活方式上批评她们，但可以通过文学批评，间接施加影响，这也是后来，张洁采取补救措施，写出了另人满意的《祖母绿》的原因。
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女性的理想爱情在现实中无可归依的痛苦，那么，方舟就是她们走出爱的浪漫幻想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小说结尾，写包围方舟的洪水还没有退下去的迹象，但仍以豪迈乐观的场面结束了，“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句祝辞：为了自己，干杯！”旧的历史过去了，新的沐浴还没有降临，在历史转变的瞬间，超前行走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付出代价，而女人，往往要付出更多。这就是《方舟》积极严肃的主题。
张洁第二时期的作品，风格转变较大。此时，她的博爱，深沉，议论，都变成了对文化错位的抨击，当作家以自己的优长去审视云云众生时，她触摸到的，往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低俗，于是露出了冷眼看人生的神态。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他有什么病》，《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
张洁第三时期的写作，从90年代初，她母亲去世开始，又发生了裂变。
前两个时期，张洁把她审美和审丑的两个极端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一个作家来说，达到了某种满足，就是达到了危机的临界点。就在这个时候，和张洁相守相依54年的母亲去世了，在痛思慈母的反思中，张洁又看出了很多问题，她写下了长篇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读完这篇作品之后，我们发现文章里显示的，不仅是张洁失去母爱后的大彻大悟，而且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或写作境界的开始，即通过回到母亲的生命里而回到女性自身；或许那些曾经遮蔽的经验，不仅是女性自我的，也包括了对世界更为深入的体悟，将得到更深更好的描述。
于是，张洁在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写出了另一类母亲和女儿——这是由三代女人演绎出的“世代妇女形象”的故事。张洁力图通过这本小说，显示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身份和处境遭遇，建构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灯光”的女性谱系。
《无字》第一卷发表后，我们发现张洁在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向，她不再热衷于对男女两性之间善与恶的揭示，而是从文化立场出发，来建构更庞大的女性话语结构。
结合《无字》，分析张洁小说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
张洁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前期是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写作风格，例如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部理想爱情的泣血宣言，使张杰的目光转向女性世界的起点，是女性维护尊严的宣告。她率先对有爱无爱必须从一而终的道德原则提出大胆的质疑，表现张洁作为一位女作家对女性情感命运的关怀，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所独具的预见性。张洁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大胆地提出，应该重视被传统道德排斥在外的真正的爱情，一味地指责它有什么危害，是不公平的，它存在本身，就证明它有生命力，值得人们去探索，用充满激情的爱，取代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是为爱献身的人坚信不疑的追求，也是对实现美好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执着呼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女作家钟雨，为自己陷入婚外情，进行了一生的挣扎，最终没有实现爱的期待。但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坚守一份纯真爱情的同时，没有伤害到另一个女人，她一个人默默吞咽着爱得苦果，留下了一本感人至深的爱的笔记。在作品中，爱是美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正是要告诉人们要追求理想中的真正的爱情，不被现实所羁绊。
张洁第二时期的作品，风格转变较大。此时，她的博爱，深沉，议论，都变成了对文化错位的抨击，当作家以自己的优长去审视云云众生时，她触摸到的，往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低俗，于是露出了冷眼看人生的神态。
张洁的早期创作，以单纯唯美见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洁的作品中灌输了更复杂的内容含量，带有深刻的怨恨，尤其是《方舟》、《他有什么病》、《红蘑菇》，都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虚伪的揭露和讽刺。《方舟》写现代社会中女性生活发生的错位，揭示的女性生活错位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女性意识觉醒，和觉醒中的女性具体所处的生活困境。张洁敏锐地捕捉到了从精神的泥藻中挣脱出来在女性面对新一轮的生活压力时，内心容易敏感，尖锐，激愤的精神状态。《方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尖锐激愤的性别意识，表现了女性挣脱旧式婚姻锁链，继而陷入新的异化状态的复杂心情，使张洁的写作风格，和《爱，是不能忘记的》大相径庭。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女性的理想爱情在现实中无可归依的痛苦，那么，《方舟》就是她们走出爱的浪漫幻想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方舟》背离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女性化的唯美古典的抒情方式，她不再虚幻地在理想主义的天国中作精神的憧憬与遨游，而是落后在现实中，围绕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大地上，作品塑造了三位女性的独立人格，描写了三位女性为了实现女性自我价值进行的顽强不息的奋斗与追求，以及在追求奋斗中所遭遇的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磨难和厄运、辛酸与悲愤。这是夫在中女性现代意识觉醒与张扬的女性，她们不屈服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她们置几千年文化传统赋予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规定于不顾，置男性中心文化规范和女性的价值尺度于不顾。而期待于以非传统的崭新而独立的女性世界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同样阶段的《祖母绿》和《红蘑菇》表现知识女性对过去曾有过的幸与不幸人生的勇敢接受。从《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队男子汉刻骨铭心的爱到《方舟》中对理想男子汉的失望，再到《祖母绿》中对理想男子汉神话的解构，张洁在探索女性解放的路途中完成了否定之否定三部曲。
张洁第三时期的写作，从90年代初，她母亲去世开始，又发生了裂变。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无字》。张洁在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无字》，从代际关系上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其生动性表现在女性经历磨难的细枝末节上，这是张洁充分释放个性的作品。是在张洁参透人性走向超然境界的“最后的高度”下写作的，是张洁由狂怨愤恨转入平时深沉的追忆反思文学。
《无字》写出了另一类母亲和女儿——这是由三代女人演绎出的“世代妇女形象”的故事。张洁力图通过这本小说，显示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身份和处境遭遇，建构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灯光”的女性谱系。从《无字》我们可以发现张洁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向，她不再热衷于对男女两性之间善与恶的揭示，而是从文化立场出发，来建构更庞大的女性话语结构。在《无字》中，张洁重新审视自己的来路，审视女性的来路，吴为经受不起她一生都在寻找和憧憬的真爱理想破灭的打击，于是陷入一种梦醒之后却无路可走、极度焦虑的精神崩溃状态，张洁以女性主义的激情写作了一部女性“无字”的历史，一部真爱理想有建构到解构的历史，表现出对男权文化传统及价值理念的质疑和否定。
二、王安忆
王安忆是主体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在王安忆的小说里，叙事人称基本是第三人称，也就是说，王安忆以一个叙事者的身份，筑起了一个宇宙世界，她自己在宇宙中表现出无所不能，具有上帝的意志。她可以任意对主人公进行评判，使叙事变成议论，这需要作者有置身于作品之外的，清醒的历史观照能力。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是写“性”的，《叔叔的故事》是解构男性光环的，《长恨歌》是表现对两性关系重读时，产生的怀疑。
王安忆是坚决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作家，但作品中又印证着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自相矛盾，令评论者费思量。
王安忆的写作，还喜欢在生活的边角余料上下功夫，她善于把平庸琐碎的故事娓娓道来，她关心时代潮流，把潮流融入文本，表现的不是女性的个体，而是女性的面积。王安忆是现代的，但她永远不是时尚的。
《小鲍庄》（1985年）
评论认为，该小说有独特风格，使用了“民族寓言”的形式，在王安忆的整体创作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85年前后，是中国文坛寻根文学最火的时候，《小鲍庄》也被归入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描写闭塞的农村生活，描写外来文化对闭塞文化的冲击，小说中的荒诞色彩和叙事模式，都明显地吸收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
“三恋”是王安忆至今为止，比较特别的作品，特别的原因，也许不在于写性，而是用什么方式去写性。按内容，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后来的《岗上的世纪》，可以看作是对前三篇的续写，有欲罢不能的意思。
《小城之恋》写物质本能的性爱；《荒山之恋》写爱情时加入了一些低层次的精神内容；《锦绣谷之恋》中没有写性，只写精神之恋，而且不是双方的，是单方的，类似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但不是悲剧结局；《岗上的世纪》。在侧重描写本能性爱的同时，也加进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使性带有了功利色彩，后来，又发展到超越功利，回到本能的性爱上来。
《小城之恋》
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爱是低层次，也是基本层次的身体依恋。为了表现他们那种强烈的欲望，王安忆让男女人公的身体变得畸形，他，长着孩子的个头，脑袋和骨骼却大得出奇；她，年纪轻轻就长满了缀肉，就像库尔贝笔下的沐浴的女人。王安忆想通过他们性爱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来探讨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情感，不是精神，而是性。如果说男女爱情像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那么性爱就是一场身体上的交战。《小城之恋》中的他和她，都没什么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精神对性的制约，除了不自觉地认为性关系，尤其是婚外性关系是肮脏的以外，他们没有什么忌讳，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如同一对发情的野兽。在这个过程中，欲望的燃烧完全战胜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智和羞耻感，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宰。横冲直撞的性欲使他们互相吸引，又使他们野兽般地进行搏斗。在结构上，小说采用了单线条，即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发展线索，环境的描写是虚化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是淡化一切外在因素，仅就性来表现对人的控制作用。小说的结局，表现出一种不太自觉的女性意识，同时，又是对男女两性，因不同生理结构而导致的不同人生态度的概括。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变得平静了，有主见了，她似乎获得一种升华，这女性对性欲的超越。而他，却继续消沉，走上娶妻生子的道路，婚后 ，仍然没有从性欲中拔出来，反而因得不到满足，变得更加沉沦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小城之恋》是成功的，其意义在于，性欲是如何主宰男性，不断把他拖向深潭，而女性从中得到升华，虽然是过传统母爱的手段，没有什么出新，也反映了女性在性欲面前获救和自救的可能性。
《荒山之恋》
《荒》与《小》有所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已经不是单纯的欲望化身，他们还有一些较低层次的精神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男女双方，都有对对方的精神控制能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异性的身体需求。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控制欲望，就意味着有了从性欲之爱到精神之爱的升华的可能。如小说中的金谷巷女孩儿，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她处理和男人的关系，就少些性吸引的色彩，多些精神游戏的东西。正因为精神性的追求不能畅快地实现，导致男女主人公战胜不了现实，最后选择了死亡，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哪怕是低层次的精神之恋，也会超越肉体之恋。我们注意到，这个死亡结局的来临，是女性主动决定的，她把男人约到荒山上，和男人一起服药自杀，然后，女人用红丝线把他们两个人的身体缠绕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了。
《锦绣谷之恋》
《锦》中的女性意识更加突出。王安忆在这篇作品中想要表现的是，女性不仅在性的层面上优于男人，而且在精神层面上更超越男性。小说中的她，是一个具有文化蕴含的出版社编辑，她独立自主，不需要在男人身上获取精神力量，男人只是她从自身获取力量的媒介，因而，她可以不理会她所恋的婚外男人流露出来的虚伪性，她可以和那个男人分手，坦然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意味着，女性可以从男性世界中独立出来，拥有自己的生活组成，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心态。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探索了女性对自己生命形式的寻找，对现代知识女性反抗传统生活的塑造，做出可能性的探索。
把三篇小说联系起来看：
王安忆试图通过“性——恋——爱”的描写，从低到高的层次推进，挖掘两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在此过程中，表达她对男性和女性的认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女人比较有变化，男人好象简单了点。”“我比较喜欢那样的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的，不妥协的，但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一直往前走，最终就要把自己撕碎了。像飞蛾扑火一样，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可以塑造这样的人物。”
《岗上的世纪》
和前三个“恋”相比，这个“世纪”应该看作是王安忆写性小说最好的作品。小说中生硬制造的东西较少，尤其写杨李二人互相利用，到反目成仇，又到结为恋人，这个过程都用性来做引线，同时，又把性关系，性感觉，性需要，变成两个人在功利过程中最真实的收获，描写出来，因此，逐渐淡化了功利因素，升华了性欲效果，最终，使两个由性出发的男女，变成了互相关爱的朋友，恋人。
《叔叔的故事》（1990年）
这是王安忆封笔一年之后，推出的一个有力度的作品。
小说用复调形式，写了两代人，用后一代人的目光，来审视前一代人——叔叔。
需要注意的是，叔叔，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传统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近似于一个时代的类型，可以用多种途径，多种解释来说明。
叔叔的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可以说是时代文化在一个文人身上的缩影。通过对这个缩影的解构，分析，推论，王安忆写出了时代文化中的悲剧内涵：在一种信念的驱使下，人的精神可以升华；在一种现实的压迫下，人的信念又可以瓦解，瓦解得连一点影子都不留，最后裸露出来的，是最丑陋不堪的人性部分。
在叙事方法上，小说使用了双线条的复调形式来进行，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包括叙事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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