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学术史（二）--钱穆

四

　　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
　　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

　　五

　　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
　　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
　　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

　　六

　　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
　　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
　　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

　　七

　　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
　　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
　　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
　　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
　　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
　　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

　　选自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此乃大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