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文学
章节名称：第一章 上古文学
授课时数：7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上古代文学的概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神话的概念和思维方式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分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断限：上古——近代，概括划分为：
上古文学：先秦文学、两汉文学；文学自发的时期，突出特点是文学尚在文化的大母体之内，文史哲不分。
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文学自觉的时期，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达到顶峰。
近古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文学转型的时期，戏剧和小说兴起并达到顶峰。
近代文学。古典与现代交叉，从古典到现代过渡的时期。
先秦文学概貌：
中国文学起源甚早，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学，也开始产生了书面文字。殷商和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之辞，以及《尚书》中的某些文诰，是散文的萌芽。《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和诸子的说理散文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达到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西周的诗歌总集《诗经》，以现实主义精神、比兴的艺术手法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战国后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个人独立创作，产生了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先秦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诗歌、散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都已经形成，这是我国文学发展丰厚而坚实的基石，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光辉而良好的开端。
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1、最早的文学类型：原始诗歌和上古神话是最早出现的两种文学类型，它们最初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行的，从产生的先后说，诗歌应更早于神话。
2、文学艺术起源的原因：
游戏说：席勒和斯宾塞首先提出的理论。
心灵表现说：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巫术说：诗歌源于原始巫术的咒语。
模仿说：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编》、亚里士多德《诗学》。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它是根据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产生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观点来看待他们。”
第二节 上古歌谣
一、上古歌谣的保存
上古歌谣零散保存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之中，后代集中辑本有：清代沈德潜的《古诗源》，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最为详尽。但并不完全可信，有些如《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二、上古歌谣的内容
1、再现劳动过程的：
《吴越春秋》中《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相传为黄帝时代的作品，反映渔猎时代的劳动过程。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弓箭的发明很早，有所谓：“少昊生般，是始为弓”（《山海经•海内经》）；“羿作弓”。（《墨子•非儒》）其实弓箭的发明不是个人创造，而是原始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智慧和经验的积累。这首短歌流露着原始人对制造灵巧工具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了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渴望。
2、征服自然愿望的：
《礼记•郊特牲》中《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作品。伊耆氏，即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蜡，是古代一种祭礼的名称。周代在12月举行祭祀百神之礼，称为蜡礼，蜡礼上所用的祷辞，即称蜡辞。从这首短歌命令的口吻看，实际是对自然的“咒语”。
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3、反映上古婚姻制度的：
《周易》中《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这是一首抢婚的诗，一群男子骑在马上，迂回绕道而来，原以为是敌寇，等到闯进门来把姑娘抢走，才知道是为了婚事。反映了古代确实存在过的抢婚制度。诗短，但写得曲折形象，音韵和谐。
4、与战争相关的：
《周易》中《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描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的情景。战争胜利以后，有的仍在擂鼓示勇，有的坐卧休息，有的在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寥寥十字，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
5、愉快的劳动生活：
《周易》中《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牧场上男男女女们在剪羊毛、拾羊毛，男的剪羊毛，不见血；女的承筐装羊毛，不觉得有重量。轻快、生动，有情有景。
6、思恋之歌
《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候人歌》：候人兮猗。
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大禹巡省南土，久不归，女乃唱了这首歌，渴望大禹归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时已属私有制萌芽后的氏族社会晚期。二字为句，语气词拖长尾音，取得了独特的抒情效果。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情诗，开抒情诗传统之先河。
三、上古歌谣主要特征：
原始歌谣大都采用二言形式，这是因为上古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的诗歌节奏自然也不复杂。另外，上古汉语都是单音节词，两个单音节词组合是最初的句子，这种句子的产生与上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直接相关。
第三节 上古神话传说
一、什么是神话：
上古神话并不就是文学，但含有文学的成分，并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研究文学史必须注意研究上古神话。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二、神话产生的原因：
学术界普遍认为神话产生于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到野蛮期的中级阶段，神话进入了繁荣期。（关于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我国学者杨堃（《论神话的起源和发展》载《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1期）和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等认为神话的起源是在蒙昧期的高级阶段，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原始人不能解释并掌握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现象面前，感到恐惧和无力，于是他们通过幻想，把自然力形象化、人格化；随后又在生产劳动中塑造出英雄人物和神的故事。这就是古代神话产生的原因。
三、神话的内容
上古神话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1. 解释和说明自然现象的神话
如《艺文类聚》卷一《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这个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用形象手法去解释天地产生的过程。
女娲造人的详细过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义》（今本《风俗通义》无此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絚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絚人也。”从贫贱的划分来讲，这则神话被记录下来，应当较晚，不会是原始神话的原貌。但造人的神话肯定产生在屈原之前。女娲造人的神话最早见于《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说明女娲是造人的神。黄土造人的神话固然荒诞，但有现实的基础，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黄河流域，在发明制陶技术后，容易从陶器用泥土作坯的过程中产生关于人类可能用泥土捏造的联想。这一则神话是这种现实的折光。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
2、人类对自然斗争的神话
如《淮南子•览冥训》的《女娲补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这种灾难是不可想象的，从女娲采取的四项措施来看，主要原因是苍天缺、四极废、黑龙肆虐、洪水为害。这四项之中，天是不可能缺的、四极是不可能废的，只有黑龙肆虐和洪水为害了。想来是由于洪水泛滥，水中的凶猛动物（包括黑龙）危害人类，实际上就只有洪水与水中动物两项，归根到底是巨大的水灾。女娲不辞辛苦地创造了人类，又以极大的勇气保护了人类。她一身而兼有两项如此伟大的功业，反映了原始人对人类母亲的爱戴和崇敬。这个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早期的母系氏族时代。女娲所克服的这一次水灾，是人类出现以来的第一次洪水。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显然又是一次洪水灾害。不同于前一次的是，这一次是人为的。因为是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本经训》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是地名，即颛顼的首都。也许是共工之触不周山，本意是要淹没颛顼之都，却造成了“天柱折，地维绝”的局面。
从《淮南子》中保存的神话来看，由共工引发的这次洪水到舜的末年才得以治平。《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禹治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yin”（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勘察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胈（bá人身上的细毛），胫无毛，手足胼胝（piandi） ，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诛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擒服水怪无支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等。他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河伯献出河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龙和一只灵龟帮助他从事劳动（《拾遗记》卷二，《楚辞•天问》）。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羿射十日》鲧、禹是治水的英雄，后羿则是抗旱的英雄。羿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帝尧时代以“射十日”的神性的羿，也称夷羿，另一个是夏朝太康时代人性的羿，又叫后羿。两者从屈原时代就已经相混，但其实并不是一人。神话里的羿，据说是帝俊派到大地上来帮助解除各种危难的：“帝俊赐羿彤弓素矰（红色的弓和白色的箭），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古者羿作弓”。（《墨子•非儒》）羿为了拯救下民，他做了哪些善事呢？《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奉帝尧之命弈先后完成了诛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封豨、射十日等七件大事。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儿子，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夷羿不仅抗旱，而且也与水患进行斗争，尧时河伯“溺杀人”，羿就射瞎了他的左眼，但对洛水女神却很好，娶她做妻子。《天问》：“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夷羿还有一个妻子叫嫦娥，据《淮南子》说：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了不死之药，嫦娥自己偷吃了。就飞到了月宫。
《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太阳给大地以温暖，造福于人类可谓至大，但有时也会造成干旱。原始人要了解它、驾御它，屈原“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的提问，即反映了古人探索太阳运行规律的兴趣。夸父追赶太阳，可见也是为了观察、了解并进而控制太阳的。夸父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去追赶太阳，忍受着江河湖泽不足以消解的口渴，终于在一个叫禺谷（虞渊，日落处）的地方赶上了它。他渴死了，但他的拐杖化作一片桃林，为后继者乘凉解渴，使之得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令人鼓舞和振奋。这则神话体现了原始人了解太阳奥秘的强烈愿望。
《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鸟长着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其外形十分可爱。她不幸淹死了，不过区区一只小鸟，却要衔着微木细石去填平浩瀚的大海，气概超过大海，在东海与精卫极端悬殊的对比中，更显出精卫惊人的意志和力量，悲壮感人的艺术力量也从这里产生出来。陶渊明高度赞扬精卫的反抗精神：“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咏山海经》十三首）
3.人类社会之间的斗争神话
《准南子•天文训》的《共工怒触不周之山》：“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和黄帝的后裔颛顼争做领袖，共工发怒而撞倒了周山，使支撑苍天的大柱子折断了，拴着大地的绳子断了。天在西北方塌下来，因此日月星辰移向西北方；大地东南方沉下去，因此江河积水和尘埃全倾到东南方来。这个神话，反映了共工族和颛顼族之间的激烈的斗争，使苍天大地发生了巨变。
此外还有《黄帝擒蚩尤》的神话：“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四、神话散亡的原因
上古神话在周代以后迅速消亡，其根本原因乃在于：神话与周代以来理性文化的主流相抵牾。有的神话被认为“其言不雅驯”而被摒弃，有的被改造为信史，使神话历史化了。司马迁在整理史料时，发现有大量的神话内容，但认为“其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而摒弃了。
神话的历史化：《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记载：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说：“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此之谓四面也”。
（《太平御览》，类书，宋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命李昉（fǎng）等编篡。《尸子》战国时鲁人尸佼撰。尸佼是商鞅的宾客，商鞅被车裂之后他逃到蜀地，著此书。《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元明时此书全佚，清代孙星衍等有辑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鲁哀公问孔子：“吾闻夔一足，信乎？”孔子说：“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神话大量散亡，但有零星的保存。《山海经》《淮南子》《楚辞》保存较多。《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国语》《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有少量片段的记载。
五、上古神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神话是原始人类社会意识的最初记录，它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代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中民族精神的形成。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现实的苦难，并作不懈的努力。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古代神话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神话表现出强烈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它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神奇奔放的幻想、生动曲折的情节、新奇夸张的手法，对后世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章节名称：第二章《诗经》
授课时数：12
教学目的和任务：
全面了解着掌握《诗经》的内容分类、艺术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诗经》的艺术特点，风雅精神，诗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与西方古代文化的比较。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二章《诗经》
第一节《诗经》概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第二节《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第三节《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一、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
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由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
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第五节《诗经》的内容
一、祭祖颂歌：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ráng）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讲解《大雅•生民》（ZP42）
克禋克祀：郑玄笺：“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阴也”。夏以水菜（后来三晋节俭）、殷人（东夷、郑卫宋齐、楚）尚声，周人重气。
履帝武敏歆：闻一多先生说 ：履帝武敏是一种象征性的舞蹈，“所谓帝是代表上帝的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犹言与尸伴舞而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光义读为‘愒（qì）’：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神话与诗》）
这里实际描写的是古时求子求爱的仪式。
宋周去非《岭表代答》：“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无夫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蹈，谓之踏摇。男女意相得，则男咿嘤奋跃，入女群中负其所爱而归，于是夫妇定矣。”这是原始狂欢节求爱求子仪式的遗存。而“履帝武敏”当是许许多多形式中的一种。
清陆次云《峒蹊纤志》：苗人每遇节令，男子吹笙撞鼓，妇随其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不过苗人此舞，已经失去原始时代舞蹈的意义。他们只是在象征性地表演祖先的狂欢舞而已。苗人是伏羲氏之后，传说伏羲也是因为他的母亲华胥履迹而生。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
艺术上：本诗采用铺叙手法，歌颂后稷功德，似乎是一篇《后稷本纪》。后稷出生、转弃、稼穑、祭祀过程，生动细致。用方、苞、种、裦、发、秀、坚、好、颖、粟，描写谷物生长过程中的十种状态。用旆旆、穟穟、幪幪、唪唪描画豆、谷、麻、瓜四类作物的长势。以舂、揄、簸、蹂、释、烝，叙谷物处理的六个步骤。精细而形象。孙鑛《评诗经》：“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如纤，绝有境之态。”
传奇色彩：履帝迹而怀孕，生而如肉团，剖之不开，弃之见异，生而会立，天生知农，天降嘉种。
二、农事诗：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讲解《七月》
《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其最伟大的价值是史料价值，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状况、古代气候的学者都必须参考。
艺术上，这首诗受到的称誉过多，说它“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无上神品”，这些赞词，都缺少发展的眼光。清代崔述：“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评价比较中肯。的确，这首诗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用赋的手法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七月》的艺术特点。
三、燕飨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讲解《小雅•鹿鸣》。
本诗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全诗以鹿鸣起兴，首章言奏乐，二章言饮酒，末章则并奏乐、饮酒而言之。从情绪上说，是一章比一章亲近；从气氛上说，是一章比一章热烈。至末章则达到“和乐且湛”的高潮，层次十分清晰。
四、怨刺诗：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其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如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五、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北方的玁狁（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这些部族尚处于游牧阶段，未进入文明的门口，文化水准的差异及对子女财帛的垂涎（xian），使他们对农业为主体的较为富庶的周民族发动进攻。于是就有了战争诗。《小雅•采薇》《秦风•无衣》（与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汉》（与荆楚）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六、婚恋诗。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有单相思的诗：《周南•关睢》；男女相互爱慕的诗：《邶风•静女》；女子对男子的思念：《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争取婚姻自由的诗：《鄘风•柏舟》；弃妇诗：《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讲解《氓》和《谷风》。
《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谷风》以具体的事实诉说自己的劳苦贤淑和丈夫的薄情寡义，指责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得新捐故的恶劣行为。客观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命运。
第六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开端：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三、重章叠句：《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第七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意旨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有其人。
三、比兴的垂范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章节名称：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授课时数：9
教学目的和任务：
1、掌握《左传》的叙事特点和记言特征
2、了解《国语》的文学成就
3、掌握《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读指定的作品篇目，并掌握每篇作品的内容和特点。
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的《春秋》，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属于记事体。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第二节《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
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
三、《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没《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点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
《国语》与《左氏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
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饬，颇有气势。
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如姜氏劝夫不成，《左传》写道：“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国语》中写道：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第四节 《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扎、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
二、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 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3、《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4、《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5、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阅读作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鞌之战》、《殽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作业题：
1、从《郑伯克段于鄢》、《殽之战》看《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
2、试析《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人物形象。
3、从《苏秦始将连横》看《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4、由《冯谖客孟尝君》看战国时期“重士”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章节名称：第四章 先秦说理散文
授课时数：8
教学目的和任务：
掌握《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的文学价值。
了解《荀子》、《韩非子》的文章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阶段。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四章 先秦说理散文
第一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阶段
先秦说理散文指的是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
主要著作先有《论语》，后有《老子》、《墨子》。《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人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言论警辟精炼，大多富于哲理。
第二期：战国中期
语录体仍旧通行，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形式。主要著作有《孟子》、《庄子》等。主要特点是词藻丰富，说理畅达，行文多有寓言和比喻。
第三期：战国后期
在这一时期，诸子散文完全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主要特点是论证严密、鞭辟入理。
第二节 孔子与《论语》
一、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字仲尼，名丘。远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夫，在内乱中被杀。孔父嘉的儿子避难到鲁国，居于陬邑。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孔子年少时身处贫贱，20岁左右时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和畜牧的小吏，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鲁国在春秋时期仍保留了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孔子对周文化的浓厚兴趣，15岁便立志学习周文化。约30岁左右，学成，收徒讲学，从事教育。其间一度离开鲁国到齐游览，受到齐景公的礼遇。回到鲁国之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51岁时，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从此进入政坛，后来位居司寇，掌管司法，诛少正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孔子的思想比较保守，他主张尊王忠君，强化朝廷力量而抑制私门，因此与鲁国政权的实际掌管者“三家”孟孙、叔孙、季孙发生冲突，被迫于55岁时辞官。他离开鲁国，先后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宣传自己的德政教化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尖锐的春秋末年，不切事宜，因而未被各国君主采纳。孔子经过14年的奔走游说，68岁时再度回到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
孔子晚年遭遇不幸，儿子孔鲤、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子路相继去世，鲁国的动荡局势又加速了他政治主张的破灭。鲁哀公16年，孔子去世，终年73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仁和礼）继承周文化的传统，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很有影响。被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统治思想，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复杂的深远的影响。
孔子整理文化典籍，司马迁说孔子“序《诗》、传《易》、正《礼》、《乐》、作《春秋》，未必完全可信，但六家典籍都经过孔子整理和编订是可以肯定的。在文化典籍整理方面，孔子有过重大的贡献。
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创了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感人之处在于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孔子招收弟子，不分等级，不分贫富。孔门弟子中的优秀人才多是家境贫寒者，颜回身居陋巷，子路原是乡野之人，曾参缺衣少食，仲弓家无立锥之地。《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对他们的亲切教诲，尤其是对仲弓的自强好学，孔子用“山川其舍诸！”的形象比喻，给欲特殊的关怀和鼓励。
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訒”。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二、《论语》的文学价值
1、《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
2、《论语》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3、《论语》多用语气词，含蓄蕴藉，形成迂徐婉转的语言风格。
第三节 孟轲与《孟子》
一、孟子及其思想主张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得孔学嫡传。
孟子继承儒家德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用事的精神，主张以仁义治国、以王道统一天下。他50岁以后曾率领弟子先后游说齐、梁（魏）、鲁、邹、滕、薛、宋等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理论，在齐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了礼遇。但是他的仁政理论在急剧变革的战国时代，不切实际，不被采纳。约在65岁时回到邹国，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终年84岁。
孟子对于孔子的学说，又有明显的发展。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一个贡献，所谓性善论即人皆有天赋的善性，而善性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的性善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是唯心而先验的。但他却成为孟子进步学说的理论基础。由此而生发，产生了他进步的圣人观、进步的仁政主张。孟子把人心（四端）视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离娄》），“存心”就是保持固有的“四端”，仅有四端还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还要扩充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公孙丑》）扩充四端，作为道德准则，是人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宇宙人生，达到圣人境界的途径，这就是“内圣”。
扩充四端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就是推行王道，仁政爱民，从而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都缘于扩充四端。可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基于性善论，才生发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人观和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
重民思想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二个贡献，儒家有重民的传统，孔子讲“使民以时”，要求统治者不侵夺农时，关心百姓。孟子则强调百姓在封建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孟子的重民思想是战国时期重民思潮的最高代表。基于重民思想，他主张“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省刑罚，薄赋敛。”（《梁惠王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战争，认为诸侯发动战争就是“率兽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诛。”（《离娄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暴政，并警告暴君：“暴其民，则身弑国亡。”（同上）
二、《孟子》的文学价值
1、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2、《孟子》的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喻。有时是短小的比喻，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赵歧《孟子题辞》：“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评论是恰当的。孟子书中的比喻，有的属于推理，如“折枝”（《梁惠王上》），“攘鸡”（《滕文公下》）；有的是寓言比兴，如“揠苗”（公孙丑上），“乞祭”（《离娄下》）都妙趣横生，旨意明白。
3、善设机辟，请君入彀。从身边的小事说起，慢慢引入正题，使对方陷入论辩的困境。
4、《孟子》散文富有气势。多用排比，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第四节《墨子》
一、墨子及墨家学派
墨子（公元前480—前410），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当子思之时，出孔子后。”通过《墨子》和先秦一些典籍，我们知道他平日言谈不离耕织、百工之事，会造大车和守城器械，并收徒弟讲学，外出游历时载书甚多。自称：“上五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却被楚国贵族称为“贱人”。他大概是手工业出身的“士”。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自鲁至楚，“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吕氏春秋》）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北之齐，西使魏，屡游楚，是一位有着广泛社会交游、热心公益事业的学者。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子是通过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改造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墨子“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形成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影响很大。世称“显学”。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近似于宗教集团，其首领叫“钜子”。墨家有严明的纪律，墨家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使国家赦免，也要按照“墨者之法”处置。（《吕氏春秋•去私》）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儒家的“繁饰”，“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庄子•天下》)”“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吕氏春秋•高义》）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后期墨家对墨子的学说有所修正和发展，在战国争鸣中，对先秦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终战国之世，墨家一直影响很大，但秦汉以后，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逐渐湮没无闻。
墨子的学术理论保存在《墨子》一书中，它不是墨翟个人的作品，而是墨家学派的总集。《汉书•艺文志》称《墨子》有71篇，今本《墨子》存53篇。可分为5类：
墨子的言行录：《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
弟子发挥墨子思想的杂论：《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
讨论宇宙、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被人称为“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讨论守城工具和技术问题的，可能是墨家关于这方面知识的汇集。
以上四组并不能反映《墨子》哲理散文的主要风貌，通常所说的《墨子十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为墨子弟子所记。因为三派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故每篇分上、中、下，文字大同小异。《十论》原存30篇，今存23篇。它们体现了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说理艺术的主要特点。
二、墨子的思想：
墨子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十项治国方略，其中代表墨子学术个性的是“兼爱”。
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所谓“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所谓“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亲吾也。”（《兼爱下》）把精神生活中的“爱”，同物质生活中的“利”联系起来，以“利”为爱的出发点。既以交相利为基础，就没有亲疏、远近、贵贱之分。墨子主张：“兼爱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明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这种主张是小生产者在战国社会社会巨变中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墨子》的文学价值
《墨子》十论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充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层次。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作为论辩文的初始形态，《墨子》十论还没有发展到基本上运用逻辑推理或抽象思辨的阶段，它采用类比推理和生活事实的简括叙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1、墨子在讲学中自觉运用察类明故的逻辑方法。墨子所说的“类”是指一般的概念，从众多的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共同的本质。所谓“故”就是原因，“察类”就是在论辩中遵守一般制约个别的逻辑法则；“明故”就是考察因果关系。以《非攻上》为例。《非攻》的主旨是论证诸侯发动战争有大不义的罪行，在论证时，墨子首先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等不义行为抽取出共同的本质——亏人以自利，得出“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重”的认识，这叫“取类”。然后指出诸侯发动战争、杀人攻国，属于“亏人以自利”一类，并且甚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是大不义的罪行，这叫察类。接着进一步推论，就杀人多少作比较，“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这又是取类。诸侯发动战争，杀人不止千百，其罪恶之深重，是不言自明的。
2、为了增加论辩过程中事实的说服力量，墨子进行了大量的生活现实和历史事实的简括叙写。《非攻》为了说明发动战争将遗害自身，重点叙写春秋末年的吴、晋两国的历史事件：吴王阖庐发动战争，打败楚国，朝宋与鲁，后被越王勾践所灭；晋国智伯发动战争，攻打中行氏、范氏，最后导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发动战争必定是玩火自焚。事实的叙写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量。
3、墨子提倡质朴和实用，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墨子》意显豁而语质。”即语言质朴，不求华美，不事雕琢。前者是表达的特点，后者概括了《墨子》的文风。墨子讲学立言是为了“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恐其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此他推论事理，尚简洁而不缭绕，叙写生活现象，尚质实而不夸饰，多用对比而不事渲染。文风的质朴说明墨子对自己理论力量的自信。
第五节 庄子
一、庄子生平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前)，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蒙县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是道家著名代表人物。
曾做过蒙之漆园吏，但不久后又辞去此职。曾因穿补缀的粗衣、破烂的鞋子而被魏王讥笑：“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外篇．山木》)，又因家贫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杂篇．外物》)。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自得其乐，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楚威王曾派两位大夫请为相国，但婉拒，不肯出仕：“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二、庄子的思想
1、庄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庄子的自然哲学主要由构成万物基始的“气”、万物生成和存在形式的“化”以及宇宙根源的“道”三个范畴组成。
2、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认为人生面临着三种困境：
自然之限：死与生。
社会之限：时与命。
自我之限：情与欲
3、理想的人生境界：齐一生死、顺应时命、无情无欲。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三、《庄子》的文学价值
《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1、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2、《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如《至乐》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
3、《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
第六节 荀子
一、《荀子》的文学贡献
《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形式为问答体，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
第七节 韩非子
一、韩非的生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二、韩非的思想
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的结合。其君主专制理论实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他的“循名实”、“因参验”的认识方法也与墨家“以名举实”有关。他的哲学世界观主要是对老子自然哲学的发挥和改造。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深受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影响。实为战国末期综合各主要学派的大思想家。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非子浅解》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韩非子校注》是比较好的本子。
三、韩非文章的艺术特点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1、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
2、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
3、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章节名称：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授课时数：12
教学目的和任务：
1、了解屈原的生平、作品和对后世的影响。
2、读懂《离骚》、《九歌•山鬼》。
教学重点和难点：
《离骚》解读。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屈原的生平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因遭贵族子兰(怀王幼弟)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政治腐败，国家败亡，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等篇，反复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疾贤妒能的种种罪行。他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形式，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溶化神话传说，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
第二节 屈原的作品
一、《离骚》
1、创作时间，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作《离骚》。大约作于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至少是在丹、淅之战之前。
2、《离骚》的主旨：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离骚》的艺术特点：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传统；诗体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的新诗体；结构形式上，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气势磅礴，浑然一体；语言运用上，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二《九歌》
《九歌》是屈原根据江南民间祭祀的乐歌，经过加工创作而成的。标题是袭用古题，据《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都说在夏代就有《九歌》。
《九歌》是组诗，共有11篇：
《东皇太一》：天神
《云中君》：云神
《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
《大司命》：主管寿夭之神
《少司命》：主管子嗣之神
《东君》：太阳神
《河伯》：黄河之神
《山鬼》：山神
《国殇》：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
《礼魂》是送神曲
创作时间：从《国殇》的情调看，应该是悼念在丹淅之战中阵亡的将士的歌辞，具体时间是在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丹淅之战之后，蓝田之战之前。
《九歌》与屈原其它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而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显然是因为利用了民间的素材，融入了民歌的情调，这样比起他其它的作品，风格有些独特。
《山鬼》讲析：
《山鬼》描写山中女神赴约不遇到，失恋悲哀的情景，创造了美丽、忠贞、痴情的女神形象。
全诗分三个部分，非常细致地刻画了女神赴约过程中细腻的心态。先写女神收拾打扮准备与心爱的人约会。接着写女神等待心爱的人来约会的过程，着重表现其焦虑、希望和矛盾。最后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女神失恋后烦乱痛苦、怨愤交织的复杂心情。女神继续采摘灵芝以“遗所思”，不肯轻易地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在久久地等待中怅然若失，在怅然若失中仍为对方寻找失约的理由，最后终于明白对方失约了，女神陷入怨愤和失望之中。全篇展示了女神喜悦——惆怅——怨愤的心灵波动，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神的美丽、痴情和忠贞。《山鬼》在刻画女神形象时采用人神杂糅的艺术手法，诗中的女神既有神的身份和生活习惯，又有人的容貌体态和七情六欲，人神融为一体。既真实生动，又浪漫可喜。诗人还善于借景抒情，把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描写完满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将描写与女神感情变化的心理历程紧密融合。
三、《九章》
《九章》包括九篇作品，有《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不是一时一地所作，据西汉刘向《九叹》：“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说明至少在刘向时九篇作品已经编在一起。
这九篇作品，大都是屈原被疏远或流放在外时创作的，在思想内容上与《离骚》相近，反复抒写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但在表现手法上与《离骚》有所不同：多直抒胸臆，文笔比较朴素，想象夸饰成分极少。
四、《天问》
《天问》是一首很奇特的诗。其奇特表现在：
它基本由四字句构成，与屈原的大部分作品不同。
它基本用问句构成，与《诗经》的四字句相区别。
它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提出疑问，与当时的普遍思想观念不同。
鲁迅《摩罗诗力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译文：关于远古的情况，是谁把它传说下来的？当时天地还没有形成，是根据什么来考察它的？白天黑夜还未区分，一片朦胧晦暗，谁能把它弄清楚？日出则明，日入则暗，明明暗暗，循环不已，是什么原因？阴阳参合，化育万物，可是阴阳的本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变化？
五、《招魂》
《招魂》据东汉的王逸说是宋玉作招屈原之魂，“《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司马迁说是屈原作，《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我们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是屈原所作。
《招魂》招的是谁的魂？林云铭《楚辞灯》说是屈原自招，近人大都认为是招楚怀王之魂，郭沫若《屈原研究》：“所叙的宫廷居树之美，饭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楚怀王到秦国被扣留，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客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屈原写下了这篇作品。从乱辞中“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来看，当是放逐初期所作。
这篇招魂辞，是对楚怀王客死于秦的悼念，它是根据流行于楚地的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写成的。他对楚怀王的追悼实际上是他关心楚国命运的表现。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序言、正文、乱辞。
序言：怀王之魂自述愁苦，天帝命令巫阳还其魂魄，巫阳乃为之招魂，
正文：前半叙述故居之外的各个地方的可怕，东南西北，上天下地都写到了。由此来说明：外边不可留。后半叙说故居的美好，对饮食歌舞、宫室侍女均极意铺陈，以此来招引魂魄返归。
乱辞：以作者的身份，结合自己的处境，再次呼唤“魂兮归来”。
正文招魂词句尾语气助词全部用“些”字，沈括《梦溪笔谈》说：“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
六、《远游》
《远游》有浓重的求仙色彩，作者问题争议较大。
第三节 屈原骚体作品的节奏特征
美国诗人艾略特《诗的作用与批评的作用》：“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情感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因为“创造一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音律和节奏，而且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
屈原的作品应该说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节奏。表现在：
1、《诗经》四言句式、二二节奏的格局，言短而调重，屈原的作品采用五字、六字句等多种句式，采用三三节奏或三二节奏，“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因为“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
2、楚辞虽以五、六言为主，但不固定，根据抒情的需要，句子长短不齐，参差变化。
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所臧。
——《怀沙》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湘君》
句子长短变化，产生缓急不同的节奏效果。
3、在整齐与错落上，楚辞倾向于错落。所谓错落就是在上下句中有可能进行对偶时，而不对偶，使上下句的词语结构发生变化。
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但这类句子，在楚辞中不占多数，占多数的是：
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离骚》）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离骚》）
《离骚》中凡是连用介词“于”“乎”二字时，总是前句用“于”，后句用“乎”，没有例外：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4、联迭修辞手法的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或同类单词并列连用。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5、节奏铿锵有力。颠倒词法和句法，变换节奏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6、“兮”字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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