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十二讲

1、武则天和唐高宗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文水人，父亲武士彟原是富商，后跟随唐高祖起兵成为新贵。她本来的名字已经失传，在改唐为周之前新造了个“曌”字作为大名。从大周皇帝跌落下来才被另上个尊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死了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后来《旧唐书》、《新唐书》都给她立了《则天皇后本纪》，因此今天习惯称她为武则天（其实如果她死后有灵，对用这个倒霉后加上的尊号怕也未必乐意）。她十四岁时被唐太宗弄进宫里当“才人”（皇后以下的三等妃嫔），太宗死后出宫当尼姑，被高宗看上又弄进宫里当昭仪（二等妃嫔），永徽六年（655），高宗废掉皇后王氏改立她为皇后。以上这些事实，是向来为人们公认没有异议的。至于她为什么会被高宗立为皇后，倒并非如人们想像单纯凭美貌，如后来骆宾王讨武檄文中所说“狐媚偏能惑主”，因为原先的王皇后也是“有美色”，而且还比她年轻。王皇后之被废，是因为充当宰相的舅父柳奭倒向了高宗的对立面——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一边，使王皇后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而武则天的高升为皇后，据我推测是由于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在斗争中充当了高宗的助手的缘故。

　　武则天贵为皇后以后，是否像《武则天》书里所说，“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较专一的，虽然有时也听信过谗言，想废掉她，但终于让她辅政二十多年”？从文献来看并非如此。所谓“有时也听信过谗言”者，应指麟德元年（664）高宗和上官仪合谋准备废掉武则天。这件事情在《旧唐书》卷四《高宗纪》、卷八〇《上官仪传》里都写得欠直率，当是由于《旧唐书》多数直抄唐人修撰的《实录》和《国史》，而武则天最终还是唐朝的皇太后，《实录》、《国史》以至《旧唐书》在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上不能不含糊一点。这要到宋人撰写的“文省事增”的《新唐书》里才无顾虑地把真相公开出来。《新唐书》卷一〇五《上官仪传》说：“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武后〕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高宗长子忠，本封陈王，后为皇太子，武后立后又降为梁王）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里也这么说，并说：“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唯所命。”这些大体应属信史，尽管“帝乃悔”等细节，不一定是事实。这位上官仪在剧本里被说成是“豪门望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离间宫廷，要挟着皇帝陛下，想把大权操在他们几家豪门望族手里”，这实在冤枉。两《唐书》本传里只说上官仪的父亲上官弘是“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查《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也只说上官弘的上代上官回是北周的襄城太守，看起来已不像是关中或山东的“豪门望族”，何况上官仪本人“举进士”，“以词彩自达”，尽管受高宗提拔当上了宰相，仍是个凭文学进身之士，和“豪门望族”哪是一个路子。而高宗在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时，本曾识拔许敬宗、李义府之流作为臂助，到这时却只能依靠新进文学之士上官仪来图谋武则天，可见原属亲信的许敬宗、李义府辈已尽为武则天所牢笼。其中许敬宗且转而参与对帝党上官仪的打击活动，李义府更早在上官仪事件之前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敢公开顶撞（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要说这些都是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甚至像剧本中借武则天之口所说：“皇帝陛下是有病在身的人，我不帮助他，谁来帮助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要我管，我只好管。”能说得通吗?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说：“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这倒可称为后世史官的直笔。
2、得到人民拥护吗


　　在《武则天》书里认为武则天的政权“是获得人心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还从《通鉴》光宅元年（684）考异所引《唐统纪》中找到武则天自己说过“不爱身而爱百姓”的话，说“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中，基本上是站在‘爱百姓’的立场而进行措施的”。

　　说话要有证据。《武则天》书里居然也给我们找来了证据。这就是《新唐书?则天皇后传》里的一段纪事：“上元元年（674），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其实像这样的官样文章，在封建社会的诏令里本是屡见不鲜的。就唐代来说，翻一翻《唐大诏令集》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就可看到几乎每个皇帝都在诏令里说过这类勤政爱民的好话。至于实行与否，那自然是另一回事。这里所说的“略施行之”，就是并未认真实施的同义语。如所谓“薄赋徭”，唐初的赋徭主要有租庸调和户税、地税（义仓税），在高宗上元年间就并没有降低税额的任何措施。不观其行只听其言，无条件相信这类官样文章，那就可以作出唐朝每个皇帝都“得到人民拥护”的结论，何止一个武则天。

　　《武则天》书里还提到了均田制。唐初的均田制究竟实施得如何?均田制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是尚待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要肯定均田制的积极作用，并把维护均田制作为武则天的“关键性”德政，当然也听便，不过仍该拿出点像样的证据。很遗憾，连《武则天》书里也承认“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于是只好从《全唐诗》里找一首武则天的《石淙》诗来作证。这首诗里有两句叫“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书里说这“或许可以作为她的歌颂均田的一种流露”。案今本《全唐诗》已是官书，照例不再说明所收辑的诗篇的来历，但这首《石淙》诗的来历倒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它出于今河南省登封县石淙山北崖上的石刻，是武周久视元年（700）夏日武则天行幸时所留下的文物。据《金石萃编》卷六四所录全文，除武则天这首“圣制”外，还有皇太子李显以下的“侍游应制”诗十六首，其中姚元崇（后来改名姚崇）的一首也有“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的句子。可见这“均霜”、“均露”无非是即景成文，最多带点通常所谓“雨露均沾”或“风调雨顺”的意思，和“田”之“均”否哪有关系，哪能因为有个“均”字就拉来作为维护或歌颂均田制的佐证。

　　《武则天》书里把户口的增加也作为武则天的德政，书里根据《通鉴》说：“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是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只有三百八十万户，而到武后神龙元年（705）已经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可以看出武后末年的中国户口比起唐太宗末年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因而得出“她使天下富庶”的结论。案这类户口数字只是登记在籍帐（户籍簿）上的数字，而籍帐是向百姓征收赋税的依据，为了逃税，这类户口数字比实际户口数字总会小得多，不能认为实际数字也是如此而无条件依据。当然，从太宗末年到武则天末年已经历了半个世纪，说户口的有所增长本也合理，不过这仍不能归功于武则天。因为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只要不逢上特大灾荒或特大战乱，人口增长本来是很迅速的。
3、杀人是否杀得对(2)
  武则天杀的人实在太多。儿子辈里，除李贤外被诬告冤杀或逼死的，还有曾为皇太子的李忠和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尽管这几个不像李贤那样是她亲生的。将相大臣被她杀掉的，也何止上官仪和裴炎、程务挺。在杀裴炎中出过力提升做宰相的骞味道，后来仍旧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平定徐敬业立了大功的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因为是李氏宗室，后来也被贬死。剧本中提到过的、朝鲜半岛入仕中国的名将黑齿常之，结局也被杀死。还有刘祎之、张光辅、魏玄同、李昭德等宰相，也都先后被杀，连颇有才能受到武则天信任的宰相狄仁杰都差点不能幸免。难道这些人也都真是谋反大逆?其实，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本来是极其残酷的，男性皇帝出于猜忌会乱杀人，女皇帝何能例外，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滥杀起来更没有道理可说。为了给武则天贴金，硬要说她杀人都杀得对，实在大可不必。
4、男宠酷吏和所谓知人善任
　　用酷吏，玩男宠，一向被认为是武则天最不光彩的事情。可《武则天》书里也提出异议，说：“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尽可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685），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被优遇，在圣历二年（699），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其实人要淫乱起来哪受年龄的限制，对小辈道貌岸然，自己乱来更是常见的事情。薛怀义只是一名市井无赖，张易之、张昌宗也只是“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的贵族子弟，不凭男宠怎能使“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争执鞭辔”（《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卷七八《张易之张昌宗传》）?《旧唐书》二张传还说：“天后（武则天）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这难道也是史官在造谣?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倒说过几句公道话：“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廿二史劄记》卷一九）武则天的恶德，只是对这几个男宠太纵容，让他们为非作歹，成为祸害而已。
　　武则天所任用的酷吏，其实即是近代的所谓特务，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而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压制反对派，竟对这类坏蛋大力培养任用，以至两《唐书?酷吏传》里的人物由武则天培养任用的竟超过了半数。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怂恿下闹告密，施酷刑，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甚至有本领编造出一卷《告密罗织经》。这个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馀家”。和他齐名的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前面说过的奉命杀害李贤的丘神也是此中人物，“受诏与周兴、来俊臣鞫制狱，俱号为酷吏”。这些酷吏因为实在劣迹多端，来俊臣还疯狂到要“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最后多数被武则天收拾掉。但像周兴此人本“当诛，则天特免之，徙于岭表，在道为仇人所杀”，可见武则天对这些坏蛋有时还下不了手。《武则天》书里却把这种任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作为武则天的“特出的政治措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武则天》书里还说：“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人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以此作为武则天的功绩。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有过，如唐德宗时陆贽在奏对中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宪宗时李绛在奏对时也说：“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古人言拔十得五，犹得其半。”（《新唐书》卷一五二《李绛传》）赵翼还根据这些说武则天“知人善任”（《廿二史劄记》卷一九）。案陆贽、李绛这些话都是有所为而发，不能算作公允的评价。开元前期的宰相如姚崇、宋璟以及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在武则天时确已身居要职，但这些人本来就有才能，武则天最多只在识拔上起点作用，说不到有什么“培养”。真正受武则天培养而且获得宠信的，倒是那批男宠、酷吏以及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宜等武家子侄，这些人往往凌驾于将相大臣之上。如长寿二年（693）突厥默啜犯塞，武则天就派男宠薛怀义做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充当统帅，而叫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做薛怀义的行军长史和司马。又如万岁通天元年（696）奚、契丹骚扰河北时，武则天派武攸宜做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派武懿宗做神兵道行军大总管，都充当统帅，而御史大夫娄师德只做副大总管作他们的助手，前宰相狄仁杰只做魏州刺史、幽州都督，成为他们的下属。做皇帝的派子弟宗室出任统帅也本有先例，但总得派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武懿宗“闻贼将至冀州，……便欲弃军而遁，……时人嗤其怯懦。……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来归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契丹〕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懿宗封河内郡王），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鞫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旧唐书》卷一八三本传）。这种既怯懦又残忍的民贼只因是武家子侄就被重用，可见所谓武则天“知人善任”云者起码得打个大大的折扣。
5、文化上有多少贡献
　　武则天的奢侈浪费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武则天》书里却根据高宗说过的“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几句话（《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断言“武后重节俭”。《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说“太后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明明是讲老来还爱打扮，《武则天》书里却誉之为“好整洁”。高宗咸亨三年（672）造龙门大卢舍那像，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金石萃编》卷七三《奉天寺像龛记》），《武则天》书里认为是“留下唐代艺术的雄伟作品，是值得赞赏的”。只有对后来的造“明堂”、“天堂”，作夹纻大像，铸“天枢”、“九州鼎”之类，才承认是“过分奢侈浮夸的事”，是“很难掩盖”的“缺点”，但仍补了一句“要说这是封建文化的豪华版也未尝不可以”。其实造大卢舍那像和作夹纻大像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不错，今天还在龙门的大卢舍那像是宝贵的历史文物艺术遗产（如果夹纻大像、天枢、九州鼎等留下来同样是宝贵的历史文物艺术遗产），但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赞美叹赏的同时决不能忘掉劳动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在这里，我看应该引用《南齐书》卷五三《虞愿传》里的一段话：“〔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用虞愿这段话来谴责武则天，是同样确当的。

　　武则天是爱好文学艺术的。她会做诗，传世的《升仙太子碑》如果真是她手书而非代笔，从书法来讲也是够水平的。她所宠信的上官婉儿也是个女诗人。但《武则天》书里说她俩“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则未免夸张得太过分。当时武则天“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蒲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旧唐书》二张传）。看来和陈后主以江总、孔范等为“狎客”，使张贵妃、龚孔二贵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的把戏差不多（《陈书》卷七《张贵妃传》、卷二七《江总传》）。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篇，《全唐诗》里收辑了一些，像前面所引《石淙》诗之类的“圣制”，就实在并不见得高明。凭这点宫廷文学就能“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实在叫人不好信服。

　　上官婉儿被剧本写成十分纯结、十分正面的人物。试看两《唐书》的后妃传，就不对了，她只是个会结党营私玩弄阴谋的女人，尤其是中宗李显即位，她封为昭容（二等妃嫔）以后。她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以及武三思等掌权者勾结在一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生的）受不了压迫，发动宫廷政变，也要杀她但没有成功。到中宗去世，她草遗诏，起用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辅政，这是她想脚踏两只船。接着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上官昭容也被抓了起来，她拿出遗诏的草稿来，想讨好李旦希图免死，后来成为唐玄宗的李隆基不受她蒙骗，坚决把她杀掉。至于事后“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不过是不以人废言的意思，不能像《武则天》书里所说“杀得冤枉”，玄宗“自己也很后悔”。
6、出生地之争(1
　　《武则天》书里主张武则天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还专门写了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作为书的附录，和不同意此说者作争辩。

　　不同意此说者很多，吴晗在《新建设》1961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及附记，陈振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24日的《史学》副刊上发表《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都利用《册府元龟》等史料来讲武则天出生利州的不可能。可惜这两篇文章在文字组织上还稍欠周密。另外，《全唐文》卷二四九有一篇李峤在武周圣历二年（699）撰写的、为武士彟歌功颂德的《攀龙台碑》，留下若干有用的史实，也未被这两篇文章所利用。因此有必要花点篇幅对此问题重新作番论证。

　　（1）武则天死于中宗神龙元年（705），旧算法享年八十三岁，上推生年为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这是谁也没有异议的。（2）《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说：“唐武士彟，武德末判六尚书事，扬州有人告赵郡王孝恭有变，追入京属吏。高祖令士彟驰驿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这原任扬州大都督李孝恭追入京后是由襄邑郡王李神符继任的，李神符继任扬州大都督据《通鉴》是在武德八年（625）十二月，《册府元龟》卷二八一和《旧唐书》卷六〇《李神符传》则是武德九年（626），但《旧唐书》同卷《李孝恭传》把孝恭入京拜宗正卿写在武德九年之前，则孝恭入京、武士彟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实在武德八年年底之前。（3）《册府元龟》卷四六四说：“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卷六二六又说：“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并钺将军，……检校右厢卫。”从武士彟以判六尚书事直接出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来看，他是先任并钺将军、右厢卫以后再任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的。《册府元龟》卷八五三又说：“唐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嘉偶。’随曰：‘有纳言遂宁公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杨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武士彟继娶的这位杨氏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士彟娶她时还在任右厢宿卫。《攀龙台碑》说他此时已是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又说义宁元年（617）他已拜礼部侍郎，武德元年（618）已是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并钺将军，都是夸饰之词，不如多本唐《实录》、《国史》的《册府元龟》可信。（4）据《攀龙台碑》，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立为皇太子后，才从扬州征武士彟入朝，接着出任“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在这以后，“利州都督义安郡王孝常称乱剑南，扇动夷落，孝常诛死”，于是武士彟在“贞观元年（627）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五年（631），改授荆峡澧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贞观九年（635）已为太上皇的李渊去世，武士彟“奉讳号恸”，“呕血而崩”，“时年五十九”。这些都大体可信，因为《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也说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谋反伏诛”，《通鉴》在贞观五年十二月己亥有“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的明文。而且《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也说他“又历利州都督、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只是未记上任、调任的年份。（5）武士彟之任利州都督既在贞观元年年底到贞观五年之间，而前此武德八年年底武士彟正由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要说武则天出生的武德七年武士彟正在利州做都督或别的利州地方官，不仅文献无征，而且情理上也有点说不通。因为如果武德七年正在做利州都督，八年年底又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这中间还要在京城里充当一段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时间未免过于局促。（6）武德七年武士彟既不曾在利州做官，这一年武则天的出生之不可能在利州，自应成为铁案。

　　无奈《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这篇文章面对这么多的文献仍旧不认账，硬要说“武士彟曾重任利州都督，即在武德七年是首任利州都督，在贞观二年又转任”。甚至用上了偏离正常考证的语言，说什么“在武德七年，武士彟就没有做过利州都督也不要紧，他所做的或许还是总管，或许只是长史之类，更或许只是因公寄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便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归结一句话，武则天无论如何非得生在利州不可!根据呢?只需要一个，就是李义山（商隐）的《利州江潭作》。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在诗题下有李义山的自注，是“感孕金轮所”五个字。《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认为“诗的内容和武后是毫无关系的”（案其实是有关系的，只是仍不能用来论证武则天的出生地，至于对此诗应如何“赏析”，拟另写文章），关系在这“感孕金轮所”，“‘金轮’是指武则天，她曾自册封为‘金轮圣神皇帝’。‘感孕’是由古代帝王感天而孕来的。武则天做过皇帝，所以李义山特别使用了这样的敬语。唐代的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县。可见离武则天之死（705）仅一百四五十年的李义山是肯定武则天生于广元的”。《根据》接着说：“相隔仅一百四五十年，和我们距离洪秀全的年代相差不远。武则天和洪秀全都是做过皇帝的人。就跟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洪秀全是生于广东花县的一样，唐代的知识分子，像李义山那样的人，难道还不会知道武则天的生地吗?何况李义山至少两次经过利州，关于武则天的生地有过亲身经历的见闻。如果武则天生于利州之说是捏造，为什么他在第二次经过利州时，还要随便乱说?”

上一页返回目录 下一页 作者的话     题 记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1)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2)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3)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4)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5)【第一讲】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小引     1、裴寂刘文静之争(1)     1、裴寂刘文静之争(2)     2、太原元谋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时的功臣(1)     2、太原元谋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时的功臣(2)     3、李世民与经略山东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1)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2)     5、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1)     5、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2)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1)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2)     附记【第二讲】武则天真相     小引     1、武则天和唐高宗     2、得到人民拥护吗     3、杀人是否杀得对(1)     3、杀人是否杀得对(2)     4、男宠酷吏和所谓知人善任     5、文化上有多少贡献     6、出生地之争(1)     6、出生地之争(2)     7、下台和后遗症(1)     7、下台和后遗症(2)【第三讲】盛世英主唐玄宗     小引     一　结束了长期动荡不安定的政局     二　杜塞乱源     三　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     四　经济     附记     附：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1)     附：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2)     附：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3)     附：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4)     附：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5)【第七讲】所谓“永贞革新”     一　“永贞革新”     二　王叔文集团代表阶级(1)     二　王叔文集团代表阶级(2)     二　王叔文集团代表阶级(3)     二　王叔文集团代表阶级(4)     三　所谓新政(1)     三　所谓新政(2)     三　所谓新政(3)     四　究竟属于什么性质(1)     四　究竟属于什么性质(2)
6、出生地之争(2)
　　案李义山是否至少两次经过利州，在这里暂不去考证。但李义山并非专门来利州对武则天生地问题作调查，而只是路过，就算路过两次，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把真相弄清楚。而洪秀全之为花县人，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来说，只是当年从初中历史课本上知道的，此外即使更近一点在民国时代做过所谓总统的徐世昌、曹锟的籍贯是哪一县，我就不清楚，更不说生于何地了，因为历史课本上没讲，又懒得去查辞书。李义山的时代没有辞书和历史课本，即使能看到武则天的《实录》，上面也未必记载其出生地（《旧唐书》前几朝的本纪都是根据《实录》纂修的，《则天皇后纪》中就没有提到出生地）。不能以为李义山是唐朝人，所说唐朝事就一定很权威，连两《唐书》、《册府元龟》以及《攀龙台碑》都一定要让路。

　　当然，李义山在利州写这首诗并自注“感孕金轮所”也并非自我作古，而是利州当地本有武则天出生的传说。这不劳调查，常见的清冯浩给李义山诗作注的《玉溪生诗笺注》，就引用明胡震亨的《唐音戊签》说：“《九域志》：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后曌于其地。《方舆胜览》：其地皇泽寺有武后真容殿。《名胜记》：古利州废城，在今保宁府广元县，县之临清门川主庙即唐皇泽寺，县之南有黑龙潭，盖后母感溉龙而孕也。”可见在利州确有此传说并有所谓皇泽寺、武后真容殿之类的古迹。这种古迹是否可靠，则从《武则天》附录《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六则五代孟蜀广政二十二年《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1955年广元出土）中可以看清楚。《新庙记》说“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又说“管境所依，祷祈必验”，“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可知这寺庙都非皇家敕建，只是民间的所谓淫祀。是因为武士彟做过利州都督，民间附会武则天也出生在这里。“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就在当地原有的某个寺里给她立庙以祭祀祈福，日久喧宾夺主，把寺名也改成了皇泽寺。这完全是迷信之举，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李义山这位诗人不过路经寺庙，即兴赋诗，自无考证真伪的责任。而撰写《根据》的郭前院长一定要这么说，硬要把武则天的出生地往四川广元拉，我看还不仅是考证方法的问题，很可能另有其内在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应是一种过于强烈的乡土观念。郭前院长是四川乐山人，对四川的山川风物有特殊的感情。他在《武则天》书里说：“武后既生在利州，又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段幼年时代，广元附近的奇山异水对于武后性格的形成上，可能有些影响。……我在剧本里面还作了更进一步的大胆的设想。我想，武后流放太子贤到巴州去，也可能有她的用意。她是想借巴蜀的山川风物来陶冶太子贤的性灵。”不过这种观念怕是成问题的，有奇山异水的地方可以出人才，那没有奇山异水的地方怎么办呢?是否注定出不了人才呢?
7、下台和后遗症(1)
　《武则天》书里没有讲她怎样下台。为了预防不负责任的人乱说一气，在这里不妨就我研究过的谈一些，作为这篇《武则天真相》的结束。

　　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90）“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当上大周皇帝后，“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尉太原王士彟为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两《唐书?则天皇后纪》），完全是建立一个新朝代的格局。但在让谁当继承人——即立谁当皇太子上可发生了问题。立自己的亲儿子吧，当时活着的还有两个，即高宗死后做过两个月皇帝又被她废掉的第三子李显，和原来接着做皇帝、改唐为周后退下来的第四子李旦，可是他们都姓李，好容易建立了武家的大周朝，最后又把皇帝的宝座给姓李的来坐，总不怎么合适。传给武家的人吧，又都是娘家的侄儿，和亲儿子隔了一层。所以侄儿武承嗣要求当皇储（皇太子），武则天就没有同意，同时又让李旦当了皇嗣，叫他“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还“赐姓武氏”，保有个候补皇太子的资格。这样举棋不定地过了七八年，到圣历元年（698）才下决心把李家的亲儿子作为继承人，即把李显召回来正式立为皇太子，李旦仍旧封为原先封过的相王。武则天所以这么做，说穿了还是出于迷信。因为古人相信人死了要成鬼，鬼还得吃东西，而且不是自己亲儿孙的祭品还吃不成。武则天如果让娘家侄儿来继承，自己死后作为姑妈怎能进得了武氏太庙，要不做饿鬼，就只有立自家亲儿子，将来好以先妣身份在李氏太庙里受祭享。于是在亲信大臣们的敦劝下武则天作出了传子的决策（《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卷一八六上《吉顼传》、卷八九《狄仁杰传》以及《通鉴》圣历元年二月的纪事）。当然还得让武家的人掌实权，否则处心积虑地改唐为周干什么?武则天还生怕李武两家闹矛盾，就指使两家通婚做到亲上加亲，还叫李显、李旦和武三思等“立誓文于明堂”以示团结（《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这样下去应该太平无事，武则天寿老归西后让皇太子李显即位就行，可中间又插进了前面说过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这两兄弟仗着武则天的势闹政治活动，朝臣和他俩拉上关系的多到好几十人（《旧唐书》二张传），其中还包括几名宰相。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两兄弟居然欺凌到了武家、李家的头上。先是在大足元年（701），武承嗣的长子继魏王武延基和他的妻子——皇太子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加上李显的长子邵王李重润，因为议论“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武则天知道了大为生气，把这武家侄孙和李家亲孙儿孙女都勒令自尽（《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基传》）。过了两年是长安三年（703），张易之兄弟又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和司礼丞高戬，这高戬正是“太平公主之所爱”（《通鉴》长安三年九月），太平公主则是武则天的女儿、皇太子李显的妹妹、武则天堂侄武攸暨的妻子。这样这二张和李武两家的矛盾尖锐起来，接着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宫廷政变。政变由宰相张柬之、崔玄、禁军将领桓彦范、敬晖、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五人组织发动，拥戴皇太子李显为首脑，相王李旦和武三思、武攸暨、太平公主等李武两家头面人物统统参加（《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等五人传、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及《武承嗣传》所附中宗诏书）。结果是张易之兄弟当场被斩杀，连武则天也被请下了台。这位大周皇帝此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年迈有病，哪里还有能力抗拒，于是传位给皇太子李显，改周为唐，她本人退居上阳宫养老，这年十一月死去。前面说过，她死后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还送进乾陵和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最终正式恢复了大唐皇后、皇太后的身份，这就是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女皇帝的结局。

　　但她在政治上的影响还没有马上消失，还留下了后遗症。这就是中宗李显当上皇帝后武家的势力仍旧很强大，以后再经过三次宫廷政变才彻底解决。第一次在前面讲上官婉儿时已讲过，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受不了压迫，在神龙三年（707）七月发动宫廷政变杀掉武三思和三思子武崇训，还要杀中宗的韦后和韦后所生的女儿安乐公主，没有成功，李重俊自己反被杀死。这安乐公主的丈夫就是武崇训，她本人也是代表武家势力的掌权人物。第二次在前面也讲过，中宗在景龙四年（710）六月去世，韦后、安乐公主掌权，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了代表武家势力的太平公主发动又一次宫廷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让李旦做皇帝，自己当上皇太子。接着皇太子李隆基又和父亲睿宗李旦争权，李旦被迫把皇帝让给李隆基做，但并未交出全部权力，因为他还有妹妹太平公主作依靠，这位代表武家的太平公主此时已有颇大的权势。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713）七月以皇帝身份发动第三次宫廷政变，杀掉姑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了武家的最后势力。从此政治上重新出现平静安定的局面，迎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开元之治”。

7、下台和后遗症(2)
　　事情讲完了，可能有人会问：“你对武则天究竟怎样评价?”我想这不用回答，看了上面所讲的真相之后，有头脑的读者自会评说。我在这里只提两点请注意：一是不要因为武则天是女的就特殊照顾，好像照顾了女皇帝才得免顽固保守之讥。要知道，女皇帝毕竟还是个皇帝，而皇帝总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让女的当上了仍不说明妇女翻了身。再是不要受“四人帮”玩“影射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射除能歪曲历史外实在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
　　《武则天》书里又说“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事实，但仍不能用来说明武则天“得到人民拥护”。农民大规模起义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即使政治再黑暗也不一定会发生。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穆宗、敬宗都是很糟的，文、武、宣三朝的政治也不见得清明，但同样“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总不能说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也“得到人民拥护”。

　　有利于武则天施行德政、“得到人民拥护”的事例实在不易找，不利的呢，倒俯拾皆是。这里姑且举几篇常见的文献。一是武周时陈子昂的《上军国利害书》，说当时“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陈伯玉文集》卷八）。再是武周证圣元年（695）李峤上表，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劝愚俗，堪为祸患。”（《唐会要》卷八五“逃户”）还有玄宗开元十二年五月《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也说到武周“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田农”）。这些文献都是研究唐代逃户、客户时经常引用的，在《武则天》书里何以一概不提到?当然，闹水旱灾也好，少数民族入侵也好，都不能叫武则天个人来承担责任，但武则天没有能采取有效措施也是事实，可见从武则天身上实在是很难找到值得歌颂的德政的。
3、杀人是否杀得对(1)
　武则天杀过许多人。《武则天》书里认为这些被杀的都是罪有应得的坏人，武则天没有杀错。

　　剧本是“以徐敬业的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的。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实际上是以地方势力来反抗中央。只是由于当时武则天还未改唐为周，徐敬业反的是唐朝皇太后，所以后来的唐朝皇帝一直不曾给徐敬业平反。关于这个事件的是非自当另行研讨。但同时为武则天杀害的宰相裴炎也被剧本写成是图谋不轨，想自己做皇帝，就全非事实了。裴炎在两《唐书》里都有传，《旧唐书》卷八七《裴炎传》说：“太后（武则天）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馀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684）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可见裴炎是反对武则天临朝而被诬陷杀害的。他“家无儋石之蓄”，怎么也不像是司马懿一流篡位的权相。而且历史进入隋唐、门阀制度衰亡之后，权相篡位改朝换代的事情已不可能再出现，如何硬把这个罪名安到裴炎头上。张《朝野佥载》记载徐敬业令骆宾王编造童谣，以“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来劝说裴炎充当内应，并说裴炎也有效法司马懿的野心云云。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已指出“此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剧本不相信《旧唐书》而相信《朝野佥载》，理由只是：“裴炎为人实不光明磊落。其嫉妒裴行俭，背信杀降一事，即足证明。”案背信杀降一事也见于《旧唐书?裴炎传》，也说裴炎这件事是“妒功害能”。但“妒功害能”、“不光明磊落”和谋叛图篡是两回事，今天“不光明磊落”以至“妒功害能”者不还大有人在，你总不能说这些人也都有政治野心图谋不轨。至于剧本中说裴炎当年“决定拥戴上官仪”，“上官仪也想做皇帝”，更是无中生有，厚诬古人而已。

　　程务挺被说成和裴炎、徐敬业通谋叛乱，这也是厚诬古人。《旧唐书》卷八三有程务挺的传，说他“督军以御突厥，……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及裴炎下狱，务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构言挺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则天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案程务挺平素和唐之奇、杜求仁关系好，这时唐、杜和徐敬业一起造反，怎么就能断定程务挺一定和徐敬业潜相应接呢?认为裴炎冤枉给上表申理，怎么又成了潜相应接的罪证呢?这种株连法岂非大有“文革”的味道。如果程务挺真和裴炎、徐敬业潜相应接，那军中就早会有所准备，岂区区裴绍业之所能斩。因此《旧唐书》讲清楚这是“构言”，武则天杀他实在是自坏长城。

　　章怀太子李贤并没有多大罪过，只要不带成见，读一读《旧唐书》卷八六的本传就会承认这点。因此《武则天》书里只好在谁杀李贤这点上提出异议。本传是这样说的：“文明元年（684），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通鉴》承用本传，在“以备外虞”下加了一句“其实风使杀之”，下面又纪“太后乃归罪于神，……贬神为叠州刺史，……神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武则天》书里认为这几句是司马光随便加上的，于是大加指责说：“这样寥寥几笔，便把武后描绘成枭獍。试问：‘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司马光或其他的人何从得而知之?写出丘神初被贬谪，寻复原职，在司马光是有意显示武后的奸诈，想掩饰人的耳目，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的冤屈。太子贤之死，看来别有原因，是史书上的一笔悬案。”既是“悬案”，在剧本里就更可以无中生有地说裴炎是主凶，是裴炎贿买丘神的部下杀害了李贤。其实《旧唐书》卷五九《丘和传》和卷一八六上《酷吏传》里都有丘神的传，都说“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将军，深见亲委”。可见《通鉴》“风使杀之”的写法不是没有根据。何况李贤的长子光顺后来也被杀掉，次子守礼“幽闭宫中十馀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旧唐书?李贤传》）。如果像《武则天》书里所说武则天本无意杀李贤，还揣想派丘神去巴州是“有意起用”李贤，那事后对待李贤的儿子们如此残酷干什么?至于所说“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便无人知道这点，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此种理由如能成立，则古今中外一切阴谋就将永无败露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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