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开端

第一节　中国远古时代的人类
古猿、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猿人）
一、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二、中国猿人
元谋猿人
蓝田猿人
北京猿人
在这些遗址中大多有用火的遗迹。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有厚达6米的灰烬积层，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还有许多烧过的朴树籽。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猿人已普遍地使用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个时期，人们使用的火可能引自天然火。火的使用，能使人们熟食，增强人们的体质，促进人的大脑的发达，使人们有可能突破自然界的限制，扩大活动的范围。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有决定性意义。
三、早期智人（古人）
大荔人
丁村人
许家窑人
马坝人
四、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曾经说过，这些原始的人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些作用。” 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亦有记载。《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淮南子"本经训》：“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
第二节　氏族公社
大约距今五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作晚期智人。在这个时期，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特征基本消失，逐渐分化成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与新人相一致的是氏族公社形成。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也就是说，进入新石器时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发展到繁荣时期。目前我国发现的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河套人、山顶洞人、峙峪人、柳江人、麒麟山人等。
黄河流域大约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区。这一区域的文化以仰韶文化为主。
裴李岗文化
磁山文化
仰韶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经营农业，以种粟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其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
马家窑文化
大汶口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800年。因首次发现于河姆渡，故称此种文化为“河姆渡文化。”
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红山文化
牛河梁
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氏族产生的同时，部落也产生了。部落由氏族或胞族组成，通常是原始社会最大的单位。部落有自己的名称、住地及供打猎、捕鱼、采集的广大领域范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共同的语言。部落内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几个部落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的部落一般居地相邻接，使用共同的语言，而且多是从一个部落中分裂出来的。氏族和部落形成以后，在氏族组织中广泛实行族外群婚。
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产生和新人的形成大体是一致的，时间大约从5万年前至四五千年前。氏族公社可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母系氏族确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距今1万年前后，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呈现出一幅繁荣的图景。在我国，有关母系氏族的传说很多，文化遗存更是遍布各地。
龙山文化
屈家岭
良渚文化
第三节　我国远古社会的传说
一、古史传说的部族首领及其活动区域
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活跃着许多部族，并各有自己的领袖。这些部族领袖往往被神化成半人半神的英雄。我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
黄帝和炎帝。
黄帝族和炎帝族当是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又逐渐东迁至今河南、河北一带，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太皞、少皞、蚩尤，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东夷部族的领袖。
黄帝、炎帝、颛顼、帝喾、蚩尤、太皞、少皞、尧、舜皆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领袖。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皆曾遭到失败。失败部族的后裔多迁徙他处。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则成为华夏族正统的部族领袖。
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政治特征
1、号令征伐的权力
2、获取贡赋
3、禅让选举制
尧、舜、禹的禅位很明显地表现了国君（或国王）的任职是终身制。尧死，舜才接任；舜死，禹才任职。前一任的首领不到年老，不会寻求接任者；年迈寻到接任者，而至死接任者才能得到权力。中国国君（或国王）的职位是终身制。
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着一个民主的推举制度，但这种制度不能为后代学者所理解。徐中舒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中美化了尧、舜、禹的禅位事件，而战国时期的孟子、韩非及《竹书纪年》的作者都否定尧、舜、禹的禅让，把禅让说成是篡权谋夺，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大禹治水。
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扩大了实力，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权力逐渐膨胀起来，为大禹的传子打下了雄厚基础。
按照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禹年老退位时，应把权力交给伯益。但是大禹在为部族领袖时，势力膨胀，其他邦国的君主、酋长皆不能与之抗衡。《史记"夏本纪》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所说的“佐禹日浅”，显然是借口，但天下部族长皆不承认益，而承认启则是事实。大禹为启的即位已经打下了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而伯益则在没有基础，或者势力远不及启的情况下，自然是要失败的。禹的传子宣告了禅让制度的终结，夏王朝产生了。
《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家”，“世及以为礼”正恰当地表现禹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历史事实，完成了禅让制向传子制的嬗变。
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民主推举的禅让制度。当国君的权力逐渐发展、膨胀，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的首领时，他们就要求把国家的领导权像家产一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愿再禅让给其他首领。经过反复的战争和较量，夏后启战胜了伯益和有扈氏，使世袭制度得到确立，传子制终于代替禅让制，出现了父子相承的“家天下”的局面。禹、启父子二人相继成为夏王朝的国王。夏王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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